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義文學的性質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人文主義文學的性質，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什么是人文？簡而言之就是：“以人為本”。人文，是人類文化中的先進部分和核心部分，即先進的價值觀及其規范。其集中體現是：重視人，尊重人，關心人，愛護人。人文，即重視人的文化。人文的實質就是一種植根于內心的素養，一種無須他人提醒的自覺，一種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的善良，它是一個人的舉手投足、一顰一笑和他的整體氣質。

一、人文是評判善惡的尺度

“人是萬物的尺度。”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這一論斷，在人類文明發展史的長河中放射出奪目的光輝。 “在蘇格拉底那里，我們也發現人是尺度，不過是作為思維的人；如果將這一點以客觀的方式來表達，它就是真、就是善。”（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既然人是萬物的尺度，就需要為這把尺子標上精確的刻度，刻度的內涵是什么？我認為：就是“人文”，人文從哪里來？從后天的學習中來。所以作為語文教師，要明白自己肩負的重任和使命，在教學過程中要結合本學科的特點，在用心傳授學生基礎知識、培養學生的基本技能，使學生能在考試中取得好的成績同時，更要對學生進行人文教育和熏陶，培養學生求真務實唯美向善之心。歷史和現實中的大量事實，也證明了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文天祥和留夢炎兩人都是南宋的狀元，其學術修養是旗鼓相當，但由于人文素養的差異，在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兩人卻踏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一個是置生死于度外，率部抵抗外敵的入侵，用鮮血和生命捍衛國土的完整和民族的尊嚴；一個是有著自己的私利，認賊作父，賣身投靠。一個是錚錚鐵骨的愛國者，一個卻是令人唾罵的投降者。一個是“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另一個卻是“有奶便是娘”。文天祥憑著心中的那把尺子立身行事，同時也將自己鍛造成了把鉆石般璀璨、光芒四射的尺子，屹立在歷史的長河中度量后人，昭示來者。回頭看一些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作品，讀后很驚異：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像沈從文、艾蕪等一大批現代作家并沒讀過幾天書，更不用說正規的教育，但他們文字功底之厚，生活感受之深，刻畫描摹之細，表情達意之準，非一般當代作家所能企及。在他們的作品中，洋溢著濃郁的人文氣息，蘊涵著細膩敏銳的生命意識。他們既會作文，也會作為。

究其原因，當時重視人文教育及社會上人文氛圍濃郁功不可沒。而再反觀當代作家的作品，除了極少數作家之外，其作品中的情、景、理、人、趣等等，大多是割裂開來的。特別是當代作家，不少人具有大學學歷，但作品中有不少是文無底蘊，理不能服人，情多造作，少責任感，多功利心。今天大眾消費文化日益盛行，中華民族的文化記憶、人文積淀正不斷被消蝕、被涂改，這不能不引起我們語文教師的警醒，語文教學中人文教育的缺失，社會上人文氛圍的淡薄等，都難辭其咎。好在目前正在向好的傳統回歸。

二、人文要在內心中根植

篇2

關鍵詞：人的文學；人道主義文學；思潮；同質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23-0024-02

“人的文學”是一個很常見的名稱，尤其是被作為一種文學思潮，它與“人道主義文學”這一名稱經常形影不離。在很多文學史性質的敘述和研究中，更是頻繁可見他們的身影。二者之間看來必然存在某種比較密切的關系。

一、兩種思潮的能指空間

許志英、鄒恬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主潮》，第一編為《五四：人的文學》，下列十章。本書在宏觀的架構上將現代文學視為文學“現代化”的進程，因而將現代文學段落成從“五四”到“文學”，系統地梳理了現代文學“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學思潮。而從作者第一編十章的設置來看，作者很明顯是將五四時期富有代表性的“人的文學”這一創作思潮作為文學“現代化”的開始。正如作者在文中說“從‘五四’時代開始的現代文學史實質上是中國文學現代化的曲折歷史；現代化也是現代文學的總體風貌、特征與性質。”“‘人的文學’的提出，又催生出了一種‘現代性’的新文學，推進了中國的‘現代性敘事’。”難怪夏志清會下如此判斷：“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實在可以看做是現代中國文學成熟時期的開端。那么“人的文學”作為一個概念、一種思潮，這種命名所要指稱的是些什么內容呢？或許可以回到周作人《人的文學》一文來尋找答案。

文中開篇說：“我們現在應該提倡的新文學，簡單的說一句，是‘人的文學’。應該排斥的，便是反對的非人的文學。”周作人企圖用二元對立的結構給“人的文學”進行理論約束，意在縮小這一提法的能指空間。《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這樣敘述：“同年（1918年）12月，周作人發表《人的文學》，提出以人道主義為文學之本，試圖將19世紀歐洲文學發展中起過重大作用的人道主義直接移用于中國新文學，使文學革命內容更加具體化。”可見自從周作人此文發表以來，“人的文學”就一直被認可為五四時期創作的主潮，雖然當時有文學研究會強調“為人生”的創作思潮，有創造社宣稱“自我表現”的創作思潮，但一個關注社會人生，一個關乎自我體驗，都是對人的強調。因此《中國現代主義主潮》首編一章《“五四”社會改造思潮與人的文學》，在討論社會歷史變遷與改造時，文學思潮乃落腳于人的文學，尋繹出其發展軌跡，乃至個性解放、人生探索及后來歷史新變下“人的文學”思潮的衍變、流播。

書中提到“五四人的文學一方面顯示出五四知識者個性覺醒的同時，又體現出鮮明的時代主人公感和社會責任感……這就使得五四人的文學中既有個性解放意識，又有社會解放精神的雙重趨向。”這里呼之欲出的不正是人道主義的精神訴求？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說“世上生了人，便同時生了人道”，“只因我們自己愚昧，聞道太遲”。也就是說“人的文學”這一命名是久已存在的，是先于概念而存在，只是在此概念誕生之前被籠統地包含在“人道主義文學”這一概念中。“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學’或‘平民文學’，是以人道主義為本的‘為人生的文學’，強調文學是人性的，是人類的，也是個人的。這些主張雖然有些抽象，但恰與‘五四’時期個性解放的熱潮相合，所以有相當的代表性，對文學革命的推進起到很大的作用。”這一事實在劉衛國的專題研究中更清晰。

