發布時間:2024-01-03 14:37:34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那么,關于經濟體制改革,我們從哪些方面展開和推進呢?《決定》講了六個主要內容:
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
關于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有“突破”,一是“兩個都是”,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基,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這“兩個都是”是首次提出;二是強調“兩個毫不動搖”,一個是毫不動搖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格局,同時要發揮好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提高國有經濟的控制力、活力、引導力;二個是毫不動搖鼓勵、引導、扶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此外,還提出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
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的新突破是“以管理資產為重點,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這也是過去多年討論最后形成的共識,在《決定》中給予肯定,指出了下一步國企改革的方向,是以管理資本為重點,不是管理一個一個的國有經濟實體,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思想上的飛躍。
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改革的目標,是到2020年國有資本收入上繳比例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建立和完善現代市場體系
現代市場體系大家都比較清楚,這些年一直在講,主要講整個中國的市場體系不夠完整、不夠統一,是割裂的,地區封鎖的,特別是以行政區劃各自出臺優惠政策搞市場封鎖的現象,改革開放三十年都沒有根除。所以,《決定》中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二部分就是要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現代市場體系,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消費者自主選擇,自主決策等等。并且,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要建立起來。
這次《決定》講了,對公共產品、基礎產品價格由市場決定,不是一放了之,哪個地方放了以后不行,你就不能放;有的地方沒有放,就應該放。很清楚,競爭性環節一律放給市場決定,不能競爭的環節叫做網絡型的壟斷環境,叫做自然壟斷,是由于經濟原因導致的,只有一家投資才合理,多了就浪費了。構建現代市場體系中還有一個亮點,實行負面清單之外一切領域都可以進入。《決定》中提出很有分量的是“清除和廢止阻礙要素自由流動的市場壁壘,嚴禁和懲處地方政府私自設立優惠政策”。
政府職能轉變
在政府職能轉變中有很重要的亮點,“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物的干預”、“投資審批的進一步放開”。《決定》中說,“除了國家安全、生態安全、重大生產力布局和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項目之外,一律放給企業自主決策,不再進行投資審批”。這樣的話,我們的自主決策空間就大了。比如,2013年國務院放了3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
那么,在政府職能部門轉變中要設立的理念,是許可性法律,不許可政府就不能做。法學界說得很清楚,對老百姓來說、對市場主體來說,是法不禁止即為自由,經濟學界宣傳這個理念宣傳得比較多。但是,另一條宣傳得不夠,法學界講的對政府而言,法不授權即為禁止。這種理念在政治體制改革中也說了要依法行政,民主法制建設也有很多突破性的規定。
此外,還要去行政化。講到事業單位的改革,明確提出要去行政化,逐步取消學校、醫院、科研機構等單位的行政級別。一是利用營改增的契機,端正政府行為,理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二是在非行政性領域大力度推進去行政化,將國有經濟、學校,特別是高等教育、醫院、科研單位、文藝單位、新聞單位等等,都應該按照專業性、技術性、行業性的規律去發展和管理。
城鄉一體化發展
一是允許農村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轉讓,以及入股參與農業產業化經營。
二是大家關注的小產權房。不是說它能夠合法化,我說的突破是農村住房和宅基地的抵押、擔保、轉讓,是農民住房使用權的抵押、擔保、轉讓。請注意,沒有說所有權。現在,這兩個問題的難點在哪里?首先是要確權,什么權力是你的?所有權不是你的,是集體的。所以,小產權房在這一點上不能轉讓。再有,農民宅基地的用益物權抵押、擔保、轉讓,通過使用產生收益叫做用益物權,在過去是不能轉讓的。所以,在這個時點上又要很謹慎,必須符合土地使用規劃,叫做用土管治,不符合的不管你是已經轉變為個體私有了,還是集體所有,通通不得買賣。
三是戶籍改革。《決定》講了,全面放開建制鎮、小城市戶口落戶縣城。戶籍改革不是逼所有人都搬到城市去,農民交出土地得到一紙沒有福利的城市戶口,那有什么用?所以,為什么土地承包經營權能夠入股,這是最重要的,農民離開土地權益保障誰提供?必須做好這個制度設計,否則,我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人口城鎮化。
財稅體制改革
一是透明預算。你不能胡作非為,你的開支有沒有預算保障?人大通過不通過?這是很重要的。透明預算中現在叫清理,并且一般不再實行各種專項事業與財政支出掛鉤。現在,中央要集中更多更大的事權,減輕地方的負擔。同時,把中央不該管的微小事權放給地方,增加地方的一般財政轉移支付,不規定用途,你自己去因地制宜,盡量減少專項轉移支付,是帶著項目的,要到中央各部委去跑步前進的,把那個盡量壓縮。但是,也還有比如地方扶貧項目,是帶著專項轉移支付的,要盡量減少,更多的用一般性轉移支付,這是非常重要的財政體制改革。
