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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學理論導論精選(五篇)

        發布時間:2023-10-18 10:10:09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考古學理論導論,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考古學理論導論

        篇1

        關鍵詞:辯證唯物主義;高校;考古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12-0264-02

        高校考古教學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受到廣泛關注的熱門學科。但目前考古學專業教學存在很多弊端,影響了人才培養質量,如何改革高校考古教學以適應當今社會發展的需求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任。本文認為高校考古教學改革要以辯證唯物主義理論為指導,形成人才培養、學科建設、教學理論和方法三位一體的改革體系。

        一、用“求是”的理論改革人才培養模式

        高校考古專業的首要目標就是建立科學的人才培養制度。21世紀中國高等院校培養考古人才的標準是懂得文物考古法規、多學科基礎知識扎實、學術思想進步、具有嫻熟的田野技術和創新能力的高素質綜合人才。然而,當代考古學人才的培養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一方面高校內部考古學科的資源仍相對匱乏。“考古學本身是一門基礎的人文學科,但其研究理念和方法技術卻具有文理交叉的性質,在對古代遺存進行分析研究的過程中,不但需要多種儀器設備,也需要具有多種知識背景的人員”[1]。如果高校過于看重招生數量和規模,依據招生盜顆渲醚Э譜試礎⑷范ㄊψ時嘀疲或者簡單地將考古學作為人文社會學科進行資源配置,就會嚴重地限制考古學科的進一步發展。另外,考古專業的課程設置也不甚合理,專業分割過細,知識結構單一,多學科融合層面相對薄弱。此外,在碩士研究生培養層面上,面臨著本科非考古專業的人數較多、生源基礎差的問題。很多考古專業本科生放棄了本專業的學習深造機會,改行從事其他專業的工作;大量的非本專業的本科畢業生卻帶著對考古學的誤解步入考古專業攻讀碩士學位。這些學生的考古學專業基礎相對較差,在碩士階段首先面臨的就是考古學專業基礎和專業實踐的補課問題,更高層次研究能力的培養無疑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博士研究生由于種種因素限制,與研究課題相結合的田野工作難以開展,因而導致依托田野發掘和第一手資料開展的博士學位學術成果數量不多。要改變這一現狀,關鍵是要實事求是,立足于人才培養現狀深化改革。總的說來有兩個原則:一是高校的改革與發展必須與現實社會的發展需要相適應,成為向社會培養輸出優秀人才,促進社會發展進步;二是必須尊重自身的發展規律。考古人才培養改革必須在保持專業特色的基礎上,實現專業培養目標、培養方式和課程體系改革的全面發展。總之,在考古學的人才培養方面要實事求是,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該怎樣根據人才培養目標設置學科內容都要從實際出發,不可人云亦云,照搬照抄。

        二、根據運動理論促進學科建設

        學科建設要依托于人才培養目標,而人才培養目標是隨著時代的進步而不斷變化的,培養什么樣的考古學人才不同的歷史時期要求也有所不同。因此,學科建設也要不斷改革和完善,用運動的原理改革學科建設才是正確的方向。

        首先,用運動的觀點構建史前史。史前史占據人類歷史的很大一部分,不能忽視,特別是人類、農業和文明三大起源問題。將這些考古學新的學術研究成果及時補充到學科中,可以拓寬學生的視野,啟發他們從世界歷史體系角度來審視中國古史,彌補了文獻古史的不足和局限。

        其次,用運動的原理建設考古學學科體系。“考古學的研究打破了中原中心論的錯誤與偏執,將中原之外的燦爛文化揭示出來。這一方面的內容在學科體系構建時需要重點關注,比如商時期的四川盆地出現了不低于中原文明的三星堆文明,北方草原也有極富游牧文化特色的青銅文明。通過與文獻的對比,有助于學生摒除中原文化優于其他地區文化的錯誤史觀,對于學生樹立以考古學學科新知識體系為基礎的正確歷史觀有重要作用”[2]。

        再次,用運動的原理豐富歷史學學科資料。教學中要適當增加史料比例,將不同歷史時期的考古資料與歷史文獻有機地結合起來進行講授,引導學生對史料進行辨析、解讀,將歷史文化的背景與考古資料對照分析,增強學生的證據意識和邏輯思維能力。比如,禮制在中國古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政治、思想和民俗上都有諸多表現,文獻記載相當普遍,而其物化表現形式也在考古資料中大量存在,在教學內容設計中應將這些內容突出。

        第四,地方史的研究往往是地方院校歷史專業的重要內容。我院考古專業根據考古新發現及新的研究成果不斷增加紅山文化等特色考古學文化內容,使學科建設隨著考古發現不斷推進。這有助于增強學生對地方歷史文化的認識,并有助于學生地方文化情結和文化遺產保護觀念的形成。

        總之,考古教學很多領域都有擴展的空間,考古學的學科建設要與時俱進,教學改革也應永遠處于運動中。

        三、根據實踐理論更新教學理念

        考古實踐既是培養考古專業研究生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的重要環節,因此,考古教學改革一定要遵循實踐的原則。

        首先,考古學是文理交叉學科,實踐環節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考古學專業應該加大考古學專業研究生實踐的力度,進一步完善教學體系。目前,學界以及教育界己經認識考古實踐在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同時也進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嘗試。比如,開創了田野學校這一培養考古學專業研究生創新能力的新途徑,期望能從根本上解決課堂講授與實踐相脫節的問題。

        其次,考古學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為了適應高等教育的發展以及國家各項事業對人才綜合素質和能力的要求,研究生階段的田野實踐應被納入考古學科研究生專業的培養計劃中,以便貫徹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理念,達到高校提高研究生綜合素質和能力之培養目標。

        再次,考古學是一門綜合的學科,其發展既和其他人文學科一樣,受到歷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響,又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科學發展的影響,田野調查雖然也受以上因素制約,但仍然不可或缺。同時,田野實踐在我國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中具有較為重要的作用,根據當前對考古學人才的要求:即著重培養具有扎實的理論基礎、過硬的基本技能和創新能力,我們認為田野實踐的開展和推行對我國高等院校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

        “研究生創新能力的培養是高校研究生教育教學的重要目標之一,也是落實科研、理論、實驗交叉融合的保障。基于這一指導思想,在注重考古學專業研究生基礎訓練的同時,應著重培養研究生的動手能力、學術創新能力”[3]。在教學改革中,除了要強調進行考古學的基礎訓練,即要求研究生熟練掌握國內外考古領域的基本理念、調查方法和資料分析方法,同時更要注重培養研究生的動手能力、發現問題的能力和進行學術創新的能力。

        四、用發展的觀點促進教學方法改革

        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是古代的遺跡和遺物,考古專業的學生需要熟悉各時期遺跡、遺物的特征和演變規律,因此教學中直觀的內容占有較大比例。而傳統的考古教學一般是課堂灌輸,缺少考古調查、發掘和遺物等直觀、動態化演示,因此,必須用發展的觀點審視課堂傳統教學模式改革。在課堂教學中要采用大量r活的圖片和視頻資料來提高學生的學習和研討興趣,因為考古學本身就是直觀的、動態的,學生學習方法也在不斷在調整變化中,所以考古教學方法也要不斷變化。近年來,隨著計算機的普及,多媒體技術在考古學教學中的應用更加廣泛。在教學當中,多媒體教學法的高效、規范、聲像結合,大大優化了考古學教學,并被學生所接受。在考古教學中采用這種教學手段,可將抽象內容具體化,將復雜事物簡單化,將微觀事物宏觀化,并能多角度地向學生傳遞教學信息,大大提高了課堂教學效果。“另外,通過多媒體教學,又可以節省時間,來進行其他的課堂教學,如組織和本節課相關的課堂討論、學生主題發言、讀書報告會等輔教學活動”[4]。更重要的是它能使教學思想、教學方式、教學內容及課堂結構發生巨大的變化,而且,對于拓展學生的知識結構、開拓學生學術視野,激發學生的求知欲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運用多媒體教學可以給學生創造一個豐富、輕松的學習環境。多媒體技術,使教學內容形聲化、表現手法多樣化,對學生的感官進行多路刺激,使學生處于一種輕松愉快的環境中。這就從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學生聽課造成的疲勞和緊張,充分調動學生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從而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除了采用多媒體技術外,還要綜合分析各個門類考古的學科特點,用“發展”的理論調整教學方法。因為考古學是一門涉及面很廣的學科,它和歷史學、古文字學、語言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宗教學、植物學、動物學、體質人類學、地理學、物理學、化學等都有著密切的聯系。這就要求教師在課堂上給學生提供各個門類相關的考古學信息,培養專業性強、學識精深的各門類考古學人才。時代在不斷發展進步,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斷提高,因此,教學方法的改革要根據教學內容的不斷更新而調整。

        總之,高校考古教學改革要立足于時代需要,實事求是,要不斷完善學科建設,遵循考古學的實踐性原則,不斷改革創新,更新教學方法。用辯證唯物主義理論指導高校考古教學改革,有利于充分合理地利用高等教育資源和人力資源,也必將取得很好的效果。

        參考文獻:

        〔1〕韓國河.關于考古學人才培養的思考[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06):137―138.

        〔2〕彭長林.歷史專業考古學教學改革探討[J].凱里學院學報,2015,(01):164.

