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的基本理論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中醫的基本理論，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中醫學是中國傳統中寶貴的文化形式，是中國科學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國生命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醫學的進步不但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有過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堅實的本體論基礎而持久的影響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理路，“儒必通醫”就是最好的說明。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的歷程，西方的醫學思想和醫療模式也開始輸入中國。由于西方醫學在治療技術上的方便性，使之國人在醫療實踐中能夠接受西醫的治療方式，但是，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和“全盤西化”的價值承諾形成了對中醫學和中國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現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數典忘祖、思想淺薄、急功近利成為學術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醫學也成為被否定的內容之一。為了提供否定中國文化的理性基礎，自覺的不自覺的以西方的哲學思想判釋中國文化的方法就成為時代的風氣，以西方的醫學模式判釋中醫學以比較兩者的優劣，成為這個時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特點。如果說以西方醫學技術上的特點做為可接受的標準還帶有實用主義的特點，從而還能在經驗論的層次上證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盤西化”對中國文化及其對中醫學的否定就是對中國文化理性自覺的背叛，而成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時至今日，隨著對西方科學文化產生的一系列誤區的深入認識，中醫學在醫學實踐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療效被肯定，中醫學也日漸受到重視。但是，對中醫學的肯定仍然是在經驗論的層次上，遠沒有在哲學理性上實現自為而自在的統一。尤其對于解決這一已經產生了幾千年的中醫文化的繼續發展的理路問題而言，就更需要哲學的根據和支持。

問題表明，對中醫學的正確認識及其發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醫哲學的研究作為基礎。然而，以我們已經熟悉并習以為常運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學思維進行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結果的。以西方哲學的模式為坐標系進行中醫學的研究，其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正確的方法是，應對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產生中醫學的哲學思想進行發掘，進而研究中醫學的科學性，以對中醫學的發展方向作出推定。這些是研究中醫學發展應解決的基礎理論問題，應當成為一切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應投以相當大的精力進行研究的問題。但是，對于中醫學發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對的問題既是中醫哲學帶來的也是以哲學對中醫學提出的本體論承諾出現的。這表現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醫學學科的科學性及其產生的哲學基礎與我們所熟知并運用自如的現代科學和哲學對其進行研究而產生的誤區，另一方面則要求中醫學本身能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和哲學基礎，即中醫學的學科性在本體論哲學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學形式與哲學方式的統一──中醫學是中國哲學形而中論的自在自為的統一。

就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進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學原理與中醫學有怎樣的相關性以及中醫學表現出怎樣的規律，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哲學和中醫學的關系，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學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由于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生成了中醫學的學科形式，從而表明了中國文化的一以貫之的理論特點，那么，中醫學就在其內容和形式中展現出的基本規律將代表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因此，應當說，進行中國哲學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就應在《周易》、《道德經》和《內經》及《論語》等儒家和道學經典的研究上下功夫，這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基本方法，同樣，這也是研究中醫哲學的基本方法。

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進行的研究，以發現其基本規律，這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問題，這已成為現代以來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全盤西化”、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結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學推定中國哲學的研究一樣，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進行西化式的推定。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中國文化對哲學的承諾及其原理的推定，應當認為這些推定的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學和西醫學對中醫學理論的異化。

如果承認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性，并且承認中國文化的形式具有獨立性──中醫學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醫學的形式，那么，對生成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學反思──哲學的承諾和推定的統一并進行推定的結果。生成文化的歷史和邏輯只能是歷史和邏輯在文化形式中的統一。所以，對生成文化的哲學基礎進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諾的哲學──哲學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學形式上的統一。哲學在文化母體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諾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來文化所承諾的哲學進行推定。以西方哲學進行的推定，只是一種比較意義上的詮釋，哲學的比較不具有本體論承諾和推定的統一性，本體是自身的邏輯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學在當代的進展產生了分析哲學和解釋學，其理路表明的邏輯和形式對思維的限定，使對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的運用產生了嚴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被語言和文字及形式邏輯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內部所進行的歷史文本的解釋──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既然對自在的文化的解釋呈現出重重困難，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原理和學科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用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并自以為是的認為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中國哲學自在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與這些“基本規律”（例如辯證法）進行比較后，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哲學思維方式的統一。因此，就中國哲學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諾推定法進行哲學的外化。承諾推定法表明的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中國文化的形式和內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產生的結果。

所以，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以哲學的承諾和推定法進行的研究。由于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只能在中國文化的母體中尋求，所以，這種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這一研究還必然包括：中醫學的哲學究竟是什么形式的？與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在這一研究進路中，將同時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以《時空統一論》⑴的哲學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承諾推定法的研究反思，發現在中國文化的知識形式中，《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成熟的科學形式，也可以這樣認為，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所以，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用哲學的承諾推定法把《易經》的思維方式外化為哲學的形式。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論⑵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及思維方式表明，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就成為承諾和推定中醫哲學的基本工作。

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統一，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故易為大道之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醫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不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于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中國哲學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因此，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承諾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

筆者以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結果。既然中醫學的哲學基礎是形而中論的統一，那么，中醫學在形而中論哲學思維中生成的基本規律是怎樣的形式、以及這些基本規律對中醫學發展的基本意義之所在就成為中醫哲學研究的重要的價值論承諾。

《周易》和《道德經》及《內經》的哲學思維對當代的哲學發展及對中醫學的繼續進步將有極重要的意義。這已在近年的中國文化熱中顯見端倪。筆者在對人存在的本質性問題的研究中，結合西方哲學中的問題，以哲學的承諾推定法對《周易》的道器之論之承諾，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形而中論的哲學認為，人對存在的認識，是以形作為主體認識、并區分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體地位實際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時空的方式建立起對形的認識，因此，形而中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建立在時空的本體論基礎上，并且與中醫學的時空觀統一。所以，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能很好的解決一系列重大的中醫學哲學問題。

