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哲學的關系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科學與哲學的關系，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哲學從古希臘發源開始，始終沒有哪位哲學家能對哲學下一個明確的定義，這其實反映出了哲學的一個特征，即，哲學是時展的產物。因而每個時代都有偉大的哲學家，即使他們是思想能影響整整幾個時代，但他們也只能是自己那個時代偉大的哲學家。科學也一樣，沒有哪位科學家得出了可以令整個科學界都信服的結論。現在對哲學和科學關系的研究卻又很多，也有很多不同的觀點，如：“改造論”，這種觀點認為，科學之所以能夠取得輝煌成就，應該歸功與科學方法的使用，因此，只有用實證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去改造傳統的哲學，使其如同科學一樣具有“實證性”，哲學才有可能進步和發展；“并行論”，這種觀點認為：哲學與科學作為兩種不同的知識類型，有各自獨特的問題領域，二者并不相悖。哲學研究人與世界的關系，科學研究對象世界的內部關系；以及“對話論”，這種觀點主張“哲學既不是凌駕于全部科學之上的科學的科學，也不是作為全部知識基礎的第一原因，而只是與科學、宗教、藝術等各種文化形式平起平坐的一種文化形式。”我個人認為在不明了哲學和科學是什么的情況下，似乎更應該從他們歷史發展的角度對其關系進行梳理。

一、科學源于哲學

哲學起源于古希臘，相信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實。“早起的古希臘哲學家，同時也是自然科學家。”他們對于世界本質的哲學追問總是與其關于“終極實在”的科學假設交織在一起，由此，自然哲學成為了哲學與科學的共同載體。柏拉圖也曾經說過，“在古希臘人看來，哲學科學一而二，二而一，初無區別。”

在反思自然哲學的同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開始尋求哲學概念的確定性。“在蘇格拉底以后的文獻中，特別是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學派中，哲學一詞得到了明確的意義，而這個哲學指的恰恰就是德語中wissenschafe(即科學，多指自然科學)一詞。”在當時的知識體系中，作為狹義哲學中重要的形而上學的知識是至高的知識。數學、邏輯學等知識都是對形而上學知識的獲得起輔助作用的知識。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設計哲學王的培養方法是就清晰地表達了這一思想：柏拉圖認為在哲學王真正通過哲學思辨獲得關于實在的認識之前，需要首先學習算術。“要他們學習算術不是為了做買賣，而是為了用于戰爭以及便于將靈魂從變化世界轉向真理和實在。”然后是幾何學，他認為，幾何學是認識永恒事物的。“幾何學大概能把靈魂引向真理，并或許能使哲學家的靈魂轉向上面……。”接下來是天文學，柏拉圖認為“我們考察的這些科學技術的全部這一學習研究過程能夠引導靈魂的最善部分上升到看見實在的最善部分……”。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并沒有像自然哲學家那樣將哲學與科學簡單等同，他們將“第一哲學”視為最具普遍意義的科學，最高的科學，而將“個別哲學”看做是“特殊科學”。“meta-physics”一詞的使用就內含著亞里士多德學派對于“第一哲學”與“特殊哲學”（哲學與科學）之間關系的最初思考。可見，古希臘羅馬的科學知識只是達到哲學規定的終極問題的輔助知識，當時尚未分化獨立的科學知識屬于哲學的范疇。但是從中世紀開始哲學和科學之間發生了裂痕，在中世紀哲學成為神學的婢女，哲學的地位大大減低，神學成為了一切思想的核心。因而適應神學的學科得到了發揮，就如同把數學應用于天文學的研究一樣，數學并未受到多大影響。這就為哲學和科學的分離甚至對立買下了伏筆。

二、科學與哲學的分裂

時至近代，自然科學各學科在擺脫了歷史的“羈絆”之后迅速興起。科學與哲學在形態上徹底分化，這標志著科學和哲學開始真正走向成熟。在概念上，哲學不再具有“總括性”特征，而是作為一個與科學相并列的范疇存在；在內容上，哲學不再無所不包，科學獲得了屬于自己的領地。“康德在觀念層面上對哲學與科學的明確區分，是哲學與科學關系問題化的邏輯前提。”康德是近代以來將“哲學與科學之關系”視為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問題提出的第一人。

之后，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把哲學與科學區別開來。《邏輯哲學論》的中心思想就是為思想的表達劃定界定。他認為，哲學是不可說，只有自然科學的命題才是可說的，并且，他在前期哲學中，主要告訴人們的是一種方法，即“哲學中正確的方法是：除了可說的東西，即自然科學的命題，也就是與哲學無關的某種東西之外，就不再說什么，而且一旦有人想說某種形而上學的東西時，立刻就向他指明，他沒有給他的命題中的某些記號以指謂。”維特根斯坦把哲學與科學完全區分開，通過可說的與不可說的說明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傳統哲學家正是因為沒有把哲學與科學很好的區別開，才提出了一些無意義的命題，因此陷入了混亂之中。維特根斯坦對哲學與科學的劃分，一直延續到他的后期哲學。他不再像前期哲學那樣堅持可說的與不可說的界限，但他仍然強調

三、哲學與科學的區別

隨著“科學之上”成為科學界乃至全社會普遍的價值理念。哲學的價值性受到嚴重質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為了回應科學發展帶來的巨大沖擊，也為了找回哲學失落已久的價值，現代西方哲學開始重新審視哲學與科學的關系。