二是完善稅制,特別是完善現有中央、地方的稅收體系。增值稅是間接稅,直接稅是誰也轉嫁不了的,即:所得稅、消費稅、財產稅。這三項是直接稅,將來是直接稅收的主要來源,地方政府將來主要是這三項稅收,再加上一般轉移支付。如果還不夠怎么辦?允許地方發債,解決城市融資難的問題,這次的《決定》又開了一個口子。《中央預算法》原來不允許地方發債,只有五個城市在試點,當然是先試點再推廣。現在,《預算法》就要改了,《物權法》也要改,許多過去規定不允許的,這次改革要突破了。
“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頭,對其他領域改革具有牽引作用”,“加強工作協調,使各項改革協同配套,使改革與宏觀經濟運行和解決人民群眾關心的突出問題協同推進”。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上的重要講話,深刻闡明了經濟體制改革與各領域改革的辯證關系,為狠抓改革落實提供了行動指南。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就必須堅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不動搖。回顧30多年改革開放歷程,正是因為我們始終咬定經濟體制改革這個重點,才得以不斷推進改革事業。從現實國情來看,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60%左右,這清楚表明了發展仍是破解一切問題的總鑰匙,經濟體制改革任重道遠。
兩會會場內外,代表委員熱議、廣大群眾關切的教育、醫療、住房、環境等問題,尋根究底,大都與經濟體制不完善、轉型發展不到位密切相關。改革的主戰場和關鍵點,依然集中在經濟領域。一子落而滿盤活,經濟體制是社會各種體制的“連接點”和基礎。只有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軸,努力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突破,才能傳導改革正能量,帶動其他領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協同推進、形成合力。向深化改革要動力,首先就要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強大牽引力。
環境保護經濟體制是指為實現一定的環境保護戰略目標而采取的環境經濟制度、環境經濟的運行機制以及環境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的總稱,三者是建立與完善環境經濟體制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環境保護制度制約著環境保護的運行機制和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同時環境保護的運行機制及經濟政策又對環境保護制度的發展和完善起著積極地促進作用。
1.1環境經濟制度
環境經濟制度是約束環境與經濟活動各主體行為的各種規則,是建立和改進環境經濟體制的重要依據。環境經濟制度主要由環境管理制度、環境資源產權制度、環境資源再生產制度以及環境經濟法律制度等構成。
1.1.1環境管理制度
環境管理制度是各級環境主管機構采用的對各種經濟行為進行有利的約束與規范的管理手段,對資源使用、環境影響、生態變化的決策直接進行干預。環境管理制度的健全與否決定了環境資源能否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經濟各領域實現有效配置。包括: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三同時”制度、排污收費制度、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環境目標責任制度、排污申報登記和排污許可證制度、環境限期治理制度和污染集中控制制度等。
1.1.2環境資源產權制度
環境資源產權制度對環境資源的配置效率起決定性作用。完備的資源環境產權制度主要包括資源環境產權界定制度、資源環境產權交易制度、資源環境產權保護制度等三個方面的制度。
1.1.3環境資源再生產制度
環境資源再生產是指社會生存和發展賴以持續的自然環境條件的再生產。環境資源的再生產制度主要包括環境資源再生產的組織制度、總量控制制度、監督制度、責任制度和考核制度。通過上述制度協同作用,使各地區能夠根據資源和環境承載能力,安排產業結構和經濟規模,主動采取各種環境資源再生產的措施。
1.1.4環境經濟法律制度
建立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法律制度體系,是環境保護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的重要保障。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經濟領域的與環境和資源保護有關的立法;二是環境經濟執法,包括建立健全環境經濟法律的實施體系和保障機制;三是環境經濟有關法律實施執行的監督機制。
1.2環境經濟運行機制
環境保護運行機制就是環境經濟活動中的各主體(政府、市場、公眾)和客體(生態系統、自然環境與自然資源)之間相互聯系和作用的制約關系及其功能。健全的環境經濟運行機制有助于環境經濟體制的運行與實現。環境經濟運行機制主要包括:
1.2.1環境經濟活動主體的行為調節機制
按環境保護的客觀要求以及經濟運行規律,理順環境經濟活動中政府、市場與公眾的關系及地位,建立起政府引導、市場推動、公眾參與機制,以充分發揮各主體在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1.2.2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機制
把環境保護前置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決策階段,貫徹可持續發展戰略,把經濟規律和生態規律結合起來,對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統籌規劃,合理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和產業布局,合理配置資源,推動環境優化經濟增長,實現最佳的經濟效益、社會效應和環境效益。
1.2.3環境經濟政策體系
環境經濟政策體系是根據價值規律,同時在各類經濟政策中融入保護未來長期持續發展所需要的資源或環境的要求,運用價格、稅收、信貸、收費、保險等經濟手段來指導、引導、激勵經濟主體的市場行為,從而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自然、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環境經濟政策體系主要包括:環境財政政策、環境稅收政策、環境金融政策等。各項環境經濟政策是環境保護運行機制發揮作用的重要載體。
