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理論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發展理論，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一、經濟增長與發展理論回瞻

1.馬克思經濟增長理論中關于制度的論述

馬克思認為，沒有抽象的生產，也沒有離開制度（馬克思的提法是生產關系，實質上就是制度）的生產力及其發展。生產力總是在一定生產關系中組織和運行的。先進的生產關系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落后的生產關系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一個持續一定時間跨度的相對穩定的生產關系（制度框架）為生產力提供了一個相應發展的制度“空間”，這對許多經濟學家研究制度與經濟增長和發展關系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啟示。

2.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主要流派的論述

（1）模型派

他們認為：社會經濟的增長或發展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配置、疊加和質變的結果。他們將各種增長要素作為自變量，把經濟增長（通常用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為因變量，確定函數關系，建立各種經濟增長模型，解釋經濟現象。最著名的有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爾多、羅賓遜、帕西內蒂等人倡導的劍橋經濟增長模型。這些經濟增長模型實質上只是說明了長期經濟增長與短期、中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力求使得產出決定的總需求的增長要與生產產品的總生產能力匹配，逐漸強調了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忽視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2）結構派

他們認為，經濟增長和發展既是一國經濟量（總量與均量）和能力的增長與擴張過程，也是一國經濟結構的轉換過程。主要有劉易斯等的“二元結構論”；納克斯的“貧困循環論”；由“投資不可分性”而產生的羅丹的“大推進論”；錢納里等人主張的“發展型式”理論；以及“兩缺口理論”，以及“平衡與不平衡增長”的理論等等。在這一流派中，已經隱含著制度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劉易斯的“二元結構”理論尤為明顯。因此，有人甚至將劉易斯劃為新制。

（3）階段派

代表人物是羅斯托，他將經濟發展劃分為六個階段，即傳統社會階段、為起飛準備條件階段、起飛階段、成熟階段、高額群眾消費階段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不難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來越明顯。

（4）因素派或起源派

這一流派中，丹尼森將經濟增長的因素劃分成為兩大類：生產要素投入量和生產要素生產率。細分為八個方面，（有人歸納為7個）即：使用的勞動者的數量及結構；工作小時；使用勞動者的教育程度；資本存量的規模；知識的狀態；分配到無效使用中的勞動的比重；市場規模；短期需求壓力的格局和強度。

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為什么增長率不同：戰后幾個西方的經驗》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習慣稱為丹尼森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引發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各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可以通過模型進行計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將這些因素的潛在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第二個問題：將應該計算的因素計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謂“剩余溢出”，那么，這些“余值”應該歸入到哪個因素？

而庫茲涅茨強調需求結構的高改變率對現代經濟增長中生產結構的高轉換率影響巨大。它會引起創造新產品的技術高新與發明，促進新產業的形成與發展，最終促進現代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速度。

（5）新增長理論派

主要有羅默的“收益遞增經濟增長模式”；盧卡斯的“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增長模式”；鮑依德的“動態聯合體資本增長模式”；阿溫楊的“創新與有限度的邊干邊學模式”等等。這些理論不僅將知識和人力資本因素引入經濟增長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長理論確認了制度與政策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并總結出了一套政策來促進經濟發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質資本的投資；保護知識產權；支持研究與開發工作；實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圍內傳遞的國際貿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場上的大的扭曲等。

（6）勞動分工演進派

楊小凱為代表的這一學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先天不足，即，將社會的產業結構或分工狀態當作固定不變的因素，然后研究資源在其中的最優配置，然后構建了分工演進模式解釋經濟增長。他們認為，當人們經驗不多時，生產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費用，人們只有選擇自給自足。通過實踐學習，生產率提高，能夠付得起交易費用，因而，人們開始選擇高一級的分工與專業化水平。而這種通過專業化學習會加速學習速度，從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費用。這個正反饋（良性循環）將使勞動分工自發地演進。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產力正是因為專業化造成了某種信息不對稱，賣者對于自己生產的產品知之甚多，而作為買者卻知之甚少。

楊小凱等人的分工演進理論模式給我們有兩點啟示：

啟示一：促進分工與交易以及知識的發展對經濟增長和發展極為重要。

啟示二：一國的制度創新，應當朝促進分工、降低交易費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發展。

（7）“反增長”或“零增長”派

以米多斯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人類經濟增長和發展付出的代價太大，因此主張反增長或增長價值懷疑論；米多斯將人口增長、糧食供給、資本投資、環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連接成為一個“反饋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為了避免世界末日來臨，就必須使主要的經濟增長因素實現“零增長”，因此，該理論被稱為“增長極限論”或“零增長論”。

