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返鄉就業的積極意義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大學生返鄉就業的積極意義，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離開農村進入城市，一直被視為大學生向上流動的自然軌跡。然而，近年來，一些地方悄然出F大學生“逆勢”下鄉的現象。

雖然總計僅約百萬的“新農人”，在每年都達數百萬的大學畢業生中數量并不算多，但是，他們的選擇卻透露出，轉型中的中國農村正對年輕一代釋放新的吸引力。 廖正軍在養殖基地查看小

火雞的生長情況

“我認準養雞是條致富路”

6月，在福建福安市曉陽鎮曉陽村的葡萄大棚，整齊的藤架枝繁葉茂，林恩輝熟練地噴灑農藥。“夏季是葡萄防治各種病蟲害的關鍵期。”經過幾年創業，她已是熟練的“莊稼把式”。

2010年林恩輝大學畢業后進入一家銀行工作。幾個月后，從小渴望田園生活的她，聽從內心召喚，走進大山建立起一個全循環、生態化的立體養殖農場。

“種最好吃的葡萄”是她的追求。林恩輝的農場采用水肥一體化管理、太陽能滅蟲燈和各種生物防控技術，將生態理念貫穿于種植全過程，葡萄畝產值由6000元提高到了15000元。

這樣的故事并不鮮見。本刊記者在福建、浙江、江蘇等地采訪發現，多年來農村留不住人才的現象出現變化，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正“逆流”下鄉。

農業部測算，到2015年末大學畢業生返鄉創業比例達1%，預計“十三五”期間這一比例還將提高。阿里研究院此前的一份關于“新農人”的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底，僅狹義概念上“新農人”已突破100萬人，主要人群包括返鄉大學生和城市白領。

2008年，當江蘇軍曼火雞產業有限公司負責人廖正軍放棄了上海年薪十幾萬元的工作回鄉養火雞時，他父親生氣地用斧頭砸爛他的辦公桌，說：“跑回來養雞，能有什么出息？”

“我認準養雞是條致富路，絕不是盲目沖動，而是認真調研后才下的決心。”廖正軍說，他在大學期間作過調查，每只火雞能有30元至50元的利潤，是普通家雞的好幾倍。

“農民缺錢、缺技術，市民缺綠色食品。我兩頭打通，一方面搞訂單農業，給農戶提供種雞、飼料和培訓，另一方面開加工廠為消費者提供‘私人訂制’。”目前，公司年銷售額8300多萬元，產品除了國內，還銷往歐美。

江蘇省人社部門的數據顯示，從2014年實施大學生創業引領計劃以來，全省共扶持近9萬名大學生創業，其中不少是返鄉大學生創業;據浙江有關部門統計，目前全省大學生返鄉創業就業人數有9.5萬多人;福建寧德市返鄉創業的大學生從2013年的600人增至2000多人，創業項目從500多個增至1800多個。

據農業部2016年初步統計，近年來，從農村流向城鎮的各類人員返鄉創業的人數累計達到570多萬。其中，居住在城鎮的科技人員、中高等院校畢業生等人員約130萬人下鄉創業創新。

拓荒“藍海”，互聯網突破城鄉市場壁壘

福建農林大學新農村發展研究院副院長賴鐘熊認為，大學生下鄉普遍體現出主動性，是對農村、農業發展水平與自身優勢、興趣權衡后的理性選擇。

――現代農業顯示“藍海”吸引力。多年冷門的農業，在中國正逐漸受到資本的青睞，現代農業表現出“高效益性”。“現在介入現代農業能成為‘藍海’拓荒者，值得期待。”寧德返鄉大學生謝思惠放棄保送研究生的機會，回到家鄉開發新的種植技術，實現生姜畝產值由500元增長到5000元，帶動上千戶農民致富。

――政府大力扶持，創業門檻明顯降低。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支持返鄉下鄉人員創業創新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意見》，從簡化市場準入、改善金融服務等對包括大學畢業生在內的返鄉人員到農村創業給予支持。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至少有山東、江蘇、福建等十幾個省通過給予稅收減免、現金獎勵補貼等，增強大學生返鄉的積極性。如福建寧德從2015年起，市財政每年安排2000萬元，作為大學生創業貸款擔保基金，對符合條件的返鄉創業大學生提供最高額度達200萬元的創業擔保貸款。

――生活成本“洼地效應”。一方面大城市競爭和生活壓力加大，另一方面隨著我國鄉村發展，加之無論是地價、房租還是勞動力價格，中小城市和鄉鎮都比大城市低，這讓下鄉創業的機會和空間在增加。

江蘇大學生劉敏2012年回到老家連云港市贛榆區河西村，成立公司種植杏鮑菇。在她看來，城里生活成本高，比如在南京，一年租房和交通就要花費四五萬元，相當于當地一戶村民一年的收入。“返鄉后，吃的是自己種的菜，住的不花錢。房租加上十幾個工人的工資，每個月公司的成本僅約兩三萬元。”

――城鄉一體化加速，“數字鴻溝”縮小。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教授顧益康認為，隨著城鄉融合發展，農村交通和物流不斷完善，城鄉之間生產要素雙向良性互動，城市經濟對農村經濟的帶動和輻射力越來越強。

“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消費者更加關注食品質量安全，追求多樣化的消費。”顧益康說，“這些消費觀念的轉變，為大學生返鄉創業提供了新的市場空間。”

此外，得益于互聯網的開放和滲透，城鄉間的“數字鴻溝”在縮小，農村電商發展迅速，突破了制約鄉村發展的市場壁壘，這為大學生返鄉創業提供了技術支撐。

阿里研究院的一份關于返鄉電商創業的研究報告指出，返鄉電商創業正在成為一種新潮流，電子商務有效釋放草根創造力，成為推動年輕人返鄉創業的最大動力。

福建大學生姚志忠受到家鄉電商創業的影響，回鄉養雞。“我養雞不喂抗生素，在山地上放養，給雞足夠的運動空間。”姚志忠現在每天把出欄雞的照片發到微信朋友圈，常常收到許多消費者的求購信息，訂單源源不斷。

城鄉資源雙向流動的意義

幾年前，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博士生姚麗云，從國外知名企業辭職回到老家福建古田縣養殖食用菌。她依托京東、天貓等平臺，將產品賣到全國大江南北，還與大學院校合作，進軍銀耳保健品、護膚品等領域。在她的帶動下，周圍很多年輕村民開始接觸互聯網。如今，古田縣電子商務活躍網店超過120家。

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認為，互聯網讓返鄉大學生具備了直接與市場對接的能力，從產業鏈條末端迅速走到前端，有力地推動了農業向信息化、市場化發展。

吉林大學商學院教授張秀娥認為，大學生等群體返鄉，變過去的城鄉資源單向流動為雙向流動，對于推動城鎮化有積極意義。

“農民離土、離鄉向城市轉移的發展模式，不僅物質成本高，還會產生農村空心化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大學生返鄉創業，為農業勞動力就地消化提供了良好途徑。”張秀娥說。

在連云港市贛榆區河西村，劉敏的公司帶動400多戶村民種植蘑菇，全村有260多人在公司工作。這個曾經對外連公路都不通、買瓶醬油都得上鄉鎮的“空心村”，已吸引大量青年返鄉。如今，村里大部分人都蓋起新房子，新建的寬闊水泥馬路也通向周邊城鎮。

