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遺傳承的現狀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非遺傳承的現狀，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音樂藝術；古琴；非物質文化遺產；實踐；理論；現狀；調查

中圖分類號：J60文獻標識碼：A

施詠教授的《弦外之音――當代古琴文化傳承實錄》就要由光明日報出版社公開出版了，這是他在南京藝術學院“博士后”工作期間取得的豐碩學術成果，也是2003年中國“古琴藝術”成功申報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以來，又一部有關古琴文化傳承及現狀的有價值的調查研究專著。我認為這是近年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理論建設方面一項重要收獲。所以，不揣自己對古琴藝術的無知，不顧忌自己對當今古琴傳承保護缺少調查研究，仍非常高興給這部專著寫幾句感想。

本來古琴藝術申遺成功，已經大大推動了社會方方面面對古琴的關注，推動了琴樂的表演、傳播，也有力推進了相關的學術研究和相關書籍的出版。例如，近年陸續出版了介紹古琴及其演奏的多種教材，出版了有關古琴歷史、文化的多種研究成果，以及吳文光先生《神奇秘譜樂詮》這樣的古琴曲打譜釋讀的專著，還有收有六朝后期至清末民初142種譜集所見載琴曲譜的30卷本的《琴曲集成》大型的古琴資料匯編，也終于由中華書局出齊了。又如，以涉及古琴藝術方方面面的申請碩士、博士學位論文而言，僅我近年有幸審讀或應邀參與相關答辯問題的，就有十幾篇近20篇，可見青年一向古琴的學術目光之殷切，他們的成就也頗令人欣喜。可以說，我國古琴藝術的發展和保護、傳承，進入了一個嶄新的令人振奮的階段。

施詠先生的研究，也許屬于姍姍稍后來者，但在這百花競放的場景中，卻因別具風致，一定能夠脫穎而出。

2010年11月下旬在江蘇徐州中國中國礦業大學舉行的“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論壇”上，我初次聽到施詠教授介紹他有關古琴藝術保護的部分研究成果，當即感到非常有價值。例如，他從傳播學出發，探討了古琴在中國古典小說、當代武俠小說中的文學傳播，探討了古琴在唱片、電影、電視等電子媒介中的傳播及所產生的偏誤現象，他既探討了古琴的網絡傳播概況和特點、古琴網站的類別與功能，還總結了琴樂傳播的“模糊性、反傳播性與多層綜合性”三大特點，還提出多種傳播手段相互交織相融、多層綜合、多元并存，成為當前琴樂傳播的發展趨勢，共同推動古琴文化在當代的傳播和發展。

盡管只是簡短的介紹，但讓人立馬感到他的研究視角非常新穎，體現出他研究意識的獨特性。

不由得想起唐代大史學界劉知幾有關史學研究者所必須具有的幾項重要條件的闡述。按劉知幾字子玄，著有中國古代史學理論代表作《史通》，他提出從事史學研究的人，必須具有“才”、“學”、“識”這三種基本條件，即所謂的史家“三長”。

據《舊唐書》劉知幾本傳記載：

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才，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于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左木右便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①

這里所說的“才、學、識”應如何理解？今人張岱年、方克立主編的《中國文化概論（修訂版）》認為：所謂“史才”，指修史的才能，主要指歷史編纂和文字表達方面的才華和能力。所謂“史學”，指占有史料和掌握歷史，要能搜集、鑒別和運用史料，要有廣博豐富的知識，還要深思明辨，擇善而從。所謂“史識”，是指史家的歷史見識、見解、眼光、膽識，即觀點和筆法，包括“善惡必書”的直筆論，也包括其他的歷史觀點。②

也有的學者認為“才、學、識”，其實大體相當于人們常說的文、史、哲學，是從事史學以及其他各種人文社會科學必備的基本素養。

“才、學、識”三者，雖各有作用，但相互聯系非常緊密。也有很多學者認為，三才之中，識尤為最重要。例如，宋代著名史學家鄭樵便在《通志?總序》中強調：“夫學術造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入一深。”明袁子才《續詩品三十二首?尚識》也說：“學如弓弩，才如箭簇，識以領之，方能中鵠。”

當代著名學者錢鐘書先生，認為識不可無，認為識也是才、學并重或相輔，因為識力就是洞察力、鑒賞力、判斷力的別名，是以“學力”為其根本的。但他在《談藝錄》五一《七律杜詳》中，還是強調指出：“識”固為先，“識曲聽真”，方得為“具眼”。認為它首先表現為一種“發覆破的”的洞察力、鑒別力。

當今盛行的史學理論中，也有類似的強調。學者們指出，雖然史料或史實在史學研究中非常重要，真實的史料當然是歷史學能夠成為一門科學的前提，所以史料對歷史學的重要，甚至有傅斯年先生“史學便是史料學”③的說法。但是，史料或事實本身，畢竟并不能自行給出一幅歷史學家所懸之為鵠的歷史構圖，也不能自行給出任何理論來。歷史學家心目中的歷史乃是（或者至少應該是）一幅歷史構圖，但這幅圖畫最后是由歷史學家的思維和想象所構造出來的，任何理論也總歸是人的思想的產品。如果同樣的史料和史實就能自行得出同樣的結論，那么只要根據一致同意的史料，歷史學家就不會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了，也不會一代一代的學者們來重新認識、研究歷史，重新寫作新的歷史著作。所以，何兆武先生指出：對歷史學的形成（即根據史料形成為一幅歷史構圖）而言，更具決定性的因素乃是歷史學家的思想和感受力，而非史料的積累。④

西方現代史學理論中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和“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等觀點，也正體現著對歷史研究者“識”的強調。

我認為，才、學、識不僅是歷史研究者的基本條件，也可以說是一切學術研究的基本條件。“識”既是認識、辨識、識別、認知的能力，也是見識、理解、洞察、意識，是研究者的世界觀、歷史觀和方法論的具體體現。“識”包含著康德所說人類認知的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全過程，也貫穿在人類從實踐到理論、從理論再到實踐無數往返的全過程。以歷史研究為例子，從具體史料的選擇、辨識，到史料確認后對它們做出的解釋，對史料所反映的史實的認知，都離不開“識”。這些工作，有的是純科學的，或“完全科學的”，或是技術性的，但有的則僅有科學態度和方法是不夠的，還需要人文價值的理想和精神貫徹始終。此外，如何兆武先生《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指出，歷史學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人性學的研究，因此，除了科學和人文價值的理想和精神外，還有“第三個方面”即史家對人性的探微，這也是一種史家應該具備的見識和意識。⑤