二、醫易相通

隨著世界學術界對《周易》研究的關注，“醫易相通”作為中國古代學術史上重要的哲學命題，在當代尤為引起重視。“醫易相通”的承諾表明，其不朽的意義和學術魅力發生于對人類生命本體的哲學思考和推定。“醫易相通”概括了易學的哲學思維作為中醫學理論基礎的基本特點，其不但表現出易學的博大精深，同時也說明了中醫學理論基礎一以貫之的哲學內涵。顯然，從內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醫學理論基礎的易學哲學性質。《周易》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制式，表明其哲學思維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學思維。就醫學的作用和價值而言，中醫和西醫這兩種不同的醫學理論和實踐特點表明了其起源于兩種不同的哲學思維，從對存在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及其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諾不同的價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疇和理論體系。對主體存在本質的不同認識，使其對生命形式本體的認同形成不同的醫學觀念，在此基礎上的發展，使我們看到了人類對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歷史形式中和由此產生的現實問題──中醫和西醫展現在歷史中的不同的邏輯理路和學科建構。

然而，對當代人類社會的存在而言，就哲學的層次上推定人類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認為雖然有西方自然科學近三百年來的主導和促進，但是，人類就基本的存在問題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質性問題，還是作為一個亙古常新的課題困擾著人們的理性。近現代表現出所謂的人類進步絕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現在人類生存本質上的進步，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人類是在其自為的異化形式下存在，對人類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為的對自在的超越──自為的達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實現自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顯然，人類的存在現狀表明，人類還遠遠沒有達到這一目標。

因此，當西方科學模式對人們所期望解決的終極關懷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又由此產生了嚴重的可持續性發展問題時，人們已經顯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學產生的負面價值引起人們的反思時，后現代主義的哲學和文化思潮應運而生。可以說，后現代主義思潮表明的對理性否定的堅決性已經成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學理性的重大問題。一些思想家把力圖走出誤區的方法寄托于中國文化時，中國的《周易》就不失時機的又一次成為顯學。對中醫哲學的研究而言，面對后現代主義哲學思潮，當企圖再以西方哲學的制式推定中國文化時，無疑是當頭棒喝。在這種形勢下，對于中醫哲學研究而言，許多學者不約而同的想到了“醫易相通”的古老命題。所以“易學熱”也把中醫哲學帶入其中。但是，就其以“醫易相通”為命題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卻令人倍感失望，因為其產生的結論，無不帶有西方哲學的“前見”。問題表明，因為《周易》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中醫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學的制式不可能正確的推定中醫哲學。中醫哲學由《周易》的哲學制式所推定，這是應當首先明確的問題。

顯然，后現代主義表現出的西方哲學的多元性及其帶來價值取向的多元性對理性的異化是顯而易見的。即使在當代中國，也隨處可見西方文化的哲學、科學和宗教以各自的價值承諾帶給人們存在方式的異化。以《周易》為基礎的中國哲學的一以貫之，不但使“醫易相通”，而且使《周易》與中國古代科學相通、《周易》與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為中國文化的基石。可以說，綜觀人類文明的幾大形式，沒有任何一個文明能像中國文明那樣能夠錦延不絕，持續發展并表現出文化的穩定性。西方哲學表明，就哲學問題及其表現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學家們在近代和當代由于他們內在哲學傳統思維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顯得無能為力，最終以據斥形而上學作為西方哲學的終結。然而，問題卻沒有解決，問題伴隨著其造類存在的異化在當代使人們終于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優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學思維巨大的差異性，所以盡管《周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學及科學和宗教是對存在形式化的結果，所以，不能將《周易》與西方文化及哲學作簡單的類比，例如我們看到的把《周易》比附為科學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認定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樣。形而中論表明，《周易》的重要貢獻是其哲學的本體論思想，在這方面，同樣不能與西方哲學的本體論作簡單的比附。對西方哲學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學是內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學作為明確的形式外化出來，是一項歷史性的任務，《周易》哲學的外化將帶來人類哲學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醫學的學科形式表明，其屬于不同的知識形式和結構，之所以稱為“醫易相通”，是指其作為共同的哲學本體而言的，具體講，《周易》的哲學思維是中醫學的基礎，易道廣大使中醫學與《周易》在“道”的層次上相通。因此，對道的理解問題成為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這屬于哲學層次的問題，在中國的學術史中被歷代學者所重視，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經之首的學術地位，但是，在西學倡興的當代，則帶來了更重要的問題，這就是，以《周易》為首的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關系和相互的哲學承諾，成為人類文化交融中的問題，尤其是人類發現其自身歷史的和社會的、群體的和個體的行為方式所引起的價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質作為反思的對象時，以《周易》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就又一次為人類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類存在的問題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發出其他所有問題的都應歸結為一個基本問題──這就是所謂的終極關懷問題，“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表明了其與西方醫學和哲學的截然不同的本體觀──而西方哲學對終極關懷的無能為力在后現代主義哲學中已經充分的暴露無遺。中醫學家、道家及道教學者在對“醫易相通”的基礎上和以自身的醫療及修煉實踐中形成的中國生命科學關于人的本質和應達到的存在方式，解決了終極關懷問題。中國的生命科學表明，“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和推定與《周易》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說卦傳》）終極關懷的價值論承諾的統一，是“醫易相通”的重要表現形式。

關于“醫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醫學的基本理論方面，在中醫學的發展過程中，張介賓的論述簡要而精到的指出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他說:“賓償聞之孫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醫，每竊疑焉。以為易之為書，在開務成務，知來常往；而醫之為道，則調元贊化，起死回生，其義似殊，其用似異。且醫有內經，何借于易，舍近求遠，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學到知羞，方克漸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陰陽二氣造化萬物；人身之理，以陰陽二氣而長養百駭。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于內經，而變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陰陽也；醫易同原者，同此變化也。豈非醫易相通，理無二致，可以醫而不知易乎？”又說：“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醫，欲賅醫易，理之陰陽。故天下之萬聲，出于一闔一辟；天下之萬數，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萬理，出于一動一靜；天下之萬象，出于一方一圓也。方圓也，動靜也，奇偶也，闔辟也，總不出乎一與二也”、“予故曰：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學醫不知易，必謂醫學無難，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終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醫，必謂易理深玄，渺茫難用也，又何異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饑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錯過了此生。然則醫不可以無易，易不可以無醫，設能簡而有之，則易之變化出乎天，醫之運用由乎我。”

