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城鄉倒置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老齡化城鄉倒置，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上述課題負責人、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長郭曉鳴稱，人口老齡化問題并不只是東部發達地區或者城鎮所獨有的問題，它在西部農村地區表現更為突出和嚴峻。在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吸拔下，大規模流入城鎮的農民工已不再僅僅是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而是包括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

率先“未富先老”

四川作為中國最主要的勞務輸出地之一，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東南飛”導致的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和農村空心化現象更為嚴重。此次由四川省社科院和四川省農業廳聯合組織的課題組就選擇四川省富順縣、安岳縣和中江縣三個具有代表性的傳統農區完成520份農民問卷調查（有效問卷501份）。

調研報告稱，國際上通常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依據。而對501戶農戶的問卷調查發現，農村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18％，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11.4％。

郭曉鳴說，如果去除長期在城鎮務工且被納入城鎮人口的那一部分人口，農村人口老齡化率將更高。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離開農村長期在城鎮務工，導致農村空巢化現象的出現，38，3％的家庭只有一位或兩位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留守在家。

而更詳細的數據顯示，在調查涉及的1744個勞動力中，有750名外出務工，占比43.6％；而在外出務工勞動力中，45歲以下的青壯年勞動力占90.53％。

不僅如此，特別是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中有88.4％的人仍在從事農業勞動，且占總農業勞動力的比重高達33.2％，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凸顯出農業勞動力高齡化特征。而在45歲以下青壯年勞動力中，只有17.3％從事農業生產，僅占總農業勞動力的23.3％。

“人口老齡化城鄉倒置現象的出現，意味著在公共財政投入更少、居民富裕程度更低的傳統農區更早喪失‘人口紅利’，并且面臨著更加沉重的養老負擔，這對農業現代化進程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推行必然產生顯著的制約性影響。”郭曉鳴說。

引發多樣化挑戰

該課題的初衷在于準確把握當前西部農村“誰在種地”、“如何種地”的問題，及其對糧食安全和現代農業發展的綜合影響。報告顯示，勞動力老齡化直接導致農業生產向小農經濟倒退，也成為農業技術進步的重要障礙。

調查發現，很大一部分老齡勞動力對種植業結構進行了倒退性調整，其主要做法是將水稻和油菜種植規模縮小至滿足自食需求的水平，并逐步放棄種植玉米（2313－10.00－0.43％）、小麥（2459－19.00－0.77％）、紅薯等耗費勞力且收益不高的非生活必需的傳統作物，無力耕種的土地則大多撂荒或臨時送給鄉鄰耕種。老齡勞動力生產糧食主要用于自食，用作出售的糧食較少，農業生產又回歸到改革開放前低投入、低產出的小農經濟模式。

而從家庭副業上看，大量農戶因缺乏勞動力而主動縮減了生豬等養殖業的發展規模，有57.3％的家庭已經不再飼養生豬，戶均存欄數為3.3頭，且主要用于自食，用于出售的生豬數量逐年銳減。曾經作為農民家庭經營收入重要支柱之一的養豬產業的衰落，表明農民這一傳統增收渠道幾近瓦解。

不僅如此，農業勞動力老齡化首先導致生產方式向自給自足的傳統農業倒退，進而產生農業技術需求明顯萎縮這一更為嚴重的后果，這就使得政府主導的農業技術推廣不可避免地呈現出“上面熱、下面冷”、農民積極性低等突出問題，導致了老農民、老品種與老技術的循環。

報告還稱，農業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直接影響是農村家庭的空巢化，501戶農戶的調查顯示，農村家庭空巢率高達38.3％。顯然，農村家庭空巢化將對農村老年人口產生經濟和社會上的雙重影響，而社會影響甚于經濟影響。

