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1-02 10:23:51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嘉寶果嫁接教程，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關鍵詞：發展中國家；承接國際外包；決定因素；勞動成本；交易成本
一、引言
根據Olsen（2006）的定義，外包（outsourcing）是指生產業務和工作機會向外部供應商的重新分配（relocation），也就是企業將原本由自己生產的商品和服務轉交給外部供應商生產，當外部供應商與發包企業分處不同國家時就稱之為國際外包。國際外包實際上是國際產品內分工的一種形式，也經常被冠以生產分割（production fragmentation）、生產分擔（production sharing）、生產非一體化（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等稱謂，它內生于市場競爭的要求，并在科技進步的推動下高速發展。
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世界市場的進入壁壘逐漸消除，競爭強度也越來越高。面對國內勞動成本不斷上升的壓力，發達國家的企業選擇將勞動投入較高、技術要求較低的生產環節外包出去，一方面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降低生產成本，另一方面集中本國資源專注于核心環節的生產和研發，以此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Yeats（1998）對零部件貿易的統計結果表明，1995年全球工業制成品外包的規模超過8000億美元，在機械與交通運輸類商品（SITC7）中，發展中國家生產并出口的零部件超過1000億美元，約占國際外包業務量的20%。Molnar等人（2007）基于廣義經濟分類（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簡記BEC）標準測算了OECD國家的國際外包規模，結果顯示，1992－2004年間以中間品進口額度量的國際外包規模增長了將近20%，發展中國家承接的外包業務比重從15%上升到25%，中國、東盟以及中東歐地區是發展中國家最主要的外包承接方。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承接外包業務不僅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而且可以通過生產合作進入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網絡，在學習和模仿過程中實現技術升級。Feenstra與Hanson（1995）的研究表明，跨國公司對墨西哥的外包業務增加了當地熟練勞動力的就業比例，由此促進了墨西哥的技術進步。少數發展中國家甚至可以在模仿基礎上加以創新，通過承接外包建立后發優勢，進而趕超發達國家。例如韓國和新加坡就是在承接日本企業的外包業務過程中，消化吸收先進技術和生產工藝，再經過有效創新形成自身的技術優勢，在電子、汽車、造船等行業已成為日本企業的主要競爭對手。與之相類似，一些中東歐國家則是通過承接德國、法國等西歐國家的外包業務，在很短的時期內推動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
在成功經驗的啟示下，很多發展中國家積極采取措施吸引發達國家的外包業務。例如設立出口加工區，削減與國際外包有關的各類稅率等等。然而，企業實施跨國外包有其特定的考慮因素，如果不能對癥下藥，相關的政策效果只能事倍功半。Baldone等人（1999）基于紡織服裝業中西歐發達國家對六個中東歐國家的外包數據，實證檢驗了國際外包的決定因素，結論顯示勞動成本差異、地理接近度以及文化相似度決定了中東歐國家承接的外包規模。Nord?s（2004）對52個國家投入產出表的數據分析表明，國際外包對市場規模、貿易障礙、基礎設施質量、以及地理因素高度敏感，以人均GDP衡量的勞動成本對國際外包的影響存在部門差異，服裝業中的勞動成本與外包變量是負相關的聯系，但汽車業中的勞動成本與外包變量卻是正相關的聯系。Zeddies（2007）考察了歐盟內部的雙邊零部件貿易，發現跨國外包除了受勞動成本影響之外，交通成本、配送時間、以及通訊服務等因素也有顯著的影響，并且基礎設施質量的影響力甚至超過了勞動成本。由此可見，國際外包對象和地點的選擇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考慮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發展中國家僅僅依靠壓低勞動成本或者削減關稅成本，可能并不足以吸引跨國公司的外包業務。