上論表明，張介賓非常精練的總結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把醫學和易學在天地萬物存在的基本層次上統一起來，使之形成易體醫用、體用不二的一元論哲學思維，是中國哲學和醫學上的重要思想。

總結前人在“醫易相通”方面的研究，應當認為《周易》對中醫基礎理論的影響是重大的。《周易》是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其具體影響了中醫學的臟腑理論、經絡理論、陰陽氣血理論、病理病機理論、診斷理論、治療理論、方劑學和本草理論。而在當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學領域內的具體運用──“氣功”理論成功的運用易理，可以作為“醫易相通”最好說明。

以當代的哲學觀推定“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必然要求從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層次分析《周易》對中醫學的影響。《周易》的陰陽之論表明，陰陽之道是時間和空間產生的并由主體承諾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體是時空的陰陽變化生成的存在。陰陽之道的推定是主體所能發現本體存在之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體而言，《易傳》認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所以，陰陽能對人體的存在發生生命的本質性作用是因為時空的本體性，而這種本體性作用與主體性方式的正確統一，是在主體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產生的正確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傳》）的命題承諾和推定。人作為一種存在，本身是屬于《周易》哲學推定的哪一種形式呢？人是什么呢？這些問題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為哲學所關心的也必須給預回答的主體論哲學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問題。但在《周易》哲學中，是不作為問題的，因為結論已經內化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承諾之中。所以。對應于西方哲學的主體論承諾而言，《周易》對這一問題沒有作出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關于人的主體性的中醫學中推定這一與《周易》相關的哲學問題，對今天的人類哲學而言是重要的。我認為，《周易》的哲學模式表明，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承諾的主體論作出的形式推定，說明了人的主體形式既不屬于形上之道，也不屬于形下之器，而是屬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謂之人。所以，主體被形而中所承諾──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謂的形而中者，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時空層次和主體意識時空能力的對應和中，通過主體時空方式所能把握主體自身存在和客體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過主體的形而中實現對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確認識。

“醫易相通”是中國生命科學中的重要命題。“醫易相通”的形而中論哲學推定，使主體的生命存在形式成為中國生命科學研究的內容。形而中者謂之人的主體論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體將通過對時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實現主體的價值。主體能夠適應時空層次，并通過時空陰陽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從而超越生命的時空形式。這是形而中論哲學承諾的生命科學原理。形而中者謂之卦──形而中者謂之人的統一，從而解決了認識論的主體性問題。形而中論哲學表明的認識論本質是：人沒有獨立的主體性，客觀實在也沒有獨立的客體性，自為是自在的自為，而自在也是自為的自在，世界的時空統一性要求人類把握的世界要成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對客觀的存在而言，絕沒有獨立性可言，人的主觀存在也絕沒有獨立性，因此，在方法論上的建構，《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統一，形而中論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學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對人類哲學發展作出的重要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及方法論方面的貢獻，其由形而中的主體方式承諾和推定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學將成為人類科學的終極形式。

在“醫易相通”中，以陰陽的概念范疇承諾了哲學認識論。《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的推定成為中國哲學中的基本概念范疇。在中國文化中，陰陽范疇的具體應用，可謂一以貫之。在中醫哲學中，陰陽承諾了哲學本體論的邏輯推定和主體論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中有陰，陽中有陽”（《素問·金匱真言論篇第四》）等等。張介賓認為：“陰不可以無陽，非氣無以生形也；陽不可以無陰，非形無以載氣也”（《類經附翼·求正錄·真陰論》）；石壽棠認為：“陽不能自立，必得陰而后立，故陽以陰為基，而陰為陽之母，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后見，故陰以陽為統，而陽為陰為父”（《醫源·陰陽互根論》）；吳謙等認為：“一陰一陽者，天地之道；一開一和者，動靜之機”（《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鄭壽全認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陽氣乎！陽氣無傷，百病自然不作，陽氣若傷，群陰即起”（《醫理真傳》卷二·陽虛證問答目錄）柯琴認為：“陰陽互為其根，陽中無陰，謂之孤陽；陰中無陽，便是死陰”（《傷寒來蘇集·傷寒論注·卷一·傷寒總論》）等等。從上面眾多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陰陽概念在中醫學中的應用是相當廣泛而重要，并且在邏輯上是自恰的。如果陰陽的推定方式對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論哲學的對應和中的推定方式，將使這一自律由主體的自為而實現。這是“醫易相通”承諾的中國生命科學自在性的表現。

三、形而中論與中醫學

如果把《周易》作為群經之首，那么，中國的哲學原理就應當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的形式化，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為哲學形式的──形而中論是對“卦”的時空本質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謂之卦”的命題產生的哲學原理。關于“形而中者謂之卦”，我已多次進行論證⑴，在這里再簡單的作一介紹。“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思維以時空方式生成對存在的認識，中國哲學是以“卦”作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認識論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這就是說，“卦”是存在與思維的統一方式──存在與思維的對應和中，“卦”是“道”、“器”的對應和中者也。因此，筆者認為“形而中者謂之卦”，這是中國哲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現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質性而言，因“卦”承諾了主體論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就有形而中者謂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謂之人的哲學推定表明，主體的對應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是由形而中論哲學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及價值論承諾和范疇推定的統一而實現的。

筆者在關于《周易》的研究方面，從認識論的角度把“卦”的哲學內涵歸結為“形而中者謂之卦”，“卦”的形式為陰陽爻表示的“時”和“空”，由此使“卦”無所不包，“卦”作為萬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極”，才能推定“太極”承諾的本體。把“太極”以“太極圖”和“八卦圖”統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論的哲學推定。具體講，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與主體對應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極”或“無”是不能與主體的形式對應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體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體，即本體不能作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體只能以時空進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簡單的討論形而中論的幾個基本問題。超級秘書網

篇2

【關鍵詞】 中醫理論；左傳；內經；醫學史料；傳統文化；五行

Abstract： The medical historical data in the “Left Biography” show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s of TCM basic theory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The article exposes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to develop and carry TCM from the relative items concerned in “Left Biography” on Yingyang Five Elements，causa morbi and mechanism，healthykeeping，diseaseprevention，treatment principle and methods.

