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公共安全治理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社會公共安全治理，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公共安全；治理理論；社會參與

[中圖分類號]D6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4）08-0067-05

社會發展現代進程中，一定會經歷一個或多個社會轉型期。這些轉型期各有特點，但社會問題頻發是任何轉型期社會的共性。同時，國家政府在治理轉型期出現的社會問題的的能力和經驗不足，因此對新的問題解決針對性往往較差。而公共安全問題在眾多社會問題當中處于相對重要的地位，應對公共安全問題不容馬虎。由于轉型期政府能力、經驗的局限，其他社會力量就要分擔相應的責任。中國在轉型期社會參與治理含公共安全問題在內的社會問題上，與其他國家有著“共性”，同時也存在著自身的“個性”，在治理效果上經驗與教訓并存。

一、現實挑戰：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

轉型社會是社會發展必須經歷的中間期，往往是從傳統到現代，從封閉到開放的一個過程。這個時期，社會的結構、體制都將出現改變，在經濟、政治、文化上出現多種觀念并存的現象。多元化的共存就難免引發社會問題，公共安全問題也包含在其中。而轉型社會中的公共安全問題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隱患，同時也直接關系到社會是否可以平穩度過轉型期。

（一）轉型期社會的特點

關于轉型期社會的特點不同的學者研究后都有著各自的結論。研究東歐國家社會轉型的外國學者Helga A·Welsh認為，轉型期社會應該有以下五大特征：第一，轉型是在相對有限的時間的制約下，處理某些相對重要的問題。第二，轉型期過程和結果都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第三，轉型期迅速擴大的政治參與和政治溝通需求，改變了原有的威權主義結構。第四，轉型是以精英為中心的，大眾動員只是臨時的。第五，轉型包含商討和談判[1]。而研究泰國、菲律賓的學者Fred W·Riggs則認為，轉型社會有三個特征：異質性、形式主義和重疊性。我國臺灣學者金耀基對這三個特征又進行了更為具體的解釋：“異質性”就是心態意識與物理環境上的廣泛混合現象，即在經濟上，自足的經濟制度與市場制度并存；在政治上，威權主義觀念與民主觀念并存；在文化上，自由主義西化派與保守派并存；在社會上，傳統的家庭制度與現代的社會組織并存。“形式主義”就是“應然”與“實然”的脫節，表現為制度制定與制度實踐的背離。“重疊性”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各種特征在轉型社會中重疊并存[2]。

綜合以上三位學者的觀點，很容易得出轉型社會的特點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國家治理能力不足。社會轉型必然會挑戰原有的國家結構、法規制度，同時也對國家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國家原有的治理能力和經驗就顯得相對有限。就像Welsh所說的威權主義結構出現了改變。也像金耀基所解釋的“形式主義”，也就是制度的制定與實踐出現了脫節。第二，社會治理要素多元。轉型期的社會就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其治理的主體和對象都存在多樣性和可變性。這主要是因為，轉型社會既有轉型前的傳統社會的特征又具備其目標現代社會的一些特點。這就使社會治理要素也要多元和不確定。這種與Welsh認為的轉型過程結果不確定性相符。而Riggs認為的“重疊性”和“異質性”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歸于這一特點。第三，治理活動參與加強。由于轉型國家治理能力有限，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社會治理就必然得到加強。這也是新的治理模式的一個顯著特點。也就是Welsh所講的政治參與和政治溝通的需求擴大，以及轉型必然包括的商討和談判活動。

（二）公共安全與傳統安全

傳統安全主要是指國家安全，即以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為核心內容的安全問題，如國家的統治、社會秩序的穩定、領土的完整、核心價值的保護等等。這些安全問題往往是國家來主導。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平和發展成為世界主題。非國家安全問題日漸突出，于是國際社會提出了新的安全概念——非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是一個相對概念，主要指國家安全以外的安全問題。雖然現階段學界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提法，但通常會把公共安全歸入非傳統安全。而公共安全區別傳統安全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公共安全不再是由國家來主導，越來越多的社會參與成分滲透到公共安全當中。那什么是公共安全呢？學界雖沒有統一的概念，但其主要內涵應該包括關系公民生命、公民權利、公共財產和公共秩序等問題的安全范疇。區別于傳統安全，公共安全更加注重個人的價值，是以人為本思想做指導去思考安全問題。也可以認為國家安全屬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疇（如國防、主權等），而公共安全則關注低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疇（如環境污染、能源危機、恐怖犯罪等）。近些年，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重視公共安全問題，原因是在和平時期公共安全對社會生活的影響遠超過傳統安全。而轉型期社會問題突現，公共安全問題也處于多發態勢。并且如果不重視公共安全問題，有些問題將會被發酵上升到政治安全乃至國家安全層面。