篇2

社會轉型期的就業求穩

當今中國，一方面是高達8%～10%的經濟增長率，形勢看好；另一方面卻是社會轉型帶來的社會焦慮以及社會斷裂帶來的無所適從。我不否認生活中存在著就業者希望工作穩定的社會心理，但究竟該如何看待社會轉型時期就業的“求穩心理”？我們需要冷靜客觀地分析，而不能簡單地貼個“創業欲望弱化”的標簽。直言之，求穩的就業心理是對不確定環境和未來的能動反映。“存在決定意識”，社會心理和集體意識的產生絕對不是無緣無故的。

國情決定就業求穩要求。對一個人口大國來說，就業關系到國計民生，構成社會發展的動力和基礎。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矛盾比較突出。當前及整個“十二五”期間，我國就業形勢依然嚴峻。一方面，就業總量壓力依然很大，勞動力格局并沒有改變。今后五年，城鎮勞動力供求缺口每年達1300余萬人，比“十一五”時期的1200萬增加100萬。另一方面，就業結構性矛盾將進一步加劇，部分地區企業招工難和部分勞動者就業難的問題同時存在。

經過“十一五”的“洗禮”，“十二五”時期我國進入了“穩健發展”的新時期。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中國政府提出的“十二五”規劃如何實現中國經濟的“平行式”發展，這包括進一步平衡東西部發展、統籌城鄉發展以及縮小貧富差距、共同發展的問題。穩健發展需要在各個方面減少社會摩擦和沖突，需要“穩健就業”。特別在社會轉型時期，穩健就業可以減少就業風險、加強生活保障。在我看來，“穩健就業”的含義是降低失業風險，縮短平均失業時間，延長平均在業時間，而且就業者的就業心態相對平穩，就業滿意度相對高。“穩”包含著降低風險、代價、成本乃至問題的價值取向，具有積極的含義。當前我國的就業形勢十分嚴峻，求職競爭激烈殘酷，失業率得不到有效控制，必然影響社會穩定。

就業求穩的合理性與積極意義。就業中的求穩意味著可以減少擇業風險和成本、減少失業帶來的代價以及生計和心理上的問題，實現勞動力人口和就業機會的理性結合，促進人口與經濟核心關系的和諧發展。穩定并不一定是固步自封、僵化死守或者衍生出其它負面的含義，而是可以成為穩扎穩打、徐圖發展的基礎。在一個充滿活力和變數的經濟體制中，“穩定”和“變化”的關系同時擺在政府、家庭和個人的前面，但穩定是相對的，變化是絕對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比較重視穩定的價值，曾經提出“穩定壓到一切”的主張。經驗表明，“和諧、穩健、發展”是一個人口大國在改革開放中逐步走向復興的中國經驗和中國價值。我們需要肯定和發揚積極的“穩健就業觀”，即在發展中求穩健，在穩健中求發展。古典經濟學有一個經典的經濟人假定和理性預期假設，對人類的行為作出了有說服力的詮釋。在道德進化和人情濃郁的基礎上，人類理性的發展應該看做是市場經濟發展成功的象征，說明人們行事更有計劃、更加務實也更有效率。穩健就業心態的普遍化說明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就業心理日趨成熟和理性，不再莽撞和隨意。打個比方，經過市場經濟二十余年的洗禮，我國勞動力的就業心理已經度過沖動的青春期，進入到成熟的中年期。所以，與其說是要擔憂什么，不如說應該可喜可賀。

就業穩則天下平

針對當下的就業求穩現象，我的基本觀點是：就業穩則天下平，安居才能樂業，穩定才能安心。

第一，就業乃民生之本，穩健就業是幸福生活的根基。失業率、待業率高的國家潛伏著不穩定的因素，失業和待業人口的無所事事和焦灼心理可能導致行為失范，引發各種社會問題。求穩心理的出現在主觀上反映了就業者對社會轉型時期就業和生活風險的自覺規避，客觀上也反映了改革開放的深化所帶來的就業環境的整體改善。觀念和心態是對現實的反映，求穩心態既是勞動力對就業狀態的一種追求，也是對就業環境穩定性的一種肯定。這種心態的普遍出現說明了近年來“就業乃民生之本”在政策層面和環境層面上得到了較大的改善和促進，是改革開放成果的一個反映，是就業理性增長、就業人口現代化的折射。

第二，勞動力就業過程中的“求穩”心態是一個雙向負責的態度。既是對自己和家人的負責，也是對社會和政府的負責。相反，如果頻繁跳槽，頻繁流動，恰恰是社會不穩定的表征。

求穩是風險最小化的做法，求穩心態可以減少失業和社會摩擦。如針對大學生就業中的求穩現象，有人似乎并不贊賞：很多大學生喜歡穩定、清閑、福利保障好的單位，希望以此就能選定理想的職業，而不愿意選擇有風險、有挑戰性的職業，更不敢去自己創業。我倒以為，年輕人的這種求穩心態不僅是人之常情，而且是理性的做法，是對自己能力的恰當估計。年輕大學生無論是就業還是創業，只要是對自己負責、對父母負責以及對社會負責的行為都是值得肯定的。除非有來自父輩強力的支持（如富二代），一般來說，沒有實戰經驗的大學生創業的風險是很大的，開始階段，還是“穩”為上。當然，如果有足夠的勇氣、膽識、條件和機遇，大學生創業也不妨一試。

目前農民工人口的流動和遷移出現了令人矚目的變化，曾有“離土不離鄉”的說法，部分農民能夠“離土不離鄉”，這是一件好事。古人云：鄉土難離。家鄉有老父老母，有愛人孩子，有親戚朋友，有熟悉的一切。所以，隨著我國中西部地區經濟的崛起，就業機會也相應增加，來自中西部的農民可以不再背井離鄉，鄉愁與離苦兩忘了。農民工就近就業是穩健就業的一種方式。

不難想象，在中國這么一個重視親情和家庭的國度，只要“家鄉經濟”得以長足發展，“家鄉人口”也會因此放慢流遷的步伐，兩者的結合也將是相得益彰。對家鄉經濟發展而言，得到了家鄉人力資源的支持；對家鄉人口來說，就近就業和照顧家庭一舉兩得。例如，安徽省蕪湖市創業富民、小額貼息貸款以及惠民工程等政策深深吸引了大家，吸引了不少返鄉農民工決定回鄉創業，就近就業。而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中，不再單純追求收入、“求穩”現象尤為明顯。新生代農民工認為：離家近有安全感和歸屬感。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的“離土不離鄉”是因為人口大流動的外部環境還不夠好，那么今天的“離土又離鄉”則是我國中西部經濟和區域經濟得到協調發展的一個證明。

第三，穩健的就業景象才能創造和諧、發展的社會格局。與往年相比，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在中西部地區“安營扎寨”，更多的農民工傾向于家門口找活干。截至2010年底，河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總量達到2363萬人，居全國第一。2363萬人中有近一半農民工實現了省內就業，達1142萬人，比2009年增加123萬人。在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2011年春節后首場招聘會上，富士康等180多家招工企業打出“提薪牌”，薪酬普遍上調10％至30％，招聘會提供2.5萬個崗位，涵蓋職位從高管到工人。“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民工潮”現象歷經20多年之后，終于有所改變，返鄉創業浪潮涌動，農民工在“家門口”就能實現就業，這是穩健就業的新變化。

