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教育的形式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死亡教育的形式，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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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死亡教育是指引導人們科學、人道地認識死亡、對待死亡，以及利用醫學死亡知識服務于醫療實踐和社會的教育。其主旨在于使人正確地認識和對待人人都不可回避的死亡問題，首先是正確地認識和對待自己的死亡，同時也正確地認識和對待他人的死亡。死亡教育不僅讓人們懂得如何活得健康、活得有價值、活得無痛苦，而且還要死得有尊嚴[1]。

隨著文明的推進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不但重視優生、優活，也追求優死。臨終關懷在我國越來越受重視。由于幾千年來中國傳統死亡文化的桎梏，人們對死亡觀還存在著很大的誤區，醫護人員長期以來習慣的道德價值觀、醫學、護理倫理觀與臨終關懷也有著一定的沖突。普及死亡教育無疑應是實施優死制度和普及優死的前提。死亡教育是開展整體護理的要求，其實施直接影響臨終患者的護理質量。

綜上所述，及時的展開死亡教育便顯得十分迫切和有意義了。我國臨床進行死亡教育研究進展的綜述如下：

1國內研究現狀

1.1港臺地區死亡教育現狀

1.1.1臺灣研究現狀

20世紀末，臺灣教育界將死亡教育引入，稱為“生命教育”或“生死教育”，在學校廣泛開展生命教育課程，并將2001年定為臺灣的“生命教育年”[2]。黃天中[3]出版了死亡教育系列叢書；臺灣的醫學院均開設了死亡心理學等課程。臺灣很重視對護理系學生的生死教育，很多學校將其列為必修課。

1.1.2香港研究現狀

香港最初的死亡教育采用綜合的方法，將死亡和瀕死的知識整合到其他課程中，主要采用講授形式，重知識傳授，而不是態度和技能的培育，護理學生（護生）也沒有機會檢測自己對個人經歷和臨終患者的反應。近年來對護生或注冊護士的死亡教育中均嘗試PBI。教學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護理人員對死亡和瀕死持有積極態度，并能獲得相關的知識和心理社會技能[4]。

1.2大陸地區死亡教育現狀

與港臺地區相比，大陸的死亡教育起步晚，發展嚴重滯后。回顧其發展歷史，死亡教育首先在醫學教育領域、圍繞倫理問題而展開[5]。內地的死亡學研究始于80年代[6]，1988年7月，中國內地第一次全國性的安樂死學術研討會上首次提出努力開展死亡學教育、更新死亡觀念的問題。國內護理界死亡教育總體還處于理論水平，大多數護理院校未單獨開設死亡教育課程。護生在校期間不能獲得系統的死亡教育，在職繼續教育也缺乏相應的培訓內容，護理人員對死亡教育知之甚少[7]。

2提高死亡教育實行方法

2.1 提高護士對死亡教育的認知水平

死亡教育使人們懂得如何保證健康，有價值、無痛苦，而且還要死得有尊嚴，既強化了人們的權利意識，也利于促進醫學發展。護理人員對死亡教育的態度同時直接影響到臨終護理的質量，管理者應該采取積極的措施，提高護理人員對死亡教育重要性的認知。

2.2 提高公眾對死亡教育的認識，樹立科學的死亡觀

應該呼吁社會利用媒體宣傳、印刷廣告等方式開展死亡教育知識的普及，減輕人們對死亡的恐懼，為護士開展死亡教育提供適宜的倫理環境。

2.3 重視護士對死亡教育相關知識、能力的培養

隨著整體護理的開展和深入，護士在護理工作中越來越重視對病人的身心護理，但是，在護理臨終病人時所缺乏死亡教育的知識以及技巧，對死亡話題探討也較少。

2.3.1轉變觀念，樹立正確的死亡觀

不同文化背景，死亡觀不同，我國的傳統文化接受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影響，多數人對死亡是采取否定、回避的態度的。要對病人及其家屬開展死亡教育，首先應該對護理人員自身開展死亡教育，提高其素養，擺脫其對死亡的恐懼，樹立科學的死亡觀，本著真誠善良的同情心和高度的責任心對病人及其家屬開展死亡教育。

