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及社會風險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及社會風險，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社會經濟地位；環境風險分配；垃圾處理；環境公正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1CSH019）；江蘇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創新計劃資助項目（CXZZ_0014）

作者簡介：聶偉，男，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江蘇 南京 210093）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169（2013）04-0045-08

一、背景與問題

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問題不但成為制約城市發展的瓶頸，也成為威脅社會安定的隱患。近年來，因有害選址造成的大規模環境抗爭事件不斷增加[1]，引起社會高度關注。城市垃圾處理場的建設，一方面給城市社會帶來了福祉，另一方面卻對周邊居民的生活環境和生命健康造成潛在威脅，正是由于其潛在危害性，“莫在我家后院”是公眾對待有害廢棄物處理場所選址的共同心愿[2][3]，這從側面反映了居民將垃圾處理場、環境風險、社會公平正義直接聯系起來，渴望建立公正的社會秩序。環境公正是社會公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意味著，在環境資源、機會的使用和環境風險的分配上，所有主體一律平等，享有同等的權利，負有同等的義務[4]。本研究關注目前我國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群體是否公正地承擔著因垃圾處理帶來的環境風險？社會經濟地位是如何影響著環境風險分配？

二、文獻回顧

自1982年美國北卡羅納州華倫縣居民大規模地抗議建設有毒垃圾填埋場事件以來，相關學者首次將種族、貧困、教育等社會經濟因素與垃圾填埋結合在一起，環境風險分配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種族和環境風險分配的關系一直是美國環境社會學者研究的重要議題。種族不平等觀點認為，有毒廢棄物垃圾處理帶來的環境風險，在不同種族人群中的分配是不公正的，少數民族人口密度較高的地方更容易選址為垃圾處理場。相關實證研究顯示，美國環保署在1983年通過對美國東南部四個垃圾填埋場周圍的社區進行調查，發現其中三個垃圾場附近主要都是非洲裔美國人[5]，自此之后，大量的實證研究發現，種族是影響環境風險分配不公正的核心因素[6]。種族歧視制度限制有色人種抗議污染設施選址的社會資本和政治力量的培育和動員，將有色人種“污名化”，利于將垃圾場合法化地建立在有色人種附近[7]。

收入是社會經濟地位的核心自變量，收入水映一個人的風險應對能力。低收入者在經濟和政治上處于弱勢地位，使得他們在政府中缺乏發言權，難以參與垃圾選址決策并轉移環境污染，強勢群體很容易將環境風險轉嫁給弱勢群體；弱勢群體在經濟上處于貧困狀態，對工作的渴求，導致弱勢群體對不利于他們的垃圾選址也不強烈反對[4]。實證研究顯示，低收入群體與生活在垃圾處理設備周圍密切相關[8]，低收入群體承受更嚴重的水污染和空氣污染，在實際工作中，遭遇更嚴重的化學有毒氣體和物理風險[9]。然而還有一些研究發現，經濟地位和廢物排放并非線性關系——低收入和高收入地區的環境風險明顯低于中等收入地區[10][11]。

教育反映一個人獲取社會、經濟以及政治資源的能力。西方學者研究表明，政府和企業在選擇新的設備地點時，不希望周邊社區進行反抗進而阻止計劃實行，因此在選址時盡量選擇貧困社區和有色人種社區[12][13]。布拉德（Bullard）通過實證研究發現，能夠組織大規模反抗的社區一般都是具有較高文化程度、較高收入、較少有色人種的社區[14]。其他學者通過多元線性回歸和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驗證發現，受教育程度低、貧困水平高以及少數民族比較集中的社區，承擔更多的環境風險[15]。

國內學者洪大用從國際、地區、群體三個層次上對環境公平進行探討，指出我國存在環境不公的現象[16]。盧淑華通過對本溪市的環境污染和居民的區位分配調查發現，組織或個人的權力資源與環境風險分配有關[17]。王書明通過三類案例研究表明，目前的環境不公正主要與社會轉型期社會分層的變遷有關，強勢的經濟階層對于正在上升的弱勢階層的社會排斥，強勢的經濟社群把環境污染的社會代價轉嫁給處于底層的農村社區[18]。陸文聰和李元龍在環境公正的視角下，揭示環境不公情況下農民工健康損害程度與社會經濟地位、環境污染暴露等的互動關系[19]。

綜上所述，環境風險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美國，他們將環境風險分配與種族、貧困、教育等聯系在一起；而我國的社會結構、發展戰略等與美國迥異，社會經濟地位變量對我國的環境風險分配影響如何？是與美國社會一樣，還是有所不同？特別地，其他的社會經濟地位變量（如居住地）是如何影響環境風險分配的？對這些問題的經驗探討不僅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同時也可以在理論上與現有解釋進行一定的對話。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筆者結合上述對環境風險研究相關理論和實證研究提出基本假設：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群體承擔著不成比例的環境風險，且社會經濟地位越高者，承擔的環境風險越少。在基本的假設基礎上，具體操作假設如下：

首先，基于勞動的性別分工理論。社會期待女性成為家庭的照顧者，相對于男性而言，更容易留在家中照顧家庭，地理流動的機率更小，更容易滯留在風險產生點，承受更多因垃圾處理而帶來的環境風險。基于此設立假設1：女性相較于男性而言，遭受或經歷更多的環境風險。

其次，基于環境風險分配種族歧視模型的假設。該模型認為制度化的種族偏見致使少數民族群體難以獲得政治、社會資源，難以對垃圾處理場建設和運營進行反抗，少數民族群體聚居地容易成為垃圾處理選址地，承擔更多的環境風險[13]。然而中國并沒有種族歧視，實行的是民族友好政策。基于此設立假設2：中國少數民族群體與漢族群體遭受或經歷的環境風險并不具有顯著的差異。

再次，基于環境風險分配理性選擇模型、社會政治模型的假設。這兩個模型強調個體的風險應對能力，理性選擇居住地的能力越強，越可能選擇在環境質量較高的地方；社會資源動員能力越強，越能抵制垃圾處理選址或迫使污染主體清除污染的可能性越高[13]。收入、受教育程度較高者可能擁有較多的經濟、社會、文化資本，可能遭受或經歷的環境風險越少。基于此設立假設3：居民的家庭收入越高，所經歷（或遭受）的環境風險可能越少。假設4：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所經歷（或遭受）的環境風險越少。

最后，基于環境風險分配合作主義視角的假設。合作主義視角主要從國家的政治體系決策結合和政策安排來解釋環境風險分配[4]。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存在城鄉二元體制，相對于農村而言，城市距離政府的權力中心較近，越可能利用政策安排將垃圾處理場建設在農村或城市郊區，致使農村積聚因垃圾處理帶來的環境風險。在政府的制度安排中，現代社會垃圾處理模式采取集中在某一地點處理所有人產生的垃圾，把垃圾處理帶來的環境風險集中在距離垃圾場較近的居民身上，少數人的利益受損換取多數人的環境收益[20]。基于此設立假設5：居住在城市社區的居民相對于居住在農村社區居民而言，遭受或經歷的環境風險更多。假設6：住戶離垃圾場的距離越遠，所經歷或遭受的環境風險越少。

本研究還試圖通過數據分析年齡對環境風險分配的影響，以往文獻表明，年齡與環境風險分配均呈現正相關[21]，基于此設立假設7：年齡越大，所經歷或遭受的環境風險越多。

（二）研究數據

本研究的數據來源于2011年7月份在廈門市開展的“居民生活環境”問卷調查。本研究的調查對象分為兩類居民，一類為垃圾場附近的居民，另一類為非垃圾場附近的普通居民。針對垃圾場附近的居民，采用立意抽樣，以廈門3個大型垃圾處理場（湖里區后坑垃圾綜合處理基地、翔安區新圩垃圾場、海滄區東孚垃圾填埋場）所在地為圓心，分別以3公里為半徑立意選取垃圾場周邊的社區，在社區內部采取隨機抽樣方式抽取400個樣本綜合考慮垃圾場運營狀況和周邊人口，后坑垃圾場：新圩垃圾場∶東孚垃圾場的樣本分配比例為3∶3∶2，在后坑垃圾場、新圩垃圾場、東孚垃圾場周邊社區約分別發放150份、150份、100份調查問卷，在調查實施過程中，適當增加了入戶調查的戶數，以保證最終問卷收回的份數與計劃相符。針對非垃圾場附近的居民采用多階段抽樣方法，在廈門市轄區中抽取思明區和湖里區作為調查范圍根據廈門市的經濟發展狀況和城市發展水平，思明區和湖里區的城市發展水平相對較高，與城市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海滄區、翔安區形成鮮明對比，所以非垃圾場周邊居民的問卷調查在思明區和湖里區展開。截止2009年，思明區的總人口為81.7萬人，湖里區除去垃圾場所在金山街道外總人數為54.69萬，兩個區的人數比例約為3∶2，為此我們分別在思明區和湖里區分別發放大約180份、120份問卷。，在兩個區14個非垃圾處理場所在街道中隨機抽取10個街道，再從10個街道中隨機抽取1～2個社區，每個社區按照隨機原則抽取20個調查戶，每戶抽取1人作為最終調查對象，抽取300個樣本。本次調查對象為18～70歲的居民，共發放問卷700份，回收有效問卷660份，有效回收率達94.29%。