中國自對外開放以來，通過大力發展加工貿易和吸引跨國公司投資的方式承接國際外包，并取得顯著的成效，不僅引進了技術設備、培養了熟練工人，對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建立了國內外生產者的穩定聯系，為今后的持續合作奠定必要的基礎條件。但是，經過三十年來的高速發展，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已經明顯上升，和諧社會的要求也不允許再走“血汗工廠”的老路。與此同時，周邊勞動力成本更低的越南、印度等國加入到競爭國際外包的行列中，對中國形成一定的沖擊。
在競爭壓力下，中國能否繼續保持原有的吸引力？中國與競爭對手的比較優勢在哪里？除了低工資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區位條件可以發掘并充分利用？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有利于我們正確認識當前所處的競爭環境，也有利于我們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思想下搞好對外開放。
本文從勞動成本和交易成本入手，系統考察了發展中國家承接發達國家外包業務的決定因素。在此基礎上，對中國與主要競爭國家的區位條件進行全方位的比較，揭示自身存在的優勢與不足，為進一步承接國際外包提供政策參考。文章內容的具體安排如下：第二節是對實證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變量選取和數據資料進行說明；第三節是對計量結果的詳細分析；第四節是對中國與主要競爭國家的區位條件作比較分析；第五節是總結研究結論和提出政策建議，并就一些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予以說明。
二、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理論上，企業實施國際外包的主要動因是節約勞動成本，低工資的國家有可能承接到更多的外包業務。但外包業務也會涉及到一系列交易成本，例如運輸成本、關稅成本等等。而勞動成本低的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一般較為落后，交易成本相對較高。如果一個國家交易成本的額外支出超過了勞動成本的節約，那么外包將無利可圖，只能將生產業務外包給其他交易成本更低的合作方。因此，我們認為，企業選擇國際外包的合作對象是權衡勞動成本與交易成本的結果，勞動成本的高低并不是決定發展中國家承接外包的唯一因素，交易成本也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在交易成本足夠低的條件下，勞動成本高的國家仍然能夠承接較多的外包業務。同樣，在交易成本過高的條件下，勞動成本低的國家反而不適合作為外包對象。下文將對此進行詳細的實證分析，并深入考察哪些因素決定了發展中國家承接國際外包的規模。
本文的實證研究是基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配對樣本數據，為體現研究對象的代表性，我們依據2006年貿易數據的排名，選擇貿易額位居前20位的發達國家（地區），以及貿易額位居前40位的發展中國家，由于剔除了中東產油國以及部分國家數據缺失，我們又補充了一些貿易額較高的國家進入樣本，這60個國家（地區）的貿易額占當年世界貿易總額的90%，樣本國家（地區）詳見附表1。
參考已有文獻的研究方法，我們以發達國家（地區）與發展中國家的雙邊中間品貿易額來度量外包規模Outsourcing①。按照BEC的統計口徑和法國國際經濟研究中心（CEPII）關于中間品的劃分標準，中-69-服務貿易《國際貿易問題》2010年第8期間品包括半成品（BEC代碼為121、22、322）和零部件（BEC代碼為42、53）。
考慮到本文目的是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勞動成本和交易成本對外包規模的影響，因此，在實證檢驗中并不考慮作為發包方的發達國家的影響。為保證統計數據的可比性，我們采用從業人員人均的年度工資性收入Wage來衡量各國的勞動成本，再以年均匯率轉換成美元標價的工資。交易成本是由多種因素引起的，其形成既與制度因素有關，也與人文地理因素有關，還與交通運輸、網絡通信、金融保險等服務因素有關。制度因素中納入政府腐敗指數Government、國家風險指數Risk、稅收負擔比率Tax、雙邊稅收與投資協定累計數Treaty共計四個變量②，人文地理因素中納入語言Lang、殖民地Colo-ny、空間距離Dist、內陸Landlock、國界接壤Contig共計五個變量，服務因素中納入交通運輸指數Transport、網絡通信指數Commun、營商環境指數Business三個變量。