劉衛國《中國現代人道主義文學思潮研究》一書，詳細的梳理了人道主義文學思潮的產生、發展、消退，并作了獨到的反思，認為人道主義應該在推進“現代性敘事”進程方面發揮偉力，力圖重建人道主義文學觀念，即建立“文學本質觀”、在人道主義價值觀擎領下確立文學的本質為人學、表現“人性”。這正呼應了五四“人的文學”，也即是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說的“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他的解釋是“人道主義，是從個人做起。要講人道，愛人類，便須先使自己有人的資格，占用人的位置。”盡管后來周作人在《新文學的要求》演講及《自己的園地》評論集中很快又對“人的文學”口號表示否定，但那已是“人的文學”思潮踏上歷史舞臺之后的事了。不可忽視的是他提出的“人的文學”這一口號成為“五四”時期文學一個中心概念、一種主流思潮的絕對影響和主導地位。

二、兩種思潮的同質旨歸

篇3

關鍵詞：文學 本質 主體 審美意識形態 人生感悟

關于文學的本質問題，歷來都爭論不休，圍繞它形成了各種各樣的觀點；有人說文學的本質是自由或自由創造；也有人說文學的本質是社會意識形態的表現；更有人提出了文學本質的審美說；這些觀點看似各有各的道理，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它們呢？

文學作品是由性格、思想各異的作家所創造的，每一部文學作品中都浸透著作家個人對生活的獨特體驗，甚至不同的作家對同樣的材料都會采取不同的處理方式，故而文學自誕生以來就帶有非常強烈的個性差異。此外，作家在進行創作時，還需要發揮其豐富的想象力，所以說文學的本質是自由或自由創造是有其一定的理由的。然而文學又并非純自由的，它還要受到作家的理性、社會意識形態以及其自身的個性氣質等的制約。比如俄國作家果戈理的創作，其數部大作的素材都是由普希金提供的，因為普希金深知那些素材的幽默、諷刺意味在自己的筆下無法得到最好的表現，而那些素材在果戈理的筆下也確實得到了很好的表現，這難道不是一個絕好的說明嗎？看來將文學的本質概括為“自由或自由創作”還是有一定的片面性的。

關于文學的本質是社會意識形態的觀點也有其合理之處。文學是由作家創作的，而古今中外的每一個作家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當中的，任何一個作家的作品無論如何都或多或少會受一點其生活的那個特殊時代的社會意識形態的制約，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完全認同這種觀點。試想如果說文學僅僅是社會意識形態的表現，那它跟政治、法律等又有什么區別呢？可它們的差異是很明顯的，政治、法律之類的社會意識形態是為國家而服務的，手段直接、目的明確。而文學在一般情況下只是表現了社會意識形態的某些方面，它可以間接地服務于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為之起到一定的引導作用；也可以獨立于這種主流意識形態之外，只表達作家的某種意緒、情懷。顯見，文學的“社會意識形態說”還是有以偏概全之嫌。

至于文學本質的“審美說”也是有其根據的，一部文學作品之所以吸引讀者，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它帶給讀者的審美愉悅，人在現實中有種種的痛苦與煩惱，但這卻都能通過文學作品而得以舒緩、排解。歐洲文學史上也曾出現過以王爾德為代表的“唯美主義”――只追求美，甚至于不顧社會道德。但文學就只是被作為一個審美對象來看的嗎？似乎又不是這樣，文學還可以激勵、鼓舞讀者，使讀者從中受到教育，審美只是文學帶給讀者的諸多影響中的一種而已，而且審美是有條件的，即讀者必須有一定的學識積累，那么對于大多數的普通讀者來說，審美還是有一定的難度的，他們從中獲得的更多是別的東西。顯而易見，只注重“唯美”是行不通的，故而“審美說”也是有其站不住腳跟的地方的。

由以上的種種論述來看，文學的本質確實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它不是輕易的用一個觀點、一句話就能解釋清楚。那么文學的本質究竟是什么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弄清楚文學的概念。我們這里要說的文學是文學理論中所探究的文學。“文學理論所要研究的是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具體的意識形態，即一種審美的意識形態。因為文學的審美特性并非外加，它是文學這種這種意識形態固有的本性，它來自文學的獨特對象、創作主體和把握它的特有的方式之中。沒有審美特性，根本不可能存在文學這種意識形態，而文學的意識形態性，不過是文學審美特性的一般表現。”［1］從中可見審美意識形態對文學的重要性。但除此之外，主體的人生感悟也是文學不可或缺的一個構成因素。文學是靠審美意識形態支撐起來的，然而給文學以鮮活的生命力的卻正是主體的這種獨特的、具有鮮明的個性色彩的人生感悟，它是文學的生命，如若少了它，所謂的文學必然是蒼白無力、毫無價值可言的。所以，文學最顯著的本質應該是主體在審美意識形態制約之下的人生感悟。

這個問題應該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看：首先是作為文學本質的基礎――主體的人生感悟；任何藝術的創作都來源于現實生活，它是主體對現實生活有所感觸而作，文學也不例外。文學總是由于主體被現實生活中的種種事件所觸動，繼而引發他們的情懷，以至于不吐不為快，并最終將之訴諸筆端。如回憶《雷雨》時說：“累次有人問我《雷雨》是怎樣寫的，或者《雷雨》是為什么寫的，這一類的問題。老實說，關于第一個，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第二個呢，有些人已經替我下了注釋，這些注釋有的我可以追認，――譬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惡’――但是很奇怪，現在回憶起三十年前提筆的光景，我以為我不應該用欺騙來炫耀自己的見地，我并沒有顯明地意識著我是要匡正，諷刺或攻擊什么。也許寫到末了，隱隱仿佛有一種情感的洶涌的流來推動我，我在發泄著被壓抑的憤懣，抨擊著中國的家庭和社會。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雷雨》一個模糊的影像的時候，逗起我的興趣的，只是一兩段情節，幾個人物，一種復雜而又不可言喻的情緒。”［2］在這里，明確地表示了他的創作緣由，那就是通過發泄被壓抑的情感來抒發自己的人生感悟。這樣的例子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是俯首皆是、隨處可見的，如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提出的影響極大的“不平則鳴”的理論，也正是強調了主體對或喜或悲的現實感到不平，進而有所感悟，并最終發憤成文。所以，正是在創作主體人生感悟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產生文學。