（三）因變量

本研究的因變量為環境風險分配。學術界對于環境風險的理解存在兩種爭論：實在論和建構論。實在論者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學領域，他們傾向于把環境問題看作是技術問題，環境風險是由于自然或人為活動等事件引起給人類生活帶來的不確定狀態及其相關損失，這種不確定性是客觀存在的，可以通過概率函數加以計算的[22]。環境風險的建構論者一方面承認環境問題的客觀存在及其引發的環境風險，另一方面也強調環境風險也有其主觀的面向，認為環境風險是社會建構的[23]。因而自然科學與環境社會學關注的風險分配不同，自然科學強調使用系統科學的方法精確測量風險的暴露程度；而環境社會學則強調使用主觀風險評價法來測量不同群體的風險分配，強調風險的實際分配，即已經發生的風險分配情況，從認知過去的風險經歷或當前的風險遭遇來測量。本研究在借鑒學者[24][25]對于風險分配的測量基礎上趙延東、卜玉梅等對食品風險分配的測量方式如下：“過去兩年中是否遇到過食品安全問題”，并對遇到過的受訪者追問其“若遇到，其對健康的影響程度如何”。其中，對健康影響程度的測量選項從很小到很大，分別賦值1至5分，分數越高，代表影響程度越大，以此來代表受訪者的風險分配。，自行設計了一個環境風險分配量表，我們在問卷中詢問被調查者：“垃圾處理過程中會產生一些問題，在多大程度上已經影響到您的生活質量？”并設計了11個指標（如表1所示）考察居民所經歷或遭受的環境風險，每個指標答案分為“嚴重影響”、“有些影響”、“不清楚”、“沒什么影響”、“完全沒什么影響”五種。描述統計結果表明，在這些指標中，影響居民生活前五位的為垃圾處理滋生病菌、帶來臭味、危害身體健康、污染水源，居民經歷的健康與物理風險明顯高于社會風險。

統計檢驗表明，該量表具有較高的信度，Alpha系數為0.93，表明這些項目具有較強的內在相關性，根據主成分法對這11個項目進行因子分析，經過變值精簡法旋轉后，抽取了兩個公共因子（如表1所示）。用這兩個公共因子來代表這幾個變量的主要特征，方差貢獻率達到69.20%，KMO值為0.933。根據因子負載，將這兩個因子分別命名為：健康與物理風險因子和社會風險因子，健康與物理風險因子包括“垃圾處理帶來臭味”、“污染水源”、“發出噪聲”、“污染土壤”、“滋生病菌”、“制造心理壓力”以及“危害身體健康”。社會風險因子包括“垃圾場附近產業貶值”、“減少工作機會”、“降低收入”以及“人口減少”。

為了把個人所經歷或者遭受的環境風險綜合用一個變量來表示，筆者把兩個因子的值分別乘以其方差后相加，即：個人所經歷或遭受的環境風險=健康與物理風險因子值×0.594+社會風險因子值×0.098，我們可以將上述綜合變量的因子得分，作為反映個人所經歷或遭受的環境風險的指標。為了便于分析，通過公式[26]將其轉換為1到100之間的指數轉換公式：轉換后因子值= （因子值+ B）&A。 A= 99/ （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 B= （1/A）·因子最小值。B 的公式亦為，B=[（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99]·因子值最小值。

（四）自變量

本研究的自變量為社會經濟地位。社會經濟地位是指基于個人的教育、收入、居住地等基礎上，個人相對于其他群體而言所處的社會和經濟位置，是一個綜合考慮社會和經濟兩方面的綜合指標[27]，同時社會經濟地位還包含個體的人口學特征[28][29]。基于此，本研究的社會經濟地位主要包括個人的人口學特征、經濟、社會地位測量，人口學特征主要從性別、年齡、民族進行測量，經濟社會地位主要從受教育年限、收入、居住地（城鄉社區類型、住家離垃圾場的距離）三個方面進行測量。本研究所涉及的所有變量及其特征如表2所示。

四、模型及分析

本研究以居民所經歷或遭遇的環境風險因子得分為因變量，以社會經濟地位為自變量，建立多元回歸模型，分析社會經濟地位變量對環境風險分配的影響。兩個回歸模型的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脹因子（VIF）結果均落在否定多重共線性范圍之內（0

第一，性別在環境風險經歷或遭遇上不存在顯著的差異，假設1未得到驗證。此發現與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結果呈現出不一致性，王朝科研究表明不同性別之間承擔的環境風險呈現較大差異[30]。西方學者表明，女性承擔的環境風險明顯多于男性[31]。調查發現，廈門市是福建省的經濟發展中心，是一個重要的勞務輸入地，垃圾場周邊大部分的居民并未選擇外出務工，而是選擇在垃圾場周邊附近的工業區或商業區務工，形成白天在工廠務工、晚上回家的模式，并未出現“大批男性外出務工，而女性滯留在農村”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不同性別承擔的環境風險不存在顯著差異。

第二，年齡與風險經歷呈現出負相關，這說明年齡越大者，所經歷或遭受的環境風險越少。假設7未被證實。貝克認為風險感知和風險不是不同的東西，而是相同的東西[32]，年齡越大者，其風險感知能力較弱，并未意識到自己所經歷或遭受的環境風險，因而呈現年齡與環境風險分配的負相關效應。

第三，民族對環境風險分配的影響不顯著，假設2得到驗證。此發現與西方研究存在不一致性，西方研究表明，種族是風險分配不公的決定性因素；1983年，休斯敦的25個固體廢棄物處置場中有21個位于非洲裔美國人社區周邊[37]；2007年，廢物設施的3公里范圍之內56%的居民是有色人種[13]。

第四，收入與環境風險分配存在負相關關系，且統計檢驗顯著，收入每增加一個對數單位，其經歷的環境風險得分降低2.599分，假設3被證實。與以往研究結果保持一致性，西方研究結果表明，低收入階層承受更多的環境風險[15][33]。一方面，收入越高者，其可動員的社會資源越多，越可能動用社會資源去阻止垃圾場的建立，另一方面，收入越高者，其風險應對能力越強，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減少環境風險；當環境風險積累到難以承受之地步時，其可通過遷移來規避環境風險，而收入越低者缺乏經濟支付能力，難以作出理性行動和選擇最佳的居住場所，不具備轉移風險的能力，承擔更多的環境風險。

第五，受教育年限對環境風險經歷的影響不顯著。在垃圾場周邊居民模型中，受教育年限與環境風險具有負相關性，但不具有顯著的統計性，假設4被否定。這一點與國內外研究存在不一致性。潘斌指出，社會風險的分配依賴于風險知識、風險治理等風險應對能力，教育程度越高，風險防范知識和風險應對能力越強，承擔的環境風險越少[34]。西方學者研究表明，垃圾場選址一般都選擇在受教育程度低的地區，受教育程度越低，承擔的環境風險越多[14]。我們的調查發現，后坑垃圾場位于廈門市區，垃圾場自1999年運營以來，管理一直較好，沒有發生過重大的擾民事件；2008年開始，隨著島內建設重心的東移，廈門市政府計劃把周邊社區作為城市重點開發區域，改造成廈門新的中心城區，并在后坑垃圾場附件建立了大量的人才保障性經濟適用房和公務人員保障性住房，大批本科及以上的人才入住，他們同樣經歷著較高的環境風險，因而不同的受教育年限者在環境風險經歷上不具有顯著的差異。

第六，農村社區居民的環境風險經歷顯著高于城市社區居民，假設5得到證實。回歸系數顯示，與農村社區居民相比，城市社區居民的環境風險經歷低16.672分。同時，城市社區的標準回歸系數為-0.399，其絕對值為所有通過檢驗變量中最大的；表明城鄉社區是影響環境風險分配的最終重要因素，大量的生活垃圾和工業垃圾往鄉村垃圾場轉移，產生環境風險，致使農村居民經歷的環境風險明顯高于城市居民。

第七，住家離垃圾場的距離對環境風險的分配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假設6得到支持。模型2顯示，與居住在離垃圾場1公里范圍之內的住戶相比，居住在離垃圾場1～3公里和3公里以上范圍的住戶的風險經歷得分分別低6.968分和9.733分。住家離垃圾場的距離越遠，經歷的環境風險越低，表明垃圾場周邊居民和非垃圾場周邊居民承擔著不成比例的環境風險，環境風險分配以垃圾處理場為圓心向不斷遞減。