篇2

計劃生育對老齡化的影響，不僅表現在使我國老齡化提前到來，而且更重要的影響在于加速老齡化由輕度、向中度和重度老齡化的轉變。重度老齡化將帶來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各方面的嚴峻挑戰，應該引起社會各方面的高度重視。有人口學專家預測，如果婦女總和生育率保持在1.8的較低水平，我國社會總人口到2015年達到14億、2020年約14.3億、2030年左右達到14.6億峰值，之后實現零增長并逐年下降，2040年降至14.3億左右、2050年回到14億。筆者以此為依據，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各年齡組2010年人口及死亡率數據，預測未來50年(即到2060年)老年人口和老齡化發展趨勢，并繪制了60歲、65歲和80歲及以上年齡老年人口趨勢圖(圖1)和老齡化趨勢圖(圖2)。2000年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65歲以上(含65歲，以下同)老年人口8821萬人，占總人口的比例為6.97%，2010年老年人口增加到11894萬人，10年增加3073萬人，年均增加307.3萬人，占總人口的比例提高到8.94%，這10年是老齡化起步時期，也是計劃生育政策導致老齡化提前到來的10年;2020年、2030年和2040年，65歲以上老年人口分別增加到18716萬人、25678萬人和33343萬人，其中2011～2020年老年人口年均增加682.7萬、2021～2030年老年人口年均增加696.2萬人、2031～2040年老年人口年均增加766.5萬人，老齡化水平分別提高到2020年的13.09%、2030年的17.59%和2040年的23.32%，這30年是老齡化持續加速時期，也是老齡化由輕度向中度和重度老齡化連續跨越的時期。2010年老齡化水平(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超過20%的國家只有德國(20.4%)、意大利(20.4%)和日本(22.7%)(資料來源:世界銀行WDI數據庫)，我國老齡化水平將在短時間內達到和超過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對此起了重要作用。

2計劃生育政策反過來又可以延緩或調節老齡化進程

2.1調節老年人口，緩和老年人口的增長速度從圖2可以看出，2040年以后，我國老年人口的增速和老齡化開始明顯放慢，并在2055年達到峰值后逐年下降。2050年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2040年不僅沒有增加，反而下降了172.7萬，2055年達到峰值時，也只比2040年增加了1362萬人，此后步入下降通道。2050年老齡化水平為23.69%、2055年達到峰值時24.79%，僅比2040年提高了1.47%，2060年下降到24.16%。2040-2060年的二十年將是我國進入重度老齡化社會后面臨各種挑戰的20年，也是老齡化由快速發展到迅速減速并轉身向下的20年。很明顯，計劃生育限制人口增長的政策對老齡化的抑制作用在實施后的六十年開始顯現。我國普遍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始于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到本世紀三十年代中、后期進入老年時期的人口開始下降。計劃生育對老齡化的加速與抑制，其作用原理是不同的:前者是通過少生減少總人口，使老年人口的比例上升，后者是因為少生而在幾十年后減少老年人口，使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前者發生作用是在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后的前幾十年，后者發生作用是在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后的后幾十年。

2.2調節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延緩老齡化進程調節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有兩種方式，一是調節老年人口絕對數，周期很長，至少需要60年才能見效，這就是我們在上面提到的70年代開始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加速了老齡化的到來，同時在60年后延緩了老齡化的進程;二是在老年人口絕對數既定的情況下，通過調整計劃生育政策，使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或下降，其效果是很快就能顯現的。所以，面對老齡化不斷加速的人口形勢，有的人口理論工作者開始呼吁放寬生育政策，逐步開放兩胎生育，使婦女總和生育率逐漸提高到更替水平，最終實現人口的長期均衡發展。現在的問題是，生育政策什么時候開始調整?調整的幅度多大?如果現在開始放寬生育政策，人口的峰值將提高，峰值到來的時間將推遲。這些因素的改變都會給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帶來深刻的影響。由于人口再生產周期很長，人口政策的調整必須著眼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長遠戰略，必須著眼于人口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必須著眼于人口與社會、自然協調發展的關系。

2.3調節老齡化的區域結構，縮小老齡化的區域差距計劃生育政策的差別化造成老齡化發展的不平衡。我國幅員遼闊，各地情況不同，計劃生育政策也存在明顯的差異。一般來說，農村生育政策比城市寬松、經濟欠發達地區比發達地區寬松、少數民族比漢族寬松，從而使老齡化呈現出城鄉差別、地區差別、民族差別。城市老齡化甚于農村、經濟發達地區甚于欠發達地區、漢族地區甚于少數民族地區。既然差異化生育政策造成了老齡化的發展不平衡，循著這種思路，我們同樣可以通過差異化的生育政策縮小老齡化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差距。現在有些城市或地區已經開始調整生育政策，以適應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國計劃生育法只是規定了基本的原則，具體的生育目標及措施，可以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自行制定。基于上述國情，我國的省、市、自治區人大均頒發了當地計劃生育條例，以落實國家的計劃生育法律。筆者以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這種狀況還得維持下去。調整生育政策由各地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自行制訂實施，其效果會比全國統一為好。