        篇2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早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他就積極參加五四,創辦《新潮》雜志,宣揚“民主”、“科學”等西方新思想、新學理,名震一時。1920年初啟程赴英國、德國留學,初攻實驗心理學,后治哲學,兼讀歷史、數學、物理學、語言學、人類學、比較考古學等科。1921年底回國,受聘擔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學學長及國文、歷史兩系主任,后受命籌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所長一職長達三十余年,直到去世為止。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了中國考古史上多次重大發掘,如安陽殷墟、城子崖等。期間,該所繼續在西南、西北等地從事考古活動,并在整理、研究考古發掘物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成就,為建立科學的考古學蓽路藍縷。傅斯年倡導的“近年的歷史學就是史料學”,即是建立在考古學迅速發展的基礎之上的。此外,他廣延人才、培植新秀,為考古學的薪火相傳嘔心瀝血,體現了一代學者對考古學的關心與重視。本文主要探討傅斯年在考古實踐,即他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期間對考古學的發展所作的推進作用,以及他在考古學理論和方法上的特殊貢獻,借以說明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而是歷盡曲折,經過眾多學者長期不懈、共同奮斗的結果。

        一、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學的發皇地

        “傅斯年在學術上的最大貢獻,恐怕應在于他創辦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注:楊志玖語。轉引自《傅斯年與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史知識》,1999年第5期。)1949年以前,該所是從事田野工作最多的單位,舉其犖犖者即有:1928-1937年在安陽殷墟的十五次發掘;與山東、河南兩省地方政府分別組成古跡研究會,發掘了山東城子崖和兩城鎮遺址,河南浚縣辛村衛國基地,汲縣山彪鎮和輝縣琉璃閣東周墓地以及永城造律臺等遺址。抗戰爆發后,時局動蕩,中國東南半壁河山淪入日本之手。該所仍在大后方堅持考古發掘不輟,先后組成幾支考察團,發掘了云南大理、蒼洱地區的古代遺址,四川彭山漢代崖墓及成都前蜀王建墓,又在河西走廓和關中地區進行調查發掘,獲得了大量的考古資料,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下面僅以安陽殷墟的發掘和研究為中心,說明歷史語言研究所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所作的巨大貢獻。

        傅斯年1928年4月受命籌建歷史語言研究所,他所擬定的工作計劃包括范圍相當廣泛,共列有九組:文籍考訂、史料征集、考古人類及民物、比較藝術,以上屬歷史范圍;漢語、西南語、中央亞細亞語、語言學,以上為語言范圍。后在正式成立時合并為三組:(注:歷史語言研究所在1934年增設人類學,(第四組),1946年又設立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歷史學、考古學和語言學,分別聘請陳寅恪、李濟、趙元任為各組主任。從先前把考古學納入歷史范圍,到將其與歷史學、語言學并列,視為一門獨立學科,體現了傅斯年對考古學的重視,代表了世界考古學發展的趨勢。

        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聘任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畢業生、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發掘主持人李濟領導考古組,并提出了“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作為考古組的口號。當時的傅斯年,剛過三十,年富力強、精神飽滿、意氣風發,渾身充滿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國學根柢,對于歐洲近展的歷史、語言、心理、哲學都有精深的認識,“是了解現代考古學和科學技術的少有的幾個天才人物之一”。(注:李濟:《安陽一殷商古都發現、發掘、復原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因此,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伊始,便開始了震驚國內外學術界的安陽殷墟發掘。

        有學者認為,仰韶村、周口店的發掘標志著中國考古學的誕生,以重建古史為目標的殷墟發掘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注:參見張忠培:《關于中國考古學的過去、現在、未來的思考》,《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9年第1期。)事實上,仰韶村、周口店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均是由外國人主持的,主要采用的是古生物學、地質學、體質人類學等自然科學的方法。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由中國人自己主持的大規模、有目的、科學的考古發掘應是安陽殷墟,并以此為契機,揭開了中國考古學及其相關學科研究的序幕。主持安陽殷墟發掘的單位即是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作為所長的傅斯年,在這次發掘中表現了卓越的組織能力和高超的科學發掘技術。

        早在李濟就任考古組主任之前,傅斯年便派董作賓赴安陽進行初步調查,并做了第一次試掘,取得了豐碩的收獲。初戰告捷,令人鼓舞。傅斯年之所以選擇安陽殷墟,是基于“安陽之殷墟,于三十年前出現所謂龜甲之字者。此種材料至海寧王國維先生手中,成極重大之發明。但古學知識,又不僅在于文字。無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識,乃為近代考古學所最要求者。若僅為取得文字而從事發掘,所得者一,所損者千。……此次初步試探,指示吾人向何處工作,及地下所含無限知識,實不在文字也”。(注:傅斯年:《本所發掘安陽殷墟之經過》載《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報告》,收入《傅斯年全集》第四冊,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從中可以看出傅斯年對考古學的理解很徹底全面。因此,李濟到任后,便立即主持了第二次發掘。比起第一次來說,這次發掘更符合近代考古學的標準,除系統地記錄和登記發掘出的每件遺物的準確出土地點、時間、周圍堆積物情況和層次之外,還要求每個參加發掘的工作人員堅持寫下個人觀察到的及田野工作中發生的情況的日記,因而第二次發掘的成果更為顯著。此后,在傅斯年的全盤統籌之下,考古組排除種種困難。這些困難既有經濟上的資金不足,又有政治上與地方政府的矛盾。傅斯年總是想方設法加以克服,保證了殷墟發掘工作的順利進行。

        隨著考古發掘規模的不斷擴大,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動吸引了一批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專業考古人才,如梁思永及后來加入的吳金鼎、夏鼐、馮漢驥等。此外,大量的考古實踐也培養了一群中國自己的考古學家,包括董作賓、郭寶鈞、劉耀(尹達)、胡厚宣、高去尋、石璋如等。他們具有豐富的知識和經驗,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奠定了人才基礎。

        安陽殷墟發掘共進行了十五次,不僅是中國學術界的一次壯舉,在世界考古學史上也是為數不多的重要考古發掘之一。國家學術界對其成就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它是可與十九世紀希臘特洛伊(Troy)古城的發掘和二十世紀初克里特島諸薩斯(Crete Knossos)青銅文化遺址的發現相媲美的重大事件。可惜,1937年,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安陽發掘活動被迫中斷。

        安陽殷墟的發掘在考古學上的重要意義,按照李濟的說法,“有三點特別值得申述:第一,科學的發掘證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實性。這一點的重要常為一般對甲骨文字有興趣的人所不注意,但實富有邏輯的意義。因為在殷墟發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實性是假定的。就是沒有章太炎的質疑,(注:章太炎:《國故論衡·理惑論》“近有掊得龜甲骨,文如鳥蟲,又與彝器小異。其人蓋欺世豫賈之徒,國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貿儒信以為質,斯亦通人之蔽。”)科學的歷史學家也不能把它當著頭等的材料看待。有了史語所的發掘,這批材料的真實性才能明了,由此甲骨文的史料價值程度也大加提高。此后,就是最善疑的史學家也不敢抹殺這批材料。章炳麟晚年偷讀甲骨文,是他自己的門人傳出來的;第二,甲骨文雖是真實的文字,但傳世的甲骨文卻是真假難分。在殷墟發掘以前,最有經驗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騙的。有了發掘的資料,才得到辨別真假的標準;第三,與甲骨文同時,無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實了史學家對于殷商文化知識的內容,同時也為史學及古器物學建立了一個堅強的據點,由此可以把那豐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遺存推進一個有時間先后的秩序與行列。”(注:李濟:《傅孟真先生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幾個基本觀念及幾種重要工作的回顧》,收入《感舊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年。)殷墟多年發掘的結果,得到了一批承上啟下,具有連鎖性的考古資料,將中國的信史向上推進了數百年,把史前的文化與歷史的文化作了強有力的聯系,為世界所矚目,引起各國考古學者,如伯希和(Paul·Pelliot)、高本漢(Kartgren·Bendhand)、梅原未治等人的極大關注,伯希和就曾于1935年親臨安陽發掘現場參觀。張光直也強調了安陽發掘在中國考古學史和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于殷墟是中國考古學史上頭一個用現代科學方法作長期發掘的遺址,所以在殷墟發掘過程中考古學者所經驗出來的心得,對以后本世紀考古工作者思想和研究的習慣,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另一方面,由于殷墟是目前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個有文字記錄的考古遺址,它對于中國史前和歷史時期間的關系的了解上,便發生了承先啟后的作用”。(注:張光直:《安陽·序》,收入《考古人類學隨筆》,三聯書店,1999年。)可以說,殷墟的發掘及甲骨文的發現,開辟了中國學術研究的新紀元。

        1937年“七七”后,安陽殷墟的發掘活動匆忙結束,從此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流亡之路。歷史語言研究所有21萬冊圖書,大半屬于文史方面,另外還有一大批考古發掘物和金石拓片,轉移起來非常不易,而其幾次播遷,先南京、歷長沙、昆明,最后定居在四川南溪縣的李莊。此外,傅斯年把存在南京的出版品,全部裝箱,派員押運到香港,交與商務印書館,存在九龍倉庫中。可惜,這部分珍貴的資料在日本侵占港九時,全部被炸毀了,這是一筆無法彌補的損失。參加殷墟發掘的考古人員遂轉入對安陽發掘物的研究。李濟負責對安陽陶器的裝飾和器形進行詳細的研究,董作賓在胡厚宣的協助下繼續潛心研究甲骨文,梁思永初步審核侯家莊的發掘記錄。這些學者之所以能夠靜心從事研究工作,與傅斯年的支持與幫助是分不開的。

        戰時的重慶,物價飛騰,經濟十分拮據,生活尚成問題,更不用說進行調查發掘和出版學術專著了。傅斯年總是想盡一切辦法,盡量派人到云南大理、西北各地和四川本省參加各種學術調查和發掘活動。如大理南詔文化遺址的發現、四川彭山東漢崖墓的挖掘,都達到了很高的科學水平。同時,他還千方百計將學者的研究成果出版。在經費相當緊張的情況下,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后出版了一批學術精品,其中包括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趙元任等編輯的《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勞干的《居延漢簡考釋》、董作賓的《殷歷譜》等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董作賓所撰著的《殷歷譜》。

        董作賓在《殷歷譜》中大量使用把甲骨卜辭按占卜日期排列起來進行綜合研究的排譜方法,從卜辭中整理出商王按嚴格規定的日程逐個祭祀先王、先妣的所謂“五種祀典”制度。這種根據甲骨卜辭所反映的禮制等方面的情況進行研究的方法,揭示出了甲骨卜辭中一些需要加以解釋的重要現象,對于甲骨文的斷代研究和禮制等方面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傅斯年慧眼識英才,多次勸勉督促董作賓寫印《殷歷譜》,并親自籌劃印刷出版事宜。董作賓回憶道:“傅孟真先生曾殷殷見詢,此書其若干字,印若干頁,需若干紙,曷早為之計,物價且飛漲也。”(注:董作賓:《殷歷譜·自序》,收入《董作賓先生全集》,臺灣藝文印書館,1977年。)在傅斯年的催促和關注下,董作賓歷時十年,數易其稿,終于在1945年完成了《殷歷譜》,并手寫石印出版。傅斯年為這部不朽的巨著撰寫了序言。高度評價了董氏的學術成就,指出董作賓在歷法研究中廣泛應用新技術,并用現代天文學關于日月食的記錄加以檢驗,澄清了商朝統治時期的順序。最后他寫道:“必評論此書之全,則有先決之條件:其人必通習甲骨如彥堂(董作賓字彥堂);其人必默識歷法如彥堂,必下幾年工夫”。(注:傅斯年:《殷歷譜·序》,載《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1945年。)就《殷歷譜》的學術價值而言,這種評價是絲毫不過份的。

