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經濟學三大觀點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古典經濟學三大觀點，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結構性失　業研究文獻　述評

在體制轉變和產業興衰轉移的必然趨勢下，我國經濟處在體制轉軌和結構調整的關鍵期。這一時期我國出現大量失業人員與職位空缺并存的現象，即結構性失業。為了更好地認識及解決我國面臨的結構性失業，本文對國內外結構性失業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梳理。

一、馬克思的結構性失業理論

馬克思在其著作《資本論》中多次提到了結構性失業，集中體現在對結構性失業成因及表現形式的論述上。馬克思提到：“現代工業通過機器、化學過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職能和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不斷地隨著生產的技術基礎發生變革。這樣，它也同樣地使社會內部的分工發生革命，不斷地把大量資本和大批工人從―個生產部門投入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因此，大工業的本質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上述論述表明：伴隨生產力和科技的發展，社會分工發生著一系列的變化，這客觀上要求勞動力可以自由地流動。然而勞動力的流動受到多個因素的影響，繼而“使工人面臨這樣的威脅在勞動資料被奪走的同時，生活資料也不斷被奪走，在他的局部職能變成過剩的同時，他本身也變成過剩的東西。”這里的“局部職能過剩”指勞動者的勞動技能無法與新形勢下的對勞動者技能的需要匹配，繼而引發失業。在結構性失業的表現形式方面，馬克思提出：“這些因分工而變得畸形的窮人，離開他們原來的勞動范圍就不值錢了，只能在少數低級的，因而始終是人員充斥和工資微薄的勞動部門找出路。”這種情形即為一些行業出現大量失業人員與一些行業存在空缺職位并存。分工把人手束縛到一定的生產部門，并且成為該部門的熟練工，一旦他們失業，短時期內很難形成別的技能，無法勝任新的工作，從而成為結構性失業人員。

二、對西方經濟學各流派中關于結構性失業理論的述評

西方各流派對結構性失業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學派的“摩擦性失業”研究，其后的凱恩斯學派、新古典綜合派等經濟學流派在研究結構性失業問題的過程中，從不同的角度和層次探討和關注結構性失業問題，形成了各具特點、有所側重的結構性失業理論，并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對這些失業理論及就業對策的考察，將對解決中國日益嚴重的結構性失業問題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1、古典學派的摩擦性失業理論。摩擦性失業指在生產過程中由于難以避免的專業、季節性等原因而造成的短期、局部失業。在貨幣工資充分彈性的假設下，古典學派認為摩擦性失業的存在與充分就業并行不悖，資本主義能自動實現充分就業均衡。由此可見，古典學派認同結構性失業現象是客觀存在的，而且提出這一客觀現象產生的原因是技術變革。李嘉圖在其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提到：“勞動階級認為，機器的使用往往有損于他們的利益，這種看法并非基于偏見和錯誤，它符合政治經濟學的一些正確原理”。這說明李嘉圖已注意到：對于勞動者來說，機械化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失業問題。

2、新古典綜合派的結構性失業理論。新古典綜合派學者詹姆斯?托賓和杜生貝從勞動力市場的技術結構層面分析結構性失業問題。勞動力市場的技術結構是指將勞動力市場依據工人的技術狀況細分為若干個局部子市場，每個局部子市場實際上只是很狹窄的專業性很強的勞動力供求市場，因此難以彼此替代。由于勞工市場供求結構方面的不相適應會形成失業，就是結構性失業。托賓則提出政府要采取措施，以有效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政府可以采取人力政策，比如對勞動力進行必要的職業訓練，將無技能的勞動力訓練成有一定技能的，將不熟練的勞動力訓練為高熟練程度的勞動力，來緩解結構性失業。

3、貨幣流派的結構性失業理論。弗里德曼在就業方面提出“自然失業率”假說。該假說中的失業是指自然失業，指那些因缺乏必要的勞動技能以及受到就業結構方面的制約而不能就業的勞動力。由此可見，“自然失業”包括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而長時期的摩擦性失業就可以被歸結為結構性失業。因為在任何經濟結構的變化過程中都要求勞動力的結構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勞動力的變化過程進行得很快，即勞動者在失業后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找到能上任的工作。那么該失業就是摩擦性失業。相反，如果勞動力的變化過程緩慢滯后，勞動者失業后不具備新工作所要求的技能，而需要一個比較長的培訓過程才能上崗，該失業就被認為是結構性失業。由此可見，貨幣學派的貢獻在于明確地指出結構性失業與摩擦性失業之間的聯系與區別。至于結構性失業的成因，只是簡單談到勞動力的技能水平的影響。在治理結構性失業問題上，貨幣學派主張讓市場機制自發地發揮調節作用。