其中，Government是由透明國際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編制的反映政府腐敗程度的指數，Government值越低表明該國政府體系越腐敗；Risk是由國際經濟觀察組織（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編制的包含一系列反映長期和短期內政治經濟風險程度的合成指標，具體的細分指數包括政策連續性、法律完備性、社會穩定性、通脹嚴重性、外債安全性等等，Risk值越高表明該國的國家風險程度越低；Business是由世界銀行根據跨境貿易、合同執行、獲得信貸等十項便利性指數，對181個國家營商環境所作的排名，Business值越高表明該國的排名次序越低，營商環境越差，此處用作反映綜合服務質量的指標；Transport和Commun指數的計算參考了Francois和Manchin（2007）的做法，先在若干細分項目基礎上作正態標準化轉換以消除計量單位的影響，再利用主成份分析得出合成指標，附表2中列出了細分項目名稱和主成份分析結果。
此外，我們還在計量模型中納入
國內生產總值GDP控制國家經濟規模的影響，以及經濟共同體變量Group控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這里僅指東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三大區域經濟共同體，中國大陸因與香港簽署CEPA協定，也視作經濟共同體，所有變量的內容解釋和數據來源詳見表1。
我們首先以2006年的截面樣本進行回歸分析，回歸方程如下：Outsourcingij=C+a1GDPj+a2Wagej+a3Governmentj+a4Riskj+a5Taxj+a6Treatyj+a7Langij+a8Colonyij+a9Distij+a10Landlockj+a11Contigij+a12Transportj+a13Communj+a1
4Businessj+a15Groupij+ε（Ⅰ）方程中的C和ε分別為截距項和誤差項，a1-a15均為各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下標i為發達國家（地區），j為發展中國家，Outsourcingij表示發包方i對承包方j的外包業務量，方程中的變量Outsourcing、GDP、Wage、Dist均取自然對數。
為避免單一年份的偶然性，我們在1998-2006年的面板樣本中對理論假說作進一步的實證檢驗。
然而，由于Risk、Tax、Business這三個解釋變量缺少連續的時間序列數據，在回歸分析中予以剔除，回歸方程如下：（Ⅰ）相同。
此外，考慮到國際外包的內容包含垂直一體化生產流程中的多個生產階段，各個階段對應著不同的技術含量和價值鏈環節，對于勞動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敏感度可能存在差異，進而影響了發展中國家所能承接的外包業務層次。基于外包業務所屬的技術層級，我們預期，低技術層級的外包業務對勞動成本更為敏感，而高技術層級的外包業務則對交易成本更為敏感，特別是對基礎性的服務因素尤其重視。因為前者的勞動成本在成本結構中占有較高比重，相應地，外包決策賦予勞動成本的權重也應當更高。相比之下，后者的勞動成本雖然占比較低，但在規模經濟、信息咨詢、金融支持等方面卻有更高的要求，服務質量的好壞決定了當地能否滿足大規模生產所需的水電、倉儲、物流等基本條件，以及能否在短期內找到理想的合作伙伴等等，因此在外包決策中賦予交易成本更高的權重。為此，我們還分別以半成品和零部件的雙邊貿易額作為因變量，檢驗不同技術層級外包業務的區位決定因素。一般而言，半成品主要是作為勞動密集型行業的中間投入品，例如紡織、服裝、家俱等制造業，而零部件主要是作為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中間投入品，例如汽車、機械、電子等制造業，因此，以半成品貿易額衡量相對低技術層級上的國際外包，以零部件貿易額衡量相對高技術層級上的國際外包。
三、計量結果