由此看來，史家和其他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研究者所應具備的“識”內容是非常非常豐富、廣泛和深邃的，一代人一代人不斷進行的歷史研究、學術研究，某種意義上講，則是一代一代人認識不斷發展不斷提升的結果，是一代一代人不斷獲得新的認知和新的體會的結晶。

這樣說，并不是否認才、學的重要。推動史學進步的力量來自四方八面，史學大師王國維就認為學術史上的新突破，往往來源于新的發現，新材料。但甲骨文等這些導致學術突破的新材料，其價值和意義的揭示，不也需要目光如炬的王國維先生那樣的遠見卓識，才能揭示出其所埋伏蘊涵的重要價值嗎？

施詠教授在其古琴調查的課題研究中，反映了他尤為突出的“才”、“學”、“識”三者的良好結合。正是很好地結合了傳播學和歷史學方法，又迅速網羅捕捉了許多新的傳媒，以及網絡上出現新動向，為我們考察研究古琴藝術遺產的保護傳承，提供了富于啟迪意義的新視角。

全書分為“實踐調查”與“理論思考”上下篇兩大部分。上篇由七篇分調查報告組成，通過對梅庵、廣陵、虞山、浙派、蜀派、金陵、中州等七個琴派下的近三十個琴社、琴館的古琴保護傳承現狀的實地考查，逐一調查了各琴社的生態發展環境、運行機制、相關流派琴樂的保護現狀；以及相關琴人的琴樂理念、保護實踐措施等。下篇則從理論層面對當代古琴的傳播（類別、功能、特點、偏誤）、傳承（方式、組織結構、對象、技巧）、保護（問題與對策）以及發展四個方面進行了全面的探討。

這一研究不僅體現了他的學力、才華，也的確體現了施詠教授的敏銳觀察力，體現了他獨到的學術眼光新穎的學術見識，由此我們看到一個青年學者已經具備了今后不斷取得學術進展和突破的各種有利條件。

“山僧未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雖然未及從容細讀施詠先生的全部文稿，也沒有那么廣泛的學識來評述他的所有心得，但通過對他的研究課題的點滴了解，我已感到它所擁有的分量和價值，也多少能看到他在博士后工作站期間合作教師劉承華教授的身影。相信廣大讀者，尤其是廣大青年認真閱讀本書，一定大有收益，能夠得到種種啟示。同時，加深自己對古琴藝術這一優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全面立體的了解認知。

著名學人先生晚年，曾提出了“文化自覺”的重要思想。他認為21世紀是“文化自覺”的世紀，指出我們已經錯過來自西方啟蒙時期“人的自覺”，不能再錯過當今全球一體化浪潮沖擊之下的各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文化自覺”。我們每一個中華文化的傳人，有必要不斷提升自己文化自覺意識，積極參與中華優秀文化藝術傳統的傳承弘揚，為中華文化復興的事業，多一分擔負，多一份貢獻。施詠教授的努力，也為我們做出了一個好的范例。

施詠教授正“富于春秋”。作為一位“70后”的年青人，已經獲得各級學位，并被南京藝術學院聘為正教授――他已經建筑起了繼續前進的堅實的學術基礎。因此，衷心祝賀他已取得的豐碩成果即將出版問世，同時也期待他今后不斷超越自己，不斷創造更新的業績。（責任編輯：陳娟娟）

①《新唐書》本傳則簡稱劉知幾云：“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

②張岱年、方克立主編《中國文化概論（修訂版）》，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08頁。

③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史料略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頁。

篇2

關鍵詞：體育類回族“非遺”；學校教育；現狀

【中圖分類號】 G648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1-1297（2012）08-0204-01

一 引言

寧夏在我國是以回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地區，回族人口占全區人口的34.77%（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回族人民群眾在寧夏聚居區長期的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中，創造出具有鮮明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燦爛回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如何把體育類回族“非遺”在寧夏回族聚居區傳承下去并發揚光大，使其促進寧夏回族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中更加煥發生機，是我們教育工作者應認真思考的問題。學校是在傳承和創新回族傳統文化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寧夏回族聚居區的學校應當在傳承和創新回族傳統文化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本文在寧夏回族聚居區——固原市（一區四縣）的農村和城鎮學校進行調查，現將調查的基本情況和我們所做的簡要分析作如下報告，并提出在學校需要加強回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教育的對策建議。

二 研究對象與方法

1.研究對象

寧夏回族聚居區中學學生。

2.研究方法

（1）問卷調查法：在2012年6～7月，通過隨機抽樣，分別在涇源縣第一、三中學、固原市回中和西吉中學隨機抽取中學生400名，發放問卷400份，有效回收378份，回收率為94.5%。

（2）訪談法：隨機抽取9名學生班干部，10名體育教師和3名主管教學的領導進行個人訪談。

三 結果與分析

社會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聚居區回族的生活方式，而與回族生活方式密切相關的體育類回族“非遺”活動也因此受到了影響和沖擊。調查顯示，在寧夏回族聚居區學校教育中，對體育類回族“非遺”文化的重要價值與作用以及如何通過學校教育傳承體育類回族“非遺”還有認識不到位的方面。其因素有以下幾方面：

1.學校因素分析

從調查結果看，寧夏回族聚居區中學對回族非物質文化教育的重視程度不夠。通過對學生的調查結果顯示，認為“非常重視”的占24%，“重視”的占22%，“一般重視”的占26%，“不重視”的占28%。通過調查，在涇源縣第一中學開設“踏腳”項目作為體育教學的補充，但占體育課時較少，還有在固原回中，回族木球作為該學校的民族傳統項目訓練基地，但是沒有真正把木球列入到本校的體育教學中，只是在有各級各類少數民族運動會時，才臨時挑選隊員進行訓練。沒有真正把體育類回族“非遺”傳承，只流于形式。

通過對回族非物質文化教育人才的培訓和培養，對教師的調查結果顯示，“沒有參加過”的占84%，“很少參加”的占13%，“經常參加”的占3%。從調查的結果表明，寧夏回族聚居區各學校普遍缺乏能夠進行回族非物質文化教育的骨干師資力量。

2.教師因素分析

由于應試教育的影響，大部分教師過分強調學生在主科和升學科目的考試成績，缺乏回族非物質文化課程開發和教育的動力和創新力，特別是面臨中考和高考時，學生的成績與升學率是衡量教師教學水平的主要標準，教師往往把數理化、英語、語文等作為其升學考試的主要內容，忽視對回族傳統文化的教學。體育類回族“非遺”是否有必要作為學校教育和體育教學的內容，對學生的調查結果顯示，認為“非常必要”的占41%，“必要”的占47%，“無所謂”的占10%，“沒必要的”占2%。說明回族聚居區學生大部分學生期待在學校教育和體育教學中有體育類回族“非遺”的內容。

