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基礎設施的概念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公共基礎設施的概念，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 城市基礎設施；公共安全管理；危機管理；風險管理

一、城市基礎設施公共安全管理的概念界定

1、基礎設施

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是指為社會生產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務的物質工程設施和社會性基礎設施，是用于保證國家或地區社會經濟活動正常進行的公共服務系統，它是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一般條件。

根據不同的標準和角度，基礎設施可以劃分為不同的類型。例如，可以將基礎設施劃分物質性基礎設施（physical infrastructure）和社會性基礎設施（social infrastructure），物質性基礎設施包含交通通訊及供水供暖供熱等物質工程設施，社會性基礎設施則包括科教文化、衛生醫療等社會公共服務事業。因此，從這一劃分角度來看，基礎設施涵蓋了交通、通訊、水電供給、科教文衛等市政公用工程設施和公共生活服務設施。此外，也可以將基礎設施劃分為農村基礎設施和城市基礎設施。

基礎設施具有基礎性、整體性、不可貿易性及公共物品性或準公共物品性等特點，它們是經濟社會健康穩定發展的基礎。現代社會中，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對基礎設施建設的要求越來越高，建立完善的基礎設施，對經濟社會的健康穩定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2、城市基礎設施

將基礎設施按所在地域可以分為農村基礎設施和城市基礎設施。由于國情及地區的差異，各國及地區對城市基礎設施的理解也會存在一定的差異。城市基礎設施同樣也可以劃分為城市社會性基礎設施及城市工程性基礎設施（或城市物質性基礎設施）。

城市社會性基礎設施主要是指城市行政管理、科技文化、教育科研、醫療衛生、金融保險、商業服務、社會公共福利服務等設施。城市工程性基礎設施的內容豐富，各國不盡相同，總的來看，筆者認為城市工程性基礎設施應至少涵蓋六個方面的內容（如表1）。

我們通常所講的城市基礎設施，主要是指城市工程性基礎設施，本論文所要分析探討的也主要是指城市工程性基礎設施。由表1可見，城市基礎設施是由六個獨立運作、相互聯系的子系統組成。城市基礎設施由城市人民政府統一規劃并監督實施，城市基礎設施的生產、建設和運營是由政府相關部門在協調合作的基礎上分工管理。

3、安全及公共安全

從古至今，都有關于安全的論述，如漢朝焦贛的《易林·小畜之無妄》中：“道里夷易，安全無恙”；宋朝范仲淹在《答趙元昊書》中有：“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等，這里的安全都是指沒有危險、平安的意思。在古代，安全還有“保護、保全”的意思，如蘇軾在《徐州謝上表》中寫道：“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現代漢語對安全的解釋為：沒有危險、不受威脅、不出事故。在英語中，安全對應的有safety和security，都包含有沒有危險或免于危險的一種狀態。另外，安全也可以從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進行理解，沃爾弗斯(Arnold Wolfers)認為“安全，在客觀的意義上，表明對所獲得價值不存在威脅，在主觀的意義上，表明不存在這樣的價值會受到攻擊的恐懼”。實際上是說，客觀方面的安全是指外界的現狀，主觀方面的安全是指社會安全狀況在人們心理上的感受，即安全感。

鑒于此，筆者也認為：安全是一種狀態，即通過持續的危險識別和風險管理過程，將人員傷害或財產損失的風險降低至并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或其以下。因此，安全是指不受威脅,沒有危險、危害、損失。安全是免除了不可接受的損害風險的狀態。安全是在人類生產過程中，將系統的運行狀態對人類的生命、財產、環境可能產生的損害控制在人類能接受水平以下的狀態。

根據對安全的含義的界定和理解，我們可以對公共安全進行含義界定。所謂公共安全，是指社會公眾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財產以及公共生產、生活的安全，即社會公眾的生命健康及公私財產等處于免于危險或不受威脅的狀態，或將可能產生的損害控制在人類可接受的水平或以下的狀態。

4、城市基礎設施公共安全

要理解城市基礎設施公共安全，有必要先對城市公共安全進行了解。城市是以人為主體，由社會、經濟、資源、環境與災害等要素通過相互作用、相互依賴、相互制約所構成的復雜動態的空間地域系統。

城市公共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城市及其人員、財產、城市生命線等重要系統的安全，是城市依法有序開展社會經濟文化活動，以及進行生產和經營等所必需的良好的內部秩序和外部環境的保證。由此可見，城市公共安全反映了自然災害、生態環境、經濟狀況和資源供給等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因素對城市長治久安和持續發展的影響。城市公共安全體系建設就是通過調整危險源、防護保衛目標、應急救援力量和設施三者的地理布局，減小危險的影響范圍，提高城市災害發生時的反應和處理能力，達到降低風險、提高安全性的目的。城市公共安全問題是城市問題和安全問題的耦合，涉及到城市經濟社會一切領域，如公共衛生、城市基礎設施、通訊、環境、商品供應、社會穩定、災害防控等。