真正的哲學不能脫離和凌駕于科學之上，它必須以科學為基礎。科學對于哲學的這種基礎性決定了科學可以自下而上地對哲學施加影響。當科學本身改變和發展了之后，以科學為基礎的哲學也必然或早或遲的實現相應的改變和發展。一切有生命力的，能夠體現它那個時代的精神和哲學，都是以它那個時代的最新科學的發展為其基礎的。哲學發展對科學發展的這種依賴性說明了科學是改造哲學的最強大、最基本的原動力。

哲學與科學都曾經一度傲視群雄，自以為君臨于其它學科之上。的確，他們對人類社會的發展都著不可忽視的引導力量，哲學作為一種思考、追問的學問是構建社會發展模式的重要力量。這一點從蘇格拉底對后世西方社會的影響中就可以推斷出來。蘇格拉底的“知識即美德”使得當時有教養階層的求知欲泛濫。從他開始，概念、判斷、推理的邏輯程序就被尊崇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級的活動和最值得贊嘆的天賦。即使是在像中世紀信仰主宰一切的時代，最高的知識也莫過于被描述成“上帝的理性”。而人的知識是從上帝理性中流溢出來的。到了近代，對科學的崇拜表明唯理智主義達到了頂峰。由此看來，一種社會的形成，必然可以追溯出其思想根源。

篇2

[關鍵詞]科學革命；哲學思維；常規科學；科學危機；范式轉換

在近代自然科學從哲學中分離出來之前，一切學問或學術可以說都在哲學這一母體內孕育和成長。那么，當自然科學以及其他學科逐步從哲學這一母體分娩并走上自身發展道路之后，包括自然科學在內的各門科學，能脫離哲學及其思維方式而獨立發展嗎？或者說各門科學與哲學之間那個連接胎兒和母體的“臍帶”真的能被剪斷或真的被剪斷了嗎？這是一個過去和當代任何一門學科或科學的形成和發展都必須面對并要加以認清的問題，否則任何一門學科或科學的形成和發展都難以實現。本文力求從自然科學發展中的科學革命及其思維過程角度來探索這個問題。

一、科學革命及其實質

所謂“科學革命”，是指“一種整體性的革命，這既可以針對整個科學而言，也可以針對某一學科而言。至于某一學科內部某個理論體系中的個別科學觀念的變化，我們一般不稱其為科學革命，而把它視為科學觀念的局部變革（也有人稱之為‘局部革命’或‘小型革命’）。這種變革雖然也是科學觀念的部分質變，但并未引起整個科學觀念的根本質變和整體質變”。這里所說的“科學革命”，“其最極端、最易于識別的形式可以用哥白尼主義、達爾文主義和愛因斯坦主義的出現作為例證——在這種事件中，一個科學共同體放棄一種長期看待世界、探索科學的方式，轉而支持另一種往往不相容的探索這個科學的進路”。例如，拉瓦錫的氧化說取代燃素說所帶來的化學革命，物理學中牛頓革命和愛因斯坦革命及其所帶來的相應的整個科學革命，等等。

最早明確提及科學革命的思想家也許是彭加勒。在1905年，他就敏銳地洞察到物理學危機和革命的征兆，并對它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和論證。李醒民把彭加勒關于科學革命的基本觀點概括為：（1）由于新實驗與舊理論的尖銳沖突，物理學已處于危機之中；（2）危機能加速物理學的根本變革，是物理學進入新階段的前兆；（3）要擺脫危機，就要在新實驗事實的基礎上重新改造物理學。由此，可以得出結論：（1）科學革命是新的科學理論代替舊的科學理論，并且新理論與舊理論有根本的不同，是理論的根本變革，即科學理論發生根本的質變和飛躍；（2）科學革命前有一個危機時期，它是新實驗與舊理論的尖銳沖突，即舊理論處于危機之中。

繼承并發揮了彭加勒科學革命思想中科學理論質變和飛躍思想的科學革命論者是波普爾。他把科學看做人類心靈的探險事業，認為科學的本質就在于永無止境的探索。他把問題作為整個科學探索的起點，運用“證偽”或“否證”概念，把科學看做四階段的發展：P，（問題1）TT（試探性理論）E（消除錯誤）P2（問題2）。科學探索和發展就是這樣一個周而復始、永無止境的過程。

然而，庫恩不滿意波普爾把理論看做科學變革實體的思想，認為波普爾“過分集中注意了科學理論的革命性變革”，“只是盯住科學發展中的非常規事件或革命事件”，“把科學事業中非經常性的革命部分的特點賦予了整個科學事業”；應該更強調常規科學的作用，因為“正是常規科學而不是非常規科學，最能把科學同其他活動區別開來”。當然，庫恩也繼承和發揮了彭加勒的科學革命前有一個危機時期即舊理論處于危機之中的思想。在這一點上，彭加勒、波普爾和庫恩是一致的，“都強調新理論拋棄并取代了與之不相容的舊理論的革命過程”。

可以說，庫恩的科學革命思想是對彭加勒科學革命思想的具體展開和深化。他對科學的發展提出了更為動態、細致的描述模式：前科學一常規科學一危機一科學革命一新的常規科學一十……在庫恩的描述模式中，常規科學就是有確定的范式并在范式指導下的有固定套路和方法的解題活動；危機是出現反常——原有范式下不能解決的實驗和現象，是隨著反常的增多而產生的對原有范式的懷疑和動搖；革命是新理論的產生并取代舊理論而成為新的范式；因而革命是范式的轉變——新范式取代舊范式。其中，常規科學中出現的反常以及所引發的危機是科學革命不可或缺的前奏。

