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業貿易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漁業貿易，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問：遼漁集團實施大貿易和漁業全球化戰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緊緊抓住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在加強遠洋捕撈能力的同時，不斷加大國外資源引進力度，讓更多的中國老百姓品嘗到世界級的天然海洋食品。您對此作何評價?

答：日本農業水產省水產廳與遼漁集團是非常友好的合作伙伴，我與貴公司交往多年，對貴公司的印象非常好，給我的感覺是，你們這個企業一直在努力尋求創新，一直在致力更大發展。對于遼漁集團大貿易發展戰略，我非常欽佩和贊賞，對你們未來的大發展充滿信心。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以藍色海洋經濟為主的遼漁集團，一定會大有作為。

問：這次日本來參加青島漁業博覽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在展會上展示和推介哪些產品?

答：今年“3?11”大地震發生后，日本的水產品銷售陷入困境。感謝中國農業部漁業局和遼漁集團大力協助我們參加這次漁業博覽會，讓我們能夠借這個平臺，向中國及世界各地的漁業廠家、商家介紹日本水產品的安全性，以及災后水產業的復興狀況，目的是讓大家繼續信賴日本的水產品、消費日本的水產品。這次我們展出和推介的產品主要有：秋刀魚、鰹魚、鮭魚、金槍魚，這些魚品質量上乘，經過了嚴格的安全檢測，可以放心食用。尤其是鮭魚，以前我們都是出口到歐洲，這次在青島漁博會上推介，也想讓中國消費者進一步了解日本水產品的安全性。

篇2

（中國海洋大學 經濟學院，山東 青島 266100）

摘要：基于聯合國HS（REV.04）標準，以海關進出口稅則中03章項下的7類魚類產品為研究對象，分析中國和韓國漁業產業內貿易現狀，并對影響中韓漁業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研究表明，兩國經濟規模差距增大、人均收入差距增大和貿易伙伴國較高的貿易開放程度是中韓漁業產業內貿易的主要推動因素，韓國對華漁業直接投資對中國漁業加工業具有促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韓漁業垂直型產業內貿易發展。

關鍵詞 ：中韓漁業；產業內貿易；影響因素

作者簡介：李晨（1982-），女，經濟學博士，講師，碩士生導師；李華（1989-），男，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投資與跨國經營。836588042@qq.com。

DOI:10.3969/j.issn.1004-6755.2014.12.020

韓國作為中國的鄰國，有著豐富的海洋漁業資源及比較發達的海洋漁業產業，隨著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進程的不斷推進，中韓在海洋漁業方面的貿易往來不斷深化。海洋漁業產業內貿易發展具有改善國際分工、提升出口產品結構、提高漁業貿易水平等重要作用。研究我國與韓國漁業產業內貿易現狀以及影響因素有利于深入了解中韓兩國漁業貿易方式，為中韓更好地開展漁業產業內貿易、調整我國國際分工中的角色、優化漁業產業結構提供重要參考。

1文獻綜述

國內研究主要集中產業內貿易實證分析領域，其中主要兩個方面：一是產業內貿易影響因素的選擇。張宏、從靜（2006）把經濟發展水平、經濟規模、產品差異化、國際投資、區域經濟和地理經濟作為中韓產業內貿易的主要影響因素，并構建模型進行多元回歸，發現中韓經濟規模的差距和規模不經濟是阻礙中韓產業內貿易的主要因素，而韓國對華投資和中韓區域合作對中韓產業內貿易具有重要推動作用[1]。趙放，李季（2011）依據SITC 5-8類產品數據，對中日雙邊產業內貿易進行回歸分析，得出不僅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重要影響，中日人均GDP差異，市場規模差距也同樣對中日產業內貿易有重要推動作用[2]，白霜（2013）則按照HS編碼分類規則，對中韓貿易前10種商品進行產業內貿易分析， 發現中韓商品的出口和進口結構存在較高的相似性，因而在國際市場存在競爭關系，而中韓產業內貿易更多地依賴于比較優勢，而不是規模經濟和相似需求，因而屬于弱產業內貿易[3]；二是針對漁業產品的計量分析。崔茂森（2006）根據TC 指數的變化，胡求光、霍學喜（2007）使用資源稟賦系數、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和競爭優勢指數進行分析均得出了我國漁業產品資源稟賦條件較好，但是競爭力在不同程度地下降。邵桂蘭（2011）使用G-L指數和貿易競爭力指數對中日水產品產業內貿易水平、變化趨勢及各種水產品競爭力進行分析，得出中日水產品產業內貿易水平總體較低，但產業內貿易指數較為穩定，競爭力方面我國水產品總體處于優勢地位，在大多數水產品上擁有比較優勢[4]。

國外學者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產業內貿易理論的拓展。Christel Elvestad（2009）比較了智利和挪威的自由貿易協定（FTAs）戰略以及鮭魚的市場準入，發現智利相對挪威更為成功，并強調挪威通過FTAs提高市場準入以求更好地與智利競爭。Max Nielsen（2009）又基于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了魚類貿易自由化對國家福利的影響，認為在對可再生資源非最優管理的條件下貿易自由化可能導致過度開采，減少國家福利，并提出應制定合乎實際的管理計劃加以監管；二是產業內貿易數據的實證分析。Kyoji Fukao， Hikari Ishido，KeikoIto(2003)通過采用日本電子機械產業對東亞直接投資的面板數據，進行東亞產業內貿易的形式及其決定因素進行研究，結果顯示，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東亞垂直產業內貿易迅速發展[5]。P.Guillotreau（2000）對魚類海產品貿易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運用回歸分析后發現匯率、貿易壁壘和地理距離對魚類海產品出口有較大的影響。

在以上學者的研究中，提出了影響產業內貿易的眾多指標，發展了研究產業內貿易的主流方法，這些成果為深入了解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因素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目前眾多研究中還未有對中國與韓國漁業的產業內貿易狀況做出探究。為此，筆者將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中韓兩國的漁業產業內貿易進行實證研究，通過回歸檢驗，分析影響漁業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因素，為中國與韓國之間開展漁業產業內貿易提供合理建議。