Key words: TCM theory；“Left Biography”;Internal Classic；medical historical data;traditional culture；five elements

到目前為止，春秋其時的醫學史料惟有從先秦經史諸子文獻中尋找。《左傳》是傳《春秋》經的重要著作，劉知幾在《史通·雜說上》稱其“著述罕聞，古今卓絕”［1］。以往，人們更多地以之為了解春秋歷史的文獻，或是研究先秦文學的范本。然而《左傳》的內容遠遠超出歷史和文學的范疇。這本著作，保存了許多醫學史料，藉此可窺春秋時期中醫學之概貌。

中醫學以我國傳統哲學為理論架構，其中最基本的就是陰陽五行學說。春秋時期盡管卜筮依然存在，但陰陽學說已被社會認可，成為人們日常解釋自然現象的重要工具。僖公十六年，周內史叔興評論六鹢退飛過宋都之事時說：“是陰陽之事，非吉兇所在也。”天人合一的吉兇觀在當時已經動搖，許多奇異現象在當時的有識之士看來不過是陰陽變化的作用所致，然而天人合一的吉兇觀仍然是勸導君主實行德政的重要政治工具。在《左傳》中尚未見到人體臟腑陰陽之劃分，惟有僖公十五年論及“陰血”和昭公元年論及“陰陽疾”。雖然憑此還不能明了陰陽在當時是否已用于解釋人體的生理病理，但至少可以證實其已經應用于醫學領域。

1 五行

《左傳》對五行的記載尤多，正如襄公二十七年子罕語：“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廢一不可。”充分說明人們對五行的重視。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曰：“故有五行之官，是為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其采用“木、火、金、水、土”的次序，木生火，金生水，土之所以列于最后，應是因為人們尊崇職掌稼穡農耕之大神后土，而且人們在論方位時，屬土的“中”往往列在最后。再如《尚書·洪范》之謂“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2］，亦以“土”為最后。因此，可以認為春秋之時“木、火、土、金、水”的五行相生理論已經形成。

再就是五行相克的關系，如昭公三十一年及哀公九年，史墨明確指出：“火勝金”，“水勝火”［3］。而文公七年，郤缺言于趙盾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之中，水、火、金、木、土，完全是以五行相克的準確次序排列，充分反映人們已認識清楚了五行相克規律。

五行與自然界萬事萬物的聯系也多有闡述。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則昏亂，民失其性。是以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比照《素問·六節藏象論》之謂：“天至廣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4］兩者前后傳承，何其相似乃爾！此外，五行方位與顏色的匹配也可從昭公十二年，子服惠伯謂南蒯：“黃，中之色”而知其一。《左傳》并未記載五行與五臟的關系，或許當時還未產生五臟配屬五行的理論。盡管在后世醫學中五味、五色、五聲、五位皆與五臟有聯系而與五行相屬，但實際上是前者先配屬五行而后才產生與五臟相聯系的理論。

2 病機

在疾病機理方面，從《左傳》之中亦可以看到許多有探討價值的證述。僖公二十四年，富辰勸諫周王勿以狄伐鄭時說：“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昧，即目不明。不良情志因素的致病作用也引起人們的重視。哀公五年，齊景公勸大臣無憂君位時說：“二三子間有憂虞，則有疾疢。”而嚴重的情志刺激甚至造成致命的心疾。僖公三十年，衛國周歂正欲參加太廟祭禮，剛到門口，突然“遇疾而死”；襄公三年，楚國子重伐吳，軍士傷亡慘重，又失一將一邑，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周歂之死，或許是因為其在殺害正直的元咺后內心惶恐不安，以致猝發心疾；而子重則完全是因為憂慮抑郁，內心不堪壓力而疾作。再如昭公二十五年，在酒宴上，宋公使叔孫昭子右坐，兩人語調甚是憂郁，幾似哭泣，樂祁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素問·六節藏象論》亦謂“心者，生之本”［5］，憂郁哀戚而心之氣喪失，魂魄離散則生之本湮滅，現代所謂“抑郁是隱形殺手”就是這個道理。不良的環境和嗜好亦能導致嚴重的心疾。昭公二十一年，周景王將鑄大鐘“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于物。……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次年，“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锜氏”。“槬”指聲響很大。這種喧囂環境能對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嚴重傷害。近有很多研究資料表明，長期置身于喧鬧的噪聲之中，不但聽覺器官受損，而且心血管系統、神經系統、消化系統和生殖系統都會受到損害。周景王就是因不堪大鐘音響的驚擾而猝發心疾致死。當今不少青年男女恣情于蹦迪搖滾大分貝噪聲之中娛樂，若沉溺過度不知持養之道就會嚴重損害心身健康。

《左傳》中提到了一些病名。昭公元年，趙孟問醫和：“何為蠱？”醫和對曰：“溺惑亂之所生也。”蠱疾是由于過度神志昏亂所致。這種疾病往往使人喪失工作能力。宣公八年，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秋，廢胥克。《左傳》還兩次提到“痁”，即瘧疾。昭公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孔穎達疏曰：“疥當為痎，痎是小瘧，痁是大瘧。”隔日一發之瘧曰痎，多日一發之瘧曰痁。再如，哀公二年，晉鄭鐵之戰，繁羽詐稱趙羅“痁作而伏。”此外，昭公四年，叔孫豹夢見豎牛“黑而上僂”。哀公十四年，齊公孫告訴闞止：“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僂”即佝僂，“望視”即遠視。襄公十九年，荀偃癉疽，生瘍于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癉疽”即熱毒熾盛的癰疽，“瘍”即已破潰的瘡瘍。