        傅斯年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對安陽殷墟的發掘和研究,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對此,鄧廣銘有極中肯的評述:“可以說,中國沒有個傅斯年,就沒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陽殷墟發掘;沒有當初的殷墟發掘,今天的考古學完全是另一個樣子”。(注:鄧廣銘:《回憶我的老師傅斯年先生》,收入《傅斯年》,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二、傅斯年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

        傅斯年不僅在考古實踐上有突出貢獻,在考古學理論和方法上也有卓越的建樹。他在德國留學期間,正值蘭克(Ranke'L'von)派史學觀點盛行之際。蘭克學派的主要理論是提倡“科學的史學”,深信史學可以而且必須客觀化,其中不能摻入一絲一毫個人的主觀見解。在蘭克看來,史學最后可以發展到和生物學、地質學同樣高度的科學性,落到實踐的層面,則是借重語言學的知識從事考證,以史料學為史學在史料范圍的擴大和考訂的精密方面。傅斯年在德國柏林大學期間,在主修哲學的同時,廣泛涉獵其他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尤精于科學方法論。他受到兩種科學空氣的影響:一是近代物理學,如愛因斯坦相對論,普朗克的量子論;二是德國歷來引以為榮的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在這種學術氛圍的熏陶下,傅斯年成了蘭克學派在中國的積極倡導者。他在中山大學和顧頡剛一起創立語言歷史研究所,在《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發刊詞中就明確提出:“所以我們正可承受了現代研究學問的最恰當的方法,來開辟這些方面的新世界。語言、歷史學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學同手段,所差的只是一個分工”。(注:均轉引自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傳記文學出版社。)關于研究宗旨,他又做了明確的說明:“我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注:均轉引自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傳記文學出版社。)這無異是傅斯年史料學思想的宣言書,蘭克學派的影響已初見端倪。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的結尾處,更可以明顯地地看出來:“一,把些傳統成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起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二,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注:收入《傅斯年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這確是蘭克學派歷史主義的基本見解。在《史料與史學》發刊詞中,他再次重“申史學只是史料學”“這一思想:”此中皆史學論文,而名之曰‘史料與史學’者,亦自有說。本所同人之治史學,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以‘史觀’為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史料有之,則可鉤稽有此知識。史料所無,則不敢臆測,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國固為司馬光以至錢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為軟克(蘭克)、莫母森(Mommson)之著史立點。”。(注:原載《中研院史語所集刊》外編第二種,《史料與史學》,1945年。)傅斯年提倡的科學的史學,是乾嘉考據和蘭克實證主義二者的總匯。誠如臺灣學者趙天儀所作的評價:“(傅斯年)把史學當作跟自然科學、經驗科學一樣,是實事求是,腳踏實地的態度,以確切的方法、材料和證據來從事研究的功夫,不能不說是把中國的學問,尤其是史學等部門,從國故的故紙堆中引到更廣大的田野工作上,而獲得更真實、更有意義的結果”。(注:見《傅斯年思想綱要》,收入《中國前途的探索者:中國思想家》第八輯,臺灣巨人出版社,1978年。)

        傅斯年“近年的歷史學就是史料學”中的史料一詞包涵的范圍極廣,在《史料與史學》的發刊詞中所列的名目中,除了傳統意義上的文獻古籍之外,還包括田野考古報告(如《安陽發掘報告》)、中國考古報告(已出《城子崖》、《殷墟文字匯編》二種),以及人類學集刊、中國人類學報告等考古人類學方面的原始資料。歷史語言研究所從創立到1948年遷往臺灣,共出版了大量歷史、考古人類學、語言研究考著和論文,其中尤以考古一項的成就最為突出。除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中刊載的考古學論文外,還出版了《安陽發掘報告》(1-4冊)、《中國考古學報告(1-4冊)、《城子崖》等發掘資料。在一定程度上,傅斯年提出的史料范圍就含有方法論的意義。無獨有偶,李濟曾發起編寫一套《中國上古史》,在《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一文中,他系統地說明了編撰這部書的一些基本想法,列舉了編寫上古史所需要的七種材料:第一種是與“人類原始”有關的材料;第二種是與研究東亞地形有關的科學資料,包括地質學、氣象學、古生物學各科研究成果;第三是用考古方法發掘出來的“人類的文化遺址”;第四是體質人類學;第五是“狹義”的考古發掘出來的屬于有文字記錄時期的資料;第六是民族學家所研究的對象;第七是“歷代傳下來的秦朝以前的記錄”。(注: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1962年,收入《考古瑣談》,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兩相比較,不難發現兩人的共通之處,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傅斯年的這種建立在考古發掘資料之上的史料學思想,為新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如前所述,傅斯年精于科學的方法論,曾著有《史學方法導論》。他主張用盡可用的材料,聯系所有可以聯系的工具,把各個材料的內涵,各種材料間的關系講透徹。這里所說的工具即是方法。1929年,他應邀作《考古學的新方法》的演講。在報告中,傅斯年批評中國考古學家還是用舊方法整理發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而西方考古學新方法則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觀察,以人類文化作標準,故能得整個的文化意義”。考古學離不開人類學和民族學,要注意人體測量,根據比較的方法來推測當時人類的身高及其變化。研究年代學有比較和絕對的兩種方法,用來推定發掘物的年代。他并以安陽殷墟發掘為例,著重談了地層學方法在考古學中的作用。(注:參見《考古學的新方法》,收入《傅斯年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傅斯年所講的考古學新方法,并不是傳統金石學家所推崇的文字訓詁、名物考訂、音韻等項,而是西方考古學中使用的地層學、年代學、人類學、民族學等新方法,這在總體上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歷史語言考據學是蘭克學派的基本精神,其精益求精,嚴肅謹嚴的方法與乾嘉考據大師所用的方法很多方面相一致。因此,傅斯年把蘭克史學中應用歷史語言學批判考訂史料的實證主義同乾嘉考據學兩派融匯起來,構成“科學的史學”的基礎。應當說明的是,傅斯年所援引的僅是蘭克學派的部分觀點,其他如蘭克的思想和宗教信仰則鮮言之。二三十年代,正值中西學術交流融合最活躍的時期,西方各種研究方法紛紛被介紹到中國學術界,如宣揚的實驗主義,何炳松翻譯魯濱遜(J·H·Robinson)的《新史學》等。傅斯年受到嚴謹治學精神的訓練,提倡先從專題入手,搜集、考訂史料,經過排比之后,再以樸實無華的語言敘述出來。這種風格與考古學所要求的科學性正相吻合,也是新史學得以建立的關鍵所在。傅斯年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造詣,學問廣博,經史子集,無不涉獵,在繼承傳統文化精華的基礎上,吸收西方先進的理論和方法,正是傅斯年視野開闊的集中體現。他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為大本營,在中國建筑“科學的東方學正統”時,清醒地意識到中西學術交融的發展趨勢:“此日學術之進步,甚賴國際間之合作、影響與競爭,各學皆然,舊學亦未能除外。國人如愿此后文史學之光大,固應在戰勝外國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應借鑒于西方漢學之特長。此非自貶,實目廣也”。(注:傅斯年:《論伯希和教授》,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七冊。)處在世界學術潮流影響下的中國考古學,更不能抱殘過守闕,固步自封,而要采納新方法,引入新理論,方能開拓考古學的美好明天。

        三、余論

        篇3

        [關鍵詞]史學概論 邏輯體系 改革開放新時期史學 史學理論

        [中圖分類號]K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5)04-0110-08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史學理論學科建設是從史學概論教材編寫起步的。在短短的10年間,出版并被相關高校確定為歷史學本科生甚至延伸為研究生教學指定參考書的“史學概論”,計有11本之多。正如首部《史學概論》作者陳光前所預見的那樣:“十億人口的大國,才出版兩三種史學概論教材,很難適應不同的情況和需要,應當多有幾種不同風格、不同形式的教材,百花開放。在科學的春天里,史學概論這一品類的鮮花,一定會爭相開放。”從改革開放以來新時期史學發展的歷史眼光看,應該承認,這10年是史學概論繁榮的10年,是改革開放新時期史學的一大亮點。經過研究,我們將11種史學概論體系的邏輯結構依次概括為綜合模式、理論與方法模式、認識論模式、史學理論模式和史學學模式(限于篇幅,此模式概說略去),并由此建立一個學術坐標予以比較。應該看到,11本史學概論著作出自眾人之手,由于史家對史學概論的研究對象、任務、學科定位的界定有不同的理解,加上他們有不同的人生經歷、職業習慣和教學研究體會,就形成了不同的心路歷程,這些都在他們各自的史學概論中打上了烙印,由此表現為不同的學術風格,各有各的邏輯體系。還要看到,史學概論體系建構研究,不僅是一個20世紀80年代的時髦話題,而且也是史學概論學術史上的永恒話題。立足于當下,必須借鑒和反思歷史經驗。因此,比較他們在史學概論建構中邏輯體系的差異,既有利于研究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史學起步階段的時代特點、時代精神,又有利于科學總結處于學術繁榮時期的史學概論體系建構經驗,規避其時代性、主體性失誤,繼續把中國特色的史學概論體系建構工作推向前進。

        一、綜合模式

        還是在當時,就有學者研究指出,部分史學概論體系表現出突出的綜合模式特征。因此,這里所說的史學概論體系綜合模式,實際上是一個借用的概念,即史學概論=部分1+部分2+部分3。在史學家所構建的史學概論體系中,有很多學者立足于教學或歷史研究的實際需要,采用了這種部分相加等于整體的結構體系,但同時還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綜合模式并不等于說就是一個“拼盤”,因為史學家在構建其結構時都有自己特定的需要。具體來看,在20世紀80年代,采用這種綜合模式來建構其史學概論的著作有葛懋春、謝本書主編的《歷史科學概論》(1983年第1版,1985年第3版)、白壽彝主編的《史學概論》和田昌五、居建文編著的《歷史學概論》。應該說,這3本教材,是20世紀80年代前期首批公開出版的史學概論類著作,因此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一)葛懋春、謝本書主編《歷史科學概論》(簡稱葛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總體上看.葛本的邏輯結構是:歷史科學的基本問題+唯物史觀的具體運用+史料和史學的研究方法+中外史學史=歷史科學概論。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緒論(修訂時增寫),總論該書的主旨問題,共7頁,占全書(477頁)比例為1.47%。