（三）公共安全問題給轉型期社會提出了新的挑戰

轉型期是社會發展的必須經過的過渡期，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社會良性發展，達到預定或者說是期望的目標。但由于轉型社會的自身特點。使其必須面對包括公共安全問題在內的諸多挑戰。首先，轉型期一定會是一個公共安全問題的頻發期。由于轉型期社會的多元性的特點，勢必會使社會產生出各種矛盾。文化間的差異，價值觀上的分歧使整個社會都陷入在這樣或那樣的矛盾沖突中。在這樣轉型社會的大背景下，隨著眾多矛盾的集合，挑戰社會整體的包容極限，社會問題隱患加劇，導致公共安全問題頻發。國外一些國家在轉型期的數據就能證明這一點。匈牙利在上世紀80年代末 至90年代的轉型期中犯罪率激增，僅1988年到1989年人均犯罪率增加了22%，1989年到1990年增加了54%。而波蘭在1989年到1990年轉型期間，侵害社會財產的人均犯罪率增加了一倍[3]。

二、效果有限：政府單方應對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困難

國家通過政府進行治理。政府的治理能力與需要其解決的社會問題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政府不可能也不應該解決全部的社會問題，有眾多理論支持這個觀點。但在轉型社會，由于社會在該歷史階段存在的特點，政府能力在應對含公共安全問題在內的社會問題上的能力差距明顯加大。政府僅靠自身的努力解決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成效有限。

（一）政府是有限的政府

“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規模、職能、權力和行為上受到法律和社會的嚴格限制和有效制約。這也是當今社會對政府內含比較統一的看法。政府不應該也不可能是一個無限的政府，特別是在日新月異的當代。關于這一點以往的不同學派的學者都得出相同的診斷。以霍布斯、洛克等人為代表的社會契約論者認為，為了保障個人權利，尤其是財產權，人們便在理性基礎上通過契約結成一個共同體，把自己的權利委托給一個更高的公共權威——政府。這就不難看出，政府是個人把權利讓渡出來一部分形成的，所以其權利和能力就會有邊界。而性惡論支撐下的古希臘的學者認為，“一些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利的人使用權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也就是說任何權力，包括政府的權力，必須要受到限制。而第三個對有限政府影響深遠的理論派別當數西方經濟學界的自由主義。該理論認為，在商品經濟中，每個人都以追求自己利益為目的，在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下，通過市場機制自發進行調節，因此政府干預是多余的。“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這與中國道家的“無為而治”在某種程度上有著一定的一致性。這種理論不但希望政治是有限政府，甚至希望政府在治理上是一個“沒有任何作為”的政府。

（二）以往治理經驗不適應轉型期

中國雖然有著改革開放30多年的社會治理經驗，并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也被反復驗證其科學性和有效性。但經驗永遠只代表過去，當今世界發展日新月異，同時中國又進入社會轉型期。無論是在世界的大背景下，還是在國內發展的現狀下，轉型期社會的發展不平衡，多重矛盾并發的現象屢見不鮮。相對傳統安全問題對治理的挑戰，在現階段應對公共安全問題的基礎條件較差。缺乏相應的治理經驗，同時以往總結的經驗教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可操作性差。公共安全問題成為已當前凸顯的重大社會問題。

1.以往的治理經驗不是在多變的社會轉型期總結出來的。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特別是前10年，我們取得飛速發展的成績，也總結出一些寶貴的經驗。但那都是在社會相對穩定、世界局勢相對簡單的歷史背景下總結出來的，美國還沒有把中國作為主要的競爭對手。考慮到當時中國的經濟總量，周邊的國家也沒有把中國當作“威脅”。隨著蘇聯的解體，中國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美日的主要競爭對手），中國人均收入進入“中等發達國家陷阱”階段。以往的經驗都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所引發的連鎖反應。

2.轉型社會的的特點，及近年的新技術的應用使以往的治理經驗失效。轉型社會多重矛盾共存，社會要素多元到應對的治理方式要多元，反應迅速。特別是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的介入，讓治理更加復雜。就以輿情控制為例，改革開放初期，政府只需管理好傳統媒體，就不會出輿情失控的情況，因為離開傳統媒體，輿情的傳播基本上只能靠口耳相傳。但如今在新媒體，“微媒體”的沖擊下，任何信息都可能被6億網民中的一員傳到互聯網上，也可能被5億手機網民中的一員用手機即時上傳互聯網上（數據來源2014年1月《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這些信息可以是文字，圖片，甚至是視頻。以往政治對輿情的治理經驗基本上失效。

3.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新的公共安全問題政府要從頭開始認識和應對。社會的發展必然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新的公共安全問題，特別是在轉型期有些新問題是沒有經驗可以遵循的。以外來生物入侵和PM2.5等公共安全問題為例，在社會發展沒有達到一定的水平前提下，這兩類問題都沒有引起充分的重視，隨著環境承載力的飽和，該類問題出現端倪。PM2.5引發的霧霾等環境問題：據不完全統計，2013年1月，亞洲開發銀行與清華大學公布的報告稱，中國空氣污染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基于疾病成本估計為6232億元人民幣，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則達到19734億元人民幣（以2012年中國GDP為基數）；而外來物種入侵上僅馬鈴薯蟲等十余種外來有害生物，每年造成的損失超過574億元人民幣（國家環保總局公布數據）。這些新的公共安全類問題，都需要政府在沒有以往經驗的基礎上重新認識應對。

（三）政府解決轉型期社會公共安全問題的現實困境

轉期社會公共安全問題已被中國政府充分認識，同時也積極地制定對策。雖然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相應的效果，但由于轉型社會的特點，政府解決公共安全問題存在以下幾點現實困境。