二、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主要論點

1.諾斯的觀點

（1）制度和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關系

新制度經濟學派對制度與經濟發展有創造性貢獻的是諾斯。他關于經濟增長與發展理論的核心論點簡明扼要，即，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關鍵是制度因素，一種提供適當的個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財產關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據是，在傳統經濟學中，市場的運作被假定為完備的信息、明確界定的產權條件和零成本的運行過程。人們在市場交易的過程被過濾為單純的價格機制的操作，就連為達成交易而搜尋信息的費用也不存在了。在這一模式分析邏輯下，其它一些協調組織與組織經濟活動的“制度”和“組織”被看成無足輕重。如果用傳統經濟學分析方法無法解釋1600年到1850年海洋運輸業在技術上并無多大進步的情況下，生產率卻有較大幅度提高的現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視。制度的功效在于通過一系列的規則來界定交易主體間的相互關系，減少環境中不確定性和交易費用，進而保護產權，增進生產性活動，使交易活動中的潛在收益成為現實。

諾斯指出：制度環境是一系列用來確定生產、交換與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會、法律規則，制度安排是支配經濟單位之間可能合作與競爭方式的規則，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規則，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倫理道德的行為規范，用以約束個人的行為?！币簿褪钦f，制度不同于體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訂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制度框架約束著人們的選擇集。既然這些規則不僅造就了引導和確定經濟活動的激勵系統，而且決定了社會福利與收入分配的基礎，那么，制度結構在靜態上就決定了一個經濟實體及其知識技術出路的增長率。諾斯認為：許多經濟學家將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和知識進展等等歸入經濟增長的原因，其實就是經濟增長本身。而引起經濟增長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變遷。制度變遷是從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過程。在各種因素使潛在的外部利潤在現有的制度安排下無法實現時，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認為，除非現行的經濟組織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增長不會簡單發生。進而，諾斯對制度的供給與需求進行了分析，當制度的供給與需求相一致時，達到制度均衡。這種制度均衡的實現條件是制度供給者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即MR＝MC。據此，諾斯提出了構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標準或原則是使得新機制（制度）下個人收益率與社會收益率相等或接近。

（2）國家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

國家并非“中立”的，國家決定產權結構，而經濟增長有賴于明確的產權，但在技術和現有的組織制約下，產權的創新、裁定和行使代價都極為昂貴，因此國家作為一種低成本的提權保護與強制力的制度安排應運而生，以維護經濟增長和發展，并最終對造成經濟的增長、發展、衰退或停滯的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

（3）意識形態理論

意識形態的特征有三個：

第一，意識形態是節約機制，通過它，人們認識了他們所處環境，減少了“試錯”成本。

第二，意識形態會通常與個人觀察世界時對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倫理評價交織在一起，也就是說有時會在相互對立的理論和意識形態中作出選擇。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評價等。

第三，當人們原有的觀念或經驗與意識形態不符時，他們就會改變試圖其意識形態，來發展一套更加適合其觀念或經驗的新的理性選擇。

因此，意識形態是影響制度安排和經濟變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2.國際經濟增長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維持經濟增長和提高經濟效率兩大難題，而問題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尋租。

（2）制度安排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首先，制度通過影響信息和資源的可獲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會交易的基本規劃而擴展了人類的選擇，即經濟發展的目標。其次，制度“矯正價格”的努力成效，即對經濟發展的基本的和長期貢獻。再次，盡管技術創新會推動經濟發展，但在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依賴于促進創新、界定產權和契約關系或分擔外在風險的各種制度安排。

（3）從制度的供給與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創新需求產生于經濟中無效率的增多、技術變化、市場特征以及確立個人與集團維護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給依賴于立法秩序、制度設計成本及尋找可選擇目標的知識基礎。因此，發展中國家必須確立以立法秩序為核心的制度環境，塑造市場力量以驅動創新。

（4）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根本問題是缺乏發展市場經濟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穩定的道德、產權的界定、人力資本的供給、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擔風險的法規等。因此，在發展中國家，如何使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制訂一套公開、透明的規則體系，防止尋租、和欺詐行為，為市場經濟運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環境，才是實現市場經濟順利轉型并高效運作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三、簡單的評述及問題

1.諾斯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的框架，把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應用現代產權理論說明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指出制度變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對經濟學發展作出了貢獻。

2.新制度經濟學派方法的應用的影響越來越廣泛，許多原來對制度不以為然的經濟學家廣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分析方法，普遍認為，解決經濟發展問題，不僅只關注資本積累、技術引進、資金籌集、產業結構優化、就業的改善等等純經濟方面的因素，而更加應該將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或阻礙作用上。

3.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研究的范圍內，大大擴大了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視野，而研究對象也由以前的以資本主義發展中小國家或地區為主轉向發展中的大國。

4.幾個應當深入研討的問題

（1）在許多人看來，制度仍然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將制度因素進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變遷在經濟發展中非常重要，怎樣才能加快制度變遷的步伐，促進經濟的發展。

（3）在信息化時代，信息的獲取已經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理論基石之一的交易費用的地位是否會動搖。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許多觀點越來越多地為人們所接受，其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但上述這些問題仍然困擾著新制度經濟學派及其追隨者，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討。