2.3.2加強對護理人員的死亡教育知識、技能培訓

臨終關懷與死亡教育是現代護理學需要研究的新學科、新課題，鑒于目前死亡教育的現狀，應對護理人員強化有關死亡教育知識、技能的培訓，通過自學、短期學習班、院內講課、脫產學習班、脫產進修等，使他們了解患者心理需求，掌握病情告知的原則和技巧，處理好“告知事實”和“避免傷害”的沖突，掌握癥狀控制、生死問題談話與教育等相關知識，使死亡教育成為健康教育的一部分。

2.3.3死亡教育應作為護生的必修課

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日趨嚴重，在人們還未經過良好的死亡教育，不具備科學死亡觀的國情下，作為培養護士的醫學院校，應將臨終關懷學作為護士的必修課，繼續探討“臨終關懷”、“死亡教育”的適宜教學內容和方法體系，借鑒國外教育形式，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組織編寫有特色、前瞻性的系列教材，使我國的死亡教育具有高起點和適用性”[8]。

參考文獻：

[1] 諸葛毅，在高等護理專業開展死亡教育的社會價值[期刊論文]，醫學與社會，2006（03）

[2] 傳宏，楊海燕.中國內地和臺灣地區生死教育現狀的比較.天津市教科院學報，2005（3）：11―12.（3）（4）醫學教育必須重視死亡教育，岳亮，《衛生職業教育》

[3] 黃天中.死亡教育概論I：死亡態度及臨終關懷研究.臺北：明田出版社，1992：1-532.

[4] Wong F K，Lee W M，Mok E.Educating nurses to care for the dying in Hong Kong：a problem-based learning approach.Cancer Nurs，2001，24（2）：112―121

[5] 劉輝，張希晨，李燕.災難托起的生命倫理命題：死亡教育.中國醫學倫理學，2008，21（5）：97―99.

[6] 傳宏，楊海燕.中國內地和臺灣地區生死教育現狀的比較.天津市教科院學報，2005（3）：11―12.

篇2

哈貝馬斯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一直是中國學者研究的重要人物，他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態度不僅是批判，更表現為重建理性化、現代化的社會“公共領域”。哈貝馬斯在解決現代資本主義合法性危機重塑“公共領域”過程中形成了這樣一條理論脈絡：普遍語用學――交往行為理論――協商倫理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作為當前階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強基固本的基礎工程，要成為高校師生的價值追求和自覺行動，集聚實現中國夢的巨大熱情和正能量。哈貝馬斯以語言轉向研究為切入點，構建交往理論，并從人的行為理論過渡到社會理論，形成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診斷。哈貝馬斯的理論是否能把握資本主義社會真諦、解決社會危機值得懷疑，但是其理論脈絡對我們提升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實效性具有借鑒和啟示意義。

一、哈貝馬斯建立在普遍語用學基礎上的交往理性理論

哈貝馬斯批判工具理性，主張以交往理性取代，以語言為橋梁構建主體間平衡、穩定的關系，呼吁回歸生活世界，達到主體之間交往行為的合理化。

（一）在對工具理性批判中提出交往理性

哈貝馬斯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因工具理性而異變、壓抑。工具理性強調主體的理性能力，它“把自身以外的一切關系都用主體―客體對立關系模式加以抽象概括和實踐操作，人為地設定一個與客觀世界相對立的第一性的理性主體，迫使理性退化為對自然界等第二性他者進行無休止利用和支配的一種被片面化和閹割了的工具理性”[1]，世界被分裂為對立的主客體關系，現代社會陷入價值與道德的沖突：道德滑坡、自由喪失、人性壓抑。哈貝馬斯對工具理性的批判改造是建立在現代西方哲學從認識論轉向語言哲學基礎上。對哲學語言轉向的研究和對工具理性的批判，讓哈貝馬斯認識到工具理性的缺點，即“把人的精神活動同人的行為、生活環境、‘生活世界’以及把人聯接在一起的最普遍的語言中介物分裂開來”[2]。所以，哈貝馬斯以語用學為切入點提出交往理性克服工具理性對現代社會的統治，跳出主客體的對立和主體對客體的絕對控制，關注作為主體的人與人的關系，強調人的社會行為是主體之間相互理解與共識;并且認為導致人與人之間沖突的差異不是不可調和的矛盾，以語言為中介，通過思想溝通、行為調整可以解決問題。