2研究模型與數據

2.1模型構建

在本文中，運用產業內貿易指數（G-L指數）衡量中韓漁業產業內貿易水平[6]，其表達如下：

IITi＝ 1－（ Xi－Mi）／（ Xi ＋ Mi）

其中，Xi和Mi分別代表漁業的出口額和進口額。IITi的取值范圍為[0，1]，IITi值越大說明產業內貿易程度越高，IITi= 0時，表示沒有產業內貿易；IITi=1時，表明該產業進口與出口平衡。通常認為當IITi＞0.5時，表示此時漁業產品的產業內貿易占主導地位，反之則表示產業間貿易占主導地位。i表示按照HS編碼標準分類03章中0301到0307的7類漁業產品，其中0301-0305類主要是魚以及以魚為原料加工生產出的產品，0306-0307類主要是甲殼動物和軟體動物為主的漁業產品。

借鑒SWT模型（Sawyer，Sprinkle and Tochkov，2010），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IITi=β0+β1DGDP+β2DPERC+β3NFDIGDP+β4TROPEN +ε（1）

2.2變量說明

現對上述模型中的各變量做如下說明：

（1）經濟規模差距（DGDP）表示韓國與中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差距。DGDP數值越大，意味著兩個經濟體規模差距越大，預期的產業內貿易程度越低，所以DGDP變量的回歸系數應為負值。一般來說，兩國經濟規模越接近，產業內貿易比例越高。預計韓國與中國經濟規模差距越大，漁業產業內貿易會越少。此處兩國經濟規模差距測算，首先計算出權重指標：

ω=GDPK/(GDPK+GDPC)（2）

其中，GDPK代表韓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C代表中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利用這個權重指標ε再計算出兩國經濟規模差距的指標DGDP[7]，公式如下：

（2）人均收入水平差距（DPERC），表示韓國與中國人均收入差距。通常消費者對特定產品的需求和其自身的收入水平呈正相關函數。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特定產品的消費需求更高，從而提高產品需求差異化。人均收入差距被用來作為衡量對產業內不同品質產品需求的變量，如果收入水平相同或者相似，那么這兩個國家的需求模式以及消費偏好就相似，則產業內貿易規模就較大，反之產業內貿易規模較小。在韓國與中國人均收入差距指標計算方法上采用與DGDP相同的方式。

（3）外國直接投資（NFDIGDP），表示韓國外國直接投資（FDI）占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外國直接投資實際上就是資本的流動，它繞過了關稅壁壘，實現了商品的生產和銷售地域性轉移。這是因為被投資國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或廉價的勞動力等，節約了生產成本。但從東道國的角度講，提高了就業率，有效地進行了技術轉移，大多數投資者并不愿意將本國的技術引入到所投資的國家，這也跟產品的性質、企業和國家的相關政策有關[8]。在漁業中，韓國在中國的漁業投資會替代中國基礎性漁業產品的出口，但同時也會促進中國中間性漁業產品的出口。

（4）貿易開放程度（TROPEN），表示進出口貿易額占GDP比重。TROPEN此處理解為貿易依賴度或對外開放度指標，衡量中國和韓國的經濟開放度。開放程度較高，代表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較深，從預期上來講應該與中國的漁業產業內貿易系數更高。

2.3數據來源

本文中韓漁業貿易數據來自聯合國COMTRADE數據庫，按照產業分類的四分位數據來計算中韓漁業產業內貿易指數，國內生產總值、人均收入數據、外國直接投資凈流量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其余數據來源于ADB KEY INDICATORS數據庫。結合以上數據，開展如下實證研究。

3實證分析

根據報告期HS編碼，03章有7類漁業產品，分別見表1。

3.1G-L指數測算

根據聯合國COMTRADE 數據庫中2001年——2012年數據，首先核算0301---0307項目下，中國與韓國的漁業產業內貿易指數（G-L指數）見表2。

產業內貿易指數是用來測度一個產業的產業內貿易程度的指數，在0到1之間，指數值越大，代表產業內貿易程度越高。一般情況下，當中韓兩國產業內貿易指數大于0.5時，產業內貿易程度較高，此時認為兩國間產業內貿易為主導，當兩國產業內貿易指數小于0.5時，則認為兩國間產業間貿易為主導。觀察以上表2的數據可得：中韓間0307項軟體動物和無脊椎動物產品的產業內貿易程度較高，其他項下很少有產業內貿易。

由于中韓間漁業產業內貿易集中在0307項下，于是以下實證分析采用中韓0307項數據為研究對象，做如下分析。

3.2垂直型和水平型產業內貿易檢驗

產業內貿易一般可以細分為垂直型產業內貿易和水平型產業內貿易，這兩個指標可以進一步表明中國與韓國在漁業產業內貿易中的分工格局。其中水平型產業內貿易是指貿易品質量相似，只是在產品特性或屬性上有所不同，它是基于消費需求多樣化和產品生產規模化、專業化而發生的。垂直型產業內貿易指的是貿易品之間通常存在明顯質量差異，它是一種基于產業內國際垂直分工的貿易形式。以下運用區分垂直型和水平型產業內貿易廣泛使用的方GHM法[9]，其計算公式如下：

GHMi= UVx / UVm（4）

其中GHMi 表示第i種漁業產品在一定時期內的產業內貿易結構指數，UVx和UVm分別表示第i 種漁業產品的單位出口價值和單位進口價值，通常分別用貿易產品的單位出口價格Px和單位進口價格Pm為依據來計算。通常認為，如果0.75≤GHMi≤1.25，則第i 種漁產品屬于水平型產業內貿易；如果GHMi＜0.75 或GHMi＞1.25，則第i 種漁產品為垂直型產業內貿易。

根據以上方法，將2001—2011年中韓漁業產品貿易0307項目數據代入公式（4）可得到數據見表3。

由表3可以看出，2001年、2007年、2008年中國與韓國兩國在漁業0307項存在產業內貿易，而GHM指數均大于1.25，表明中韓兩國漁業產業內貿易是垂直型產業內貿易；2004年、2011年中韓之間漁業以產業間貿易為主導，但此時GHM值也比較大，靠近1.25，表明此時中韓漁業間也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漁業產業內貿易。這一結果說明中韓兩國間漁業產業內貿易的產品存在比較明顯質量差異，在整個中韓兩國漁業產業中，中國處于產業垂直分工的底層，主要負責高能耗，高勞動力消耗的低端魚類產品捕撈及簡單加工，而韓國則主要負責了高層次魚類產品的捕撈和深加工，其魚類產品附加值較高。此外由于中韓兩國間居民收入水平差異所引起的，韓國三面環海的地理位置自古就大大增強了居民對魚類產品的依賴性，又因韓國消費者收入水平整體較高，于是會偏好高檔漁業產品，而我國消費者收入水平較韓國偏低，偏好中低檔漁業產品。