        第二,歷史科學的基本問題(第1章),主要解決什么是歷史科學這一問題,共55頁,占全書比例為11.53%,主要包括:歷史、歷史學、歷史科學基本概念辨析,歷史科學在認識對象、認識過程、認識經驗上的主要特點,歷史科學的作用,歷史科學的革命性與科學性,歷史科學工作者的基本素養等。

        第三,唯物史觀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第2章至第9章),主要回答如何將唯物史觀運用于歷史研究中的理論和方法問題,共217頁,占全書比例為45.49%,主要包括:唯物史觀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觀,科學分析社會基本矛盾,正確運用階級分析方法,辯證考察人類歷史的運動過程,民族和民族關系問題,關于歷史人物的評價,批判地繼承文化遺產,史論結合等。

        第四,史料搜集與處理的知識和方法(第10章至第11章),主要說明如何搜集和處理文獻史料和實物史料的問題,共50頁,占全書比例為10.48%,主要包括:中國歷史文獻資料的情況簡介及其搜集、鑒別、校勘的方法,考古學和歷史研究等。

        第五,中外史學史概述(第12章至第13章),主要論述從古代到近代中國以及歐美史學的發展情況,共111頁,占全書比例為23.27%,主要包括:中國史學史概述,歐美史學史概述等。

        第六,當代國外幾種史學方法述評(第14章,修訂時增寫),主要介紹國外流行的幾種史學方法,共37頁,占全書比例為7.76%,主要包括:歷史比較研究法,歷史數量研究法,歷史系統研究法等。

        通過量化分析可見,葛本邏輯體系的最大特點是重溫并強調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并強調在史學研究中運用唯物史觀,即史學研究的理論指導問題。

        (二)白壽彝主編《史學概論》(簡稱白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總體上看,白本的邏輯結構是:歷史學基本問題+史學的內部問題(歷史觀+歷史文獻+歷史編纂)+史學的外部聯系(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國近現代史學史+史學當前的主要任務=史學概論。

        第一,敘論(第1章),總論該書涉及到的歷史學基本問題及其編寫大意,共30頁,占全書(426頁)比例為7.04%,包括:歷史、史料、史學基本概念辨析,史學遺產的批判繼承,該書的編寫大意等。

        第二。史學的內部問題(第2章至第6章),主要論述歷史觀、歷史文獻、史書的編著、史書的體例、歷史文學等屬于史學內部結構的問題,共199頁,占全書比例為46.71%,主要包括:歷史觀――史學的靈魂,主要以歷史觀中的重要問題來貫穿論述歷史上各種不同的歷史觀點;歷史文獻――史學的基礎,回顧了中國歷史文獻的發展歷程和重要成就,并在論述中滲透了文獻的搜集和整理的方法;歷史編纂――史學的成果表達,包括:史書的體裁及編和著、史書的體例、歷史寫作文字方面的問題。

        第三,史學的外部聯系,即史學和其他學科的關系(第7章),著重論述了史學與科學、哲學、考古學、民族學、藝術、天文學、地質學等學科的關系問題,共50頁,占全書比例為11.74%。

        第四,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第8章至第9章),回顧和評述了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發展情況和重要問題,共103頁,占全書比例為24.18%,主要包括:近代史學,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等。

        第五,史學當前的主要任務(第10章),在前文的基礎上,探討了當前史學工作面臨的主要任務.指明史學發展方向,共44頁,占全書比例為10.33%。主要包括:研究和進行歷史教育,開闊視野,治史修史,不斷提高史學水平;強大史學隊伍,培養史學人才等。

        通過量化分析可見,白本邏輯體系的最大特點是對中國近代史學史的概述,及對中國史學史脈絡的把握。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新時期史學對中國近代史學史的關注和研究,應該說起自白壽彝主編的《史學概論》。現在看來,其初始倡導之功,殊為有益。

        (三)田昌五、居建文編著《歷史學概論》(簡稱田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總的來說,田本的邏輯結構是:歷史學基本問題+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唯物史觀的具體運用)+史學史+研究歷史必備的資料和工具(文獻學、考古學)=歷史學概論。

        第一,歷史學基本問題(第1章),重點論述了歷史學研究的對象和任務,共21頁,占全書(245頁)比例為8.57%,主要包括: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歷史學研究的目的和任務等。

        第二,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即唯物史觀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第2章至第5章),主要論述唯物史觀作為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共162頁,占全書比例為66.12%,主要包括:歷史觀的基本問題,這里分為兩個問題:首先是兩種歷史觀,主要論述了唯心史觀和唯物史觀的區別與聯系問題及史論關系問題、黨性與科學性的問題。其次是歷史諸因素的相互關系,主要從唯物史觀的角度重新闡述經濟與政治、思想等因素的相互關系;階級斗爭的相關原理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運用(其中在論述階級分析方法時,特別提到了歷史的方法、邏輯的方法、辯證的方法、比較的方法);個人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辯證地看待歷史發展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等。

        第三,史學史即歷史學的過去與現狀(第6章),回顧和評述了中外史學發展的基本情況,共46頁,占全書比例為18.78%,主要包括:中國的封建史學,著重論述了中國古代的歷史哲學和史書的體裁問題;近代資產階級史學,著重介紹了近代中國新史料的發現和梁啟超與王國維的史學成就:現代史學,主要論述了和郭沫若的史學成就;歷史學的現狀和當前的任務,包括西方史學的發展情況和中國史學的現狀與教訓。

        第四,研究歷史必備的資料和工具(第7章),主要介紹歷史研究中史料方面的相關知識。共16頁,占全書比例為6.53%。主要包括:古文獻資料及其相關的知識和史學與考古學(實物史料方面)。

        通過量化分析可見,田本邏輯體系的最大特點是闡述歷史研究的基本觀點及研究方法,強調遵循唯物史觀,運用唯物史觀,重點強調了階級斗爭理論與方法。應該注意的是,田本與前述葛本的邏輯主色調雖同為唯物史觀,但重點和導向卻是不一樣的:白本重史觀,從歷史學的基本問題人手強調唯物史觀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觀;田本重方法,強調運用唯物史觀,就是要運用唯物辯證法。

        綜上,我們不難發現,這種綜合模式的內在邏輯雖然都是“部分相加等于整體結構”,但是,各本所囊括的內容及各部分內容所占比例,因史家主體的認識差異,在用筆量上表現出很大不同;當然,在具體實踐中,也因為操作性的問題難免存在各自無法克服的缺陷。對于這些問題,三本著作出版不久,就有學者毫不諱言地予以指出。比如,1984年,蔣大椿在《建設歷史科學概論的有益探索――評介〈歷史科學概論〉和〈史學概論〉》一文中就指出,雖然“從著手建設歷史科學概論這門學科來看,兩書(筆者注:葛本和白本)的首倡之功,應當得到充分的肯定”,但是兩書還存在許多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努力解決,其中“歷史科學概論的研究對象及其范圍”是亟待明確的首要問題,因為“歷史科學概論應是一門有自己特定研究對象和范圍的專門學問”。又如,1985年,姜義華在《從(史學要論)到〈史學概論〉》一文中指出,葛本、田本和白本三書“最主要的問題看來就在于這幾部著作內容稍嫌龐雜。它們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想集歷史哲學(歷史唯物主義)、歷史編纂學、史學史于一身,結果,反而使史學概論自身所要專門考察的問題被排擠或淹沒了”。[q除了蔣大椿、姜義華指出的問題外,這種綜合模式各部分之間的聯系還顯得不夠緊密,尤其是缺乏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對于謀求使“史學概論”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作用不大,只能起到史學教學概要和普及歷史學學科知識的作用。

        二、理論和方法模式

        從理論和方法角度來建構史學概論的體系,我們將它簡稱為理論和方法模式。趙吉惠是這種模式的首倡者,趙著《歷史學概論》(簡稱趙本)是該模式的實踐成果。總體看,趙氏“歷史學概論”意在從理論和方法的角度,概述歷史學及其發展的主要方面和主要問題,因此,其邏輯結構就是:歷史學基本問題+理論部分+方法部分=歷史學概論。其具體表現為以下三方面。

        第一,歷史學基本問題(引言),總論歷史學概論的研究對象與內容,共19頁,占全書(347頁)比例為5.48%,主要包括:歷史、歷史記錄、歷史學、歷史學理論、歷史學概論等基本概念辨析及《歷史學概論》一書的主旨論述和歷史教學與研究的意義及史學工作者的必備品質。

        第二,理論部分(第1章至第8章),著重從理論角度來梳理史學發展歷程和歷史觀方面的一些理論問題,共152頁,占全書比例為43.80%,主要包括:一是從理論和方法角度概述中外史學的發展歷程,分為三個小部分:中國封建舊史學的發生、發展與終結,歷史上各種歷史觀的主要形態,中國歷史科學的產生與初步發展;二是歷史學與其他相關學科之關系;三是唯物史觀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主要論述了四個問題: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歷史發展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歷史發展的動力,歷史遺產的繼承與批判。

        第三,方法部分(第9章至第16章),主要論述史學研究和編纂的一些重要方法,包括:一是是史學方法論的根本指導原則;二是搜集、整理、運用史料的方法,史學研究方法,主要論述了6種.分為5章:三是階級分析方法、歷史比較研究方法、歷史系統研究方法、歷史計量研究方法;四是史著的體例與編纂方法(其中還特別提到了撰寫史學論文的要求與方法)。

        應當看到,趙本從理論與方法角度建構史學概論體系,以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為論述重心,這就抓住了史學概論的核心問題,使全書各部分之間有了更為緊密的內在邏輯聯系。相對于葛本、白本而言,趙本的邏輯體系更為嚴密,所囊括內容的比例也更為合理。對此,時人何振東在《從幾本(史學概論)看本學科的主要內容》一文中有過論述。他認為,與葛本、白本相比,趙本“將有關歷史文獻、史書的體例,以及中外史學的基本知識,均歸納到《中國封建舊史學的發生、發展與終結》和《歷史上各種歷史觀的主要形態》這兩章中”,“敘述時進行縱橫交叉,有機結合,這樣就顯得概而不雜,豐而有序”,這樣處理就顯得很好。當時對此持肯定性意見的還有徐萬發,他在《史學主體與(史學概論)研究對象》一文中指出,“趙本的處理是一種大膽的探索,‘從理論和方法的角度出發,對歷史學的整體做比較概括地論述。’它自然而然地調正了‘史料與文獻學、編纂學’等學科在史學概論中的位置,又從與理論、方法相關的世界觀出發,處理了史學概論與史學史的關系”,全書“自成體系,有另辟蹊徑之功”。