五、結論與討論

隨著我國生活垃圾污染問題日益加重，學者對于環境風險關注日益增多，然而更多的關注只是停留在個案研究上，仍缺乏系統定量的研究探討環境風險分配。本研究基于數據分析，基本得到以下結論：第一，環境風險并非公正地分配于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群體中，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群體承擔著不成比例的環境風險，社會經濟地位是影響環境風險分配的重要因素。第二，年齡、收入、居住地（城鄉社區類型、住家離垃圾場的距離）是影響環境風險分配的顯著因素。第三，性別、民族、受教育年限對居民的環境風險經歷影響并不顯著。

本文關于環境風險分配的研究與西方存在明顯區別：首先，西方學者將環境風險分配與“民族”、“教育”、“性別”等社會因素[4][13]聯系在一起，而本研究發現這些變量都不具有顯著的統計性；本研究認為，在美國，有色人種較多且處于弱勢群體地位，政府在垃圾場建設時采取“最小抵抗原則”，有色人種地區易成為垃圾場選址地。而在我國，漢族人口比例達到92%以上，少數民族比例較少；與美國種族歧視制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采取各民族共同繁榮的政策，因而沒有出現少數民族承擔更多環境風險的局面，民族對我國環境風險分配并不產生顯著影響。伴隨著保障房政策的實行，人才保障性經濟適用房和公務人員保障性住房在各城市全面建設開來，保障房一般建在城市地價比較便宜的邊緣或郊區，甚至可能選址在垃圾場周邊，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者亦可能承受較高的環境風險。由于選擇調查地點的原因，性別對環境風險分配的影響不顯著，這一點有待以后的研究進一步論證。其次，與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環境風險分配關注的焦點不同的是，我國的環境風險分配不公突出表現在城鄉的環境風險分配差異上，城市居民經歷的環境風險明顯低于農村居民，對此本研究認為這可能與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存在關聯。第一，我國采取優先發展城市的戰略，出現了城鄉二元體制，形成了城市中心—農村邊緣的模式，處于城市中心者，在政治及行政的治理活動中有著不可挑戰的支配權，面對風險，城市中心者有權做出分配的選擇，可以把原先產生于中心地帶和應當由中心地帶承擔的風險分配出去[35]。第二，我國絕大部分生活垃圾污染防治投資基本都在城市，而農村很難得到生活垃圾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的資金，缺乏相應的環保設施，致使農村居民經歷更多的垃圾處理風險。第三，城市在將大量生活垃圾污染轉嫁給農村居民的同時，卻沒有給環境利益遭受到損害且相對貧困的農村給予風險補償，消減垃圾處理帶來的風險，使得風險積聚在農村居民身上。第四，城鄉居民較大的社會經濟地位差異決定了他們抗風險能力的不一致性，居住在城市社區者相對擁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金融資產總量和較高人均值，能夠有效地抵制社會風險[36]，而農村居民其抗風險機制明顯弱于城市，難以采取有效措施規避風險，致使風險積聚。

總結起來，社會經濟地位對環境風險分配的作用機制如圖1所示。垃圾場的建設與運營給周邊社區帶來一定的環境風險，相關部門采取措施消減環境風險，但難以消除，形成了環境風險的初次分配。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群體的風險應對能力差異影響著風險重新分配。社會經濟地位高者擁有一定的經濟資本、政治資本、社會資本和話語權力等風險應對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環境風險分配格局。社會經濟地位越高者，其擁有的社會網絡規模越大或網絡規模勢力越強[37][28]，其關系疏通能力越強，對環境危害做出各類抗爭的可能性越高[37]。若環境抗爭失敗，社會經濟地位越高者，其收入相對較高，具有理性選擇居住環境的經濟能力，有能力搬離環境風險區域，規避環境風險，承擔較少的環境風險。社會經濟地位較低者，風險應對能力較弱，若選擇沉默和抗爭失敗，則集聚一定的環境風險。深入訪談發現，當垃圾處理風險嚴重干擾日常生活時，他們會選擇“堵馬路、靜坐”等原始抗爭方式，向制造污染的垃圾處理抗議，然而只要垃圾處理單位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社會經濟地位較低者就選擇停止抗議，這種接受“以錢補污”的短期維權策略行動并沒有徹底消除環境風險，而是積累了環境風險。風險的不平等分配“實際上是一種強權邏輯，即誰有權勢，誰就轉嫁風險，誰沒權勢，誰就承擔風險”[38]，風險分配呈現出一種階級或階層定律，遵循社會經濟地位邏輯，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存在重合性。因而在以后政策制定中，不僅需要關注不公正的環境風險分配，同時也需要關注環境保護責任和義務的分配。應加強對垃圾場周邊居民的補償機制，降低環境和健康風險，保障垃圾場周邊居民和低收入者的環境權益。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作為一項探索性研究，我們只是初步證實了社會經濟地位與環境風險分配之間的關系，但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社會經濟地位對環境風險分配的影響應該是長期性和歷時性，縱向跟蹤數據顯然比橫截面數據更適合于厘清社會經濟地位與環境風險分配的復雜關系，而本研究受條件限制只獲取了某一時點的截面數據。第二，社會經濟地位與環境風險分配的兩者之間的關系實際上非常復雜，其中許多機制在本文中未能充分挖掘，如在社會經濟地位與環境風險分配之間可能還存在環境意識等中介變量，這些未能充分考慮到，本研究的觀點和結論還有待通過進一步大規模、縱向調查的實證研究來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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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鍵詞：環境與社會風險；財務績效；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國際金融公司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5）09-0055-04

一、引言

1956年，國際金融公司（IFC）正式成立，其運營宗旨是通過 “鼓勵成員國，尤其是在欠發達地區的私營企業成長”從而促進發展中國家與地區的私營部門發展。雖然隸屬于世界銀行集團，但是IFC更像是一個“銀行”而非公共投資機構――IFC的投資并不會得到政府擔保，完全由自身承擔所有投資風險，并從中獲取利潤。因此，IFC較早地通過不同的金融工具與方法建立了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在實踐過程中，將其融入企業文化、政策設計、組織構架、管理體系以及人才培養體系等各個方面，特別是積累了豐富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經驗。基于對全面風險管理的強烈需求，IFC比其他向私人部門融資的多邊金融機構更注重投資的可持續性。全面風險管理理念的轉變，促成了由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政策、績效標準以及相關措施組成的可持續發展框架，為IFC開辟了一條可持續發展之路。

為了打破多年來學界以及業界對可持續發展口號式認知的局限，本文將探討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對IFC商業方面的可持續發展產生怎樣的作用，即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如何影響IFC的財務績效表現以及二者之間的關聯關系。

二、國際金融公司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變革的歷程

私人投資領域將環境因素納入考慮范圍開始得較晚，并且對于環境問題的認知，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停留在“環境保護超出了商業領域范疇，僅僅是為了政治目的”。同樣，在時間上，IFC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的關注并不占優勢。20世紀80年代末，IFC在篩選投資項目時依然以投資回報率等財務指標作為唯一標準；在這一階段，沒有獨立的環境、社會政策與流程來管理融資項目，也沒有設置專門的環境管理的職能崗位。直到1989年IFC才聘請了第一位專業的環境評估師，正式開啟了對環境問題的關注。之后，隨著全球范圍對環境與社會問題的關注以及外部監管環境的變化，IFC針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在理念轉變、政策建立、內部職能設置、具體管理工具與措施等多方面經歷了一系列變革，最終形成了在國際金融領域具備領先地位的可持續發展框架。

變革歷程的重要轉折點出現在IFC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理念的轉變，即從防御型風險管理理念逐漸向主動尋求可持續發展理念轉變。IFC在實踐過程中，逐漸意識到對投資項目進行環境與社會風險審查，實際上是以某種合規要求來規范項目，是一種被動的風險防御方式。2001年可持續發展倡議的提出，標志著IFC風險管理理念的轉變；2006年可持續發展框架的正式推出，標志著可持續發展理念的配套政策出臺，并付諸實踐；2012年IFC最新的可持續發展框架。該框架由環境與社會可持續政策（描述IFC如何致力于環境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環境與社會績效標準（規定客戶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責任與角色）以及信息披露政策（規定IFC在透明度與可計量性方面的責任）組成。該框架的核心是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八項績效標準，這一績效標準已經成為私人投資部門的最佳實踐標準，同時也被公共投資部門所采納，例如歐洲發展金融協會。

在不斷變革與實踐過程中，IFC逐漸認識到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與經營宗旨的最好方式是“在商業規則下對私人部門借貸行為中，傳播以及實施IFC解決環境與社會問題的專業能力，從而有能力在高風險區域獲得盈利；增加IFC金融服務附加值，區別于其他金融機構；激勵員工，留住人才；消除貧困與幫助私營部門發展。”