1.政府解決公共安全問題需要多部門聯動，對政府負擔較大。公共安全問題涉獵范圍廣，特別是在轉型社會，不僅涉獵廣而且頻發。這就要求政府各部門要進行聯動。僅拿遼寧某市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成員來看，僅反恐這一類公共安全問題就要求51個機關部門、企事業單位來聯動配合。雖然這種安排會達到高效，但同時也給相應的機關部門、企事業單位帶來一定的工作負擔。政府治理成本較高。

2.僅靠政府自身對轉型社會的信息收集效果不理想。政府治理制定制度要求前期的信息收集，資料整理。轉型社會的資料信息是多樣的，也是多變的。并且有時要需要特定的專業知識。但由于政府用人制度的限制，無論是人員數量還是人員素質都很難與轉型社會完全匹配。專業知識欠缺同時困擾政府相關部門。這樣就對信息的收集時間上出現時滯，質量上也存在缺陷。

3.政府治理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的政策制定脫節。針對轉型社會頻發的公共安全問題，我國政策的制定速度明顯滿足不了。我國現在針對公共安全問題的政 策基本停留在《辦法》層面，很少有相應的法規、法律與之相適應。特別是針對近些年來多發的網絡輿情、群體性事件，大都應用《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中的幾條處理，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均不強。

三、有效補充：社會組織在解決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作用凸顯

轉型社會的一大特點，就是社會參與意愿強烈。在這個時期里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強大起來，隨著其實力的增強，其政治參與愿望也隨之強烈。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提出的國家治理體制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也要求國家治理要有一個新的變革。這個變革不可單靠政府單方的力量，還要把社會組織的力量加入其中。這主要是因為，社會組織將是政府在社會治理上的一個有效補充。

（一）治理的內涵

通常意義上，治理是一個國家與公民通過合作、協商，建立伙伴關系，實現對公共事務管理的互動過程。全球治理委員會把“治理”界定為，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一個協調各種利益沖突和采取協作行動的持續過程[5]。在國家轉型過程中，社會實際上擁有一種“治理能力”？穴governability？雪[6]。這豐富治理的內涵，治理主體不單單是國家政府，社會在某種程度上也會是治理主體。

（二）社會組織在治理體系中的意義

社會組織在治理體系中的意義除前一部分提到的，國家的補充者、偶爾的競爭者和政策的執行者外。社會組織對治理體系還有著更為重要的現實意義：首先，社會組織為政策制定提供第一手的資料。公共政策制定是一個復雜的過程。而在第一手的資料收集方面，社會組織的力量不容小視。因為政府只是一個主體，在收集資料上難免出現死角，而社會組織分布廣，散布在社會各個部門之間，正所謂“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廣泛地收集各部門的情況資料為制定更為有效的公共政策提供了保障。其次，社會組織解決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欲望。在轉型期的社會中，公民參與欲望強烈。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我國的制度對公民參與國家治理原有渠道相對不足，社會組織正好解決了這一問題。為公民參與國家治理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平臺。最后，社會組織可以緩解政府與群眾之間的矛盾。以往的治理主體是政府，對象是人民群眾，這樣難免出現矛盾，特別是在一些有利害沖突的問題上，這個矛盾出現了激化的現象，如動遷問題，有些地區還出現了嚴重的官民對立的問題。這時社會組織的介入可以讓政府從矛盾主體中脫身。形成穩定的三角關系，政府從矛盾的一方，轉化為化解矛盾的協調員。政府與群眾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化解。

（三）社會治理在公共安全問題上的作用

公共安全問題是轉型期社會問題的一個方面，社會治理也就同樣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作用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公共安全問題中有專業方面的問題需要社會第三方機構的介入。現在公共安全問題，特別是環境安全、食品安全問題，往往需要相關的專業知識。政府需要有相對應的專業部門應對，但限于編制、經費等問題，部門設立往往跟不上社會發展的腳步。這時就需要一些社會組織和企業的介入。第二，公共安全問題中社會穩定方面的問題通過社會組織進行預警。對所有國家來說，維穩是轉型期社會的首要問題。而一些影響社會穩定的公共安全問題，如群體性事件，伴著新技術的介入，往往有著爆發快、串聯快、發酵快等特點，政府在對其進行治理中常常處于被動。如果將社會組織力量應用到這些方面，提前對群眾進行疏導，讓其以合理的方式反映訴求及政治參與欲望，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該類公共安全問題發生概率，同時也可以在問題出現之前，對政府相關部門進行預警。最后，在一些極端的公共安全問題上，如恐怖事件中，社會組織聯動會提高管控效率、效果，達到全社會安全穩定的目標。

四、協同高效：社會參與下的政府對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治理

社會組織在解決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上有著一定的效果，但是還要清醒地認識到，社會組織的參與只是政府治理的補充，兩者均不可以被彼此完全取代。真正高效地處理公共安全問題則是需要兩者的協同互補，高效運作，這樣才能讓政府與社會組織發揮其各自的特點和優勢。