庫恩對科學革命與常規科學、反常、危機之間的辨證發展關系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在庫恩看來，在常規科學時期，“科學家不是革新者，而是解決疑難的人，他所集中注意的疑難，恰恰是他相信在現有科學傳統范圍中既能表述、也能解決的”。“然而——問題就在這里——受這種傳統束縛的研究工作，最終的結果還是一定會改變這個傳統。幾次三番地連續致力于闡述公認的現行傳統，最終還是會在基本理論中、在問題領域以及在科學標準中出現一種變換，即我以前所說的科學革命。”可是，常規科學研究為什么“更能產生打破傳統的新事物”？“這是因為，任何其他類型的工作都不能這么容易通過注意力的長期集中而找到困難的所在和危機的原因，而基礎科學最根本的進展正是依賴于對這種困難和危機的認識上”。庫恩認識到，當“理論碰到了麻煩……科學家需要徹底依附于一種傳統，但要取得完全成功又必須與之決裂。部分是由于科學家常規研究的問題性質，要求這樣的依附。我們已看到，這通常都是一些深奧的疑難，疑難的挑戰性并不在于解答所揭示的內容，而在于為提出任何解答都有待克服的技巧上的困難。人們只有確信的確存在一種可以由創造能力揭示的解，才能研究這些問題，也只有現有的理論才有可能保證這種信心。只有理論給大多數常規研究題目以意義。懷疑理論，往往也就是懷疑構成常規研究的復雜的專門疑難是否真有一個解”。因而，在庫恩看來，常規科學研究的目的“在于完善現有范式，而非發明新范式。只有當這種完善工作失敗后，科學家才會遭遇第三類現象，即公認的反常現象，其特征是無法被現有范式同化。只有這類現象才會促成新理論的發明”。而且“反常只在范式提供的背景下顯示出來。范式越精確，涵蓋面越廣，那么它作為對反常的一個指示器就越靈敏……范式不會太輕易地被拋棄，科學家將不會輕易地被反常煩擾，因而導致范式改變的反常必須對現存知識體系的核心提出挑戰……常規科學具有強烈的傳統性質，也標志著這種傳統的追求為常規開展自身的變化徹底地鋪設了道路”。

從常規科學到科學危機再到科學革命，其間有不可分離的張力和辨證推進的發展過程，可以說，沒有常規科學研究的推進就不可能有科學危機，而沒有科學危機也就不可能有科學革命的發生。因此，“富有成果的科學家也必須是個傳統主義者，他很樂于用已有規則玩復雜的游戲，以便成為一個發現用來玩游戲的新規則和新棋子的成功的革新家”。庫恩還用發散和收斂之間的相互補充及其張力來形象地描述常規科學與科學革命之間的關系。他說：“科學發現和發明本質上通常都是革命的。因此，它們確實要求思想靈活、思想開放，這是發散式思想家的特點……如果不是大量科學家具有高度思想靈活和思想開放的特性，就不會有科學革命，也很少有科學進步。”然而，“常規研究，甚至是最好的常規研究，也是一種高度收斂的活動，它的基礎牢固地建立在從科學教育中獲得的一致意見上，這種一致意見又在以后專業研究的生活中得到加強。可以肯定，在典型情況下，這種收斂式的或者說受一致意見制約的研究工作終將導致革命……收斂式研究的持久時期正是革命轉換所必不可少的準備。”從庫恩的描述可以看出，收斂式的常規科學研究是革命發生的不可或缺的準備，沒有持久的常規科學研究，也就不可能發現和應對反常和危機，也就不可能有科學革命和科學的進步。“科學研究只有牢固地扎根于當代科學傳統之中，才能打破舊傳統，建立新傳統。這就是為什么我要談到一種隱含在科學研究之中的‘必要的張力’。”

顯然，庫恩的核心問題是科學革命，但他著墨的重點卻在常規科學上，強調常規科學研究的持久和堅定所導致的物極必反的效力——舊范式的突破而導致科學革命。因此，在庫恩的思想中，不論是常規科學、反常、危機還是科學革命，都是圍繞范式而展開的。常規科學是范式不變并在范式指導下的解題活動；危機是范式的動搖；科學革命是范式的轉換。

總之，科學革命是新理論取代舊理論，是新范式取代舊范式的范式轉換，這是一個從常規科學到出現反常再到危機并最終實現科學革命的持續發展的過程。

二、哲學思維貫穿科學革命始終

上述分析表明：從形式上看，科學革命是有與舊理論根本不同的新理論的產生，是有不同于舊范式的新范式的產生和確立。那么，新理論與舊理論的根本不同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它是怎樣產生的呢？