其次是作為文學本質的載體――審美意識形態。審美是在人類的社會發展中產生的一種需要，它是自然而然產生的，但又是人類精神生活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許多時候，人們都會因生活里各種各樣的事情而產生紛繁復雜的情感，當這些情感累積到一定的程度時，它就會像決堤的洪流一樣，噴涌而出。所以說，表達和交流情感的審美活動，在人類的文化意識之中，幾乎成了一種本能的愿望和需要。但是“人的審美心理本能只有在社會性條件下才能成為具體的現實實踐活動，因此藝術的實際發生和影響都必定是社會的、意識形態的。文學藝術就是人的審美本能與社會現實條件結合在一起的產物。”［3］也就是說，審美是文學藝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又不是獨一的，因為文學藝術中還少不了社會意識形態，但這種社會意識形態又是和審美交融錯雜在一起的，亦即審美意識形態。對審美意識形態的內涵，也許錢中文先生的一段話解釋的更為清楚，“文學作為審美的意識形態，以感情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認識的結合；它是一種自由想象的虛構，但又具有特殊形態的多樣的真實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實利為目的的無目的性；它具有社會性，但又是一種具有廣泛的全人類性的審美意識的形態。”［4］至此，我們已經對審美意識形態在文學中的舉足輕重的地位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那就是文學藝術是必定蘊含著一定的審美意識形態的。

通過上述兩方面的闡述，我們可以看出，主體在審美意識形態制約下的人生感悟確實是文學最顯著的本質，而且這種例子在古今中外的文學長河里比比皆是、不勝枚舉。“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不正道出了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所付出的滿腔悲情嗎？作品中的那一個個鮮明、活潑的人物形象，都是作者坎坷、苦難的心血的結晶，是作家在經歷了家道衰敗的凄涼后，對他所生活的那個蒼涼世態的一種深沉的感悟。《安娜?卡列尼娜》里，托爾斯泰在安娜這個不幸的人兒身上傾注了其全部的心血，并通過安娜的悲慘遭遇，對當時的上流社會進行了狠狠地批判，他的這種批判也正是認清了自己所處的那個俄國上流社會的腐朽以后產生的；同時，在對當時俄國的意識形態的批判中，又傳達了作家的一種人道主義的觀念意識；而他進行批判的基點自然就是在認清了這個腐化的社會后的一種人生感悟。卡夫卡的《城堡》，通過對一個不具名的小人物K的種種不可思議的遭遇的描繪，深刻地揭示出了當下人們的精神生活的困境，以至讓任何一個讀者都有一種感同身受的無奈。這是卡夫卡所具有的高于常人的睿智；是在感悟、反思生活的基礎上，對當代人生存困境的深刻揭示。不難看出，這些青史留名的皇皇巨著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它們都浸透著作家的人生感悟、傳達著一種具有時代感的審美意識形態。

綜上所述，學者們對于文學的本質雖然有不同的解釋，各種觀點似乎都有能夠站得住腳的地方，但卻總有各式各樣的漏洞。所以，將文學的本質歸結為主體在審美意識形態制約之下的人生感悟似乎是較為妥當的。也許這個看法還有其不足之處，但它相對于前面的那些觀點而言，還是比較全面的。

參考文獻：

[1]錢中文：《文學觀念的系統性特征――論文學是審美意識形態》，原載《文藝研究》1987年第6期；引自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編：《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　第13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4月版.

[2]：《雷雨?序》，原載《雷雨》，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年版；引自山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編：《中國現代作家談創作經驗》（上冊），　第341頁，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馮憲光：審美意識形態論的規范性理論建構，《四川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篇4

關鍵詞：科學；科學教育；人文教育；人文精神；教育觀

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復雜關系是教育理論中遠沒有解決的話題，現在還存在一個具有普遍性的認識誤區，即似乎只有人文學科內含人文精神，重視人文精神的培養似乎就是加強人文學科的教育。這種誤解遮蔽了科學教育內含的另類人文資源，使人意識不到科學教育獨特的價值。如果不走出此種認識上的誤區就難以在新世紀培養完整意義上的人文精神。因此很有必要從歷史的視角來審視相關的概念，歷史地認識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交互關系。與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相關的概念主要有兩類，一是與科學有關，包括科學與科學主義、科學教育與科學主義教育，科學教育觀與科學主義教育觀。二是與人文有關，包括人文與人文主義、人文學科教育與人文主義教育、人文教育觀與人文主義教育觀。這些概念都具有歷史性、文化性和語境性。貝爾納（1901—1971）在談到科學是一個歷史范疇時說：“科學的本質是不能用定義一勞永逸地固定下來。”“過于刻板的定義有使精神實質被閹割的危險。”[1]貝爾納的這一思想對于歷史地分析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的關系很有啟迪意義。

一、歷史視野中的“科學”

從詞源上看，科學是指知識、智慧和研究形式。12世紀的宇宙論者威廉認為科學是“以物質為基礎的知識”，在梵語中“科學”一詞指特殊的智慧，最早給科學以明確規定的是亞里士多德。他認為科學研究是一種從觀察上升到一般原理，然后再返回到觀察的活動。在17世紀中葉，science翻譯為“格致”，即指分科之學，意為專門的知識和專門的學問。19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對科學的認識呈現出多元的觀點。羅素（1872-1970）把凡是訴諸于人類的理性而不是訴諸于權威的一切確切的知識，稱之為科學。李凱爾特（1863—1936）從方法論上區分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貝爾納強調科學的探索。丹皮爾（1867—1952）對科學的界定重視的是科學研究的對象與結果以及知識的系統性。巴伯所注重的是，科學必須是理性在處理可經驗的客體時所生之物。杜威認為，在思維過程的意義上，科學是一種方法，在思維的結果上，科學是一種知識體系。近現代國人不像西方學者那樣對科學進行不同視角的審視，而是十分注意科學與技術的區別。1911年，梁啟超在《學與術》一文中說：“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所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也。”嚴復在《原富》一書的按語中寫道：“蓋學與術異。學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術者據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學主知，術主行。”在這里，“學”指的是科學，“術”指的是技術。對科學概念的歷史考察帶來兩點啟示：其一，人們對科學的認識，在19世紀最初關注的是科學活動的結果。20世紀之后，逐步注意到科學研究的過程與方法。其二，不同時代的哲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教育家對科學的定義有不同的視角，所強調的側重面有較大的差異。我們可以從幾方面來規定和說明科學的含義：第一，科學是客觀存在在人腦中的反映，這一客觀存在就狹義而言是指物質世界，就廣義而言，它既包括物質存在也包括精神存在。第二，不管是廣義的科學還是狹義的科學，其知識形態具有系統性、邏輯性，它不同于意見、猜測與傳說。第三，科學不僅包括認識所獲得的結果，也包括認識的過程與方法。第四，從過程的角度看，科學是一種批判性的探索未知的創造活動。本文中的科學取狹義的科學，在與“人文學科”相對的意義上，用自然科學代替科學一詞。對科學教育與自然科學教育也采取類似的話語方式。

