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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經濟構成精選(五篇)

        發布時間:2023-10-25 10:51:58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市場經濟構成,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20世紀90年代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劇變,給經濟學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失敗的經濟根源是什么?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如何才能有效實施?中國從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經濟失敗中能得到何種啟示?等等。

        關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受挫的原因,大多數人從經濟制度、體制關系和宏觀政策等偏重于宏觀的角度進行了分析。與此不同,斯蒂格利茨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一書中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失敗的原因——過度集權、產品質量、激勵機制、選擇問題、會計核算與價格體系、競爭的缺乏、創新與適應性等具有微觀經濟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經濟失敗的標準原因的序列中,沒能提供有效的激勵被排在顯著的位置上。也許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社會主義經濟提供了激勵……但是這種激勵并沒有直接作用于提高經濟效率。”本文將之定義為“斯蒂格利茨命題”。

        “斯蒂格利茨命題”的主要思想包括四個方面:(1)激勵的實質是一個信息問題。如果一個組織或集權的機關具有某些信息來了解每個人此時正在做什么,或判斷每個人應該做什么,而使產量最大化,那么就不存在激勵問題了。(2)激勵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提高經濟效率。直接作用于提高經濟效率的激勵結構被稱為有效激勵結構。(3)社會主義激勵匱乏是指缺乏有效激勵結構,其主要原因是:社會主義經濟對平等的意識形態方面的約束阻礙了有效激勵結構的建立;政黨體系不僅提供了一種報酬機制,而且也提供了一種控制機制;政治體制充當經濟激勵機制的部分替代物,使激勵的導向發生扭曲,即經濟尺度衡量的晉升與業績的相關程度要比政治標準差一些。(4)社會主義經濟失敗的其他原因都與激勵相關。這些失敗原因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構成激勵匱乏的基礎,包括過度集權、會計核算與價格體系不完備、競爭的缺乏等;另一類是激勵匱乏的結果,包括產品質量低劣、缺乏創新與適應性等。因此,激勵匱乏被排在社會主義經濟失敗標準原因序列中的顯著位置上。

        根據“斯蒂格利茨命題”的觀點,解決社會主義經濟失敗的主要路徑是建立有效的激勵結構,以改變激勵匱乏的結果。如何建立有效的激勵結構?斯蒂格利茨認為,“激勵問題與分配問題是緊密相關的”,建立有效激勵結構的關鍵在于選擇正確的激勵結構方向,其中,“激勵結構的一個基本方向在于報酬必須按照績效(必須可以衡量)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只有這樣,才會使勞動者勤奮地工作,使決策者作出提高產品質量的選擇,使技術、管理等創新者和創新使用者對創新有內在的動力和需求。田國強也認為,一種經濟制度要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如何調動人們的積極性,檢驗一種經濟機制或規則是否運行良好的一個基本標準是,看它是否能夠提供內在激勵使人們努力工作并做出高質量的工作,激勵決策者作出有利于他主管的經濟組織的好決策,激勵企業盡可能有效益地生產。

        在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與社會主義國家一樣,面臨著經濟運行中的激勵匱乏問題。為激活社會主義經濟,兩者都是從激勵匱乏的基礎上進行了改革,即實行由計劃到市場的轉型。但是,兩者轉型的經濟和社會后果迥然不同:中國的改革取得了成功,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失敗了。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巨大的差別?一種比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中國的改革選擇了漸進式的道路,這一道路是一條代價低、風險小,又能及時帶來收益的成功道路,它最接近于“帕累托改進”或“卡爾多改進”,有利于保持改革過程中速度和穩定這兩種要求之間的平衡;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選擇了相反的改革方式,產生了巨大的磨擦成本和社會動蕩。中國在激勵匱乏基礎上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還在于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在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中起過積極作用;特殊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初始條件,加上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使中國社會主義的憲法制度通過改革在更大程度上適應了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憲法制度和利益結構保持了相對均衡,作為改革領導者和發動者的黨和政府能在穩定和發展中實現經濟和社會的轉型。

        無論是進行縱向比較,還是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橫向比較,應該說,轉型中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是成功的。但是,與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相比較,我國在成功的道路上還只是邁出了第一步。因為,我們還沒有創造出比這些國家更高的經濟效率。正如列寧所說:“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可以被徹底戰勝……社會主義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

        中國市場經濟運行效率的提高還有很大的開拓空間。這是因為,我國的激勵制度很不健全,而且已有的激勵制度也沒有完全作用于效率的提高,即尚未真正建立起有效的激勵結構。例如,盡管我們一直強調按勞分配,但現實中平均主義分配的色彩還比較濃厚;在勞動力資源方面,一般勞動力大量過剩而高素質勞動力短缺;資本短缺與大量民間游資的存在是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又一重大問題;人們都認識到技術創新對企業經濟效率、市場競爭力的提高和國家經濟發展、國際競爭力的作用,但我們卻始終面臨著技術創新不足或技術創新與技術使用者之間渠道不暢的難題;企業家是現代企業的駕馭者,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起飛的“先行資本”之一,也是我國目前最稀缺的生產要素,而我國目前尚未形成成熟的企業家成長機制。

        這表明,如何建立有效激勵結構,仍是我國學術界的重大研究課題。本文認為,除了人們一直在研究的如何克服平均主義,堅持并實現按勞分配的這一傳統課題外,目前重點要研究的是以下兩個重大問題:一是科學認識按勞分配的效率區間和非效率區間,并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解決這一制度在某些領域的非效率性問題;二是如何有效實現按要素分配,重點是建立按人力資本分配的機制;三是注重分配制度與個人行動的協調,使個人行動圍繞組織目標的實現而運行。

        二、按勞分配的效率區間分析

        近幾年來,學術界對按勞分配的效率問題討論頗多,一種較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按生產要素分配論強調市場因素,但忽視了非市場因素作用,遵循的是效率優先原則。按勞分配論,特別是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論,強調非市場因素,但忽視了市場因素作用,遵循的是公平優先原則。”甚至有人還認為按勞分配“導致效率低下,利益受損”,似乎按勞分配只講公平而不體現效率。本文分析認為,按勞分配既體現了公平原則,也體現了效率原則。但是,與經典按勞分配理論相比較,在現實社會主義經濟運行中,面對按勞分配發揮作用的客觀經濟環境的變化,其效率也是有一定限度的,或者說存在一個效率邊界。我們既不能否定按勞分配在現實經濟中的效率性,也不能將這一分配制度的效率無限夸大。