《素問·調經論》：“黃帝曰‘余聞刺法言，有余瀉之，不足補之’。”［6］《靈樞·邪客》：“伯高曰：‘補其不足，瀉其有余，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7］其中體現的治則都是“補不足而瀉有余”，從而達到《素問·至真要大論》所謂的“以平為期”。［8］這種認識乃源于傳統思維理念，也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在《左傳》之中，這一理念已經充分體現。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可見不僅醫道講究“反之以平”，飲食之道亦講究“濟其不及，以泄其過”而平君子之心。音樂之道亦是如此，雅樂講究“中正平和”，哀而不傷，樂而不，思無邪。“中庸”并非消極思維，去有余而補不足正是人為干預的積極措施，以達理想之境界而非一時之茍且。隨著千百年來社會風氣日漸頹廢，“中庸”成了世故圓滑之術的代名詞，喪失其真已久。

3 總結

《左傳》中的醫學史料可以清晰地反映在《內經》之前中醫學基本理論形成及醫學實踐的軌跡，盡管這些記載是零碎不全的，但是足可說明傳統文化與中醫學是一脈相承的！《左傳》以她載述之厚重，文筆之細膩激起我對先秦文史的深深向往，并由她引領我進入優秀主流傳統文化的殿堂。遨游在傳統文化與現代科技交融和碰撞的海洋里，可以歷煉辨析與思維，提升認識和智慧。《左傳》所記述的醫和名言：“上醫醫國，其次疾人。”醫道的崇高在于對理想的不懈追求！千載道統，天下誰御！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倘若每一位中醫學人都能如此，那么我們就可能有一個通古達今的智者所具備的目光和胸懷，應對機遇和挑戰就會多一份理性少一份浮躁，從而較準確地把握中醫學的發展方向，并使之盡量接近其客觀規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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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趙府居敬堂刊本.靈樞經［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112.

篇3

關鍵詞：；資本；經濟；思想

1 經濟正義思想概述

關于經濟正義最早的概念可以在古代中外思想家那里找到表述，比如：先秦道家以自然主義為核心的經濟倫理和經濟正義思想；在亞里士多德的學說中關于民眾占有并行使財產權利適度和中道的正義觀；柏拉圖關于建立財產權利和財產關系亙古不變秩序的正義觀念。這些古代經濟學家關于經濟正義的形式觀念大多已經表達出樸素經濟正義思想的內容，前者是尊重秩序、履行承諾，保持適中，后者體現為崇尚權利、和諧互利和經濟恰當。在我國先秦時代和西方的古希臘時期，這些經濟正義觀念不約而同的隱藏在“善”的面紗下。

2 經濟正義思想的特征

經濟正義是指在正義的一般意義下，突出反映正義的理性實踐精神或者現實的規定，即民眾的經濟行為需要選擇一個理想的體制化目標和規范來解決社會經濟關系所產生的矛盾。經濟正義是從人的本性出發對社會財富進行合理化分配。

近代經濟正義思想是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倫理精神緊密聯系的，二者具有天然的契合性；經濟正義思想的實質符合市場經濟的道德規范和市場的價值原則，雙方具有可通性；在資本主義的產權制度和私有制度中對經濟正義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討，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正義制度的發展；經濟正義思想所具備的實現公有制經濟目標的研究內容，自然成為馬克思社會正義學說及社會經濟正義觀的理論源泉。

經濟正義思想最基本的特征，或者說經濟正義所追求的最主要目標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關系中獲得自由和解放，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從這個理論意義上，可以把經濟正義看成是社會經濟制度的意義元素或者經濟學的精神核心。人作為一種社會性、歷史性的存在，在對經濟正義的認知和探索中也就表現出歷史性的特征。突出特征就是經濟正義的概念和內容會根據社會的發展出現相應的變化。社會正義的核心衡量標準之一就是經濟正義，經濟正義也是社會正義的表現形式和主要內容。從古代的亞里士多德、斯密對經濟正義的最初步研究到近現代的莫爾、歐文以及馬克思對經濟問題的研究不斷使經濟正義問題的現實意義得到凸顯。

3 馬克思資本積累理論中的經濟正義思想

理論認為資本積累的主要內容是資本家把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轉化為資本，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積累具有客觀必然性。這是因為，一方面，資本家從事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追求剩余價值，他們為了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除了提高對工人的剝削程度以外，還必須增加自己的資本，以便購買更多的生產資料和雇傭更多的工人，擴大生產的規模。也就是說，對剩余價值的無限貪欲是推動資本家不斷進行積累的內在動力。

資產階級學者為了替資本主義制度辯護，一向用各種謬論來掩蓋和歪曲資本積累的真實內容。在現代經濟學中一個重要體現就是前期資本主義經濟學者的經濟正義思想。比如在早期一些學者的的學說中認為經濟正義是以功利原則為基礎的個人權利。西方資產階級學者通過規則制定和制度安排，對私人財產權利進行有效界定，在滿足人性中自私自利要求的同時，相應對私有制的正義性進行鼓吹。認為以“私惡即公利” 的方式增加了社會福利總量，從而有利于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但是，這種觀點忽略了人們對經濟正義的本質追求。也造成了對經濟現象的錯誤認知：當一種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對功利進行提升時，它就是正義的。正義僅僅是促進功利的手段而不是經濟獨立的標準，亨利正義的惟一的標準是功利。按照這種邏輯理解，只要在制度層面體現了正義的要求，社會中的種種不平等就可以視而不見，而這恰恰為資本主義制度及其資本積累的合理化提供了相應的理論支撐。

而現實情況卻是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和資本積累不斷加速過程中，社會的財富以越來越迅速的態勢積聚到資本家的手中，創造財富的無產階級去日益貧困，隨著自動化程度的不斷深化，失業人口越來越多，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日趨惡化。