二、科學教育：從近代的崛起到當下的貶謫

科學與科學教育在歷史過程中曾有過飛速發展與迅速倔起的黃金時代，也曾遭受指責，并陷入誤解的困境。近代以來，它們經歷了從崛起到貶謫的演變，但是不可能被驅逐出人類的認識視野和精神領域。

近代科學的發展引發了科學主義思潮，科學主義在教育領域表現為科學主義教育與科學主義教育觀。科學主義是指：“一種主張自然科學的方法應該推廣應用到包括哲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在內的所有領域的觀點，是一種堅信只有這些方法才能有效地用來獲取知識的信念。”[2]“主義”并非用來一般性地表示某一種學說或主張，它是與形而上學相伴產生的一種等級化、中心化和權威化的知識闡釋系統。從后現代的立場看，“主義”乃是十足的貶義詞，它憑借虛構的中心，壟斷了對世界的闡釋權。“主義”不僅以某一個概念為其中心，而且力圖借此使自己在整個知識闡釋的空間成為權力性的中心機構。現代化進程中形成的“科學主義”，就是以“科學”為其中心，凡是非科學的知識都需要在它的法庭上接受其檢驗，或者被科學化，或者被迫放棄其生存的權利，似乎除此之外，沒有第三種選擇。因此，科學一旦“主義”便不再是科學，而是流變為一種支配其他一切知識話語的“元述事”。歐文認為，科學主義是一種“科學崇拜”，韋莫斯認為，科學主義是一種“信仰”，郭穎頤認為，科學主義是一種從傳統遺產中興起的信仰形式，科學成為文化設定的“公理”。科學主義有兩個特點：第一，強調科學知識是人類知識的典范，用它可以解決人類所面臨的所有問題。世界的一切，包括生命、情感、思想、精神等，遲早都可以化約為科學認識的范圍與對象。第二，科學的方法應該用于包括人文學科在內的所有知識領域，只有科學方法才是認識世界的唯一正確的、有效的方法。

科學與教育聯姻產生了兩方面的影響，即“科學的教育化”與“教育的科學化”。所謂科學的教育化就是指科學走進教育領域的歷程。科學的教育化強調在教育內容上應吸納科學，消解古典人文學科的獨尊地位，甚至認為科學知識最有價值，“在現代世界，最有價值的知識是人能用其檢驗并解決自己問題的知識。這是通過科學和科學方法給予人類的知識。”[3]。科學的教育化走向極端就暴露了其內在的局限性，即過分強調科學教育內容而忽視或排斥非科學教育內容。這種極端思想可以稱為“科學主義教育”。教育的科學化則是指，極力主張教育理論的發展要依靠科學，用科學方法來研究教育問題。教育的科學化強調，在研究教育的方法上把教育現象等同于自然現象，這可以稱之為“科學教育觀”。例如拉伊（1862—1926）認為實驗教育學的目標是“根據生物學、社會學以及道德學的規律和規范，用實驗、統計和有系統的觀察，來解決教學上和教育上的問題”。[4]教育的科學化是針對舊教育理論的空疏無用而提出的，應該說有歷史的合理性。但是“教育的科學化”走向極端就演變為“科學主義教育觀”。概言之，科學主義教育與科學主義教育觀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近代科學進入教育領域有一個合法化的過程。近代科學的形成始于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從哥白尼到牛頓所取得的科學成就，標志著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科學革命的完成。但科學在教育中的地位直到19世紀才得到基本的認同。“在19世紀的工業社會中，伴隨著民眾教育制度的發展，自然科學以公認的現代化形式在中學出現……歐洲國家開設了自然科學課程，這是對傳統的以古典文學課程為主的中等教育的挑戰。但是，對自然科學學科的順應，是在19世紀末對自然科學的地位和認可經歷了一番激烈的爭論之后才獲得的。[5]然而當現代科學在社會中產生巨大雙重影響之際，科學教育也就遭遇被貶謫的處境。與人文主義教育比較而言，科學主義教育似乎是一個十足的貶義詞。

三、歷史語境中的“人文”

“人文”概念的內涵豐富多彩而又歧義叢生。在古代漢語詞匯里，“人文”一詞有三個基本的含義：[6]第一，與“天文”相對，指詩書禮樂等以人自身為觀察和思考對象的文化內容。第二，泛指人世人倫之事，意味著與人生事物的某種關聯。第三，與人道相通，指為人之道或道德規范。在當今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關系問題的紛爭中，人文有兩個基本的含義：一是指人文學科或人文科學，二是指人文精神。在英文詞匯中，來源于拉丁詞humanitas（人性、教養）的英文詞humanity，其意思有四個：第一，人道或仁慈的性質或狀態，慈愛或慷慨的行為或性情；第二，人性。人類的屬性；第三，人文學或人文學的研究；第四，人類。