4、發展經濟學派的二元結構失業理論。發展經濟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劉易斯集中探討了在二元經濟結構模式下的失業。二元結構，是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由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工業部門兩個不同的經濟部門組成。劉易斯等人主張：農業部門是傳統部門，其勞動生產率低，人口眾多。這里存在著大量的隱形失業。但現代的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相對比較高，而且從業人數少，有較高的工資水平，這樣對傳統農業部門的勞動力形成吸引。這樣通過加快現代工業部門資本積累，就可以增強其吸收農業部門過剩勞動力的能力，從而解決失業問題。但勞動力在從傳統農業部門向現代工業部門轉移的過程中會受到自身素質及工作結構等諸多因素的制約，使得轉移消化過程并不理想，這樣就造成結構性失業。

5、經濟增長理論的結構性失業分析。經濟增長理論強調人力資本的積累，闡述了勞動力供求結構轉變的必然趨勢。經濟學家錢納里和庫茲涅茨通過統計分析的方法提出自己的觀點：經濟增長的內在機理是經濟結構的變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的歷程如下：在產業結構層面，勞動力的就業結構在三大產業間的順序從“一、二、三”轉向“三、二、一”。在部門結構層面，則從農業活動向非農業活動轉移，之后又從工業轉向服務行業；經濟增長核算研究之“父”――丹尼森指出在結構轉變、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勞動力供求結構變動是必然，二者變動的不匹配必然帶來結構性失業。

以上闡釋了西方各經濟學派對結構性失業的研究成果，這些理論不僅涉及到結構性失業的原因分析，也提出了結構性失業治理的對策建議；不僅研究了發達國家的結構性失業狀況，也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的結構性失業現象，并將二者進行對比分析。這些理論不僅對如何認識現階段我國出現的結構性問題提供了指導思想，而且也對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很多思考啟示。但同時，這些理論也有其不足之處。第一，以上各學派都研究了結構性失業，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主張。但是理論是為實

踐服務的，各學派的主張基本是針對各國當時特定的經濟環境提出的。比如凱恩斯的結構性失業理論提出的背景是20世界30年代西方出現嚴重失業和經濟衰退的雙重危機下，因此提出了要求國家干預調節經濟，采取“需求管理”的政策以擴大社會的有效需求，促進生產，從而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的主張。第二，各學派都更多關注自己研究的領域，而沒有多角度全方位地看待勞動力的供求調整和社會結構調整不匹配問題。事實上勞動力供求結構的失衡，并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它是社會、人口等方面的綜合問題。如果僅僅從經濟學角度來分析論證失業問題，其研究成果不可避免會有偏頗疏漏之處，也就很難用以全面正確地服務于實踐。

三、國內學者結構性失業研究成果述評

我國的結構性失業研究起步較晚。20世紀90年代后國內結構性失業問題日益突顯，不少經濟研究者開始著手從理論和現狀兩方面來研究結構性失業問題，涉及到結構性失業的界定和性質、成因以及解決對策等方面。在結構性失業的界定和性質方面，諶新民教授《當前的結構性失業與再就業》一文中就曾指出，針對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就業增長速度持續回落的現象來說，勞動力供求總量失衡僅是形勢嚴峻的背景，而結構性矛盾才是當前失業問題的主因。他認為影響中國就業問題的結構和制度因素有所有制、產業、地區結構、勞動力素質和制度安排。胡鞍鋼認為，我國目前的失業屬于以結構性為主的綜合性失業。它既包括產業結構調整引起的失業，也包括所有制結構調整引起的失業；既包括勞動力供給總量大于勞動力需求總量所引起的失業，也包括勞動力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不匹配所引起的失業。董志強和熊斌等一些專家與堪新民的觀點相似，都論證了結構性失業是當前主要矛盾，總量失業次之。其后學者嚴燕飛對結構性失業的理論作了概括研究，在概念界定和類型區分等研究方面都有一定的突破，并對我國的結構性失業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