篇3

老齡化是一個世界性的社會問題，也是21世紀人類發展的主要特征。2011年4月28日公布的國家統計局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顯示，全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8831709人，占8.87%。按照人口中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過7％，或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過10％，這一國際上劃分老齡化社會的標準，我國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

一、我國老齡化社會的基本特征

一是老年人口規模巨大。 國家統計局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布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60歲以上的老人已接近1.8億。預計到二0五一年將達到四億多的最高值，之后將維持在三至四億的規模。根據聯合國預測，二十一世紀上半葉，中國將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占世界老年人口總量的五分之一。

二是老齡化發展迅速。六十歲以上老年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從百分之七提升到百分之十四，發達國家大多用了四十五年以上的時間，而我國只用二十多年就接近了這一指標，并且在今后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會保持著很高的遞增速度，屬于老齡化速度最快國家之一。

三是地區發展不平衡。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具有明顯的由東向西的區域梯次特征，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明顯快于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以最早進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和最遲進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寧夏(2012)比較，時間跨度長達三十三年。

四是城鄉倒置顯著。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的歷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齡化水平一般高于農村，中國的情況則不同。目前，中國農村的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一點二四個百分點，這種城鄉倒置的狀況將一直持續到2040年。到本世紀后半葉，城鎮的老齡化水平才將超過農村，并逐漸拉開差距。

五是老齡化超前于現代化。發達國家是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條件下進入老齡社會的，屬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我國則是在仍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尚不發達的情況下提前進入老齡社會的。發達國家進入老齡社會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一般都在五千到一萬美元以上，而中國目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還不足三千美元，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實力還比較薄弱。

二、我國現有養老模式及存在弊端

目前在我國主要養老模式為機構養老和家庭養老。按照投資主體可分為政府辦養老機構和民辦養老機構兩類。政府養老機構的經費主要來源于國家財政撥款及集體供款。資金來源單一、數額有限造成了機構數量少、規模小、收養人數少、社會效益不高等問題。民辦養老服務業屬于新興的公益行業，其特性是投入大、收益薄、收效慢。如果單純按照成本核算，其創辦初期基本處于虧損狀況。

機構養老均存在一定弊端。比如，對在養老人的照顧并不完善，在養經濟負擔也較沉重。

這令大多數老人難以接受；護理條件較差，大多數的養老機構僅能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與飲食服務，而只有部分養老機構可以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更為嚴重的是，為減輕負擔，一些養老院不準自理能力差和不能自理的老人入住，嚴重違背了設置養老機構來幫助不能自理的高齡老人、獨居老人的初衷。

家庭養老作為中國最為傳統的主流養老模式，是由家庭成員提供養老資源的養老方式，形式是在家養老。但這種養老方式也隨著現代生育觀念、生活節奏和生存壓力的改變，受到嚴重沖擊。獨生子女家庭作為21世紀城市的主流家庭，獨生子女父母的這一代， 既要撫養和教育子女， 又要贍養和照顧護理四位老人。預計到2039年，我國將出現不足兩個納稅人供養一個養老金領取者的局面，這被稱為“老齡社會危機時點”。在這種家庭結構變遷的影響之下，傳統家庭養老的經濟支持、照料、精神慰藉功能逐漸弱化。雖說“百善孝為先”，但面對老人所需要的長時間與專業的護理，子女也會覺得分身乏術，產生“照料疲勞”的感覺。且面對著越加激烈的競爭，一些青年夫婦更重視子女的照顧和教育， 將有限的時間和精力多花在子女身上， 而對老年父母的照顧卻有所忽視。所以，以子女供養為主的家庭養老也不再適合社會的發展。

三、 公寓化養老模式初討

面對我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和社會化養老有待進一步發展的局面，在黨的十七大會議上，在“十二五”規劃建議中，黨和政府都明確提出在我國要保證“老有所養”，還要“優先發展社會養老事業”，把養老事業提高到了一個戰略的高度來認識。因此，充分發揮個人、家庭、社會、社區的力量，利用合力加強社會養老工作，探討新的養老模式已經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老年公寓是一種新的居家養老方式，不僅擁有分散的居家養老所沒有的各類保障服務設施，讓老人居住得安心、舒心，又擁有一般養老機構所沒有的家庭氛圍。所以，其比較優勢是十分明顯的：減輕子女養老壓力，提高社會效率；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服務專門化、系統化，老年人生活質量大大提高。