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經濟現象及本質的分析中預言資本主義必將會最終走向沒落和滅亡，這是符合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性認知結論。但是，為了擺脫這一厄運，資本主義學者不斷對社會經濟學說進行調整，在制度和思想層面，一些資產階級學者也借經濟正義理論為資本積累披上虛偽的外衣。馬克思在其理論著作中根本上指出，只要私有制存在，社會的經濟活動就必然會表現為不計一切地追逐金錢，這個基礎上，是根本無法找到正義的一點點蹤跡的。馬克思的經濟正義思想的顯著特點在于，馬克思從生產關系的概念來闡述經濟正義，其前提和基礎是對社會經濟關系的深入剖析。馬克思的經濟正義思想的關注點不僅僅是構建一種社會的正義形態，而是致力于最終探尋一種如何實現社會正義的有效途徑。

馬克思的經濟正義思想從社會經濟學視角打開對資本主義制度分析的通道，使得自身的經濟正義理論具有唯物主義歷史管的特征正如熊彼特所說的，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創造性的毀滅過程”，一方面它的發展導致了繁榮與蕭條的交替，改造了現存的產業結構；另一方面，這種由不斷創新而引起經濟增長的結果，不可避免地使它本身陷入困境，走向沒落，必將趨于滅亡而過渡到“社會主義”。

4 馬克思經濟正義思想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指導意義

馬克思的經濟正義理論和思想在經濟學界占據獨特的重要地位，對經濟學理論的完善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在深刻剖析資本主義社會本質的基礎上，揭示了經濟正義在社會公平正義體系中的基本性地位，進一步闡述了人們對正義的追求從個人美德向社會制度發展的大趨勢，充分說明人們對經濟正義的認識從形式正義階段發展到實質正義階段。馬克思的經濟正義思想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正義思想的批判性的繼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研究價值。

馬克思的經濟正義思想開放性的指出經濟正義在社會正義的理論體系中居于基礎性的地位。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中，任何科學性研究都是緊密聯系社會經濟基礎的，特別是對經濟正義的研究。

馬克思經濟正義思想揭示了人類追求正義事業的趨勢是從個人美德向社會制度道德發展。人們對正義理論的認知可以從兩方面闡述，一是美德，正義是人們在生活中所崇尚和追求的正當行為；而是社會性制度規范或標準，正義是對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架構進行的制度性評價標準。在當今社會中，制度正義、規范合理、制度倫理已經顯現出比單純追求個人美德具有更為重要的理論價值。馬克思在承認人的真正自由的前提下進一步強調社會制度的公平合理，引導人們認識到制度正義、規范合理和制度倫理對社會經濟正義的重要作用，充分體現了人類對正義的追求由個人德性向社會制度道德轉變的現代化發展趨勢。

馬克思經濟正義理論使人們對于正義問題的研究從形式主義演變到實質主義的范疇，人們關于正義的觀念發生了根本性變革。在對資本主義經濟正義批判繼承的過程中，馬克思對經濟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進行了嚴格的區分。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學家所主張的經濟正義，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正義或程序化的正義，根本未觸及實質正義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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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摘要：作業成本法是將間接成本和輔助費用以作業為媒介，準確的分配到產品和服務以及顧客中的一種成本計算方法，以更加準確的獲取產品和產品線成本，更加明晰成本動因的耗用，從而為醫院的戰略管理提供信息服務與支持。本文以A 醫院普外科為例，將對作業成本法在醫院管理中的設計進行論述，并對成本薄弱項目制定控制措施，以幫助醫院實現成本控制目標。

關鍵詞 ：作業成本法；醫院；成本管理；設計；控制

一、引言

新醫改和新醫保政策的推進都使得醫院面臨著新的挑戰，各種改革都對醫院的醫療經費開支、成本控制提出了要求。2010 年衛生部、中央編辦、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正式發文實施，公立醫院補償機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探索實現醫藥分開的具體途徑，改變其過度依賴藥品銷售收入維持運轉的局面，逐步取消藥品加成政策，合理調整醫療服務價格。2012 年新的醫院財務制度中規定的醫院財務管理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加強經濟管理，實行成本核算，強化成本控制，實施績效考評，提高資金使用效益。而醫院作業成本法的實施，將“作業”作為媒介，將醫院的成本核算過程分成資源———作業———產品成本三個步驟。將在很大程度上提高醫院的成本核算的科學性，有助于醫院消除浪費，并且持續有效的降低成本，也為醫院的定價提供合理依據，將大大減少患者的治療費用，同時保證醫院的效益的完成。

二、以A醫院普外科為例試述作業成本法在醫院成本管理中的實施

A 醫院為一家綜合性的三級甲等醫院，編制床位1500 多張，實際床位2000 余張，一共設置了45 個科室，分設專業54 個。醫院現有核磁共振、西門子64 排128 層螺旋CT、全自動生化分析儀、西門子S2000 多普勒彩超等先進診療設備，并有分子生物實驗室等相關科研設備，總價值3.9 億。該醫院普外科實施作業成本法進行成本的核算。

該醫院普外科共有醫護人員42 人，其中醫生18人，護士24 人，分為兩個病區。主要工作場所為手術間與病房，其中每個手術間有2-3 名醫生和4-5 名護士參與手術，病種主要為普外手術，診療項目主要包括X 線攝影、螺旋CT、手術治療等。

按照作業成本法的方法和原則，將醫院內的45 個科室分為主治中心（包括門診和住院）和輔助中心。輔助中心按照是否直接參與構成最終結算價格價值鏈分成直接輔助中心和間接輔助中心，直接輔助中心包括藥品配送、檢查、化驗、搶救、病理、保健中心等部門，間接輔助中心包括：門診收費住院處、職能管理、行政管理、后勤管理中心等部門。各中心獨立實行作業成本核算，按照醫院經營管理的目標，直接輔助中心實行不同的內部轉移價格，間接輔助中心按實際價格計算。本文以普外科手術室、病房以及門診和相關輔助科室為例來對作業成本法進行論述。