（二）以語言為媒介的交往行為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行為的主要方式之一，物質交往不是最基本的交往方式，遵守共同的社會規范以符號即語言為媒介的交往才是最基本的，也是必要的。哈貝馬斯建立的交往理性是指“論證性話語在不受強制的前提下達成共識這樣一種核心經驗。其中，不同的參與者克服掉了他們最初的那些純粹主觀的觀念，同時，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確立了客觀世界的同一性和生活世界的主體間性”[3]，是人們之間以符號為中介的互動。由此分析得出交往行為、言語是構成交往理性的主要因素。交往行為以語言為媒介，體現了人們通過對話達成一致和協同的目的，以遵守共同的社會規范為原則。因此從有效性看交往行為要具有真實性、正當性、真誠性，人們行為的協調基于同意。因此語言在交往行為中十分重要，發揮著多向度作用：搭建主體間理解橋梁;表達作為規范的共識;單純的表達手段。語言作為交往行為的媒介相應也必須是真實的、真誠的、正確的，具有可理解性。交往行為要達成人們之間的一致和理解，必須蘊含著合理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交往行為強調主體間性，意味著多元價值的存在。第二，交往理性是原則、程序，是人們遵守的共同規范，更是人們之間相互的期望，需要主體之間在平等的基礎上協商、溝通、理解達成共識。第三，交往行為是開放性的，其合理性就是人們之間互相征求意見達成的共識，是暫時的一致，其本身并非絕對的，是可協商討論和批判的。由此，人們之間形成的交往關系不需要“任何外在語言行為的力量，而完全靠自由、平等、開放的討論來形成而非強迫性共識”[4]。

（三）建立在交往行為基礎上的生活世界

交往理性的建立和交往合理性是為了讓理性回歸現實的生活世界，實現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是交往行為者置身其中的境域。生活世界包括文化、社會、個性三大結構。文化結構意指知識的儲備、前人特定的文化積淀，是交往行為者對世界理解的依據;社會結構則是在文化沉淀基礎上構成的理解和交流關系，即合法的社會秩序;個性層面指個體依據文化積淀和合法的社會秩序教化自身，構建自我存在。生活世界是促進社會進化的動力：促進文化的積淀、傳遞和更新;促進社會的整合與團結;促進個體的社會教化。社會的進化過程不僅是指知識和技術的進步，更包括生活世界理性化。人們用不同的溝通形式理解社會規范、構建合法的社會秩序、促進個體發展，人們憑借言語行為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越來越美好。

二、交往理性理論在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中的應用與啟示

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是現階段大學生教育的重要任務。這一任務關系到中國夢的實現、優秀社會主義建設者的培養、大學生理想信念的構建，更關系到意識形態激烈抗衡環境下的大學生教育。實現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和踐行的有效性是教育的首要目的。但是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播過程中忽視了大學生的主體性及其生活世界，造成傳播語言有效性的缺失。大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缺乏內化的認同感和外化的行動力。在如何提高有效性問題上，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理論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遵循主體間性，搭建師生協商機制，培養學生主體意識、自我教化能力