（一）政府為治理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提供“剛性”保障

雖然轉型社會改變了原有的威權主義的社會結構，但政府的權威性還是不容易被質疑的。比如說，政府依舊是制定政策制度的主體。在社會治理上還會維持原有的“剛性”特點。這對解決轉型期社會含公共安全問題十分重要。首先，政府為解決轉型社會的公共安全問題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政府可以針對社會頻現的公共安全問題制定有效并切實可行的政策法規。使在處理公共安全問題上有“抓手”可以用。對公共安全問題通過制度來分類定性，再有針對性地解決，讓治理轉型期社會公共安全問題“師出有名”。其次，政府為預防和應對公共安全問題提供執法權。有了相應的政策法律，就要求還要具備一個擁有執法權的管理隊伍。這個隊伍必然要歸屬于政府管理。雖然放權是現階段政府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但執法權特別是對涉及到公共安全問題上的執法權一定要歸屬政府，才能保證社會穩定良性的發展，其原因不言而喻。公共安全問題一定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問題，加之轉型社會的不穩定性，關于公共安全問題的一些行政權力一定要掌握政府手中。最后，政府保障關于公共安全問題政策法規的相對穩定。政府是政策法規的制定者就要保證其相對穩定性。相對穩定指的是，既要保證在一定時期內政策法規是穩定的，又要對政策法規進行一定的調整來適應多變的轉型社會。這個相對穩定要在政府的管控下，這才能保證社會穩定發展。

（二）社會組織為應對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提供“柔性”支持

在轉型社會中，社會組織的參與意愿和能力增強，為解決現實的公共安全問題提供一系列的支持。首先，社會組織為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提供技術支持。轉型社會是一個變化快的社會，加之當今社會的技術革命，應對一些公共安全問題需要的技術手段也在迅速革新。社會組織因為沒有政府 機關部門相對煩瑣的用人程序，所以可以快速地吸納專業技術人員來應對日益高技術化的公共安全問題。其次，社會組織可以提供更為客觀的第三方力量，來解決公共安全問題。轉型社會政府原有的威權主義受到挑戰，加之種種原因造成的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所以在處理公共安全問題上，政府治理的可靠性受到質疑。這時就需要一個相對獨立的第三方組織介入，社會組織往往就可以承擔這一任務。社會組織是獨立于政府體制之外的，所以不受政府公信力的影響。并且一些專業的社會組織在其專業領域內享有很高的聲譽，這對解決問題有很大的幫助，國外的一些咨詢公司和民調機構就是個例子。它們對社會問題的分析往往是客觀而專業的，給出的解決手段也是科學的。最后，社會組織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了政府與群眾之間的矛盾。在解決一些與群眾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上，難免不把政府與群眾之間對立起來。比如，城市發展的拆遷改造上，群眾與政府意愿和利益預期是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如果處理不好輕則影響政府在群眾心中的地位，重則就會引發更為嚴重公共安全問題。社會組織的介入就會將政府從這個矛盾對立中解脫出來，由社會組織去做群眾的工作，而政府只來協調社會組織與群眾之間的關系。這勢必會大大降低公共安問題的發生和發展。總的來說社會組織為解決公共安全問題提供了“柔性”的“軟件”支持。

（三）社會參與是在政府監管下進行

社會組織和個人參與公共安全問題治理要在政府的監管下進行。雖然治理理論給社會組織很大的自由度，但是由于公共安全問題的特殊性和轉型社會的時代特殊性，政府一定在某種程度上監管治理全過程。首先，公共安全問題是涉及到公民切身利益的問題。政府必須有所導向的治理，而不能完全放任給社會組織。這是對人民生命財產的負責任的態度。并且政府的監管可以保證在政策支持下的高效，也防止自由化的擴大。其次，轉型社會的復雜性要求政府對社會問題有統一的監管。轉型社會是多元的，復雜的，也是矛盾交織的。如果政府不加以控制，輕則社會發展出現停滯，如掉進“中等收入陷阱”，重則可能影響到國家的穩定。最后社會組織本身也希望政府對其進行監管。社會組織的運作應該在一定的既定框架之內，這個框架的設計往往是需要政府來考慮的，這樣才能保證社會組織的參與治理目的性和高效性。就像西方經濟學中的“看不見的手”要與政府“看得見的手”配合才能達到最終的目的。總的來說，社會參與治理模式需要政府和社會組織相互配合，協同高效的來應對各類問題。但由于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有著自身的特點，這種配合還要以政府為主體或是在政府的監管下進行。

從上述各種分析上來看，社會組織參與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的治理，是一個解決該類問題的有效途徑，也符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政府要充分調動社會組織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使社會組織快速健康的發展壯大。政府與社會組織相互配合，相互補充來應對和解決轉型社會中出現的含公共安全問題在內的各類社會問題。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穩定度過轉型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實可靠的保障。

參考文獻：

[1]Welsh H A.Political Transi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J].Comparative Politics 1994-4： 381-382.