        馬克思對按勞分配理論的論述,是對未來社會的分配原則所作的帶有預見性的一般描述,或者說指出了按勞分配的基本規定性。但是,經典按勞分配理論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設前提基礎上的,包括存在著單一的公有制結構,勞動是人們獲得個人消費品的惟一手段;不存在商品貨幣關系,因而不僅按勞分配采取直接的實現方式,而且不存在價值實現問題,只要付出勞動,都將得到相應的回報;勞動力由社會根據需要直接配置,而不需要通過市場等途徑分配;勞動力充分就業,不存在失業狀況及由此對按勞分配實現程度產生的消極影響。

        在現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經典按勞分配模型運行的經濟社會背景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使按勞分配的實現范圍、實現過程、實現形式及其效率區間等將會發生一系列變化。

        (1)按勞分配是在公有制經濟中發揮效率的分配制度,而現實社會主義經濟運行中存在著多元的所有制結構。不僅如此,而且公有制經濟也要探索多種實現形式。所有制方式決定分配方式,因此,無論是從全社會還是從公有制經濟內部甚至從公有制企業內部來看,按勞分配必將與按生產要素并存,在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情況下,按勞分配起主導作用。

        (2)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經典按勞分配模型在實現形式上面臨著一系列轉型,即由“直接型”轉變為“間接型”的實現方式,包括把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通過市場這一曲折的途徑轉化為社會勞動,分配的中心環節由社會或國家轉向企業,實行兩個層次的按勞分配,分配尺度在形式上變換為社會平均勞動時間和企業平均勞動時間,分配的媒體采取貨幣這一勞動證書或勞動券的轉化形式。這樣,不僅按勞分配的實現過程會發生變化,而且由于勞動力性質也呈現二重性,所以,勞動不僅作為按勞分配的尺度參與對“V”的分配,而且,內在地派生出按勞動價值分配并參與“M”的分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國有經濟中勞動力的二重性也內在地派生出按勞動價值分配并使勞動參與“M”的分配。這既是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低工資”問題的需要,而且也符合國有經濟工資改革的方向,即不僅企業的成果要經過市場評價,按勞分配的物質對象、勞動計量和實現過程還要與市場機制聯系起來。更為主要的是,工資的形成、工資水平和工資管理也要逐步與市場接軌。

        (3)從現實經濟運行的角度看,經典按勞分配只是一種消費品的分配方式。而現實中的分配是收入分配。對于個人來說,收入中一部分用于消費,一部分用于儲蓄。所以,收入分配超出了消費品分配的范圍,為動員居民儲蓄并轉化為投資,需要有按勞分配以外的分配方式。

        從生產效率的角度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效率包括勞動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勞動效率體現為同量投入獲得較大產出,或同量產出所需投入較小,或以最小投入獲最大產出。資源配置效率體現為資源的有效利用,且同量資源由于合理配置而獲得較大產出。一方面,生產活動是多種要素的結合,是一種聯合生產,勞動只是其中的一種要素,而按勞分配是一種勞動者主導型的分配方式,它雖能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但單靠這一分配制度不可能動員勞動者以外的生產要素所有者向生產過程投入資源。要解決我國經濟運行過程中資本、技術和企業家才能等要素短缺的問題,有賴于按要素分配制度。另一方面,按勞分配事實上是以資源充分供給為前提的,其基本要求是勞動者所得與勞動投入成比例。這能夠促使勞動者注重勞動效率的提高,但卻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忽視資源利用效率,導致在追求勞動成果量的擴張過程中的資源浪費。

        (4)與經典按勞分配模型的假設前提不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勞動者是通過競爭性勞動力市場進入企業的,而且勞動力市場存在普通勞動力市場和高素質勞動力市場這一雙元結構,在普通勞動力市場上,存在著(簡單)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狀況。從總體情況看,在國有企業中,無論是高素質勞動者還是普通勞動者,他們通過按勞分配所獲得的收入都低于其對應的勞動力市場價格,面臨市場的挑戰,按勞分配的實現必須適應市場的要求進行調適。

        為解決目前高素質勞動者的收入低于市場勞動力價格這一突出問題,按勞分配的實現必須充分考慮市場勞動力價格狀況,把按勞分配與按勞動力價值分配有機結合起來。兩者結合的現實要求就是:在同等條件下,通過按勞分配所得到的收入水平必須與高素質勞動力的市場價值相一致。為實現這一要求,可以選擇多種途徑。例如,把企業資產的一部分以“勞動股份”形式分配給勞動者,或將企業部分資產以股份方式分配與勞動者出資入股相結合,使勞動者成為企業資產所有者之一;對于企業內部的技術人員,可以通過技術入股、技術成果轉讓的分成等方式參與收益分配;對企業管理人員特別是企業家,除了承認其勞動報酬、經營風險收入外,通過期權激勵等方式進行收入分配。

        對于普通勞動者來說,首先要爭取的是勞動的機會,然后才是公平的分配。也就是說,就業與分配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這方面,需要通過政府制定開放性即流動性的分工和就業政策,制定連接市場的分工和就業的政策,以及大力引導和鼓勵尋找空檔的分工和就業等手段解決普通勞動者“勞”的問題。同時,政府要通過相應的政策法規,保證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

        (5)經典按勞分配理論考慮到了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者無論是從思想、道德、精神等方面還帶有舊社會的痕跡這一因素,但經典分配理論只是把這一因素當作按勞分配的存在具有必要性的理由,而沒有考慮到這一因素的存在對按勞分配實現的影響。勞動者存在的“搭便車”等機會主義傾向,也對按勞分配制度的效率產生不利的影響。總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下,我們一方面要承認并充分發揮按勞分配制度的效率性,另一方面要正視按勞分配發揮作用的客觀經濟環境所發生的變化,科學界定按勞分配制度的效率邊界,并在按勞分配制度效率界區外探尋其他有效的分配制度,即通過按要素分配制度解決按勞分配制度的非效率性問題。

        三、建立按人力資本分配的激勵體系

        篇2

        關鍵詞:職業院校;大學生;市場經濟;素質構成

        高職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所培養的人才素質問題直接牽涉高職學生的就業與發展。研究市場經濟條件下高職大學生的素質培養,諸如高職辦學定位、人才培養模式、人才素質、實踐教學等問題,更快實現大學生的順利就業、成功就業與長期發展,是高職教育實施過程中無法回避且必須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直接關系到大學生群體本身、關系到社會的和諧安定,既是高職教育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對高職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高職人才素質構建的源點探析