對結構性失業的成因及解決對策的研究，受到最多經濟專家和學者的關注，出現了大量研究成果。李建德(1995)從經濟高速增長、經濟改革及人力資源的結構剛性三方面解釋了結構性失業的原因，認為唯一解決的辦法就是再就業技能培訓。凌培亮、吳少紅(1996)則從結構性失業與激化的動因包括社會結構、人才構成、知識結構、技術結構、地域結構五種結構性失業著手，論述了結構性失業給教育改革或職業教育帶來的思考。李剛(2000)發現由于受教育程度偏低不適應產業調整以及勞動要素流動性低下導致的結構性失業是當前我國城鎮失業的主要形式。周天勇(2000)提出發展中小企業是解決中國失業問題的最大戰略。楊宜勇(2001)提出發展小企業是解決中國失業問題的關鍵。馮煜(2001)運用計量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分析了經濟結構調整對失業率的影響。毛炳寰在分析失業的原因時認為結構調整并不是導致失業的根本原因，“人力資本投資體制的失敗”才是主因。康就升(2003)指出我國城鎮結構性失業的主要原因是勞動要素流動滯性、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迅速轉移和就業分布不均衡，主張采取調整勞動力供給結構、調整就業需求結構和調整農村勞動力流動結構等措施。嚴燕飛(2004)主要從勞動者總體素質低下，教育體制落后，勞動力市場不完善三方面解釋了結構性失業的成因，提出了發展職業教育和培訓，推行勞動預備制度，改革教育體制及完善勞動力市場。馬子紅(2005)主張大力發展中小企業是減輕我國就業壓力的重要途徑之一。楊亮、白清平(2006)從教育、體制轉型、勞動動力轉移三方面論述了結構性失業的原因，指出解決之策在于狠抓教育，提升勞動力素質，并且提出建立合理健全的任用機制和人才選拔制度，盡快完成經濟體制的轉變等。張道航(2007)則提倡政府采取就業優先戰略。吳王元(2008)從高等學校、用人單位、家長及大學生自身四方面分析了目前大學生群體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并提出對策建議。目前，我國學者普遍認為結構性失業是由于勞動力供求結構之間不匹配，比如勞動力的技能結構、區域分布、性別構成等與勞動力需求結構不一致。在導致這種不一致的原因方面有兩大觀點，一大觀點關注引起勞動力需求結構發生轉變的因素，另一觀點關注導致勞動力的供給結構沒有隨其需求結構的調整發生相應變化的因素。

總之，結構性失業是我國轉型關鍵期面臨的一大重要難題，我們有必要對國內外關于結構性失業問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進行一個基本的梳理，以便能夠清晰深刻地認識結構性失業這一問題。

[參考文獻]

[1]顧建平：中國的失業與就業變動研究[M]，中國農業出版社，2003

[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

[3]厲以寧：中國城鎮就業研究[M]，中國計劃出版社，2001

[4]諶新民：當前的結構性失業與再就業[J]，經濟學家，1999(4)

[5]李剛：中國城鎮人口失業結構與結構性失業[J]，南京社會科學，2001(3)

[6]袁樂平、周浩明：失業經濟學[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篇2

關鍵詞：期貨市場；國民經濟；價格發現；風險轉移

一、引言

我國期貨市場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辦以來。經歷了不平常的發展道路。經過數年的整頓規范，我國期貨市場的市場環境、內部結構、市場規模均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隨著我國加入WTO，我國期貨市場面臨著良好的發展機遇，期貨市場交易規模近來出現了持續的恢復性增長。

值此期貨市場蓬勃發展之機，我們更應該在反思中國期貨市場走過的曲折道路的基礎上，借鑒國際期貨市場發展的成功經驗，對期貨市場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進行深人地探討，客觀認識我國期貨市場的經濟功能，揭示期貨市場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作用。這樣才能夠為促進我國期貨市場的穩定發展提供理論上的保障。

二、文獻綜述

關于期貨市場的經濟功能．即其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國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觀層面的理論分析。據其對期貨市場經濟功能強調重點的不同，研究可分為三大觀點：首先是傳統的觀點，即認為期貨市場的主要功能就是風險轉移，如Samuelson(1965)首先將商品期貨界定為“票據”，然后通過對完全競爭市場均衡價格的兩種形式的分析，指出商品期貨市場具有穩定價格(價格熨平)的功能，同時還具有風險分攤(套期保值)的功能。其次是期貨市場的流動性理論，Working(1962)和Telser(1981，1986)認為，就風險轉移而言遠期比期貨更有效。所以期貨市場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風險轉移，而在于為市場參與者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流動性。而Williams(1986)則提出了隱性借貸理論。他認為套期保值實質上是一隱性借貸行為，所以期貨市場是一種隱性借貸市場。故而期貨市場的重要作用應是規避信用風險，減低交易成本。綜合上述觀點，Hieronymus(1993)指出，最接近自由競爭的期貨市場，其主要功能在于確定投機價格，提供風險轉移機制和建立公平的融資渠道等幾方面。