西方的人文學科（拉丁詞humanitas）一詞最早出現在古羅馬作家的著作中，西塞羅（前106—前43）用humanitas來表達一種教育理想，即通過教育或教化而使人獲得完整、圓滿的“人性”，也用這個詞來表示具體的課程體系，即成為“自由民”必修的科目，包括哲學、語言、修辭、歷史和數學等。在中世紀，古典的人文學科經過奧古斯丁（354—430）和其他神學家的發展，又成為中世紀基督教教育的基礎。到了文藝復興時期，人文學科成了專門知識的獨立分支或流派。在14、15世紀，意大利人文主義學者彼特拉克（1304—1374）等人，通過整理與發掘古羅馬的文化遺產，主要是西塞羅時期的文學作品，發現了一種與宗教神學完全不同的人生哲理。于是“人們轉而面向古人的作品。這些作品成了研究的對象。這些作品被當作人文科學”。[7]

這時的“人文學”被稱為人文研究（studiahumanitas），與神學研究（studiapinitatis）相對立，它包括語言、文學、哲學、藝術等關于人自身的知識學科以及這一時代的自然科學知識。“人文學”一詞的出現，不僅折射出當時學術方向的改變，還意味著一種以世俗的人為中心、提倡人性或人道主義的新世界觀代替了宗教神學的舊世界觀。人文學科被當作培養“巨人”的手段。作為教育綱領的人文學科包括語法、修辭、詩學、歷史、道德哲學以及古希臘古羅馬的語言和文學。人文學科被當作完整的教育綱領，其最終目的在于訓練人的多方面的才能，并使之得到最大程度的發展。如今的人文學科范圍十分廣泛，“人文學科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的研究領域：現代與古代語言、語言學、文學、歷史學、法學、哲學、考古學、藝術史、藝術評論、藝術理論、藝術實踐，以及具有人文主義內容，運用人文主義方法的其他社會科學。”總的來說，在文藝復興之前，人文學科指古典的教育思想和與之相關的教育課程體系。近代以來，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相對應。”人文學科構成了一種獨特的知識，即關于人類價值和精神表現的知識。”[8]

四、人文與人文教育：從主流到退隱、從復興到抗爭

人文學科與人文教育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經歷了“潮漲潮落”，從古代的主流地位到中世紀的退隱，從文藝復興時期的振興到現代社會的抗爭。這與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衰密切相關。人文主義（humanism）由人文學科衍生而來。人文主義的狹義理解指14—15世紀發生于意大利的思想文化運動。“19世紀西方學者才開始用人文主義（humanitas）一詞來攝括整個思潮。”[9]“廣義的人文主義是遠自古希臘近至二十世紀現代的一種觀念，具有多樣的表現形式，基本上是一種著眼于人類既有尊嚴、又富有理性的哲學觀。……其精神是現實的、寬容的，其學習方法則為教育，自由研究和啟蒙。”[10]美國學者古德認為，人文主義是指：“強調人類在宇宙關系中的尊嚴、利益及重要性的任何哲學理論。”[11]總之，人文主義肯定人的價值，強調人的地位和尊嚴，倡導個性發展，關心人的幸福和命運。文藝復興之后，科學帶來了巨大的技術威力，使人類獲得了一種與日俱增的“全能感”和“幸福感”，似乎憑借科學人類便無所不能，科學逐漸成為一種信仰和崇拜的對象。實證主義把科學視為知識的典范。人文學科的主導地位受到挑戰，走上了一條衰落、危機、復興的“辛酸”之路。康德對事實與價值的劃分，劃分了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各自的領地。到了現代，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由相互區別到分離、隔絕發展到對立、甚至沖突，出現了兩種互不理解的文化。歷史地看，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并不必然發生沖突和對峙。但到了19世紀末之后，當它們變為“主義”時，二者的關系才變得緊張起來。在前現代時期，與人文主義相對立的范疇是蒙昧主義與宗教神學。當時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以對理性的推崇為聯結的紐帶，攜手反對神學和宗教信仰。二者對人的一致理解是：人區別于動物在于人有理性；理性是人類的本質特征，是人的尊嚴、價值的體現；要撥開神性的迷霧，關鍵是喚醒人的理性，使理性復蘇。19世紀末，人文主義發展到了新的歷史階段，傳統意義上的人文主義在費爾巴哈的哲學里出現了新的轉向。費爾巴哈用肉體的感性的人取代了傳統大學中那種無實體的精神的人。以推祟理性為人的本質的人文觀念，在費爾巴哈自然主義的感性沖動中開始了最初的消融。現代人文主義把研究對象聚焦在對人的命運、價值、前途等的研究上，否認人的理性作用，否認科學的價值。認為只有人的非理性因素，諸如人的情感、意志、欲望等才是人的本質，而理性和科學只不過是意志的工具而已。反對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反’對淹沒入的情感與個性，反對抹殺人的主體性和價值，認為科學主義只能把活生生的人機械地“冷凍”起來。現代人文主義希望把人從科學與理性的壓抑中拯救出來，似乎唯一辦法就是去發現和追求人的非理性，由此形成了意志主義（叔本華和尼采為代表）對于人生苦難的揭示和消解，存在主義（海德格爾為代表）對于個體存在的自由境界和主人格的追求，生命哲學（狄爾泰、齊美爾和柏格森為代表）對生命主體的強調。

現代人文主義繼承了傳統人文主義推崇人性、反對神性的衣缽，卻拋棄了它原來倡導的理性傳統，走上了與科學主義相反的道路。它與非理性主義聯姻，從理性以外的世界去找尋人的本質。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緊張與對立的局面由此而形成。現代人文主義對理性、科學的批判與反思、對人的生命的意義、道德、幸福、痛苦、焦慮等問題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固然有積極一面，但由此而把非理性的意志、與本能視為人的全部本質，并進而否認科學的合理性，對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就不可避免地產生誤導作用。現代人文主義思潮在教育領域也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人文主義者把人文學科認定為最高意義上的教育內容而排，斥或貶低非人文學科內容。“在課程的設置上，人文主義教育極為重視人文學科。在他們看來，歷史、文學、哲學、藝術等人文學科比科學學科更能深刻地揭示人的本性，通過這些學科，人更能了解人類的苦難、痛苦、焦慮乃至死亡，從而對其有所準備，通過這些學科，人們對自己的認識也就更加全面、深刻、真實。”[12]用人文學科的研究方法來審視教育活動并形成相應的教育理念時，就形主義教育觀。人文主義教育觀對研究教育有自身獨特的觀念：把教育的意義和價值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注重研究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主觀方面、個體意識、精神以及進入價值意義結構的文化背景。教育追求的結果是價值的實現、學生個性發展和興趣的滿足、感情的宣泄等，而不重視掌握多少知識與技能。人文主義教育觀重視學生的情感，強調個性，這對于把學生視為“機器”、“容器”的科學主義教育觀，無疑具有糾偏的作用。然而教育的目的在于克服人的獸性而弘揚人性，片面強調人的非理性的一面，而忽視理性的一面，如此培養出來的人，依然是片面發展的人。