在截面樣本中，我們以普通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2中第1列所示。然而，考慮到截面數據實際上是包含發包方和承包方的二維混合樣本，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出的結論可能會出現偏差，為此，在方程（Ⅰ）中添加虛擬變量Developed以固定發包方因素的影響，著重研究承包方個體差異對外包規模的影響，表2的第2列給出了對應的回歸結果。很明顯，在固定發包方影響之后，回歸結果得到較大改善，擬合優度從0.565上升到0.819，而且解釋變量的顯著性程度也大幅提高，因此，我們根據固定效果的回歸結果對理論假說進行檢驗。另外，鑒于方程中解釋變量較多，有可能因為共線性問題而影響結論的穩健性，在逐步剔除不顯著的解釋變量之后，最終的回歸結果在第3列中給出。
比較2、3兩列的結果可以看出，這種處理方法并不影響方程的解釋能力，但潛在的共線性問題卻得到有效緩解，方差膨脹因子VIF值從2.15降至1.92。
第3列的回歸結果表明，各解釋變量的系數符號均與理論預期相符。其中，工資變量與外包規模存在顯著的負相關聯系，這也證明了發達國家實施跨國外包的主要動因之一是節約勞動成本，低勞動成本的發展中國家在競爭國際外包中具有比較明顯的優勢。在交易成本中，反映制度因素的解釋變量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并且除稅收負擔變量在5%的臨界水平上顯著之外，其他制度變量均在1%的臨界水平上高度顯著，說明高質量的制度環境不僅可以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來吸引國際外包，其影響力在很多時候甚至超過勞動成本。例如馬來西亞的勞動成本約為泰國的3倍，但前者承接的外包規模卻比后者還高出72%，而前者的經濟總量尚不及后者的七成，且在其他區位條件上并不占優勢，那么，這種外包規模與勞動成本的悖論只能歸因于制度環境的差異。與泰國相比，馬來西亞在制度條件的所有指標上都具有較大優勢，馬來西亞與泰國的政府腐敗指數分別為5.0和3.6，稅收負擔分別為35.2%和40.2%，國家風險指數分別為81.7和68.9，簽訂的雙邊稅收與投資協定累計數分別為129和98。泰國的政府效率相對較低、政局經濟局勢不安定以及高稅收等因素增加了發包方的交易成本，大大削弱了勞動成本的比較優勢，從而降低了對于國際發包方的吸引力。捷克、匈牙利、波蘭等國之所以能克服勞動成本高企的不利影響，以較小的經濟總量承接較多的國際外包，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高效的制度環境。
同樣，反映人文地理因素的解釋變量也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變量Lang和Colony的系數符號和顯著性也與預期相吻合，即相同的語言和殖民地基礎上的歷史聯系，降低了相互交流溝通的交易成本，奠定了承接國際外包的人文優勢。另外，由于國際商品貿易是以海上貿易為主要途徑，沿海國家更有機會承接國際外包，而地處內陸的國家則要受先天地理位置的約束。值得關注的是，空間距離變量Dist和國界接壤變量Contig的高度顯著性，說明發達國家企業在選擇外包合作伙伴時，著眼點大多集中在鄰國或者距離較近的周邊國家，以此降低運輸成本和確保分工合作效率，這就使得國際外包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區域化特征。以亞洲為例，日本對中國、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的外包業務占其對樣本內發展中國家外包總量的88%，韓國、新加坡、臺灣地區、香港特區的這一比例分別為83%、96%、89%、98%。與之相類似，西歐發達國家的外包對象主要集中在中東歐國家，美國和加拿大的外包對象則以墨西哥、哥斯達黎加等周邊的美洲國家為主。
在服務因素中，交通運輸變量Transport和營商環境變量Business的系數均高度顯著，網絡通信變量Commun的系數符號雖然為正，但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可能與樣本容量不足有關，也可能是變量Business中已經包含了網絡通信服務的相關信息所致。與其他引致交易成本的區位條件有所不同，服務因素屬于限制國際外包的瓶頸因素，運輸能力不足和配套服務效率低下不僅增加了交易成本，甚至有可能使國際外包變得不可行，特別是在規模經濟要求較高或者時間要求較高的生產外包中更是如此，因為大規模的現代化生產需要足夠的運力來運送商品，也需要足夠的倉庫來儲存貨物，一些特殊商品還需要及時的航空運輸以爭取時間。高質量的服務供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先天性人文地理因素的負面影響，而低質量的服務供給也可以使勞動成本和人文地理等優勢成為可遇而不可得的空中樓閣。例如越南作為亞洲勞動成本最低的國家之一，長期受制于落后的基礎設施條件，讓國際投資者望而卻步，但隨著基礎設施建設的不斷發展，交通運輸指數和網絡通信指數分別從1998年的-1.069和-2.436改善至2006年的-0.48和-2.071，服務瓶頸的緩解使勞動成本優勢和地理優勢逐漸顯現，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來自香港、臺灣等地外包業務，短短九年內承接的外包總量便增加了3.4倍。