在國內，由于期貨市場長期處于試點、整頓階段，故而關于期貨市場對國民經濟發展作用的探討一直都未停止，但這些探討大都集中于宏觀層面的實踐總結。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有：常清(1999)提出，應在反思10年研究和試點的基礎上，對諸如經濟發展與期貨市場建設；期貨市場建立與市場經濟改革；期貨市場與通貨膨脹、通貨緊縮；期貨市場會否制造泡沫經濟等有關重大理論問題進行深入探討。陳述云(2001)指出期貨市場主要有以下幾個作用：(1)有利于商品生產經營者改善內部經營管理，避免價格風險。提高經營效益；(2)為政府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實現宏觀調控目標提供價格決策信息；(3)有利于完善市場體系與市場價格形成機制；(4)有利于建立各種金融市場之間的競爭和均衡關系。姜洋(2005)認為穩步發展期貨市場有助于確立大宗商品定價話語權，有助于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有助于推進商業銀行轉變經營機制，并且有助于健全我國石油安全機制。田源(2005)亦指出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和套期保值功能，決定了它在全球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能夠幫助國家化解市場價格波動的風險，趨利避害，促進經濟發展，維護國家利益。而馬文勝(2005)則將新形勢下期貨市場的功能歸結為：(1)宏觀功能，包括保護國民經濟安全與國家利益、對產業調整起宏觀調控作用和聯接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等三方面；(2)微觀功能，包括價格發現與套期保值和形成良好投資渠道兩方面。曹和平(2005)也提出：期貨行業是一個能夠直接為GDP帶來增長的實物性產業。期貨市場不僅能夠發現價格規避風險，而且由于它自己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和供給價格彈性比其它的銀證期保類產業要快，這就使它能夠成為宏觀經濟的穩定劑。

綜述國內外有關文獻。我們可以發現期貨市場作為高級的市場組織形式，具有形成價格進而優化資源配置的根本作用。故而期貨市場的基本經濟功能就在于：(1)風險轉移功能，也就是期貨市場通過套期保值能夠有效的轉移價格風險，其實質就是期貨市場通過形成合理的風險價格(套保費用)，將現貨市場的價格風險在套期保值者和投機者之間進行有效轉移。(2)價格發現功能，也就是由于期貨市場具有公開性、預期性和連續性的特征，期貨價格能夠準確及時地反映當前和未來的市場供求，從而優化資源配置。

在兩大基本功能的基礎上，期貨市場可衍生出一系列具體的派生功能。首先是期貨市場的宏觀功能，主要包括三個方面：(1)促進經濟增長；(2)平穩經濟波動；(3)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其次是期貨市場的微觀功能，主要是幫助企業轉移價格風險，鎖定生產成本，保障經營收益。事實上期貨市場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作用也就在于此。

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雖然國內外在這方面的探討很多。但前期文獻存在著較為明顯的不足。前期文獻的理論探討多為局部均衡分析或簡單經驗判斷，尚未發現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運用金融經濟學基本理論對期貨市場的經濟功能進行規范分析的成果；同時全面系統地理論研究期貨市場功能發揮狀況的具體文獻也幾近于無。這就說明國內外在這兩方面的工作實際尚未展開，而這種狀況既與目前國內期貨市場高速增長的現狀不相適應，更會阻礙未來我國期貨市場的穩定發展。

所以，下面我們即對期貨市場的兩個基本經濟功能進行深入系統的理論分析。

三、期貨市場通過風險轉移功能優化資源配置

這部分的研究我們主要從微觀角度人手，討論期貨市場對國民經濟的影響。

期貨市場沒有出現以前，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要承擔來自于季節性的變化、自然因素的影響和政治因素的影響的全部價格波動的風險，這種風險會給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造成直接或間接損失。期貨市場出現以后，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可以通過期貨市場進行套期保值交易來將價格波動的風險有償轉移給愿意承擔風險的投資者。這就是期貨市場的風險轉移功能。

我們認為，期貨市場通過風險轉移功能能夠優化資源配置，這一點可以通過下面的局部均衡分析來證明。

不確定的價格會影響到風險厭惡的廠商的生產行為。對于這一點，理論界早有研究。早在1971年，AgnarSandmo就在模型中嚴格證明了，風險厭惡的廠商在面對不確定的價格的時候會減小自己的產出(Sandmo1971)。但是一旦存在遠期市場、期貨市場及期權市場等這些可以進行套期保值的金融市場的時候，廠商可以將自己面臨的價格風險轉移給金融市場中的買方和其他投機。Holthausen(1979)及Lapan等人(Lapanet．a1．1991)也證明了當期貨價格與未來現貨價格的期望相等時，也就是所謂的期貨價格是無偏的時候．廠商的產量與它面對一個等于未來現貨價格期望的確定的價格下所選擇的產量一樣。這也就是說。通過包括期貨市場這些金融市場的引入，可以提高廠商的產量(相對沒有這些市場時而言)。