篇2

關鍵詞：資產管理 基本概念 框架構建 管理方法

一、公路基礎設施資產管理的基本概念

上個世紀70年代由澳大利亞公司提出了道路管理系統的雛形，其系統被定義為資產管理系統，在基礎設施的管理歷史上第一次雛形了資產的概念，并使之與管理聯系在一起。從設施管理到資產管理可以說是一個跨越性改變，這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時間。主要的動力是公路設施的大量建設，以及公眾對公路基礎設施的要求也不斷提高，為了滿足公眾對服務的需求，并很好地實現交通部門的管理職能，資產管理的概念就此產生。其管理的目標集中在戰略上而不是細化資產管理的模式，主要的目標是從宏觀上將資產技術狀況和使用情況納入到管理中，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是一種對經濟效益追求的優化，同時改理念提出從系統的角度對資產進行壽命周期的成本與效益分析，以此為基礎對資產實現綜合性管理。同時資產的管理不僅僅是幫助決策，更是為系統用戶和政府、管理者提供了一個交流的平臺。讓所有與公路基礎設施管理相關的各方都可以直接參與管理。公路交通基礎設施的資產管理通過綜合利用交通工程，企業管理、計算機技術等，對其完成系統化科學化的管理與控制，利用改建、維護、更替等管理方式，達到為決策提供短期與長期管理規劃的目標。

二、公路基礎設施資產管理的總體框架

通常公路基礎設施的資產管理框架如下圖1，基本構成為網絡級別和項目級別，兩個層次之間相互獨立也緊密關聯，其中間環節集中在持續的維護與評估上，并利用數據庫作為分析基礎，以此為決策提供數據支持，同時兩個層次都應將不易控制的外部因素考慮在內，如網絡構建中的融資、預算、政策管理，項目建設中的標準規范與環境保護等等。

三、公路基礎設施資產管理的方法分析

公路基礎設施的資產管理，應將重點放在系統構建與方法選擇上，建立適應項目的管理系統并采用針對性的壽命周期分析方法來提高管理效果才能保證管理目標的實現。

四、公路基礎設施資產管理系統構建

作為公路基礎設施資產管理的系統應將規劃、設計、施工、維護、更新等作為管理系統的核心思路，并按照中體框架構建管理系統。其功能應將客戶作為核心服務對象，明確任務并制定長期目標，利用友好界面提高其適應性。但是應當注意的是在建立管理系統的時候應對管理的機構、對象進行分析，選擇使用自身的IMS才能起到應有的效果。IMS的目標存在差異，所以應分析管理的對象是那一個級別的公路，并結合當地政府、企業、設施情況等在大原則下建立相適應的IMS。同時在系統建設時注意其規劃、設計、施工、維護等對項目壽命與周期成本的影響，如在項目規劃階段與總體成本相比占比較小，同樣在施工階段成本也僅僅是運營和維護費用的一小部分。但是在項目建設的初級階段所作出的決策對今后的費用支出走向影響較大，所以規劃階段就應將合理化的費用支出作為資本控制的目標。

五、壽命周期成本控制

利用壽命周期作為成本管理的基礎，就是分析整個項目使用壽命周期中的各個階段的成本支出，以此來對經濟性進行評價，包括了初期成本，運營費用（維護、修復、改建、復原、增鋪）的成本分壓和用戶成本的折現值是多少，其目的是選擇一個最為經濟的方式，即周期壽命成本最低。以這個思路為核心，其方法采用的步驟如下：1）先設計選擇多個合理的維護與保養方案，對每個方案的具體實施過程進行分析并對必須采用的修復與維護工程進行時間表分析；2）評估各種工程所需的成本，即將業主的直接成本和用戶付的成本考慮在內，而用戶成本則是因為工作面施工而導致的交通延誤帶來的損失。3）按照項目的現金流對各個不同的方案的壽命周期成本進行分析與計算，可以利用凈現值法，這樣可以直接看到差異。

在項目規劃時采用壽命周期成本法進行分析，且配合一個合理壽命周期管理規劃，使得各種維護活動有據可循。其管理計劃包括：正確的使用施工指導；正常試用期的常規養護制度；突況的管理方案；設備和結構等維護規劃；需求改變而進行的改建、修復、維護等工程的基本方式與工藝措施，包括因為不作為而產生的不良后果進行評估；運營的周期和壽命周期養護的費用應有合理的財務規劃。

壽命周期分析中應突出的就是基礎設施的服務壽命周期，即從施工完成到整個設施的某個部位出現損壞、性能下降、功能喪失等而導致其服務功能失效的時候，或者維護的費用已經超過出了從新修建的費用為止。服務壽命往往取決于工程設計、施工工藝、使用環境、維護措施、運營行為等，不同的基礎設施所體現出的壽命周期是不同的，如高剛性和柔性的路面其壽命為15-30年，而粒料路服務時間在3-8年，且服務壽命與設計壽命要和經濟壽命不同。在規劃新項目、大修或者重建時，通常可以對關鍵部位進行壽命評估以此保證其壽命周期的準確選擇。

參考文獻：

篇3

關鍵詞：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 政府會計

使用PPP方式替代傳統的完全由政府和公共部門提供基礎設施服務越來越普遍（Eduardo et al，2013）。我國各級政府也把PPP作為基礎設施及服務提供的重要手段。對于基于基礎設施資產上的PPP會計核算及涉及到公共部門會計也涉及到私營部門會計，PPP項目資產和相關的負債如何報告在我國仍然缺乏相應的會計規范。會計規范缺失的微觀影響是不利于充分揭示PPP項目的風險可能導致項目決策失誤，宏觀影響是可能導致政府利用PPP隱藏財政風險，降低財政透明度。PPP在其他國家已經有了較長的歷史，積累了會計處理和報告的經驗，本文首先對國際上PPP業務發展和分類進行研究，然后對基礎設施項目PPP會計研究文獻進行回顧，提出我國基礎設施項目PPP會計規范的初步框架。