【參考文獻】

[1][美]道格拉斯C諾斯，陳郁、羅華平等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三聯書店，1991

[2][美]科斯、諾斯等：《財產、產權與制度變遷》[M]，上海三聯書店，1991

[3]國際經濟增長中心V奧斯特羅姆和D菲尼，H皮希特編，王誠等譯：《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問題與選擇》，商務印書館，1992

[4]張宇燕：《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對制度的經濟分析》[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5]林毅夫：《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林業發展》[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6]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

[7]李悅：《產業經濟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篇2

關鍵詞：金融發展；經濟增長；流派；關系；探析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世界經濟發展史反復證明，金融抑制和金融過度都會損害經濟增長。處于轉型時期的我國經濟要實現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必須能夠正確把握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建立起與經濟快速增長相適應的現代金融體系，這不僅關乎金融體制改革乃至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敗，也關系到能否順利實現第三步發展戰略目標。因此，從理論和實踐上深入研究這一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理論的流派

從早期的古典經濟學算起，西方經濟學界對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探討迄今已有三百余年歷史。在這場長期論爭中，有兩種作用機制一直備受關注：一是貨幣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二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根據對這兩種作用機制的不同理解，大體上可以把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流派分為金融無關論、金融促進論和金融從屬論三種。

金融與經濟增長無關論。古典經濟學家將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抽象成貨幣變量與實際變量之間的關系，從而形成了西方經濟學中的“兩分法”。在此基礎上，薩伊提出貨幣中性論，強調貨幣數量的改變只會造成物價水平等比例的上升或下降，對生產供給、實際產出和就業不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即貨幣只是實體經濟的面紗。新古典經濟學派認為，貨幣只不過是經濟運行的劑。使得商品交換更加容易和順暢，而對經濟中的實際變量并不發生實質性的影響。貨幣學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認為，貨幣需求函數是極其穩定的，短期內由于存在適應性預期，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可以影響產量和物價；但從長期看，產出量是由勞動、資本和技術等非貨幣因素決定的，貨幣供應量只決定物價水平。理性預期學派認為，只有未預期的貨幣變動能夠影響短期真實變量。從長期看，由于貨幣政策是可預期的，貨幣變動只會引起價格水平的相應變化，而對真實產量和就業沒有影響。盡管理性預期學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貨幣面紗”論，但仍堅信金融與經濟增長無關。

金融促進經濟增長論。有關貨幣流通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的討論，可以追溯到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他認為，慎重的商業活動可增進一國產業，但增進產業的方法不在于增進一國資本，而在于使本無所用的資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資本大部分生利。瑞典經濟學家魏克塞爾早在19世紀末就認識到古典貨幣中性論的不足，指出，在信用制度條件下，貨幣對經濟活動起著積極的作用。只有在貨幣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一般物價水平穩定的狀態下，貨幣才是中性的。熊彼特則從信用創造的視角突出了銀行體系對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力。他認為，經濟發展的實質在于創新，而功能健全的銀行可以對企業家進行篩選，為創新活動提供資金支持。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指出，未來的不確定性是貨幣經濟的主要特征，通過利率對投資的誘導作用，貨幣就能影響國民收入的產出水平。凱恩斯還通過總量分析，把實體經濟和貨幣經濟理論結合起來，克服了古典經濟學“二分法”的不足，實現了對早期貨幣中性論的質的突破。20世紀50年代，約翰·格利和愛德華·肖闡述了金融中介在儲蓄一投資轉化機制中的重要作用，揭開了金融理論研究的序幕。此后，金融因素逐漸在經濟理論中得到重視，并凸顯成為同土地、資本、勞動同樣重要的經濟增長因素。1969年，現代比較金融學的奠基人戈德史密斯指出，以初級證券和次級證券為形式的金融上層結構加速了經濟增長，改善了經濟運行，為資金轉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20世紀70年代，愛德華·肖和羅納德·麥金農分別在金融深化論、金融壓制論的分析中，將貨幣與非貨幣資產、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統一起來，闡述了一國金融體制與該國經濟發展之間存在互相刺激、互相制約的關系。之后，卡普爾等人把麥金農和肖的靜態分析發展成為動態分析，進一步闡明了金融深化對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內生金融理論強調，資本效率的改進得益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在把資本分配到最佳可能用途上所起的關鍵作用。

金融從屬于經濟增長論。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金融對實體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金融發展只是經濟增長的一個結果。瓊·羅賓遜反對熊彼特關于金融部門引導產業部門并激發技術創新行為和企業家精神的論斷，強調經濟發展為某種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創造了需求，而金融體系只是對這些需求作出反應，從而否認了金融體系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多恩布什認為，金融儲蓄與真實利率并不相關。