三、實證分析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探討IFC環境及社會風險管理與企業成長（財務表現）之間的關系，采用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 ARDL）進行分析。

[CFPt=α0+i=1mαiCFPt-i+j=1nβjESGt-j+ρtControlVariablest+εt]

[εt?IN[0，σ2ε]] （1）

其中CFP表示財務績效變量；ESG表示環境與社會風險衡量指標；Control Variables表示控制變量； m、n分別是CFP與ESG的最大滯后期。

ARDL模型由佩薩林和申（Pesaran和Shin）于1996年提出，在之后一系列研究成果中得以推廣。ARDL模型的出現為研究變量之間長期關系提供了有效工具。該模型的優勢在于，相較于標準的協整模型，ARDL模型不需要各個變量的時間序列一定是同階單整，即便樣本量處于非平穩狀態，都可以用ARDL模型來檢驗變量之間的長期關系，并可以得出有效一致的估計結果。

（二）數據樣本

1. 環境與社會風險衡量指標。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度量是本文研究的關鍵所在，也是難點所在。這一難點被國際金融公司所建立的項目評價體系所化解。IFC獨立評估小組（IEG）及時、無偏向地對該公司投資項目的發展成果進行評價。IEG在項目周期的各階段對發展成果進行實時跟蹤、獨立測評，采用27個指標對項目的環境與社會績效進行測評，所得結果如圖1所示。

數據來源：國際金融公司年報（2006―2014）與可持續發展報告（2000―2005）。

圖1：國際金融公司環境與社會績效評分

2. IFC財務績效衡量指標。當前，用以衡量企業財務績效的指標可以分為兩類：市場類收益指標和會計類指標。其中，市場類收益指標主要基于資本市場的交易數據，反映對股東的回報。如果采用市場收益指標來檢驗可持續發展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必須考慮市場有效性問題。如果企業致力于可持續發展的行為確實能夠改善企業財務績效，那么關于企業致力于可持續發展的信息一旦傳遞到一個有效的市場時，該企業股價應當迅速發生變動。因此，市場收益作為企業財務績效的指標適用于采用事件研究法來分析可持續發展對企業財務績效的影響。

會計類主要基于公司的財務報表數據，反映整個公司的經營成果，而不僅僅從股東角度出發。此外，本文旨在探究環境及社會風險管理行為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的長期關系，因此，本文采用會計指標來衡量企業財務績效。在企業眾多財務指標中，根據格里芬和馬洪（Griffin和Mahon）對相關文獻進行的梳理，本文選取反映企業盈利能力的資產收益率（ROA）作為主要財務指標變量。

3. 控制變量。控制變量是指可能對企業財務績效產生影響的不可或缺的變量。本文選取公司規模、資產負債率作為控制變量。其中，總資產取對數（LNTA）表示IFC公司規模。在規模效應理論支持下，通常認為公司規模對企業財務績效的影響是正向的。資產負債率（DTA）是企業調節財務管理的一個杠桿，是反映企業資產狀況和經營情況的一個重要指標。本文財務績效指標與控制變量均可以從IFC年報中獲得。

四、實證分析與結果討論

（一）模型檢驗與估計

首先，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ADF檢驗。根據單位根的ADF檢驗，ROA、LNTA、DTA3個時間序列均是非平穩的，本文采用johansen檢驗尋求這3個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協整秩的檢驗結果表明，存在唯一一個線性無關的協整向量，也就是說存在唯一協整關系。

鑒于樣本數據量有限，根據不同滯后期回歸后調整的可決系數、AIC、SC準則等，得到滯后期數為3， ARDL模型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

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與財務績效之間的長期協整關系如下：

ROA=1.721+0.182LNTA+0.155ESG+0.357DTA （2）

（15.87） （6.85） （3.21）

[0.0527] [0.0247] [0.0084]

由于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ARDL）引入了被解釋變量的滯后期放在方程的右邊，所以需要對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進行LM檢驗和White異方差檢驗等，結果顯示，殘差序列不存在異方差且接受無自相關的假設（結果見表2）。因此，上述回歸結果具有可靠性。

（二）結果討論

首先，根據長期協整關系以及誤差修正模型的估計結果可以確定，IFC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對財務表現具有正面作用（協整方程中ESG系數為正）；其次，DESG當期與DESG滯后一期對DROA均呈現出顯著負向作用； DESG滯后二期對DROA呈現正向作用，但是統計結果并不顯著；DESG滯后三期對DROA呈現出顯著正向作用。也就是說長期來看，IFC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政策以及實施措施對其財務績效的表現具有正面影響；然而當期以及滯后一、二期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對財務績效的正面作用不顯著，甚至出現了負面作用，直到滯后第三期才呈現出對企業財務績效的正面作用。這一結果是容易理解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需要耗費公司資源，特別是對具體項目會增加一定的成本，在短期有損直接經濟利益，即表現出對財務績效的負面作用。長期而言，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實施，全面提升IFC的風險管理能力、人員專業化程度等，這些方面的改善都增強了IFC運營的“軟實力”，這種“軟實力”的增強往往需要一定的時間積累，難以在短期的經濟利益中顯現，即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對經濟顯現正面作用在時間上會有一定的滯后。

五、小結

本文通過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來探討國際金融公司實施環境及社會風險管理與財務績效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相關關系，以及前者將對后者產生怎樣的影響。通過實證分析結果可以看到，國際金融公司環境及社會風險管理措施對財務績效的影響為正，而且這種影響是顯著的，這些措施在短期內或許是增加成本的，但是從長期來看，其對自身企業的管理、員工的培養，特別是重視對合作企業的幫助，都有利于其財務業績的提高。特別是，國際金融公司的投資多發生在發展中國家，面臨投資環境復雜、項目技術難度大、需要克服困難多等一系列復雜情況，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政策的建立、實施對項目融資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管理手段。此外，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工具的不斷嘗試和實踐，已經使得國際金融公司在全球金融機構中脫穎而出，為其贏得了良好的聲譽。在國際項目融資中，國際金融公司的參與常常被作為一種項目可行性的標志，這是自身品牌價值的體現。

綜上所述，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由內而外地提高了國際金融公司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對內，打造自身深厚的專業基礎；對外，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以及增加公司附加值。國際金融公司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涉及范圍廣泛、內容豐富、相關措施翔實規范。加之國際金融公司的宗旨及其特殊角色，使得其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方面的經驗對我國商業銀行具有較強的借鑒價值。

目前國內商業銀行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方面與發達國家銀行相比，整體處于較低水平。并且，國內商業銀行尚未從理念上真正認識到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重要性，往往只是將其作為口號或者僅僅是為應付監管層面要求而設立的，因此也就沒有相應的具有可行性的措施。

本文的研究初衷是為商業銀行提供一個內部來實施可持續發展的措施。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與IFC財務績效的長期正向相關關系，對商業銀行是一個重要的激勵。雖然短期看，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措施的實施確實增加了成本，對企業財務業績具有一定負面作用，但是這些成本并不是沉沒成本。對商業銀行增強競爭力、提升品牌價值從而獲得長遠利益具有顯著作用。因此，商業銀行應該將環境與社會風險納入整個業務流程中，從而增強自身風險管理能力，全面提高經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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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剛過，我們就召開全縣軟環境建設暨機關思想作風建設大會，總結去年機關思想作風建設工作情況，部署今年機關思想作風建設工作要求。剛才，林書記代表縣委、縣政府作了很好的報告，指出了機關思想作風建設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三個單位進行了很好的交流發言。總體上說，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機關作風建設，機關各部門按照縣委、政府的要求，與時俱進，不斷加強機關作風建設，*發展的軟環境越來越好，應該充分肯定。特別是*年，*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良好成績，這是我們機關干部圍繞大局、履行職責、認真工作的結果，可以講，沒有全體機關干部的潛心工作、努力工作、忘我工作，*不可能有這樣的發展業績。但是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對機關作風建設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對今年宏觀經濟趨緊、發展任務更重的新形勢，我們機關作風建設要與時俱進，提高水準，營造更好的投資軟環境。我們每年都召開機關作風建設大會，重要性顯而易見。作為縣、鎮兩級機關來說，既是領導機關、首腦機關，也是服務機關。機關作風建設水平決定著這個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狀況，體現了這個地方干部隊伍的素質高低，反映了這個地方群眾對領導干部的看法。一個地區發展的差異有多種因素，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領導干部的思想作風建設。地區與地區之間發展的差異根本原因在于人，人的差異關鍵在思想作風建設上。如果一個地方干部隊伍思想作風建設過硬，自身要求過硬，這個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就高，發展速度就快；反之，如果這個地方干部隊伍的能力素質和作風建設不能與自身責任相匹配，這個地方發展要跟上時展的節拍，那是不可能的。在報告中，林書記對09年度機關作風建設提出了新要求，希望各級各部門包括一區七鎮認真學習，積極貫徹，把機關作風建設抓得更實，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翻兩番目標奠定良好的思想和作風基礎。*經濟社會發展關鍵*的廣大干部，只有提升干部隊伍的思想、素質、水平、能力，*的發展才有保證，反之，*要實現跨越發展是極其困難的。最后，我想強調一點，就是機關作風建設要進一步提升標桿，爭創一流的服務環境，為*經濟和社會事業的跨越發展提供堅實保證。今天，我講的主題就是：“不斷提升標桿，爭創四個一流”。