一、PPP的內涵

PPP項目的會計處理首先必須厘清PPP的概念，但是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對于PPP的定義和界定并不一致，有些概念仍待厘清（Khanom，2009;Eduardo et al，2013;王守清，2014）。PPP概念的明確具有重要意義，在公共政策領域名稱的差異會影響到公眾對該政策的反應。實務中的PPP可能包括不同的內容和形式，從完全私有化到合營企業到外包等不同程度的私營方參與，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對公私合伙制會有不同的理解（賈康、孫潔，2014），PPP沒有得到很好的定義（Guri Weihe，2006）。PPP概念和內涵的混亂限制了知識的積累和傳播，同時也為會計準則和規范的制定制造了障礙，適用于某一類型PPP的結論對其他類型PPP完全不適用。

（一）廣義的PPP

廣義的PPP是“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一定期限的合作，在此期間共同開發產品或提供服務并共擔與該產品或服務相關的風險、成本和資源（Van Ham & Koppenjan，2001;Klijn & Teisman ，2004）。我國賈康、孫潔（2014）認為PPP是指政府公共部門與民營部門合作過程中，讓非公共部門所掌握的資源參與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從而實現政府公共部門的職能并同時也為民營部門帶來利益。廣義PPP概念的優點是包含內容比較寬泛，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合作的期限、緊密程度、合作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內容、復雜性、是否存在制度化的合作以及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數量都可以有很大的彈性，包括了有合同方式和無合同的公私合作。廣義PPP概念可以涵蓋不同的合作方式、期限、項目。

（二）國際組織對PPP的定義

國際組織為了推行PPP，也給出了自己的定義。PPP 是指政府、營利性企業和非營利性組織基于某個項目而形成的相互合作關系的形式（UN，1998）。PPP 是指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的一種合作關系，其目的是為了提供傳統上由公共部門提供的公共項目或服務（EU Commission，2003）。PPP是由私營部門提供傳統上由公共部門提供的基礎設施資產和服務的安排（IMF，2006）。PPP 是介于外包和私有化之間并結合了兩者特點的一種公共產品提供方式，它充分利用私人資源進行設計、建設、投資、經營和維護公共基礎設施，并提供相關服務以滿足公共需求（美國PPP國家委員會，2002）。PPP是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聯合工作，包括了合作制定政策、提供服務和基礎設施，如果涉及私營部門投資于基礎設施，最常見的形式是私營發起融資 （UK Treasury，2008）。PPP是公共部門主體和私營部門主體之間就提供公共資產和（或）服務達成的安排（IPSAS，2008）。PPP是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中長期合作安排來提供原由公共部門提供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雙方有協商一致明確的提供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的目標來動員私營部門技術、管理和財務資源來提供基礎設施、健康和教育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務（World Bank，2014）。

以上國際機構和組織PPP定義中IMF和EU的定義比較寬泛，把所有私人部門提供公共服務都劃分為PPP，實際上把完全私有化也歸入了PPP，不符合PPP公私合作的基本特征。UN的定義既包括了基于公共基礎設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提供，也包括政策方面的合作。而美國PPP國家委員會、英國和世界銀行的定義更強調基礎設施PPP項目。

雖然不同角度的PPP有不同的內涵，但是PPP也有共同的特點：公私共同決策、合伙投資、風險共擔和降低成本（McKinsey&Co.，2009）。政府授權、進行規制和監管，企業出資、經營和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共擔風險、共享收益，提高效率和服務水平等（王守清，2014）。PPP項目成功運作還必須具備一個條件，即合作雙方或多方都必須是在協商一致基礎上達成長期協議，作為平等的主體（伙伴）共同參與公共產品或服務的提供，私營部門承擔重大風險和管理責任，私營部門獲取的報酬取決于經營績效，公共部門負責對服務和公共產品質量和價格進行監管。

我國的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也是合作提供基礎設施相關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并且基礎設施項目PPP涉及的會計問題也最為復雜，因此本文第二部分研究基礎設施PPP項目會計準則的發展。

二、公共基礎設施PPP模式會計問題

（一）公共基礎設施PPP模式的內涵

公共基礎設施PPP模式是指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通過中長期合同約定雙方合作，動員雙方資源來實現基礎設施的融資、設計、建造、維護和營運以及基于基礎設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提供等系列服務。

EU（2003）認為一個項目要成為PPP項目必須具備以下四項要素：一是必須涉及屬于公共領域的實物資產的建造或者運營，公共部門作為主要的購買方;二是必須由私營部門作為資產的運營方;三是主要資金來源是私營部門而非公共財政資金;四是私營部門必須投入項目的設計、規劃同時承擔重大（considerable）風險。

公共基礎設施PPP模式是介于完全公共部門提供和完全市場化提供之間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提供模式，公共產品和服務提供過程可以劃分為確定和設計項目、為項目籌集資金、建造長期資產、營運和維護資產提供相應的服務（Jean and Thomas，2004）四個基本環節，私有化是將以上四個環節完全交給私營部門，政府職責是提供法律框架保證市場的正常運轉，另外一個極端是完全的國有化，私營部門除了作為政府需要產品和服務的供應商外幾乎不參與其他環節。如果政府把以上四個環節中某一部分由私營部門提供就產生了合同外包和PPP。