        三、認識論模式

        認識論模式,即以歷史研究的主體認識活動為中心來建構史學概論體系,簡稱認識論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從認識論角度來思考史學概論體系問題并付諸實踐的,主要有吳澤主編的《史學概論》和姜義華、瞿林東、趙吉惠、馬雪萍合著的《史學導論》。雖然如此,但還要注意的是,這兩本書無論是在體系建構,還是在所囊括的內容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

        (一)吳澤主編《史學概論》(簡稱吳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根據吳本“前言”和第1章“緒論”可知,作者試圖以歷史研究中的主體和客體(史家主體與史學客體)關系為主線來展開論述,從而確立史學概論體系的內在邏輯關系。因而作者將由此貫穿起來的內容歸納為:基礎理論、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識三大部分。簡單地表述吳本的邏輯結構是:史學概論=歷史研究基礎理論+歷史研究基本方法+歷史研究基本知識。從表面上看,吳本的結構與上面論述的綜合模式似乎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其內在邏輯則是不同的。具體地說,其內在邏輯包括以下幾方面。

        首先,根據史學研究的根本任務是研究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這一規定性來說,回答人類歷史的起點是什么?人類歷史的變化發展是由什么決定的?人類社會是怎樣變化發展的?其基本規律和特點是什么?這些最基本的理論問題,涉及到歷史觀這個根本問題,是歷史研究的靈魂。只有唯物史觀,才第一次真正科學地解答了這些問題。因此,唯物主義歷史觀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史學概論的一個重要課題。在作者看來,歷史研究的基礎理論主要是闡述唯物史觀及其在具體歷史研究中的運用。

        其次,一次完整的歷史研究過程,不僅包括研究者根據史料來分析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從中引出科學結論的過程,而且還包括研究者把科學結論寫成史學著作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史料作為歷史研究的出發點,存在著分散、訛誤的問題;科學結論的得出,存在著如何從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的問題;史學著作作為最終成果,存在著史學觀點如何表述的問題。為此,研究者必須掌握搜集、鑒定和整理史料的方法,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具體與抽象、邏輯和歷史相統一的方法,以及編寫史學論著的方法,正是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史學概論研究的重點。

        再次,在歷史研究中,史學家不僅要用天文學、地理學、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以及某些自然科學的知識和方法來輔助歷史研究,而且還要通過史學評論來了解現實對于史學的要求,通過研究史學的歷史與現狀來不斷豐富史學概論,因此,這些史學與其他有關科學之間的關系、史學評論、史學的產生以及當今世界上各種史學流派等問題,都可看作是歷史研究所必備的基本知識,以此來幫助研究者解決歷史研究中主體和客體的矛盾。

        吳本的史學認識論模式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

        第一,緒論(第1章),總論史學概論的相關問題,共18頁,占全書(398頁)比例為4.52%。

        第二,歷史科學的基礎理論(第3章),著重論述唯物史觀的理論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共36頁,占全書比例為9.04%,主要包括:生產勞動是人類歷史的起點和基礎,歷史上人類的共同體,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人類歷史的辯證運動(歷史的統一性和多樣性、歷史的現象和本質、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歷史發展的漸變和突變、人類歷史的螺旋式發展)。

        第三,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第4章至第6章),分為三個部分:一是論述了辯證邏輯的思維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運用,共40頁,占全書比例為10.05%,主要包括:分析和綜合研究法(將階級分析法囊括其中),歷史比較法,歷史歸納法(演繹法),歷史研究中的具體和抽象,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統一(歷史主義原則);二是史料和史料學,著重論述了史料學的相關問題,并介紹了處理史料的相關方法;三是歷史編纂學,論述了史書的體裁、體例、表達等史學成果表達的方法問題。

        第四,歷史研究的基本知識(第2章、第7章至第9章),分為三個部分:一是中外史學的發展情況,主要包括:對史學的偉大變革(第2章),重點論述了唯物史觀的產生與發展.以及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國內外近現代史學流派述評(第9章),主要述評了梁啟超、顧頡剛等中國近現代史學家的史學成就和美國計量歷史學派、法國年鑒學派等國外近現代史學流派;二是史學和其他學科的關系(第7章),主要論述了史學和哲學、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地理學、文學、自然科學等學科的關系問題;三是史學評論(第8章),主要論述了史學評論的性質、標準、作用問題。

        第五,史學發展和史學工作者的修養(第10章),立足現實變化對史學發展的新要求,論述了史學工作者的修養問題,共14頁,占全書比例為3.52%。

        從總體上看,吳本建構史學概論體系是從史學認識論角度來思考的,他們看到了歷史研究中主體和客體的矛盾,但是從其邏輯進程以及它所囊括的內容來看,他們并沒有緊緊抓住歷史認識論這一重大問題展開論述,只能說是初步體現了作者試圖從史學認識論角度來建構史學概論的一些思考。即便如此,與前述葛本、白本、田本相比,吳本從史學認識論角度所構建的“史學概論=歷史研究基礎理論+歷史研究基本方法+歷史研究基本知識”的邏輯體系還是很有特點的。對此,研究者肖馬曾經有比較中肯的評價,他說,吳本的“第一個特點是系統性、邏輯性強。全書共分十章,無論橫觀、縱觀,在內容上都是完整的有機聯系,而不是生硬拼合”。

        (二)姜義華、瞿林東、趙吉惠和馬雪萍合著的《史學導論》(簡稱姜本)的邏輯體系內涵

        其實,早在20年代80年代之初,姜義華就對史學概論體系進行了思考,并撰文論述了他對于史學概論體系的設想。他的這一設想,后來大體上體現在他與瞿林東等學者合著的《史學導論》之中。

        姜義華在《用現代思維科學武裝歷史研究工作――論史學概論的核心與時代使命》一文中,意在利用現代思維科學與現代科學方法論的豐碩成果,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來構建史學概論體系。他結合現代思維科學的成就,認為“歷史研究活動,是一種三級思維活動”,即“歷史研究活動乃是認識主體(歷史學家)經由中介質(歷史資料)與認識客體(歷史實際)在實踐基礎上能動的統一”;“一個正確的歷史認識的獲得,大體上得經歷‘感性’、‘知性’、‘理性’這樣幾個必要的階段”,同時,歷史認識活動的這些特性,還決定了歷史著作的編纂不可能直接反映歷史實際及歷史認識無法在實踐中得到檢驗的問題,因此,他認為必須在的指導下建立科學的歷史認識論。這些觀點,在《史學導論》一書中打下了深深的思想烙印,結合這篇文章,有利于我們理解姜本的邏輯結構。

        第一,史學導論研究的對象與任務(引言),論述史學概論的相關問題,共3頁,占全書(349頁)比例為0.86%。

        第二,歷史學的發展歷程及其社會功能與科學地位(緒論),共81頁,占全書比例為23.21%,主要包括:歷史意識的產生和歷史學的形成,意在論述中外史學由傳說到科學史學的發展歷程;歷史學的社會功能,主要論述了歷史學在人類認識活動和人類社會實踐活動中的作用;歷史學在科學發展中的地位,鑒于一切科學都是歷史科學,歷史學的科學功能就表現為對其他學科的發展具有推動作用。

        第三,歷史認識的基本特征(第1章),意在從歷史認識論的高度對歷史認識的基本特征和主要過程進行總體分析,共63頁,占全書比例為18.05%,主要包括:歷史認識活動的結構與過程,即主要論述了歷史認識的三級能動統一結構和歷史認識的感性、知性與理性認知過程的問題;歷史思維的方式與范同,即主要論述了歷史思維中的形象思維、邏輯思維與直覺思維和微觀、中觀、宏觀的歷史考察的問題:歷史認識的真理性及其檢驗,即主要論述歷史真理的相對性與絕對性和歷史認識的真理性在史料、科學認識總體及社會實踐三個層面上的檢驗問題。

        第四,研究歷史的主要方法(第2章),主要論述了一些研究歷史的具體方法,共57頁,占全書比例為16.33%,主要包括:歷史事實還原的方法即史料搜集、辨析與抉擇的方法和史實編次與排列的方法:歷史過程分析與解釋的方法,主要論述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歷史分析和邏輯分析、結構分析和階級分析、整體研究(系統分析)和跨學科研究及歷史心理研究方法;歷史的比較研究。

        第五。歷史本體與歷史規律的探究(第3章),在回顧古今中外史學家對歷史本體與歷史規律即歷史本質追尋的基礎上,著重論述對歷史本質的認識,共45頁,占全書比例為12.90%。

        第六.歷史研究成果的社會表現形態(第4章),意在論述歷史學著作及其內容、形式和要求的問題.共52頁,占全書比例為14.90%,主要包括:歷史研究成果的社會性與多樣性,主要論述歷史撰述和歷史編撰構架的多樣性與多層次性問題;歷史撰述的根本原則與不同要求,主要論述歷史撰述中的客觀主義、先驗主義傾向與信史原則的問題、歷史主義與當代意識的問題和語言表述的美學要求的問題。

        第七,歷史學家的素養與時代使命(第5章),意在論述歷史學家的相關問題,共48頁,占全書比例為13.75%,主要包括:歷史學家的優良傳統與現代素養,主要論述歷史學家的知識結構與研究能力和歷史學家的社會責任與獻身精神方面的問題;歷史學家的個體與群體研究;歷史科學的時代使命。

        綜上,雖然姜本與姜義華最初在論文中表露的設想有些不同,但是,姜本所體現的史學概論體系的主旨與姜義華早先的設想還是一致的。這不僅體現了著者對歷史認識論問題的重視,力圖以歷史認識論為主線來建構自己的邏輯體系,而且還通過這一邏輯關系使姜本的各部分內容之間有了較強的邏輯聯系,使全書成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還要指出的是,后來姜本分別于2003年和2010年進行了修訂,但是,對比三個版本來看,全書的史學概論體系框架并沒有發生很大變化。正如趙梅春在評論2003年的修訂本時所指出的,“全書各章以歷史認識活動為主線,將歷史認識、史學方法、對歷史本體及其發展規律的探索、史學成果的社會表現形態及歷史認識主體自身的素質作為歷史認識活動的幾個必要環節并將其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進行論述,形成了一個較為系統的理論體系”。應該說,趙文的評論比較如實地勾勒出姜本的亮點和特色。特別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中國史學界堅持唯物史觀、運用唯物史觀,是一條原則和常識,因此,姜著同類似著作的明顯差異是,不再在唯物史觀問題上大費筆墨。