（一）作業與作業中心及作業動因的選定

作業是醫院發生醫療衛生服務時資源消耗的活動和事項。A醫院普外科的工作主要分為管理和臨床兩部分，對管理工作進行進一步的細分又包括人力和行政事務的處理，臨床工作又可劃分為病房和門診工作。因此，有必要根據“同質性”原則，即歸集在同一個作業成本庫中的不同的成本由相同成本動因引起的這一特性，建立起作業庫。如A醫院普外科的消毒作業庫中，不同消毒服務產生的成本會有差異，然而這一作業庫中的成本都是由消毒這個動因產生的，都是由所消耗的消毒劑的量來決定的。此外，還應按主治責任科室和最終結算為依據劃分直接費用和間接費用，相應的設置各成本中心，對各成本中心的成本按作業成本法歸集、考核和評價，以利于正確合理的考評績效，促進醫院經營效益并符合醫改政策導向。

（二）確定資源成本動因

資源作為醫院醫療服務最原始的消耗，對醫院的成本控制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資源成本按照資源成本的動因分配到各項作業當中，資源成本動因與作業成本之間有著十分緊密的關系，可以對作業耗用資源的狀況進行反映。其具體的確定方法有：通過對可測量資源的測量確認資源成本動因；通過統計數據建立公式確定資源成本動因；通過訪談等方式確定資源成本動因等。具體到A 醫院普外科，其資源成本動因的確定如下：普外科資源主要包括技師、管理、醫護人員在內的人力資源成本等，以及辦公、差旅、科研等管理費用，此外還有房屋、儀器設備等固定資產折舊以及醫療器具的保障服務費等項目。按照資源動因對每項費用進行分析，然后歸集到相應的作業中心。

（三）將資源動因分配到各個作業，計算作業成本

資源動因分配到作業成本庫的目的是為了確認作業資源耗用量。A醫院普外科服務項目的具體核算步驟如下：首先，確定成本核算對象，即資源成本庫大致分為：薪資福利費用、郵政電信費、水電費用、設備費用、房屋費用、消毒洗滌費用等。資源成本庫的建立和歸集應當科學合理，資源的設置應當與醫院的醫療服務產品相匹配，謹慎對待金額較大的容易產生較大誤差的資源。資源成本庫的獲得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直接計入的直接成本，另一種是無法直接計入而按照資源的使用方式以合理的方式分攤計入的成本。

（四）將作業成本分配到各個醫療服務項目中

通過上述方法，我們得到了各作業成本庫的成本，再將作業動因的總數作出統計。根據各作業成本庫成本和作業動因總數，可以計算出各個作業單位的作業動因的成本分配率。根據各個醫療服務項目的作業量和成本分配率的乘積將作業成本分別分配到各個醫療項目中，得到醫療產品的總成本。

三、作業成本法在醫院成本管理中的控制建議

針對A 醫院作業成本法在醫院成本管理中的不足以及我國公立醫院成本管理的未來發展趨勢，提出A醫院作業成本管理法實施的具體改進措施如下：

首先，要根據醫院的自身特點選擇適合自己醫院發展的成本管理辦法，依據醫院的現實基礎、組織結構和醫院管理方式來確定具體的成本管理方法。此外，醫院要從成本效益角度出發，在公益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必須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這個環節必須運用作業成本法，使資源耗費變得清晰，以便于成本控制。以醫院的行政部門為例，醫院的行政部門可以采取年初將預算上報、年末進行考核的方法。但是，臨床科室的成本隨著業務量的增加而增加，因此臨床科室就不能采取年初報預算、年末考核的成本控制方法，可以采取收支結余率來進行成本控制。

其次，各主治科室要加強對直接成本的管理。就A醫院普外科而言，材料和設備等的消耗在直接成本費用中所占的比例最大，而材料費的控制相較其他費用而言又較為容易。因此，醫院的管理者要加強對衛生材料使用過程的管理。比如，對于衛生材料消耗較大的科室在科室內部建立二級倉庫，科室的衛生材料直接由耗材庫房發放到二級庫房，由科室具體負責人申領科室的衛生材料，杜絕耗材的不必要浪費。對于價值比較高的耗材，從入庫到病人的使用都要有專人記錄，每個環節都要有跡可循，以便于管理人員進行成本控制。此外，還要對病房和手術室的設備器具進行科學的優化和配置，并推行績效激勵措施，提高科室人員對衛生材料使用的節約意識。

再次，將間接成本的核算管理作為醫院成本核算的重要環節。間接成本是由其他科室分攤入本科室的成本，各個科室無法對間接成本進行控制，但是，如果這樣的間接成本被具體科室分攤的過多，勢必會影響科室成本管理的積極性。在主治中心里有間接費用，同時在輔助中心里也有相對于他的直接費用，應根據各中心實際情況合理劃分。因此，醫院的管理層要運用有效的作業成本法對間接成本進行準確合理的核算，對間接成本進行科學合理的資源動因和作業動因分配，然后合理的分配到各個職能科室，提高間接成本分攤的科學性。

最后，在手術和各項檢查的定價上，作業成本法的核算方法更加科學合理，既符合醫院的實際利益，又沒用增加患者的負擔。在作業成本核算的實際過程中，應該針對每項手術建立臨床路徑，從而對每項手術實行成本核算。對盈利的手術項目醫院要給以鼓勵，科室也要積極開展。對于入不敷出的手術項目加強作業成本法的核算，找出成本過高的具體環節，并有針對性的進行控制。通過作業成本法的科學合理的成本核算，制定出既符合醫院利益又不會增加患者負擔的價格，實現醫院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

四、結論

作業成本法在醫院的實施，各成本中心將按照醫改政策和績效考核的導向，以作業為中介進行精確的積極控制，減少醫院經營中的盲點和誤區，使耗材和藥品得到有效的控制，鼓勵手術和治療費用控制的實施，同時積極利用醫院的大型設備增加醫院經營的潛力，在控制居民醫療費用的前提下達到政策與效益的平衡，促進新醫改目標的實現。