在PPP模式下，按照私營部門承擔責任和風險的方式不同有以下不同的方式（ppp reference guide，p22），最常見的PPP模式是DBFO模式，在此模式下，公共部門（政府）明確提出需要私營合作者提供的服務，私營部門的合作方承擔設計（design）、建設（build）、融資（finance）和營運（operate）相應的資產來提供公共部門提出的服務（Hemmings，2006）。與DBFO模式相比，按照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承擔的責任和風險不同可以延伸出不同的PPP模式，本文研究的PPP不包括政府的外包合同。

因此本文認為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是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之間基于基礎設施資產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長期合作合同，在此合同下雙方共同決策，共擔風險責任，共享報酬。此定義下的PPP具有三個基本特點：多任務（服務）捆綁、風險轉移共擔和長期合同（Elisabetta and David，2008）。

（二）PPP會計問題

由于PPP項目同時涉及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兩者會計處理分別遵循公共部門會計和一般公認會計原則。這兩套會計準則在大部分國家是由不同機構制定的。在我國目前還沒有系統的公共部門（或者政府）會計準則，財政部門正在試編權責發生制政府資產負債表，財政部也正在研究制定政府會計準則。而目前適用于工商業企業的會計準則沒有專門針對PPP業務的相關規定。因此借鑒其他國家在PPP領域的會計準則發展經驗顯得尤為重要。基礎設施PPP會計涉及兩個核心問題：一是PPP項目資產和負債在哪方（公共部門或私營部門）報表上反映？如何反映？這一問題涉及到基礎設施資產在營運階段的所有權問題、合作期滿資產低價或者無償轉移給公共部門的確認，以及與資產運營和服務相關的政府承諾是否確認負債問題。二是PPP項目資產在宏觀經濟統計（國民賬戶和財政統計）上如何反映？會計對于資產的確認和計量的標準與政府財政統計的差異如何協調的問題。

由于各國由不同機構制定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會計準則，兩者的確認標準不一致，導致PPP項目的資產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資產負債表上存在重復報告、遺漏報告（孤兒資產）（David and Jeorge，2011），與之相關的負債或者義務沒有確認，低估了政府的債務，表面上滿足了某些財政政策規則的要求（Jean and Thomas，2004），比如歐盟對于成員國財政赤字的約束性規定。

（三）PPP項目資產確認：風險報酬轉移觀和控制觀

風險和報酬轉移觀點源自于租賃合同準則，美國SFAS 13租賃會計（FASB，1976）首次按照風險和報酬是否轉移區分融資租賃和經營租賃，該準則規定“如果租賃合同轉移了與資產所有權固有的重大風險和報酬，則承租方應該購置資產來處理，同時確認支付租金的義務;出租方作為銷售或者融資來處理（FASB，1976）。這一觀點得到了IAS 17租賃準則（IASC，1982）和英國SSAP 21租賃和售后回購合同會計準則（ASC，1984）的采納。風險和報酬轉移觀點要求按照經濟交易的實質而非法律形式來反映經濟交易，因此如果轉移了以資產所有權相關的風險和報酬則雙方分別應該作為資產的購置和出售來處理。

控制觀與合并財務報表密切相關，從早期的百分之百完全控制到絕對多數控制（75%以上），后來發展到了多數（51%以上）和相對控制，按照IAS 27合并財務報表（IASB，2003）觀點，所有權不再是合并的條件而是表明控制存在的標志。

采用風險報酬轉移標準的優點是可以采用定量方法確定風險和報酬分布，比較客觀。但是定量標準（明線測試）很容易誘導報告主體構造交易滿足分界線要求來滿足其特殊的需要。控制和風險報酬轉移之間關系比較復雜，風險和報酬分配可能是控制存在的標志，在某些情況下控制會影響風險和報酬的分配，對于PPP項目更是如此。風險和報酬轉移觀應用于PPP的問題是如何處理風險的部分轉移（Hemmings，2006）。因為PPP項目的本質特點就是在政府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共擔風險，由最有能力管理風險的一方承擔風險。風險是否轉移需要根據PPP合同的內容實質來確定。正是由于風險報酬轉移觀在租賃準則實施中存在的問題導致IASB修訂該準則時不再按照此標準區分經營租賃和融資租賃來處理，而要求承租人按照承諾支付租金現值、續租選擇權、擔保余值及或有租金的現值確認一項資產和負債。

英國是較早采用基礎設施PPP（PFI）模式的國家（ACCA，2012），對于基礎設施PFI會計問題有明確的會計規范，英國會計準則委員會（ASB）1998年的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以下簡稱FRS 5）：報告交易中實質注釋的應用，涉及到私營融資安排和類似合同，英國財政部1998年了技術公告第一號（簡稱TNN 1），明確了FRS 5如何在公共部門應用。雖然FRS 5是TNN 1在公共部門的應用指南，并且兩者的基本確認理論都是基于風險和報酬轉移觀點，但是在實際應用中FRS 5和TNN 1之間存在著矛盾，具體表現在對于政府付費的PPP項目的會計處理的差異。由于PPP項目會計同時涉及到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兩者接受不同的會計監管機構制定的準則，如何協調公共部門會計和公司會計，避免出現重復確認PPP資產和遺漏確認是英國PPP會計存在爭議的問題。2001―2002年財政年度到2007―2008年財政年度之間FRS 5和TNN 1并存，大部分項目采用要求比較寬松的TNN 1，使得PFI項目不在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上反映，滿足了公共支出控制的要求。但是在EU采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后，FRS 5和TNN 1之間的爭論和差異也失去了意義，英國PPP會計也面臨著從風險報酬觀轉向控制觀的問題。