3.4回歸結果及分析

此處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將所得數據依據方程（1）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對中日數據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如表4所示，結果顯示在中韓漁業產業內貿易影響因素中，LDGDP所代表的經濟規模差距和LDPERC所代表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在回歸結果中系數為正，說明兩國隨著經濟規模差距越大，漁業產業內貿易會越大，與預期不符，此處主要是由于中國與韓國的居民消費水平整體來說有較大的差異，我國居民所消費的產品多以低檔或者初級產品為主，而韓國居民則對高端消費品的需求較大，隨著兩國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逐步增大，兩國居民消費出現兩極化，低檔或者初級漁業產品消費集中在了我國，而高檔產品消費主要集中在了韓國。LNFDIGDP外國直接投資系數為正，表示韓國對中國的FDI投資對中韓兩國漁業產業內貿易有促進作用，這說明韓國對中國的漁業領域投資使得一定程度的漁業產品捕撈加工技術和產業從韓國轉移到中國境內，尤其充分利用我國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利用我國相對低端的漁業產品進行深加工，使得生產的高附加值產品再次出口到韓國，增加了中韓兩國間漁產品的產業內貿易值。LTROPEN系數為正并且通過顯著性檢驗，此處與預期相符，一國貿易開放程度越高，則貿易便利性提高，其參與漁業產業內貿易程度越高。

4結論及建議

通過對中韓漁業產業內貿易水平測算及影響中韓漁業產業內貿易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表明，中韓漁業產業內貿易主要集中在HS編碼0307項下的軟體動物和無脊椎動物產品；中韓兩國間漁業產業內貿易以垂直型為主，輔以一定程度的產業間貿易；中韓兩國經濟規模差距、中韓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增大和貿易的開放程度的提高將都會促進兩國之間開展漁業產業內貿易；韓國對華的對外直接投資會產生一定程度的產業內貿易促進效應。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議，以促進中韓漁業產業內貿易發展。第一，加大對漁業產品加工業的支持力度。中國現在漁業產品的出口還是以基礎性的勞動密集型的產品為主，出口產品的附加值較低，因此我國政府應當從財政、稅收、法律法規等相關政策上給予漁產品加工企業優惠與輔助，促進我國漁業產品加工業的技術創新，生產高附加值的魚類產品，在參與國際貿易中獲得更高的收益。第二，進一步提高中韓的貿易開放程度，努力構建和完善中日韓自貿區，充分利用自貿區帶來的貿易上的政策優惠，盡可能減小中韓漁業貿易上的阻礙，努力提高我國漁業產品質量水平的同時，向韓國爭取合理的進口質量檢驗標準，以提高中韓漁業產業內貿易的便利性。第三，在一定程度上鼓勵韓國對華漁業類投資，帶動國內漁業加工企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型，在提高中國高檔漁業產品出口的同時，也使得中國漁業加工產業取得迅猛發展。

參考文獻：

[1] 張宏，從靜. 影響中韓產業內貿易發展因素的實證分析[J].東北亞論壇.2006(03)：44-46

[2] 趙放，李季.日本對華直接投資與中日垂直型產業內貿易實證研究[J].現代日本經濟，2011(5)：47-56

[3] 白霜. 基于HS分類的中日韓產業內貿易發展研究[D].濟南：山東大學，2013

[4] 邵桂蘭.中日水產品產業內貿易與競爭力分析[J].東岳論叢，2011(5)：151-156

[5] Kyoji Fukao，Hikari Ishido，and Keiko Ito.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ast Asia[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1): 12-19

[6] 王三興.基于Probit模型的產業內貿易影響因素差異研究：以中國和東盟產業內貿易為例[J].國際貿易問題，2012(2)：72-80

[7] Falvey，Rodney E. Commercial Policy and Intra-Industry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1(2): 23-30

[8] 張應武.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互補或替代[J].國際貿易問題，2007(6)：87-93

篇3

關鍵詞：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地域結構；戰略

二戰后，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科技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異軍突起，成為改革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力量。特別是2O世紀8O年代之后，隨著全球化的加強，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在國際直接投資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改變了世界對外直接投資格局，也證明了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已經成為國家參與國際分工、推行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和動用全球資源、啟用全球投資回報最高區位、獲得國際經濟競爭能力、控制能力的關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可分為貿易性和非貿易性兩種，其中非貿易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最主要的對外投資形式，也是企業大力推行R＆D、開發新產品和新技術、驅動企業發展的最根本的動力源泉。

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1979年8月13日，國務院提出“出國辦企業”，第一次把發展對外投資作為國家政策，從而拉開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序幕。20世紀90年代以來，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發展速度加快，但仍顯不足。根據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遵循世界對外直接投資規律，適度發展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是中國廣泛參與國際競爭，增強國際競爭力的有效途徑。而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是企業投資階段的重要表征和取得投資成功的關鍵，加強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空間分布和變化趨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結構特點

1.地區集中性。中國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在區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美（僅指墨西哥以北的美洲，下同）、大洋洲、亞洲等地區。截止1997年，累計在上述三洲的投資分別占總投資的22.08％、31.45％、18.05％，共計71.58％；而在拉美、非洲、歐洲分別僅為10％、11.07％和7.35％。從國別分布看，投資主要集中在一些發達國家和新興的工業國及少數石油、鐵礦等自然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如到1997年底，我國企業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累計投資超過2000萬美元的有19個，累計存量投資占到總投資的90％。