第一，要有一流的精神狀態。

首先，面對嚴峻的金融危機，我們要有知難而進、迎難而上的精神狀態。09年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宏觀經濟形勢非常嚴峻，對*經濟發展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同。宏觀經濟環境對*發展造成了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我們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冷靜分析，在趨利避害中搶抓機遇，另一方面我們更要有良好的精神狀態，以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奮發精神，咬住提前翻兩番目標不動搖，在區域發展中力爭領先。

其次，面對良好的發展態勢，我們要有謙虛謹慎、乘勢而上的精神狀態。近幾年，通過全縣干部群眾的共同努力，*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我一直說，如果一個地方只為過去的成績而自豪，不為明天的輝煌去努力是沒有意義的。一個城市、一個地區，只講輝煌的歷史是沒有意義的，更重要的創造更加輝煌的明天。*發展取得了一些成績，各方面表揚多了，我們有些人就自以為上，甚至驕傲自滿，這是不行的。作為我們來說，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更要保持冷靜，客觀分析，理性對待，謙虛謹慎，乘勢而上。*發展的成績來之不易，我們要更加珍惜，不能把取得的成績作為驕傲自滿、小進自滿的資本，而要把取成績作為繼續發展的信心和動力，全力以赴地推動*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

第三，面對繁重的發展任務，我們要有自加壓力、負重奮進的精神狀態。09年是我們五年翻兩番提前一年實現的決戰之年，宏觀經濟形勢復雜多變，發展的任務艱巨繁重，如果沒有自加壓力、負重奮進的精神狀態，要完成各項目標任務是非常不容易。講成績是為了樹立信心，鼓舞士氣，振奮精神，激勵斗志。我們取得的成績只是自己與自己縱向相比的，這是微不足道的成績，如果橫向比就我們和別人的差距就大了。*年，我們一般預算收入超過10個億，作為*來說是上了一個新臺階，也是歷史性的跨越。但是如果我們放眼與發達地區相比，真是沒有辦法相比較的，昆山*年一般預算收入達115億，而且增長速度還在20%-30%，一年一般預算收入凈增達20-30億。*人要冷靜理智的看待取得的成績，謙虛謹慎，自加壓力，負重奮進，加快發展。

第二，要有一流的服務水準。

要創一流的服務水準，必須要有強烈的服務意識、卓越的服務才能、科學的服務機制、嚴格的服務要求。

首先，要有強烈的服務意識。領導就是服務、機關就是服務。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競爭，從政府來說，服務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所以講，環境是生產力，服務就是競爭力，宗旨是生命力。服務意識是服務水平的基礎，如果各級干部沒有強烈的服務意識，要提升各級干部的服務能力和水平是不現實的。我們各級干部要增強服務發展、服務企業、服務基層、服務群眾的意識，主動服務，積極作為，造就良好的發展環境。

其次，要有卓越的服務才能。有了服務意識還要有服務能力。*要實現加快發展、跨越發展，要爭先進位、跨越趕超，就而要比別人更高的服務本領，比別人更卓越服務才能。*人是有這個能力和水平的，但要在服務發展、服務企業上體現出來，我們每個機關工作人員都要把自己卓越的服務才能體現在服務發展、服務企業上。一是各級領導干部、所有機關干部要做到眼界寬、思路寬、心境寬。思維的水平就決定了的服務的層次，為什么有的地方發展引領時代，有的地方發展卻一直落后，根本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這個地方的干部有無遠見卓識、寬廣思維的能力，當然還有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一個地方領導干部沒有水平，那這個地方發展肯定滯后。我們每個干部都是服務者，我們的遠見、眼光和水平就決定了*的發展。每個同志、每級組織、每個部門要有強烈的責任感，要以對*人民負責的態度，提升自己能力和水平，真正做到眼界寬、思路寬、心境寬，為*經濟社會發展貢獻力量。二是要有精湛的業務能力。少數干部要想一想，自己的業務能力能不能勝任職責要求。我們有些人欲己昏昏，卻要想使人昭昭，自身工作不能高標準、嚴要求，官小架子大，明明該辦的而不去辦，這些現象在個別地方還存在。三是要有工作活力。一個地區活力有多大，發展能量就會有多大。機關各部門要加強管理，使每個機關干部的積極性、創造性得到充分發揮，進一步增強機關的創造活力。四是要有創新力。要做到在法律范圍之內，別人辦不到的事情，*人能辦到，這是衡量各級干部卓越服務才能的重要標準。*干部隊伍是高素質、高水平的干部隊伍，還要用更高的標準來衡量，真正體現卓越的服務才能。卓越的才能，在工作中體現在爭先創優上，在發展中體現在與發達地區橫向對比上。各級各部門、每個同志要以更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推動*更快的發展，使*人民得到更大的實惠，使*人民以生活在*而感到自豪。

第三，要有科學的服務機制。提升服務水平，除了思想意識、服務能力的提升，科學的服務機制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行政審批機制、管理機制、考核機制、監督機制等等，這些機制都要不斷完善優化。今年，所有應該進入行政服務中心的部門，必須全部進入，否則造成兩頭辦理，怎么提高辦事效率，無論哪個部門都不能找理由不進入。年我們要進一步加強管理、監督機制建設，在選樹先進典型的同時，對不負責任的干部，將采取措施，嚴肅處理。客觀上講，在對干部的監督、管理上，我們以造就寬松環境為主，更趨向于教育，啃硬動真還不夠，這一點我是有責任的。我們少數干部把寬松當放松，把尊重當遷就，這是不行的。今年我們要在加強監督、管理機制建設上下決心，出實招，采取措施，樹一些反面典型，以此為戒。

第四，要有嚴格的服務要求。對干部嚴是愛、松是害。要嚴字當頭，把從嚴要求與熱情愛護結合起來，嚴格教育，嚴格管理，嚴格要求，嚴肅紀律。現在我們對干部的愛護做的多，嚴肅處理做的還不夠。寬與嚴是辯證的，我們創造寬松的工作環境，不等于不要嚴格要求，沒有嚴格的要求和規范就不會有寬松的環境。處理干部的目的不是為了處理，而是為了把我們的工作做的更好，把我們的環境創的更優，使*發展得更好。我們要貫徹從嚴管理的要求，嚴格要求，嚴格教育，嚴肅紀律，做到一級對一級既要熱情愛護又要嚴格要求。

第三，要有一流的務實作風。

實干興邦，空談誤國，*的發展是靠干出來的。地區與地區之間，有水平上的差異，有思路上的差異，但最關鍵的因素是在執行的力度、實干的程度上。實干才是落腳點，一個人水平再高、能力再強，也要一件事一件事去落實。我們是領導者，領導者的概念就是率眾達標，帶領大家實現目標，是要做實實在在的事情的。我們講務實，就是要說實話、謀實招、辦實事、見實效。說實話。*各級干部總體情況非常不錯，但是有個別部門不是積極主動做工作、爭挑發展重擔，而是遇到問題，就談困難、講條件；少數干部對待領導溜須拍馬，欺上瞞下，對待群眾趾高氣昂，態度極差。希望*的干部要講真話、講實話，真實的反映方方面面的情況，不能對上一套、對下一套。*要趕超先進地區，*的干部就要有更實的作風，把服務發展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自加壓力，嚴格要求，承擔重任，勇擔責任，快速高效地完成各項工作任務。謀實招。這對一個地方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我們*的干部要埋頭苦干、真抓實干、多謀善干、敢抓敢干，僅僅埋頭苦干是不夠的，還要真抓實干，有些同志辛辛苦苦搞形式、熱熱鬧鬧走過場，這是不行的。謀實招，要體現在工作思路上。要有務實的工作思路，不能脫離實際、好高騖遠。工作思路是沒有正確與錯誤的，關鍵要看工作思路能否適應地區發展實際和時展要求。各級各部門更要有這樣的理念，制定的工作思路符合不符合*的實際情況，工作思路對*的發展起了什么樣的作用，要做到每個階段的工作思路都要符合實際。謀實招，要體現在務實工作上。我們要求開會要開短會，講精話，更要強調講有用的話，做務實的事，盡量減少正確的廢話。比如招商引資，開展梅花節和金秋洽談會活動，是為了擴大影響，加強對外的宣傳，吸引客商到*來考察，但是也是作為招商工作的一個節點，我們強調務實招商，抓好企業服務工作、加大項目落戶才是重點工作。現在，抓緊時間、跨越爭先非常重要，我們要在有限的時間里做有效的事情，而不能去做無效的工作。辦實事。現在工作要求、目標任務都很明確，關鍵要抓落實，干實事。我們要做到四個“不”，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式主義、不搞虛假政績、不搞勞民傷財的事情，要扎扎實實，認認真真，一件事一件事做好。*年機關千人評議存在的大部分問題在07年就已經存在了，每年開機關作風建設大會，卻不能解決存在的問題，那是不行的。總體上*的干部非常不錯，但是我覺得有些同志要增加敏銳性，主動查找問題，積極進行整改，確保問題的有效解決。我們不能停留能講上，要提升做實際工作的能力，*要發展需要實干。見實效。發展的成效是檢驗我們工作的唯一標準。目前思路、目標很明確，關鍵要有務實的精神。*要保持現有的發展態勢，各項指標不僅在南京市名列前矛，還要在全省52個市縣中名列前矛，迫切需要務求實效的精神。全縣各級干部要把全部的身心投入到求實效上，多干少說、先干后說、干成再說，埋頭苦干，真抓實干，把工作一件件地抓下去，把事情一件件地做出來，追求實實在在的發展。