二、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不同視角

在Shumpeter(1969)、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做出開創性研究之后，有關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逐步成為理論界研究的重點。后來的研究(包括理論模型和實證分析)，或通過證明兩變量間相關關系的存在性、或通過分析兩變量之間的因果方向、或通過研究兩變量間的傳導機制，拓展和深化了我們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認識。近年來，國外學者DemirgucKunt＆Levine(1996)，Thakor(1996)，Levine(1997)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很有建樹；而許多國內學者也基于中國數據、利用不同方法對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過檢驗。

綜述以上研究，學者們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兩變量間的相關度和因果方向具有不同的認識，大致可分為以下四種視角：第一種視角是“供給拉動性”(supply—leading)觀點，即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效應。根據這種觀點，金融中介和資本市場對經濟增長的推進渠道有：(1)通過提升資本積累效率并依次提高資本的邊際生產率(Goldsmith，1969)；(2)通過提高儲蓄率進而帶動投資率(McKinnon，1973；Shaw，1973)。換句話說，通過增加儲蓄規模和改進投資效率，金融發展將拉動更高的經濟增長，這種觀點得到了相關大量實證研究的證明(如Bencivenga&Smith．1991；Greenwood&Jovanovic，1990；Thakor，1996)；第二種視角由Robinson(1952)最先提出，即金融發展“追從”經濟增長的“需求引致性”(demand—following)觀點。該種觀點認為，實體經濟的擴張增加了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從而導致金融產業的發展，對這種觀點的實證支持可參見近年來的一些相關文獻(Demetrides＆Hussein，1996；Friedman＆Schwartz．1963；Ireland，1994)；第三種視角認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兩變量是互為因果的，即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因果聯系(Demetrides＆Hussein，1996；Greenwood&Smith，1997)；第四種視角則緣于Lucas(1988)，他認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因果聯系，而“經濟學家常常過度強調金融因素在經濟發展中作用”。

三、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在中國的檢驗

眾多理論分析與計量結果顯示，金融發展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力度有限，甚至有些指標還呈現負面影響；總體來看，我國的金融發展滯后于經濟增長，落后的金融體制已經嚴重束縛了經濟的發展。我國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之間互為促進的關系體現在我國對金融體制所進行的漸進式改革具有一定的經濟績效，能夠帶動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同時，經濟的持續性增長對我國金融的深化也具有持續的推動作用。但是，我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兩者間因果關系也存在不對稱性。這種不對稱性從側面說明，我國的金融發展相對于同期的經濟增長具有不匹配性，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還不及經濟增長對金融發展的促進作用，考察其深層原因仍在于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滯后性。目前我國的金融體制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現行的金融體制已無法滿足企業擴張帶來日益增長的融資需求，加入WTO后的外來競爭壓力也迫使企業和銀行對融資機制做出新的調整。改善目前的落后的金融發展局面，一方面要努力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讓企業更多的利用資本市場進行直接融資，改善融資機制，消除“所有制歧視”，為中小企業創造良好的投融資環境；另一方面加速資本市場的發展和規范。發掘債券市場的潛力，為直接融資提供更大空間，并且積極推進非國有銀行和中小銀行的發展，促成金融機構的合理競爭。有理由相信，加快金融深化和金融體系改革必將有助于推動經濟增長。

篇3

一、經濟增長與發展理論回瞻

1.馬克思經濟增長理論中關于制度的論述

馬克思認為，沒有抽象的生產，也沒有離開制度（馬克思的提法是生產關系，實質上就是制度）的生產力及其發展。生產力總是在一定生產關系中組織和運行的。先進的生產關系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落后的生產關系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一個持續一定時間跨度的相對穩定的生產關系（制度框架）為生產力提供了一個相應發展的制度“空間”，這對許多經濟學家研究制度與經濟增長和發展關系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啟示。

2.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主要流派的論述

（1）模型派

他們認為：社會經濟的增長或發展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配置、疊加和質變的結果。他們將各種增長要素作為自變量，把經濟增長（通常用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為因變量，確定函數關系，建立各種經濟增長模型，解釋經濟現象。最著名的有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爾多、羅賓遜、帕西內蒂等人倡導的劍橋經濟增長模型。這些經濟增長模型實質上只是說明了長期經濟增長與短期、中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力求使得產出決定的總需求的增長要與生產產品的總生產能力匹配，逐漸強調了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忽視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2）結構派

他們認為，經濟增長和發展既是一國經濟量（總量與均量）和能力的增長與擴張過程，也是一國經濟結構的轉換過程。主要有劉易斯等的“二元結構論”；納克斯的“貧困循環論”；由“投資不可分性”而產生的羅丹的“大推進論”；錢納里等人主張的“發展型式”理論；以及“兩缺口理論”，以及“平衡與不平衡增長”的理論等等。在這一流派中，已經隱含著制度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劉易斯的“二元結構”理論尤為明顯。因此，有人甚至將劉易斯劃為新制。

（3）階段派

代表人物是羅斯托，他將經濟發展劃分為六個階段，即傳統社會階段、為起飛準備條件階段、起飛階段、成熟階段、高額群眾消費階段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不難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來越明顯。