河南是我國人口第一大省，長期以來都是人口輸出省。但河南經濟的發展也在日新月異，隨著經濟發展，勞動力人口多帶來的就業壓力劣勢轉而變成了人力資源優勢，特別是經過針對性培訓之后，勞動力就業素質得到很大提升，減少了結構性失業，增強了就業的穩定性。2010年河南省組織實施“農村勞動力技能就業計劃”、“陽光工程”和“雨露計劃”等培訓項目，努力擴大培訓規模，全年共完成近200萬人的職業技能培訓。目前已認定各類農民工定點培訓機構1400多家，初步建立了農村勞動力培訓網絡。河南還為返鄉農民工發放小額擔保貸款20.6億元，共扶持4.8萬農民工創業。良好的政策環境使河南省農民工就業呈現出可喜變化：一是農民工轉移就業的穩定性逐步增強；二是參加技能培訓的農民工人數不斷增多，2010年外出務工人員中參加過技能培訓的為835萬人，占總數的35.34%，比2009年提高7.13個百分點。

東部地區招工難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部經濟回升看好，企業用工需求增加，就業機會增多，勞動力人口流向和流量發生轉變；也反映了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步減少，新生代農民工就業預期不斷提高等現象。人口大省和中西部地區家鄉經濟的興起是東部沿海地區近年出現“民工荒”的重要原因，如2010年，安徽全省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人數達1300萬人，其中在省內就業的農村勞動力近400萬人，比2009年末增加42萬人；截止2011年2月10日，地處川中丘陵地區的遂寧市17.3萬返鄉農民工中，已有16.9萬人實現就地就業。

第四，穩健就業與積極創業并不矛盾。中國提出要打造成一個自主創新的國家，這離不開積極的創業和科技的創新。我們在肯定穩健就業觀的同時，絲毫不否認積極創業的價值和作用。創業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也需要經驗、資本和人力等。穩健就業和積極創業這兩種觀念既適用于不同的人群，也詮釋了不同人群的社會分化，例如，一些來到城市打工的農村年輕人，經過幾年的歷練和積累，有了經驗和資本，眼界開闊了，本領增強了，搖身一變從就業者變成了創業者。在回鄉創業的潮流中，有很多這樣的成功者。

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城鄉基層、中西部地區和中小企業就業；拓寬就業、擇業、創業渠道，鼓勵自主創業、自謀職業等多種形式的靈活就業，以創業帶動就業。四川某一總人口350萬的中等城市，每年約有1萬名本籍大中專畢業生，但近年卻只有78名畢業生回鄉自主創業。調查者感嘆：不是大學生缺乏創業激情，而是他們受到太多環境的限制。全國政協委員、四川大學教授陳放給出的一組調查數據顯示，高校畢業生回鄉自主創業仍然困難重重。自主創業畢業生中，46％從事農、牧、水產等產業，36％從事服務業，他們中的70％在畢業兩年內收回成本并略有贏利。初期創業者期望投入少、見效快的創業心態，使他們集中在初期投入額、資金周轉速度等比第二產業更有“優勢”的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高校畢業生創業缺少流動資金、無力擴大資金規模者占79.4％。投資額10萬元以下者占58.9％，投資額10萬～50萬元者占29.4％，投資額50萬～100萬元者占1.2％，投資額100萬以上者占2.4％。僅有20.5％的畢業生在政策咨詢、關系協調等方面得到過當地黨政、群團組織的直接或間接支持，其余畢業生創業則完全靠向親戚、朋友借貸、自己“跑關系”和自我摸索來“起家”和運作。地方有關部門對高校畢業生回鄉創業支持不夠。

就業壓力與產業結構調整

不爭的事實是，大學生就業競爭日趨激烈。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明確指出改革高等院校畢業生“統包統配”和“包當干部”的就業制度，實行少數畢業生由國家安排就業，多數畢業生自主擇業的就業制度。1999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中，明確提出發展高等教育事業，高校開始大幅度擴大招生規模，以滿足廣大學生求學需要，受到社會歡迎。但由于改革配套措施沒有跟上，為大學生就業埋下了隱憂。高校畢業生數量的大幅度上升導致就業壓力持續增長。1999年以來，高校擴大招生規模，擴招后畢業生面臨新的就業形勢。根據國家教育部統計，2001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為115萬，待業人數約為34萬，占總人數的30%。到2005年，待業人數增加到93萬，比2001年增加了近兩倍。2007年中國普通高校畢業生達到495萬，比2006年的413萬增加了82萬，就業形勢愈發嚴峻。有媒體調查報道稱，2007年有六成大學畢業生面臨失業。2008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達到559萬人，2010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630萬人，2011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將達660萬人。急劇的社會轉型、激烈的就業競爭、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等因素使得年輕大學生一般不敢輕舉妄動，而是采取求穩為上的謹慎理性的態度。

到底大學生就業難與大學畢業生人口的增加有沒有聯系？互聯網上有一個分析，說得有些道理，作者說：大學生就業難和擴招并沒有必然的關系。大學生就業作為勞動力供給方，不管擴招還是不擴招，供給總量沒有變。大學生多念了幾年書，沒增加也沒有減少勞動力總量。就這一點講，和就業壓力沒有什么直接正相關關系。但是，到底是18歲就業還是22歲就業卻大不相同，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和普通農民工就業難性質不同，個中原因要看勞動力素質的變化。換言之，延遲就業改變的是勞動力的結構，而不是勞動力的數量。如果產業結構升級換代，那么這種變化將有利于高素質勞動力的就業。相反，高層次勞動力人數的增加也會優化勞動力的供給結構，為產業結構的優化提供生生不息的人口動力，以人口素質的不斷提升推動經濟結構的成功轉型。也就是說，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既相互制約，也相互促進，關鍵看制度安排。

大學生就業難是一種結構性問題。上了幾年學，有了一個專業，有了相應的知識和技能，在就業時就會產生相對明確的就業預期，例如，希望專業對口，收入預期升高，而不僅僅像簡單的體力勞動者那樣只要能掙錢就滿足了。而對于勞動力需求方來說，需要的不是眼高手低，而是腳踏實地。何況有些用工單位需要的是簡單勞動力或者有一定技能的勞動力，而非是有知識卻無專業技能的勞動力。退一步說，即便大學生就業難與大學畢業生增加有關，也不能因此否認高校擴招的重大意義。勞動力人口發展的數量和素質能夠與經濟發展對勞動力數量需求和素質需求相契合，就是完美的人口經濟關系。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協調發展正在不斷轉化人口壓力，同時也期待著可持續的人口動力。人口問題是一個相對于經濟社會發展而變化的問題，當經濟發展需要更多的勞動力人口，勞動力資源的素質得到提升之后，人口壓力就轉化成了人口推力。

篇3

關鍵詞：就業；勞動力市場；有效需求

一、導言

隨著我國的就業體制從“統包統配”徹底走向“市場化就業”，國有企業改革的“再就業工程”使數以千萬計的傳統產業工人下崗、轉崗：加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使數以億計的農民進入城鎮就業：高校擴招又使每年數以百萬計的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特別是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就業問題更成為全世界共同的難題，我國經濟近年來雖然一直保持8％以上的GDP年平均增長率，只在2009年上半年下滑至7.1％，但就業形勢同樣嚴峻，2002年以來城鎮登記失業率始終保持在4％以上，城鎮登記失業人口在2003年后每年都超過了800萬人。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對于促進就業、維護社會穩定、加速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有著重要意義。

國內學者對于就業的研究主要有：以胡鞍鋼博士為代表的學者關于我國城鎮失業的研究，以中國社科院的蔡防研究員為代表的學者研究了勞動力的城鄉流動、勞動力市場的分割與歧視以及人力資本投資等多方面問題，以袁志剛為代表的理論研究，集中體現在其著的《失業經濟學》之中。還有楊宜勇對經濟轉型期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狀況的分析。