第四，要有一流的自身形象。

領導干部的執政形象就是一個地方的領導力、環境競爭力的象征，至關重要。提升自身形象的要求每年都講，但今天不是簡單的重復，我們要求各級干部要把好的形象轉化為老百姓的口碑上。現在處于改革轉型期，老百姓各級干部，不僅敬重，而且也有意見，各級干部樹好自身形象很重要。我們要進一步提升四個形象，竭誠為民的形象、公平正義的形象、團結和諧的形象、清正廉潔的形象。

首先竭誠為民的形象。總書記曾說“現在我們有些干部不是在為老百姓工作，而是在為自己升官設計一套工作思路”。我們要牢固樹立宗旨意識，把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落實到為*41萬人民群眾謀福祉上。每個機關部門要有這樣的理念，不會考核而做事，多為老百姓辦實事，多做利長遠、打基礎的工作。

其次公平正義的形象。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一個老百姓心情愉悅的社會絕對是公平正義的社會。公平正義的社會要靠法制保障，更要依靠領導干部造就好的社會風氣。大到用人，小到具體矛盾的化解，能不能體現了公平，是不是弘揚了正義。一個領導干部做到“三正”即勤政、公正、廉政，就是一個合格的干部。有的領導心術不正，認人為親，在培養親信的同時疏遠了更多的人，*也存在這樣的干部。*一定要弘揚公平正義，領導干部在處理任何一件事情包括對部下、對群眾，都要講究公平正義，講究公道，這對*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再次團結和諧的形象。總體上，*人非常樸實厚道，*也比較和諧。由于種種因素，外面對*有不好的評價，但是我覺得*人是非常好的，除了個別地方的班子以外總體上是非常不錯的。我們要樹立善良、樸實、簡單、淳樸的良好形象。首先要從領導做起。領導要做好表率，要求別人做到自己首先做到。團結和諧對一個地方非常重要，一個班子如果做到團結和諧，大家在一起非常愉悅，對身體健康都有好處。去年我講過，班子團結和諧，心態是基礎，信任是關鍵，包容是條件，負責是根本。人無完人，班子成員要需要互相理解，要看的到別人的長處。希望*各級班子團結和諧，做到有話當面就講，有意見當面提，真正做到相互尊重、相互補臺，形成團結和諧的良好的氛圍。

最后清正廉潔的形象。領導干部既有能力水平又清正廉潔，老百姓才會真正佩服。我們要從內心筑起拒腐防變防線，嚴于律己，嚴格要求，廉潔從政，清正廉潔，做到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每個同志要從我做起，從小事做起，嚴格執行廉潔自律各項規定，任何時候都要經得起組織的檢查，通得過群眾的評判。

篇4

1．1定義

風險是指事情發展具有的不確定性，并且使得期望和得出結果有所差異。社會保險經辦風險是指在社會保險的經辦機構，由于經辦人員或者技術等原因，造成參保人的社會保險權益信息等數據的安全性，真實性，和準確性受到影響，以至于社會保險結果和預期相左。按照風險發生的原因和要素可將社會保險風險分為:操作風險、技術風險、道德風險，法規政策風險和不可抗力風險等。

1．2不同業務流程存在的潛在風險

不同地區單位參加社會保險的流程可能有所出入，但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幾個環節:首先在社會保險業務大廳的前臺進行申請，稱為初審階段;通過了初審后，交由業務員進行處理，是錄入階段;接著由自己單位的經辦人進行核對，即反饋階段;通過反饋，交由社會保險機構進行再次審核，稱為復核階段;最終，進入資料的歸檔階段。在初審階段可能存在的風險有:申報資料不真實，不完整;表單填寫不正確;受理人員由于各種原因，受理了不符合條件的參保單位的材料。在錄入環節可能存在的風險有:單位類型、經濟類型、行業內部標準、全體參加醫療標志、全體參加生育標志以及參保范圍選擇錄入不正確。在反饋環節潛在風險是單位經辦人的反饋無效，沒有發現錯誤信息。復合環節存在的風險有信息錄入不準確和經辦人由于其他原因復核通過了不符合條件的單位參保登記業務。最后在歸檔時可能存在資料缺失、遺漏的問題。從數據的角度來分析，將社會保險數據分為:參數數據、基礎數據、過程數據和結果數據四類。參數數據是指該行政區劃內社會保險參保對象的總體數據值，比如，上年度在崗職工的年平均工資，社會保險的替代率等，其存在的風險有未按規定調整參數數值，信息錄入和歸檔的失誤。基礎數據是指參保單位和個人基本的社會保險信息數據，潛在風險有資料造假，錄入和歸檔失誤，信息傳遞過程中的失真。過程數據是指根據參數數據和基礎數據由社會保險機構信息技術系統自動生成的數據，結果數據是將過程數據經人工確認的數據，兩者皆存在技術的程序錯誤，信息傳遞和轉化過程的失誤，歸檔不當等風險。

2社會保險經辦風險的應對措施

在面對風險的不確定性時，會進而導致得不到預期結果或者造成損失，我們可以從回避風險，降低風險，轉移風險和承受風險四個角度來解決風險。回避風險顧名思義是指回避產生社會保險風險的流程，比如進一步提高社會保險的統籌層次。現階段生育保險的統籌層次是縣級，如果提升至市級，可以回避縣區級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對社會保險基金核算的風險。轉移風險也是很好的減少風險的手段，通過改變操作方式，增加責任主體，設置風險共擔機制來轉移和分擔部分風險。如現在社區代收醫療保險費時，可以采取銀行賬戶直接結算，取消現金收付的結算方式。承受風險是不進行任何干預風險的手段，接受任何可能的風險結果。在上個世紀90年代社會保險進行改制時，改制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產生了轉制成本，這部分成本需要政府化解以保證改革能夠順利進行，在這個階段政府最明智、最積極的做法就是主動承擔自己應盡的責任。降低風險是在四種應對風險過程中最為復雜和重要的措施。降低風險是指采取措施降低風險的可能性或影響，或者同時降低兩者。降低經辦風險幾乎涉及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內部控制的全過程。例如: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為降低某項社會保險經辦業務的經辦風險，對該項社會保險經辦業務的辦理采取三級審批、加大內審抽檢辦理結果比例等。通過事前預防，事中控制和事后反饋總結可以有效的達到降低社會保險經辦風險的目的。事前預防是指通過適當的制度建設、機構和權限的合理配置、社會保險經辦流程完善優化及強化程序開發校驗。具體包括:按照國家和本省市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內部控制及基金管理的保值增值的要求，從組織機構、業務運行、基金財務管理、信息系統控制四個方面建立相應的控制;科學設立社會保險內部機構，合理進行崗位設置及嚴格進行權限配置，使社會保險登記，審核，保管檔案等各部門之間、各經辦人員之間的權利相互制約和監督;實行新程序的開發模擬，為防止對原社會保險系統造成影響，系統維護或新程序開發時應在仿真系統上先進行模擬測試。事中控制主要是通過利用社會保險系統進行實時監控，在社會保險經辦系統中嵌入內控系統，內控人員通過系統對整個業務經辦過程進行監控。當發現有異常情況發生時，系統會及時向內控人員提示或預警，內控人員通過分析，若認為有必要應立即要求業務經辦人員進行核實，若確屬社會保險業務經辦出錯，應立即進行整改。事后反饋總結可以是社會保險業務經辦部門對本部門經辦業務實行自查自審，在某一時點對某一類業務進行專項檢查，也可以是由某類突發性事件而采取的措施或對高風險級別業務實行重點監控。在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險中心有關社會保險政策及法律法規的基礎上，組織各地力量，研究、制定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險業務經辦風險防范標準，對于各地對社會保險經辦風險的防控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最終加強社會保險培訓及考核，提高經辦人員素質。經辦人員的素質高低可以說與社會保險經辦風險防控效果成正相關關系。經辦人員素質高，業務嫻熟，易于把握業務經辦過程中的風險點，出錯少，風險防控效果好。因此，應加強培訓及考核，強化員工的業務經辦能力及內控意識。