大部分回族體育教師雖然具有扎實的回族傳統體育基礎，但對如何開發回族本土教材，如何將體育類回族“非遺”文化與廣大學生的需求相結合起來開展生動扎實的民族教育，態度不夠積極，方法單一。

3.學生因素分析

關于家庭、學校、社會對體育類回族“非遺”的傳承作用，對學生的調查結果顯示，認為在體育類回族“非遺”傳承中“家庭”占13%，“學校”占71%，“社會”占16%。由于大部分回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受到文化水平的局限，不能從理論的高度向學生進行闡述，使學生對回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涵缺乏了解，難以認識到回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當今的時代價值。

進入新世紀以來的寧夏回族聚居區，傳統非物質文化與現代文化相互交融，急劇轉型的社會環境，不僅給青少年的成長提供了更加豐富的文化價值資源，也對青少年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和思想觀念、生活方式以及審美趣味產生了深刻影響，對學生的調查結果顯示（見表1）。在日常生活中，有的青少年在傳統節日穿戴回族服裝的同時，平時經常喜歡穿著名牌服飾、吃清真西餐和喝咖啡，在講流利漢語的同時，很少有能熟練講說阿語的，喜歡上網，表明當今文化的多樣化和價值觀的多元化在深刻地影響著寧夏回族聚居區學生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

四 學校教育中傳承體育類回族“非遺”的對策

1.教育行政部門應重視在學校教育中傳承回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民族傳統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和精髓，回族傳統文化經過長時期的積淀，是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的瑰寶。如何有效地傳承民族傳統文化，已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因此寧夏各級教育行政部門應該充分重視民族傳統文化在學校教育中的教學水平，培養具有民族傳統文化知識的優秀人才。

2.學校應重視回族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課程的開發與利用，引導學生積極參與，培養學生對回族傳統文化的興趣。例如，成立多種形式的踏腳舞社會團體，經常進行交流，并且由專業的教師和聘請傳承人進行系統深入地教授，組織各類競技比賽，營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圍。

3.營造濃厚的校園民族文化。校園文化建設需要從校園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方面著手，其中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是基礎，精神文化是根本。在制度方面要建立健全教師民族傳統文化教育水平的評價，激勵和保障機制，學生和教師、教師與校領導、學校與社區的互動機制，使民族傳統文化教育正規化、科學化。在精神文化建設方面要充分激發教師和學生參與民族傳統文化教育的熱情，努力營造重視民族傳統文化傳承的校風和人人學文化，人人樹新風的良好學習氛圍。

4.加強對民族教師的培養，提高傳統文化教育水平。培訓應從教育理念入手，讓教師從理念上認識到民族傳統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增強教師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充分理解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積極引導學生認識民族文化的內涵和精髓。學校要重視對民族傳統文化教師的培養，采用“走出去，引進來”的方法，一方面派遣骨干教師到民族傳統文化傳承較好的學校和社區參觀學習。另一方面，聘請民族文化教育專家和民間藝人來校指導民族文化的傳承與教育。

篇3

何謂民族非遺？《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中指出，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人類在歷史上創造，并且以活態形式原汁原味傳承至今的，具有民族文化財富的表演技術類、工藝技術類和節目儀式類的傳統文化事項[1]。何謂民族非遺傳承？它指的是對民族非遺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以促進我國人民的文化自信提高。在新時代語境下傳承民族非遺有著重要的時代意義。第一，非遺文化特別是民族非遺文化是中華民族在時展中沉淀下來的精神價值與思維方式，是少數民族集體智慧的結晶以及文化的圖騰。傳承這一文化即傳承民族精神。第二，民族非遺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傳承民族非遺文化是保持文化多樣性的應有之舉。第三，在互聯網技術、數字技術等技術優勢，以及“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政策紅利的加持下，我們理應“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文化”。而民族非遺是中國故事與中國文化的最佳載體，也是“懷舊”與“創新”的完美融合。第四，新時代背景下大學這一“先進文化的前沿陣地”，理應發揮文化傳承的重要功能與職責，與中國西部鄉村開展“校地共建”，通過大學師生對民族非遺的傳播與發展，充分喚醒民族非遺傳承的“文化自覺”，幫助中國西部鄉村（以貴州為主）脫貧致富，共同實現“文化自信”，創造“美好生活”。民族非遺傳承的現狀和困境民族非遺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要內容，其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傳承與發揚至關重要。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非遺文化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和壯大對于中華傳統文化的豐富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2020年，我國打贏了脫貧攻堅戰，全國人民開始走向共同富裕。在此背景下，民族地區一定要找到經濟發展與文化繁榮的“突破點”，才能實現人民期盼的“美好生活”。在這一背景下，高校作為“先進文化的生產地”，利用智慧與技術幫助民族非遺傳承與發揚，成為其當前義不容辭的責任。隨著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深入，貴州從江地區侗族受到了一定的沖擊，民族文化發展面臨著諸多困境：民族歌謠、曲藝、傳說等開始失傳；精湛的民族工藝和建筑開始衰微；傳統民族醫藥失去了市場；有利于培養人類美德的傳統禮儀和習俗被逐漸廢棄，等等。民族文化即將受到現代文化、外來文化和市場經濟等方方面面的影響。其一，文化斷層。根據團隊調查，在侗族人口占比超過90%的貴州省黔東南州從江縣西山鎮陡寨村，大量青壯年人口紛紛外流，在返鄉時興建樓房，并將現代化的生活方式與生活觀念帶回去；侗寨里麻將聲、廣場舞等現代休閑娛樂方式逐漸增多，而凝結著原始勞動風貌與情感的侗族原生態音樂和節慶活動卻日漸衰落；1990年后出生的孩子受生活環境的制約，接受的現代科學知識教育較多，對侗族的節慶風俗、服飾穿戴、侗歌等知曉甚少。由此，傳統侗族文化失去了基礎的傳承對象，導致出現了民族“文化斷層”。其二，民族文化傳承乏力。大部分青年由于接受了新的價值觀念和生活觀念，難以形成傳承民族文化的自覺意識，對傳統民族歌舞、樂器、服飾的興趣愈來愈淡漠，導致民族文化的自然傳承難以延續；專門從事侗族歌舞及民族民間文化表演、傳授、研究的人員相繼離世或逐步退出舞臺，造成了民族文化寶貴資源的巨大損失；民族文化的校園傳承出現了多種誤區，如把舞臺歌舞當作民族文化、把學校老師當作傳承人、教民族文化怕影響學生的文化課程、對民族文化的偏見與排斥等，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民族文化的教育傳承。其三，留守兒童教育堪憂。隨著當地勞動力外流，農村留守兒童數量劇增，而對留守兒童的教育卻出現諸多問題：父母長期外出務工，兒童缺少陪伴；家長知識水平偏低，“望子成龍”卻無法提供知識上的幫助；學校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的比例失衡，兒童的課外技能培養受限。本項目著眼于民族文化傳承，整合留守兒童資源，指出依靠他們進行民族文化的傳承，這樣一來既能解決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也找到了民族文化的傳承者。其四，經濟造血功能不足。在文化經濟時代，文化本應成為經濟的重要增長極，但民族非遺文化傳承不力，其產品未能受到市場的普遍接受；或受缺乏技術性等綜合因素影響，民族非遺的經濟功能未能充分發揮，脫貧致富的能力明顯不足。新時代民族非遺傳承的路徑“有故事”“講故事”成為新時代民族非遺傳承的兩個必要要素。前者的文化內蘊多為“懷舊”，后者的核心則為“創新”。我國滇東南地區是以苗族、侗族為主的多民族聚居區，其民族非遺高達上百種，承載著我國眾多少數民族的價值觀與民族精神，有著極為珍貴的價值。南京財經大學組建了“民族非遺的高校傳承”暑期社會實踐團隊，曾分別面向大學校園和社會公眾進行有關民族非遺文化傳承的問卷調查。面向大學生的調查問卷主要從對非遺的認知、對非遺傳承的態度與責任等視角展開，對社會公眾的調查問卷則在對非遺的了解、日常非遺消費等方面進行。調查問卷結果顯示，大學生對非遺傳承十分關心，但不十分了解，愿意為非遺的傳承做出貢獻，并期待大學多開設相關課程與實踐活動。社會公眾對問卷的參與較少，以中青年為主，他們對侗族非遺的情況也不太了解，但十分愿意參與非遺傳承。這兩類人群認為非遺傳承的方式均以互聯網為主，認為高校理應在傳承中承擔一定的責任。通過研究，筆者認為，高校作為先進文化的生產地，理應在民族非遺的傳承中做出應有貢獻。或可通過以下途徑有所行動：（1）密切高校與地方（鄉村）的聯系，推動高校服務地方、深化勞動教育內涵、踐行“鄉村振興”的高校擔當；（2）將民族非遺文化創作與研究引入高校，充實高校美育課堂，踐行“加強新時代高校美育工作”的要求，弘揚中華美育精神，推動對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才的培養；（3）通過民族非遺傳承的中西比較，構建起中華民族非遺傳承的“中國模式”，在我國欠發達地區進行推廣和借鑒。鑒于這些認知，南京財經大學“民族非遺傳承的高校擔當”實踐團隊探索開展了一系列活動。