        首先,要從高職教育人才培養目標和社會需求出發,并將二者貫通銜接。高職人才培養目標,根據教育部高教[2002]2號文件精神,就是要培養擁護黨的基本路線,適應生產、建設、管理、服務一線需要的,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高等技術應用人才;學生在具有必備的基礎理論知識和專門知識的基礎上,要重點掌握從事本專業領域實際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擁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這一目標明確了高職辦學方向,因此需要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根據辦學實際,認真開展調研,將社會要求、生產一線的實際需求與培養目標加以整合,將培養目標具體化,使二者有機地統一起來,從而確保培養目標通過人才個體素質的生成而得以實現,促使學生具備培養目標要求的必備素質。具體到每一個專業,應認真調研分析和充分論證哪些知識是“必要”的,哪些能力是需要重點培養的。圍繞知識和能力,特別是崗位綜合能力的人才素質培育,到底應該采用何種教學模式?課程設置、實踐教學等一線教學改革的重點到底是什么?此類問題的研究與解決,是人才素質構建的前提。這樣既能使高技能專門人才的實用性得到最大可能的體現,又能使高職人才素質的構建與培養一方面能符合高職人才培養目標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契合了社會的實際需求。

        其次,構建高職人才素質還要充分考慮高職人才與其他人才的不同,特別是與本科人才的區別。一般本科院校尤其是應用型本科院校人才素質突出的是寬口徑、厚基礎、高素質,而高職院校突出的是職業技能,特別是職業崗位所需要的綜合職業能力。從理論知識的傳授看,本科強調知識的系統性,而高職專科教育則突出知識的實用性。這些差異反映了本科人才與專科人才的不同,也是在構建高職人才素質時應當予以充分考慮的。盡量保證高職人才素質的區分度,有利于高職人才培養規格合乎標準與要求。

        二、市場經濟對高職院校大學生素質的需求

        當前,中國對高職技工的需求缺口日益突顯,高職高素質人才培養是解決中國技術人才短缺問題的重要途徑,并能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人才和技術儲備。

        首先,高職人才的素質特色,要體現出高職之“高”。高職之“高”重在高技能,而高技能表現在科技含量高、操作水平高、熟練程度高;高職之“職”重在職業性、實用性。高職培養的人才,必須體現出專業面向“基層”,工作居于“中間”,工作性質重在“轉化”,規格要求突出“應用”的人才特點。總之,高職人才的素質特色,只有緊緊把握“高職之高不宜越位,高職之職不宜缺位,高職教育不能錯位”的原則,強化“高技能”,突出“應用型”,其特色才有可能真正得到體現。

        其次,高職教育所強調的“能力”,有很強的廣義性、職業性和目的性。其“綜合職業能力,一般由專業能力、方法能力和社會能力三項基本要素所構成。專業能力是職業能力中最基本的能力,可劃分為職業基礎能力和崗位專門能力;方法能力是從事職業活動所需的工作方法、學習方法和思維方法,其核心是科學的工作方式和合理的思維邏輯;社會能力是職業活動中協作交流、職業道德、環境安全等方面的行為能力,是從業人員必備的基本素質。”影響以上能力構成的基本要素和形成與發展的因素很多,既有社會的因素,也有個體知識技能等方面的因素,在上述各種能力中,應特別注意核心能力的培養。所謂核心能力,即在人的能力體系中處于核心地位的能力。現代職業所要求的許多能力,已經不僅屬于某種職業,而是許多職業的共同基礎,這種基礎能力是一種可遷移的能力。它使勞動者能夠迅速適應崗位的變化,順利進行職業活動,這種遷移的能力亦叫核心能力,它具有普遍性、可遷移性和工具性的特點。這些能力應是從事任何一種職業的勞動者都應具備的基本素質,更是構建高職人才素質需要認真重視和探討的。

        三、高職院校大學生適應市場經濟的基本素質構成

        1.職業技能素質

        要體現出高職之“高”,首先必須注重高技能的培養,這是高職院校的特色所在和主旨所在。相對于中級基本技能,專門技能的培養更需要專業知識支撐。要用專門技能來解決現場技術問題,必須具備運用專業理論知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專門技能培養要注意創造性智力技能的訓練,中、高端技術問題的解決主要不是依靠操作技能,而是依靠智力技能的創造性活動。這正體現出知識技能型人才培養的特點,也是高職院校與中職學校人才培養的區別所在。

        高職院校應積極推行“雙證書”制度,在培養學生具備良好的職業技能的同時,讓學生在校期間通過相應職業的職業資格考試,取得相關的職業資格證書,使學生畢業時能拿到“畢業證書”和“職業資格證書”。這樣更能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國際職業技術人員用工的慣例,有利于規范國內勞動力市場,使應用型人才培養能夠適應國際競爭和勞務輸出等多方面需要。

        2.人文素質

        人文素質教育一直是高職院校需要重點加強的內容之一。人文素質教育的目標是使受教育者能洞察人生,完善心智,凈化靈魂,理解人生的目的與意義,找到正確的生活方式。

        對于高職院校的學生來說,畢業的去向較為集中,即求職工作。在現有的人才供需形勢下,高職學生面對的壓力和挑戰更大,需要用更多的時間調節自己、適應社會。加強人文素質教育,可以提高學生的道德辨別能力以及責任意識,增加社會就業競爭力。人文教育中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項需要特別強調的內容,重視心理健康教育,充分塑造高職生自尊、自愛、自律、自強的優良品格,以及增強克服困難、經受考驗、承受挫折的能力,可以促使學生更好地走向社會、融入社會。

        3.創業素質

        對于高職學生來說,在中職或高中階段已經具有了一定的理論知識和技能,升入高職后,還需要進一步夯實和拓寬專業理論知識及提高操作技能。通過高職前期階段的學習,從他們的知識結構和所處的年齡階段看,他們已經進入了創業能力培養的黃金階段。在目前大學就業形勢嚴峻的狀況下,自主創業已經成為高職院校大學生就業的優良渠道。

        創業素質是一種復合型素質,首先需要合理的知識結構,包括基礎類知識和技藝性知識,這是形成創新能力的前提和基礎。其次需要綜合的能力結構,它主要包括三種能力,即一般性智能、創新性思維和創新能力,這是創業素質所應具備的核心要素。再次需要獨特的個性結構,主要包括自身風格和創業意識以及其他有利于創新的非智力因素,如科學的精神、良好的情緒、豐富的情感和濃厚的興趣、誠信的品格和堅韌不拔的毅力、團隊精神等對創業的行為過程往往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高職院校大學生的素質已經不再單純,是一個動態的多元結構,其素質內涵也將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因此,高職院校大學生人才培養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高職院校作為培養高層次專門人才的基地,將責無旁貸地承擔起為社會經濟發展培養高素質創新型人才的重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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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3