2.資源指向性。中國自然資源種類相對齊全，總量大；但人均量少，開發成本高，有些資源還比較短缺。因此，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資源導向性明顯。1988年，中國17家最大的跨國經營企業中，有10家屬資源開發型。1985年以來，中國一些企業在摩洛哥、尼日利亞、美國、印尼、阿根廷、加蓬等20多個海洋資源豐富的國家投資漁業開發，已經運回數十萬噸漁貨；中信等公司在北美、拉美、非洲、南太平洋地區開發林業資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運回了大量的木材；上海輪胎橡膠集團在泰國南部的合艾橡膠園附近開辦合作公司，累計已向母公司運回1萬多噸天然橡膠，滿足了母公司的需要；中國治金進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亞總投資2.8億澳元開發鐵礦，在以后30年內將運回2億噸高質量的礦砂。

3.發達國家占主導。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在發達國家占有主導地位。1979—1990年，其投資總額在發達國家占67.09％，在發展中國家占32.91％；其中企業平均投資規模在發達國家為576.95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128.91萬美元。當然，近年來，中國企業在發達國家的投資比重趨于下降，企業平均投資規模減小；而在發展中國家的比重趨于上升，企業平均投資規模增大；但從總體存量投資看，發達國家依然占優勢。如1979—1997年，上述兩項指標在發達國家分別為51.61％和428.49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分別為48.39％和138.43萬美元天元。

4.形成三大核心投資區。中國企業累計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形成三大核心區：（香）港澳（門）、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1979—1990年，在這三個核心區的企業數和投資額比重分別為17.48％、18.47％、5.99％和11.15％、33.18％、30.26％，三者合計分別占41.96％和74.51％。1991—1997年分別為5.16％、13.99％、4.41％和15.09％、29.19％、3.83％，三者合計分別占23.56％和48.11％。1979—1997年分別為8.76％、15.6％、5.22％和11.28％、30.95％、15.88％，三者合計分別占28.61％和58.01％。

5.投資重心呈階段性轉移。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階段性：（1）1979—1984年為自發探索階段。此階段興辦企業113家，年均不到20家；投資1.27億美元，年均2100萬美元；主要分布在港澳和發展中國家。（2）1985—1991年為起步階段。1985年，對外貿易合作部制訂了海外開辦非貿易企業審批辦法，1987年國務院批準中國化工進出口公司跨國經營試點，促進了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僅1987年就興辦海外企業124家，投資4.1億美元，為前8年的1.7倍，出現了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一次。到1991年底，累計興辦企業1008家，投資13.95億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國、澳大利亞、德國、日本、巴西、新加坡、原蘇聯等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比重大大降低。（3）1992年后進入快速發展期。1992年國務院批準首鋼擴大海外投資和經營權，標志著中國海外投資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1992—1998年，開辦企業1288家，投資12.02億美元，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比例分別為25.56％、49.39％和74.44％、50.61％，呈現出發展中國家投資所占比例上升，發達國家所占比例下降，投資重心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發展態勢。

6.投資行業和存量增長的空間分異日益明顯，投資地區不斷趨向多元化。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多以專業貿易公司為主，地區多選擇在出口市場集中的東南亞和少數發達國家，且主要投資餐飲、服務業。這是由投資主體的實力有限所決定的。80年代后期，投資主體從專業貿易公司發展到大中型工業企業，由鄰近發展中國家向亞非拉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歐美等發達國家輻射，投資結構轉向資源開發、機械制造、交通運輸等。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后，投資進一步向東歐和韓國等國家拓展，地區、行業亦更加多樣化。在發達國家主要投資機電、高新技術研發；在發展中國家以資源開發和紡織、玩具、摩托車、自行車、電視機等行業為主。從投資增量上看，亞洲持續走強，非洲、拉美等投資日益加速，歐洲、北美緩慢提升，澳大利亞及若干國家近年則呈現存量投資遞減的趨勢。1979—1990年，在亞洲、北美、大洋洲的累計投資分別占總投資的33.72％、31.23％、19.30％；在拉美、非洲、歐洲的投資分別占5.10％、4.90％、5.66％。1991—1997年，在亞洲、非洲、拉美、歐洲的累積投資分別占24.21％、15.59％、13.88％、8.69％，比1990年的累計投資分別增加4.91、10.60、8.22和3.03個百分點；北美、大洋洲的累計投資占29.64％和7.63％，比1990年分別減少4.08和23.60個百分點。1998年對亞洲和非洲的投資分別達0.68億美元和0.9億美元，占總投資的22.4％和34.6％。在智利、日本、澳大利亞等8個國家的存量投資比上年凈減221.4億美元。從國別分布看，1979年開始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到1990年投資國家和地區達106個，美國、加拿大、香港等8個國家和地區累計存量投資比重為82.42％。到1997年擴展到146個，香港、美國、加拿大等前8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占總投資的68.3％。

二、成因分析

1.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因素。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因素對投資影響很大。美、日、歐洲諸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都選擇地理上接近或歷史文化聯系密切的地區，中國亦不例外。港澳及東南亞在地域上與祖國大陸或我國毗鄰，華人、華僑集聚，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認同感，歷史上同中國的經濟往來就十分頻繁。因此，中國許多跨國經營企業對港澳和東南亞地區的投資環境較熟悉，在對外直接投資初級階段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不十分明顯的情況下，在此投資有利于回避風險、積累經驗，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提高投資績效。所以中國對外投資初始階段的首選區位在該區。同時，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外交關系融洽，投資的制約因素較少。因此，對外投資最初多選擇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2.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戰略因素。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構與國家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中國并非資本剩余國，經濟結構層次和技術水平不高，僅有少量的OIL優勢，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初級階段，投資量不大，且囿于信息和便于管理與調控等因素，呈現不平衡的集聚狀態。同時，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在國際形勢趨于緩和的情況下，中國為實現趕超戰略，開始注重向發達國家投資，來學習和借鑒國外技術，因此投向發達國家的資金大量增加；而隨著經濟不斷發展而引發的資源環境壓力逐步增大，大量利用國外自然資源，強化對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投資成為中國企業的重要選擇。所有這些都促進了中國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格局的形成。