2新時期進行環境保護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2.1我國現有的環境保護經濟體制已不能完全適應當前環境形勢
黨的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30年來,作為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環保事業發展經歷了不同的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是以發展理念的深化、決策部署的調整為標志,每一次思想突破、每一個體制機制的創新,都給環境保護事業帶來了大發展[3]。
但也必須意識到,目前全國環境形勢依然相當嚴峻。我國仍將處于經濟快速發展期,環境問題正在變得越來越復雜,污染源表現為點源與面源復合,污染類型表現為工業污染與生活污染并存,生態惡化的影響已經深入到社會各個層面,嚴重影響了人類的正常健康的生活,環境保護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面對這些壓力與挑戰,我國現有的環境保護經濟體制已不能完全適應新形勢、新任務、新問題的需要,具體表現在:環境管理體制尚未完全理順,宏觀協調功能較弱,與綜合決策部門協調能力不足,環保部門對于跨部門、跨地區、跨流域的重大環境政策和環境問題屢調不協、屢解不決,統一監管難以實施;環境保護的市場機制仍不成熟,環保利用外資效率有待提高,完善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尚未形成;環境科技體制仍顯僵化、環境監督機制仍不健全等。
2.2環境保護經濟體制改革是解決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的必然要求
環境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還在于通過制度創新破除體制障礙,進行全面、深刻的環境保護經濟體制改革。中國30年來環保領域的改革實踐也證明,通過不斷深入改革,完成對舊體制的突破和新體制的建立與完善,才是中國的環保事業不斷推進、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和諧的巨大動力。國外的實踐歷程也表明,加快環境保護經濟體制改革步伐、建立和實施一套全方位、多領域的宏觀環境經濟政策,能以較低的成本達到有效控制污染的目的。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發達國家就積極應用環境經濟政策來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均衡發展,在以后的30多年中,西方發達國家對市場機制、財稅政策以及相關配套政策進行了基于環境考慮的一系列改革并取得了成功,實現了很好的環境效益,而我國的此項工作才剛剛起步。因此,環境保護經濟體制改革是解決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的必然要求。
2.3環境保護經濟體制改革是積極推進環境優化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是探索環保新道路的重要內容
環境保護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調整環境與經濟的關系的重要手段。人們對環境保護的認識已逐漸從“環境保護制約經濟的增長”向“環保優化經濟增長”轉變,因此逐漸改變“環境保護讓位于經濟發展”以及“環境保護制約經濟發展”的觀念,認為“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并重”以及“環境保護優化經濟增長”。而長期以來,我國的環境保護工作相對滯后于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制度也滯后于“環境優化經濟增長”的需要,迫切需要對現有的環境保護經濟體制進行創新,以適應新時期發展的需要。
環境保護經濟體制改革也是探索建設環保新道路的一個重要的內容。2009年7月,周生賢部長在環境保護部黨組擴大會議上作了“積極探索中國特色環保新道路,努力開創環境保護工作新局面”的重要講話,他強調,探索中國特色環境保護新道路,必須加強制度建設,建立健全有利于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注重制度建設,構建高效的體制機制,是加強環境保護的一條鮮活經驗。
2.4環境保護經濟體制改革也是國家宏觀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環境保護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在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背景之下。環境保護經濟體制改革不是孤立的問題,不僅與本國經濟、政治、法治、文化等因素密切相關,而且與本國整體的經濟體制改革密不可分。正確把握一國經濟體制的歷史沿革和改革趨勢,對于清晰地認識現行環境保護經濟體制存在的問題及其成因,找準未來的改革趨勢和發展方向非常重要。
環境保護經濟體制改革也是國家宏觀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部分,環境保護經濟體制改革已融入到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進程中。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嚴峻,黨和國家把環境保護擺在了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環境經濟體制的改革問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位置將越來越重要。2009年5月,國務院出臺的《關于2009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意見》中就明確指出:“要理順資源性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推進價格改革,完善水資源費征收管理機制。完善節能減排目標責任評價考核體系和多元化節能環保投入機制。”