        四、史學理論體系模式

        所謂歷史學理論體系模式,是指部分學者從歷史學理論體系建構角度出發,把史學概論作為建構歷史學理論體系的基本內容。在20世紀80年代,有歷史學者提出了許多相關設想,但在當時將其付諸實踐的卻只有李振宏所著《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一書,這在當時無疑是具有史學理論探索勇氣的。

        李振宏在其1986年發表的《關于史學理論與史學概論的初步意見》一文基礎上,在《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中進一步提出史學本體論、歷史認識論和史學方法論三者構成完整的史學理論體系觀點,即史學理論=史學本體論+歷史認識論+史學方法論=歷史學的理論體系。在他看來,“史學本體論,是對史學研究活動進行本體論反思的理論產物,它把人們的史學研究實踐作為一種‘存在’去研究,弄清這一人類認識活動的目的、性質及其意義,從本體論的角度回答‘什么是歷史科學’的問題,規定整個史學認識活動的方向和任務,對整個歷史學科的發展起指導作用;歷史認識論,是對史學研究成果作知識性反思的理論產物,它集中回答歷史知識如何形成、何以可能的問題,即要研究歷史知識的性質。……史學方法論,是對史學研究的經驗程序、思想方法、研究途徑進行反思的理論產物,是對史學研究的思維活動程序作抽象化、形式化、相對固定化的研究,它解決歷史認識手段、方法、途徑的合理性、科學性問題,為如何獲得正確的歷史認識提供方法論指導”。㈣由此,李振宏按照他所界定的史學本體論、歷史認識論、史學方法論構成的結構體系,安排了《歷史學理論與方法》一書的邏輯體系。

        第一,緒論,總論該書的寫作主旨,共8頁,占全書(447頁)比例為1.79%。

        第二,史學本體論(第1章至第7章),集中回答了“什么是歷史科學”的問題,意在對史學本體進行整體性和理論性認識,共144頁,占全書比例為32.21%,主要包括:歷史是什么,主要論述了歷史的定義、人類歷史活動的特征、歷史的客觀規律性及其爭議等問題;歷史學是科學的根據:歷史科學的特性和任務;歷史科學內部的學科結構,主要介紹了通史、專門史、史學理論、歷史編纂學、史料學、史學評論等等歷史學內部各學科的情況,并進一步論述了諸學科間的相互關系;歷史科學與一般社會科學,著重論述了史學和政治經濟學、文學、考古學、歷史地理學、目錄學的關系問題,意在加以借鑒;歷史科學的現實性品格,即史學與現實的關系問題;歷史科學的理論方法論基礎,即唯物史觀的相關問題,主要論述了唯物史觀的創立與完善及其原理指導歷史研究的方法論原則。

        第三,歷史認識論(第8章至第12章),集中論述了歷史認識的相關問題,意在加強史學界對歷史研究主體問題的重視,共116頁,占全書比例為25.95%,主要包括: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主要論述了主體意識的結構、主體意識在歷史認識中的滲透、主體意識的社會性、增強歷史認識中的主體意識等問題;歷史認識中的客體范疇,主要從歷史認識角度論述了歷史存在、歷史客體、史料客體的相關問題及后二者對主體的影響;歷史認識的一般形式,著重論述了考實性認識、抽象性認識、價值性認識及其相互關系;歷史再認識及其推動因素;歷史認識的檢驗。

        第四,史學方法論(第13章至第20章),主要論述了進行歷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問題,意在為取得正確的歷史認識提供方法論的指導,共179頁,占全書比例為40.05%,主要包括:相互作用思想及其方法論意義,史學研究中的歷史主義原則,階級分析方法,歷史人物評價的理論和方法,民族關系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文化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歷史比較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運用史料的理論與方法。

        篇4

        關鍵詞:語義學 訓詁學 意義

        首先看訓詁學是不是語義學,或者是多大程度上的語義學。從訓詁學與語義學相聯系的角度來看,訓詁學界定義訓詁學時,將其與訓詁對象聯系起來的定義同樣非常豐富。有的學者直言不諱地指出訓詁學就是語義學。周大璞先生直言:“訓詁學研究語義。訓詁學就是語義學。”“訓詁學的研究對象是詞義和詞義系統,它的首要任務就是研究語義發展演變的規律。”

        其他的諸多學者并未將語義學與訓詁學等同起來,或多或少都有著限定或者委婉的講法。齊佩先生認為訓詁學是研究我國古代語言和文字的意義的一種專門學術,他稱其為古語義學。陸宗達、王寧兩位學者認為訓詁學對象是古代文獻語言(即古代書面語言)的詞義,主要任務是研究古代語詞的形式(形、音)和內容(義)結合的規律以及詞義本身的內在規律。白兆麟認為訓詁學是以古代書面語言的訓詁為研究對象,以語義學主要研究內容的一門獨立學科。而綜合性和實用性是這門學科的兩大特征。而且他認為訓詁學是漢語言學科的應用學科。張永言認為科學系統來說,訓詁學可以說是語文學的一個部門,是主要從語義的角度來研究古代文獻的一門學科。它跟語文學的各個部門(如文字學,校勘學)和語言學的各個分科(如詞匯學,音韻學,語法學,修辭學)以及其他一些人文學科(如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都有密切的聯系。從以上和意義相聯系的各種較典型的對訓詁學的釋義來講,大家更多的是語義的角度和語義的重心來詮釋訓詁學的對象和任務,并不傾向于將其與語義學等同。

        對語義學的定位最具有代表性的學者當屬賈彥德先生,他從研究角度和研究范疇將語義學分為語言學的語義學、邏輯學的語義學、哲學的語義學,將其從時間跨度上分為語文學時期、傳統語義學和現代語義學時期,但是賈先生亦沒有直接說明語義學分期的重心,只是說:“我國語文學時期的語義研究叫做訓詁學。”而我們探討的語義學在語言學的語義學下展開后,就牽涉到語義學的概念本身定稱的由來。語義學這一學術出現最早是在19世紀末,距離今天也就一百多年的歷史。語義學理論的產生,亦是由西方引入我國。它在發展過程中借用了傳統的語義學時期的成果并在此基礎上有所延伸,逐漸形成傳統語義學與現代語義學。這兩種語義學各有側重,但已經直接地使用了語義學的概念了。所以在此種語言發展環境下來探索訓詁學是語義學的合理性,就有許多需要商榷的地方。

        首先,訓詁學是經由漢語本體的語言產生與發展的實際而產生的學科。我們無法忽略其在漢語語文學時期作出的具體的應用性的語言工作而將其生硬地統籌在語義學的概念下。這種簡單的時間劃分下的統攝很可能引起訓詁學不服語義學的水土。

        其次,語義學本身定位不明,語言學家存有爭議的是迄今為止,還沒有人對語義學作出一個令人滿意的概述。這種概述其實就是學科定位,因為直到今天,語義學仍舊與詞義學、語用學等學科有著扯不明白的交叉部分。即使到了現代語義學的語境下,出現了眾多語義流派和其擁有的理論類別,我們也很難將訓詁學統籌于其中任何一個門類之下,就像黎千駒先生分析這個問題時問道:如果將訓詁學當做語義學,那么此語義學是結構語義學還是解釋語義學,抑或是生成語義學,或者兼而有之?人們不得而知。也就是語義學自身定位不明則很難將訓詁學簡單地歸于其學科之下。

        再者,如果訓詁學是語義學,那按照學科的系統性,訓詁學應該與語義學的學科體系基本一致。而實際上兩者的區別又是十分明顯,即使在語義學自身未明的情況下,這種分別也是顯而易見的。兩者除了核心部分的類似之處,還是具有差別的,訓詁學核心研究詞義,但是是在漢語言語境下展開,其采用的方法是緊緊圍繞著漢語字詞間的形音義原則。語義學研究詞義則注重詞的類別以及詞內部發展的規律,或者說特別是現代語義學注重予以理論的創新和發展,訓詁學注重解釋語言的實際應用工作。許嘉璐先生對此有著細致的闡述,他有四點總結:“一,詞\語義學只研究詞\語,訓詁學則否;二,詞\語義學是純理論之學,訓詁學則否;三,詞\語義學研究意義的來源與歷史,訓詁學則否;四,詞\語義學研究意義的引申規律,就是我剛才說的那種超越文本、超越語境的演變規律,訓詁學則否。”賈彥德先生就指出訓詁學只著眼于古代的書面語,目的也只限于注釋古書,還不是關于語義學的獨立、全面、系統的研究,還沒提出什么語義學方面的理論。所以不能拿訓詁學的核心來標榜訓詁學的全部,要客觀實際地看待訓詁學與語義學之間的方方面面。

        實際上,立足于漢語豐富的語言和文化,訓詁學本身的發展是很穩健的,即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理論方法,又產生一系列重大豐富的成果。總的來說,訓詁學還是很成熟的一門學科。作為積淀已久的成熟學科,訓詁學對語義學有著許多現實和潛在的借鑒作用。

        首先,訓詁學孕育了最初的漢語語義研究,取得詞義、句義、篇章義理闡釋方面的重大成果。漢代注經之后,很多經典文獻的注釋成果都形成文字得以流傳。甚至為了更好的釋義經典,漢代經學家編成了《爾雅》、《方言》、《說文解字》等具有字詞典性質的工具書。難能可貴的是這些書籍之中已經初步地探索和嘗試了詞義關系的系聯和詞義系統的深掘工作。這種潛意識的學術工作已經有著語義學理論研究的萌芽。而訓詁學隨著后來學者的沿襲又不斷突破,到了今天已經積累了十分浩大的語義研究資源庫,這些文獻資源不僅對研究古代漢語語義和漢語語義的演變極為重要,對我們研究語義學的理論和方法也很有幫助。

        其次,訓詁學綜合地運用了許多相關學科的理論、方法和成果來輔助研究,這種學科發展的思路值得語義學借鑒。訓詁學從來不排斥任何可行性的方案,而且訓詁對象本身所具有的歷史的跨度和遙遠的存在決定著其與眾多語言和非語言的學科有著實質性關聯,它必須依靠許多其他學科的成果才能維持發展,訓詁學從來都不是孤立地發展,它具有綜合的特點。語義學的發展思路也是越來越傾向于走向開放,特別是現代語義學的發展,本身的進程就是證明,從結構語義學到功能語義學,就是語義學理論是內部深掘輻射到語言的探索過程。如果說這是語義學發展的必然規律,那訓詁學無疑為其作出了一個好的典型。