        一、誠信原則法律描述和人性特點

        1.誠信原則的法理

        對民事誠信原則的完整把握須從規范上去界定,從學說上去認識。但誠信原則內涵在中外規范和學說上極不統一,比如在法律上,《法國民法典》第1134條規定:契約應以善意行之;《德國民法典》第242條規定:債務人須依交易慣例,履行其給付;我國《民法通則》第4條規定:民事活動應遵循誠信原則。在學說上,對誠信原則的本質學說主要有道德理想說、道德倫理說和利益平衡說三種。依據上述法律規定,我們可界定法國采意思主義,德國采客觀主義,而我國法律規定有較高的抽象性和指導性,在界定上須從主客觀兩個方面去把握,稱為折中主義。學術上的三種觀點,以道德理想說理解誠信原則,可將之推崇到“帝王條款”之位,但同時它也就失去了法律規范意義;道德倫理說雖含有較強的價值評價,但終未滲入法律而形成法律的強制評價機制,所以最終又回到了道德理想說;利益平衡說是用經濟學方法評判誠信原則,與道德倫理說一樣,終未滲入法律而形成法律的強制評價機制,最終形成市民社會不能自為的狀態。總之,法律意義上的誠信原則必須具有法律上的主客觀評價機制。所以,筆者將誠信原則定義為在當事人從事民事活動中,應進行民事行為信息的充分披露,以謀求各方利益較量均衡所應遵循的準則。根據該定義,我們可得出誠信須具備兩個要件:(1)行為要件,指信息的披露充分,包括法律的主客觀評價和道德的人性基礎;(2)結果要件,指利益的較量均衡,體現出市民社會中的利益追求。行為要件要求交易人各方獲取的信息須對稱。結果要件就要求在行為要件的前提下,達到各方的選擇目的,兩個要件缺一不可。善意只是誠信內涵的似是而非的描述,所以,唯堅持依誠信的行為和結果兩個要件判斷,方可進行法律認定和實踐操作,否則,將會造成法律的專制與實踐的混亂。

        2.從人性視角檢討誠信原則

        誠信在科學領域著重求真,在人文領域則強調求善。對誠信的人性檢討從一定意義上就是科學和人文對誠信的雙重評價,從而使誠信通過科學態度和人文精神的統一達到誠信原則在法律上的最大限度的實現。政治、經濟、哲學、宗教、道德和法律等學科都探討人性,然而,視角和目的均不同。但由于誠信是倫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市民社會法的“帝王條款”,更是道德法律化的產物,因此,筆者從人性視角檢討誠信就把政治、經濟、哲學、宗教等學科探討人性作為背景,直接從人文的道德和科學的法律兩個方面入手。道德和法律價值論均認為,人性是人作為人所具備的基本屬性。該屬性是相對于山、川、水、木等具有的物性和動植物具有的獸性而言并為人類所獨有,其基本內涵是人類具有認識和解決問題的理性與追問自身為何、干何及向何的精神。該理性精神賦予人類主觀意志和客觀行為在社會關系中永遠趨利弊害。當然,這里的利、弊是從社會關系中作出價值評價的,個人的利、害意思表示并不一定與社會利、弊一致,有時甚至相反,而主流的道德和法律價值總是與社會價相一致的。

        二、誠信原則法律化之理由

        講誠信原則可不可以法律化其實就是在講道德能否法律化?本文認為在談道德問題法律化時必須先將道德予以分類,故本文將道德問題分為兩個層次:一類為最基本的道德,另一類為非基本的道德。這種道德不是社會得以運行所必需的,而旨在使人更高尚,社會更和諧。無獨有偶,本文的這種對道德層次的界定與美國學者富勒的觀點不謀而合,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中也將道德分為愿望的道德和義務的道德兩個層次,愿望的道德與本文所指的非基本的道德相似;而義務的道德則和本文的最基本的道德相同。

        在明確了道德的兩個層次以后,我們可以謹慎地得出以下結論:由于最基本的道德為社會得以運行的必要條件,故應當運用國家的強制力加以維護,這種以國家的強制力介入的特點便成為道德與法律的一個分水嶺。也就是說當某種道德被社會認為是其得以運行的前提時,此種道德就會被法律化。正由此,我們才講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

        接下來的問題就應當是論證誠信原則是不是一種最基本的道德。本文認為一個社會所認為的最基本的道德是隨著社會本身的發展而變化的。在一個社會分工日益細化,商品交易日趨頻繁的市場經濟中,我們很難想象沒有誠信的后果。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實踐證明:一個社會的市場經濟越是發展,其對誠信的要求也越大。在一定意義上說誠信原則乃是市場經濟得以健康運行的基石。在當代中國,由于我們已經確立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以誠信原則就理所當然地成為我們市場經濟法制的一個重要指導原則,尤其是在當前欺詐、違約屢見不鮮的情況下,誠信原則這種帶有道德性特點的原則就更應該去借助國家的力量來維護了,即有必要將具有道德性特點的誠信原則法律化。

        正如英國學者路易古德對一位意大利人所言:“我們在英國發現很難采納一種誠實信用的一般性的概念,我們不知道它究竟意味著什么。”應當承認誠信原則具有某種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既是指由其源于道德而造成的內涵上的變動性,也指誠信原則在適用上的不確定性,即究竟在哪些情況下可以適用誠信原則。法律應當明確。“法不可知,則為不可測”的理念應當予以批駁。然而是不是說法律應當明確就要求法律完全不用采納任何原則性規定呢?本文認為像誠實信用這類帶有不確定性的原則性規定不僅本身有其存在價值,而且也可成為彌補立法不足,使法律能適應紛繁復雜的社會變化的必要工具。

        三、誠信教育之必要及模式的構建

        1.進行誠信教育之必要性: 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各種利益關系日趨復雜,如果人人都不誠實,不守信,整個社會就會陷入無序、混亂之中。在全社會大力開展誠信教育,提倡誠信倫理,增強誠信意識,形成誠信風尚,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的健康、有序發展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

        首先,誠實守信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活動的一項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就此而言,誠信是企業的生命,是商品交換和經濟交往的紐帶,是競爭力量和優勢產生的源泉。特別是我國加入WTO以后,經濟活動的開放性和外向性特點日漸突出,如果做不到誠實守信,不能創造一個良好的經濟秩序和社會環境,勢必要影響到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