對此，李醒民在總結諸多科學哲學家關于科學理論的要素和結構的論述基礎上，認為“成熟的或高級的科學理論是由科學公理（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設）、導出命題或科學定律、科學事實（感覺經驗和觀察資料的科學陳述）三大要素組成的嚴密的邏輯演繹體系。”其中，科學公理是科學理論的邏輯前提或概念框架，是科學理論大廈的建筑基礎，離開它們，科學理論就失去賴以立足的基礎和進一步展開的依據，就根本無從建立起來。也就是說，科學理論的更新是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說的更新，是創建出比原有科學理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說更適合于自然對象、具有更大解釋力的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說的過程。因此，要進行科學革命，必然要有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說的創立，這是前提，也是最為關鍵之點。也可以說，建立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說基礎上而形成的新理論及其被科學共同體所接受，就實現了科學革命。在李醒民看來，科學的概念基礎和基本假設是科學理論賴以立足的本體論和邏輯基礎。“在科學理論的更迭中，特別是在科學史上為數不多的科學革命中，摧毀的正是這個基礎，而不是別的”；“在科學革命中，科學家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設取代了舊的科學公理，比如用牛頓力學的公理基礎取代亞里士多德的概念框架和分類范疇，用相對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設取代牛頓力學的公理基礎，這就是所謂的范式轉換”。對此，愛因斯坦也認為，在面臨科學革命時，“整個物理學的基礎可能需要從根本上加以改造”；“我們關于物理實在的觀念絕不會是最終的。為了以邏輯上最完善的方式來正確地處理所知覺到的事實，我們必須經常準備改變物理學的公理基礎”。

那么，什么樣的科學家才能擔當此任（改變科學理論的公理基礎）呢？答案是：只有那些有意識地對科學所遇到的疑難問題進行哲學思維、在哲學思維的層面上工作的少數科學家。事實上，具體的科學理論都有特定的哲學世界觀為其基礎，要建立新的科學理論就必須找到新的哲學世界觀作為其基礎；而新的哲學世界觀的形成，必須在比科學理論層次更高的、哲學世界觀的層面上來思考問題，它不再是科學層面上的問題，而是更高、更抽象的哲學思維層面上的問題了。

在哲學思維層面上，范式不僅包括科學理論的公設，而且也包括關于這些公設必須適合的世界的預設，關于它們應該如何適合那個世界的預設，關于試圖使它們適合的恰當步驟和判斷何時是成功的或不成功的標準的預設，這些都與哲學世界觀層面上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說相聯系。這依賴于人的整體論（wholism），“整體論導致與傳統觀點的巨大差異。所謂的整體論，我意指下述觀點：組成部分融入這樣的統一體，以至于即使部分本身的性質也受到那個統一體的影響。整體的性質在某種意義上是部分本身的性質的決定因素。庫恩的整體論奠基于整體論的感知理論和整體論的（或融貫論的）意義理論。”對此，馬根瑙（H，Margenau）進行了具體的闡述：在頂端一級，我們遇到所謂的原始經驗（protocol experience），即感覺材料、觀察，它們無凝聚力，本身沒有秩序，需要用在原始領域沒有直接給出的輔助概念（supplementary con—cepts）來“說明”或理論化；說明包含著概念化的程序，處于原始經驗之下的一級結構；在底部，每一門科學都顯示出十分普遍的命題，它們被稱為公理或公設；無論給定的科學在給定時刻的公理是什么，它們都通過演繹的形式分析導出高一級的即較少的普遍的命題，通常稱它們為定律或定理；由定律或定理還可以推出比較特殊的推論；這些推論借助對應規則與經驗資料聯系，以決定其去留。

關于此，庫恩有經典的闡述：“在公認的危機時期，科學家常常轉向哲學分析，以作為解開他們領域中的謎的工具。科學家通常并不需要當哲學家，也不想當哲學家。的確，常規科學通常與創造性的哲學保持一段距離，而且這可能有充分的理由。在常規研究工作中能夠利用范式作為模型進行時，就無須使規則和假定弄得很清楚明白……由哲學分析所找出的整套規則，甚至也并不非要不可。但這不是說，尋找假定（甚至是不存在的假定）不可能是削弱心理上的傳統束縛、并為新傳統提供基礎的一條有效途徑。17世紀牛頓物理學的突現，20世紀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突現，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兩者都以相同時代研究傳統的基本哲學分析為先導和相伴隨的。在這兩個時期，所謂的思想實驗在研究的進步中起到如此重要的批判作用，也不是偶然的。”在此，庫恩表達了這樣幾層意思：（1）在常規科學時期，科學與哲學保持距離，科學家不做哲學家的事，也不想當哲學家；（2）在危機時期，科學家常常轉向哲學分析，并且這種哲學分析是擺脫舊傳統建立新傳統的有效工具和途徑；（3）牛頓物理學、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等的科學革命，都說明了這一點。

當然，這種哲學層面上對問題的分析，也必須結合原有科學理論背后的哲學世界觀問題來進行，即挖掘并揭示原有科學理論與其背后的哲學世界觀的深層關系。這一點，庫恩也進行了闡述，認為“在成熟科學中，新理論以及越來越新奇的發現不能從頭誕生。相反，它們是從舊理論中涌現的，是關于世界應包含什么現象和不應包含什么現象的舊信念的母體中涌現的。通常這種新奇事物太過于奧妙莫測，引不起未受很多科學訓練的人的注意。即使受過相當的訓練……更為可能的是，即使敢于闖進這些領域的科學家，僅僅依賴于他接受新現象的能力以及對新的組織模式的靈活性，也將一事無成。倒不如說他會使他的學科退回到意見尚未一致或自然狀態的歷史階段。”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科學革命實際上是形成科學理論基本概念、基本假說、評價標準、思維方式的變化，是哲學世界觀的改變。因此，科學革命是一場科學觀念和思維方法的徹底重建。當然，科學革命并沒有拋棄已有的經驗材料和經驗知識，只是改變理解原有材料和知識的方式和規則：“科學革命打碎的只是科學理論的舊框架，摧毀的只是科學的舊基礎。”