        再者,在實踐層面上一定要注重務實與務虛的結合。語義學是一門理論學科,訓詁學則兩者并重,從而能最終走向好的應用的途徑。訓詁學的產生是由解經而起,或者其最初目的就是為了實用而存在的。而這種在實踐的基礎上形成的理論則即接地氣又極易得以驗證和及時的修正。而且能夠更快更好地用于指導實踐的進一步發展。訓詁學沒有在一開始就形成宏大的理論以期達到迅速指導實踐的目的,它一直是在發展中充分利用各學科成果來形成自身特色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和方法。這種理論與實踐齊頭并進的局面,非常好地支撐了訓詁學長期穩健地發展。語義學雖說是一門理論學科,但在操作層面上離不開實踐的檢驗和證實。也只有正確的語義學的理論才能指導語義學長期有效的進步,在這一點上,語義學可以充分借鑒訓詁學的思路及成果來促進自身進步。

        參考文獻

        1.賈彥德《漢語語義學》 北京大學出版社

        2.潘爾堯《訓詁學和語義學》惠陽師專學報1984第1期

        3.黎千駒《現代訓詁學導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篇5

        關鍵詞:教學論;歷史自覺;教學論史;實踐轉向;理論創新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841(2013)03-0063-06

        迎著踐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的浪潮,面對學校教育中層出不窮的教學問題,學人們大聲疾呼,教學論研究應該“轉向”并“回歸”教學實踐,使教學理論“走下去”[1],只有實踐才是理論創新和學科發展的“根基”與“原點”。[2]教學論作為兼具理論性和實踐性的學科,研究者當然應該積極投身教學實踐、有效回應實踐中的教學問題,構建具有時代感和針對性的教學理論體系,而非關在象牙塔的書齋里“六經注我、我注六經”。教學論研究的實踐轉向為教學理論創新奠定了基礎,教學理論創新又引領著教學論研究的實踐轉向。然而,教學論研究應該以怎樣的方式“轉向”和“回歸”實踐?教學論研究者應通過何種途徑使理論向著實踐“走下去”?換言之,人們在教學論研究中能否脫離已有的理論成果和實踐成就而純粹基于當下實踐中的經驗或現象?黑格爾曾經告誡到,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不能脫離學科發展歷程中已有的思想和成就,他以哲學研究為例,提出“哲學就是哲學史”[3]。

        借用黑格爾的著名論斷及其思想,在一定意義上,“教學論就是教學論史”[4],尤其是在強調“回歸”教學實踐的今天,教學論研究(包括教學理論研究和教學實踐研究)尤其不能脫離教學論史,兩者無法徹底分開。從學科建設的角度而言,教學論研究者不僅要適應學科建設的內在需要和教學實踐的發展方向,也需要順應國內外教學理論研究的演進邏輯和趨勢走向,對教學論發展的歷史軌跡持有清醒的認識,具有一種學科建設的歷史自覺意識;從研究者個體的角度來說,數學研究者不了解數學史不會妨礙他成為一名卓越的數學家,但教學論研究不同,其關注的是人生命發展的根本性問題,這些問題內容的豐富和復雜正是在教學歷史發展過程中展開的。教學論研究者只有與以往的教學論學人進行不斷的“對話”,才能真正進入這些問題并對它們作出自己的解答。對教學論史一無所知,一來就大膽提出一整套“自己觀點”的“教學論研究者”,難以真正進入教學論研究的殿堂。[5]只有站在時代的高度,具有歷史的胸懷與國際的視野,研究者才能明了和把握教學論的發展方向,貢獻自己的力量。

        因此,要深化教學論研究,必須具有強烈的歷史感,在遵循歷史規律的基礎上選擇教學論實踐轉向和理論創新的發展道路。那么,在歷史自覺的意義上,“教學論就是教學論史”的意蘊到底是什么?其價值何在?是否能夠脫離教學論史而進行專業的教學論研究?并以教學論的立場和方式面向教學實踐?能否離開教學論史而實現理論體系的創新?本文將深入分析并努力解答這些問題,以期在教學論研究回歸實踐、創新理論的過程中,人們能夠切實推動教學實踐和教學理論的持續發展,而不至于脫離歷史、矯枉過正。

        一、“教學論就是教學論史”的意蘊

        所謂“教學論史”,顧名思義,是指對教學論這門學科發展歷程的探討。它通過剖析歷史上教學實踐和教學理論的產生以及變革過程,探尋教學論研究的歷史發展規律,為當下的研究提供借鑒。教學論是教學論史的總結,教學論史是教學論的展開。教學論史實際上是積累教學知識和學說的一種方式,它與教學論的發展有著天然聯系:一方面,教學論的發展要基于以往研究者所提出的問題和積累的成果。翻閱教學論經典著作,無論是中國的《學記》或是外國的《大教學論》,會發現當下關注和研討的教學問題并沒有完全超出這些經典教學論著所涉及的范疇,教學論研究的對象都是教學論史中“相似的問題和相繼的問題”[6];另一方面,教學論史研究無法脫離對教學論的整體思考及其具體教學問題的考察。對教學論史的梳理和闡釋要以研究者的教學理念作為參照系,需要不斷借鑒教學論的已有研究成果。因為教學“相當忠實地重視人類的歷史過程;無論是歷史的興盛時期,還是衰敗時期;無論是歷史的進步時期,還是失望時期i也無論是歷史的和諧時期還是沖突時期。”[7]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教學論史的研究,不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不再局限于一般意義上的“史”,它同時也是教學論的研究,是將論、史和現狀相結合的探索,主要是為了現在。到了一定層面,對教學論史的梳理和闡釋實際上已同教學論研究的闡發難以隔離,最終達成兩者的整合與統一。因此,“教學論就是教學論史”強調教學論研究中以“思想”呈現的“理論和實踐”同“歷史”之間的內在聯系,即教學論是歷史性的教學思想,而教學論史則是教學思想的歷史。

        教學論是由研究者在對教學實踐的探索中和教學觀念的構建中形成的理論體系,研究者自身的思維特征、關注的教學問題、繼承的教學傳統、生活的社會年代等都會對其提出的教學理論產生深遠的影響。研究者個體對所處時代教學現象和問題的思考與探究,同歷史上已有的教學思想、所處時代的教學思潮密不可分。從古至今的教學論研究者,都是在以時代的名義闡發個體的教學思想,同時以個體的身份講述時代的教學思想。因此,教學論研究是以“時代性的內容、民族性的形式以及個體性的風格”[8]去探索人類社會中的教學問題,總是以一種歷史性的教學思想形態而存在。從這一意義上而言,由教學思想所構成的教學論史,就是教學思想的歷史。在這一歷史當中,不同時代的教學論研究者在其學說中展現了歷史性的教學思想及其所思考和探索的教學問題,推動著各類教學實踐不斷發展、各種教學思想相互碰撞,并呈現了理論形態的教學研究成果,從而構成了教學論持續發展的基石。每個時代的教學論研究,都必須建立在這些基石之上;否則,無論是普通學者還是學界大師都無法在教學論研究的道路上前行和攀登。

        雖然中國近現代教學論的發展與引進西方的教學論分不開,但在研究當下中國的教學問題時,“那種認為中國古代缺乏系統的教學原理的觀點”,完全照搬西方教學論的思想、或打算在教學實踐研究中丟掉“歷史包袱”和“理論負擔”、一味“創新立異”的“雄心壯志”,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中國古代教學思想在學校教育類型逐漸多樣化、層次結構日益復雜化的長期教學實踐中,形成了一個較為完備的教學論體系。”[9]“我國教學論遺產是非常豐富的。先秦諸子百家之言、《學記》和‘朱子讀書法’等等之中所蘊藏的教學論思想,有許多是非常精辟的,至今仍放射出智慧的光輝。”[10]因此,如果刻意忽視或脫離這些傳統教學思想,便難以真正掌握并有效解決當下的教學實踐問題。研究教學實踐的過程,也是與傳統教學論思想不斷“對話”的過程。

        教學論史作為“教學思想的歷史”,在發展歷程中,任何一類教學論學說都不是某個研究者的“自圓其說”,而是同一時代或不同歷史時期教學論研究者之間的“交流”和“對話”,其基礎則是理解和掌握歷史上已有的教學思想。對教學現象或問題的研究如果脫離教學論已有的歷史經驗和研究成果,就會因為缺乏教學論史的根基,而誤將某種教學理論視為能夠解答所有教學問題的絕對真理,甚至把一些早已被時代和實踐所拋棄的學說,當作新穎的教學論知識。因此,在研究教學問題時,以“教學思想的歷史”中“歷史性的教學思想”為背景或參照系,便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就當代中國教學理論與教學實踐的發展而言,從根本上來說乃是中國教學論史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中國教學論研究的科學化發展絕不是、也不可能是全方位的西方化,而只能是對多元的歷史傳統和外來文化,做一番符合時代要求的歷史選擇與文化重構。因此,應正確認識到“教學思想的歷史”中內在的歷史根據和源頭活水,這種意識就是教學論研究者的歷史自覺。

        就教學論中的專業概念和術語而言,某一“概念的歷史并不總是,也不全是這個觀念的逐步完善的歷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斷增加、它的抽象化漸進的歷史,而是這個概念的多種多樣的構成和有效范圍的歷史,這個概念的逐漸演變成為使用規律的歷史”。盡管人們會分析、使用各種教學論概念,但對于專業性的教學論研究者和普通的教學研究者是不同的。在前者眼中,這些概念中積淀著豐富的教學論史,是教學論研究的基本元素;而對后者來說,教學論概念僅僅是教學研究中的詞條而已。以對“教學”的界定為例,在普通的教學研究中,只是一個確定的“定義”和“結論”;在專業性的教學論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是在古今中外的視野與比較中思考和把握這一概念,“教學”既不是給定的“定義”也并非固化的“結論”,由此才成為各個時代研究者批判反思和創新發展的對象,從而提出了各種富有時代精神和文化氣息的“教學”定義。人們在閱讀缺乏專業性的“教學論”著作時,通常會發現一種驚人的相似性,即其論點是“獨到的”,論據卻是“教條的”,論證則是“獨白的”。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作者不了解教學思想的歷史,缺少自覺的歷史意識和堅實的研究基礎。因此,深入理解并正確把握“歷史性的教學思想”和“教學思想的歷史”之間的關系,從而將教學論史作為教學論研究的基石,就顯得特別重要。

        二、教學論研究實踐轉向的歷史自覺

        以歷史自覺的方式轉向并回歸教學實踐,是以掌握已有的教學思想和理論為前提。在教學論研究中,“理論”并不是枯燥的條文和現成的結論,而是由歷史性的教學理念和教學實踐所升華而構成的思想體系。現代科學和現代哲學提出了一種共同的說法,即“實踐滲透理論”、“實踐負載理論”、“沒有中性的實踐”、“實踐總是被理論‘污染’”等[11]。這就是說,教學論研究者怎樣認識教學實踐、看到怎樣的教學實踐、如何要求教學實踐、期待怎樣的教學實踐、將把當下實然的教學實踐變成何種可能的教學實踐、如何評價變革后的教學實踐,都離不開教學論史中已有的教學理論。因此,研究者在研究和變革教學實踐的過程中應該明白,正在從事的實踐探索“滲透”和“負載”著什么樣的教學理論?是一種擁有深厚文化歷史積淀的理論,還是某種“時髦”的、或“過時”的甚至“偏狹”的教學理論?