[2]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73-77

[3]otspeich R.Crime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J].Europe.Asia Studies，1995-4：558

[4]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篇2

現階段，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階段，各項風險層出不窮，其中的城市公共安全問題尤為突出。隨著我國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如何高效預防和解決城市風險問題并為居民提供良好的公眾安全服務已成為政府部門面對的首要問題，而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恰恰為我國社會公共安全治理帶來了全新的思路和機遇。

二、大數據的概念

所謂的大數據，也就是Big Data，指的是因數量過于龐大而無法使用傳統的數據處置方法在一定的時間內對其進行高效分析、比對和整合的海量數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大數據并不單單指的是數據規模的龐雜，其也包含了對數據的分析和應用[1]。大數據技術的核心就是預測，即通過數學算法對特定的海量數據實施分析和研究，從而對某一事件的發展規律進行預判。大數據主要具備四大特征，簡稱為“4V”，Volume、Variety、Velocity和Value。

三、大數據環境下的社會公共安全治理模式

鑒于大數據技術具有極為深遠的社會影響力，因而大數據環境下的社會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就是以大數據為核心，讓其積極參與到社會公共安全治理之中。

（一）大數據收集

要想充分發揮大數據的積極作用，首要環節就是收集大數據，即相關人員應有目的性地去積累各種形式的數據信息，并從中找出事實根據，而整個大數據的主要來源。在這一過程中，即使并未對收集數據進行深入探究，只憑初步證據也可有效發揮大數據的效應。

現階段，社會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已轉變為預防式治理模式，即工作重點為提供主動性警務服務，在源頭上預防犯罪。眾所周知，公安工作是建立在大量情報信息基礎上的，而信息收集工作則與數據之間存在密切關系，三者關系為數據轉變為信息，信息再轉變為情報。從狹義角度看，數據無非是以阿拉伯數字形式呈現的數值，其本質并不具備任何實質性涵義，如175，只有將數據放在一定的環境中，此時其才具備某種現實意義，如數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身高為175cm，而這就是信息，進一步講，民警在調查過程中，從案發小區居委會負責人口中得知，近段時間入住了一名身高為175cm左右的男性，而且其作息時間基本與案件發生時間存在一致之處，此時的信息也就變成了情報，從而為公安機關提供了有力線索，即大數據環境下的社會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的起始環節就是收集數據，再探究信息，最后產生情報。通過將數據有效轉化為情報，以情報對未來的活動進行預測，以此來達到預防犯罪的預期警務治理目標。

（二）大數據發掘

所謂的大數據發掘，就是指通過深入分析和研究海量數據，發現數據背后的隱蔽性關系，并以此為依據發掘事物的發展規律，從而對未來的行為趨勢做出預測。因此，預測行為的核心為情報，而情報則是明確各個影響因素之間的內在聯系。例如，反恐預警。現階段，我國反恐斗爭形勢日益嚴峻，一旦發生恐怖事件，就會造成極為嚴重的社會動蕩，由此引發的社會恐慌不可預估，而社會不良影響也會持續蔓延。相較于一般的犯罪活動，恐怖襲擊中的犯罪分子往往懷有必死的決心，再加上反恐斗爭必將耗費極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因此，反恐斗爭必須提高對事先預防和事中應急處理的重視程度，特別是事先預防，即在恐怖事件發生前將其終止，但由于恐怖事件具有較強的隱蔽性，因而事先預防具有較高難度。而通過引入大數據發掘技術，即可從蛛絲馬跡中找到恐怖分子的行為趨向。由于犯罪分子往往有著一定的犯罪目標，而其所有的行為都是為實現這一目標而進行的，無論是資金籌集，還是人員聯絡，各個環節的數據必會在數據空間中留下痕跡，而大數據發掘技術的核心就是找尋蛛絲馬跡，以此來確認犯罪分子。總的來說，通過分析和比較海量數據，再加上監控信息，把握本地區的治安形勢，其后向決策機關上交預測材料，以此來實現反恐預警。

（三）大數據參與

基于大數據的社會公共安全治理模式改變了傳統的以公安機關為主的管理形式，重視主體多元化，也就是說一旦發生安全事件，就會立即形成以公安機關為核心，相關政府機構、企業、社會組織以及個人相互協作的治理網絡。例如，美國波士頓爆炸案，在這一恐怖襲擊事件爆發后，警方立即對現場數據進行了收集，第一，提取襲擊現場監控攝像頭所錄制的視頻數據，第二，收集附近居民在案發時拍攝的各類照片或影像數據，第三，社交媒體中的照片或影像數據，第四，建立了一個專門網站，以讓廣大民眾上傳案發現場的照片和視頻數據[2]。基于以上海量?稻藎?調查人員依據時間順序對其進行排列，以還原現場情景，并應用了圖像處理技術鎖定了犯罪嫌疑人。由此可見，通過吸引廣大民眾參與到公眾安全治理中，可發掘更多細節，而更優的治理方案也將被啟發。

（四）大數據判斷

大數據決策，也就是大數據判斷，指的是借助數據統計技術，對異常數據進行分析和比較，以產生符合標準的數據，從而有效發揮大數據的判斷作用，而該種功能對于實現公共安全事件的預防極為有效。從表面上看，安全事件均為突發事件，但其仍可利用大數據對其進行預測，基于大數據平臺，對城市區域內的各種數據進行收集，并實施動態監控，以此來有效提升公安機關的快速應答能力，一旦發現某一區域出現異常數據，便立即借助各種現代化通信手段實現提前預警，以此來有效降低安全風險。通過大數據判斷技術，實現了公共安全時間的及時應答和快速處理，從而在根本上維護了社會大眾的安全。