持續開展“古夢清泉”侗族文化傳承志愿活動

古夢清泉侗族文化傳承志愿團成立于2014年7月，創始人為南京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優秀校友石賢。她帶領的團隊主要針對貴州從江的侗族文化傳承現狀開展文化志愿幫扶活動，與貴州從江團縣委、縣婦聯合作共建“大學生志愿實踐基地”兩處，以貴州省從江縣西山鎮陡寨村為主要活動地點，創辦“古夢清泉少年侗歌班”，帶領當地留守兒童跟隨老歌師學習侗歌。少年侗歌班項目激起了當地群眾重拾侗歌文化的熱情，被納入從江縣民族宗教事務局“侗族大歌保護項目”。團隊還針對留守兒童問題發起了愛心筆友計劃、援建愛心圖書室、語音故事征集等活動，并通過團隊微信公眾號開展宣傳，受到了校內外愛心人士的積極響應。圍繞侗歌班，團隊還在當地開展了系列公益活動：舉辦公益電影節、給老年人免費攝影、創辦侗族手工公益微店、修復古榕碑亭等。2016年8月，古夢清泉創始人石賢組織籌建了從江縣西山鎮民族文化傳習所，讓侗歌和侗族傳統技藝獲得了良好的常規傳承平臺，充分提升了當地的文化自覺和傳承意識。“推動民族非遺走進課堂”實踐團隊指導教師連續6年組織開展過“非遺進課堂”，2021年，團隊與南京博物院合作，持續開展“館校合作”，推動民族非遺進課堂，內容包括講座、手工藝體驗、文化研討等，并且與學校藝術教育中心合作，開設常態化課程與課堂，開展“名家進課堂”“非遺傳承人走進課堂”，到非遺傳承地開展“實境課堂”等系列活動，在學校“文體增色”戰略中展示了當代大學生的應有擔當。同時還與西部高校進行聯絡，共同開展線上課堂，開展東西部文化交流活動、文化志愿者活動，實現了互動往來與交流，共同促進了非遺文化的繁榮。

挖掘侗族非遺文化背后的故事

2021年寒假期間，實踐團隊制作了動畫故事《四艾尋歌》。考慮到嗶哩嗶哩、抖音等視頻平臺的受眾人群大都是年輕人，而他們對機械的、教條的、紀錄片式的短視頻興趣很少，這將不利于視頻的推廣和非遺文化的宣傳。因此我們團隊創新性地使用了較為幽默風趣的PPT動畫模式的短視頻，以盡可能適應社會媒體高速發展、更新換代的特征。在視頻故事制作完成后，團隊利用多平臺實時聯動視頻，在抖音、嗶哩嗶哩的視頻制作和是相互協調配合的，并且與微信公眾號“古夢清泉”的推送相一致。