綜合上述對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歷史透視與現實分析，我們認識到自然科學教育與人文學科教育的復雜關系，如下圖所示。教育從內容上可以分解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片面強調自身的重要性就會分別走向科學主義教育和人文主義教育。用自然科學的思想方法來研究教育活動就產生了科學教育觀，用人文學科的思想方法來思考教育活動就容易形教育觀，兩者走向極端化就分別演化為科學主義教育觀和人文主義教育觀。科學教育的對象不是物質世界，而是具有生命活力的人，具有潛在發展能力的人，它的根本目的是促進學生的發展，包括智力和非智力，它要改變的是學生主觀世界。在促進人的發展方面，自然科學教育與人文學科教育一樣具有人文價值，但又是一種不同于人文學科教育的人文價值，它具有獨特的人文內涵。因此我們需要人文地理解科學教育的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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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Ⅱ）[M].1987：711．

篇5

什么是人文主義教育?所謂人文主義教育，就是反對把人當作一個“東西”來研究，因為人本身就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個體，人本身就富有個性。其目標就是培養學習知識、能力與人格、思想價值等同步發展、全面發展的人。其途徑是通過知識的學習來提高能力，通過知識和能力的積累來感染學生，讓學生感受其中所蘊含的真善美，進而將自由平等博愛融入心田。

一、人文主義教育的發展

1.古希臘羅馬時期的人文主義思想萌芽

人文主義教育思想最早起源于古希臘，并且自那時起就一直貫穿著整個教育史。古希臘的雅典是奴隸主民主政治，經濟繁榮，且教育發展水平較高。雅典的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要求把他們的子弟培養成為“身心既美且善的人”，即“雅典的合格公民”。雅典還在教育史上首先提出了“人多方面和諧發展”的教育思想，所謂人多方面和諧發展，在希臘時代，主要指一個人在智、美、德、體諸方面都得到充分的塑造。

古羅馬時期的教育思想是對希臘文化教育的傳承和發展。其教育的主要目標是培養成為善于辭令、精于文學、能言善辯的演說家。雄辯家應具備有廣博的學識、獨特的修辭修養、優美的舉止與文雅的風度等，其教育內容有修辭、文法、歷史、文學等諸多文雅學科，被稱之為“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

然而，古希臘、古羅馬時期，“人們對教育的認識尚處于原始混沌的狀態， 人文主義教育集中體現在以人文學科訓練、培養全面的人。”[1]

2.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教育思想逐漸成形

人文主義最為明確地提出是在文藝復興時期。袁銳鍔指出，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有兩方面的內涵，一是指新興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從事文化活動時所研究的對象，是與宗教神學相對立的、以人和自然為中心的世俗文化；二是指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在各個文化領域中貫徹的基本思想，是提倡“人”或“人道精神”。[2]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教育尊重兒童，以發展兒童的個性、培養全知全能、身心或人格全面發展的人為目標。同時，還強調使用新的教學方法，如直觀的教學方法，用實物來激發學生的興趣，發揮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文藝復興前后經歷了近三百年，雖然這其中的人文主義仍然存有很大的局限性，可它作為當時思想的主流，廣泛滲透到西方文化的各個領域，引導著社會和教育發展的方向。

3.啟蒙時期至20世紀初，人文主義教育思想遭遇挑戰

培根的“歸納法”把科學的理念引進了教育，第一次工業革命促進了歐洲生產力的飛躍。隨著工業化的發展，科學發展越來越快，社會也越來越需要科學技術，教育就必須符合這一客觀要求，使其培養的人符合經濟和科學發展的需要。因此，歐洲的教育由原來的貴族壟斷，逐漸向平民開放，教學的內容開始重視實科知識，接近生活實際。唯實主義和實用主義對人文主義形成了很大的沖擊力。教育的主要目標是培養能為資產階級創造更多財富的培訓工人和職員，教育體現出極強的功利主義色彩，把人異化成沒有精神和情感的“機器”。“人”在這一時期的意義是理性的，是邏輯學、符號學概念上的人，教育所追求的是高效，而不是學生的成長。

4.20世紀下半葉，“非理性人文主義”的誕生

20世紀下半葉盛行于美國的“非理性人文主義”是針對科學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泛濫，使人失去了自由，從而變成機器的奴隸而提出的，它是以人

本主義心理學為基礎的一種現代教育思潮。非理性人文主義教育觀主張從學生的主觀需求著眼，幫助學生學習他喜歡而且認為有意義的知識。

非理性人文主義教育與之前古典人文主義教育不同。首先，它更加重視個體本質的生成。古典人文主義主張重視全人的發展，主張對人實施智、德、體的全面教育；而非理性人文主義則重視人的本質的生成，很少關注人的智、德、體的全面教育，使人自由的生成他自己。其次，由于近代科學的發展并未給人類帶來福祉，所以，非理性人文主義開始輕視科學，而古典人文主義的知識包羅萬象，既有人文知識，也有自然科學知識。

5.20世紀后期，“科學人文主義教育”試圖完善“人文主義” 教育理念

在非理性人文主義教育走向另一個極端，受到社會的譴責時，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國際教育發展委員會提出了“科學人道主義”的概念：“科學人道主義”是人道主義的，因為它的目的主要是關心人和他的福利；它又是科學的，因為它的人道主義內容還要通過科學對人與世界的知識領域繼續不斷地做出新貢獻而加以規定和實現[1]。這一觀點反映到教育上就是提倡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高度融合，即科學人文主義。

科學人文主義既信奉科學，又崇尚人道。但科學人文主義并不是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的簡單相加，它對于社會和人的發展是極為有利的。