        其次,誠實守信是職業道德的一項基本要求。作為具有普遍意義的職業道德要求,誠實守信適用于各行各業。

        再次,誠實守信也是做人的基本道德準則。為人誠懇,待人誠實,重信然諾,追求信譽,以誠實見信于人,這是一個人為人處世應當遵循的基本道理,也是一個社會維持正常秩序和有效運行的必然要求。

        2.誠信模式的構建:確立誠信模式本身并不難,怎樣讓其在實踐中正常、有序地運作,才是關鍵。下面就誠信的構建來加以探討。

        (1)建立誠信的內在運作機制:在市民社會,誠信是一切交易的前提,也是一切交易要追求的結果,而監督和競爭則是保證誠信實現的兩支羽翼。

        監督:如果沒有充分、有效的監督,誠信就會流于口號,甚至成為假誠信者作惡的外衣,通向成功的捷徑,最終,市民交易被扭曲。所以,建立誠信交易的監督機制意義重大,它是其實現的制度保證。同時,在誠信交易的監督過程中,必須遵循法律原則,排除道德的遷就,否則就會出現交易信息的不對稱和利益較量的失衡,從而導致因善惡果。

        競爭:同樣,只有合法有效的競爭機制的存在,才能最大限度地體現誠信價值之所在。

        例如在市民社會,交易人的制勝法寶是什么呢?是利他之善的道德。首先,法律原則僅為各方進行交易提供正當性、安全性的保障,至于交易能否成功,法律并不保證;其次,在統一法律原則下,道德即為一種利益較量的砝碼,一種交易的經濟成本(更象一個經濟概念),與交易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相一致,誰愿付出之,誰在交易中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

        而誠信交易的競爭模式,首先,必須依法律原則為基礎,即必須具有交易的正當性;其次,必須符合誠信構成要件。

        (2)建立外部誠信體系。所謂外部誠信體系,在這里是指與上述誠信交易相對應的并構成誠信交易環境的所有關于人類誠信范疇,主要包括理念誠信、理性誠信和實踐誠信等幾個方面。

        重構小人理念:中國古代思想家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在復雜的身份制社會尊君子,輕小人,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在現代社會,公民在人身權和財產權上是平等的,并保證了權責利的高度統一,君子與小人二元等級式的前提已不存在,剩下只有實行德制(君子式)和法制(小人式)兩種可能。因此,重塑小人理念,并給予平等的法律地位,才能實現市民社會的誠信交易。

        建構理性體系:一般來說,理性包括自然理性和社會理性。人們把人類理性滲透到誠信交易領域,使誠信交易得到提升,二者形成一種理性的互動。如果我們單純強調誠信交易,而忽視整個理性體系的建構,就會扭曲我們的信仰,就會在無信仰的大環境下摧毀市民社會的誠信交易。

        篇4

        15年――凱歌高旋

        東北地區的果品市場似乎由于長春果品集團而開啟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集團沸騰的15年,是長春果品市場蓬勃發展的“鼎盛期”。

        長春果品中心批發市場始創于1991年10月。隸屬于長春果品集團公司。所屬經營機構18戶,現有職工550人。市場占地面積13萬平方米,共有營業用房建筑面積8萬平方米,其中一座5000噸級恒溫冷庫、8棟交易大廳和一座大型現代化精品果展覽大廳,可一次性接卸儲存5萬噸干鮮果品。市場可容納萬人進場交易。年交易量60萬噸、年交易額15億元。上市品種達300多種,是目前全國最大的國家級專業批發市場和全國定點鮮活農產品中心批發市場,被國家有關部門確立為國家級“菜籃子工程”。連創全國果品行業“市場規模、市場吞吐量、市場輻射面、市場交易額、市場綜合經濟指標”5個第一。市場創立15年來,以每年新增5000平方米商業用房、600萬人民幣固定資產的速度滾動向前發展。

        15年是一個歷史基點,更是一個寫實亮點。它是果品人不懈拼搏、勇于登攀的佐證,更是果品集團完全依靠自身力量,采用“滾雪球式”的方式,取得成就的風雨征程。時間是最有力量的,發展是永無止境的,也是令人欣慰的。

        市場資產由1991年前的2100萬元人民幣增加到現在的1.5億元人民幣。年實現利稅由50萬元增加到1100萬元,年交易量由原來的10萬噸增加到60萬噸,年交易額已達15億元,累計經營收入4.5億元,上繳各種稅費8800多萬元。集團已發展成東北地區最大的多層次、多元化、多功能果品集散中心,全國最大的果品專業批發市場,輻射面已擴大到全省9個地市和毗鄰遼寧、黑龍江、內蒙古等100多個市縣及俄羅斯遠東地區。2004年被國家發改委列入“全國重點批發市場項目”,2006年被國家商務部列為“雙百市場工程”。

        當一個企業已經漸入佳境,甚至成績斐然時,如何在保持優勢的基礎之上,更好地實現突破,就成為它急需思考的問題。要知道,簡單的外延擴張,粗放的運作服務模式已被市場所淘汰,而求內涵、求高效、求質量已經成為果品集團競爭的重要籌碼。在穩步推進多層次市場體系建設為重點,完善市場結構,健全市場功能,照亮企業未來發展之路的同時,果品人果斷提出“責任”、“創新”、“品牌效應”等高頻率概念以促企業發展,從而極大地推動了地方經濟的發展。

        照亮――責任

        要照亮地方經濟,需要有超越利潤和個人私利之上的艱苦探索,這是責任。將這種精神和企業文化延伸至銷售渠道,才能促進整個產業鏈的規范協調發展,真正做到對企業負責、對消費者負責、對社會負責。

        “低靡”是長春果品事業產生的背景。而機遇和挑戰永遠是對眷侶,“挑戰”是果品事業的基調。針對上世紀80年代末,果品市場放開后,長春市果品交易市場經營秩序混亂、果品質次價高,致使消費者利益得不到保障,國家稅費嚴重流失,企業經營舉步維艱的狀況,長春果品市場把握機遇,在國家有關部委和市政府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在政府沒有投資的情況下,不等、不靠,采取多種辦法,累計投資1億元,新建擴建各種設施5萬平方米,以每年新增5000平方米營業用房,600萬元固定資產投資的速度滾動向前發展,經過擴建后,到目前專用線可同時接卸32節車皮果品,一次儲存3萬噸干鮮果品,使果品卸車后直接進入庫房,解決了水果二次倒運問題。果品市場經營設施不斷完善,基本上滿足了大市場的各種需要,為果品市場實行現代化管理奠定了基礎。資金到位,硬件也隨之得到了有效改善。現有果品恒溫冷庫、保鮮庫、精品果交易大廳、香蕉儲存庫、干果儲存庫、鮮果交易大廳、果品配送中心。招待所、餐廳、快餐部等服務設施一應俱全。