篇3

社會治安安全工作是公司年度工作總體規劃的一個重要部分，今年計劃投入××萬元，專項用于安全治理。圍繞總體規劃，大廈綜治領導小組認真展開工作，每月組織檢查講評，評估大廈安全形勢，及時查找安全隱患并認真組織整改。今年，在“人員密集場所專項整治”中，投入×××萬元購置消防設備，及時消除安全隱患。通過層層發動，公司上下和全體業主整體聯動，大廈安全一直處于良好的勢態。

一、組織機構

成立綜治領導小組、消防委員會、民調委員會、治保委員會、火災撲救指揮部，明確各機構工作職責。

二、層層落實綜治責任

公司董事長為綜合治理責任人，與各部門層層簽訂《綜合治理責任書》和《防火責任書》，工貿市場和物業公司分別和業主、使用人簽訂責任書，把安全責任落實到大廈的方方面面，形成整體合力。。

三、加強法制教育

根據市場和居住戶不同的特點，針對性地進行普法教育。市場的業主和營業員流動頻繁，為了普法不留盲區，業主進場和營業員上崗必須參加普法教育，經考試合格方可經營和上崗；居住戶難以集中，就利用業主委員會、業主座談會、宣傳欄等多種形式，大張旗鼓地宣傳《消防法》、《刑法》等法律法規。另外，公司還征訂《火警雜志》、《中國公安報》、《治安雜志》等，分發給業主、使用人閱讀、學習。今年九月和十二月，兩次請省安居消防安全培訓中心派教官授課，效果甚好。

四、加強保安隊伍建設

大廈共有保安×××人，協管員××人，持證上崗率達80％，從而保證保安的基本素質。保安隊伍建設是今年的工作重點，從職業道德、業務技能培訓、工作作風培養、快速反應能力等方面，全面提升保安隊伍的整體素質，特別是應急處置程序的培訓，提高了抗擊突發事件的能力。今年11月9日，大廈消防委員會組織大規模消除演練，由于基本功扎實，指揮程序正確，組織疏散有序，滅火作戰迅速，后勤保障有力，消防演練取得圓演成功。原創：

五、加強民事調解工作

××大廈是一座綜合性大樓，人員成分復雜，容易引發各類糾紛，為及時掌握民調信息，我們注重發展和建設民調信息員隊伍，提高民調信息員隊伍綜合素質，及時掌握民調工作動態。全年調處一般糾紛21起，比去年同期下降20％，調處疑糾紛2起，比去年同期下防降50％，調處率100％，調處成功率100％，有效維護了大廈的穩定。

六、積極配合社區做好“五城同創”工作

我們是社區的一員，支持社區工作是我們盡量的義務。今年，作為提升城市形象的“××××”工作在全市鋪開，和平橋街辦、倉巷居委會的領導多次親臨××大廈指導工作。物業公司同樣十分重視“××××”工作，在經費相當緊的情況下，相續投入近××××元，購置老鼠夾、垃圾箱等，放造排水設施，發放學習材料。有各級政府和我們共同努力，就會取得可喜的成績，××大廈第一批通過市政府組織的驗收。

七、加強消防管理工作

物業公司逐步完善了一系列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消防安全考評細則，消防安全管理完全制度化、規范化，通過層層檢查、層層考核，層層落實責任。在今年的“人員密集場所專項整治”中，我們積極自查自糾，順利通過考核驗收。××大廈是高層建筑，消防要求特別高，我們經常提醒自己，消防安全來不得一點馬虎，安全是更大的效益。

最后，由衷地感謝各級攻府對××大廈各項工作的有力支持！

篇4

一、加強領導，層層落實綜治目標責任制

根據情況變化，我局及時調整綜治領導小組，繼續由局主要領導任綜治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做到組織健全，人員到位。同時，縣委、縣政府對我局下達綜治責任書要求，并結合我局下屬單位具體情況，增加防汛抗洪、安全生產、安全供水等內容，對基層單位下達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責任書，與雙文明同考核、同獎懲，形成千斤重擔人人挑，人人身上有指標；按照“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認真履行職責，增強了基層領導抓好綜治工作的責任感。

二、深入宣傳，營造良好綜治氛圍

組織開展好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宣傳工作，對于動員社會各方面和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投身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縣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保障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順利進行具有重要的意義。根據農業局黨委安排部署，我局認真開展綜治宣傳月活動，為經濟建設和水利事業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我局不僅大力宣傳中央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兩個《決定》和《省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條例》，把綜治宣傳的重點落實到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上來。圍繞創建“平安同志”，結合行業特點，轉變作風，扎實工作，抓好水利法律法規宣傳。今年紀念“3·22”世界水日和“中國水周”活動的宣傳主題為“人水和諧”。這次活動旨在深入宣傳水法，推進依法行政，依法治水的進程，進一步增強對水資源進行合理開發、高效利用、優化配置、全面節約、有效保護和綜合治理的意識，實現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縣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一）月日至日，縣汛前各方面工作進行檢查落實，督查內容包括“九查”：查《防洪法》、《防汛條例》執行情況；查防汛組織機構是否成立；查防汛責任制是否落實；查水利工程情況；查各鄉鎮管轄的小（二）以上水庫及重點水電站是否存在安全隱患和應采取的防汛措施；查防汛物資的準備和搶險隊伍是否落實；查險病水庫的加固處理及計劃完成時間和已除險的水庫運行效果；查包庫領導及技術負責人、度汛方案、防汛措施、防汛預案的落實情況；查河道設障是否清除。使今年防汛工作早動員、早安排、早行動，做好“防大汛、抗大災”的準備工作。