哈貝馬斯以交往理性為基礎，批判傳統的“主體―客體”思維模式向“主體間性”轉換，“主體間性”是民主協商的理論依據。“主體―客體”模式側重強調主體對客體的認識和控制，目的在于探討主體對客體的認識能力基礎上確定的主體對客體世界的最高權威，所以導致主體在選擇最有效的工具達到預定目的的時候，而忽視了客體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我國傳統的教育模式偏向于主體對客體的單向灌輸，教育者是主體，學生變成被動接受的客體，但是教育者不是學生，關注的是教育的目的，教育對學生成長成才的意義、價值如何往往被忽略。“主體間性”則強調了主體多元化，自我與他者的平等、自由是一致的。主體間性原則下的教育強調教育者與學生的平等主體關系，教育者主體起著價值引導作用，學生主體則自主構建。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從社會層面來講意義重大，是中國夢共同理想實現的精神支撐、意識形態領域抗衡的力量凝聚的保障。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既關系到國家、社會的進步，也是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的重要維度，是大學生人生價值與社會價值統一的保證。大學生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中不僅是單向度的受教育者，更是教育的價值所在。所以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要遵循主體間性原則，教育者與學生之間應建立平等的對話、相互作用的交往關系。這種交往關系以平等對話而非說教開始，明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以國家、社會、個體共同利益為目的，以此共識目標為基礎，通過自由、平等的民主協商，促成彼此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認同的理解，然后確定達成共識目標的教育秩序，即怎么做。只有達到教育實踐參與者贊同的秩序、規范才能有效。教育中采取通過協商確定的不同形式的對話，突出學生的自主探究和合作能力，即自我教化功能，更在此過程中讓大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覺探究、自主生成。為此需要做好兩方面準備：一是培養學生商談資質、能力，引導學生熟悉協商理論并做相應的模式培訓。二是以問題意識為導向引導協商的發起，了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過程中教與學在價值觀認同、目的、方法上可能存在的沖突和矛盾。

（二）構建有效語言，拓寬對話語境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就是以語言為媒介達成相互理解和目標的活動，語言是人際關系中最基本的形式。當然話語蘊含著有效性要求：可理解性、真實性、真誠性、正確性，語言的表達能讓聽者理解、分享、相信、認同。哈貝馬斯認為，“在理想的言談情境下，通過合理、規范地使用語言，人們之間就可以達到相互理解，并在非強迫的情況下達成共識”[5]。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是主體之間教與學的交往行為，這一交往行為主要通過語言進行，語言的合理化是交往行為遵循的基本原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在國家、社會、個人三層面是并重的，教育者一方面要準確把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高度凝練的表述，另一方面要深刻理解其內涵，不能簡單重復概括性表述或者說教式語言。教育者要拓寬與學生的對話語境，話語要針對不同的對象、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教育載體而制宜，創設情境與學生的生活世界有機融合。雙方對話在平等的基礎上要遵循基本規則：真誠、發自內心、可達成共識，只有如此才能達到對主體之間相互理解的境界。特別當下以社交網絡為主體的自媒體時代，信息傳播主體和受眾界限日益模糊化，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要充分運用網絡，合理運用網絡語言，打破交流的隔閡，縮短溝通的距離，形成互動，引導輿論導向，傳播正能量。

（三）回歸生活世界，融入現實社會的對話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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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8日，江西贛州15歲初三男生悲情自殺。僅過兩日，同為15歲的廣東河源高一男生在宿舍樓墜亡。兩人的遺書中，無一例外均提到了學習壓力。類似的悲劇時常見諸報端。有調查顯示超過三成的中小學生偶爾有自殺念頭，其中經常有自殺想法的占到了4%。

每當有學生因學習壓力等原因而自殺的事件出現時，人們在悲嘆年輕生命逝去的同時往往將矛頭指向當前的應試教育制度。以筆者之見，應試教育制度確實存在較大弊端，理應遭到質疑，但兒童自殺的原因很復雜，只歸因于應試教育制度有簡單化之嫌。生命教育特別是死亡教育的缺失也難辭其咎。

新世紀以恚針對諸多學生不尊重生命的現象，我國教育開始關注生命，生命教育應運而生，并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然而受城鄉及地區差異的限制，加之應試教育對品德等非主干學科的輕視，使得生命教育在很多地方還處于基本空白的狀態。此外，由于存在嚴重的死亡避諱，我國的生命教育往往只告訴兒童要珍惜和熱愛生命，卻基本不提及死亡。試想，不讓學生認識和接觸死亡，又怎能讓學生認識生命的脆弱和易逝，真正做到珍愛生命呢？