        經濟學原理和商業實踐都告訴我們,結束無序競爭的方法是實現行業相對壟斷。果品市場建成運營后,以其規模宏大、場地寬敞、設施先進、功能齊全、服務優良吸引了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3000多家產銷客戶進場交易,呈現出了“貨從東西南北進,客從四面八方來”的大流通格局。果品貨源充足,品種齊全,價格低廉,質量上乘。上市品種已達類200多種,特別是名優新特品種增加,僅進口水果就有30多種。大市場引來了大流通,大繁榮。為了吸引廣大客戶進場經營,提高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果品市場實現了“國家增收、企業增利、經營者和消費者受益”的良性循環。雪球越滾越大,企業也獲得了不斷放大的正向現金流,為下一步運籌帷幄奠定了牢固的經濟基礎。

        照亮――創新

        要照亮地方經濟,需要有打破陳規的開拓思維,這是創新。

        隨著果品市場在東北市場的份額不斷增加,開展的合作也隨之升級。整合資源的過程就是大浪淘沙的過程,行業洗牌的到來無疑是打造品牌企業、擴大盈利空間的新市場機會。企業內在動力決定了市場規律,也決定其發展速度的快慢。在市場瞬息萬變中,各品牌之間的行業勢力也是在不斷變化的,究竟誰能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對于行業說是個未知數,而對于企業來說則要看其自身的發展潛力。這種潛力只有在不斷創新中找到落腳點。創新在果品經營的各個層面,各個細節都起著導航性的作用,尤其在企業的發展戰略上更使企業受益無窮。

        果品市場運營以來,企業注重發揮市場中的龍頭作用和蓄水池作用,公司按照貿工農一體化,產加銷一條龍的發展思路,規模經營,壯大實力。1994年12月,以果品市場為依托組建了長春果品集團公司,聯合省內外30多家企業組建成跨行業、跨地區的經濟共同體。互惠互利,聯合經營,共同發展。集團公司已在產區發展多家企業為成員單位,在銷地吸收本地區外縣(市)果品公司加入集團,充分發揮了中心城市的集散作用和輻射作用。

        由于果品市場實現了規模經營,果品銷售成本大幅下降,真正實現了貨豐、質優、價廉。目前,市場上水果批發價比建市場前下降15%-30%,零售價下降16%~20%,僅此一項,長春的消費者每年就少支出上億元。

        照亮――品牌效應

        要照亮地方經濟,還需要有重大的成果和影響,才能體現出推動力和影響力。

        長春既不是水果產地,又不是經濟發達的果品消費地。果品集團培育發展市場,一靠品牌,二靠信譽。名品經營興市場,誠信經營出效益。

        建市場之初,他們通過引名品入市的經營方針,借牌造市,借船出海,從而“一舉

        成名天下知”。他們到全國各大著名水果產地進行招商。通過給予優惠政策,招來了國內外眾多果品行業的大品牌。在近6年的時間里,不但一批國內著名水果產地的產品人駐市場,如海南的菠蘿、福建的蘆柑,而且泰國、臺灣、新西蘭等國家和地區的水果名品也先后以直銷、設立東北或吉林省總經銷、總等方式入市經營。在果品市場,僅名品水果就占七成以上,其銷售額占總銷售額的80%以上。同時隨著眾多名品在市場上的熱銷,一批因專賣名牌而出名的“富士大王”與“蘆柑大王”,專營進口名牌賺大錢,生意十分火爆,每年的營業額都在數千萬元。眾多名品進入長春果品市場,托起了長春果品市場的金字招牌,長春果品市場因為有眾多的名品而名聲大震,成為東北乃至全國著名的水果集散地。如今,長春果品市場已經成為許多水果零售批發商的首選。

        同時,打造綠色市場交易平臺,創建百姓放心市場。在國家發改委的支持下,在省、市發改委的直接領導幫助下,市場微機管理系統和農藥檢測系統正開始運營。實行綠色食品市場準入制度。建立全新的一卡式收費新模式,首開長春市場交易電子商務先河。

        為了名牌興市,2006年1月8目由中國果品流通協會主辦,長春果品集團公司承辦,首屆“中華名果”博覽會在長春舉行。此會享有“果品行業的盛會、市民生活的節目”美譽。會上有上百種“中華名果”薈萃春城,臺灣水果也在長春亮相。首屆召開即創下成交量15萬噸、交易額6億元人民幣、300多種名優果品參展的佳績,實現了“展示中華精品、弘揚果品文化、豐富市民生活、促進產銷和諧”的初衷。

        三年內的希冀

        未來的3年,果品集團的市場步伐依然“疾馳”。在總計投入1.2億元人民幣興建的第一期、第二期建設工程基本完成之后,果品集團成功實現了跨越式發展。而第三期工程正蓄勢待發。征地14.8萬平方米,投資6億元建設10萬平方米現代化設施,進一步擴大經營范圍,從果品單一經營到農副產品綜合經營,實現貿工農一體化、產加銷一條龍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果品批發市場規模將擴大到40萬平方米,建筑面積可達20萬平方米,使市場年交易量達到200萬噸,交易額達到80-100億元,以全新的經營機制,先進的管理模式,規范的服務方式,把果品市場建設成為全國一流的大型農副產品批發市場。計劃中,集團還在籌備規劃長春市東南部113公頃的果園作為基地,建立東北亞最大的現代化農產品物流中心,預計創造的經濟效益約是現在的十倍以上。

        同時,也是在這三年間,是長春果品集團經營機制和經營模式創新換代的關鍵時期。大膽啟動“綠色果品放心工程”,實行農藥殘留檢測“綠色果品”準入制度,進一步完善市場基礎建設,建設大型現代化農副產品物流中心和大型綠色果品銷售網絡,實現農、工、貿一體化,產、加、銷“一條龍”的可持續發展戰略。