再來考察不同技術層級外包業務的區位決定因素，在剔除不顯著的解釋變量之后，以半成品和零部件作為因變量的回歸結果分別如表2中的第5列和第7列所示。實證結果部分支持了理論預期的判斷，第5列中變量Wage的系數為高度顯著的負值，而第7列中變量Wage的系數雖為負值，但顯著性水平則要低得多，而且系數絕對值也遠小于第5列。說明低技術層級的外包業務更看重勞動成本的區位優勢，相比之下，高技術層級的外包業務對勞動成本的敏感度則要低得多。比較與交易成本有關的解釋變量可以看出，兩者在人文地理和制度因素方面并沒有明顯的差異性，但在服務因素方面，第7列中交通運輸變量Transport的系數值比第5列高出55%，說明高技術層級的外包業務更看重交通運輸的服務能力，這可能反映了前述理論預期中規模化生產對于物流條件的更高要求。
為檢驗上述結論的穩健性，我們在面板樣本中做進一步的計量分析，并在回歸方程中納入虛擬變量Year和Developed，以控制時變因素和發包方因素的影響，回歸結果見表3。前三列中擬合優度的比較顯示，納入固定效果之后的回歸結果大大優于普通最小二乘法。觀察表3中的第3、4、5三列，可以看出，面板樣本的計量結果與截面樣本基本一致，但由于樣本容量的擴大，解釋變量的顯著性程度得到大幅提升，絕大部分變量都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然而，第5列中變量Wage的系數絕對值仍然小于第4列，并且第5列中變量Transport與Commun的系數值比第4列高出將近50%，這就使我們更加確信國際外包的區位選擇模式存在異質性，外包業務的技術層級決定了發包方在成本偏好方面的差異，進而影響到外包對象的選擇，勞動成本占優的國家更容易承接技術層級相對較低的國際外包，而服務質量占優的國家更易于承接技術層級相對較高的國際外包。此外，在制度因素中，高效率的政府辦事部門和自由化的貿易投資政策大大減少了交易所需的時間和費用，因而更受高技術層級國際發包方的青睞。
四、中國的比較優勢與劣勢
基于實證研究的結論，我們對中國與主要發展中國家的區位條件進行比較分析，以便于找出中國與其他競爭對手相比的優勢與劣勢，并為更好地承接國際外包提供合理的政策參考。鑒于人文地理因素的先天性特征，對于政策操作的意義不大，此處著重比較勞動成本、制度因素以及服務因素三個方面的區位條件，比較結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在勞動成本方面，中國遠低于歐洲和美洲的競爭對手，在低技術層級的國際外包競爭中占有相當大的比較優勢。但與亞洲的競爭對手相比，勞動成本的優勢并不明顯，與印尼大致處于同一水平，比印度和越南的勞動成本甚至高出44%和34%，而且隨著《勞動合同法》于2008年正式實施，中國的勞動成本還會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原有的優勢將進一步削弱，甚至有可能逆轉為中國的比較劣勢。考慮到國際外包的區域化特征，競爭大多是在同一區域內的發展中國家之間展開，中國相對于歐洲和美洲競爭對手的勞動成本優勢并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反而是相對于亞洲國家的勞動成本優勢弱化更值得引起關注。近幾年，臺灣地區、香港特區等地的企業逐漸調整經營策略，將部分在廣東等地的外包業務轉移至越南、印度等亞洲國家，這一現象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繼續憑借勞動要素稟賦來競爭國際外包可能會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