（二）從月日起三天內，組織水利干部職工收看《人·水·法》專題系列片。同時，在鄉鎮趕墟日人多時，利用車載廣播宣傳水法規，提高全民對水法制的認識。

（三）月日，召開有關領導和取水大戶參加紀念“3·22”世界水日座談會，大家都各自發表了自己對水利法規貫徹落實和水資源有效利用的看法感想，收到良好的效果。

（四）認真學習新《水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等有關法律法規，提高全局干部職工積極參與綜合治理的自覺性，努力推進全局人員學法、知法、守法、用法、護法的進程，不斷提高了依法辦事能力。

三、依法治水，促進水資源可持續發展。

（一）抓住重點，維護正常水環境：

對所有的取水戶的取水許可證進行年審，年審率達100%，發放新取水許可證7本，審查批復了四座電站的取水許可預申請；認真開展建設項目水資源論證工作。加強河道監督做好河道采砂管理工作，嚴格河道采砂范圍，按照《省采砂收費管理辦法》的規定限制距橋梁、岸邊及水工程的距離，對越界采砂的組織及個人，給予處罰。加強對采砂船只的管理，要求采砂船做好防漂船預案。加大水利執法力度，實行水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抓好“兩費”征收工作。查處五起往河道違章棄土及調解一起水事糾紛。對拒不繳納水資源費的企業，我們嚴格按照法律程序進行。

（二）清查“四無”水電站，服務水電生產：

根據水利部《關于清查“四無”水電站，確保安全度汛的緊急通知》省、縣專題會議精神，縣的水電站進行全面大清查，查出各種不同情況“四無”水電站36座，56臺裝機14785千瓦，根據安全隱患的輕、重、緩、急，采取相應措施，要求限期整改，促進小水電開發規范化運行。省、市安全生產電視電話會議精神，開展農電安全大檢查，通過企業自查，我局抽查，聽匯報、實地查、現場查、問規程等辦法，發現問題下發整改通知，為水電安全生產營造良好環境。

四、防汛抗旱，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省、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揮部關于做好省、市防汛抗旱會議的精神，我局從落實“三個代表”的要求和高度，牢固樹立“防大汛、抗大災、救大災”的思想，早動員、早計劃、早安排，做到宣傳動員到位、領導責任落實到、安全檢查充分、執法保障有力、物資儲備充足、設施及時維護、度汛方案審批、安全預案完善、水庫除險加固，充分發揮水利工程蓄水調洪、錯峰減災的作用，把災害損失減少到最小程度，縣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首先，加強領導，落實防汛工作責任制。強化以行政首長負責制為核心的各項責任制，明確行政首長、包庫領導、單位責任人、技術負責人等有關人員職責目標任務，并將各項責任制貫穿于防汛工作的始終。在年初下發了做好今年防汛工作的有關文件，調整充實了防汛領導小組，并將小（二）型以上水庫包庫領導防汛責任人及搶險隊伍負責人，縣政論公開欄上公布。月縣防汛工作可視電話工作會議，縣長鄭同志參加了會議并做了重要講話，各防指成員單位負責人，各鄉（鎮）長、水管單位及有關部門領導參加了會議；通過對年氣象、水文、水情、水庫運行情況進行總結回顧和對年形勢進行分析預測，進一步落實了各防指成員單位責任，為防汛工作順利開展提供了組織保障。

其次，拉網式安全檢查，及時消除事故隱患。我局從月日開始，組織全體技術人員分兩組，按照“查全、查細、查實，抓早、抓實、抓好”的要求，縣小（二）以上水利工程、在建水利工程、骨干電站及低洼易滑坡地帶等重點部位及低洼地段，靠山邊民居、學校、重點堤防等薄弱環節進行了拉網式的安全大檢查，對查出的隱患，發出了限期整改通知給有關鄉（鎮）領導、水利工作站站長或業主。做到了整改措施得力，時間要求明確，為安全度汛創造了條件。積極組織人員開展汛中安全檢查及“安全生產月”活動，對去年完成的16座水庫的除險加固進一步檢查落實，查隱患、找問題，堵漏洞、抓整改，及時消除各類事故隱患，確保安全生產。

第三，堅持24小時值班，落實防汛各項預案。一是把防汛工作重點放在“防”字上，重點水庫與鄉（鎮）組成防汛聯防，縣落實了11支850余人以武警、民兵、應急分隊為骨干的防汛突擊隊，儲備了編織袋3萬只、水泥500噸，救生衣500件、救生艇35艘、抽水機及水泵70余臺等防汛物資。配置了海事衛星全球星電話各1部，救生衣500件，完成了洪水預警系統工程的維護。二是對城區還進行洪水警報器進行了試鳴，市民防范洪水意識。三是根據汛前檢查的結果及時對水庫度汛方案及各種預案進行了完善，增強了調度方案和各項防汛預案的可操作性和合理性。省、市防汛抗旱指揮部要求，編制完成了“縣抗旱預案“，縣水資源開發利用，現有水利工程不同于旱等級可供水量、城鄉農業、生活工業生態及其他等用水進和了水量供需平衡計算。縣可能出現的旱情人畜飲水困難進行了全面分析，制定了干旱措施，明確了抗旱職責，提高了抗旱可操作性。