而本文的研究把有效需求限定在一個特殊的框架――勞動力市場之內，區別于凱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理論，只有增加就業數量的需求才是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需求，隨后探討了勞動力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最終基于文章的分析提出一些對策建議。

二、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需求狀況

(一)勞動力市場“招工難”與“就業難”并存

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直觀地反映在企業提供崗位的多少，間接體現在勞動力的就業之上。企業招工與人員就業看似具有直接因果聯系，企業招聘的人員越多必然導致人們就業的輕松，然而在我國勞動力市場上卻出現“招工難”與“就業難”并存的現象。2003年起開始出現“民工荒”，2004年甚至在農民工輸出大省，也出現企業招工難的現象。2007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對全國113個城市勞動力市場的監測數據分析表明，各技術等級的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都供不應求的狀況，技師和高級技師的嚴重短缺。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我國出現了大規模的農民工返鄉潮，可見大多數農民工的崗位技術性不強，受市場形勢的影響非常大。農民工技術能力的要求直接影響著其需求。同時，擁有高學歷的大學生群體也出現就業困難，盡管持續的經濟增長產生了旺盛的勞動力需求，高薪招攬人才的報道屢見不鮮，但隨著高校擴招普通高校畢業人數逐年增多，2008年已逾580萬，而年平均就業率自2001年以來逐年走低，2008年為70％。高校畢業生失業人數達到174萬。就業形勢十分嚴峻。

(二)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需求

馬克思在其工資決定理論曾提到，在勞動力市場上，工資由就業的“勞動”供求決定而不是“勞動力”的數量來決定，勞動力的數量可以由雇主方面自身決定：因此，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勞動力市場上雖然可能存在整體的“勞動”需求增加，但不一定會導致“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即就業人口絕對數量的增加。這一觀點可以很好解釋“招工難”與“就業難”并存的現象，我國勞動力市場對于勞動的需求增加，卻并沒有形成對于勞動力的需求增加，因而直接導致“有人沒活干、有活沒人干”的局面產生。因此，勞動力的有效需求指的是在勞動力市場上。供給與需求實現平衡時的勞動力需求。它表現了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整個社會對勞動力的意愿的吸納水平。只有帶來就業人口絕對數量的增加才能稱作構筑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需求。

三、我國勞動力市場有效需求不足原因探討

盡管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比較旺盛，但鑒于我國勞動人口眾多、國民教育水平不高、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社會就業容量有限的基本國情。21世紀頭20年，受我國城鎮化將加快發展，人口年齡結構劇烈變化，農村人口繼續向城市轉移，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經濟更深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等因素的影響，使得我國勞動力市場總體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態。換言之。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需求不足，導致這一現狀的原因有以下幾方面。

(一)歷史性原因或經濟體制轉型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

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所有制結構單一，國有經濟占據絕對主導地位，非國有經濟沒有得到發展：到經濟轉型初期后，國有企業受到市場化的沖擊，冗員情況嚴重，不得不將富余人員釋放出來。而此時非國有經濟的勞動力需求卻嚴重不足。大批人員的下崗、轉崗、再就業，不僅僅在當時造成了失業率居高的局面，也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形成了就業壓力。

(二)經濟產業結構導致勞動力需求不足

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第二產業，尤其是重工業，始終是國家經濟的命脈，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據很高的比重。但是第二產業的經濟增長所能夠創造就業的能力卻很低，制造業部門技術水平的提高使得資本有機構成上升，一定程度上造成“機器排斥工人”的現象：同時，能夠吸收大量就業的第三產業發展嚴重不足。最終的結果就是“奧肯定理”在我國失靈，經濟增長帶來的創造就業能力下降，這集中體現在近幾年來就業彈性的下降。

(三)城鄉經濟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勞動力有效需求的增長

我國經濟發展初期在很大程度上以犧牲農村為代價發展了城市。城鄉差距開始拉大。經濟增長主要集中在城市，但就業機會增長也僅僅限于城市，又由于城市自身發展程度及地域和環境的限制，還有戶籍、人事制度等阻礙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因素存在，城市承受就業的能力有限。且根據邊際收益遞減的原則，很多時候每增加一單位經濟產值所創造的就業機會降低，即就業彈性呈現降低的趨勢。因此，相對于城鄉均衡發展而言。城鄉差距大的地區將擁有相對較低的勞動力有效需求。

(四)其他市場對勞動力市場的溢出作用，作為引致需求的對勞動力的需求必然受到商品市場需求的影響

由于受到其他市場對勞動力市場的溢出作用，考慮到企業生產行為的兩個方面即為商品供給與勞動力需求，因此作為引致需求的對勞動力的需求必然受到商品市場需求的影響。我國外向型經濟過去幾年內極大地推動了經濟增長。也解決了很多人的就業問題，但這種外貿依存度高的經濟結構不是長期、可持續的發展形式，尤其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東南沿海大量企業倒閉、農民工返鄉、高校畢業生就業緊張

更說明了這個問題。國家已經將推動經濟增長的戰略轉移到刺激內需上來，由于內需不足直接影響著企業的銷售及資金回籠，使得我國產能過剩的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將存在，從而也使企業新增崗位出現困難，勞動力市場需求較為低迷。

四、構筑我國勞動力市場有效需求的建議

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還存在著勞動力歧視、崗位待遇差距過大等問題，我們應著力對這些問題進行解決，并對非正規就業和隱性就業者的情況加以改善。此外，勞動力市場上對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應多樣化，避免大學生與下崗工人爭搶同一職位的局面。在建立平等、健康的勞動力市場的基礎之上積極采取措施構筑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需求。

(一)發展中小企業，增加勞動力市場容納就業空間

中小型企業始終是市場經濟體制的主力軍。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相關資料，我國中小型企業占全部企業總戶數的99％以上，而就業人數約占全部就業數量的75％。在我國城市的勞動力需求市場上，大型國有企業的就業基本飽和，有些仍處于“富余”的狀態，對于勞動力需求潛力相對較低。而中小型企業，在經濟體制轉型之后，作為非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同時也是我國市場經濟的主體，無疑在今后的勞動力市場上扮演主要角色，中小企業能夠廣泛吸收社會上各個不同層次、不同素質的勞動力，尤其能夠吸收國有企業中的富余人員，其對勞動力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整個市場的需求。因此，扶持中小企業發展，是努力增加勞動力有效需求的主要途徑。

(二)調整產業結構。增強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

產業結構演進有其特定規律，一味地強調產業升級甚至用行政手段來推進，會干擾產業發展的自主成長機制，破壞產業的均衡性。以致效率性降低。盡管產業結構升級是增強國家競爭力的客觀要求，但一國的競爭力既體現在產業的技術水平方面，也體現在資源稟賦條件的比較優勢方面。為此，要兼顧我國人口眾多、勞動力資源充裕之特點，在充分考慮該產業對于勞動力的吸納能力的基礎上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在大力提升工業部門科技水平的同時，要積極推動農業產業化經營和第三產業發展。

(三)建設縣域經濟，緩解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壓力

當前城鄉差距過大、勞動力流動受阻、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等問題的解決可有賴于建設縣域經濟。縣城可以作為“農村一城市”的過渡地區，其發達程度不像大城市那樣高，產業也更傾向于勞動密集型；而且生活成本較城市要低，生活方式也更貼近農村，限制人口流入的壁壘較少，是作為城市接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緩沖之地的絕佳場所。建設縣域經濟必須以現存的縣城和具有相對條件地區為發展基礎，因地制宜，科學發展。充分考察該區域內勞動力人口數量、經濟水平、政策等條件，同時顧及周邊的城市以及鄉村的協調發展，以對周邊地區起到帶頭和示范作用。