        篇5

        [關鍵詞] 長三角 經濟整合 空間經濟結構 城市流強度 網絡結構

        經濟全球化推動了管理、金融和服務業的國際化過程,世界級城市在全球范圍內功能分化日益明顯,代表了一國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地位。然而,世界級城市功能的發揮離不開其周邊城市的支撐作用,確切地說,是整個城市群代表國家發揮了世界經濟節點的作用。長三角城市群作為中國第一大城市群,包括了世界級城市上海,以及杭州、南京等較發達城市,這些城市未來必須進行經濟整合、經濟重構才能作為一個整體,具有競爭優勢。本文以構成長三角城市群的16個主要城市為研究對象,探討其空間經濟結構,分析該城市群空間經濟結構特征,為未來該區域經濟整合、經濟重構提供政策依據。

        根據長三角城市群空間經濟體系,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探討了其空間經濟結構特征,主要有軸線特征、圈層特征、網絡特征等。然而這些劃分大都依據空間距離和地理因素并參考了傳統的行政區邊界進行劃分的,對經濟因素考慮的不多;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群空間經濟結構可能會發生變化;城市群各城市群之間的邊界并不是線狀的,而是重疊型的,一些城市同時處于兩個甚至三個城市群的影響之下。鑒于以上考慮,本文用城市流強度指標及萬有引力模型,從經濟因素角度界定了該城市群空間經濟結構。

        一、城市流強度的測度與城市群中心城市的確定

        城市流是指城市間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技術流等空間流在城市群內所發生的頻繁、雙向或多向的流動現象,它是城市間相互作用的一種基本形式。本文采用城市流強度的定量分析方法,量化了城市群內各城市的對外聯系與輻射能力以及各城市在區域內的聯系地位,確定了城市群經濟發展的核心,與中心城市。

        (一)城市流強度測度原理

        城市流強度主要依據城市功能衡量。城市流強度是在城市間的聯系中,城市外向功能所產生的聚射能量以及與其他城市或城鄉之間相互影響的數量關系 ,公式為:

        (1)

        式中,F為城市流強度,B為城市功能效益,即各城市間單位外向功能量所產生的實際影響,E為城市外向功能量,i指第i個城市。一般以從業人員勞動生產率,即從業人員人均GDP來衡量B(B=GDPi/Li);E的衡量主要取決于該城市某部門從業人員的區位商LQij,公式為:

        (2)

        其中Lij為i城市j部門從業人員數,Li是i城市總從業人數,Lj表示整個區域中j部門從業人數,L為所在區域中總從業人數。LQijl,則i城市j部門存在著外向功能,因為i城市的總從業人員中分配給j部門的比例超過了所在區域的分配比例,即j部門在i城市中相對于整個區域有優勢,可以為城市外界區域提供服務。因此,i城市j部門的外向功能為:

        (3)

        則i城市m個部門總的外向功能量Ei為:

        (4)

        這樣,i城市的城市流強度Fi為:

        (5)

        其中Ki是單位從業人員所提供的外向功能量,反映了i城市總功能量的外向程度,稱之為城市流傾向度。城市流傾向度增強意味著該城市的總功能量的外向程度得到增強,說明它在帶動本區域經濟增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城市流傾向度下降則正好相反。

        本文采用2007 年長三角城市群16個地級以上城市,14個主要外向服務部門的從業人員數據 來計算城市流強度。16個城市相關數據采用市轄區數據出于兩個原因:第一、由于市轄縣的功能不是城市功能的主體,城市的各項功能主要集中體現在市轄區,市轄區的情況,基本反映了城市各個主要方面;第二,便于比較分析。由于地級市所管轄縣的數量不等,且不時會發生變動,可能有縣級市從原地級市分離,成為地級市,而市轄區相對穩定,便于城市之間的對比。

        (二)各城市外向部門區位商

        利用公式2,計算出16個城市14個主要外向部門的區位商 ,結果顯示:14個外向部門中,有半數部門的區位商所有城市均大于1,分別是信息服務軟件、金融業、科學綜合技術服務、教育業、衛生社會保障福利、文化體育娛樂業、公共管理社會組織,表明城市群16個地級以上城市的這幾個部門具有外向功能,具備向周邊鄉鎮擴散的能力;除上海的所有外向部門的區位商均大于1外,其余城市均有個別部門的區位商小于1,表明上海是該區域的核心城市,具有較強的對外輻射功能;對批發和零售業與居民服務其他服務業兩個部門,除個別城市外,大部分城市區位商均小于1,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該區域城市普遍為居民提供的各項服務不夠完善,批發和零售業不夠火熱;城市規模大,就業人員區位商不一定高,如上海的運輸倉儲郵政業區位商為3.38,舟山則為3.61,上海金融業區位商為5.74,而湖州則為11.95,由此可見,外向部門的區位商與城市規模不是絕對相關的,它反映的是從業人員行業分配的一個相對數量關系。

        (三)城市流強度的測度結果與中心城市的確定

        根據相關數據,利用公式3、4和5可計算出i城市j部門的外向功能量Eij以及各城市的外向功能量Ei、城市流傾向度Ki、城市流強度Fi ,其中區位商小于1的,Eij均假定為0,Ei為每個城市各部門外向功能量的總和。結果顯示:上海的外向功能量高達176.05,居該城市群的首位,并且是位居第二、第三城市(南京和杭州)的將近6倍,表明上海在整個城市群各城市聯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南京與杭州的外向功能量雖然沒有上海高,但卻也遠遠高于其他地級城市,分別達到33.92和31.81;此外,寧波與無錫的外向功能也較高,其外向功能量分別達到13.01和10.02;上海在每個外向型部門都展現了比其他城市較強的外向功能量,尤其是運輸倉儲郵政業、批發和零售業、金融業、租賃與商務服務業、科學綜合技術服務業、教育業、衛生社會保障福利、公共管理社會組織具有更強的外向功能量,通過這些行業的傳導與輻射推動了該城市群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南京、杭州、寧波的運輸倉儲郵政業、金融、科學綜合技術服務、教育等行業也都具有較強的外向功能量。

        根據計算的城市流強度值Fi,文章把長三角城市群16個地級以上城市分為四大類:一是具有超強城市流輻射功能的城市――上海(Fi為3698.72);二是具有較高城市流輻射強度的城市――南京、杭州(Fi達到800以上);三是具有中等城市流強度值的城市――無錫、常州、蘇州、寧波(Fi在200以上);其余城市則具有較低城市流強度值(Fi不足200)。上海市超高的城市流強度值表明其是該城市群的最核心城市,具有引領該區域經濟發展的能力,是該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南京與杭州作為該區域副省級城市,城市流強度值雖然不及上海,但也遠遠超過了臨近周邊城市,對周邊城市的發展有帶動作用,可以作為城市群內不同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無錫、常州、蘇州作為距離上海較近又空間毗鄰的城市,近年來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三個城市的帶狀分布形成了蘇錫常城市帶,鎮江作為距離此城市帶最近的城市,城市流強度達到130.11,表明此城市帶有延伸趨勢,具有擴散功能;寧波作為浙江省僅次于杭州的第二大經濟城市,城市流強度達到378.55,對其周邊城市具有一定的輻射能力,并且其外向功能量達到13.01,超過了無錫、常州和蘇州,因此可以作為一城市群的中心城市。