在制度因素中，中國的優勢在于貿易投資的開放度較高以及國家風險較低。自1980年以來，中國以積極的姿態擴大對外開放，簽訂的雙邊稅收投資協定累計已達148個，位居發展中國家之首。在擴大開放的同時，中國還保持了高度穩定的政治環境，不斷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很多管理制度和政策法規逐步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從而為中國贏得國際外包競爭中的制度優勢。稅收負擔較重是制度因素中一個比較大的劣勢，包含關稅在內的平均稅負高達77.1%，僅略低于印度，遠高于其他競爭對手，但在新稅法頒布實施之后，中國的稅收負擔將會有所減輕。政府廉潔程度大致處于比較均勢的狀態，政府效率還有進一步改善的余地。盡管中國在制度建設方面已經取得巨大進步，但與馬來西亞這樣的先進國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這也說明中國在制度條件上還有較大的潛力可供利用。
在服務因素中，中國的比較優勢主要體現在交通運輸條件上，Transport指數在樣本國家中排名第一，擁有發展中國家最好的物流配送能力，這不僅確保了中國承接國際外包的規模，而且也為承接高技術層級的國際外包提供了必要的硬件支撐。然而，中國的公路、鐵路等資源集中在東部發達地區，廣大中西部地區的交通運輸條件相對落后，如果加大這些地區的交通設施建設力度，那么中國在這一指標上的比較優勢還有上升空間。網絡通信條件雖然遠遜于歐洲和美洲國家，但相比亞洲競爭對手仍有一定的比較優勢，僅次于馬來西亞和泰國。實際上，中國的網絡通信指標之所以偏低，主要是按人均計算的緣故，以總量計算的網絡通信指標領先于所有的競爭對手。因此，中國在基礎設施領域的硬件服務占有明顯的比較優勢，而以營商環境指標Business所反映的軟件服務才是真正的比較劣勢所在。在信貸獲取便利性指數的排名中，中國僅列101位，甚至比越南還落后18位。再以建立一個倉庫所需的時間為例，中國需要367天，而泰國僅需127天，即便是服務能力較弱的印度也只需270天。
總體而言，相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對手來說，中國的比較優勢主要體現在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完善的基礎設施服務、以及穩定而開放的政治經濟環境，但勞動成本優勢的逐漸消退甚至逆轉，使得今后的外包競爭更多地依賴于后兩者，而基礎設施建設和政治環境改善需要長期的積累，這就決定了中國即使面臨勞動成本上漲的不利影響，但總的比較優勢短期內難以超越，在較長時期內仍然會是國際外包的主要承接方。同時，在與國際外包相關的軟件服務和政府效率等方面，中國還有所欠缺，尤其是軟件服務質量還有很大的提升潛力，通過縮短通關時間、完善信息系統、簡化審批手續等措施，努力提高商業、貿易領域中的服務水平，這將有可能替代傳統的勞動成本因素，成為中國競爭國際外包的新型區位優勢。
五、結論與啟示
基于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的結論，我們認為，節約勞動成本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實施外包的主要動因，但并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交易成本的大小對外包決策也具有重要的影響力，甚至是決定發展中國家是否有機會承接國際外包的前提條件，如果不能跨越交易成本的門檻，那么當地的勞動成本優勢將無從顯現。另外，勞動成本優勢對于低技術層級的國際外包可能有較強的吸引力，但高技術層級的國際外包卻更多地關注交易成本優勢，過度依賴勞動成本優勢并不利于當地的價值鏈提升和技術進步，限制了承接外包所能獲得的分工利益。因此，發展中國家僅僅依靠低工資的吸引力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還在于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來降低國際外包的交易成本。
在與交易成本有關的三大因素中，人文地理因素是先天使然，特別是空間距離對于時間和效率的重要意義，使得國際外包呈現出鮮明的區域化特征，這在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強化區域內部分工的同時，也可能阻礙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增加了區域外部的發展中國家承接國際外包的難度。然而，制度因素和服務因素則是人為力量可以改變的，也是發展中國家應該有所作為的地方，這不僅有利于建立相對于競爭對手的區位優勢，而且有利于增強發展中國家整體的競爭優勢。在當前的國際外包格局中，大部分外包業務仍然發生在發達國家之間，如果發展中國家都能改善制度和服務條件，消除交易成本的瓶頸約束，那么各自所能承接的國際外包都會有所增長，而不是在有限的外包總量中相互競爭，由此推動的國際外包格局轉換對于縮小南北差距具有積極的意義。