死亡教育作為一種在歐美發展相當成熟的教育在我國卻爭議頗大、步履維艱。相對于生命教育的繁榮，死亡教育還鮮為人知。對死亡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論證不足，也使得人們對死亡教育的效果有所懷疑，擔心對兒童進行死亡教育會產生負面效應。盡管有人針對諸多兒童自殺等死亡事件發出了“死亡教育，等待到何時？”的呼喊，每當發生地震等災難或安全責任事故時也會有人呼吁“該給孩子補上這一課了”。但時至今日，我國死亡教育的普及度和認可度仍然極低。死亡教育相關的活動往往會引發激烈爭論，反對聲居多。學校和教育工作者也多持一種謹慎和保留態度。然而，不通過死亡教育幫助兒童從小認識死亡，形成科學合理的死亡觀，兒童就無法理解生命的本質，無法真正成熟，更會被死亡恐懼等各種死亡問題所困擾，在錯誤死亡觀念的指引下，將死亡當作兒戲，恐懼、輕視或向往死亡。

竊以為，死亡教育應當得到大力提倡，通過加大對死亡教育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合理借鑒國外死亡教育的經驗，研究其在預防兒童自殺、認識生命意義等方面的實際效果，以期死亡教育能夠成為拯救學生自殺等不尊重生命行為的一劑良藥。死亡教育名為談死，實為談生，是教育人通過認識死亡的本質來最終獲得對生命意義和人生價值的體認，實現向死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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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往的本質。對交往本質的理解必須結合人的本質進行分析，否則只能停留于對人的交往的事實的現象描述。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由此我們可以推論出，交往就是人的一種本質屬性，是人的本質的內在要求，人交往故人存在。

2.交往的類型。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曾把人的交往類型劃分為“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兩種類型。物質交往指在社會物質生活中，人與人之間在物質、能量上的交換，這種交換是其他一切交往的基礎。精神交往指人以交換和傳播精神產品為目的而進行的思想、文化、情感等方面的溝通與交流。由此可見，物質交往是精神交往的基礎，精神交往是物質交往的直接產物。

3.交往的發展形式。馬克思把不同時期的交往從歷史形態角度劃分為三種交往發展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人的依賴關系階段，此時的交往具有自然性、原始性、依附性的特點。第二個階段是物的依賴關系階段，第三個階段是人的全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人們克服了個人與社會間的矛盾，實現了對社會關系的自由駕馭，成為真正的交往主體，開始真正的社會生活。

二、當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交往性缺憾

在當前思想政治教育中，交往出現了主體間性、生活世界和精神交往三方面的缺失，表現為交往形式、交往內容、交往理念三種缺憾。

（一）交往形式被動與單向。人是雙重關系的存在物，從這一視閾審視當前思想政治教育交往，則出現了主體間性弱化的瓶頸。

1.教學被動。當下思想政治教育平等的主體間地位的交往異化為不平等的主客體地位的交往，一方面，受教育者作為主體的能動性常被忽視，思想政治教育交往變成教育者壟斷的交往;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常成為被動接受教育者教育的物化對象，喪失思想政治教育的話語權，無法完成自我建構。

2.交往單向。一方面，教育者受傳統“主體一客體”教學模式影響，通過制度化的權威將思想與規范單向灌輸給受教育者，異化了教學交往。另一方面，受教育者無條件地接受、服從，無視自身的能動性與話語權，不會對教育者提出質疑，很難實現對意義世界的覺解與對思想境界的提升。

（二）交往內容抽象與疏離。思想政治教育交往指向的是現實生活的交往，當前思想政治教育交往卻模糊了這一立足點，總著眼于抽象疏離的理論，脫離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

首先，交往內容抽象。本應體現現實生活的教育交往內容卻被過度意識形態化，脫離受教者的生活世界，喪失其應有的真實性與可信性、現實性與實踐性，成為空洞說教。其次，交往方式疏離。師生平等的生活化交往方式被異化為單調的“程式化”交往、“課堂式”交往，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漸漸異化為“填鴨型”教育模式，嚴重影響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

（三）交往理念重理輕情。交往對于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重要，在于既延展到受教育者的道德情感領域，又根源于受教育者的深層心理。然而，當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交往中，對于精神交往卻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尤其是情感和心理。

1.情感交流缺失。情感是人們對客觀事物是否符合自己需要、愿望和觀點所產生的內心體驗，是思想政治教育發揮其實效性的重要因素。實際上，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和形式中往往缺少這一媒介，也就是說，雖然受教育者對情感交流有著迫切的需求，但情感交流在現實思想政治教育中并未達到客觀要求。