為留守兒童開展“云端支教”與捐贈

“云端支教”是實踐團隊探索的創新性支教方式。實踐團隊成員大多來自外國語學院，團隊成員的語言是優勢，所以團隊將民族非遺故事收集起來，簡化成“兒童版”，繼而進行翻譯，在經過反復打磨后，使之成為適應留守兒童的簡單英語，再進行錄制、配樂。每一集原創非遺故事不超過5分鐘，以確保留守兒童能夠“聽得進、聽得懂”，既有趣味性，又具知識性。“云端支教”還采用了豐富多彩的形式，如錄制一些彈唱的鋼琴曲送給這些小朋友。團隊認為音樂能夠給人帶來希望，也期待貴州的留守兒童能夠感受到音樂和文化的魅力，從而激發其學習的熱情。同時，團隊還面向從江貧困小學開展了有針對性的捐贈。如從江縣西山鎮中心小學期待能夠得到體育用品與配套書籍，團隊便聯系了學校體育部，隨即體育部教工黨支部書記馬肇國老師采購了籃球、羽毛球、足球、乒乓球等基本體育用品寄送給小學，同時還利用自己是網球專業運動員的優勢，錄制了簡易的“網球教程”贈送給了小學的孩子們，表示了對他們認知網球、熱愛運動的期待。同時，團隊還向西山鎮中心小學捐贈了一批民族文化類和通識文化類的名著，以助力民族地區的學生閱讀文化書籍與名著，推動其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加強非遺傳承陣地建設。開展非遺傳承的中西比較研究實踐團隊收集了20個國家和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措施以及政策，在資料收集過程中，了解到了世界各國對非遺的重視，以及采取的良好舉措、文化背景等，這對于視野的開闊、專業的拓展均有益處。筆者始終以批判的眼光從不同視角去看待“抖音”等大眾傳媒，對其優勢與劣勢進行理性分析，繼而對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在文化研究的自覺中建立了文化自信。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跨文化研究團隊中的指導教師擔任商務孔子學院教師多年，利用這一優勢，團隊在教師的指導下開展了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跨文化研究，研究如何將“民族的”轉變為“世界的”，從而實現“用文化溝通世界”，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探索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技術創新

實踐團隊所在的南京財經大學擁有經濟、管理等商科以及大數據、信息技術等理工學科，其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技術創新有著極大的支撐作用。經調研筆者發現，當前民族非遺要想走出世界，就應將“制作技術”轉化為“傳播技術”，即如何利用大數據、互聯網等“講好非遺故事”，如何挖掘每一件民族非遺產品背后的故事，并用故事吸引市場、用故事傳承文化，而這也是筆者團隊項目的技術創新之處。實踐團隊的成員中有擅長大數據分析以及VR、微視制作的同學，而且在自身的專業之外，筆者對這些當前和未來的“必備技術”充滿熱情，希望能夠借助對該項目的探索與嘗試，真正實現學科與專業的融合，而這也是未來社會對當代大學生綜合素養的要求。團隊從優秀校友石賢的臥松云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著手，開發線上App，利用最先進的技術“說非遺、講故事、播文化”，探索先進技術融入文化傳播的新方式。

參考文獻

[1]王文章.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

篇4

關鍵詞：檔案機構；非遺保護；邊緣化；重要參與力量

一、新《檔案法》實施給非遺保護帶來的機遇

2004年的《關于加強我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工作的意見》未提及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以下簡稱《非遺法》）中沒有明確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主體地位，也無非遺檔案必須向各級檔案機構移交的相關條款。新《檔案法》在第四章的第三十四條提出“鼓勵檔案機構開發利用館藏檔案，通過開展專題展覽、公益講座、媒體宣傳等活動，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由此可見，新《檔案法》是鼓勵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1.參與非遺保護有法可依。非遺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檔案法》由以前的“只字未提”到“鼓勵”，肯定了檔案機構在非遺保護中做出的重大貢獻。雖然“鼓勵”看起來變化不大，但是對檔案機構能夠積極借助檔案館藏資源參與到非遺保護意義重大，是有法可依的。2.有利于提升檔案機構公共文化服務能力。新時代檔案機構尤其是檔案館利用館藏和現有的平臺來實現宣傳非遺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非遺的檔案式保護讓非遺的文獻資源保存得更久，且檔案機構利用參與非遺保護，來重塑檔案館公共文化服務機構的形象，提升檔案機構公共文化服務能力。

二、我國檔案部門參與非遺保護的現狀

（一）調查概述

1.調研方式。為明確檔案部門參與非遺保護的現狀，采取直接訪問省市級檔案機構網站的形式，具體調研中是采取對省級檔案網站和百度以“非遺”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對檢索結果的文獻進行統計。2.調研內容。明確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形式。趙躍博士在公開發表的論文中表示：截至2019年8月，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主要形式為收集、征集、采集建檔、建數據庫、展覽傳播、申報支持、業務指導共7種。結合檔案機構實際工作，在結合趙躍博士的分類基礎上，稍做調整，保留征集、采集建檔、建數據庫、展覽傳播、申報支持5種，將收集更改為接收（含捐贈），增加移交、修志2種形式，共計9種參與形式（見表1）。

（二）調查結果統計分析

1.參與數量少且比率低。截至2019年年底，全國共有國家綜合檔案館3337個。調查中發現僅有107家不同級別檔案機構參與到非遺保護，占比3.2%，比例低；參與的107家機構中，按照檔案機構的級別劃分，有13家省級（直轄市）檔案機構，36家地市級檔案機構，58家縣區級檔案機構。可見，檔案機構整體參與的數量較少，參與比例低（見圖1）。2.參與形式呈現被動性。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9種形式中，征集、編史修志、建數據庫、采集建檔被歸入主動參與形式，而接收、展覽傳播、業務指導、申報支持、移交則歸入被動參與形式。調查發現，對107家檔案機構涉及的9種形式統計后共得到總參與數為145次，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接收34家、采集建檔29家、展覽傳播28家，后三名的依次是移交3家、修志4家和建數據庫5家；主動和被動形式分別占比為40.69%和59.31%。對接收非遺保護中心移交的非遺檔案的檔案機構僅有3家統計，分別為湖北省武漢市、江蘇省常州市和河北省固安縣的檔案機構。調查發現，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還以接收、展覽傳播等淺層次的被動參與形式為主，而編史修志、建數據庫的主動參與形式占比不高。3.參與類型單一。為掌握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形式的豐富度，對檔案機構參與類型進行統計。統計發現，有81家檔案機構僅有1種參與形式，占比高達75.7%；而參與形式在3種、4種和5種的檔案機構分別有1家（云南省）、2家（湖北省和張家港市）、2家（武漢市和揚州市），占比均不足2%。由此可見，檔案機構參與類型單一、不豐富。

三、我國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現狀原因分析

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實踐存在數量不多、參與形式單一等問題，這與學界期望存在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身份未得到“官方確認”

目前，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主管機構是文化部門。自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后，國家層面就非遺保護已出臺《非遺法》《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標識管理辦法》等9部政策法規文件，其中《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列舉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科技館等公共文化機構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認定、保存和傳播的主體機構；文化部牽頭的非遺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的9個成員單位，也沒有國家檔案局身影。官方確認的非遺保護主體機構中并沒有提及檔案機構。《檔案法》規定，檔案館具有接收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定期移交檔案的職能。但早在全國部署非遺普查工作時，文化部就指出：“在普查中搜集的非遺實物資料所有權歸國家，由各級政府授權的有關保護機構保管。”《非遺法》中也未有非遺檔案必須移交到檔案機構保管的相關條款。新修訂《檔案法》特別規定“博物館、圖書館、紀念館等單位保存的文物、文獻信息同時是檔案的，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可以由上述單位自行管理”，這意味著非遺保護中心等主體機構產生的非遺檔案不一定得向檔案館進行移交。文化界和檔案界相關法規政策均未將檔案機構列入非遺保護的主體機構，這意味著檔案機構在非遺保護中只能充當“社會參與”力量，參與非遺保護的地位也很難得到其他相關主體的認可，這也是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數量少的原因。