IPSAS 32（2011）規定如果滿足以下兩個條件PPP資產和負債必須在政府的資產負債表確認為資產和負債，一是政府控制或者調控營運方必須提供的服務、服務對象和服務價格;二是在合同期滿政府擁有對PPP資產重大剩余權益。按照以上條件，政府付費PPP項目資產和相關負債都必須在政府資產表上報告。而向使用者收費的PPP項目取決于合同的具體細節。但是IPSAS的準則和解釋都是基于政府會計采用權責發生制，但是對于實行收付實現制政府會計的處理不明確。按照風險和報酬轉移觀，如果重大風險并未轉移給私營部門，PPP資產應該在政府或公共部門資產負債表報告。

IASB下屬的財務報告準則解釋委員會（IFRIC）了第十二號解釋特許授權服務安排（IFRIC 12），給予了PPP項目中私有的營運方（Operator）對能夠控制的特許授權服務協議相關資產的計量報告的解釋。對于公共部門如何確認相關資產和義務，IPSASB于2008年了咨詢意見稿，目前還沒有正式的決定。

（四）PPP項目的宏觀經濟統計問題

歐盟統計辦公室認為如果PPP滿足以下兩個條件則作為私營部門資產報告，不反映在政府部門資產負債表上：一是私營部門承擔建設風險，二是私營部門至少承擔可獲得性風險或者需求風險。

歐盟統計標準比較寬松（PWC，2005），IMF認為歐盟的觀點很可能導致PPP項目資產在政府資產負債表外反映，因為PPP項目中私營部門往往承擔了建設風險和可獲得性風險，即使政府承擔了需求風險也不在政府資產負債表上反映。這一方法可以使歐盟成員國規避政府財政規則的約束。IMF政府統計手冊（GFS Mannual， 2001）規定如果政府承擔項目的風險和報酬（政府控制項目的設計、質量、規模、資產維護、承擔建設風險，分擔需求風險、殘值風險和可獲得性風險）則必須統計為政府資產和負債。按照這一標準PPP項目資產不符合政府資產的要求，因為PPP項目運作中私營方往往承擔了建設風險。

IFRIC 12認為如果滿足以下兩個條件PPP資產應該在授予者（Grantor，即政府或公共部門）而不是營運方（Operator，即私人部門）資產負債表上反映：一是授權方控制或者規定提供服務的種類、服務對象和服務價格;二是授予者在合同期滿后通過所有權控制受益權或者資產的剩余權益，包括更新現有資產擁有處置剩余權。

三、我國PPP會計處理的建議

PPP會計問題不僅僅是技術性問題，同時包含了準則競爭問題和準則實施監管機制問題。準則競爭是政府會計采用專門的會計準則（美國和英國等）還是引用企業會計準則（新西蘭和澳大利亞），后者是在國際范圍內國際公共部門會計準則理事會（IPSASB）制訂的準則與IASB所制訂的IFRSs，雖然IFRSs不具有法律強制力，但是得到了國際證券監管組織（IOSCO）以及歐盟（EU）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認可，具備一定的強制力。由于PPP涉及到公共部門（采用政府會計準則）和私營部門（采用IFRSs或者GAAP），兩套準則之間的差異為PPP會計的監管套利創造了空間，也是PPP項目孤兒資產產生的根源。政府會計也存在收付實現制會計和權責發生制會計兩套不同的體系，兩者對于PPP項目中政府的資產和負債的確認存在差異，另外政府財政統計標準與政府會計標準之間的差異也會造成PPP項目的信息披露產生差異，我國目前PPP會計和統計存在的問題是既缺乏相關的會計和統計準則，也缺乏實施相關準則的監管機構。

我國目前的會計規范中沒有專門針對PPP會計處理的相關規定，針對BOT模式財政部了企業會計準則解釋公告第2號給予了解釋，中國證監會在對監管問題解答中明確了BT項目核算的規定。企業會計準則解釋公告第5號征求意見稿曾對BT會計處理征求意見，但是的正式公告中沒有涉及BT模式。由于PPP模式眾多，針對具體模式會計處理意見難以覆蓋實務中的具體情況，需要根據PPP的實質明確會計處理的原則。相關會計規定的缺失導致PPP雙方可能都未報告PPP項目資產，同時公共部門利用會計準則的缺失掩蓋PPP方式提供基礎設施資產產生的相關負債。

（一）PPP項目營運方（Operator）會計

由于私營部門作為PPP項目的合作方必須遵循企業會計準則，而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趨同和等效是大勢所趨，并且PPP項目私營部門會計涉及到原有的多個會計準則，需要根據PPP項目合同的實質進行判斷適用的準則，為了規范今后的PPP項目會計處理，在正式的PPP項目會計準則之前需要財政部結合之前的BOT解釋公告實施情況給予具體的指南，該指南可以IFRIC 12為基礎來制定。

1.營運方對基礎設施資產的權利和義務。按照IFRIC 12的規定，私營部門營運方不能確認PPP項目下基礎設施資產。營運方只按照公允價值確認PPP項目下收取合同的對價權利，按照不同的情況可能確認為金融資產或者無形資產。如果營運方有無條件從授予方（公共部門）收取現金或其他金融資產的權利或者是按照公共部門的指示獲得與建造和營運基礎設施資產的權利則應該確認為“金融資產”，可能作為貸款和應收款、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按照攤余成本或者公允價值計量。如果營運方獲得了向其所建造或者維護的基礎設施資產使用者收費的權利則確認為無形資產。同一個PPP項目下營運方可能同時確認“金融資產”和“無形資產”，比如政府提供了最低收入保證部分確認為金融資產，在最低收入保證的基礎上如果營運方可以向基礎設施資產使用者收費則此部分確認為“無形資產”。后續按照合同期限進行攤銷或者進行減值測試。營運方承擔的對資產的維護和修復的義務（不包含升級）應該按照未來可能支出的最佳估計數披露或有負債。