因此，從本質上看，如何實現科學革命——基本假設的革命即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變革，這是一個哲學問題，只是在自然科學中它是由科學家來表述、刻畫和解決的。純粹的哲學家很難解決這些專業內的科學問題。但是，專業的科學家如果還在原有范式指導下工作而不進行哲學創新思維，也是不能實現科學中的革命的（這并不是說，在科學危機時期，科學家要接受哲學家的指導而從事科學研究；而是說，如果科學家在該學科中不進行本體論和方法論的思考和創新，從而打破原有范式的本體論和方法論禁錮，是不可能實現科學理論創新即科學革命的）。所以，在科學革命中，科學家就是在做哲學的工作。科學家和哲學家都提出某種本體論和方法論，但哲學家要對這種本體論和方法論進行展開和論證，而科學家的工作是把新的本體論和方法論即科學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說具體化為新學科的理論并用實驗加以檢驗。這恰如查爾默斯所說，“對基本原則進行持續的批判，最恰當地說，是哲學而非科學所具有的特征”。而對基本原則進行持續的批判，只能是少數的具有哲學思維能力的科學家所進行的工作。科學家“經常不能”完成新舊范式的轉變，而且，即使那些有哲學思維能力的科學家，如果科學不處于危機中，他們也不能進行或完成科學革命。因而，“替論的發明恰恰是科學家們很少做的，除非在其科學發展的前范式階段和在其后演變期間非常特殊的場合”。在一個學科內，如果像波普爾“猜想和反駁”的方法所表征的那樣，不斷地對基本原則提出質疑，那么該學科就不可能取得重大進步。這是因為那些原則沒有足夠長的不受到挑戰的時間使專門的工作得以完成。雖然愛因斯坦憑借他所具有的創造性和勇氣對物理學的一些基本原則進行了挑戰并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是我們不應忽視這一事實：正是經過在牛頓范式框架內200年的逐一的具體工作，以及在電磁學理論內100年的工作，才揭示出愛因斯坦將會認識到并且用他的相對論來解決的問題。

因而，“在科學革命中，科學家用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設取代舊的科學公理”。在波普爾看來，科學革命就是一個科學理論被另一個科學理論所取代，就是一組主張被另一組不同的主張代替；同樣，庫恩也認為，一場科學革命不僅涉及一般定律的變化，也涉及看待世界的方式的變化，還涉及在那些評價理論時所要持有的標準的變化。

總之，科學革命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革命包含在危機及解決危機的艱難的探索過程之中，沒有對危機和解決危機的探索，就沒有科學革命。這一過程，必須打破原有常規科學時期的科學觀念，并創立新的科學觀念，即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說并建立新的理論范式，才能最終實現。而“獲得新范式、做出這些基本發明的人，幾乎總是非常年輕的人，或者新進入一個其范式將由它們所改變的領域的人，也許對此不需要再做更明確的說明，因為很明顯，他們很少在以前的實踐中受常規科學傳統規則的束縛，他們特別有可能看出，那些規則已經不再適用了，并且去設計出另一套規則代替它們。”

即使在有不同理論競爭對手的威脅時，科學家的哲學思考也是必要的。由于常規科學時期科學家接受訓練的方式以及他們若想有效地工作就必須接受的訓練的方式，他們對他們在其中工作的范式的確切性質，將是一無所知的，也無法加以闡述；但當一個范式受到某個競爭對手的威脅時，他們就必須努力清楚地說明一個范式中所包含的普遍定律以及形而上學原則和方法論原則，以便保護它們免遭有威脅的新范式中的那些替代者的傷害。庫恩總結說，“科學家面臨反常或危機，都要對現在范式采取一種不同的態度，而且他們所做研究的性質也將相應地發生變化。相互競爭的方案的增加，做任何嘗試的意愿，明確不滿的表示，對哲學的求助，對基礎的爭論，所有這一切都是從常規研究轉向非常規研究的征兆”。當人們認為反常正在給某個范式提出嚴重問題時，一個“明顯的無專業安全感”的時期便來臨了。此時，常規科學家開始進行哲學和形而上學的爭論，并且試圖依據哲學論據為他們的創新辯護。

三、哲學與科學的關系

事實上，科學革命不但沒有改變科學與哲學之間原有的生成關系，從某種程度上看反而在這個過程中強化了這種生成關系。從這方面看，具體科學不但是從哲學這一母體中生發出來的，而且在它獨立后的每一次的科學革命中，都要回到哲學思維的層面才能得以完成。可以說，具體科學的每一次重大發展（科學革命）都是借助于哲學思維（哲學世界觀的改變而形成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說）來完成的。

其實，理論思維，就是確立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說，然后形成判斷、推理的過程；沒有這種從概念到判斷、再到推理的過程，就沒有理論及其理論思維。科學理論的發展就是基本概念的邏輯展開，就是圍繞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說的建構而進行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理論的關鍵和核心就是確立并描述各種范疇如何圍繞基本概念而展開并得出結論的。可以說，由基本概念構成的理論的邏輯基礎決定著這個理論的本質以及它在認識對象上可能達到的程度。概念是科學理論大廈的基石，基本概念及其關系構成了科學理論的邏輯基礎。而哲學思維是科學革命的酵母，無論是在科學的創立之時還是在科學危機以及科學革命時期，哲學思維都起到關鍵性的作用。按照馬克思從“抽象到具體”的上升方法，科學理論的邏輯展開必須不斷地與現實對象接觸；從理論的抽象的一般到它的任何一個具體形態，都必須有中間環節作為對應原理，即科學理論的結構形式是由抽象一般、經驗具體和中間環節構成的演繹的邏輯體系。