在現有的文獻的基礎上，我們將主要對不存在期貨市場和存在期貨市場兩種情況下風險厭惡的廠商的生產決策研究，以此發現期貨市場風險轉移功能對市場參與者的福利的影響情況，從而證明期貨市場的確能夠通過風險轉移彌補現貨市場的不足，優化市場資源配置。

1．無期貨市場時的廠商決策。

在這部分中，我們遵循Sandmo(1971)的框架，分析沒有期貨市場時廠商的生產決策。我們假設：

(1)廠商處于完全競爭市場。

(2)廠商從其利潤中獲得效用。其效用函數為一個以

2．存在期貨市場時的廠商決策。

此處我們在模型中引入期貨市場，并研究這一市場的引入對廠商生產的影響。為了分析的簡便，我們這里借用Hohhausen的假設，即市場的參與者并不是像現實中那樣在期貨合約到期之前平倉，而是持有期貨合約一直到期并履行合約。因此，實際上這里討論的更像是遠期市場。但是只要期貨市場與現貨市場之間的無套利關系能夠始終成立，這里的分析就可以很容易地推廣到真實期貨市場的狀況。

假設廠商在期貨市場上有總量為h的套期保值頭寸。期貨合約的當期價格為f，未來價格為b。則廠商的最優化問題可以寫為

由(10)式可以得出結論：當存在期貨市場時，廠商的生產決策只受期貨價格b的影響。當期貨的價格等于未來現貨市場的價格的期望時(b=E[P]=μ)，廠商的行為與完全競爭條件下面對確定價格時的行為一樣，即而廠商的風險厭惡程度僅僅影響廠商在期貨市場的頭寸。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相對于沒有期貨市場的情況，期貨市場的引入能提高廠商的產量()，達到資源配置優化的產量。

進一步，當期貨的價格b<μ時，廠商的產出低于價格為確定時的產出。此時期貨市場的引入是否會增加廠商的產量(相對于沒有期貨市場，而價格又是不確定的情況)，是不確定的。具體要依期貨價格而定。而當期貨的價格b>μ時，廠商的產出高于價格為確定時的產出。這就說明，如果期貨市場非有效，則其對現貨市場乃至資源配置的作用很可能是負面的。

基于微觀角度，我們發現在不確定的情形下，有效率的期貨市場確實能夠彌補現貨市場的不足。即其通過轉移廠商面對的價格風險，促使風險厭惡的廠商做出有效率的產量決策，從而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

四、期貨市場通過價格發現功能促進經濟增長

下面我們從宏觀的角度，分析期貨市場對國民經濟的作用。

作為期貨市場的基本功能之一，所謂價格發現是指在期貨市場上通過公平競爭、高度透明和集中交易的方式所形成的，最接近市場真實需要，能夠反映當前和未來供求關系，指導現實生產和經營的價格水平。

由于現貨價格在形成過程中的時滯性、分散性和更重要的信息不對稱性，其價格的真實性受到嚴重影響。以其作為市場信號，就會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形成高昂的交易成本。而由于規則公平，買家和賣家眾多，期貨市場積聚了各方面廣泛信息。由此信息集中過濾所形成的期貨價格，必然能夠比較準確地反映真實的供求狀況及其未來價格變動趨勢，形成正確的價格信號。這樣通過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就顯著地降低了相關商品的交易成本，促進了商品的交易乃至經濟的發展。

事實上，期貨市場價格發現功能的根本作用就是顯著降低商品交易成本，促進經濟增長。

Williams(1986)則從另一角度論證了期貨市場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作用。他指出原則上任何一種商品和服務都應有一個市場，但為了降低整個交易成本，市場的數目應在滿易需要的前提下盡可能減少。有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必要在有形的市場中交易，而可以在隱性市場上進行交易。兩個有形的市場交易一般就可以衍生出一個隱性(市場)交易。事實上現貨市場、期貨市場和借貸市場就是這樣相互聯系的。所謂套期保值，就是期貨交易和現貨交易的結合，其實質包含著一種隱性的商品借貸交易。所以以套期保值為目的的期貨市場是一種隱性借貸市場。故而期貨市場的重要作用應是規避信用風險，減低交易成本。

下面我們采用Yang和Borland(1991)建立的新興古典動態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研究期貨市場是如何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來促進經濟增長的。