首先，新型老年公寓起點高、理念新、融入市場會很快提升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變老年人“望寓生嘆”為“養老首選”，讓養老產業的經營者看到了光明的前程。老年人養老觀念的革新又直接影響年輕人的擇偶觀、家庭觀、生育觀和事業觀，將拓寬更大的養老產業市場激活“老年經濟”，形成養老社會化的良性循環。

第二，新型老年公寓是一個探討養老社會化的實驗平臺。新的經營理念可以加速養老福利型向社會化養老型轉變；封閉型向開放型轉變；供養型向康復型轉變；“注入型”向“自我造血型”轉變。

篇4

21世紀是人口老齡化的時代，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要在人口老齡化不斷加深的情況下探求自我發展的道路。自2000年起，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數量達到了總人口數量的7%，年齡中位數超過35歲，正式步入老齡化國家的行列。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造成了整個國家處于“未富先老”的狀況下，即人口年齡的老化程度快于經濟發展水平。一方面，醫療條件的改善、“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經濟的轉型以及社會觀念的改變使得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在短短的半個世紀經歷了從相對年輕型的人口到老年型人口的轉變。另一方面，雖然我國經濟一直高速增加，但人均GDP還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居民的人均收入及消費水平并不高，尤其是近幾年來我國的居民消費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并且城鄉消費差距也還十分明顯。

如圖1所示，2000年來，我國居民消費率逐年下滑，雖然這一趨勢在2010年之后有所緩解，但是居民消費率一直處在50%以下的水平，這與錢納里等人提出的標準結構中工業化中期階段65%的居民消費率還存在較大的差距。從圖1中還可以看出我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到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為16674元，而農村居民僅為5908元。在影響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因素中，收入是一個重要原因。同時，城鄉居民在消費觀念、家庭年齡結構等方面也存在差距，尤其是隨著城市化的進行，農村人口的大量遷移，使得落后的農村地區反而出現的更高的老齡化水平，并且我國城鎮和農村的老齡化水平倒置情況還很嚴重，這對于居民的養老與城鄉社會發展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戰。那么，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城鄉老齡化水平的不同是否會對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產生影響呢？本文對此進行了研究。

文獻綜述

關于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消費關系的研究，最主要的理論依據就是莫迪利亞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說。根據這一假說，消費者會將一生的預期總收入在不同年齡階段進行最優配置，以取得跨期效用最大化。

以該理論為基礎，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多方探討，力求得出老齡化與消費或儲蓄之間的關系。Leff（1969）對1964年74個國家的截面數據作進行了經驗分析，結果表明人口撫養比和儲蓄率存在負相關的關系。然而，隨后的Goldberger（1973）以及Ram（1982）則對leff的結論提出了質疑，他們通過實證研究認為撫養比和儲蓄率之間不存在顯著的關系。Modigliani and Cao（2004）采用我國1953-2000年時間序列數據，對人口老齡化與儲蓄率的關系進行計量估計，研究結果認為老齡化是我國出現高儲蓄的一個重要原因。舒爾茨（2005）使用16個亞洲國家和地區1952-1992年間的數據，利用動態面板回歸的方法檢驗了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的影響，認為老齡化會對儲蓄率產生影響，但其影響是很微弱的。國內學者方面，王金營、付秀彬（2006）對我國自1978年以來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引入標準消費人概念和變量，并證明了人口老齡化對消費水平、消費規模和消費結構均有一定影響，并且老齡化水平的提高會降低未來的消費水平和消費比率。李文星、徐長生、艾春榮（2008）利用動態面板GMM估計方法，對1989-2004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估計，考察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并發現少年撫養比與居民消費存在負相關的關系，但是老年撫養比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不顯著。于瀟、孫猛（2012）通過對邊際消費傾向的測算，認為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路徑主要是通過改變社會總體消費傾向來實現的，但在人口老齡化發展進程中的不同階段，會對總消費需求產生不同的影響。毛中根、孫武福、洪濤（2013）通過對1996-2010 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測算，認為老年撫養比的提高是導致居民消費降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并且人口老齡化的提高顯著降低了城市居民的消費支出，而對農村居民的影響則不顯著。