        教學作為一種培育人的生命成長與發展的特殊交往活動,是隨著歷史和時代的推移不斷生成。[12]當下的教學實踐固然是歷史的積淀,但對于缺乏歷史自覺的研究者來說,當下的教學實踐可能只有未來沒有過去,或者只明白教學有歷史,但是教學的歷史在他們頭腦中僅是一個概念,與當下的教學實踐并沒有聯系。這種研究者發展到了極致,便成為關注于“當下”教學實踐的“教學專家”,而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專業的教學論研究者。教學論研究畢竟不是局限于“當下”教學實踐的研究,當然也不是專注于“過去”教學實踐或教學理論的研究,而是作為歷史和現實連續體的教學實踐與教學理論的研究。“歷史”和“當下”在教學論研究中并非截然對立,因為教學論“歷史的知識是關于心靈在過去曾經做過什么事的知識,同時它也是在重做這件事,過去的永存性就活動在現在之中。”[13]教學論如果缺乏“教學思想的歷史”,其本身便難以成立,研究者不僅無從了解教學論的過去,更無法在前任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教學論建設和發展的水平,從而有效推進實踐研究。

        研究者主要是通過教學經驗與教學理論兩種方式觀察、理解和探究教學實踐。教學經驗作為教學實踐與教學理論的中介,教學理論是對教學經驗的提升,通過教學理論探索教學實踐,兩者之間總是保持一定的距離。正是這種“距離”的存在,教學理論研究才能超越表象思維和形式推理,從而全面地洞察教學實踐、深層地反思教學實踐、理性地剖析教學實踐、有效地引導和變革教學實踐。因此,當前人們對教學論研究“脫離實踐”的批評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是,人們通常忽視了教學論研究到底以何種方式“面向”并“回歸”實踐,換言之,究竟是以教學經驗的方式還是以教學理論的方式轉向實踐。部分研究者甚至對教學實踐研究持有一種誤解,即以探究教學實踐之名,往往只局限在“經驗”或“表象”,而非教學論的層次上提出、思考和解答教學問題,并冠之以“敘事研究”或“行動研究”的名號。這種缺乏批判反思的“經驗研究”或“實證研究”,缺少深厚的教學理論基礎和扎實的教學理論探究,把教學實踐研究變成“調研(實驗)數據的堆砌”或“教學(經驗)案例的總和”,[14]因而無法對教學實踐做出應有的理論把握與提升,將實踐與理論、現狀與歷史相對立,刻意限定研究的視野與范疇,就“實踐”論“實踐”。

        例如,當前我國教學論學界正積極呼吁開展“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學術研究[15],這對于突出教學論研究的中國本土特色與文化具有重要意義。但有研究者將“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教學論研究狹義地理解為繼承中國的傳統教學思想、關注中國特有的教學問題。“中國不是孤立的中國,不是地球中的孤島。”[16]實際上,當人們從國內外教學論史的視野看待這一問題時,便會感受到“中國特有的教學問題”實際上是當前中國所面對的世界性教學問題,以及研究者以何種方式解決世界性教學問題,而并非地域意義上在中國的教學實踐場域中所發生和存在的問題。因此,教學論研究的實踐轉向一方面要強調教學思想有效轉化為教學實踐,另一方面也應重視教學實踐積極向教學思想趨近。因為教學思想對于人們觀察和解釋教學實踐問題、理解和變革教學實踐方法,具有重要的基礎性價值。“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當代中國教學論研究,不只是要實踐地“面向”世界、現代化和未來,更要以理論的方式“面向”世界、現代化和未來,從而在教學論研究歷史自覺的意義上反映和表達中國教學實踐的傳統與特色,塑造并引導中國基礎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未來。

        三、教學論研究理論創新的歷史自覺

        教學理論是教學論的構成與實體,其生命強度和發展趨勢事關教學論學科的生死存亡。但在當前,隨著教學實踐工作者和研究者“反理論傾向”的露頭,教學理論無用論甚囂塵上,教學理論的生存空間受到空前擠壓,生存危機接連浮現。有學人分析指出,教育教學理論正處于“萎縮、退化”之勢。[17]在這一“危機”下,為滿足社會發展和學校教育的需要,教學論研究者胸懷歷史、立足實踐,切實推進教學理論創新就顯得尤為急迫和重要。教學理論的創新需要兩個重要條件:一是獲取豐富的教學理論資源;二是發現教學理論中存在的矛盾。只有獲取相應的教學理論資源,才有可能發現其中存在的理論矛盾;而發現了已有教學理論中的矛盾,才能優化并合理運用相應的理論資源。正是在獲取教學理論資源和發現教學理論矛盾的雙重互動中,教學理論的創新才能得以實現。

        (一)以理論的方式探索教學問題

        實現教學理論的創新,教學論研究者必須首先以理論的方式洞察并剖析所處時代的教學問題。學校教育充滿著錯綜復雜的教學問題,涉及教學制度、教學政策、教學領導、教學目的、教學價值、教學模式等不同領域。雖然側重點不同,但都屬于促進人的生命成長與發展的教學問題,既不能僅僅憑借某個教學工作者或研究者的“經驗”、“思考”或“獨創”來解答,也不能只依靠“調研(實驗)數據的堆砌”與“教學(經驗)案例的總和”來論證,而是需要以建立在通曉教學思想的歷史和成就基礎上的教學理論思維為基礎,才能在歷史自覺的層面上達到對當代教學問題的全面洞察、深層把握、批判反思和有效變革。離開以“教學思想的歷史”為基石的教學理論“創新”,既經受不住“教學思想的歷史”的追問,也難以接受所處時代教學實踐問題的考驗。

        (二)掌握教學理論的內外部沖突

        教學理論創新,還需要教學論研究者在對所處時代教學問題的理解和把握時,一方面重視教學理論與教學實踐之間的外部沖突,另一方面深刻掌握各種教學理論之間的內部沖突。由于教學論研究者身處不同的社會文化、繼承不同的教學傳統、面對不同的教學情境,這些差異較大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背景或導向,通過研究者對教學實踐和已有理論成果的研究,構成各種理論形態的教學論學說,進而成為人們觀察和思考教學實踐的教學理論。例如,教學論研究者在探討基礎教育改革中的“教學啟發”、“教學對話”等主題時,無法回避西方自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夸美紐斯、洛克、盧梭再到康德、赫爾巴特、杜威等人的教學思想。一個中國學者研究這些問題時,不僅要重視國外經典的教學理論和學說,更無法回避從孔孟、老莊、朱熹到程端禮、朱孔文、俞子夷、陶行知等學人的教學思想。離開對這些教學理論資源的關注和反思,就難以深刻地提出和研究教學問題,更談不上教學理論的創新。

        (三)化解教學理論資源中的矛盾

        在把握教學論研究內外部沖突的基礎之上,研究者應“從內向外看,由下往上看”[18],發現教學理論中存在的矛盾,以新的理論去突破和解決存在的矛盾,正是在不斷發現和揚棄教學理論矛盾的過程中,教學論得以持續發展。忽視教學理論資源中的矛盾,缺少教學論史的深厚積淀,教學理論創新將始終是紙上談兵。當然,發現和把握教學理論資源中的矛盾無法一蹴而就,研究者不僅需要長期艱辛的教學文獻積累,更需要靈活扎實的教學創新思維和能力。比如,布魯納在繼承杜威教學思想的過程中,客觀地揚棄了杜威建立在“做中學”基礎上的實用主義教學理論中存在的矛盾,諸如缺乏系統性、過于生活化等,根據當時美國社會發展和教學實踐的新形勢,構建了結構主義教學理論。在教學論史的意義上,正是由于布魯納在批判繼承的基礎上獲取了杜威教學論的理論資源,真實地發現了其中的理論矛盾,并以變革教學現狀的歷史自覺面向教學實踐,才提出了一套具有特定歷史意義的結構主義教學論學說。

        綜上所述,要使教學論研究保持必要的實踐張力與理論動力,必須將“教學思想的歷史”納入研究視域。因此,倡導教學論研究的“歷史自覺”以及“教學論就是教學論史”,并非刻意標新立異,也不是反對教學論研究“回歸”實踐、實現理論創新,更非把教學論歸結為教學論發展的歷史或把教學論研究限定為對教學論發展歷程的探索。其真實意蘊,是堅持教學論研究的歷史自覺,避免將教學論研究(尤其是教學實踐研究)與教學論史研究相互割裂,將傳統經典教學思想有效地納入當代教學論的研究范疇,從而在教學論研究的“歷史”同“理論與實踐”之間,建立起一種互動對話機制和思想交流平臺。“教學論就是教學論史”這個命題的真正價值,并不是要刻意凸顯或夸大教學論史在教學論研究中的地位,更不是要以研究教學論史替代對當代教學實踐問題、現象及其規律的探索,而是強調在教學論研究逐漸轉向實踐并積極創新本土教學理論的時代背景下,應避免將教學理論誤認為教育家教學思想的羅列、教學文本的堆砌以及教學經驗的總和。教學論研究的生命力,源于在教學論史的基礎上,通過對教學實踐的深入探究,不斷豐富和創新教學理論。因此,只有理解和把握“教學論就是教學論史”的真實意蘊與核心價值,才能實現以教學論歷史自覺的方式面向和創新教學實踐與教學理論。這種研究轉向,要求從事教學論研究的學人深長思之、謹慎行之,在思想上懸置對域外流行教學思潮或研究模式的盲目崇拜,在實踐研究中合理運用科學方法,避免對“實證”、“數據”、“經驗”和“案例”的癡迷,讓自己置身教學發展的歷史情境之中,從歷史源頭開始,順流而下,按照中西傳統教學思想的內在理路,去呈現其所包含的教學思維方式、教學價值體系、教學知識性質等在內的完整的“教學思想的歷史”,傳統與現代、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血脈聯系才能在教學論研究中重新貫通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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