3.目標國外資政策、市場及開發潛力。外資政策對外資的進人至關重要，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分布和與中國簽訂了經濟貿易協定、雙邊投資保護協議的國家和地區基本一致，也說明了這一點。發展中國家一般資源比較豐富，且資金、技術短缺，多處于賣方市場，外資政策寬松，歡迎有利于增加就業的資源開發等勞動密集型投資，這正符合我國的投資特點。發達國家的投資環境穩定，技術先進，市場廣闊，對外資開放領域有嚴格限定，資金需求主要在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因此，隨著各國產業結構升級、市場需求轉變、外資政策調整及中國投資實力增強，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不斷進行地域分化和整合，投資歐美的產業，技術含量日益提高；勞動、資源密集型投資轉向發展中國家，并隨著對外直接投資增多，呈現地區多元化和布局趨向平衡的特點。這是適應全球一體化和國際政治經濟結構轉化的重要舉措。

三、區域戰略分析

1.投資區位選擇的戰略目標取向。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在產品的成熟階段，對外投資主要通過開拓市場，擴大規模來降低成本，應選擇收入和消費水平接近的東道國；到標準化階段為進一步降低成本，應選擇勞力成本較低的東道國。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對外投資應選擇邊際產業，向具有比較優勢和貿易帶動優勢的地區投資來促進出口和產業結構優化。折衷理論首次提出了區位優勢是跨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關鍵因素，企業應充分利用東道國的資源、技術、資金、優惠政策，發揮比較優勢，獲取收益。上述理論從發揮和尋求比較優勢的動因上解釋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取向。因此，中國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的布局亦應基于多重目標：（1）增加企業綜合競爭能力。投資于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廉價、市場廣闊的東道國，擴大生產規模，提高效益，培育企業與世界跨國公司抗衡的能力。（2）帶動出口。我國是一個貿易大國，今后出口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將會繼續增大，對外投資應選擇能帶動本國設備、半成品出口的國家，并繞過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3）促進產業結構優化。遵循“投舊引新”的原理，把輕紡、傳統化工、機械等“邊際產業”投向一些發展中國家，重新獲得發展優勢；同時，立足長遠，向發達國家投資，學習、引進先進技術，突破各種限制獲得資金和市場，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經濟結構優化。（4）增加可持續發展能力。我國人均礦產資源折值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許多礦產資源已經或者即將制約經濟發展，環境壓力日益增大，應投資于國外資源豐富區，以獲取資源，減輕國內環境污染，贏得新的發展空間，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

2.總體戰略。對外投資按投資方向可分為向發達國家的上行投資和向發展中國家的下行投資。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在區位選擇上應以下行投資為主，兼顧上行投資。這由對外直接投資可能對生產和貿易的經濟效果產生的影響所決定。發達國家有完備的市場體系，經濟發展水平高，投資環境優越，投資于發達國家可以獲得先進的技術、管理、信息。但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層次高，我國的相對技術優勢和管理優勢難以發揮，在市場上尚難同它們直接競爭。廣大發展中國家與我國有良好的政治關系，經濟結構相似，文化環境接近。它們工業化水平較低，從生產原料、工具到成套設備都需要進口。我國擁有的小規模優勢、適用技術與發展中國家現有的廉價勞動力資源與優惠政策相結合，有利于拓展多元化市場。同時，對發展中國家投資還可以旁敲側擊，利用東道國的配額和優惠政策主攻歐美市場。如通過投向一些非洲國家，利用它們享受西歐的特惠關稅，主攻西歐市場；對拉美直接投資，可利用北美對該區的優惠政策，廣泛利用北美的資金、技術和市場。

3.不同區域的投資戰略。（1）穩定提高亞洲的投資。如前所述，中國在亞洲的對外投資具有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等有利因素，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削弱了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經濟競爭力，但增加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亞洲豐富的自然資源，如東南亞的森林資源，西亞、中亞的石油、鐵、鉀鹽等對我國有著巨大的吸引力。而且無論是中國的小規模優勢、適用技術優勢還是特色技術優勢，如陶瓷、刺繡、園林、中醫中藥等都適合于在本區投資。同時在本區投資也易于推行“投舊引新”的戰略，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突破因產業結構趨同導致的貿易壁壘和摩擦。本區的港澳臺和東南亞人口眾多，市場潛力大；該區各國和地區為吸引外資制定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投資環境較好。東南亞地區的國際合作開發不斷推進，瀾滄江一眉公河流域的共同開發得到了沿河各國和聯合國開發署的高度重視；中亞地區的經濟開發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這都有利于中國拓寬對亞洲的投資領域。因此，亞洲不僅是中國過去和現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陣地，還將是今后加強投資的重要地區。

（2）有重點的發展對歐美、大洋洲等發達國家的投資。歐美一直是全球科技創新的領導者。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和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注重對歐美的投資，目的是追求美國高技術，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以求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得領先地位。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世紀，中國跨國公司更應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市場容量大，資源豐富，投資環境優越，與我國經濟聯系強，是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和順差的來源國，在本區投資有利于沖破貿易壁壘，廣泛利用外資，學習先進技術、管理方式，獲得豐富的信息，增強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國民經濟素質。目前，我國在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投資主要以開發資源、低水平加工業居多，無法發揮中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今后應改善投資結構，以長遠利益為主。由于中國發展階段和水平的限制，對上述地區投資規模不大，因此必須突出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

（3）積極發展對拉美、非洲、中東歐國家的投資。這些地區不僅有我國緊缺的若干自然資源，而且我國產品和服務在這些地區也比較適銷對路，市場前景較好。我國的家電、服裝、紡織、皮鞋、絲綢等輕工產品和餐飲業在中東歐很受歡迎，而該區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對我國企業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內瑞拉、秘魯等國的石油、鐵、鉻、銅和森林資源豐富，投資基礎良好，市場潛力大，易于發揮我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非洲總體上經濟落后，工業化水平低，但利比亞、尼日利亞、南非、扎伊爾、贊比亞等石油、銅、鉻、鐵等礦產資源和森林資源豐富，與我國的經濟互補性強，前景廣闊。當然，該區一些國家政治動蕩，經濟混亂，但大部分國家投資環境較好，整體的潛力較大。