就中國而言，在勞動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大部分指標上都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這也使其成為承接國際外包規模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然而，考慮到龐大的經濟總量和沉重的就業壓力，以及作為“世界工廠”的生產吸納能力，中國不僅有必要繼續增加國際外包的引入量，而且也有足夠的潛力來完成這一目標。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隨著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中國的勞動成本優勢將逐漸被削弱，競爭國際外包的手段更多地要依靠高質量的服務和制度供給，以抵消勞動成本上升的不利影響，在促進勞動者收入增長的同時，擴大承接國際外包的規模。其中，加快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推進貿易投資的自由化、降低企業稅收負擔等舉措應當作為近期的政策著力點。
最后，本文只是從承包方角度實證檢驗了國際外包的決定因素，缺乏對發包方因素的分析。利用微觀層面的企業數據，從發包方視角來考察國際外包的決定因素將是值得繼續研究的問題，因為發包方的外包決策不僅取決于承包方的區位因素，也可能受到自身行業屬性、規模特征、技術水平等因素的影響，不同類型的企業對外包合作伙伴的選擇標準也不盡相同。以高科技行業中的企業為例，可能會選擇工資水平較高，但科技資源也更豐富的國家作為外包對象，勞動成本越低的國家反而難以引起這些企業的注意。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夠迎合發包企業的訴求，主動創造條件以吸引符合自身產業政策的外包業務，那么承接國際外包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注釋：
①實際上，準確度量國際外包的規模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里只能度量發展中國家承接國際外包的大致規模，但由于所有國家都采用同樣的度量標準，這種處理方法并不影響最終的研究結論。
②理論上，以雙邊進出口稅率反映關稅貿易制度更為合適，但受數據可得性的限制使我們放棄了這種努力，而是以發展中國家簽訂的雙邊稅收與投資協定的累計數量，大致反映當地總體的貿易與投資制度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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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培訓；教學能力；雙師型；骨干教師
引言 根據國家教育部 財政部《關于實施職業院校教師素質提高計劃的意見》（教職成〔2011〕14號）、教育部辦公廳 財政部辦公廳《關于做好2014年度高等職業學校專業骨干教師國家級培訓項目申報工作的通知》（教職成司函〔2013〕228號）文件精神，2015年3月30日至4月24日，有幸參加了武漢職業技術學院舉辦的2014年度高職高專建筑工程技術專業培訓班。在培訓中，大多數教師都采用了“項目化”的教學方式。四周共完成建筑與結構設計、建筑施工技術、專業相關知識等三個專業模塊的培訓。
1 培訓項目 1.1建筑與結構設計模塊
建筑與結構設計模塊，由武漢職業技術學院建筑工程學院陳華副教授和翟曉尉副教授結合學院對面金地格林東郡樓盤實例和建筑設計實踐，從實際的項目來討論其設計實踐的合理與否，介紹了建筑設計程序、建筑設計軟件應用，建筑平面的組合設計，平面組合設計的任務、基本原則及要求；住宅樓梯電梯設計標準及住宅公攤面積計算的合理性，建筑設計中的“從大到小”的設計方法適用于建筑總平面圖的設計，而“從小到大”的設計方法更適用于住宅、賓館、教學樓等。使學員在輕松的氛圍中既學習的建筑設計軟件知識又懂得了建筑平面設計的一些注意事項。
1.2 建筑施工技術模塊
建筑施工技術模塊，由武漢職業技術學院建筑工程學院熊學忠副院長、張良斌教師共同完成，本模塊主要介紹了建筑施工現場的相關知識，學習內容有腳手架與砌體結構工程施工、混凝土工程、柱鋼筋綁扎、梁、板鋼筋的綁扎、模板安裝、編制砌體工程、腳手架工程技術交底文件，為了把基礎工程施工和防水工程施工講解清楚，熊院長利用現有的教學資源，把學員們帶到建筑施工現場進行現場教學。張良斌老師直接把學員們帶到學校的實訓基地進行現場教學，利用現有的設備和設施進行教學，使學員在輕松的氛圍中學習
1.3 專業相關知識