（二）檔案機構工作機制不適應非遺保護

檔案機構改革后，檔案館屬于文化事業機構。一直以來，檔案機構保管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移交的檔案，是一種基于傳統檔案形式的服務官方機構的工作機制；而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公共文化服務具有公開性和廣泛的包容性，兩類型機構存在本質區別。具體到參與非遺保護工作中，由于很多非遺項目是植根于民間，屬于非官方機構的工作，檔案的官方機構身份與非遺植根民間存在天然的不適應。檔案具有保密性，檔案應當自形成之日起滿25年向社會開放；經濟、教育、科技、文化等類檔案，可以少于25年向社會開放；而非遺傳承在保障非遺傳承人的知識產權和利益的前提下，是以傳播和傳承、振興為目的，需要更多人了解非遺、使用非遺，甚至是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活態傳承。檔案的保密性與非遺的社會參與性存在矛盾。

（三）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主動性不高

在官方身份沒有得到明確的情況下，檔案機構主動參與非遺保護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一定的魄力。但很多地方檔案機構對檔案館職能的理解十分狹隘，認為只需做好本職工作即可，不愿主動介入，也不愿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競爭，更不愿“越位”參與非遺保護。目前，僅有江蘇省、云南省、湖北省的檔案機構主動與文化部門聯系洽談非遺檔案移交事宜并付諸實踐。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需要社會各方的積極參與，不主動參與非遺保護勢必會造成檔案機構在非遺保護中的重要性越來越弱。

（四）保存類措施相較保護類措施處于“弱勢地位”

《意見》明確非遺建檔是運用文字、錄音、錄像、數字化多媒體等各種方式，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真實、系統和全面的記錄，建立檔案和數據庫。由此可見，非遺建檔僅被窄化理解為“收集、整理”，和檔案界界定的建檔是“收集、整理并保存下來”相比，唯獨少了“保存”。可能從語義上理解，非遺的建檔“保存”本身就是一種“保護”。但是無論是《公約》《“十二五”文化發展規劃》，還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都將非遺保護措施分為保存類措施和保護類措施，其中認定、記錄、建檔保存類措施針對所有非遺項目，而特別優秀的且具有歷史、文學、藝術、科學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采取傳承、傳播等措施予以保護，容易造成保護優于保存的印象。而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多為認定、記錄、建檔的保存類工作，保存類措施的“弱勢地位”可能導致檔案部門在參與非遺保護工作中被邊緣化。

四、新《檔案法》實施背景下我國檔案部門參與非遺保護的檔案特色化出路

（一）充分發揮檔案機構專業優勢，筑牢非遺檔案式保護

1.保持“前端”業務指導優勢。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應主動與文化部門加強聯系，協助完成非遺保護規章制度的制定，介入并指導非遺中心對非遺檔案進行分類整理，確保對非遺檔案規范完整等方面的“前端”業務的指導，利用業務優勢積極參與非遺保護。2.利用檔案技術延長非遺檔案保存時間。檔案修復技術是檔案保護技術的一項重要內容，能提高檔案耐久性。在開展非遺保護過程中，會重點關注傳承人的實物檔案、紙質檔案以及聲像檔案，而在保護過程中又形成不少的紙質檔案，利用先進的檔案修復技術進行殺蟲、除菌、脫酸等服務，延長非遺檔案的保存時間；還可以主動向采用家庭式保管非遺的傳承人提供免費的檔案修復、加固、裝裱等修復服務，以解決非遺家庭式保護條件局限造成非遺檔案保管不規范的問題。3.通過編史修志來開展非遺保護。檔案機構利用編史修志的優勢，聯合地方志主管部門、文化旅游部門，編寫全面反映地區非遺項目規模及非遺保護工作的志書，如《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志》，用檔案機構獨有的編史修志方式，記錄非遺保護的脈絡的形式來開展非遺保護。4.檔案記憶工程延續非遺傳承脈絡。國家檔案局于2000年正式啟動“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工程”，“鄉村記憶工程”是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建立具有本土地域特色、完善的鄉村記憶檔案信息資源庫，有效提升檔案部門的公眾文化形象。檔案機構在開展鄉村傳統村落檔案建設工作時，要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地方文化特色資源的搶救性保護結合起來，在搶救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民風民俗等過程中，尤其重點收集含有非遺項目的資料，創編成文字、視頻資料形式，并按照故事、技藝、習俗等分類整理成專項檔案數據庫。通過鄉村傳統村落檔案的建檔工作，將檔案資源數字化，建設資源庫，在保障傳統村落完整性、真實性和延續性的同時，保障非遺等傳統文化的延續，保護各個時期的歷史記憶。

（二）借助特殊檔案建檔契機，豐富非遺保護的多元化形式

1.將家庭建檔和非遺建檔相結合。檔案機構抓住為非遺傳承人建立家庭檔案和非遺傳承人個人檔案契機，全面、客觀、真實記錄非遺傳承人表現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多元的藝術內涵，并借助文字、聲像、實物及口述等載體形式實施非遺保護。例如張家港市已經為48位非遺項目傳承人全部建立家庭檔案，并完成檔案的數字化。2.口述檔案建檔和非遺建檔相結合。口述檔案將歷史“原音再現”，可以很好記錄那些瀕臨失傳的老記憶、老手藝。檔案機構合理籌劃、多方聯系，積極開展非遺傳承人口述檔案建檔工作，逐一對非遺傳承人口述對象實地走訪，并進行口述檔案視頻采集、現場錄制，待后期加工制作完成后，將資料存檔于檔案館永久保存。3.方言建檔和非遺建檔相結合。地方方言承載著鄉愁、鄉情，其中不乏許多優秀的非遺項目，如南京的吆喝、南京白話和南京白局。檔案機構在開展方言建檔工作中，要善于抓住方言中的優秀非遺項目，比如傳統方言戲曲、方言童謠、方言故事、方言說唱等，通過方言建檔的形式更好地保存方言、留住鄉愁，并傳承優秀非遺文化。如陜西省檔案局的《傳承非遺文明，紀錄方言文化》就是以方言建檔的形式開展非遺保護。4.精準扶貧建檔和非遺建檔相結合。2018年的《精準扶貧檔案管理辦法》就對精準扶貧檔案的收集、整理、管理和開發利用做出明確規定。“非遺+扶貧”過程中必然會形成很多精準扶貧檔案，檔案部門要注意收集非遺扶貧過程中這部分特色形態的檔案，將其歸入“精準施策類、精準脫貧類”兩類中，真實、完整、準確、全面地記錄和保存精準扶貧工作的全過程，同時也是對非遺的保護。