（4）加強對區域經濟組織內部的投資。目前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緊密性區域組織已經形成，它們的貿易活動以經濟區域和經濟實體內部循環為主，外部循環為輔，實行嚴格的有差別的內外政策：區域內實現了商品、資本、勞務自由流動，取消關稅和貿易壁壘，統一工業和產品標準，而對區外進口則缺乏優惠條件。這些區域性組織的對華貿易保護日益加強，如1990年代以來，歐盟對華反傾銷愈演愈烈，截止2000年1月，歐盟對華反傾銷達20多種，覆蓋了從日用品到家電到工業品，北美自由貿易區對華反傾銷也不斷增多。因此，傳統出口很難進入。但中國企業在歐、美仍有很大市場空間。應通過強化投資，繞過關稅壁壘，將貿易摩擦變成跨國公司內部的交易，分享經濟集團內部企業的優惠待遇，開發這一廣闊的市場。另外，還要注意在更深、更廣的層次上對環太平洋國家投資，深化與本區的貿易、金融關系，繼續以港澳為依托構建21世紀的對外直接投資格局，防止被排除在亞太圈外。

四、建議與對策

1.加強宏觀調控。政府支持十分關鍵。首先，要制定優惠的稅收、信貸政策，并加快人世為企業的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創造條件，還要通過制定海外直接投資法、產業引導法等，輔以有效的匯率、還貸能力管制，加強區域性和全球性的戰略管理，規范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行為；其次，實施技術情報支持政策，設立專門機構對重點投資目標的政治前景、市場潛力、制度、勞動力市場進行及時分析，引導對外直接投資布局；第三，制訂區域和產業相協調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強化支持重點投資區的重點企業，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戰略。對中小企業和“邊際產業”主要強化信息支持和投資方向引導，使其發揮最大的比較優勢，獲得投資收益。

2.加快培育跨國公司和專門人才。大跨國公司多施行全球戰略，力求區域和產業投資最優化。加快組建中國的跨國公司，形成一批強大的投資主體，是改善對外直接投資結構的重要舉措。同時，人才是企業實行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的關鍵，世界上許多一流的跨國公司都確定了以人為本的制勝戰略，如英特爾、西門子、松下等。我國應加強人才戰略，培育出更適應于不同地區發展創業的專門人才。這些人應了解當地政治、經濟、文化及其瞬息變化的市場、金融、政局，科學決策，及時規避風險，推動投資布局合理化。

3.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華商網絡的“窗口”優勢。根據我國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不同的產業和不同類型的企業集團，選擇最優的東道國。力求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協調，并隨著經濟發展階段和行業優勢的轉變，使投資重點向經濟增長速度快、潛力大、綜合投資環境好的地區轉移。注重利用基于“親、地、神、業、文”五緣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華商網絡，發揮它熟知當地工商界狀況、法律、經營習慣等“世界”優勢，選擇經濟效益高、投資風險小的行業和國家，促進海外投資的地域結構優化。

參考文獻：

[1]張紀康。國際直接投資[M].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33-57.

[2]魏后凱。區位決策[M].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1998.143—165.

篇4

綜合上述兩塊研究成果來看，尚未將二者有機結合并進一步體現專業建設對地方產業經濟發展的輻射作用。因此，如何從服務區域經濟發展這個角度來更好地指導國際商務類專業尤其省級示范特色專業的內涵建設，同時將國際經濟與貿易這個省級示范特色專業的建設和帶動真正服務于區域經濟的發展還存在較大的研究和發展空間。

二、研究內容及主要觀點

（一）（1）研究目標：本課題試圖以湖南省發展新型加工貿易為契機，在職業教育和國際貿易理論的指導下，借鑒省級示范特色專業的建設成果，將湖南省與江蘇或浙江等某個沿海發達省份在國際貿易專業建設和加工貿易轉型省級方面進行比較分析；深入研究教育部十一五中長期規劃和商務部等相關政策和法規，將國際商務類專業建設的提升和湖南省加工貿易產業轉移的發展進行有效對接，同時通過計量模型的構建和測算，對新形勢下加工貿易影響湖南經濟發展的程度做一個經濟預測，從而為湖南構建新型加工貿易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踐借鑒，也為國際商務畢業生的對口就業率的提高提供一定的理論指導。（2）研究內容：國際貿易省級示范特色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研究；國際商務專業學生就業區域選擇與湖南省產業轉移關系分析；湖南省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對國際商務專業方向創新的效用分析；湖南省與浙江省國際商務人才培養模式和加工貿易發展對比分析；新型加工貿易促進湖南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考慮風險的加工貿易模型的假定及說明；模型的實證檢驗分析以及測算結果的導出；湖南省發展新型加工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可行性分析及建議；國際貿易省級示范特色專業的社會輻射作用與湖南省發展新型加工貿易及產業轉移的關系研究；湖南省加工貿易產業轉移的升級對拉動國際商務類畢業生就業的效用分析。（二）主要觀點。（1）國家“十二.五”中長期規劃明確規定了發展加工貿易，特別是中部省份應承接東部甚至國外產業轉移，這為湖南省提升現有加工貿易內涵，構建新型加工貿易格局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基礎。（2）國際貿易省級示范特色專業的成功申報與前期建設為湖南省提升現有加工貿易內涵，構建新型加工貿易格局提供了應用型、技能型人才的培養基地。（3）將加快湖南省加工貿易轉型升級與國際貿易省級示范特色專業的后續建設進行對接研究,既是經濟發展對更高級別人才培養的要求，也充分體現了職業教育中“產學研”結合的重要理念。

三、基于新型加工貿易轉型下的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改革

（一）全面修訂以發展加工貿易為主的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由于加工貿易的環節眾多，涉及的國際商務類專業及典型崗位也比較多，根據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調研的分析結論，結合相關各崗位特點，全面修訂人才培養方案，使其更適應外經貿產業轉型升級的崗位需求，并體現產業崗位細化的前瞻性。

篇5

〔關鍵詞〕綠色貿易壁壘,影響,對策

人類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生態環境破壞｡在此客觀情況下,人類開始關注環境;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世界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更加頻繁;為此,貿易與環境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當前世界貿易中出現了一種新的動向:發達國家通過制定高于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標準,作為市場準入的限制條件,來推行新的貿易保護主義,從而使傳統的貿易壁壘逐步演變成綠色貿易壁壘｡

一､綠色貿易壁壘對外貿企業的影響

當前,我國在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的過程中,面臨著許多雙邊､多邊環保協議及國家環保法規的直接或間接限制,綠色貿易壁壘成為中國加入WTO后遭遇到的第一道檻,也是最難過的一道檻,它直接威脅到我國企業出口貿易的發展｡盛行于世界市場的各種綠色貿易壁壘,對我國外貿出口至少產生了三個方面的影響｡