（4）因素派或起源派

這一流派中，丹尼森將經濟增長的因素劃分成為兩大類：生產要素投入量和生產要素生產率。細分為八個方面，（有人歸納為7個）即：使用的勞動者的數量及結構；工作小時；使用勞動者的教育程度；資本存量的規模；知識的狀態；分配到無效使用中的勞動的比重；市場規模；短期需求壓力的格局和強度。

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為什么增長率不同：戰后幾個西方的經驗》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習慣稱為丹尼森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引發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各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可以通過模型進行計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將這些因素的潛在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第二個問題：將應該計算的因素計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謂“剩余溢出”，那么，這些“余值”應該歸入到哪個因素？

而庫茲涅茨強調需求結構的高改變率對現代經濟增長中生產結構的高轉換率影響巨大。它會引起創造新產品的技術高新與發明，促進新產業的形成與發展，最終促進現代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速度。

（5）新增長理論派

主要有羅默的“收益遞增經濟增長模式”；盧卡斯的“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增長模式”；鮑依德的“動態聯合體資本增長模式”；阿溫楊的“創新與有限度的邊干邊學模式”等等。這些理論不僅將知識和人力資本因素引入經濟增長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長理論確認了制度與政策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并總結出了一套政策來促進經濟發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質資本的投資；保護知識產權；支持研究與開發工作；實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圍內傳遞的國際貿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場上的大的扭曲等。

（6）勞動分工演進派

楊小凱為代表的這一學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先天不足，即，將社會的產業結構或分工狀態當作固定不變的因素，然后研究資源在其中的最優配置，然后構建了分工演進模式解釋經濟增長。他們認為，當人們經驗不多時，生產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費用，人們只有選擇自給自足。通過實踐學習，生產率提高，能夠付得起交易費用，因而，人們開始選擇高一級的分工與專業化水平。而這種通過專業化學習會加速學習速度，從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費用。這個正反饋（良性循環）將使勞動分工自發地演進。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產力正是因為專業化造成了某種信息不對稱，賣者對于自己生產的產品知之甚多，而作為買者卻知之甚少。

楊小凱等人的分工演進理論模式給我們有兩點啟示：

啟示一：促進分工與交易以及知識的發展對經濟增長和發展極為重要。

啟示二：一國的制度創新，應當朝促進分工、降低交易費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發展。

（7）“反增長”或“零增長”派

以米多斯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人類經濟增長和發展付出的代價太大，因此主張反增長或增長價值懷疑論；米多斯將人口增長、糧食供給、資本投資、環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連接成為一個“反饋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為了避免世界末日來臨，就必須使主要的經濟增長因素實現“零增長”，因此，該理論被稱為“增長極限論”或“零增長論”。

二、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主要論點

1.諾斯的觀點

（1）制度和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關系

新制度經濟學派對制度與經濟發展有創造性貢獻的是諾斯。他關于經濟增長與發展理論的核心論點簡明扼要，即，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關鍵是制度因素，一種提供適當的個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財產關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據是，在傳統經濟學中，市場的運作被假定為完備的信息、明確界定的產權條件和零成本的運行過程。人們在市場交易的過程被過濾為單純的價格機制的操作，就連為達成交易而搜尋信息的費用也不存在了。在這一模式分析邏輯下，其它一些協調組織與組織經濟活動的“制度”和“組織”被看成無足輕重。如果用傳統經濟學分析方法無法解釋1600年到1850年海洋運輸業在技術上并無多大進步的情況下，生產率卻有較大幅度提高的現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視。制度的功效在于通過一系列的規則來界定交易主體間的相互關系，減少環境中不確定性和交易費用，進而保護產權，增進生產性活動，使交易活動中的潛在收益成為現實。

諾斯指出：制度環境是一系列用來確定生產、交換與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會、法律規則，制度安排是支配經濟單位之間可能合作與競爭方式的規則，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規則，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倫理道德的行為規范，用以約束個人的行為。”也就是說，制度不同于體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訂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制度框架約束著人們的選擇集。既然這些規則不僅造就了引導和確定經濟活動的激勵系統，而且決定了社會福利與收入分配的基礎，那么，制度結構在靜態上就決定了一個經濟實體及其知識技術出路的增長率。諾斯認為：許多經濟學家將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和知識進展等等歸入經濟增長的原因，其實就是經濟增長本身。而引起經濟增長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變遷。制度變遷是從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過程。在各種因素使潛在的外部利潤在現有的制度安排下無法實現時，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認為，除非現行的經濟組織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增長不會簡單發生。進而，諾斯對制度的供給與需求進行了分析，當制度的供給與需求相一致時，達到制度均衡。這種制度均衡的實現條件是制度供給者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即mr＝mc。據此，諾斯提出了構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標準或原則是使得新機制（制度）下個人收益率與社會收益率相等或接近。