參考文獻：

[1]丁兆娟. 試論醫院成本管理中作業成本法的運用[J]. 財經界(學術版), 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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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醫院經濟管理；成本核算；應用

醫院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就是醫院經濟管理對醫院成本核算的進一步加強，同時也是醫院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趨勢、以及選擇[1]。這就意味著市場規律是醫院經濟管理的指導核心，將醫院的有效資源充分的利用起來，通過科學的、合理的手段對醫院成本進行核算、管理，從而有效的將醫院成本降低。基于此，本文就醫院經濟管理中成本核算的具體應用進行以下幾點的分析。

一、建立完善成本核算體系

財務會計制度和準則是我國當前經濟管理采取的主要制度，但是醫院成本核算的體系沒有明確的、具體的制度和準則，因此完善成本核算體系是成本核算順利實施的基礎。根據相關的財務會計制度，以及我國相關的法律法規來對醫院成本核算體系進行完善，并且綜合各類要素對醫院內部成本進行全面的控制。在建立醫院成本核算體系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到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醫院管理者一定要考慮醫院的社會公益效益，將成本控制好，最大化的提高醫療服務水平[2]。第二個方面就是醫院成本控制需要滿足醫院、患者、社會等方面的需求。

二、存在成本意識，對成本意識加強重視

現如今，隨著我國國門的打開，我國的市場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這就意味著控制成本才是在激烈的市場經濟中生存的關鍵。制約醫院經濟發展永恒的話題就是成本核算，對醫院內部成本核算采用低成本擴張的方式進行控制，積極的開拓服務領域，增大業務量的總收入，爭取將醫療服務做到最強，從而適應激烈的市場需求[3]。醫院內部全體員工一定要有成本意識、以及投入產出意識，醫院院長一定要充分意識到成本核算在醫院管理當中的重要性，對成本支出積極探索出一條有效的途徑。

三、健全成本管理機制

醫用材料、公用經費、人員工資成本等等都是成本控制的主要內容，醫院領導對成本核算觀念進行更新和重視是實現成本控制的第一個條件。醫院領導一定要隨著時代的變更而不斷對成本管理觀念進行更新，將計算機網絡化建設應用到醫院經濟管理當中，從而使得醫療成本管理通過計算機網絡應用技術實現成本核算，實現數據的自動收集、存儲分析等，有效的提高醫院成本核算效率，減少成本管理工作人員的工作量。并且能進一步的調動醫護人員的工作積極性，醫院管理者一定要組織醫院的所有員工都參與到醫院成本管理當中，對成本核算的內容、目的等都進行明確的說明，只有這樣才能將成本控制切實的應用到日常工作當中，從而有效的實現控制成本、減少浪費，最終實現成本管理的最終目的。

四、將監督系統建立健全

醫院成本控制的主要內容就是成本核算，成本核算的規范有序是靠多層次的監督管理手段，并且一定要做到每天都要進行成本核算，全面進行監督。現階段，人們最常見的監督管理方式就是必須符合監督管理系統，并且監督方式一定要簡單，要全面進行監督，從不同的環節、不同角度、不同階段等，明確相應的監督人員對成本管理進行監督。最后還要學會使用科技手段，從而有效的提高成本核算的效率，對成本質量管理進一步的加強。醫院管理者一定要將將醫院的收入、付出等數據進行全面的分析，從而將醫院經濟營運能力的真實的反映出來，并及時的向醫院的管理者進行反饋，產生一個反應機制，各科室要對成本效益進行分析，從而有效的加強成本效益的全面監督，同時還可以激發科室人員對成本控制的積極性。對每一個從醫人員進行全面的監督、檢測、反饋，從而使得從醫人員將成本核算理念應用到日常的工作當中，全面提高醫院的運行效率、服務水平，進一步的加強醫院經濟管理中的成本管理，使得醫院走向可持續發展戰略。

五、用客觀的角度分析經濟成本

醫院管理人員在進行成本管理的時候，一定要將成本管理與社會效率綜合考慮，將現實當中的經營分析，并將所得的結果進一步的、客觀的、合理的進行全面的視角分析，具體的做法例如：醫院的檢驗室想要開展一個科研項目，醫院管理人員就需要對這次的科研項目使用成本效益方法進行分析，從而確定是否要開展這個科研項目。在項目成本控制方面考慮的是大量的試劑選購，科研人員的人工費，以及培訓教育費，水電資源的消耗，所需要的硬件設備等等，都可以進行量化的成本[4]。在效益方面需要考慮，科研的研究成果，將原操作的流程進行簡化，從而將工作效率提高，對準確性的檢驗，最終達到降低患者的經濟負擔。從實際的操作當中，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在對成本管理的經營分析的時候肯定會有一些隱性的效益是無法進行估算的，但是可以采用正確的成本效益分析，通過評估的方式對這類效益給予一些權重，之后間接的轉換出來。每一個醫院行為準則的核心理念就是：“醫療質量、效益及滿意度”。并且在理念的正確指導下，社會效益成為了一個最為重要的考慮因素，全面的、客觀的將經營分析結果表現出來。最為重要的就是國家應該要求相關部門對醫院事業投入并構建健全的醫療保障體系。

結束語

隨著我國的市場與國際的市場融合，成本核算便是整個醫療事業發展的必然規律。醫院經濟管理使用成本核算可以讓醫院管理者一目了然的清楚醫院的資產，從而達到明確的投入成本，資金的回收、補償，最終達到明確真正的收益。因此醫院應該將成本核算當成每天都必須做的工作。

參考文獻

[1] 陳玨燕. 全成本核算在醫院經濟管理中應用的問題和對策[J]. 中國衛生資源，2014，06：422-424.

[2] 劉清梅. 全成本核算經濟管理模式在醫院績效考核中的應用[J] 財經界（學術版），2014，1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