于是，科學和哲學的關系，可以具體地表述為：一切科學的最基礎部分、也是最深處，都是哲學問題，都必須進行哲學思考。有人把哲學看做概念思維，是很準確的。哲學就是形成對認識對象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說，而推理、演算和驗證就成了具體科學的事了。因而，在哲學和科學之間永遠保有切不斷的“臍帶”，科學借助這一“臍帶”從哲學母體中不斷獲得新生的根基和養分；哲學通過這一“臍帶”，從各門豐富發展的科學理論中不斷獲得重生的形式。按庫恩的說法就是：“恰恰是拋棄批判性對話才是轉變到科學的標志。一個領域一旦轉變成為科學，只有在基礎搖曳的危機時刻才會出現這種批判性對話。只有對相互競爭的理論必須進行選擇時，科學家的行動才像是哲學家。”

更一般地說，哲學是回答為什么（why）的問題，而科學是回答怎么樣（how）的問題。前者是講道理、講原理的學問，后者是講機制、講理論的學問；機制、理論來自于道理和原理，沒有道理和原理就沒有機制和理論。就像地基和大樓的關系一樣，有什么的地基才能建起什么樣的大樓，大樓是由地基決定的；但從思考建什么樣大樓的角度看，也可以說，要想建造什么樣的大樓，就要思考打造什么樣的地基的問題。一個是大樓與地基的原理關系問題，一個是如何造大樓的機制問題。一般情況下，我們并不一定要認識為什么的問題，才能回答怎么樣的問題；但解決了怎么樣的問題，一定包含著對其中為什么問題的正確的原則性理解，即隱含了對為什么問題的原理的理解，雖然我們并不一定知道其中的具體的原理是什么。在科學革命中，科學家從怎么樣的問題回到為什么的問題，即從建什么樣的大樓回到要建什么樣的地基的問題；而在常規科學中，科學家面對的是在一定的地基上如何具體建造大樓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一般地說，哲學家做的是打地基的工作，而科學家做的是在一定的地基上如何建大樓的工作；但在不得不推倒舊大樓而建造更高的新大樓時，問題首先還得回到建造合適的地基問題上，雖然這時的工作還得由科學家來做，但科學家必須在哲學家工作的意義上展開工作，否則他將一事無成。并且這樣的工作，也只能由少數的、有哲學家頭腦的科學家來完成。

篇3

【關鍵詞】 體育 科學 哲學 互動

一、體育與科學的互動關系

體育與科學的互動關系是伴隨著整個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同時體育與科學的發展也是行影相隨的，體育的發展需要科學的支撐，科學指導體育的發展，體育為科學提供了服務，體育與科學的關系既是互動的，又是相互依存的，體育離不開科學，科學也少不了體育，體育是永恒時刻都發生著的。體育和科學的共同基礎是人類的活動，它們追求的目標都是真理的普遍性。科學家追求的普遍性是人類對自然現象的抽象和總結，適用于所有的自然現象。體育追求的普遍真理性植根于整個人類，沒有時間和空間的界限。盡管科學的普遍性和體育的普遍性并不完全相同，但它們之間有著很強的關聯。

二、體育科學化、體育現代化

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建造現代化的奧林匹克、亞運會、全運會等體育中心，同時提高科學管理與組織好中心場館的有效服務，發揮其建造的多功能作用，創造良好的社會經濟效益。在我國一流的乒乓球、羽毛球、排球等優秀選手和教練，取得國際水平的戰績，這一切都體現著體育科學化、體育現代化。

游泳訓練的歷史從游泳競賽出現后就已經開始了。現代游泳訓練到今天已經發展了100余年。100年來，游泳訓練從無到有；從簡單的技術改進，到多種訓練方法和手段的運用；從單純的追求運動量到注重強度與量的結合；從注重發展運動員的體能到強調技術和專項能力并重發展。簡單的說，游泳訓練的發展同人們對于游泳項目的本質的認識緊密聯系。隨著人們對于游泳運動本質的更深入的研究和認識，游泳訓練的發展也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人們科學觀念深刻性的提高，從而把游泳運動訓練工作建立在科學的思維方式基礎上，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

三、體育與科學的哲學思考

體育和科學的互動關系，體育與科學的融合是已經成為21世紀體育發展的大趨勢。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科學與體育的交融，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并已成為當今世界科學文化發展的特征之一。體育的發展，科學的進步，體育的深層哲學思考也越來越深入。對于體育的哲學思考，我個人并沒有太獨到的見解，一直都在努力地探索著和追尋著，什么是體育，什么是哲學，這個概念非常的抽象，很難理解，體育與哲學有什么樣的關系呢?到底里面有什么聯系呢?這樣的問題似乎也引起思考過，一直沒形成系統的東西。

現今社會，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突飛猛進，很難讓人跟得上。體育的發展也呈現了非常繁華的局面，這讓我發現了一些東西，看到體育和科學的跟緊密聯系，工業化的發展，需要科學技術，科學管理，科學創新，就是所謂的學科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同時也需要體育，他們之間就形成一種互動關系，形成一種彼此依賴關系，科學的進步，對體育就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科學是服務人類的，科學的產品也是一樣，體育也是一樣。體育是要人性化的，是和人的需求結合在一起的，這樣才能讓人接受，體育運動動作需要根據人體的內在聯系進行設計，而這個過程就恰恰是科學設計的過程，是科學思考的過程，是體育與科學互動的過程。