由上可見，交易條件越好，交易成本越低，則分工的演進就越快，專業化經濟優勢就越強，從而經濟增長也就越快。

而期貨市場恰恰就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我們可以延續上述思路具體分析一下：

在t=O時，分工水平很低，每種貿易品均有多個生產者。因而購買者可以選擇其中任一，即使購買者在這一生產領域已停止人力資本積累。所以此時存在一個瓦爾拉斯機制。然而可以證明，由于熟能生巧和專業化經濟，經濟可能演進到極端分工的狀態：每種產品只有極少生產者，每個人作為他的專業產品的出售者就是一個壟斷者，而作為其它產品的購買者，相對其中的生產者而言是沒有競爭力的(因為此人已停止在此領域的人力資本積累)。所以在t很大時，存在一個對稱的多邊壟斷機制，壟斷造成的機會主義行為產生了阻止專業化經濟優勢被充分利用的內生交易成本，從而影響了經濟增長。

而以期貨市場為代表的長期合約制度安排，可用于限制這種機會主義行為導致的內生交易成本。如前假設，所有交易都是通過一個合約系統和一個期貨市場來進行談判。在t=O時期的一個瓦爾拉斯機制決定所有的長期合約。這些長期合約不能在以后重新談判。t=-O時期任何人都沒有生產活動的經驗，因而人們事前完全相同并無“專家”與“外行”之分。因為所有的交易通過合約系統被在t=O時期運作的期貨市場完全決定，因此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者會從熟能生巧中獲得壟斷權力，但在合約簽訂之時還沒有壟斷權力存在。與所有人的理性預期假設結合，t=O期的瓦爾拉斯機制是可行的。因此期貨市場的功能就是消除由機會主義行為產生的內生交易成本。如果沒有期貨市場，由熟能生巧和專業化經濟引致的機會主義行為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根據新興古典動態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我們發現期貨市場能夠降低經濟體系的內生交易成本，促進社會分工水平的提高，最終促進經濟增長。

篇3

關鍵詞：期貨市場；國民經濟；價格發現；風險轉移

一、引言

我國期貨市場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辦以來。經歷了不平常的發展道路。經過數年的整頓規范，我國期貨市場的市場環境、內部結構、市場規模均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隨著我國加入WTO，我國期貨市場面臨著良好的發展機遇，期貨市場交易規模近來出現了持續的恢復性增長。

值此期貨市場蓬勃發展之機，我們更應該在反思中國期貨市場走過的曲折道路的基礎上，借鑒國際期貨市場發展的成功經驗，對期貨市場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進行深人地探討，客觀認識我國期貨市場的經濟功能，揭示期貨市場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作用。這樣才能夠為促進我國期貨市場的穩定發展提供理論上的保障。

二、文獻綜述

關于期貨市場的經濟功能．即其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國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觀層面的理論分析。據其對期貨市場經濟功能強調重點的不同，研究可分為三大觀點：首先是傳統的觀點，即認為期貨市場的主要功能就是風險轉移，如Samuelson(1965)首先將商品期貨界定為“票據”，然后通過對完全競爭市場均衡價格的兩種形式的分析，指出商品期貨市場具有穩定價格(價格熨平)的功能，同時還具有風險分攤(套期保值)的功能。其次是期貨市場的流動性理論，Working(1962)和Telser(1981，1986)認為，就風險轉移而言遠期比期貨更有效。所以期貨市場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風險轉移，而在于為市場參與者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流動性。而Williams(1986)則提出了隱性借貸理論。他認為套期保值實質上是一隱性借貸行為，所以期貨市場是一種隱性借貸市場。故而期貨市場的重要作用應是規避信用風險，減低交易成本。綜合上述觀點，Hieronymus(1993)指出，最接近自由競爭的期貨市場，其主要功能在于確定投機價格，提供風險轉移機制和建立公平的融資渠道等幾方面。

在國內，由于期貨市場長期處于試點、整頓階段，故而關于期貨市場對國民經濟發展作用的探討一直都未停止，但這些探討大都集中于宏觀層面的實踐總結。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有：常清(1999)提出，應在反思10年研究和試點的基礎上，對諸如經濟發展與期貨市場建設；期貨市場建立與市場經濟改革；期貨市場與通貨膨脹、通貨緊縮；期貨市場會否制造泡沫經濟等有關重大理論問題進行深入探討。陳述云(2001)指出期貨市場主要有以下幾個作用：(1)有利于商品生產經營者改善內部經營管理，避免價格風險。提高經營效益；(2)為政府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實現宏觀調控目標提供價格決策信息；(3)有利于完善市場體系與市場價格形成機制；(4)有利于建立各種金融市場之間的競爭和均衡關系。姜洋(2005)認為穩步發展期貨市場有助于確立大宗商品定價話語權，有助于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有助于推進商業銀行轉變經營機制，并且有助于健全我國石油安全機制。田源(2005)亦指出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和套期保值功能，決定了它在全球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能夠幫助國家化解市場價格波動的風險，趨利避害，促進經濟發展，維護國家利益。而馬文勝(2005)則將新形勢下期貨市場的功能歸結為：(1)宏觀功能，包括保護國民經濟安全與國家利益、對產業調整起宏觀調控作用和聯接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等三方面；(2)微觀功能，包括價格發現與套期保值和形成良好投資渠道兩方面。曹和平(2005)也提出：期貨行業是一個能夠直接為GDP帶來增長的實物性產業。期貨市場不僅能夠發現價格規避風險，而且由于它自己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和供給價格彈性比其它的銀證期保類產業要快，這就使它能夠成為宏觀經濟的穩定劑。