（三）遵循非遺保護趨勢，加強非遺文化傳播

1.關注非遺傳播工程，加強非遺文化知識傳播。檔案機構作為我國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應積極關注文化傳播工作的新動態，加強非遺文化知識的傳播。首先，利用檔案館建成的檔案網站開展非遺知識傳播，可以在檔案展覽下設立非遺文化傳播專欄，開展非遺文化的圖片、視頻形式的傳播。其次，利用檔案機構已經建成的官微官博進行非遺文化的傳播，通過撰寫推送非遺小知識等相關推文的方式傳播非遺文化。再者，可以借助抖音、快手、微視等短視頻平臺，通過制作非遺短視頻等方式來推進非遺文化的傳播，促進社會共享。利用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從活態傳承的文化服務、文化教育、文化傳承等方面繼續把握新機遇。第四，拍攝專題片進行非遺傳播。檔案機構可以拍攝以“傳承地方優秀文化”為主題的宣傳片開展非遺保護。如浙江省檔案館面向全省檔案館啟動電視系列節目“跟著檔案去旅行”，傳承以浙江歷史為依托的優秀傳統文化，主要包括傳統古城古鎮古村文化，運河、錢塘江等世界文化遺產，地方傳統曲藝、傳統手工藝、飲食等非遺文化，鄉賢文化、浙商文化等鄉土文化，詩書畫文化等。2.重視文化傳承服務，開展檔案非遺知識服務。非遺傳承是非遺保護永恒的話題，尤其是教育、培訓是非遺傳承的重要方式。因此，檔案機構除了提供非遺檔案借閱等服務外，還可利用現有的非遺檔案資源，與其他部門合作，通過引入傳統編研的成品、VR等先進技術的視頻形式來構建非遺教育資源庫，為教育和培訓的傳承提供知識服務。3.尋求多方互動合作，集中優勢資源保護非遺。檔案機構利用現有的非遺檔案資源，并積極與文化部門、文化產業等主體機構合作，吸引社會力量共同參與，推廣社會化合作模式來打造檔案特色的非遺文化產品。利用新媒體形式加強非遺檔案資源宣傳，如采取舉辦展覽、編輯書籍、錄制聲像作品等形式進行傳播，助推非遺走出國門，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的非遺。檔案機構應把握非遺保護的前沿趨勢，提升參與非遺保護的主動性，發揮專業優勢，“有為才有位”，做歷史的守護者、記憶的傳承者和文化的傳播者，成為非遺保護的重要參與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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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趙昌彥.世界記憶工程與中國地方檔案事業發展[J].檔案與建設，2017（01）：4-7.

篇5

關鍵詞：電商時代；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發展

非物質文化遺產蘊含著中華文明的獨特品格和民族氣質，體現各族人民群眾的審美追求、生存智慧，乃至豐富多彩的生活情趣。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發展問題，政府和社會各界都非常關注，各省也相繼制定了各種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措施，實施有計劃的資助。但政府補貼終歸有限，可謂杯水車薪。依靠補貼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真正利用經濟杠桿來調動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積極性的最佳方式，恐怕還是要變“政府輸血”為“自我造血”。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與網絡緊緊聯系在一起，網絡購物已成為日常購物的重要組成部門，那么在網絡化時代，能否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與電子商務平臺結合起來，給非遺傳承人與消費者一個的溝通平臺；幫助不懂市場、不懂營銷的非遺傳承人在市場競爭中占據更多優勢，從而使非物質文化遺產獲得有效傳承，并為消費者提供非遺“正品”，讓更多的人感受非遺魅力，推動非遺產品的轉型和審美價值的提升，已成為非遺發展的新命題。

一、電商時代非遺產品發展的現狀分析

（一）非遺產品淘寶網店鋪。淘寶網是亞洲最大的網上交易平臺，每天超過8億的在線商品。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關鍵字搜索到23家相關淘寶店鋪。這些店鋪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打著非遺旗號的店鋪。這類店鋪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宣傳口號，宣稱賣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產品。具有代表性的淘寶店鋪為“中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館” “ 國漆旗艦店”。這些店鋪的主要優勢：（1）價格合適，能被大多數消費者所接受；（2）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名號的店鋪偏少，同類競爭商家不多。同時主要劣勢：（1）東西難辨真偽，品質無法保障，難以被消費者認可；（2）店鋪宣傳力度不夠知名度不高導致消費瀏覽者偏少。

同時，淘寶網上還有一些傳承人自己開設的店鋪，主要代表性店鋪有“內聯升”（俗稱老北京布鞋、 “盛錫福帽子”、“國家非遺浦江麥稈畫”。這些店鋪的主要優勢：（1）是非遺傳承人自設的網店其銷售的商品百年傳承，專注一物，貴在精致可信賴度高；（2）是非遺傳承人自設的網店，制成商品的材料都是自己進購，再制成成品。然后直接放于網上銷售，沒有過多的中間環節，也不存在實體店的店面費，商品價格相對實惠。主要劣勢：（1）是絕大多數非遺傳承人自設的網店只有成品照片，沒其制作過程的照片，不能夠的向消費者展示其商品的手工價值所在。內聯升和盛錫福帽子雖有制作過程圖，但過于死板，對非遺的展示不夠，故事性不強；（2）非遺傳承人自設的網店店內品種單一，讓有送禮意愿的消費者不能多選擇的挑選想要的作品，而且具有地域局限性，不為廣大人民所熟知。

（二）非遺產品相關網站。網上有很多非遺產品網站，代表性的網站為“中國民間工藝品網”、“中國民間手工藝品網”、“ 中國工藝品網”這些網站匯集民族特色產品，其優勢：該類網站收集的商品種類多樣，款式新穎，提供給消費者多方面的選擇，同時能較好宣傳民間文化。其劣勢：該類網站承擔展示和宣傳產品的責任，并不出售商品，消費者點擊圖片時會鏈接到企業網頁，如阿里巴巴、淘寶等店鋪。因此，其品質和信息安全均無法保證。