體育與科學除了有互動關系之外還有哲學關系。中國武術的發展，與中國古典哲學的關系是非常之密切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太極拳。我們可以通過對中國古典哲學的經典的研究，以期增進大家對它們之間關系的理解。此處所選哲學著作，大部分都是先秦哲學著作，也適度的選取其它時代的作品。另外，也有部分對理解拳法有益的文章，也收錄于此，如《棋經》等。

要提醒一點，就是這些書中所講的東西，要有辨證的思維，要聯系當時的歷史環境來看。另外，也不要斷章取義，要聯系整個文章的精神來看。朱熹說：半日讀書，半日靜坐。讀完書后，是要認真思考才能有所得的。這些古籍中，本人最喜歡讀的是《老子》，其次是《孫子》。《老子》包含許多哲學思想，令人久久玩味。其思維的精華是“天人合一”，可惜，能理解的人太少。更多的人都是退而求其次，以思辨的系統論而替代之。《孫子》是講計謀的，但本人感悟最深的卻是個“正”字。《莊子》分為內、外、雜三篇。一般認為內篇最能反映莊子思想，有可能是莊子所作，或其弟子所錄。外篇可能是徒子徒孫們寫的，雜篇則可能成書更晚一些，有些甚至是漢代的作品。感覺《莊子》尚未能完全領悟《老子》的思想，但已比歷代以來各家對《老子》的注解要強得多。

由于《周易》被奉為經典，人們不敢對其再進行修改，因此，在其后的差不多一千多年中，哲學思想基本上沒有太大進步，陷入機械論和辯證思想交錯存在的一種狀態。本來“易”講的是變化，卻被許多人生搬硬套其中的話語。直到北宋時期，太極學說異軍突起，將周易的哲學思想進行了升華和總結，形成了中國特色的辯證法。其后，經過宋、明兩代人的努力，太極學說與周易學說融為一體，成為有中國特色的辯證哲學。其中太極學說就如同現在講的哲學，而周易就如同現在說的方法論。但人們仍不敢去改經。只是在宋朝時部分文字的次序被儒學大師朱熹改過。

總之，體育與科學的互動關系運用哲學思考的方法是相互聯系的，科學的進步促進體育的發展，體育的發展進一步服務于科學。體育、科學、哲學，這三者是連在一起的，思考起來三個都是要涉及到的。如果用哲學的眼光看待，用唯物辨證主義和方法論來認識，來思考。科學的發展與進步，必然推動了體育的進步與發展。這是一個很好理解的邏輯思維，非常的通俗，雖然運用哲學思考，對上面所進行的論證也許不夠能證明哲學與科學的關系，但我想應該也有一定的道理，哲學與體育、科學的關系也應該是緊密聯系的，哲學思考得越深入就能更好地理解體育與科學的關系，同時科學與體育的進步、發展，也就越能促進哲學的思考。

參考文獻：

[1]中國體育博物館、國家體委文史工作委員會.中國民族傳統體育志[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90.

[2]伍紹祖.與體育文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

[3]中國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

[4]崔樂泉.中國近代體育史話[M].北京：中華書局，1998.

[5]陳武山等.游泳訓練理論[講義].2000.

篇4

把“法理學”視為“法學理論”的代名詞，也許是可以成立的。但它同樣沒有解決這門學科的知識體系問題。因為，當前流行的各種版本的“法理學”，幾乎都是若干理論板塊（法的概念、法的歷史、法的價值、法的運行、法與社會等）的簡單堆積，至于各個理論板塊之間的邏輯關系是什么，卻很少有人深究。

近幾年，在思考“法學理論”的知識體系的過程中，一些學者又把關注的焦點聚集在“法理學”與“法哲學”的關系問題上，并由此引發了多種不同的觀點。比如，有學者相信兩者是一回事，即法理學就是法哲學；也有學者認為它們是可以截然分開的兩碼事，即法理學與法哲學各有自己的研究領域；還有學者認為，二者之間是種概念與屬概念的關系，即法哲學是法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等等。

其實，單從字面上看，“法理學”之“理”與“法哲學”之“哲”，在漢語中，都是含義寬泛的術語。比如，傳統中國有“理學”，后來還有“新理學”。但傳統中國卻無“哲學”這個概念，更無“法哲學”概念可言。概而言之，“哲學”是一個西方傳來的概念，“理學”倒是一個中國本土的范疇，二者分別出自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傳統。因此，如果僅僅通過詞義上的辨析來厘清漢語中“法理學”與“法哲學”這兩個概念的關系，并進而為“法學理論”學科找到一個相對確定的知識體系或理論體系，恐怕將難以得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結論，同時也很難在短期內達成一個普遍認同的基本共識。

當然，我們也可以通過其他的路徑來深入細致地探討“法理學”與“法哲學”的關系，比如，從學術史的角度、“知識考古學”的角度、中西文化比較的角度，等等，也許都會推進學術界對于這兩個概念的理解。但是，如果只想更有效地理解“法學理論”這門學科的知識體系，則不妨通過一種更古老的視角，即從價值與事實二元劃分的認識論出發，來重新審視“法學理論”的內容到底包含了什么。