2.5中國環境問題的復雜性決定了進行環境保護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環境保護經濟體制改革是環境保護部門參與經濟綜合決策的重要途徑,環境問題不僅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環境問題具有濃厚的科技背景、高度的決策風險,同時又涉及廣泛的利益沖突,因此,環境保護又不同于其他的經濟活動,環境保護經濟體制相對于整個經濟體制,自會”,強制性地加大流域中下游生態受益地區政府對三江源區政府和個人的財政轉移支付。
3.3.3三江源區生態外溢效應的量化
生態效益作為公共產品在目前的量化技術上存在巨大困難,三江源區惡劣的自然環境更為補償標準和強度的確定增加了難度和變數,這也是三江源區生態補償機制建設沒有真正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需要開展資源環境實物量統計以及資源耗減、環境損失估價方法等課題的研究攻關,加快建立可以定量化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評價體系,為三江源生態補償提供實際可操作的價值估算依據,確保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的針對性和實用性。
3.3.4建立三江流域區際民主協商機制
我國流域生態環境管理屬于自上而下的縱向垂直管理模式,橫向間的協商和管理明顯不足,跨流域的環境管理體制非常滯后,流域性機構作為水利部的派出機構,其法律地位和職能不明確,難以成為流域區際生態補償的主導者。建立健全三江源區與三江流域中下游間的區際生態補償機制,應當以三江流域為基礎,以生態資源綜合開發利用的一體化管理為目標,由中央政府牽頭,成立由流域地方政府組成的流域開發管理委員會和流域管理機構,采取俱樂部機制,實行“一省(市)一票、多數決定”的投票原則,定期舉行會議,就流域生態服務的供給與需求、生態成本和收益的承擔與分享等事宜進行磋商和談判,在民主然也有其獨特的要求:第一,環境問題是跨行業、跨部門、跨領域的;第二,環境問題涉及廣泛的利益沖突,所以環境主管機關必須具有獨立性,獨立于政治和行政的不當干預,獨立于企業,從而保證監管的客觀和公正;第三,由于環境問題具有濃厚的科技背景和很大的不確定性,所以環境監管必須借助市場激勵的方法,充分調動地方政府、其他政府部門、企業和社會公眾的積極性。因此,針對環境保護問題的這種特殊性,進行中國環境保護經濟體制改革十分必要。
公平、更可持續
全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立足于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略判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咨詢研究部副部長王軍分析指出,全會在總結35年改革開放成功實踐基礎上,重申發展是第一要務,強調改革是發展的動力,給社會各界吃了一顆“定心丸”,告訴人們未來中國仍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仍將堅持改革開放。
過去35年,是我國全面實行改革開放的35年,也是我國歷史上經濟社會發展最快、人民群眾得到實惠最多的35年。
“回顧發展歷程,沒有農村改革,就沒有農產品的極大豐富和農業基礎的穩固;沒有國企改革和非公經濟發展,就沒有今天工業大國的地位;沒有恢復高考,就不會有今天那么多的建設人才。是改革,為我們的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國務院研究室綜合司司長陳祖新說,“實現藍圖靠發展,發展要靠改革。過去的經驗是這樣,未來也是這樣。”
面向未來,我國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僅要實現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硬指標”,還要完成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一系列重要指標;與此同時,我國經濟社會正面臨轉型升級的巨大挑戰。
新的歷史起點上,靠什么突破體制機制障礙,順利完成轉型升級,實現持續健康發展?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全會為我們指明了方向,那就是不僅要在經濟領域充分發揮改革的牽引作用,而且要通過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生態文明體制改革、黨的建設制度改革,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在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所長聶高民看來,全會實際上為改革做好了“頂層設計”。比如,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和重點,制訂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的時間表,做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決定等,“中央進一步加強改革的統籌協調,必將推動發展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
市場將在資源配置中起
“決定性”作用
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全會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前的提法是‘基礎性’作用。對市場作用提法的升級,凸顯了中央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的決心,打消了一些人對中國未來發展改革方面的疑慮,預計未來經濟體制改革將有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王軍說。
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這是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決定的。中國改革發展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同時,也面臨著市場體系仍不完善、內生動力有待增強、潛在增長率有所下降等突出問題,成為下一步經濟體制改革要著重攻克的難關。