專業相關知識包括劉勇副教授講解的建筑設備選型與建筑、結構設計的協調配合及專業教師如何培養學生綜合職業能力，楊天春老師詳解混凝土結構施工圖平面整體表示方法制圖規則和構造詳圖（11G101-1/2/3、12G101-4）難點，武敬院長講解土建類專業高職教育現狀與發展，黃老師的課堂管理技巧和老師如何培養自己的魅力，每位老師授課的側重點不同，授課內容各異，教學手段、教學方法各具特色。
2 培訓心得
2.1靈活調整和設置專業
高職院校以培養高技能應用型人才為目標，應大力開發經濟社會發展重點領域急需緊缺專門人才，切實加強技能型人才的培養。根據教育部2006年16號文件《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精神，“針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要求，靈活調整和設置專業，是高等職業教育的一個重要特色。各級教育行政部門要及時各專業人才培養規模變化、就業狀況和供求情況，調控與優化專業結構布局。高等職業院校要及時跟蹤市場需求的變化，主動適應區域、行業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根據學校的辦學條件有針對性地調整和設置專業。要根據市場需求與專業設置情況，建立以重點專業為龍頭、相關專業為支撐的專業群，輻射服務面向的區域、行業、企業和農村，增強學生就業能力。”
武職“消防工程技術”專業（560605）于2008年開始招生，是湖北省內高職院校中經教育部批準設立的第一個消防工程技術專業。專業特色顯明、畢業生供不應求；無競爭壓力、晉升空間大；多學科深度融合、就業面寬；該專業融合了建筑、設備、智能控制、通信等多學科專業知識，畢業生一專多能，專業拓展面寬，畢業生既能從事消防工程施工管理，還可從事建筑安裝工程、智能樓宇工程施工管理等多項工作。
2.2 “項目化”教學，教與學相得益彰
武漢職業技術學院的大多數教師都采用了“項目化”的教學方式，項目教學法，是師生通過共同實施一個完整的項目工作而進行的教學活動。它是“行為導向”教學法的一種。一個項目是項計劃好的有固定的開始時間和結束的時間的工作。原則上項目結束后應有一件較完整的作品。
“項目化”的教學，使學生的學習更加具有針對性和實用性，學生能夠自主、自由地進行學習，從而有效地促進學生創造能力的發展，項目型教學的評價注重學生在項目活動中能力發展的過程，測評內容包括學生參與活動各環節的表現以及作業質量。
2.3 BIM模型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是指建筑信息模型，是以建筑工程項目的各項相關信息數據作為模型的基礎，進行建筑模型的建立，通過數字信息仿真模擬建筑物所具有的真實信息。它具有可視化，協調性，模擬性，優化性和可出圖性五大特點。BIM技術是一種應用于工程設計建造管理的數據化工具，通過參數模型整合各種項目的相關信息，在項目策劃、運行和維護的全生命周期過程中進行共享和傳遞，使工程技術人員對各種建筑信息作出正確理解和高效應對，為設計團隊以及包括建筑運營單位在內的各方建設主體提供協同工作的基礎，在提高生產效率、節約成本和縮短工期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武職已在籌建校內BIM模型實訓室，建好后將更好的為本校師生服務，在滿足本校實訓教學需要的同時，加強與高等院校、校外實習基地，以及政府部門和建設協會等的聯系，向社會開放，充分發揮資源共享、服務社會的功能，在這個原則的指導下，體現其價值的最大化。
3 結語
總的來說，這次國家級骨干教師培訓是一種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全面培訓，通過培訓掌握職業教育主要是建筑類各專業領域新理論、前沿技術和關鍵技能。在武漢職業技術學院培訓期間，不僅僅學習到了建筑工程技術相關專業知識，還交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優秀教師朋友，認識了許多全國各地的同行，開闊了眼界，相互之間學習交流了教學模式、教學方式、教學方法、教學過程、教學手段等寶貴資源。
在教學實踐中，充分發揮高等職業學校的“雙師（能）型”專業骨干教師的作用，秉承“學以致用，追求卓越”的校訓，以培養高技能應用型人才為目標，深入貫徹落實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精神，更好地為我省的城鎮化建設服務，大力開發經濟社會發展重點領域急需緊缺專門人才，切實加強技能型人才的培養。
參考文獻 [1]陳革，王健.關于高職實訓教學的研究[J].天津職業大學學報，2002.12.
[2]許翔.關于職業院校物流專業實訓場室建設的思考.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