2.心理溝通不暢。心理是大腦的機能，而思想是心理的產物。當前思想政治教育將心理咨詢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體系中，但其實踐過程中仍存在問題。一方面，心理溝通以門診式咨詢為主要方式，違背了“交心”的疏導原則，另一方面交往內容未建立在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之上，對其學習、生活等解疑答惑的心理溝通更是無從談起。

三、提升交往式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路徑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質，促進全面發展，而提高實效性意味著這一教育目的可以更有效地實現。針對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現狀，將從以下幾個方面探尋提升交往式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思路：

（一）實施理念：互相理解。理解是交往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礎和前提。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是“單向度”的“理解”，交往式思想政治教育必須以主體之間的理解為核心，注重雙方的平等參與，實現主體之間的精神溝通，尋求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視界交叉點和融合點。

教育者應敞開心扉，與受教育者平等對話，使受教育者積極參與和表達內心深處最真實的想法，形成“雙向互動”，最終與之產生情感共鳴。同時，注意言語表達，以理解為目的進行的溝通交流，往往注重發揮語言的媒介作用，而且言語必須具備“真實性”、“正確性”和“真誠性”[2]。只有這樣主體才會尋求改變自我、接納對方，達成真正的理解。

（二）內容選擇：回歸生活。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世界指的是與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相關的一切社會生活領域。思想政治教育要在現實生活視閾下關注受教育者的存在狀態與發展程度，就不能游離于受教育者的生活之外。一方面，尊重受教育者身心發展規律。教育內容要貼近受教育者的現實生活，做到人性化與知識化兼顧、生活化與政治化統一。另一方面，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實用性與多樣性。既要包括正確的政治觀、價值觀等意識形態內容，也要包括人格塑造、社會交往能力等普世內容。豐富的教育內容，可避免單一枯燥的理論內容所引發的厭惡和逆反，滿足受教育者不同層次的精神需求，拓寬兩者的對話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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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網絡 思想政治教育 實效性

中圖分類號：G41 文獻標識碼：A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Based on Internet

ZHOU Lingyan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621010）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as a modern university students' learning， life， vision has brought great improvements，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college life， at the same tim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also ushered in the era of challenges. From the impa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egan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ource from the elements， processes， results analysi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hree aspects， the following basic conclusions： First， the most fundamental tas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actual effect； second play the positive factors in the spread of educ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rd， the basic tas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t this stage is to cultivate literacy， the ability of the subject of education； four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social and corresponding demand for college as the ultimate goal； fifth， a sound legal system i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enetr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fundamental ways.

Key words interne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ffectiveness

1 網絡對當代大學生的影響

隨著網絡信息的普及，大學生這個網絡主體的人數越來越多。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調查表明，每10個大學生就有7.2個網民的比例計算，截止到2012年底，中國在校大學生網民高達1826.32萬，是中國上網群里的最大比例人群。對于大學生而言，上網的用途主要為：購物、查找資料、學習、游戲、娛樂、聊天、下載、閱讀、新聞、郵件等基本用途。當然，在這其中，上網聊天和娛樂的比例占總人數的50%以上。網絡科技的發達為大學生們帶來了新時代的視聽盛宴，這一場前所未有的信息革命相較于傳統的信息系統，為人們提供了龐大的信息資源庫，內容涉及到經濟、文化、政治、軍事、體育、科技、金融等各個方面。豐富的資源庫讓當代大學生們的生活、學習的內容更加豐富，方式也趨向于多樣化，形成新時代雙向性教育模式，使得教育更加趨向于民主與平等，從而更能夠增強學生的自我學習能力，塑造自我性格。

網絡因其開放性、隱蔽性、及時性成為大學生的新寵，同時也為大學生帶來了新的困惱：過多信息的無效篩選、不良信息的傳播性等讓大學生這個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人生觀、價值觀出現了動搖，從而對大學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在網絡世界中處于極其被動的地位。同時，在目前的國際互聯網的各類信息中，80%以上的網上信息以及95%的服務信息均是由美國提供，我國在信息傳遞中所占份額僅占0.1%，以美國為首的霸權主義的思想、民族認同感對大學生網民形成潛移默化的影響。同時，網絡低俗的消極文化讓學生真假難辨。由此可見，網絡這把“雙刃劍”為大學生帶來了極大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威脅，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開展已經迫不及待。