全會提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其中包括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著力清除市場壁壘,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等。
聶高民認為,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雖然初步建立,但仍然存在不少壁壘;商品價格雖然實現了主要由市場來決定,但要素價格市場化仍然滯后;城鄉建設用地的二元分割,制約了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下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來解決。經濟體制改革既要激活微觀活力,又要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全會在強調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同時,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
“不應當把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對立起來,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都應當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平等參與競爭,在此基礎上是可以實現融合的,股份制就是一種混合所有制。”聶高民強調。
在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如何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全會提出,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
王軍認為,在堅定推進市場化改革解決政府“越位”問題的同時,要解決好政府的“缺位”問題。在簡政放權、減少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的同時,要加強市場監管,尤其是事中、事后的監管,維護好市場秩序;要增強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職能,大力發展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
發展成果將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體人民
改善民生,是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全會提出,實現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必須加快社會事業改革,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更好滿足人民需求。
全會指出,要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 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進共同富裕,推進社會領域制度創新,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
“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正面回應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心聲,意味著促進公平正義將進一步提速。”王軍說。
改革開放35年來,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隨著城鄉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區域差距的擴大,征地拆遷、公平競爭、收入分配、教育醫療等方面問題不斷凸顯,提速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愈加迫切。
“從以人為本到進一步強調促進公平正義,體現了改革的不斷深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丁寧寧說,“公平正義不是拉平,而是要讓大家在享受同等基本公共服務的條件下,在同樣的法治環境下平等競爭。與此同時,要讓社會保障體制為人民群眾提供最后的支持,讓人民在遇到問題時仍然充滿希望。”
遲福林認為,收入分配改革在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全社會都非常期盼。預計下一步在財稅體制改革、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及收入規范化等方面將會有更多政策出臺。
全會提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全會還指出,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
【關鍵詞】經濟奇跡 經驗 經濟體制 可持續性
中國自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11年中國大陸的GDP總量達到472564億元,合7.3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按照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9.2%,人均GDP達到5434美元,首次突破5000美元大關,而在1978年,我國GDP總量僅為3645億美元,人均只有190美元,33年來我國GDP年實際增長率為9.9%,而世界平均水平僅為3.3%,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十年就翻一番,而同樣的成績美國花了30年。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被公認為是一個奇跡,33年的改革實踐我們雖然付出一些慘痛的代價,但也積累了大量成功的經驗。
一、中國經濟成功的經驗
(一)漸進式的經濟體制改革。