總之，國內外學者對人口年齡結構與消費水平關系的研究至今并無定論，而在進行城鄉老齡化與消費水平關系分析時，以住的文獻也是假設同一省份或地區的城鄉老齡化水平相同。但事實上，城鄉老齡化水平并不相同，并且存在倒置現象。因此，本文分別對2000年至2012年的城鎮和農村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重點考察城鄉二元結構下，老齡化對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有著怎樣的影響，并從城鄉不同年齡階段居民的收入水平、家庭結構、消費行為以及老齡化對社會的影響等角度分析上述結論。

城鄉二元經濟下老齡化與消費水平關系的實證研究

（一）數據說明

為了研究在城鄉二元結構下老齡化對消費水平的影響，本文采用了2000年到2012年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的數據建立面板數據模型。所有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以及《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由于西藏自治區人口較少，且抽樣數據的波動性很大，個別年份還存在數據缺失的情況，這嚴重影響整體數據的穩定性，因此筆者剔除了該地區的數據。

在這里，模型的建立相對簡單，只考慮消費與人口年齡結構和收入的關系，沒有考慮財政支出、利率、城市化及各地消費環境等因素的影響。該模型的重點在于研究老齡化對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因此選取的數據包括城鄉的老年及少年撫養比以及城鄉居民的人均消費和支出。數據處理上，為了同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費這兩個變量相匹配，筆者將各地區城市及鎮兩個部分的老年及少年撫養比整理合并，得到城鎮老年撫養比和城鎮少年撫養比。該模型的居民收入與消費已扣除價格因素。

（二）計量模型設定

為體現城鄉之間的差異，本文分別建立兩個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基于面板數據的特點，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可以表述為：

（1）

（2）

這里，式（1）表示城鎮居民消費水平方程，式（2）表示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方程。其中，i表示經濟區域，t表示時間，cons表示實際人均消費，old表示老年撫養比，young 表示少年撫養比，ln（income） 表示實際收入的對數值，對實際收入取對數的意義在于表示實際收入對實際消費支出的彈性，即衡量實際收入變化百分之一的情況下，實際消費量將會變化百分之幾，從中也可以看出收入對城鄉消費影響的差異。consit-1 和consit-2 表示滯后一期和兩期的消費水平，用來衡量棘輪效應的大小，ε表示隨機誤差項。城鎮和農村的方程構造和經濟學意義相同。

對于面板數據模型參數的估計選擇使用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二階段GMM估計方法。在文獻中，一般將他們二人提出的二階段GMM估計方法稱為標準一階差分GMM估計。本文利用STATA12進行具體估計。

（三）實證結果

2000-2012年城鎮與農村地區人口老齡化水平與居民消費關系的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1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老齡化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的影響并不相同，老齡化與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負相關，并通過了10%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同時，老年撫養比增加1個百分點，收入會減少21.49元。而老齡化與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的關系不顯著。少年撫養比對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存在正向的影響，且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其中城鎮少年撫養比增加1個百分點會促進城鎮居民消費提高22.09元，農村少年撫養比增加1個百分點會促進農村居民消費增加15.11元。城鄉收入對消費的影響也很顯著，其中，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費水平會增加27.78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費水平會增長10.49元。此外，城鎮和農村居民都會受到上一期和上兩期消費水平的影響，其中上一期的影響更為顯著，存在明顯的棘輪效應。

城鄉老齡化與居民消費關系實證結果分析

首先，城鎮居民的老年撫養比與消費水平負相關，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城鎮居民退休之后，收入減少，老人們需要動用之前的儲蓄來養老，并且老年人自身也往往比較節儉，這會減少他們對自身的消費支出。第二，城鎮地區生活相對富足的老人們有很強的贈送動機。在我國，老人們的代際消費傾向較高，他們往往對自己的消費比較克制，但是對后代則比較慷慨。尤其是在子女購買住房、汽車等耐用消費品上，老一輩的財富積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也使得老年人們會自覺減少自己的消費，而主動將儲蓄贈予后代。第三，我國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較強。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少子化成為我國家庭目前面臨的主要局面，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為1.18，其中城市為0.88，鎮為1.15，農村為1.44，這與發達國家1.7的總和生育率相差很多。尤其對于城鎮地區的老年來說，少子化帶來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今后生活的不確定性增加。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孩子可以看作是居民為老年時老有所依所做的一種投資。但子女數量的減少使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人們不得不為預防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性而增加儲蓄，減少消費。另一方面，從分析結果可以看出，老齡化與城鎮居民消費的負相關關系僅通過了10%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這是由于一方面受傳統的養老觀念的影響，子女對父母的贍養會一部分地補償老人退休之后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來到生命的最后階段，補償消費心理比較強，一些年輕時沒有體驗和享受到的事物，他們希望可以在夕陽階段得到補償。因此，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老年消費水平的提高。