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學的實效性概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從廣義上來看，是指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實施的教育行為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客體，也就是當代大學生所產生的影響和效果。在這其中，包括了教育客體及與其有關的他人和社會之間發生的一切作用。從狹義上來看，是指教育主體使用教育手段對教育客體所產生的有效用的結果，從某一方面來說，它反映的是教育主體希冀能夠通過教育手段希望能夠達到的目標以及目標實現的程度，它能夠通過教育目標的實現程度表現教育手段的有效性，是一種檢驗教育成敗的根本標準。

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是和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所區別的，因為網絡的發展、網絡的特性帶來的（下轉第135頁）（上接第61頁）就是和傳統教育不同的特征：在網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的主動性不再取決于教育主體，而更多的是取決于教育客體與教育主體的互動，是一種平等的、開放式的學習，因此，網絡思政教育的實效性是具有互動性的；網絡的特性絕對影響網絡思政教育的特性，網絡的開放性、隱私性、便捷性、新穎性在為教育客體帶來便捷的同時也帶來了“選擇”的傷害，網絡的無序傳播、輿論的多元化傳播、信息中復雜的內容，在產生積極效用的時候很可能出現一些非預期的效用或者是錯位的消極效果，因此，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具有雙面性；在網絡思想政治教育中，效用的存在并不是單一的，而是相互影響的，在一個效用產生負面效用后，可以采取其他的教育手段進行互補，或者利用另外一種傳媒方式進行彌補，從而使得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能夠達到最大效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具有互補性。

3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教學實效性的對策思考

3.1 建立對話模式

高校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平臺首先是要建立在網絡中的，而網絡具有開放性，給教育主體和教育客體建立的是平等交流的平臺，也是一個雙方不斷認識自我、反思自我的過程。平等的交流平臺打破的不僅僅是教育主體的權威性，打破的也是教育主體和教育客體之間的隔閡。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是強迫性地將教育內容傳遞給教育客體，教育客體只能被迫性接受教育主體灌輸的內容，但是在交流的過程中不占據主動地位，無法直接闡述出教育客體自我的認知過程。缺乏交流的教育課程使得教育主體和教育客體產生思想上的隔閡。而在網絡平臺中的交流，教育主體與教育客體存在于同一個平等的平臺中，雙方是同等地位的個體，雙方能夠自由表達心中所想，從而消除教育主體和教育客體間的隔閡，讓雙方在不斷的自我認識、精神溝通的過程中達到教育的目的。同時，平等的交流平臺能夠促進教育客體主動進行思考。雙方的一種交流，一種合作，而不是傳統式的單方面灌輸。對話模式能夠讓受教育者主動追求道德上的提高，不斷地修煉自我，提高自我。當然，對話模式對于教育者的要求相對而言有所提高，這要求教育者能夠及時發現教育客體日常生活、學習中的問題，并且針對問題將國家的政策方針進行引導，將大小道理陳述清楚。

3.2 提高教育主體素質

教育主體作為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執行者，也是高校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主導因素。教育者本身的世界觀、價值取向直接或間接影響教育客體的思想，所以要提高教育傳播主體的綜合素質，創造最佳的傳播者條件。教育主體自我的聲譽以及形象受到自身知識、素養的限制，所以作為教育主體需要做好以下幾點：第一，教育主體應該對自我需要進行教育的內容在理論知識上有所專門研究，成為該方面教育的專家，能夠獲得一定的權威性，才能夠使得自我在教育客體的教育過程中滿足需求；第二，教育主體在教育過程中在網絡上應該表達客觀、公正的信息，使得教育客體能夠接收到足以信賴的信息；第三，教育主體需要在網絡上下均能成為道德模范，能夠以自身的道德修養得到他人的尊重，才能夠以足夠的表率作用、個人魅力影響教育主體，增強教育內容的可信性。

3.3 健全網絡法制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