20世紀后期世界出現了兩種經濟體制轉軌方式即俄羅斯的激進式改革和中國的漸進式改革。蘇聯解體后俄羅斯采取了激進式的改革即休克療法,對經濟體制各方面進行全面變革,改革的結果是,總產出大幅度下降,經濟增長呈L型曲線,通貨膨脹嚴重,社會失業大幅度增加,匯率貶值,出口不振,經濟陷入嚴重的衰退之中,休克療法的失敗使俄羅斯GDP幾乎減少了一半,GDP總量下降到美國的1/10。而同期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卻使中國擺脫了貧困的苦惱,經濟實力大為增強。我國漸進式的經濟體制改革主要有以下表現,第一是摸著石頭過河,有計劃,有步驟,循序漸進。我國改革首先由農村開始,在農村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后開始在城市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減少了改革中可能出現的障礙。第二是定點實驗,以點帶面,全面推廣。我國的改革開放是從深圳,珠海,廈門,汕頭四個特區開始的,1989年擴展到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等十四個沿海城市,1985年在城市開放的基礎上又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三角地區辟為經濟開放區,從而形成了沿海經濟開放帶。1992年以來,又決定對外開放一批邊疆城市和內陸省會、自治區首府城市。這樣,中國就形成了沿海、沿江、沿邊、內陸地區相結合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對外開放的格局。
(二)政府強有力的經濟干預。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離不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我國政府的宏觀調控在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我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制定連續的經濟發展規劃,我國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制定了到2050年的奮斗目標,而且每隔五年都有一個五年規劃,落實本期奮斗目標,正是這些宏偉的規劃指導者中國經濟一步一步向前邁進。二是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當我國需要哪些產業優先發展時政府可以集中力量支持優勢產業的發展,同時也可以對一些落后產業進行淘汰,例如我國重點支持的航空,高科技產業,高鐵等。當經濟出現問題時政府通過調控可以使經濟盡快脫離危機,2008年的金融危機,我國也受到了嚴重打擊,政府及時出臺措施,出臺了4萬億投資政策,拉動了經濟的發展。
(三)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穩定優先。
中國經濟之所以能保持30年的快速增長,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正確處理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的,穩定是前提。中國過去30年的改革并非是一番風順的,1985年出現了第一次經濟過熱,1988由于采取了放開價格的辦法,導致了兩位數的通貨膨脹,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影響,我國社會也出現了一些動蕩,但是我們始終維護了社會的穩定,正確處理了改革發展穩定之間的關系,使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保持了正確的方向,成就了中國30年的輝煌。
(四)一切從我國的國情出發。
每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制度,什么樣的道路,都必須從自己實際情況出發,既不能急于就成超越歷史階段,也不能驕傲自滿,裹足不前。改革開放前由于急于求成,超越歷史階段,結果不但不能促進社會進步,反而阻礙了社會的發展。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口多,底子薄,資源相對匱乏,這是我國的基本國情。改革開放后,中國從自身的國情出發,制定了適合自己國情的一些了政策方案,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
二、中國奇跡的可持續性分析
中國經濟經歷了30年的輝煌,但中國經濟能否取得持續發展,是否會重蹈日本的覆轍,這是眾多學者專家所關注的一個問題。目前中國經濟中雖然存在著諸多問題,但同時也存在著許多的有利條件。這些有利條件足以支撐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
(一)我國擁有強大的人力資源和廣闊的國內市場。
人力資源是決定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重要因素之一,對經濟的持續發展起著重要作用。我國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國,人力資源豐富,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的普及,我國人口素質不斷提高,人力資源優勢逐漸顯現。強大的人力資源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的保障。另外我國國土面積廣大,人口眾多,消費市場廣闊,如果把居民的消費市場開發出來將會極大地促進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
(二)積極進行經濟體制改革,適應經濟的發展。
我國政府根據經濟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積極的改革我國的經濟體制,使我國的經濟體制與我國的的經濟發展相適應,從制度上促進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政府強有力的宏觀調控。
我國政府強有力的宏觀調控可以減輕經濟的波動,把資源用在國家急需的行業,促進新興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四)充足的外匯儲備。
目前我國是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雖然我國資源相對匱乏,但是充裕的外匯儲備可以為我國在國際市場上購買資源和原材料提供了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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