其次，與城鎮不同，農村居民的老年撫養比與消費水平之間的關系不顯著，主要原因在于，農村地區居民收入來源與城鎮不同，他們主要依靠自己的勞動收入。并且一些身體強健的老年還可以繼續勞動。表2顯示了2012年城鎮和農村老年人主要收入來源。其中，農村地區有28.48%的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勞動獲得收入。但是，大部分老年人由于身體機能下降，不再勞動，收入減少，消費也會隨之減少。但另一方面，如表2所示，農村地區超過半數的老年人還要依靠家庭成員的供養，這也會增加其他家庭成員的支出。且家庭成員對老年人不同的贍養方式也會影響家庭的消費水平。同時，由于農村家庭規模相對更大，子女相對較多，這對老人的贍養也更為有利。根據最新統計數據，2012年我國城市平均家庭規模為2.73人/戶，這一指標，鎮為3.09人/戶，而農村則為3.19人/戶。另外，由于農村地區的消費物資相對城市較為匱乏，尤其在醫療保健、老年文化娛樂等方面，這不利于農村老年人消費水平的提高。總之，這些方面綜合起來使得農村地區老齡化與居民消費的正負關系不明顯。

再次，實證結果中還可以看出，城鄉的少年撫養比與居民消費都呈正相關關系。這與之前多位學者的研究結論一致。孩子的增加必然會帶來家庭消費支出的增長。但是，隨著家庭規模的縮小，孩子數量的減少，加上預防性動機的增強，這些都會減少居民消費水平。結論中還可以看出城鄉居民收入與消費水平呈顯著正相關關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對人均消費影響的絕數值并不相同，城鎮是農村的近三倍，并且從實證結果也可以看出，城鄉收入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城鄉消費水平的差異。另外，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還會受到過去消費習慣的影響，棘輪效應比較明顯。因此，消費水平的提高還需要一個過程。

另外，老齡化不僅影響了老年人的消費水平，還會影響其他家庭成員的消費，以及全社會的消費預期。在我國，家庭養老仍然是最主要的養老方式，老年人口的增多，必然加大家庭養老支出。而目前，我國老齡化還表現為老齡人口數量大，老齡化速度快以及高齡人口比重不斷上升三大特點。預計到2020年，我國80歲以上高齡老人將達到2200萬，這將是2012年的四倍以上。由于老年人身體機能以及行為能力大大下降，需要特殊的照顧，這更會增加年輕子女的家庭負擔。子女對老人的贍養在一定程度上會提高老人的消費水平，但是會影響其他家庭成員的消費支出。同時，由于老齡化、高齡化已成為一種趨勢，我國城鄉居民的預期壽命也在逐年增加，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經達到74.83歲，10年間增加了3.43歲。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增長，人們對自己未來的生活也有了更加長遠的打算。為了可以在退休之后可以老有所養，老有所依，居民也會自覺增加儲蓄，從而減少當期消費。

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對我國城鄉居民老齡化與消費水平的計量檢驗以及對實證結果的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老齡化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不同，城鎮地區老齡化水平與居民消費水平存在顯著的負相關，老撫養比的提高會顯著降低居民的消費水平；但農村地區老齡化與居民消費水平無顯著關聯性。

第二，城鄉少年撫養比與居民消費存在顯著的正相關的關系。

第三，收入是影響城鄉居民消費的重要原因，并且城鄉居民都會受到過去消費習慣的影響。

針對以上分析結果，筆者認為要在老齡化加深的條件下提高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應當首先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老年人口的收入。其中農村地區老年人的收入亟待提高，并繼續擴大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城鄉養老金的并軌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做法。

第二，應該促進城鄉在基礎公共服務上的均等化，這包括基礎醫療保健、社區養老設施、老年文娛活動等方面，從而提高農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篇5

一是老年人口規模巨大。國家統計局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布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60歲以上的老人已接近1.8億。預計到二0五一年將達到四億多的最高值，之后將維持在三至四億的規模。根據聯合國預測，二十一世紀上半葉，中國將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占世界老年人口總量的五分之一。