(一)商品的出口市場相對縮小｡我國出口貿易以低技術含量的制成品､初級產品為主,出口貿易的主要市場是日本､美國､歐盟､韓國､東南亞等發達或較發達的國家｡發達國家設置的綠色貿易壁壘,使我國遭受了許多不合理的限制,出口市場相對萎縮｡這些國家的產品進口標準,如防污標準､噪聲標準､電磁輻射標準､包裝標準等,大都是我國產品在短期內難以達到的環境技術標準｡在農產品和食品方面,由于我國海洋環境不斷惡化,歐盟已不再進口我國貝類產品｡1994年以來,中國的牛肉､豬肉幾乎不能出口美國,歐盟也完全禁止中國的牛肉､凍雞肉進入｡在服裝和紡織品方面,西方國家通過立法禁止進口含有某些化學成份的紡織品,如1994年4月1日起德國禁止進口含偶氮染料的紡織品,這使我國使用104種偶氮染料的紡織品的出口中斷｡

(二)出口企業的生產成本提高｡發達國家設置的綠色技術標準使我國出口產品成本大為增加,削弱了該類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我國外貿企業為了獲得國外綠色標志,一方面要支付大量的檢驗､測試､評估､購買儀器設備等間接費用,另外還要支付不菲的認證申請費和標志使用年費等直接費用｡在包裝材料及包裝廢棄物的處理方面,美､歐､日等也從自身的資源稟賦､包裝技術､消費者偏好､現有設施等因素著手,制定了許多歧視性規定,使我國出口貨物包裝成本大幅度上升,出口貿易困難重重｡在中國輸美商品木質包裝案后,歐盟效仿美國,于1919年6月1日公布了歐盟委員會的決議,要求成員國采取緊急措施,對1919年6月10日后從中國(不包括香港)離境的所有產品的木質包裝實施新的檢疫標準｡由于新檢疫規定要求采用熱處理､熏蒸處理或防腐劑處理的木質包裝,我國出口產品包裝費用將增加20%左右｡而如果被強行要求采用紙板､塑料等替代材料,包裝成本則會成倍上升｡據估算,僅歐盟的包裝決定就影響了中國七十多億美元的對歐出口貿易｡另外,在成本內在化及反補貼措施的影響下,一些發達國家通過對我國出口貨物征收綠色關稅,同樣使這些產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由于成本提高而喪失價格優勢,制約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三)與他國的貿易摩擦日益增多｡20世190年代以來,工業經濟與生態環境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已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主要問題｡盡管存在國際環保公約､國際環保法規標準,但由于各國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決定了其對環保技術開發､環保資金的投入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形成了各國環保標準的差異性,造成了國際貿易的摩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對外貿易獲得飛速發展,目前已經是世界第六大貿易國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出口國,貿易流量空前增大,外匯收入和貿易順差逐步增加｡在世界經濟增長趨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我國出口產品正面臨著越來越多的綠色壁壘制約,引發我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增多,影響了我國外貿的發展｡

在農產品和食品領域,歐盟自1996年8月1日起禁止我國凍雞肉進入歐盟市場｡日本于11919年初出臺《家畜傳染病預防實施細則》,規定進口包括中國在內19個國家的豬牛羊肉及其制品必須經過指定設備進行加熱消毒處理｡從2000年下半年起,歐盟執行了新的茶葉農藥殘留限量標準,擴大了檢測項目,大幅度提高了測量標準｡美國､澳大利亞､俄羅斯､日本也和歐洲一樣,以食品安全為名提高了對中國茶葉的進口壁壘｡在紡織品出口方面,1994年4月1日起,德國正式禁止進口含偶氮染料的紡織品,凡違反此規定者視同犯罪,產品將被銷毀｡從上述簡要列舉的事例中可以明顯看到,由于綠色壁壘的限制,我國出口產品所受的沖擊將越來越大,與外國的紛爭將更加頻繁,嚴重制約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二､突破綠色貿易壁壘的對策

我國加入WTO為企業加入世界經濟貿易大循環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機,但是如果不能及時把握住“綠色環保”,沖破國外壘起的“綠色壁壘”,企業進軍國際市場的目標就難以實現,在國際競爭中就無法擺脫劣勢｡為此,我們應該大力實施綠色戰略,積極開展綠色產品認證,創建一批有口皆碑的名牌綠色產品,突破綠色壁壘,走向國際市場｡具體對策如下:

(一)提高綠色環境意識,樹立綠色營銷觀念｡我國許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對于“綠色壁壘”尚處于毫無準備狀態,對綠色產品的認識也僅僅處于剛剛起步階段,對獲得綠色證書的重要意義缺乏清醒､明智､緊迫的認識｡要想提高全民環保意識就離不開廣泛的宣傳和教育｡在對外經貿與環保方面的宣傳上,特別要在國際環保公約､環境標準的法規上做文章,使得各級經貿工作者及企業領導者充分認識到環境保護在我國外經貿工作中的重要意義｡同時,為了徹底消除污染,必須樹立全方位､全過程的環境管理新思想,從產品的研制､生產､包裝､運輸､銷售､消費到廢物的回收､再利用,每個階段都要考慮環保問題｡另外,我們還應做好對對外貿易與環境保護負面情況的報道,增加危機感､緊迫感,以適應國際貿易發展的新形勢｡例如,山東省凍雞肉由于農藥殘留超標而失去國際市場,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這些教訓應使我們清醒地意識到環保已不僅是影響企業的發展,而且是企業生存的必要條件｡(二)追求技術創新,調整產品出口結構,實施綠色發展戰略｡綠色貿易壁壘實質是高技術壁壘,對企業來說,提高產品科技含量是突破綠色貿易壁壘的根本途徑｡首先,企業要認清市場發展趨勢,增加科技投入,開發綠色產品｡隨著社會的發展,消費者在衣､食､住､行方面的要求越來越高,綠色需求日益擴大,綠色消費成為主導國際貿易的新潮流｡據美國克里蘭夫市場預測公司的調查,國際綠色消費正以每年平均12%~15%的速度增長,到2010年世界綠色市場規模將增至12000億美元｡可見,要爭奪國際市場､擴大出口,必須適應綠色消費潮流,依托高新技術,及時調整產業結構,大力發展有益于環境和消費者身體健康的綠色產品｡目前我國企業研究與開發投入明顯不足,許多中小企業沒有專門的研究機構,許多大型企業的研究與開發經費只占年銷售額的5%左右,只相當于發達國家的中小型企業｡因此,必須努力進行技術創新,開發環保成本低､質量優､符合國際環境標準的綠色產品,搶占國際市場｡其次,重視對傳統產業改造｡通過改造產品設計､包裝,提高產品質量,努力達到各種技術､安全､衛生､環保標準以及包裝､標簽要求,順應綠色消費的潮流,讓自己的綠色產品大規模走向世界市場｡我國冰箱年出口量1992年曾達40萬臺,1993年因受“蒙特利爾議定書”影響,出口量下降到20萬臺｡經過技術改造,無氟冰箱研制成功,我國冰箱出口迅速擴大,2000年出口達到180萬臺,成為世界冰箱生產第一大國｡我國冰箱行業的成功經驗表明,注重對傳統產業､產品的技術改造以符合綠色消費趨勢,是大力發展出口､實現我國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措施｡