二、電商時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發展途徑探析

（一）準確定位，打造非遺產品營銷網站。文化遺產是大家的，最終也必須依靠大家來傳承下去。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非物質文化傳統漸漸被人們所遺忘。因此，要創辦一個非遺產品營銷網站，通過這個網站讓公眾尤其是年輕人了解并喜愛傳統文化手工藝品，了解國家文化遺產之博大精深。守住文化之根、民族之魂！打造非遺產品營銷網站，首先要明確網站是為了銷售非遺傳承人的產品。把網站打造成為聚集非遺傳承人作品的平臺，平臺對非遺進行集中宣傳，產生集群效應，讓消費者更多的非遺作品，避免了非遺傳承人勢單力薄，缺乏宣傳的困境。此外，為了弘揚非物質文化遺產，網站投放的產品出了介紹作品外，還介紹了傳承人的傳奇一生，因此，每一個產品有一段故事，也有產品制作的生動過程圖，并會及時在討論區上傳制作的現場圖，使消費者更加深刻的認識非遺。

目前，網絡上銷售的產品都是1件起出售，這使得這類純手工的產品價格較高。而我們打造的網站上每件產品會在圖片左上角設置最小訂單量，采用團購模式售賣非遺產品，產品的價格將比市場價格便宜，從而增強與實體店鋪的競爭力。同時，網站可設立預購項目模塊，展示傳承人的新品，設置若干各展位，展示時間為一個月，根據下定金的客戶人數來測試產品的市場投放效果。當下定金的人數達到最小起訂量，訂單滿額就會放入生產。新作在網站上的第一時間和推廣，帶給顧客第一時間上的視覺享受和精神享受，并且站在消費者的角度，以消費者的眼光去判定一件作品是否值得投入生產線，既能解決作品不受喜愛滯銷導致的庫存過大的問題又能解決生產浪費的現象。

（二）暢通渠道，加強宣傳力度。根據2014年1月16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第3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調查統計報告》顯示整體即時通信用戶規模在移動端的推動下提升至5.32億，較2012年底增長6440萬，使用率高達86.2%。尤其突出的是，近年來，微信聊天工具越來越受歡迎。利用好這個平臺將是推廣網站非常重要的一步。微信二維碼主要通過以下幾個精準渠道宣傳：（1）與網站簽約傳承人協定，在他們產品附贈的說明書或收藏手冊上印有網站的網址和二維碼。（2）與旅游文化局溝通，在全省范圍內的景區門票上印上網站信息及二維碼.與游客量大的景區合作，在景區入口檢票時為游客們免費提供擦汗用的手帕，印上景區的路線和相應地方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工藝品，并在手帕的角落上印上網站的信息。使中外游客欣賞歷史文化古跡的同時也能看到非物質傳統文化遺產讓人驚艷的工藝品。（3）在客流量多的餐廳餐桌菜單上印網站的二維碼，這樣就能利用微信掃二維碼關注，關注的同時系統將推送網站平臺，在微信聊天室的下端，可以分為上架新作/在線藝術/傳承人的故事三個點擊都可進入網站相應的網頁的平臺，并利用服務號定期推送上架新作。

同時，可以建立官方微博，利用微博這個平臺網站推廣、活動策劃、作品推廣等系列營銷活動。在網站上傳播非遺傳承人的故事和作品，網站上暢銷作品，轉發一些客戶評價、心得為網站做宣傳，一些高質量的原創文章。轉發浙江非遺V（浙江非物質文化遺產官方微博）更新的微博，宣傳非物質文化遺傳。不定期推出為期3～7天的優惠活動，增加粉絲的瀏覽量和關注量。從而達到每個粉絲都是最好的客戶和宣傳平臺做推廣。

當然，政府必須承擔宣傳推廣的責任。目前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為扶持政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實行“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方針，堅持真實性和整體性的保護原則。我國22個省區市在文化廳局單獨成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處（室），國家設立了非遺保護工作專項資金。因此，網站可以攜手政府一起舉辦各項宣傳活動，如“文化遺產日”活動，借此機會為網站做介紹推廣。借助政府的力量，在老百姓心中樹立良好的形象，形成良好的口碑。

（三）結合市場，進行網絡營銷。首先應把禮品市場作為網絡營銷的突破口。常言道：來而不往非禮也。送禮和回禮是增進感情，協商事宜的好方法。根據《中國經濟周刊》統計資料顯示，2011年中國禮品消費總額高達7800億元，而且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禮品市場將會在一個長時期內保持穩定高速增長。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產品為純手工制作，歷史沉淀厚重，民族性強，具有獨特、稀缺、珍奇等特點，這類產品適合的送禮對象有：送外國人：非物質文化遺產產品具有濃郁的中國風，贈送外國友人、合作伙伴，絕對是首選禮品之一。送恩師：大學及以上學歷的人群，特別是研究生，他們為了表達對導師的感謝，總會增導師禮物，非遺產品就是很好的饋贈禮品。其次就是開發旅游紀念品的網絡營銷。每個游客來游玩景點都希望帶上當地特有的產品，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產品十分符合這些游客的需求，如浦江麥稈貼，王星記扇子等。但由于許多人旅游喜歡自由自在，不樂意被繁雜的身外物所束縛，許多人旅游完都選擇在網上購買紀念品送親朋好友。在速圖網的市場調研中，發現有1/3的人選擇了網購春節禮物，這說明網購禮物將逐漸成為一種潮流。再者，收藏市場應引起重視。《2005年北京市文物拍賣工作總結》顯示，2005年，僅北京市各個文物拍賣公司的拍賣成交額，即達到91.6億元人民幣。中國本就是文化古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收藏市場。網站與非遺傳承人合作，銷售的每件商品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價值和市場價值。對于收藏愛好者購買網戰的產品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信賴度高，風險較小。最后，需重視手工市場的網絡營銷。根據浙江省統計年鑒統計

2012年底浙江在校小學生有346.73萬人，在校中學生有

236.88萬人，對于孩子的成長，學校和父母關心的不單單只是學習，對于孩子的動手能力和大腦思維能力越來越看重。當下，中小學設有手工勞動課，培養孩子的動手能力，同時提高大腦的思維能力。浙江非物質文化遺產中余姚的剪紙，舟山普陀漁民畫等非遺作品的制作過程均有助于提高孩子的動手能力和大腦思維能力。而學生家長多數熱衷于網購，這都為非遺產品的網絡營銷暢通了渠道。

總之，電商時代既要一方面集中展示各種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再現非遺魅力；另一方面為非遺作品的生產者----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拓寬銷售渠道，解決發展難題。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