二是老齡化發展迅速。六十歲以上老年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從百分之七提升到百分之十四，發達國家大多用了四十五年以上的時間，而我國只用二十多年就接近了這一指標，并且在今后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會保持著很高的遞增速度，屬于老齡化速度最快國家之一。

三是地區發展不平衡。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具有明顯的由東向西的區域梯次特征，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明顯快于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以最早進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和最遲進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寧夏（2012）比較，時間跨度長達三十三年。

四是城鄉倒置顯著。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的歷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齡化水平一般高于農村，中國的情況則不同。目前，中國農村的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一點二四個百分點，這種城鄉倒置的狀況將一直持續到2040年。到本世紀后半葉，城鎮的老齡化水平才將超過農村，并逐漸拉開差距。

五是老齡化超前于現代化。發達國家是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條件下進入老齡社會的，屬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我國則是在仍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尚不發達的情況下提前進入老齡社會的。

二、我國現有養老模式及存在弊端

目前在我國主要養老模式為機構養老和家庭養老。按照投資主體可分為政府辦養老機構和民辦養老機構兩類。政府養老機構的經費主要來源于國家財政撥款及集體供款。資金來源單一，數額有限造成了機構數量少、規模小、收養人數少、社會效益不高等問題。民辦養老服務業屬于新興的公益行業，其特性是投入大、收益薄、收效慢。如果單純按照成本核算，其創辦初期基本處于虧損狀況。

機構養老均存在一定弊端。比如，對在養老人的照顧并不完善，在養經濟負擔也較沉重。這令大多數老人難以接受；護理條件較差，大多數的養老機構僅能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與飲食服務，而只有部分養老機構可以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更為嚴重的是，為減輕負擔，一些養老院不準自理能力差和不能自理的老人入住，嚴重違背了設置養老機構來幫助不能自理的高齡老人、獨居老人的初衷。

家庭養老作為中國最為傳統的主流養老模式，是由家庭成員提供養老資源的養老方式，形式是在家養老。但這種養老方式也隨著現代生育觀念、生活節奏和生存壓力的改變，受到嚴重沖擊。獨生子女家庭作為21世紀城市的主流家庭，獨生子女父母的這一代，既要撫養和教育子女，又要贍養和照顧護理四位老人。也就是獨生子女政策造就的“四二一”式的家庭結構，注定了這種方式難以為繼。

三、如何解決養老問題

第一、建立基本養老保障政策體系，確保老年人晚年的基本生活。在城市實行養老保險制度，目前的改革正在實行統一的制度，隨著改革的推進，將會形成一整套政策。在農村，實行農村養老保險，目前的參保率較低，其根本原因在于沒有成熟的政策，國家的責任沒有相應的體現，僅僅依靠民政部門的努力顯然政策的力度不夠，需要從全國農村地區的整體考慮制定適應性強的基本養老保險政策，考慮到21世紀中中國非農人口達到50%的發展目標和趨勢，要使農村養老保險在政策上能夠具有向城市基本養老保險過渡的兼容性。

第二、建立醫療保險制度，分散老年人晚年的疾病風險損失。城市目前的改革步履維艱，其根本原因主要是沒有高效的操作性政策，試點過程中應付改革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農村合作醫療的發展步伐難于適應現實需要，需要加大政策干預的力度。

第三、建立養老社會化服務政策，解決高齡老年人的照料問題。目前，部分城市已經作出政策性的安排，例如上海。但從全國城市來說，養老社會化服務沒有統一靈活的明確政策，在經費、管理、組織、人員等諸多方面沒有基本的安排。政府大力鼓勵社會力量興辦養老事業，但在稅收等方面缺乏可操作的鼓勵性措施。農村地區的養老社會化服務由于設施、交通、通訊等方面的天然劣勢，目前主要限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五保”政策，很難適應農村老齡化的需要。（下轉第436頁）

（上接第434頁）

第四、建立扶持家庭養老的配套政策，刺激家庭成員養老的積極性，使老年人居家養老有一個政策上的保障。家庭在贍養老年人的現實作用毋庸置疑，如上所述，目前的問題是沒有實質性的刺激和鼓勵措施。如果不盡早采取強有力的政策干預，加上社會養老的不確切的宣傳，將會挫傷家庭成員養老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