（2）國家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

國家并非“中立”的，國家決定產權結構，而經濟增長有賴于明確的產權，但在技術和現有的組織制約下，產權的創新、裁定和行使代價都極為昂貴，因此國家作為一種低成本的提權保護與強制力的制度安排應運而生，以維護經濟增長和發展，并最終對造成經濟的增長、發展、衰退或停滯的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

（3）意識形態理論

意識形態的特征有三個：

第一，意識形態是節約機制，通過它，人們認識了他們所處環境，減少了“試錯”成本。

第二，意識形態會通常與個人觀察世界時對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倫理評價交織在一起，也就是說有時會在相互對立的理論和意識形態中作出選擇。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評價等。

第三，當人們原有的觀念或經驗與意識形態不符時，他們就會改變試圖其意識形態，來發展一套更加適合其觀念或經驗的新的理性選擇。

因此，意識形態是影響制度安排和經濟變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2.國際經濟增長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維持經濟增長和提高經濟效率兩大難題，而問題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尋租。

（2）制度安排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首先，制度通過影響信息和資源的可獲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會交易的基本規劃而擴展了人類的選擇，即經濟發展的目標。其次，制度“矯正價格”的努力成效，即對經濟發展的基本的和長期貢獻。再次，盡管技術創新會推動經濟發展，但在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依賴于促進創新、界定產權和契約關系或分擔外在風險的各種制度安排。

（3）從制度的供給與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創新需求產生于經濟中無效率的增多、技術變化、市場特征以及確立個人與集團維護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給依賴于立法秩序、制度設計成本及尋找可選擇目標的知識基礎。因此，發展中國家必須確立以立法秩序為核心的制度環境，塑造市場力量以驅動創新。

（4）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根本問題是缺乏發展市場經濟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穩定的道德、產權的界定、人力資本的供給、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擔風險的法規等。因此，在發展中國家，如何使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制訂一套公開、透明的規則體系，防止尋租、以權謀私和欺詐行為，為市場經濟運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環境，才是實現市場經濟順利轉型并高效運作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三、簡單的評述及問題

1.諾斯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的框架，把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應用現代產權理論說明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指出制度變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對經濟學發展作出了貢獻。

2.新制度經濟學派方法的應用的影響越來越廣泛，許多原來對制度不以為然的經濟學家廣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分析方法，普遍認為，解決經濟發展問題，不僅只關注資本積累、技術引進、資金籌集、產業結構優化、就業的改善等等純經濟方面的因素，而更加應該將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或阻礙作用上。

3.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研究的范圍內，大大擴大了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視野，而研究對象也由以前的以資本主義發展中小國家或地區為主轉向發展中的大國。

4.幾個應當深入研討的問題

（1）在許多人看來，制度仍然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將制度因素進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變遷在經濟發展中非常重要，怎樣才能加快制度變遷的步伐，促進經濟的發展。

（3）在信息化時代，信息的獲取已經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理論基石之一的交易費用的地位是否會動搖。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許多觀點越來越多地為人們所接受，其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但上述這些問題仍然困擾著新制度經濟學派及其追隨者，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討。

【參考文獻】

[1][美]道格拉斯c諾斯，陳郁、羅華平等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三聯書店，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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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際經濟增長中心v奧斯特羅姆和d菲尼，h皮希特編，王誠等譯：《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問題與選擇》，商務印書館，1992

[4]張宇燕：《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對制度的經濟分析》[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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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

[7]李悅：《產業經濟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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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家理論；經濟發展；市民社會

一 國家與社會關系主要視角

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家理論與社會的關系逐漸成為國內學術界探討的一個熱點。討論初期，人們大多采用“國家—市民社會”的二分法，學術界對于“國家—社會”關系主要存在三種視角：多元主義、國家主義和法團主義。

多元主義認為，由個人簡單集合構成的社會產生了政府（國家），政府與社會始終要保持一種信托關系。如果政府褻瀆了社會的信任，社會具有重新選擇政府的自由。對社會而言，政府的作用在本質上是工具性的，它不能任意干涉社會的秩序。這一方面由于政府的權力只是源于人民通過契約而讓渡的部分權力；另一方面是因為政府是否違背契約而對社會造成致命的侵害由社會來做裁判者。

國家中心主義論者認為，國家不必代表某一種社會力量，它有著自己的目標、利益、資源和執行組織，有著管制權力和使用強權的合法性地位，通過一系列組織實現支配或權威。國家是一個具有自主行動能力的組織實體。所以，國家權力具有整合社會倫理和追求公共福利的義務，而不僅僅是消極地維護一個安全的社會秩序。

法團主義也稱為合作主義，強調社會與國家通過一種中介進行合作。它特別突出組織和社會集團的作用，尤其強調正式的私人團體執行公共任務的責任，并且認為為了減少和控制沖突，就需要削弱個人或個別團體的突出地位，從而使它們都遵循受某種權威影響的秩序。