綜述國內外有關文獻。我們可以發現期貨市場作為高級的市場組織形式，具有形成價格進而優化資源配置的根本作用。故而期貨市場的基本經濟功能就在于：(1)風險轉移功能，也就是期貨市場通過套期保值能夠有效的轉移價格風險，其實質就是期貨市場通過形成合理的風險價格(套保費用)，將現貨市場的價格風險在套期保值者和投機者之間進行有效轉移。(2)價格發現功能，也就是由于期貨市場具有公開性、預期性和連續性的特征，期貨價格能夠準確及時地反映當前和未來的市場供求，從而優化資源配置。

在兩大基本功能的基礎上，期貨市場可衍生出一系列具體的派生功能。首先是期貨市場的宏觀功能，主要包括三個方面：(1)促進經濟增長；(2)平穩經濟波動；(3)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其次是期貨市場的微觀功能，主要是幫助企業轉移價格風險，鎖定生產成本，保障經營收益。事實上期貨市場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作用也就在于此。

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雖然國內外在這方面的探討很多。但前期文獻存在著較為明顯的不足。前期文獻的理論探討多為局部均衡分析或簡單經驗判斷，尚未發現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運用金融經濟學基本理論對期貨市場的經濟功能進行規范分析的成果；同時全面系統地理論研究期貨市場功能發揮狀況的具體文獻也幾近于無。這就說明國內外在這兩方面的工作實際尚未展開，而這種狀況既與目前國內期貨市場高速增長的現狀不相適應，更會阻礙未來我國期貨市場的穩定發展。

所以，下面我們即對期貨市場的兩個基本經濟功能進行深入系統的理論分析。

三、期貨市場通過風險轉移功能優化資源配置

這部分的研究我們主要從微觀角度人手，討論期貨市場對國民經濟的影響。

期貨市場沒有出現以前，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要承擔來自于季節性的變化、自然因素的影響和政治因素的影響的全部價格波動的風險，這種風險會給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造成直接或間接損失。期貨市場出現以后，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可以通過期貨市場進行套期保值交易來將價格波動的風險有償轉移給愿意承擔風險的投資者。這就是期貨市場的風險轉移功能。

我們認為，期貨市場通過風險轉移功能能夠優化資源配置，這一點可以通過下面的局部均衡分析來證明。

不確定的價格會影響到風險厭惡的廠商的生產行為。對于這一點，理論界早有研究。早在1971年，AgnarSandmo就在模型中嚴格證明了，風險厭惡的廠商在面對不確定的價格的時候會減小自己的產出(Sandmo1971)。但是一旦存在遠期市場、期貨市場及期權市場等這些可以進行套期保值的金融市場的時候，廠商可以將自己面臨的價格風險轉移給金融市場中的買方和其他投機。Holthausen(1979)及Lapan等人(Lapanet．a1．1991)也證明了當期貨價格與未來現貨價格的期望相等時，也就是所謂的期貨價格是無偏的時候．廠商的產量與它面對一個等于未來現貨價格期望的確定的價格下所選擇的產量一樣。這也就是說。通過包括期貨市場這些金融市場的引入，可以提高廠商的產量(相對沒有這些市場時而言)。

在現有的文獻的基礎上，我們將主要對不存在期貨市場和存在期貨市場兩種情況下風險厭惡的廠商的生產決策研究，以此發現期貨市場風險轉移功能對市場參與者的福利的影響情況，從而證明期貨市場的確能夠通過風險轉移彌補現貨市場的不足，優化市場資源配置。