二、人文主義教育思想對語文教育思想的影響

人文主義教育的發展，同時也影響到現代語文學科指導思想的變遷，主要分為三個時期：

1.唯工具論盛行

語文學科唯工具論的盛行是由于受到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即人文主義發展的第三個時期，人文主義遭遇挑戰。科學主義思潮過度注重分解和抽象描述，高度贊揚理性，重視技術因素，忽視人的情感。他們無限的擴大科學主義的影響，認為科學主義是萬能的，產生科學主義萬能論，認為科學能夠解決一切社會問題和人生問題，主張把科學主義應用到所有的學科領域中去。

轉貼于

在科學主義萬能論的影響下，語文教育出現了唯工具論，即把自然科學中的理性化方式放到語文教育中。唯工具論認為，語文是學語言的，語言是工具，因此語文也是工具；認為語文的目的是為了使學生學會、掌握和運用語言文字，忽視了語文教育中思想文化熏陶，把語文當做一門“技術”來學，把形式上的目的當做其根本目的。語文教育工具論表現出對本學科偏執，而忽視學生個體的存在；強調知識的系統性、結構性，忽視學生的發展需求；片面強調科技知識的重要性，忽視了人文素養的培養。在工具論的指導下，現在的語文教師在對課文進行分析時，往往將文章分解得支離破碎，探討文章用了多少比喻、多少擬人，用科學的手段來分析文本，強調學生對知識點的把握，要求學生掌握多少，忽視學生的人文素養方面的熏陶，同時也與教育的根本目的，語文教育的根本目的相偏離。無論是教育還是語文教育其根本目的是促進人的發展，而唯工具論嚴重忽視了這一點。

正是在這種“生存危機”的沖擊下，現代人開始反思、批判語文教育的唯工具論，開始呼喚人文性的誕生。

2.人文性的回歸

科學主義在主張科學技術萬能的同時，忽視了“人”自身的發展。科學技術帶給人類的一些災難使世界各國開始了對科學主義的反思，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提倡人文主義的回歸，但人們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注重人文性，忽視科學，放棄科學對社會的重要作用。新人文主義即非理性人文主義產生。

新人文主義思想反映到語文中就是語文教育界要求其人文性的回歸。吳治中說過：“語文教育人文性是一個古老而年輕的課題，它包含三層意義：一是指漢語漢字中所包含的民族的思想認識、歷史文化和民族感情；二是指引導學生開掘漢語漢字人文價值，注重體驗漢族人獨特的語文感受，學習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三是指尊重和發展個性，培養健全的人格。概括地說，語文教育人文性就是教人如何做人。”[3]由于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原本豐富多彩的語文教學變得呆板和沉悶，為了還語文以它原有的面貌，新人文主義教育家極力呼吁語文人文性的回歸，希望以此來促進語文這門母語課程的發展。新人文主義融合到語文教育中去，開始注重學生的發展，注重學生德育的發展，然而，新人文主義者想要單憑人文性就把語文引向成功，培養出合格的人是不可能的，因為它摒棄了科學主義，否定了科學的價值，制造了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之間的對立。

3.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一

語文課程標準中提到：“語文學科的性質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一。”這一觀點符合當前科學人文主義思想的需要，是對以上兩種偏激教育觀的糾正和綜合，是對語文學科的正確認識。

有關語文教育的任務，陸儉明教授認為，語文教育一是給學生真、善、美的熏陶和教育，二是培養學生的文學素養，三是讓學生掌握恰到好處的語文能力和知識。[4]陸教授說的語文教育任務，前兩個方面是指語文的人文性，第三個是說語文的工具性，我們要明確語文的工具性是其基本屬性，可是語文教育的目的并不僅僅是教會學生語文能力和知識，而是在此基礎上促進學生個人的發展，培養其文學素養。

學生只有在語文知識的積累達到一定的程度時，才能提高其語文能力；也只有在語文知識和能力得到實現和完善時，才能通過感受與鑒賞、思考和領悟、發現與創新等高級思維模式和致思途徑，使學生欣賞感悟到語文的文字美，感受到語文中所蘊含的內容美。語文教育的這兩方面屬性是不矛盾的，兩者可以很好的交融。語文新課標指出：“‘工具性與人文性統一’，不是二者機械地相加，也不是簡單地融合，二者之間應有一個遞進的循環，這個遞進的循環就表現在語文課程目標的積累與整合、感受與鑒賞、思考和領悟、應用與拓展、發現與創新的順序中。”[5]

我們把科學人文主義思想應用到語文教育中來，就是要以其工具性為基礎來促進其人文性的發展。工具性離不開人文性，沒有了人文性，工具性就變得毫無意義；而沒有了工具性，人文性就很難實現，工具性是人文性實現的基礎。

三、人文主義教育思想對語文教育的啟示

1.語文教材改革的人文主義方向

教材是教師傳授知識的主要依據，也是學生知識建構的認識客體和學習活動的認知對象，它對于學生和老師人文性思想的建立是非常關鍵的，因此，我們要認真研究教材，對教材進行開發，制備出符合學生發展需要的教材體系。我國的教材出現過不同方面的改革，但都是小修小補，它已經很難適應語文發展的需要，為了促進語文的進一步發展，就要對教材進行新的改革，以使它適應當前的發展趨勢。

首先，我們的語文教材應盡量選取學生身邊的生活，選取學生熟悉、感興趣的題材。比如魯迅的作品，《社戲》《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就很富有情趣，接近學生的真實生活，學生也能從中體會到快樂，從而激發學習興趣，所以這類文章要多選。而像《紀念劉和珍君》、《藥》、《拿來主義》這類文章則晦澀難懂，讀起來毫無生機，遠離學生的生活，是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產物，所以我們要少選甚至是不選。我們的教材是拿給學生用的，所以要盡可能滿足學生的需求，符合學生的成長過程。自從新課改以來，許多一線教師開始在這方面做出努力，比如蘇教版語文教科書就把學生作品選進了課本，給課本增添了生機和趣味。另外，在新課改精神的指導下，校本課程的開發如火如荼地展開，把學生能親身感觸的文化吸引進來，激發學生的興趣，促進學生的不斷進步。