二 “國家—經濟領域—市民社會”三分法

20世紀90年代末，“國家—經濟領域—市民社會”的三分法被引入討論，相對應的，政府部門、營利部門和第三部門（非營利部門）的概念被廣泛采用。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關于國家和經濟的關系的爭論集中于一個單一的問題上，即國家在經濟中應該起多大作用。在這個問題中暗含著一個有爭議的假設，而國家和經濟是兩個功能自主的獨立分析領域。事實上，國家和經濟應該被看成是相互建構的活動領域，—任何一個都不能在缺少另一個的情況下發揮作用（Migdal，2001）。首先，國家明顯地依賴于經濟中的財政收入來開展活動。這種依賴有助于解釋為什么純粹掠奪性的政治管理方式也是相對少見的。即使是最貪婪的統治者也了解，如果不對他們的掠奪行為加以限制，生產就會萎縮。因為人們需要一些保證來使他們能夠保留一些自己的勞動成果。

堅持自由市場論的理論家認為經濟只有在最少的政府“干預”下才能運轉得最好（Friedman，1980）。但是，許多經濟社會學家則認為，即使是最具市場化導向的經濟也要依賴于法律和政治結構。韋伯（1922；1978）認為在西歐占支配地位的“理性資本主義”的獨特形式極大地依賴于財產與合同法的有效性，這些法律被用于保證利潤能夠主要通過生產活動而不是寄生式的剝削而產生。

政府在集中了權力的同時，也提供了一些社會所不能提供的公用產品。Polanyi（1944；2001）進一步深化了韋伯的觀點，他指出市場經濟依賴于市場活動無法單獨提供的三種關鍵投入。例如，對貨幣供應的管理，對勞動力供給的調整，以及為那些沒有充足工資收入的家庭和個人提供資源的福利政策。而對土地供應的管理包括環境規劃、交通政策、農業政策及其他的土地使用規劃?？梢源_信的是，盡管不能確保政府將有效地管理這些虛擬商品，但也沒有明確的其他選擇可以替代政府行為。

國家和經濟互構的思想通常是以簡略的方式表達出來的,即經濟嵌入于社會和政治結構中。市場經濟嵌入于市民社會中，市民社會被國家建構，同時也建構了國家。市民社會包括從行業協會、工會、政黨的各種不同的非政府組織活動以及公民在其中形成其政治偏好的公共領域。但是法律和其他的政府活動深深地滲透到市民社會中，工會或行業協會的結構及其職責明顯是由法規及政府官員互動的制度化模式建構的。然而，在理念上，市民社會和國家也保留了充分的自主性，市民社會對政府的權威設置了清晰的界限和約束，就像許多理論家堅持的那樣，民主制度的活力最終依賴于市民社會中公民的政治活動能力。

市民社會的實質衍生于血緣、鄰里、種族、宗教、階級和其他身份的關系紐帶組成的實在的人類活動。這些個人同時也是經濟活動者和政治活動者，在這兩個領域中，他們都依賴于最終建立在互動秩序基礎上的規范性認同。例如，互惠的規則促進了經濟交換和政治事務。在政治事務中，公民們提供選票，而政治家則承諾會制訂滿足他們需要的政策。市民社會的動力機制只是解決經濟和政治問題的一個必要非充分條件，固有的思想觀念會穩固地占據著制度空間并努力阻礙新思想觀念的發展。此外，經濟或政治精英經常抵制對既有實踐的變革，即使面臨來自市民社會的巨大壓力。

社會在某些時期可能經歷長期的制度性危機，在這種危機中任何新的創舉都會被競爭性社會力量所導致的停滯所阻礙，它們也可能會嘗試制訂一些新的政策，但這些政策會因其缺乏導向作用而最終被廢棄。任何特定的嵌入形式都會帶來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嵌入性概念旨在強調這樣一種事實，即個人的經濟行動總是被特定的理解力和制度性安排所形構。但是這些理解力和安排在市場社會中都是變動的；同時也存在大量的對創新和建立新機制的刺激以改變經濟行為嵌入的模式。

嵌入性通過制度創新而改變。有時候這種改變主要發生在市民社會中，通過建立一些新的聯盟或制度以實現經濟活動上的組織或合作。但是即使在這些情況下，如果那些新的形式要維持下去，它們必須得到國家的支持和法律的認可。其他時候，創新通過國家或國家中的行動者與市民社會中的行動者的合作來實現。但所有這些革新都傾向于重構國家與經濟的關系。

像North一樣，Polanyi舉例說明了用制度性視角來分析歐洲發展的動力機制。對Polanyi來說，“英國通往自由市場的道路是被不斷增強的干預主義打開并保持開放狀態的，這種干預主義是連續的、集中組織和受控制的”。簡言之，“自由市場”的建立是一種制度創新，需要國家的積極參與。

三 結論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自由市場必不可少。然而，國家適當的干預有利于部分相對落后的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的市場構建與相關正式制度的制定。政府的規模需要保持在適當的范圍內，過大的政府或者說過于臃腫的政府并不利于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簡言之，政府必不可少，但政府必須得到限制。