(四)拉動消費內需。間接刺激勞動力市場有效需求

我國整體消費需求不足的關鍵在于農村市場沒有打開，原因不在于缺乏新的消費熱點，而在于農民收入水平仍偏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加大，農民的消費水平增長沒有跟上經濟的總生產供給增長，從而導致出現生產過剩，需求不足。因而，切實提高農民的收入。拉動他們的消費是解決我國內需不足問題的核心。農民收入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帶動農村城市化的建設，有效地推動第三產業的發展，解決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另一方面通過帶動整個商品市場的需求使得企業利潤增加。追加投資擴大生產一。加大新增崗位的供給，從而對整個勞動力市場有效需求的增加都有著積極意義。

五、結束語

就業是民生之本和安國之策，是社會居民獲取收入和謀生的根本手段。我國勞動力市場有效需求在一定時間內仍將處于不足狀態，在分析原因的基礎上提出相應建議以著力構筑勞動力市場的有效需求，從而解決就業問題。

參考文獻：

1、胡鞍鋼，就業與發展[M]，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

2、蔡，都陽，王美艷，中國勞動力市場轉型與發育[M]，商務印書館，2005

3、袁樂平，失業經濟學[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4、楊宜勇，中國轉軌時期的就業問題[M]，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2

5、岳昌君，中國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研究綜述[J]，北大教育經濟研究，2004(12)

7、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

篇4

[關鍵詞]西部地區；新能源產業；自我發展能力；三元合作治理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12）11-0066-07

一、 引 言

2000年1月“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十年間西部地區經濟快速穩定增長，人均收入水平和各項經濟指標均取得了跨越式發展[1]。2010年，西部大開發進入第二個十年[2]，要破解資源和環境硬約束、實現國民經濟長期發展。當前，西部地區在爭取優惠扶持政策連續性的同時，更要從自身自我發展能力著[，減弱對中央政策的過度依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培育、提升自我發展能力。

西部地區新能源資源種類多樣，儲量豐富，有風能、太陽能、地熱能、生物質能（包括沼氣、酒精、生物制柴油和生物制甲醇等）以及煤層氣、頁巖油氣等多種非常規油氣資源，目前的勘探程度和總體利用水平低，具有巨大的可供勘探開發潛力[3]。過去幾十年來，國家在西部地區重點部署的電子信息、航空工業、航天工業、核工業、常規武器工業、新材料工業以及大型科研機構、國家重點實驗室、軍工大專院校，建成了產學研一體、國防科技工業門類齊全、重點突出的產業基地，人力資源豐富，為西部地區發展新能源產業在技術層面上奠定了基礎。要改變西部地區長期處于“欠發達”的境地，大力發展新能源產業，是西部地區發揚自身優勢，開創新的發展模式、實現基于歷史積累和時代機遇的跨越式發展的重要突破口[4]。

全球化視角下，環境保護、低碳減排的綠色經濟增長模式已成為各國共識。新一輪西部大開發的思路應順應時代潮流由過去掠奪性開發轉向可持續性開發、由資源依托型開發轉向市場導向型開發、由國家推動型外源開發轉向自我發展型內源開發。培育和發展西部新能源產業的核心問題，是在當前全球化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的區域內產業自我發展能力。

二、 西部地區新能源產業發展限制因素

新能源產業在我國西部的發展目前受制于三方面因素：一是產業自身的發展規律；二是西部以及我國的整體經濟情況；三是西部的產業發展環境。具體而言，面臨以下7個發展障礙：

1.西部經濟發展仍然落后

在我國區域經濟板塊中，盡管西部地區這十年取得長足發展，但是和東部地區相比仍然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西部地區的人口占全國27.5%，而消費份額占全國消費市場的份額只有18.4%。西部地區還有相當一部分地區是貧困地區，現在全國年收入在1，196元以下貧困人口，有66%在西部地區。此外，在金融危機影響下，經濟發展面臨不確定性，作為后發地區，西部地區應對金融危機的能力更弱，正如發改委副主任杜鷹指出：“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西部地區產業結構比較單一，地方財力薄弱，還要承受勞動力市場不景氣帶來的農民工返鄉就業壓力。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西部地區應對金融危機的回旋能力弱于東部地區；從整個周期看，西部地區應對金融危機面臨的困難將更加突出，付出的努力會更加艱辛。”[5]

2.東西部互動面臨新困難

首先是政府觀念問題。與中央政府大力推動相比，地方政府對東西互動的積極性顯然較弱，東部一些地方認為企業西進是經濟資源和財富的流失，會影響本地的經濟發展，因而推動力度不夠，更多把東西互動視為政治任務或扶貧措施；而西部一些地方政府缺乏根據市場經濟規律承接東部企業轉移的意識和能力，辦事效率較低，服務意識不強，政策不能保持連續和穩定，還存在著地方保護、市場封閉等傾向，不利于生產要素的跨區域合理流動。其次是產業層次問題。東部轉到西部的很多企業在產業鏈中處于低端，無法實現西部的跨越式發展；如果僅遵從正常的產業發展規律，西部必然要陷入中國在全球產業結構中一直承受的產業低端發展之痛——微利，難以形成有效的資本積累和快速發展。還有環境成本轉移問題。少數東部地區企業無視國家產業政策，借國家鼓勵產業西移之機把資源利用水平低、污染嚴重、技術水平落后的產品和工藝轉移到西部地區，在西部地區形成新的污染源。

3.環境保護難題待解

建立可持續的生態補償機制在設計上存在較大問題：一是環境責任主體不明確，目前中國生態環境管理分別涉及林業、農業、水利、國土、環保等部門，部門分頭管理現象嚴重，導致部門利益化和利益部門化，區域補償很大程度上成為了部門補償，這導致了補償不到位，農牧民得到的實際補償少。其次是補償方式設計不科學，采取“項目工程”的補償方式，主要對農牧民退耕、退牧進行補償，而缺乏產業結構等生產、生活方式調整的補助，導致生態脆弱區的農戶主要依靠補償金生活，當補償結束后，農戶喪失生活來源時，面臨“要溫飽還是要環保”的兩難選擇，不可避免又要造成新一輪的生態破壞，政策缺乏長期性和穩定性。對比陜北和甘肅就可發現這一點，陜北由于資源產業發展引導農戶向采掘業轉移，生態保護成效顯著；而甘肅缺乏這樣的產業支持，生態保護效果極其有限。最后是生態產權界定困難進而引起跨區域生態補償困難。盡管目前中央確立了“誰受益誰補償、誰破壞誰恢復、誰污染誰治理”的補償原則，但涉及到具體補償行為時，難以確定生態效益的提供者、受益者，特別是在國家層面上實施東西部大尺度區域之間的生態補償時，這個問題更加突出。