作者:郭敬 單位:山西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1］李珍著．社會保障理論［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7．

［2］林義著．社會保險(第二版)［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6．

篇5

1.銀行信用風險銀行信用是在商業信用的基礎上通過銀行而產生的借貸關系。與商業信用相比，銀行信用的活動范圍比較廣，經營規模比較大，借貸期限也相對比較長（銀行是可以長期信貸的）。銀行的主要職能是吸收存款、發放貸款和轉賬結算等業務，當然，銀行只有擁有雄厚的資本，才能經營發放貸款的業務。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銀行是提供各種金融服務，在各種借與貸之間獲取差價從而盈利，即獲得銀行利潤，它相當于平均利潤。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過直接說明“：銀行的利潤一般的說在于：它們借入時的利息率低于貸出時的利息率。”⑥隨著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的發展，銀行信用在經濟交流和溝通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而銀行信用本身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使得銀行信用成為全球現代信用的主要形式。銀行信用使得銀行業務規模得以擴大，業務種類得以拓展，銀行利潤得以增加，但與此同時，銀行信用風險也如影隨形。所謂銀行信用風險，是指各銀行在取得盈利的同時，承擔著在日常資金借貸的運動過程中有可能遭受損失的風險，即借款人因各種原因未能完全履行合同，未能及時、足額償還銀行債務的可能性，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銀行經營風險。這種風險不僅發生在貸款中，也可能發生在擔保、承兌和證券投資等相關業務中，而其中主要的風險形式是貸款業務的風險又稱貸款的收回風險，即銀行貸出去的資金由于各種原因貸款人不能按期歸還貸款的風險。相對于市場風險、購買力風險等，信用風險是銀行最具威脅的風險。銀行信用風險包括道德性信用風險（借款人有錢故意不還）和非道德性信用風險（借款人想還，但無力償還）。但無論道德性信用風險，還是非道德性信用風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銀行出現大量的死賬呆賬，增大銀行不良資產數目，從而導致銀行資產受損、信貸能力下降，對銀行的出資人、所有者和廣大金融消費者造成傷害，最為嚴重時可能導致銀行破產倒閉。

2.貨幣信用風險貨幣信用是伴隨著以金銀為固定等價物進行交換而產生的一種信用關系。后來，由于金銀具有不易攜帶、磨損成本高等缺陷，紙幣代替了金銀來執行貨幣職能。當然，紙幣只是一種由國家發行的，并強制使用的貨幣符號，但是這種貨幣符號卻在商品交換和發展中給人們帶來了很大的便利。今天，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電子貨幣得以產生，電子貨幣進一步提高了人們支付的便利性。不過，在便利性提高之余，風險也同樣在不斷增大，這一不斷增大的風險亦即貨幣信用風險。實際上，馬克思早在19世紀60年代就已經提到：“一旦勞動的社會性質表現為商品的貨幣存在，從表現為一個處于現實生產之外的東西，獨立的貨幣危機或作為現實危機尖銳化的貨幣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⑦也就是說，自從貨幣產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埋下了貨幣信用風險的種子。所謂貨幣信用風險，主要是指在經濟社會大環境中貨幣流通和信用領域中長期的通貨膨脹和信用膨脹的危機。馬克思認為，貨幣信用風險“只有在一個又一個的支付鎖鏈和抵消支付的人為制度獲得充分發展的地方”，只有在人們對信用貨幣失去信心時，“才會發生”⑧。今天貨幣市場非常廣闊和活躍，潛在的貨幣信用風險也是不言而喻的。本質上，作為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不管是紙幣，還是電子貨幣，它們存在的前提和基礎無疑是大眾的信用和日常經濟活動中建立起來的信用體系。因此，如果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貨幣信用平衡被打破，那么，所有債務或者款項都被要求以實物提前支付，那些以信用為載體的觀念上的、虛擬的、電子的貨幣將不復存在。這種貨幣危機如果蔓延到商業領域和其他領域，那么，一場因貨幣信用危機而導致的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就開始了。

二、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典型案例

“傳統文化中并沒有風險概念，因為他們并不需要這個概念。”⑨然而“，現在，發達文明中存在一種風險命運。”⑩猶如馬克思所描述的那樣，“一種嶄新的力量信用事業，隨同資本主義的生產而形成起來。起初，它作為積累的小小助手不聲不響地擠了進來，通過一根無形的線把那些分散在社會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貨幣資金吸引到單個的或聯合的資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競爭斗爭中的一個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變成一個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機構。”輯訛輥而隨著這一“新的可怕的武器”亦或稱為“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機構”的“嶄新的力量”不斷發展變化，信用風險及其社會危害也在與日俱增。

1.美國次貸危機在美國，很少有人買房時全額付款，購房抵押貸款（簡稱房貸）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但是，對于那些收入不穩定甚至根本沒有收入的人來說，買房時因為信用等級達不到標準，就無法獲得傳統意義上的標準抵押貸款。這些因信用記錄不好或償還能力較差而被銀行拒絕貸款的人，往往會申請次級抵押貸款購買住房。所謂次級抵押貸款（簡稱次貸），是指一些貸款機構為追求比一般抵押貸款高得多的貸款利率，而向償還能力較差、信用程度較低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由此可見，次級抵押貸款就是信用被放大之后而產生的借貸關系，是一個高風險、高收益的行業。進入新世紀以來，由于新經濟泡沫和“911”恐怖事件，美國開始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也連續多次降低聯邦基金利率，從而為房地產市場活躍與發展創造了一個利好的政策與經濟環境，美國的次級抵押貸款市場迅速發展。有調查研究表明，2006年美國有差不多500萬個家庭牽涉次貸，而且規模金額巨大。然而，2007年初，隨著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級抵押貸款還款利率開始大幅上升，購房者的還貸負擔大為加重。與此同時，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持續降溫也使房屋出售變得更為困難，進而通過抵押住房再融資就難上加難。這種局面直接導致大批次級抵押貸款者不能按期還貸。由于貸款人到期欠款無法償還，銀行和貸款機構也就無法收回貸款，因而只能收回作為抵押的貸款人的房子。然而，經濟蕭條，購賣力下降，房產不斷貶值，收回房產的銀行和貸款機構沒辦法完成手頭房產的買賣，從而就導致資金周轉緊張，最終引發了次貸危機。顯然，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于信用被無限放大，卻缺少保障信用的監督機制和評估機制。危機發生之初表現在次貸購房人無法還貸而導致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和投資基金被迫關閉，隨后危機波及金融體系，進而影響了實體經濟。危機不僅席卷全美，并且蔓延全球。這場由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引發的危機持續惡化，最終釀成了一場對世界主要金融機構和全球金融市場產生了巨大沖擊波的全球金融風暴，它使美國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并對世界經濟產生了一定負面影響。為了刺激經濟復蘇，自2008年11月至2013年12月，美國已推行了4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歐盟、日本、俄羅斯等也相繼推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這些國家在全球金融市場上掀起的這股“貨幣海嘯”，無疑又會進一步引發全球貨幣信用風險。正因如此，與其說次貸危機是美國房地產市場上的次級按揭貸款危機，倒不如把它歸結為一場信用缺失危機。