參考文獻

［1］張靜.法團主義［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2］Migdal，Joel，Atul Kohli，and Vivienne Shue，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3］Milton，and Rosc Fridman. Free to Choose：A Personal Statement［M］.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80

［4］Weber，Max.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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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發展實踐;發展理論;發展戰略

中圖分類號:F12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2)04-0007-04

一、引言

一般而言,推動理論發展的動力有:學科內部的理論紛爭、實踐領域的影響、學科之間的相互促進等。本文主要探索二戰后經濟發展實踐對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影響。二戰后,新興獨立國家產生,為了設計適宜本國國情的發展政策,政策制定者們從率先騰飛的經濟體的發展經驗中尋求答案,學者們則對這些發展經驗進行理論上的解釋和推廣,促進了經濟發展理論的不斷演化。本文跟蹤了60年來世界經濟增長較快的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認為它們影響了經濟發展理論的演化。

二、上世紀50年代的發展實踐與發展理論

上世紀50年代以及二戰以前的一段時間,蘇聯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蘇聯在“一五”和“二五”期間的工業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19.3%和17.1%,二戰后,1946—1950年增長率達到20%,1951—1955年達到11.2%,它迅速實現了工業化。其發展戰略的典型特征是大規模的投資以及高速的工業化、國有經濟、計劃經濟、內向發展。這些對于那些想迅速建立自己獨立國民經濟體系的第三世界國家有強大的示范效應,上世紀50年代的發展理論大都受到了蘇聯經濟成功的啟發。

50年代占主導地位的發展理論包括:大推進理論(羅森斯坦一羅丹,1943、1955、1957)認為由于“貨幣的外部性”能帶來規模經濟,所以要靠大規模投資在幾個互為補充的工業部門同時實行有計劃的工業化;由于“技術的外部性”,教育和訓練工人必須靠國家安排;他還強調了基礎設施的規模經濟的重要性。計劃化理論(錢納里,1955)認為生產部門的相互關聯和生產要素的結構性非均衡引起的外在經濟是價格制度不適合發展中國家的原因,因此強調了計劃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貿易條件惡化理論(辛格,1950)和中心—理論(普雷維什,1950)從不同側面強調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不利地位,主張發展中國家應該通過貿易保護來實施進口替代工業化。起飛理論(羅斯托,1956)假定投資收益率是固定的,為了讓收入的增長率高于人口的增長率,投資占GNP的比率必須超過一個最小門檻,強調了資本的重要性。

蘇聯的經濟增長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建設提供了藍本。這一時期發展中國家都把GNP增長視為主要目標。各國仿效蘇聯模式實施唯工業化戰略,采取犧牲農業的方式,建立起門類齊全的工業部門,通過“剪刀差”壓低糧食價格,提供廉價食品給城市工人,并減少了投入到農業中的公共資源。進口替代政策迅速在發展中國家蔓延,這種內向型的增長模式啟動了工業發展,然而,由于與發展中國家要素稟賦并不匹配,培育了大量的低效工業產業。

三、20世紀60年代的發展實踐與發展理論

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領跑是日本和巴西。日本1958年至1969年的平均增長率達到11.2%。其發展策略是:重視農業。60年代起日本大批農業勞動力流向城市,大量土地撂荒,城鄉經濟失衡,因此日本開始了以農業機械化、化學化為基本特征的農業現代化進程。不斷擴大固定資產投資。積極引進先進技術設備。重視教育、科學技術和科技人才。充分利用國外市場與資源。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日本與巴西的經濟增長和伴隨著經濟增長而出現的問題對這一時期的發展理論產生了影響。

舒爾茨(1960)在分析了日本和德國在二戰后經濟迅速恢復的奇跡后提出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力資本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他還強調必須給農業機會,把先進生產要素導入到農業中去。費景漢和拉尼斯(1964)揭示了增長過程中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之間功能的相互依賴關系——落后部門必須為工業部門提供資源,而現代部門必須有吸納的能力。辛格(1964)肯定了人力資本投資、研究與開發、科學與工業之間相互累積性擴張等因素的遞增收益效應,并將其稱為“投資前基礎設施”。劉易斯(1966)強調了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的重要性;同時指出只有工農業平衡發展或者對外貿易取得重大進展才會出現沒有通貨膨脹的增長,當一國進口替代活力被耗盡同時又沒有取得農業上的突破就會產生結構性通脹。

日本戰后的經濟恢復能力大大超過預期,而50年代的發展戰略在實踐中受挫,各國政府不得不重新審視其戰略選擇。60年代的經濟發展目標仍然主要集中在GNP增長上,另外增長與貿易平衡之間的關系受到更多關注,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也亟待解決。60年代主流的發展戰略中,教育、科技和農業受到重視。為了找到進口商品和出口商品之間更為合適的組合,發展中國家適當地調整了其匯率和貿易政策,并因此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