2.營運方對PPP項目收入和費用的確認。由于營運方在PPP合同中同時提供了資產建造和資產營運服務，營運方取得的PPP項目下的收入分別確認為“建造合同收入”（對于建造和升級改造服務）和“營運服務收入”（營運資產和維護資產服務），同時確認相關的成本和費用。與PPP項目相關的借款費用除了可以確認無形資產時滿足借款費用資本化條件外其他的都確認為當期費用。

（二）PPP項目資產和相關承諾的政府會計和統計處理

如果PPP項目下的基礎設施資產不能作為私營部門的資產確認，則必須作為公共部門的資產確認，否則該資產成為“孤兒資產”。在目前我國政府會計采用收付實現制的情況下，在財政統計上如何統計PPP項目的基礎設施資產的價值需要參考IPSAS和政府財政統計手冊（GFS，2001）的原則制定中國的統計標準，確保PPP項目下的資產按照統一的口徑進行統計。在正式的規定出臺之前，需要在政府財政統計報告中定性披露PPP相關的資產和負債，避免地方政府利用PPP隱瞞政府負債。

PPP作為推進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手段，PPP不能僅僅作為解決基礎設施融資的工具，更重要的是發揮PPP提高基礎設施服務效率的作用，這需要完備的法律和法規體系的支持，而會計和統計法規是保證PPP項目信息披露真實完整和評價PPP項目的效率和價值的基礎條件，因此應該借鑒國際經驗，盡快完善我國PPP會計和統計的規范。

參考文獻：

1.David heald And George Georgeou. The Substance Of Accounting For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J].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 Management，2011， 27（2）.

篇4

關鍵詞：科技基礎設施；服務體系;需求分析

中圖分類號：F29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1-0142-02

引言

20世紀后半葉以來，世界各國對科技基礎設施建設愈加重視，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上，都做出了大量研究。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下，中國也急需提升基礎研究和戰略高技術研究水平，實現重大突破；同時，中國面臨環境、資源、能源、人類健康等諸多方面的巨大發展需求，許多相關重大科技問題亟待解決。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中部署的許多科技前沿重點領域和關系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科技問題都與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密切相關。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過程中，鎮江市大力實施自主創新跨越發展戰略，支持企業技術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實驗室等為主要形式的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構建區域創新體系，著力提升產業自主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

一、科技基礎設施基本概念及實施現狀――以鎮江市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為視角

1.科技基礎設施的基本概念。基礎設施是指為社會生產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務的物質工程設施，是用于保證國家或地區社會經濟活動正常進行的公共服務系統。它是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一般物質條件。“基礎設施”不僅包括公路、鐵路、機場、通訊、水電煤氣等公共設施，即俗稱的基礎建設（physical infrastructure），而且包括教育、科技、醫療衛生、體育、文化等社會事業，即“社會性基礎設施”（social infrastructure）[1]。

科技基礎設施是專屬于開展科技活動的基礎設施，具備基礎設施的特征和屬性，同時也是信息化的科技基礎設施。科學與技術研究工作依賴于科技基礎設施，沒有現代化的科技基礎設施，科技水平也難以提高。目前科技界普遍認識到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在國家科技計劃和發展綱要中也專門針對科技基礎設施進行研究，在對科技基礎條件平臺等前期工作的基礎上，相關學者和國家出臺的政策中對科技基礎設施的概念進行了闡述[2]。

2.鎮江市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現狀。近年來，鎮江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視研發科技基礎設施建設，通過組織、優化和整合現有科技資源，創建社會公用的科技服務基礎平臺，為高技術研究、產業技術創新、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技術服務，為發展創新型經濟、新興產業爆發式發展、爭創創新型城市提供創新支撐。在不斷加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中鎮江市突出科技公共服務平臺建設，重點向企業密集、產業聚集的區域傾斜，依托龍頭骨干企業、行業協會及各種產學研聯合體，所搭建的共性技術服務平臺，如“船舶數字化設計”、“LED封裝與應用”、“電力電器檢測”、“現代高效焊接”以及“茶業”、“眼鏡行業”科技創新等，有力提升了該市優勢產業和區域特色產業的整體競爭力。其中，江蘇省船舶數字化設計制造技術平臺，依托江蘇科技大學的專業技術優勢、人才優勢，整合了鎮江船廠等10多家造船企業的優質資源，擁有3 000萬元的軟硬件設施，200多個工作機位，成為國內船舶計算機輔助設計制造軟件系統最齊全的公共服務平臺；江蘇丹陽眼鏡行業科技創新公共服務平臺，在為行業提品研發和標準化服務的同時，著力解決眼鏡產品檢測難、權威性不高等問題，目前該平臺的檢測能力，已經覆蓋眼鏡產品的國際標準、國家標準涉及的全部參數，為業內企業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服務，推動了丹陽眼鏡品牌提升和產業發展。