雖然我們強調課本要符合學生的需求，關注他們所關注的問題，但這也不是意味著要犧牲選材的審美性和思想性。由于學生年齡和生活閱歷的限制，學生對一些事物還不具有辨別力，他們所喜歡的東西有可能是低俗的，不雅的，所以我們在選材時要考慮到這一點，不要一味地迎合學生，而是要正確地引導學生，使他們轉變自己的想法。

其次，我們在考慮到選材關注學生，滿足學生的同時，還要考慮到選材在排列上的系統性和漸進性，它們的排列要符合學生成長的規律。例如蘇教版中采用“模塊”來構建知識體系，在關注人文性的同時考慮到知識的排列，使其系統化，讓學生學習時循序漸進，在知識點不斷累積的基礎上，逐步提升語文能力和語文素養。

2.語文課堂教學的人文主義方向

課堂教學是一種雙邊關系，這種雙邊關系是指教師和學生的一種互動，而不是教師獨自講授。以往的語文課堂教學中，教師只管教，學生只管學，教師不會去考慮學生是否聽得懂，只負責教“書”；學生也不會去思考自己是否理解，只是不停地往腦袋里灌輸。長時間下來，學生語文課變得越來越厭倦，語文也很難取得發展。

語文課堂教學的改革，首先是要立足于學生，強調學生的自覺性和個性，使用多種方式來提高學生的語文知識和能力，促進學生人的發展，教師不再是主導者，而是參與者、指導者。在這里，我們要注意一個問題，教師為了改變課堂教學，使用了多種多樣的手段，比如，多媒體，組織各種各樣的活動等，但在考試的壓力下，這些手段往往只流于形式，沒有實質性的東西，對于學生的全面發展仍然是沒用的。

學生是靈動的生命個體，有自主性，課堂完全可以成為探討式、研究式課堂。教師在課堂上要注意引發學生的思考，教師拋出引子，讓學生自己進行調查、研究、討論，并不斷獲得成長。教師在課堂上要真正做到以學生為中心，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要適應學生發展的需要，而不是學生被動地適應教師教什么和怎么教。通過課堂教學改革激發學生的積極性，使他們成為知識的探索者和創新者。

其次，我們在語文課堂教學時還要注意到，課堂教學強調學生的主體性，但并不是放任自流，老師要對學生進行積極的正確引導。讓學生發表自己的觀點和見解，同時教師要注意到學生思想中存在的問題，要對其進行正確的引導。所謂“一千個讀者一千個哈姆雷特”，可“他還是哈姆雷特”，尊重學生主體，但也要對課本有基本的尊重，這樣才不會偏離教學目的，讓學生在學習課本基礎知識的同時，其主體意識也不斷增強。

3.師生關系調整的人文主義方向

由于語文這門學科的特殊性，教師對于師生關系的把握很模糊，而師生關系往往會影響到語文教學的效果。語文學科中師生關系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作為一門人文學科，我們在與學生交往過程中要注重學生的情感，關注學生個體的存在，強調學生的主體性和個性；但同時，語文學科所具有的工具性，使得教師在與學生的交往過程中還要注意使用科學的管理教育方法，使語文學科的基本任務得以完成。

語文學科中的師生關系要求教師要時刻關注學生的生活，關注他們的心靈世界，為自己的教學創建一個和諧的環境，促進語文學科的發展。語文不像數學一樣，它本身含有濃厚的人文氣息，它應該生活在一種和諧的人文環境當中，所以師生關系的構建應該奔著人文主義方向前進，改變過去師生關系冷漠、教學環境緊張的局勢。

另外，語文教學的師生關系還要強調教師在與學生交往中的一種科學性。教師在對學生關注的同時，要學會使用適當的科學方法，積極引導學生的發展，引導學生的方向，這樣老師巧妙地運用科學手段，促進學生的發展，師生關系也會在這種進步、科學的環境中得到改善。

所以，我們在處理師生關系時要沿著科學和人文兩個方向同時進行，不斷融合完善。

4.教師評價體系的人文主義方向

我們的教師評價體系應該改變過去單一的評價標準，使我們的評價體系多樣化，不要以考試分數作為評價學生好壞的唯一標準，而要全面的關注學生，學會欣賞學生的優點，肯定學生的長處，促進學生個性化的發展。

語文教育評價體系首先應該是多元化的。語文中含有豐富的內容：基礎知識，寫作，朗讀能力，口頭言語表達能力……像口頭言語表達和朗讀通過我們平時的筆試是無法進行評價的，而它們在日常生活中卻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學生可能考試考不好，但在這些方面可能就很優秀，這樣的能力對于今后的發展也是很有利的，甚至會成為學生生存的本領。教師不應該忽視學生的這種能力，教師要促進學生個性的發展，這不僅對于學生來說是正確的評價方式，而且對于國家來說也是很重要的，它可以為國家培養出一批富有個性的學生，使國家的人才多樣化，使我國的教育界充滿生機和活力。

其次，語文教育評價還要制定可行的、科學的、能操作的評價體系。語文學科不像數學、生物、地理等自然學科一樣，作為自然科學的評價體系，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即使是些問答題，其主要觀點仍是確定的，可是語文的評價體系有很大的靈活性。語文基礎知識部分的評價已經是可操作的，可是像一些閱讀和作文方面的評價則主觀性很強，很難有效地實施。比如作文部分，大家都知道詩歌在我國古代是非常流行的一種文學體裁，可是在我們的考試中卻對詩歌進行了限制，一般的體裁要求都是“除詩歌外”，這是為什么呢？這是因為，詩歌沒有很好的可以具體操作的評價體系。另外，像其他體裁的作文，對于不同的閱卷人就會產生不同的感觸，其好壞也就不同，所以其評價體系也是比較薄弱的。對于語文教育中存在的這些無法操作的評價體系，我們要制定出科學的、可以執行的評價體系，以促進語文學科的發展。

因此，我們的語文教師評價體系應該是人文性和科學性的有機融合和統一。

人文主義在人類存在的幾個世紀中，不斷被提出，不斷成為教育的主要研究思想，可見它對我們教育的意義之深遠。語文作為教育中的一個分類，自然要受到人文主義的影響，而且在它的影響下，語文教育不斷向前發展。語文學科人文精神的回歸，形成工具性和人文性并重的局面，這更有利于學科的發展，更有利于培養出21世紀合格的有健康人格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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