第四，加快防洪工程建設。省、市國債項目建設要求，月日完成了金溪流域防洪一期工程（同志河段、城區、朱口防洪堤）今年任務的工程施工設計，工程招投標工作，月日工程正式動工，截止目前1.659千米也洪工程已動工，完成堤長砼0.5萬m3，完成工程投資334萬元（含房屋拆遷）。完成朱溪河道清水工程河道清障2.80千米，完成投資80萬元。

第五，夏汛冬防，搞好歲修和水毀工程修復。省、市冬春水利工作會議精神，以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加強農業基礎地位，保護和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工作方向，認真實踐”三個代表“，以水毀工程修復、水庫除險加固、節水灌溉、鄉鎮供水為重點，抓基礎、抓重點、抓動員、抓關鍵、抓質量，全面完成冬春水利建設任務，完成土石方64.5萬方，占任務的111.21%；完成投工35.7萬工日，占任務的111.56%；完成投資2598萬元，占任務的118.63%；新增節水灌溉面積0.47萬畝，占任務的235%；改善灌溉面積2.3萬畝，占任務的115%；改造中低產田0.2萬畝，占任務的100%；修復水毀工程64處，占任務的106.67%；新建鄉鎮供水2處，占任務的100%；較好地完成了夏汛冬防的目的。

第六、防旱抗旱，確保鄉村用水。縣1-6縣降雨僅1004毫米，與多年平均降雨1465.4毫米相比少31%。據統計，中型水埠、小（一）型將溪水庫蓄水量分別為613萬方和185.5萬方，占正常蓄水量的59%和59%，小（二）型水庫只有3座正常蓄水，其他水庫蓄水不足正常庫容的一半。當前水庫蓄水量普遍不足。為此，我局加強領導，樹立防大旱、抗大災的思想，制定相應的防旱抗旱對策和措施，全力做好抗旱各項準備工作，完成打井18口。

五、注重實效，創建“平安同志”大好局面

篇5

筆者認為，看清各類食品安全事件此起彼伏的來龍去脈，條分縷析危害發生的復雜因素，才有利于科學理性應對、實施有效監管、社會同力共治。

第一，從農產品生產環節說起。農產品生產是食品的最重要源頭，近年來各級政府特別是農業部門堅持統籌農產品總量平衡、結構平衡和質量安全，全面強化執法監管和推進農業標準化，農產品質量水平總體穩定、逐步向好。但同時要看到，由于農業生產仍以分散的、小規模的經營模式為主，使得生產標準難以統一，極其不便監管；由于大批青壯年農民外出務工，留在農村的老年農民掌握新技術、新標準的能力較弱；由于農產品質量安全工作起步晚、基礎弱，部分生產者的安全意識不強：由于分散的小農缺乏科學施肥用藥意識和能力，容易派生出質量問題。

第二，從食品的流通加工環節說起。我國的食品工業是全球老大，每天生產11億千克的食品，千分之一或萬分之一的問題概率也不可小覷。流通加工環節過度分散，增加了食品安全控制的復雜性。其一，食品加工的集中度較低，傳統工藝與現代制作混雜，地域性、分散性小作坊處處冒煙，各地風味食品以產地為中心并呈扇形擴散。其二，食品產業的加工鏈雖然不長，但是流通周轉鏈、供應鏈過長，需經過多次轉手、長途轉運才能到達百姓餐桌。其三，食品消費以鮮活為主，一些簡單加工和運輸需要采取保鮮措施。本來就利益微薄的食品生產，還要經過生產、加工、流通的多次利益博弈，質量保障及道德防線經不住利益驅動的沖擊。

第三，從食品鏈條的投入品市場來說。影響食品安全的污染物，是指食品從生產、加工、包裝、貯存、運輸、銷售，直至食用等過程中產生的，或由環境污染帶入的化學性危害物質。投入品的使用，關鍵在于量的控制、時間點的把握；更為關鍵的是，那些明令禁止的藥物或添加劑，一定不能生產使用。那么，蘇丹紅、孔雀石綠、瘦肉精、神農丹等等這些披著美麗外衣的有是怎樣屢屢浸染市場的呢？是一批無良企業、無良商販受利益驅使，結成了“利益鏈”；同時從生產、銷售再到餐桌的鏈條上，企業內控、標準制定、質量監督等諸多關口上的防線也屢屢“失守”。

第四，從政府重視和市場監管說起。保障食品安全，是需要政府監管責任和企業主體責任共同落實，行業自律和社會他律共同生效，市場機制和利益導向共同激活，法律、文化、科技、管理等要素共同作用的復雜的、系統的社會管理工程。我國的食品監管體系，還存在主體職責不清、部門分工不明、缺乏配合協調、各類標準打架、盲區盲點較多等現象。監管的體系完善與能力建設需要一個過程，且這個過程與食品安全問題易發多發的時期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