2010年以來，鎮江市研發檢測機構建設和“招所引院”工作又進一步取得突破性進展。為了做好“招所引院”工作，市科技部門在科技創新資金十分緊張的情況下，設立專項資金1 000萬元資助研發檢測機構建設。南京大學―鎮江高新技術研究院、東南大學―鎮江工業技術研究院建設期內，分別資助科技項目經費400萬元；四是組織項目、爭取上級科技部門支持。在部分研發檢測機構建設過程中，市科技部門搶抓時機主動出擊，一邊進行研發檢測機構建設，一邊進行項目申報。組織“江蘇省高性能材料研究院”申報省重大研發機構已經通過專家評審，進入合同編寫階段，有望獲得1 000萬元的經費資助；組織大全集團和東南大學聯合申報的“江蘇省智能電網技術與裝備重點實驗室”已通過認定，獲得100萬元經費資助。這些工作為該市研發檢測機構建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科技基礎設施服務體系構建

科技基礎設施服務體系的目標是系統收集政府、企業、高等學校、科研院所等社會各種信息咨詢機構等產生的各種類型數字資源，通過對信息資源的整合與，為企業等各界提供方便、快捷、安全、個性化的信息服務和知識服務，服務體系的構建就是要在各構建主體之間架設信息橋梁，推動科技信息的有機融合，進而促進經濟社會的良性發展 [3]。服務體系的構建（如圖1所示）：

其參與主體包括政府相關部門、企業、科研機構及高等學校，四方關于科技基礎設施展開一系列的相互交流與合作，政府部門提供政策和信息支持，對資源進行宏觀調配，企業根據市場需求和自身發展需要提出創新需求，并負責將研究成果產業化，高校承擔部分科研功能，并輸送人才，科研機構主要任務是提供技術支持，并與高校等進行項目合作，共同完成科研任務。

三、加快發展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的幾點意見

1.提高原始創新能力、加強科技成果轉化的需要。面對目前新的國際科技經濟競爭態勢以及周邊省市經濟快速發展給我們帶來的巨大的區域競爭壓力，全國很多地區的經濟建設都正處于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迫切需要加快建設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開放的、運行高效的新型區域科技創新體系。作為國家級、省級的公共科技創新平臺和科技基礎設施等建設是構建區域科技創新體系的重要內容，對提高地區原始創新能力，解決產業發展中的共性關鍵技術和技術成果工程化問題，具有重要的作用，直接關系到產業競爭力的提高以及社會發展領域的科技進步。

2.提高資源利用率、加強信息資源整合度的需要。在科技基礎施舍建設、加強科技信息資源的共享方面，中國和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這是由于中國的各類科技數據信息資源嚴重缺乏，如全世界數據庫容量美國占63%，中國不到1%。更重要的是有限的資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中國現有的科學數據的利用率和共享程度極低，有效的數據得不到很好的整合，能為重大科技創新研究和研究成果產業化提供有效支撐的數據不到已有數據庫的10%。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社會各界需要建立共建共享意識，加強政府宏觀上的統籌規劃以及有效的政策與法規體系，使得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得以有效施行。

3.減少重復資源建設、加強可持續發展的需要。重復建設是一個歷來已久的問題，隨著現代社會的日益發展和資源消耗的矛盾，這已成為建設和諧社會和可持續發展的頑疾。由于競爭壓力和發展需要，企業都在不斷增加硬件和軟件條件建設，不斷完善自身生產、服務體系的“大而全”建設，卻很少有企業有共建共享意識，大型儀器設備閑置率很高，不僅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也不利于企業的發展。科技基礎設施建設正是提供了諸如科技公共服務平臺、省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等這樣一些中介服務機構，讓更多的企業來參與科技基礎設施的建設、享用科技基礎實施的成果。

結論

為加快構建區域創新體系，著力提升產業自主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過程中，鎮江市需要大力實施自主創新跨越發展戰略，支持企業技術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實驗室等為主要形式的研發平臺建設，以進一步完善區域創新體系，推動高新技術產業持續快速發展，遵循綜合性強、規模化、集約化的原則，針對本市科技基礎設施薄弱環節，積極引進國家級、省級重點研發機構等公共研發平臺，提高承接重大科研攻關項目的能力，建設為高新技術應用開發和傳統產業改造提供專業服務的公共技術平臺，提高行業技術水平和競爭力。

參考文獻：

[1]baike.省略/view/277705.htm.

篇5

【關鍵詞】城鎮化；基礎設施投融資；投融資模式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鎮化水平也在不斷提高，而與此同時，各地城鎮基礎設施功能落后和供應不足的問題也日益突出。加大對城鎮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力度，是目前我國地方政府面臨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1 城鎮基礎設施投融資理論文獻綜述

現有文獻中，關于基礎設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投融資遇到的瓶頸、投融資體制存在的問題及創新模式的研究三個方面。比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下：

1.1 基礎設施的“瓶頸”制約研究

E.S.薩瓦斯（2002）指出基礎設施等公共支出結構存在嚴重的顯現和隱現財政債務危機。鄧淑蓮（2003）指出我國基礎設施投融資體制的弊端是忽視市場的作用。羅建華（2013）指出城鎮基礎設施融資渠道單一，平臺不夠完善缺乏管理和引導。

1.2 基礎設施融資體制中的問題研究

秦虹（2003）指出當前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融資模式過度依賴政府擔保的信貸資金，不利于現融資體制的建立。何佰洲、鄭邊江（2005）則指出我國基礎設施投融資行為的體制和法律障礙。黃如寶、王挺（2006）提出我國城鎮基礎設施融資存在的缺陷。