4.民營經濟發展不快

目前制約西部民營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有：首先，民營經濟發展輿論氛圍不足，自然經濟觀念、計劃經濟觀念和做法仍大行其道，缺乏創新意識和冒險精神，等、靠、要思想嚴重，更有甚者，部分地方自己沒能力發展經濟，對外部引入的非國有經濟存在排外心理，對其發展設置各種障礙。其次，部分地方政府缺乏為民營企業服務的意識，習慣于以公有制經濟為服務對象，行為不規范，對民營企業干預過多，角色錯位，政出多門，政策缺乏連續性、公平性、穩定性。再次，當地缺乏企業家。改革開放以來，西部地區人才大量外流，從而造成發展的人力資本不足，加大了企業家創業的成本，再加上輿論氛圍不利，導致企業家產生的土壤不足，有個說法是：在西部是條蟲，出了西部就成龍。人們只津津樂道于西部地區出了多少個有全國影響的大企業家、大經濟學家，但往往忽略了這些人雖在西部出生、學習，卻不是在西部創業并發展起來的。最后，資本市場不完善，企業缺乏必要的融資手段。西部民營經濟起步較晚，規模小，內部積累不足，不管是直接融資還是間接融資，其資質都比較有限，融資渠道不暢，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在西部尤其突出。

5.重點工程、產業發展對地方經濟拉動不強

大開發以來，國家在西部地區投資建設數百項重點工程，但這些工程往往與西部地區本土經濟的關聯性小。如西電東送、西氣東輸、南水北調工程主要是為東部地區發展服務的，工程承包商、主要設備與材料、技術人才主要也來自于西部地區之外，西部沿途地區的政府主要提供附加值不高的輔助材料和非熟練工人，不僅產業關聯度和直接獲益小，還要付出土地成本，貢獻與收益極不對稱。就重點產業而言，“十一五”規劃中提出西部地區重點發展能源化工、重要礦產資源開采及加工、裝備制造、高新技術、特色農牧產品加工、旅游六大產業，前四項產業資本技術密集度高，對勞動力就業吸納能力有限。事實上，西部地區以資源采掘、軍事工業、裝備制造為主的工業產業結構具有一定封閉性特征，對地方產業配套要求少，對地方經濟的拉動性一向較弱。

6.地區創新體系建設的意愿與能力差距大

西部大開發以來，陜西、四川、重慶等西部地區的主要省份均制定了雄心勃勃的高新技術發展計劃，建立起多家國家級高新區，此舉被認為是實現西部地區又好又快發展的戰略選擇，是破解西部地區資源環境約束難題、加快提升發展質量的迫切要求。但由于發展基數較小，目前西部高新區經濟總量占全國的比重仍然很小；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基礎十分薄弱，對地區創新體系建設的支撐能力有限，主要問題在于科技與產業的脫節問題比較嚴重。企業是科技成果轉化的最主要環節，西部地區的科技成果主要來源于高等院校和國家科研機構，大中型企業多數不設研發機構，科研、生產獨立運行的體制和機制導致了科技與產業相脫離的現象，科技成果商品化和產業化的程度比較低。盡管西部在許多產業領域擁有一定技術優勢，但由于科技成果向生產轉化的渠道不暢，以至于科技優勢得不到應有的發揮。

7.人才外流問題比較突出

西部地區的人力資本儲備與人口比是全國最低的。造成西部地區人才（除企業家外的人才）短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觀原因在于條件較為艱苦、待遇較低，經濟較落后，吸納聚集人才的能力較弱，客觀上造成長達近30年的“孔雀東南飛”現象，而因經濟落后造成的教育投入不足進一步造成人才不足；其主觀原因在于人才激勵機制不健全，政策規定多而落實少。雖然國家近年來通過對口支援，加大對西部地區教育投入，鼓勵大學生、留學生、東部人才去西部開發創業等措施，加上西部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西部人才流動的宏觀環境不斷改善，人才大量外流的現象已經得到了初步遏制，但從整體看，目前西部地區人才隊伍建設基礎不夠雄厚、高層次優秀人才緊缺、科技隊伍創新能力有待加強的形勢仍比較嚴峻。

結合新能源產業發展的自身限制因素，可以將西部發展新能源的限制性因素總結為：西部經濟總量和發展動力都不如東部，當地市場機制不成熟，在全球化的市場競爭中缺乏優勢，在東西部互動—產業梯度轉移過程中，難以擺脫產業鏈低端陷阱，且新能源市場尚處幼稚期，產業利潤難以支撐產業的自我發展，無法大力支持地方建設，由于缺乏企業家發揮的空間，民營企業成長較慢，人才外流嚴重，創新不足，環境保護的要求在提高，環保機制尚待健全以形成環保與新能源產業的雙贏而不是矛盾。這些限制因素都是局部的，而真正的限制是在局部因素之上的、整體性的。解除前述產業限制，專項措施必不可少。但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做法有即時性和專業性，弊病也不少。缺乏整體的體制支持，問題會層出不窮。

三、 西部地區新能源產業自我發展能力理論分析

1.自我發展能力理論分析框架

自我發展能力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系統內部的經濟效益和地區積累能力。它強調的是經濟發展的自身基礎或造血功能。它并不排斥外部力量對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相反，它是外部力量發揮積極作用的基礎。”[6]但是如果過度依靠外部資金的扶持和幫助，會增加自身經濟的風險性和不確定性。而且如果一個地區的自我發展能力很差，也不會吸引更多的資金來發展經濟。自我發展能力對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起到決定性的作用[7][8][9]。其構成包括要素凝聚能力、資源組合能力、科技進步能力、制度創新能力、科學決策能力五個方面。概括總結廣義的自我發展能力發現，其具有以下四個方面特性[10]：

自生性——在沒有外部推動的情況下，能力主體可以在某種制度下適應該制度的“選擇標準”而生存，但沒有外部扶持不等于不能利用外部資源。

擴展性——能力主體在規模和范圍上擴大，可比照哈耶克的擴展秩序。

內生性——依靠知識和技術的積累、創新，使能力主體的結構升級和改善。

持續性——能力主體的存在是持久的，短期和長期都能夠適應環境（廣義的環境，包括經濟、社會、政治、生態）。

由此可以得到兩點啟示：

第一，“自發性”不是自我發展能力的必要條件。例如，一國的某一產業，由于外力（國家政策、國外的技術創新）促使而生成，一樣可以培育出自我發展能力，否則后發優勢就是空談；又比如一個區域，它的經濟起飛是靠外力促成的（國家政策、特殊時機、外資涌入），但一樣可以培育出四個特性，進而形成區域經濟的自我發展能力。這樣的例子在區域發展研究中比比皆是。新能源產業在發展初期理應借助外力（如政府扶持）。美歐日各國發展新能源的過程中，就沒有寄希望于自發性。

第二，要素稟賦不是培育自我發展能力的關鍵。如果能力主體的要素稟賦具有比較競爭優勢，則主體在短期內會較容易加強自生性和擴展性，而內生性和持續性受益不多。主體需要利用先發（或自生）優勢，積極加強內生性和持續性，才能真正培育出自我發展能力，否則只會是曇花一現，甚至于陷入“富饒的貧困”。如果能力主體的要素稟賦不具有比較競爭優勢（例如，沒有順應“其所在經濟體的要素稟賦”，或要素稟賦在多個競爭者中都不占比較優勢），它在短期內自生性會很弱，進而在放任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在起步階段很容易被后發劣勢限制發展。但制度提供者可以通過人為設計，靠后天彌補先天不足，借助后發優勢培育、加強擴展性、內生性和持續性，培育出自我發展能力，獲得長期競爭優勢。這就為政府通過制度設計發展新能源產業、促進新能源產業形成自我發展能力提供了理論依據，也是美歐日等國目前著力作為的。加強研發、促進技術進步就是要彌補自然資源要素稟賦不足，形成內生性和持續性。