(三)加快環境管理系列標志認證工作｡在綠色標準已成為國際貿易新標準的時代背景下,企業應對綠色壁壘最有效的武器是通過環境管理系列標志ISO14000認證｡這一認證就是對企業或社團的環境行為進行兩個方面的規范和評價,它們分別是組織環境管理體系和產品環境標志制度｡為適應這一國際潮流､服務于企業出口,國家環保總局､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和國家進出口商品檢驗局聯合組成的中國環境標志產品認證委員會,自1997年正式開展認證工作｡但是,很多企業在環境管理上還停留在末端治理階段,對ISO14000標準的理解和應用還不深｡因此,我國企業尤其是外貿企業在認證問題上依然任重道遠,要深入了解ISO14000認證的各項標準與要求,扎實做好企業各方面､各環節的工作,綜合提高環境管理水平和能力,爭取早日通過國際認證,適應國際市場“綠色”潮流,走綠色企業發展之路,全力推進外貿企業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發展戰略｡同時,申請認證還能夠推動企業的內部環境管理體系的建立,引導企業按照綠色要求改進產品種類､生態設計､生產工藝和生產過程,推動企業的管理走向標準化､規范化和國際化,促使企業經營由粗放經營向可持續經營的轉變｡

(四)實施綠色營銷,塑造綠色形象｡綠色營銷指企業通過交換,為滿足人們的綠色消費需求,履行環境保護的責任與義務,實現自身的盈利所進行的與產品有關的一系列經營活動｡企業搞好綠色營銷,要做好以下工作｡首先,搞好綠色品牌設計｡在給綠色產品設計品牌名稱時應融入綠色概念,一個好的綠色品牌名稱有以下特征:暗示產品類別,支持標示物和標示語,盡量將品牌名與自然風景區的名稱､少污染或無污染的地名及其具有代表性的動植物聯系起來｡其次,重視綠色產品的廣告宣傳｡在綠色產品的廣告宣傳過程中,應強調產品對環境的友好性,使廣告不僅突出產品的綠色形象,刺激消費者的購買,而且獲得現代公眾的好感與共鳴｡在進行綠色產品的廣告宣傳中,可以實施差別策略,最立竿見影的方法有:一是注重產品包裝｡許多產品的外包裝如可口可樂紙杯等示意消費者用后投入垃圾箱內,這很容易使環保意識較強的消費者對企業產生好感｡從發展趨勢看,可回收､易拆解,部件或整機､包裝物可翻新和循環利用的產品將成為綠色消費的一種選擇時尚,這無疑為廣告產品差別化策略提供了新的訴求點｡二是在商品上附上“綠色標志”｡綠色標志也稱環境標志,它是一張貼在商品上的特定圖形,標志著該商品不但質量符合標準,而且在生產､使用和處置過程中也符合環境保護的規定要求｡目前綠色標志已逐步成為企業產品進入國際市場所必備的通行證,因此,企業應努力取得環境標志并在廣告宣傳活動中對其加以強調,以增加綠色品牌廣告的說服力｡據有關資料表明,77%的美國人表示一個公司的環境信譽影響其購買決定,40%的歐洲人更喜歡購買綠色產品｡我國青島電冰箱總廠銷往德國市場的電冰箱數量之所以居亞洲之首,就在于該廠將氟利昂含量減少到5%,獲得了德國的環境標志｡由此可見,在廣告中宣傳綠色產品的環保性能可以取得顯著效果｡

(五)加強國際間的相互合作,抵制環境貿易壁壘｡當前環境與貿易問題的實質是改變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我國已是WTO正式成員,可充分利用WTO多邊貿易體系的談判機制､合理對抗機制､報復措施､非歧視原則及對發展中國家特殊照顧的規定,聯合發展中國家共同抵制發達國家故意設置的歧視性綠色貿易壁壘,促進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為此,要進一步加強國際間的合作,樹立全球經濟伙伴思想,力爭建立環境與貿易相互協調的良性機制;要堅持權利與義務平等的原則,在享受國際貿易帶來的利益的同時,承擔與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相稱的環境義務,反對發達國家在環境保護的旗幟下推行“以鄰為壑,獎出限入”的新重商主義行為;要堅持發達國家多承擔義務的原則,要求發達國家對其工業化進程的環境欠賬和現行的高度密集生產及奢侈性消費帶來的環境后果負責,向發展中國家轉讓環境技術,提供資金支持,反對發達國家動輒實施環境貿易制裁,損害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利益｡

總之,針對目前國際競爭的嚴峻形勢,企業要充分認識到自己的現狀,清楚自己的不足,進而研究具體可行的應對措施,順應形勢,把握市場脈搏,努力改變經營思路,迎接綠色挑戰,樹立綠色觀念,開辟綠色產品,塑造綠色形象,滿足綠色需求,將企業做大做強,從而在激烈的市場經濟大潮中取得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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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吳建華.綠色壁壘對我國貿易影響的對策〔J〕.生態經濟,2001,(10):5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