1.3 基礎設施融資創新模式研究

黃如寶，王挺（2006）提出投融資的創新模式，建議逐步建立城鎮基礎設施領域的多元化、多層次投融資體制形式。印成玲（2007）比較研究了城市投融資的傳統模式和新興模式，并肯定了項目融資的新模式。王元京、張瀟文（2013）提出分主體、分渠道、分方式構造城鎮基礎設施多元化資金供給的投融資模式和建議。

縱覽國內外研究現狀，主要集中在城鎮基礎設施投融資理論在投資主體、模式、結構等方面，學者對此進行了大量研究，為本文提供了極為有益的參考與借鑒。

2 城鎮基礎設施投融資理論

2.1 基礎設施的概念

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又譯作“基礎結構”，源出于拉丁文“Infra”和“structure”，意為“下面，地下”和“建筑，結構”。該詞最早出現于40年代初，西方國家則在18世紀中期開始使用“基礎設施”這個概念。目前，最具權威的概念是1994年世界銀行在《世界發展報告》提出的“基礎設施為永久性的成套的工程構筑、設備、設施和它們所提供的為所有企業生產和居民生活共同需要的服務。”

本文探討的是城鎮基礎設施，其所涵蓋的范圍具體而言包括能源系統，水資源和供排水系統，交通運輸系統，郵電通訊系統，城鎮生態系統和城鎮防災系統這六大系統。

2.2 城鎮基礎設施的性質和屬性分類

城鎮基礎設施具有一定的社會性，同時又具有私人物品的特征，其具有投資周期長、外部性大以及成本費用高的特點。

從研究城鎮基礎設施投融資的經濟規律的角度出發，按照城鎮基礎設施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性質，可以將城鎮基礎設施分為三類：一是非經營性的城鎮基礎設施，屬于純公共物品；二是準經營性的城鎮基礎設施，屬于準公共物品；三是經營性城鎮基礎設施，屬于私人物品。

3 基礎設施投融資模式

3.1 美國模式

美國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決策過程中，往往要求效率兼顧公平，資金來源有聯邦政府公共財政支出、地方政府公共財政支出、地方政府擔保市政債券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模式主要有：一是美國各級政府根據職權范圍的劃分，在投資上有所分工；二是美國政府提供“純公共產品或服務”和“混合性公共產品或服務”；三是美國政府在基礎設施領域的財政決策和監管體系十分健全；四是美國政府通過制定產業政策，完善投資法規，健全投資服務和優化投資環境，吸引各類資本參與，促進全社會投資的穩定增長。

3.2 英國模式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實行公共事業私有化的國家。在城市基礎設施投融資機制方面，英國主要運用了BOT、PFI及PPP等融資模式籌集建設資金。

BOT（全稱為Build Operate Transfer）是以政府和私人機構之間達成協議為前提，政府通過契約授予私營企業以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PFI（全稱為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是指政府根據社會對基礎設施的需求，通過招投標，由獲得特許權的私營部門進行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與運營。PPP模式（全稱為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是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的一種資助模式。

4 國內基礎設施投融資模式

上海市城市建設投資開發總公司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授權，對城市建設和維護資金進行籌措、管理的城市建設專業投資、開發控股公司。

上海城投融資的來源包括三個方面：①權益性融資，主要是通過擴大企業的所有權益，如吸引新的投資者，發行新股，追加投資等來實現，而不是出讓所有權益或出賣股票。②內源性融資，是指公司經營活動結果產生的資金，即公司內部融通的資金，它主要由留存收益和折舊構成。內源性融資是企業生存與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內源性融資是企業首選的融資方式，是企業資金的重要來源。③債務性融資，主要是指通過銀行或非銀行金融機構貸款或發行債券等方式融入資金。

上海城投融資的其他債務性融資工具主要有：①短期融資券；②中期票據；③公司債券；④保險資金債權計劃；⑤結構性融資工具。

5 國內外基礎設施投融資模式的借鑒與啟示

通過對國內外各地政府探索城鎮基礎設施改革之路的研究，我們可以從中總結出一些經驗，以供我們借鑒。

5.1 引入市場機制

從國內外各地政府基礎設施投融資體制改革的過程來看可以發現各國政府都毫無例外地在基礎設施領域引入了市場機制。通過吸引私營企業進入基礎設施領域，走市場化的道路，打破政府壟斷，引入競爭機制。因此通過利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人們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不自覺的促進社會利益最大化。

5.2 政府要準確定位

由于基礎設施具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混合性質，因此政府應與私人企業合作來提供。對于公共物品性質的部分應有政府來承擔，而政府主要是通過為私人企業提供補貼、授予私營企業特許經營權或提供一定區域的開發權來實現。而對于私人物品性質的部分，政府只需通過公開招投標的方式來選擇合適的私營企業。

5.3 加強法制建設

縱觀國內外城鎮基礎設施投融資改革之路，大部分國家都是立法先行，通過現行立法來規范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使改革做到有法可依，促進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穩定發展。我國地方政府也應當針對不同的城鎮基礎設施領域制定與頒布不同的專業化法規，使每一項城鎮基礎設施的投融資都能受到法律的約束，降低市場風險。

總而言之，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和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合作，再加上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是城鎮基礎設施的投融資在正確的軌道上發展，加快城鎮基礎設施建設，以配合我國不斷加快的城鎮化步伐。

【參考文獻】

[1]楊政坤.我國城市基礎設施投融資現狀分析[J].現代商貿工業，20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