簡單地說，所謂“法學理論”，就是關于法的基本理論或一般理論，也可以簡稱為“法理學”或“理論法學”。在本文看來，它的內容大致可以一分為二：法律哲學與法律科學。

其中，法律哲學關注的對象是法的應然問題，即關于“法律應當是什么”的問題。研究法律哲學的基本方法是價值分析。有關法的本質問題、本位問題、倫理問題、價值問題；有關自然法、上帝法、神法、人法的問題；有關天理、天道的問題；有關權利、正義、自由等等之類的問題，甚至女性主義法學、批判法學等等西方后現代主義法學關心的問題，只要它涉及到“法律應當是什么”這一主題，都可以歸入“法律哲學”的范圍。對于這一類問題的探討，沒有終點，也不大可能獲得某種“科學”的結論。研究這些問題的目的和意義在于，通過反復的交流與不斷的對話，有可能促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類群體，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內達成共識。

至于法律科學關注的對象，則是法的實然問題，即“法律是什么”的問題。研究法律科學的立場是價值中立，它堅持實證主義的或科學主義的研究路徑。這里的實證主義既可以是邏輯實證主義，也可以是經驗實證主義。從邏輯實證主義出發，可以獲得關于法律概念、法律規則、法律原則、法律推理、法律論證、法律解釋等問題的認識，這部分內容，大致可以歸屬于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研究范圍。從經驗實證主義出發，關注的主要領域是法律社會學、法律人類學、現實主義法學等等，當然還有各種各樣的交叉科學研究，比如：法律與科學技術、法律與經濟發展、法律與生態環境，等等。在關于“法律科學”的研究過程中，大致可以獲得一個實證意義上的“科學”結論。

篇5

【關鍵詞】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與自然；實踐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包含了豐富的生態自然觀，把人類對自然的態度從“物化自然”中解放出來，創立了“人化自然”的觀念， 第一次用實踐的觀點把人和自然統一起來，擺脫了形而上學的束縛。

一、《手稿》中關于人的定義

馬克思將人定義為：“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作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具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然產生的結果，是自然界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就規定了人的自然屬性。另外，“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他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它具有有意識的生命活動。”這樣就把人和其他動物區別開來，人的活動才能稱得上是有目的的、自由的活動。

二、《手稿》中關于自然界的定義

馬克思將自然界定義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在這里有兩層含義，第一：自然界為人類提供生活材料，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創造。”這就說明，自然界是人類活動的源泉，它不僅為人類提供直接的生活資料，而且還為人類的勞動創造活動提供材料、對象和工具。第二：“從理論領域來說，植物、動物、石頭、空氣、光等等，一方面作為自然科學的對象，一方面作為藝術的對象，都是人的意識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無機界，是人必須事先進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糧。”這就說明，不僅人的物質生活來源于自然界，就連人的精神生活也是自然界所賦予的。

三、《手稿》中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研究

馬克思系統地闡述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的無機的身體”。從這兩句話中，就可以看出，人與自然是密切相關的，人是自然界中的人，自然是為人類活動提供可能的自然，兩者相互聯系、密不可分。因此，馬克思提出了“人化自然”的觀點，認為正是通過人的實踐活動改造過并打上人的目的和意志烙印的自然。這樣，就引出了馬克思思想的關鍵所在——“實踐”的概念。

四、實踐活動是人與自然關系的紐帶

（一）實踐活動使人與自然相分離

在《手稿》中，馬克思嚴格地區分了人和動物的區別：“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樣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于他的內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人與動物在對待自然時之所以有區別，是因為人的一切實踐活動都是有目的的、自覺的，而動物的活動則是無意識的、被動的。在這種實踐活動中，人類不自覺地將自然界變成活動的對象，人類在這場實踐活動中占有主體性的地位，因而使人脫離了動物的范疇，使人從自然界中分離出來。

（二）實踐活動使人與自然密切相連

盡管實踐活動使人從自然界中分離出來，但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卻并沒有因為這樣的分離而消失，反而愈加緊密：“通過工業——盡管以異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學的自然界。人通過實踐活動能動地改造自然，使自然界成為有利用價值的自然界，成為人道主義的自然界。另一方面，自然又通過實踐反作用于人類社會，使自然人化。“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正是通過這樣的實踐活動，才使“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完美結合，同時也是人與自然越來越成為一個不可分的整體。

（三）“天然自然”不斷轉化為“人化自然”

“人化自然”和“天然自然”最主要的區別就在于是否參加了人類的實踐活動，“天然自然”是沒有經過改造的“自在之物”，而“人化自然”卻是摻雜了人類的主觀目的和意識并經過實踐活動加工、改造過的“為我之物”。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越來越大規模地進駐自然界，同時也使越來越多的“天然自然”變為“人化自然”。在人類社會早期，由于生產技術的落后，人類只是單純地對自然界進行索取，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生產工具也相應地發展起來，導致人類加工改造自然的過程日愈肆意，甚至不考慮自然界本身的運行規律，這就導致了大自然本身的運行系統遭到破壞，甚至帶來了嚴重的生態危機。

在人類社會突飛猛進的今天，人與自然的關系卻在慢慢失衡，人們的過度開發和不合理利用已使人和自然的矛盾逐漸尖銳，而且對于每一次環境的破壞，自然界都報復了人類，越來越多的生態危機無不提醒著人類要開始重視自然并與自然和諧相處了，而研究馬克思《手稿》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卻可以為人類找到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正確道路，只有發揮好人的主觀能動性、尊重自然規律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因此，正確理解《手稿》中人與自然的關系才是我國當今發展的當務之急。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