綜上所述，在理論上，自由放任經濟的擁護者們所批評的產業保護、扶持政策是“可以”有積極意義的，關鍵在于目的和路徑的選擇、設定。在實踐中，由于市場機制發展的不成熟和市場本身的不完美性，唯市場主義之外的制度安排（例如法律、政策）就是經濟管理者培育、增強個人、企業、產業、市場、區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國內外制度安排的理論和案例研究中，尚未發現普適性的“好制度”。這就需要制度制定者針對特定能力主體的個體情況，在一定的原則下（例如總體戰略）進行制度設計。根據自我發展能力的四個特性，注重要素稟賦和技術創新兩個基本能力因子的作用，尤其是后者。還要注重在不斷學習、經驗總結的基礎上完善制度。

2.三元合作經濟治理體制

政府、市場、企業三者的關系歷來就是現代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是經濟治理框架的基本元素（見圖1）。

在已有的經濟理論中，大都會提到政府、市場和企業，但是真正研究三者關系的理論并不多。新古典經濟學是研究市場經濟的，關注的是市場—企業關系，但是企業不是治理制度的主體，只是在市場上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的“黑匣子”，市場才是經濟資源配置的制度主體。新制度經濟學將市場和企業并列為經濟治理的主體制度，交易成本是區別二者的根本因素。新古典和新制度兩種理論范式構成了當代主流經濟學，但是都沒有對政府在經濟中的治理關系進行深入探討，而僅僅是堅持古典經濟學“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排斥“積極有為的政府干預”。所謂的大市場小政府，其實并不是指在經濟治理中的比例大小，而只是單純規模上的橫向比較（與其它類型經濟體制的比較），因為二者根本就不是對等的制度主體。無論是凱恩斯式的政府干預，還是福利國家式的公共經濟，都是如此。

在經濟實踐中，政府和市場成為主要的治理主體。日本的經濟學家[11]總結了三種政府干預模式：市場友好型（market-friendly）、市場替代型（market-substituted）和市場增強型（market-enhanced）。主流經濟學中的政府是市場友好型的，是維護市場的制度供應主體。另一個極端是古典社會主義（東歐劇變之前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強調市場替代型政府，彌補、糾正市場的不足和錯誤，是國民經濟治理的絕對主體。但是從目前的實踐來看，這種全能型政府并不能取代市場經濟。而20世紀下半葉東亞經濟騰飛使得市場增強型的政府頗受重視和贊賞。這種理論總結認為，政府和市場并不是對立的，至少在實踐中政府是可以促進市場機制的發展。

基于對政府干預經濟的理念不同，政府和企業的關系也是多樣的。在主流經濟理論中政府和企業可以用比賽中的“裁判員”和“運動員”來類比，而市場則成為比賽場所和規則的象征。在這種情況下，即便企業（firm）未必都是私有的，例如公共企業、混合經濟企業、NGO等，但是都遵照私有制下的市場規則追求自己的目標。在市場替代型政府治理體制中，企業幾乎都不是私有的，也就是通常意義上的國有企業，僅僅是政府在微觀層面治理經濟的工具。這種經典意義上的國企在古典社會主義時期比較流行，但隨著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國企顯示出極大的不適應性，目前也多數成為了市場上的商業行為（逐利）主體。在市場增強型政府治理框架下，企業也并不是完全市場化的行為主體，政府、市場和企業之間的邊界是模糊的，是變化的。

我國當前的經濟大環境正處于一種意識模糊狀態，企業并沒有成為治理主體，市場被當作一種不成熟的、有規則的競爭場所，而政府始終是起主導作用的治理主體。但是，這種模糊是主體和主體功能含糊不清，與三元合作治理機制提倡的模糊（fuzzy）的內涵是不同的，后者強調的是摒除非0即1、非對即錯的二分法，避免極端化，接近于中庸的理念。三元合作治理模型并不是作為漸進性經濟體制改革的工具來設計應用的，而是融合了市場替代型政府治理的一種經濟體制。在當前設計大政府還是小政府時，與主流經濟理論相比，意義有著本質的不同。因此，我國轉變政府職能應是從全能的政府治理轉向政府—市場—企業的三元合作治理，而非轉向純粹的市場友好型政府。當然政府的經濟治理主體地位是可以與社會管理功能兼容的，二者不必然發生沖突。

至今為止，我國在推動經濟體制改革、設計政府職能改變時，受市場友好型政府治理理念影響過深，恰恰喪失了我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對微觀經濟的促動作用。實踐中，地方的經濟增長是地方政府及官員業績考核的重點指標，但是地方政府在財政收入（主要是稅收）上被稅制束縛，財力短缺，同時禁止干預地方經濟，而只能將短缺的資金投入到“商業環境”的改善上，以便招商引資。這就造成了重復性建設過多、同質化競爭過度的困境，而招商引資在短期內是零和博弈，欠發達地區更加無法與發達地區競爭。地方政府雖然對經濟負有責任，卻沒有干預的權力和能力；市場會加劇極化效應，對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尤為不利；企業以逐利為目標，不會自動開發地方經濟潛力，進一步強化了極化效應，這些共同造成了地方層面經濟治理的失效。

3.創新三元合作治理體制，推動西部地區新能源產業自我發展

設計三元合作治理體制，首要的是堅持解放思想，突出強調市場經濟的體制性要求和普遍規律，緊緊圍繞如何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和企業的主體功能進行開發。結合前文對自我發展能力的探討，可以從其四個特性分析西部的三元合作治理框架。

西部經濟正處于起步階段，在全球化的市場經濟中不具競爭力。而新能源行業也由于技術限制而不具有經濟可行性。但是二者在長期來看，是有發展優勢和潛力的。因此，關鍵是如何在短期存活并與長期效益對接。在主流的市場經濟規則中，這是無法實現的，因為新古典的邊際效用理論計算出的長期效益最優是基于短期效益的不斷最優的。西部發展新能源必須要走新路。而市場增強型的政府治理就成為必要條件。通過改變區域市場的“優勝劣汰”標準，使暫時不具有經濟效益的企業起步，企業借助起步之勢擴大經營規模和范圍，獲取短期的生存能力。這恰恰是我國政府與市場友好型政府相比的優勢所在，目前大多數政府也這樣做了。關鍵是起步后，企業要依靠知識和技術的積累、創新，提高內生能力以獲得長期的生存能力，當然這種技術進步也可以是政府部門和企業（包括各類科研機構）共同完成的。只有具備了內生性，企業才能利用自身掌控的資源“生產出外部市場”（即供應滿足需求），發展市場，并在市場中進一步增強內生能力、擴展能力和自生能力，同時減少對政府的依賴，并做好適應長期發展的準備，形成良性循環。

三元合作治理應用在推動新能源產業發展上，可具體關注三元的各自職能設計：

（1）市場職能。從經濟角度而言，市場是供需關系的集合，其本身具有“優勝劣汰”的競爭性，當經濟成本成為優劣勝敗的標準時，部分有潛力但暫時成本高的產品就不具有市場優勢，市場本身無法糾正這一競爭程序和結果，只能依靠政府干預。市場的有效性是基于競爭和要素回報，合理分配資源。在推動市場化的過程中，應理順要素價格和投資回報機制。

市場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普世的，市場本身就是制度，是一系列規則的集合。市場經濟的發展受時代環境的限制，無論是自生的、還是催生的（如我國人為設定向市場經濟轉型），都體現了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環境對經濟體制的要求。因此，我們當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努力必然是對規則的設定，即我國當前的市場經濟未必和其他各國的市場經濟是一樣的，我國的市場規則必然要服務于我國的宏觀—微觀、產業—區域經濟。