2.歐洲債務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后，歐洲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憑借美國馬歇爾計劃的幫助，恢復了因世界大戰而瀕臨崩潰的經濟體系。迅速崛起的歐洲各國為了進一步增強競爭力，而結成聯盟。實踐表明，歐洲聯盟符合歐洲各國和整個歐洲利益，有力地促進了歐洲經濟政治的發展，提升了歐洲在國際上的政治和經濟地位。隨著歐盟一體化進程的推進，1999年1月1日，具有獨立性和法定貨幣地位的超國家性質貨幣的歐元在歐盟各成員國范圍內正式發行，并于2002年1月1日起在歐元區國家內正式流通。毫無疑問，歐元的發行與流通不僅為歐洲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且還推進了歐洲社會文化的融合。然而，由于歐元區一些國家，比如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各國政府為了提升本國競爭力，縮小同其他歐盟國之間的差距，盲目追逐短期利益，隱瞞政府的財政赤字，過分的透支政府信用，使政府面臨著巨額的債務（這些債務來自政府為應付財政支出而大量發行的、無法按期兌現的債券）。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上述各國在發債時根據預測是能按時還本付息的。之后，由于受到全球危機的沖擊，各國經濟疲軟，失業率激增，政府收入減少，支出增加，從而導致政府無力償還債務，于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下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實際上，在加入歐盟前希臘等各國就已經開始隱瞞其財務狀況，比如希臘就借助高盛公司掩蓋了其真實債務狀況。加入歐盟之后，變本加厲透支政府信用，大量舉借外債購買金融衍生產品，這與希臘本身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償還能力是不相符的，從而就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一邊是日益擴大的政府財政赤字，一邊是不斷透支政府信用來刺激消費，最終釀成了一場席卷整個歐洲大陸的債務危機。不難看出，歐洲債務危機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歐盟對某些成員國一味的經濟縱容和貨幣保護，使得政府對國家信用無限度透支，讓原本就已存在的問題愈發嚴重，直到無法掩蓋和隱藏，最終影響了整個歐洲大陸。這一場由政府信用透支而引發的債務危機，簡單說來，就是一場貨幣借貸到期無法償還的信用危機。從危機源頭上來看，歐債危機是由希臘債務危機而引起的、波及整個歐盟的債務危機。希臘一國的大量無法償還的外債使得歐盟其他成員國因為無法回收債務而陷入債務危機的鏈條。而歐盟早期沒有陷入危機的一些成員國，如法國、德國等，為了維護整個歐洲的利益和地位，以保住歐元的穩定，就必須不斷向危機爆發國注資。這一拯救歐債危機的舉措使得法、德等救援國國內的流動性貨幣減少，自身經濟發展也受到牽連，最終導致了整個歐洲經濟的衰退。

3.中國溫州現象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全方位、多層次、多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逐步形成，我國沿海沿江地區經濟得到了高速的發展，溫州就因其繁榮的民營經濟而聞名全球。溫州所產的眼鏡、打火機、皮鞋等小商品也遠銷海外，享譽盛名。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得一個江浙沿海的小漁村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發展成為一個人口密集的現代化大都市。由此，溫州一度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轉型的模范城市。然而，在民營經濟取得成功的同時，溫州的民間借貸也逐漸興盛。這種古老的借貸方式在寬松的經濟環境和高額經濟利益的驅使下開始慢慢地變質，這就為溫州危機埋下了隱患。溫州在經濟發展的背后到底隱藏著什么？自爆出一件件老板因債務跑路、甚至跳樓事件開始，溫州就被推至風口浪尖處，溫州爆發的這場嚴重的民間借貸危機引發了社會和政府高度關注，也引起了人心惶然。面對溫州的現狀，我們不禁要問到底是什么讓原本以民營經濟而聞名全球的溫州面臨如此困境？很明顯，溫州經濟發展中后期，很大一部分企業主偏離原本經營良好的實體經濟，將資本轉移到房地產等巨額利潤的投機行業，以致實體經濟日益空心化。同時，溫州人熱衷于高利息率的借貸（即我們常說的民間高利貸），它是一種靠信用關系維持的私人放貸，而且放貸的資金并不全是個人自有資金，還包括各種來自親友的資金、信用卡和銀行貸款而來的資金等。輰訛輥因此，一旦這種沒有任何法律安全保障的“關系借貸”沒辦法按期歸還，一旦資金鏈在某處斷裂，所產生的后果就變得非常嚴重。一方面，企業家們不僅要填補實業的資金短缺，還面臨高額利息率的巨大債務，企業因為嚴重的資金短缺，沒辦法正常生產運作；另一方面，這復雜而廣泛的借貸關系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就無法避免整個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表面上看，全球經濟環境惡化加上中央收緊信貸，導致了溫州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實際上，溫州現象主導因素是貨幣的借貸泛濫超出了這個城市本身所能承受的范疇，高利息率的借貸打破了貨幣流通的平衡。中國房市不斷攀升的房價讓大部分溫州人嘗到了借錢生錢的甜頭，紛紛將投資目標放到房市等金融領域，使發家的實業經濟開始衰退并日益空虛。當國家加大對樓市的打擊力度，限制樓盤的炒價，這給借錢炒樓的溫州人以沉重一擊，最終誘發了一場嚴重的債務償還危機。在這個被高額利潤誘使的、以信用為基礎的私人借貸鏈條中，銀行也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所以，當個人信用透支，資金鏈在某一處斷裂，銀行借貸中的貨幣沒辦法按時收回，一場因個人信用而引發的經濟危機就在溫州爆發，并向鄂爾多斯等多個城市蔓延。

三、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有效規避

通過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典型案例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與馬克思論及的商業信用風險、銀行信用風險和貨幣信用風險相比，全球化時代的經濟社會信用風險表現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從失信主體來看，信用風險由微觀個體向政府主體蔓延。與早期的個人和企業違約有所不同，今天政府失信已經變得非常嚴重。從歐洲債務危機到美國債務違約風險都反映了政府失信風險在不斷加劇。二是從金融工具來看，信用借貸由傳統金融工具向衍生金融產品轉化。作為在傳統金融工具（包括貨幣、債券、股票等）基礎上衍化和派生出來的新型金融產品，衍生金融產品（包括期貨合約、期權合約、遠期合同、互換合同等）由于能夠轉嫁風險而得到“青睞”，但這種新型金融產品高度的財務杠桿作用加劇了信用風險的危害程度。三是由引發領域來看，信用危機由生產制造業向房產地產業轉移。1929~1933全球經濟危機爆發直接原因在于制造業生產與銷售之間供求矛盾的尖銳化，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的導火線則是房地產的泡沫化。基于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新變化和新特征，我們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以有效規避現代經濟社會的信用風險。

1.強化國家債務管理，規避政府違約風險2013年初，盡管美國兩黨達成了“財政懸崖”階段性協議，但其政府未能擺脫“關門危機”。實際上，自1960年以來，美國債務上限已經上調了79次（平均計算每8個月就上調一次），如果以現有利息增速判斷，十年后美國債務僅僅利息的支出就將增加到1.1萬億（占其GDP總量的4.7%），也就是說，美國未來十年必須保持GDP增速不低于4.7%，才能支付國家債務的利息。輱訛輥2009~2010年歐債危機爆發時，歐洲五國希臘、意大利、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總債務占GDP的比例也分別高達130%、120%、94%、83%和63%。2013年9月5日國際清算銀行（BIS）有關報告顯示，2007年中旬全球債務規模為70萬億美元，到2013年已經增至100萬億美元，而各國中央及地方政府是債務的最大制造者。由此可見，規避國家信用風險，防止政府債務違約是防范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首要任務。規避國家信用風險，防止政府債務違約的最好辦法是避免政府的過度負債。這就要求政府量體裁衣，量入為出，將國家債務盡可能控制在能夠承受的范圍之內。與此同時，對現有國家債務應該強化管理，構建反映債務危機和債務風險的管理系統，建立政府債務預警、化解和救助機制。比如，調整國家債務期限結構安排，避免債務過度集中償付；加強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G）等國際性金融機構的合作，多渠道監管各國政府債務風險；聯合設立跨國債務危機救助的專門機構等。

2.完善衍生金融市場監管，降低市場系統性風險20世紀70年代，以期貨、期權等證券為核心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創新滿足了人們日益復雜的投資融資、資金保值和避險需要。作為一種高級的資源配置工具，包括遠期、期貨、期權、互換、掉期等在內的衍生金融產品經過衍生再衍生，推進了金融市場高度的發展。據世界交易所聯盟（WFE）的數據顯示，2013年全球期貨交易量達到37.8億手合約，與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24%；全球期權交易量達到2.24億手合約，與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17%。然而，衍生金融工具是一把雙刃劍，它的杠桿效應，有利于籌資、保值和避險，但同時也放大了衍生金融市場的風險及危害。1997年7月東南亞金融風暴的爆發，正是被譽為“金融大鱷”的喬治•索羅斯（GeorgeSoros）運用衍生金融工具牟利的結果。基于此，完善衍生金融市場監管，降低市場系統性風險成為規避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必然要求。為保證衍生金融體系穩定運行，防止市場系統性風險發生必須加強衍生金融法制建設，提高衍生金融市場交易中信息透明度，健全衍生金融市場的內控機制，構建和完善衍生金融市場的預警系統和風險控制體系，注重開發各種管理衍生金融風險的新技術和新工具。輲訛輥此外，為了適應衍生金融市場國際化，各國政府還應該加強衍生金融監管領域的國際合作。比如，建立相關信息共享機制，注重監管信息的充分交流，以防止跨國證券欺詐和市場操縱；統一監管標準和監管規則，促成各國監管行為的協調性，降低衍生金融市場風險的外部負效用；對衍生金融行業自律進行統一規范，提升衍生金融市場自我監管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