        二、城市聯系度與長三角城市群空間經濟結構特征

        (一)長三角城市群各城市聯系緊密度

        本文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來測度長三角城市群城市間的聯系度,并根據城市聯系度及中心城市來確定該區域網絡結構的節點、通道。引力模型最早是指1867年牛頓提出的物理學中的萬有引力模型,公式為F=GMm/r2,其中G為引力常數,M、m為兩物體的質量,r為兩物體間的距離。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對其在經濟學領域做了延伸,提出引力模型,認為兩個經濟體之間的貿易量與它們各自的國民經濟總量(GDP)成一定的正比例關系,與這兩個經濟體之間的距離成一定的反比例關系,并在實證方面得到很多學者的印證。隨著引力模型的廣泛應用,區域經濟學、城市地理學等領域的學者也開始關注,并對其從不同方面進行了修正(田志立,1995;陳鵬,2006;王曄倩,2006等)。學者們常常使用的引力計算模型為(6):

        (6)

        式(6)中,Fij是城市i和j間吸引力,K為引力常數,r為距離的摩擦系數(一般K=1,r=2),Si、Sj分別是城市i和j的規模,有的學者用城市GDP來衡量,有學者用城市人口衡量。陳鵬(2006)對此模型進行了修正,修正后的模型為:

        (7)

        式(7)中,µ為城市職能參數,P為城市人口,G是城市GDP,а是城市空間距離交通工具修正參數,Dij為城市間的空間距離。陳鵬對各參數值也進行了界定:

        (8)

        (9)

        式(8)中,DSiK是城市第i種主導部門的強度,Ai是該區域第i種部門的人均生產總值占全部部門人均生產總值的比值,λi為城市的第i種主導部門的職能參數,λg為城市的行政職能參數,Lf為市區常住人口,Lw為市區外來人口。

        本文認為主導部門越強,越能吸引新的投資進入,城市間吸引力也應該越大,但該修正系數µ在城市主導部門強度強度城市間的吸引力應該主導部門DSiK越大時則越小,并且主導部門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城市的內向職能,作者認為外向功能量更能反映城市的外向職能,因此本文用前文提到的城市流傾向度K衡量城市的職能參數µ,模型變為:

        (10)

        關于經濟距離修正參數а,考慮到江浙滬16個城市(除舟山外)都可以通過汽車這種通勤方式到達,有些城市間還可用火車通勤,某些城市還可用航運通勤方式,個別城市間汽車、火車、航運三種方式都可以(由于16個城市間相隔較近,不論是人流還是貨物流都很少用航空通勤,因此本文未考慮)。本文綜合考慮運量、費用和使用率等因素,參考羅明義(1999)辦法,重新定義距離修正參數а:只有汽車時為1,火車+汽車為0.7,航運+汽車為0.6,火車+航運+汽車為0.5(因為舟山是島城,只有航運通勤方式а,修正參數定義為1.2)。根據相關數據計算出具有中等城市流強度值以上的城市與所有城市的聯系緊密度,如表所示:

        (二)城市群空間經濟結構

        從表1可以確定長三角城市群空間經濟結構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長三角城市群基本上仍是以上海為中心的圈層結構。由表知,具有中等城市流強度以上的城市與區域內其他城市的經濟聯系緊密度中,上海與其他城市的緊密度除個別城市外都比較大,其中上海-蘇州、上海-無錫、上海-杭州、上海-南京、上海-南通、上海-嘉興、上海-寧波、上海-紹興、上海-泰州的經濟緊密聯系度均比其他城市與這些城市的經濟聯系緊密度大,表明這些城市發展是以上海為中心的。縱向比較這些城市與上海經濟緊密聯系度,發現以上海為中心向外形成4個圈層:第一圈層是蘇州,與上海經濟緊密聯系度高達85.24;第二圈層是無錫與杭州,與上海經濟緊密聯系度在20左右;第三圈層南京與南通,經濟緊密聯系度也達到了15左右;第四圈層是嘉興、寧波、紹興和泰州,這些城市與上海的經濟緊密聯系度低于10。

        第二,長三角城市群具備網絡發展的趨勢。數據表明,上海-常州、上海-揚州、上海-鎮江、上海-湖州、上海-舟山、上海-臺州的經濟緊密聯系度在所有城市與這些城市的聯系中并未達到最大,表明這些城市的發展并不完全以上海為中心,如常州與無錫的經濟聯系更緊密些,經濟聯系緊密度達到13.62,揚州、鎮江與南京的經濟緊密聯系度要比與上海大,其中鎮江與南京的經濟聯系緊密度達到10.72,遠遠高于與上海聯系度4.84,湖州、舟山、臺山與杭州的經濟聯系緊密度也分別比上海大。這些表明,隨著該區域經濟的發展,以上海為中心的圈層結構有逐漸向網絡結構演變的趨勢。

        第三,長三角城市群形成了具有發展潛力的蘇錫常都市帶。蘇州與無錫、無錫與常州的經濟聯系緊密度比較大,分別為7.44和13.62,表明蘇州、無錫和常州正形成該區域具有發展潛力的蘇錫常都市帶,該都市帶的發展將會帶動周邊城市及縣級市的發展。

        三、簡要結論

        本文主要分析了長三角城市群空間經濟發展現狀。經濟全球化的加速使得城市的作用超出國界,處于開放經濟的環境。本文利用城市流強度和引力模型,對該區域空間經濟結構特征進行了界定。

        首先通過城市流強度的測度,對中心城市進行了界定,指出除上海外,南京、杭州、無錫、常州、蘇州、寧波均可培養成為該區域經濟整合的中心城市,通過中心城市帶動周圍城鎮發展,進而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

        其次,建立引力模型測算了中心城市與其他城市間的聯系緊密度,界定了城市群空間經濟結構特征,即目前該區域仍是以上海為中心的圈層結構,但具備了網絡發展的趨勢,除此之外,該區域形成了一個具有發展潛力的蘇錫常都市帶,成為該區域未來發展的一個增長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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