西部市場必然受欠發達的地區特征影響，在價格機制和回報機制上不如發達地區完善，因此，就地區市場的競爭（比較的是市場的效率）而言，西部不具有優勢，要素流出是正常的。要扭轉這一不利局面，發展西部，就需要政府干預。國際貿易中的保護條款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在國內使用，雖然有地方保護主義的質疑，但是，這種保護是對資源稟賦高而技術資本實力弱的欠發達地區的保護，既有經濟上的積極意義（根據中心—邊緣理論，國內的區域經濟差距過大不利于國家總體經濟效率的提高），又有切實的社會效益（維穩）。

（2）政府職能。新能源產業在全球尚處于起步前階段，即便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中，也無法擺脫“幼稚產業”的先天不足。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都有共同認識：在全球化的市場經濟體制下，新能源產業仍然缺乏自我發展能力，政府的有效作為是新能源行業、企業和市場發展的唯一可見的助力。

簡單再生產能力的過剩使得低技術水平的規模擴展極為容易，卻在擁擠的市場中競爭激烈。要擺脫低端產業鏈無利競爭的陷阱，政府的資助方向應有所選擇，著重投向西部難以獨立完成的新能源科技研發，而非投入簡單再生產。目前地方政府財力有限，中央財政應對新能源科技專項投入（尤其是回報不確定的基礎研究投入）做好規劃，同時鼓勵民間資本投入科技轉化和技術商業化。政府的投入不應過于追求短期高回報，在研—產過程中的成本、利潤分配上應秉承政府投資預算控制、企業投資利潤導向的原則，進行公私合作。

在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推動要素的跨區域流動和資產重組的同時，還要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中央政府應為西部大開發和新能源資源的開發提供戰略指導，抓好重點區域開發，構建西部大開發的增長極，加強引導，構建東西互動與合作雙贏平臺，廣泛推進東部和西部之間多層次、多形式的經濟技術協作和產業合作；地方政府應根據地區優勢，探尋適應國內外大市場新態勢、適合西部區情的發展戰略與對策，發展各具特色的新能源產業，切實輔助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不搞重復建設，防止簡單照搬、盲目攀比，更不能頭腦發熱、制定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提一些假大空的跨越式口號。

目前非常規油氣正面臨迅猛發展，例如美國的“頁巖氣革命”正在改變全球能源行業、市場格局。我國西部也有巨量的頁巖氣等非常規油氣資源，是否可以在產業規劃中適當擴大當前新能源的范疇，納入非常規油氣？如此，針對非常規油氣的諸多優惠以及良好的產業發展預期和現實經營收益將極大彌補其他新能源行業發展的乏力，并以優勢帶動弱勢，為其他新能源行業提供共享性配套政策、設施、技術。

針對缺乏發展動力的各新能源行業，政府除了補貼生產方，還應在公共采購中適度傾向于新能源產品，一方面可以保證基本需求量；另一方面可能會帶動（而不是擠占）民間需求，并獲得低碳減排的效果。例如，政府公車可全部采用電動車。

中央政府出臺“全國一刀切”的產業扶助政策有四個弊端：一是對尚未全國一體化的諸多地方市場扭曲嚴重，不利于全國經濟市場化的發展；二是在具體的地方操作上會出現很多政策不對路的情況，降低政策的效率；三是容易被國外政府在進口我國新能源產品時以過度補貼、不正當競爭、貿易保護等違反WTO原則的理由處罰或設限；四是同樣的扶助政策，會在發達地區獲得更高的效率，進一步導致西部的資源流出。因此，中央政府專門針對西部發展新能源的優惠政策，或者給西部的地方政府授予更大的產業政策自，可以使西部出臺適合自身的扶助政策，當然這些優惠政策必須加以期限。另外，中央政府應調整財稅體制，在新能源相關稅項上除了進行削減之外，還應加大地方財稅的留成比例，使得地方政府有動力扶持發展新能源。

（3）企業職能。企業是利潤導向的，從事新能源也必然要滿足資本回報的要求。新能源產業在短期內的利潤幾乎是依附于設備制造和能源生產上，可以由簡單再生產完成，但容易出力不討好，低利導致激勵不足。要想改變這種不利的市場環境，把政府僅當作“裁判員”是肯定行不通的。哪怕政府不作為，讓企業在合法的前提下隨意發展，企業也無法找到利益突破。“看不見的手”在當前新能源的發展上是無力的，企業必須和政府合作。如前所述，在科技研發和商業化上與政府各負其責，共擔風險、共享收益（收益模式不同）。

向政府尋求政策扶助和資金支持，這只是自我發展的基礎，更應借助政府的支持和國內外行業內合作拓展技術的應用并開拓市場，充分發揮企業家精神，用供應刺激需求。另外，投資回報可以是混業經營的商機，例如企業可以利用在新能源產業中的投入向政府交換部分受限制產業的經營權，這也有助于打破其他產業的行政壟斷。

企業要根據自身特點，確定發展戰略，是技術研發—創造市場需求，還是著重于技術應用轉化、商業化。前者雖然有極高的盈利期望，但是風險也高，而且對技術水平要求很高，目前國內的大部分企業并不具備這樣的實力，即便在國際上，技術瓶頸仍然亟待突破。后者更適合目前國內的企業。國外很多技術受制于當地的政策法規、基礎設施和人口、文化等因素，無法投入到實際應用中，更無法商業化、產業化。例如，歐洲很多新能源車已有技術和原型，但人口少、基建不足，無法大量投入使用，無法形成規模效益。而這些缺陷在我國卻不存在，我國缺的主要是相關技術。這就為企業提供了廣闊的合作空間。目前，已有不少國外的新能源技術、設備供應商進入我國，獨立或合作開發市場，我國的政府和企業應抓住機遇，共同致力于對外開放、國際合作，真正把握市場換技術的本質，在當前國內尚不成熟的新能源市場和國外較成熟的新能源技術間找到結合點，增強自我發展能力，實現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西北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西部經濟2010年發展報告及2009年西部經濟形勢預測[R].中國西部經濟發展報告（2009），2009.

鄧全倫.西部大開發新十年[N].時代周報，2010（18）.

國家能源局.國家重點能源基地開發戰略研究[R].國家能源局2010年度軟科學研究優秀獲獎成果選編，2011.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促進可再生能源大規模發展的戰略性框架設計和相關政策研究[R].2010.

西部開發司綜合處.國家發展改革委杜鷹副主任出席陜西省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座談會并講話[EB/OL].西部開發網，2009-04-08.

魚小強.對增強西部地區自我發展能力的思考[J].商洛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2（3）.

張瑞華，陰 慧，徐 志.落后區域自我發展能力提升研究[J].廣西經濟管理干部學報，2008（3）.

羅曉梅，何關銀，陳純柱.從生存方式變革看待發展西部生存方式改革與自我發展能力研究[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

王 科.中國貧困地區自我發展能力解構與培育——基于主體功能區的新視角[J].甘肅社會科學，2008（3）.

朱 凱.對自我發展能力理論的規范性分析[J].成都理工大學學報，2012（1）.

Aoki Masahiko， Kevin Masahiro. Beyond the East Asia Miracle：Introducing the Market-Enhancing Wing View[M].Oxford：Charendon Press，1996.

On Self-development Capacity of the New Energy Industry in Western Region

Zhu Kai1， Wang Na2

（1.West Development Center， Sichuan Social Sciences Academy， Chengdu 610071， 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9，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