1．無期貨市場時的廠商決策。

在這部分中，我們遵循Sandmo(1971)的框架，分析沒有期貨市場時廠商的生產決策。我們假設：

(1)廠商處于完全競爭市場。

(2)廠商從其利潤中獲得效用。其效用函數為一個以

2．存在期貨市場時的廠商決策。

此處我們在模型中引入期貨市場，并研究這一市場的引入對廠商生產的影響。為了分析的簡便，我們這里借用Hohhausen的假設，即市場的參與者并不是像現實中那樣在期貨合約到期之前平倉，而是持有期貨合約一直到期并履行合約。因此，實際上這里討論的更像是遠期市場。但是只要期貨市場與現貨市場之間的無套利關系能夠始終成立，這里的分析就可以很容易地推廣到真實期貨市場的狀況。

假設廠商在期貨市場上有總量為h的套期保值頭寸。期貨合約的當期價格為f，未來價格為b。則廠商的最優化問題可以寫為

由(10)式可以得出結論：當存在期貨市場時，廠商的生產決策只受期貨價格b的影響。當期貨的價格等于未來現貨市場的價格的期望時(b=E[P]=μ)，廠商的行為與完全競爭條件下面對確定價格時的行為一樣，即而廠商的風險厭惡程度僅僅影響廠商在期貨市場的頭寸。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相對于沒有期貨市場的情況，期貨市場的引入能提高廠商的產量()，達到資源配置優化的產量。

進一步，當期貨的價格b<μ時，廠商的產出低于價格為確定時的產出。此時期貨市場的引入是否會增加廠商的產量(相對于沒有期貨市場，而價格又是不確定的情況)，是不確定的。具體要依期貨價格而定。而當期貨的價格b>μ時，廠商的產出高于價格為確定時的產出。這就說明，如果期貨市場非有效，則其對現貨市場乃至資源配置的作用很可能是負面的。

基于微觀角度，我們發現在不確定的情形下，有效率的期貨市場確實能夠彌補現貨市場的不足。即其通過轉移廠商面對的價格風險，促使風險厭惡的廠商做出有效率的產量決策，從而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

四、期貨市場通過價格發現功能促進經濟增長

下面我們從宏觀的角度，分析期貨市場對國民經濟的作用。

作為期貨市場的基本功能之一，所謂價格發現是指在期貨市場上通過公平競爭、高度透明和集中交易的方式所形成的，最接近市場真實需要，能夠反映當前和未來供求關系，指導現實生產和經營的價格水平。

由于現貨價格在形成過程中的時滯性、分散性和更重要的信息不對稱性，其價格的真實性受到嚴重影響。以其作為市場信號，就會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形成高昂的交易成本。而由于規則公平，買家和賣家眾多，期貨市場積聚了各方面廣泛信息。由此信息集中過濾所形成的期貨價格，必然能夠比較準確地反映真實的供求狀況及其未來價格變動趨勢，形成正確的價格信號。這樣通過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就顯著地降低了相關商品的交易成本，促進了商品的交易乃至經濟的發展。

事實上，期貨市場價格發現功能的根本作用就是顯著降低商品交易成本，促進經濟增長。

Williams(1986)則從另一角度論證了期貨市場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作用。他指出原則上任何一種商品和服務都應有一個市場，但為了降低整個交易成本，市場的數目應在滿易需要的前提下盡可能減少。有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必要在有形的市場中交易，而可以在隱性市場上進行交易。兩個有形的市場交易一般就可以衍生出一個隱性(市場)交易。事實上現貨市場、期貨市場和借貸市場就是這樣相互聯系的。所謂套期保值，就是期貨交易和現貨交易的結合，其實質包含著一種隱性的商品借貸交易。所以以套期保值為目的的期貨市場是一種隱性借貸市場。故而期貨市場的重要作用應是規避信用風險，減低交易成本。

下面我們采用Yang和Borland(1991)建立的新興古典動態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研究期貨市場是如何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來促進經濟增長的。

由上可見，交易條件越好，交易成本越低，則分工的演進就越快，專業化經濟優勢就越強，從而經濟增長也就越快。

而期貨市場恰恰就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我們可以延續上述思路具體分析一下：

在t=O時，分工水平很低，每種貿易品均有多個生產者。因而購買者可以選擇其中任一，即使購買者在這一生產領域已停止人力資本積累。所以此時存在一個瓦爾拉斯機制。然而可以證明，由于熟能生巧和專業化經濟，經濟可能演進到極端分工的狀態：每種產品只有極少生產者，每個人作為他的專業產品的出售者就是一個壟斷者，而作為其它產品的購買者，相對其中的生產者而言是沒有競爭力的(因為此人已停止在此領域的人力資本積累)。所以在t很大時，存在一個對稱的多邊壟斷機制，壟斷造成的機會主義行為產生了阻止專業化經濟優勢被充分利用的內生交易成本，從而影響了經濟增長。

而以期貨市場為代表的長期合約制度安排，可用于限制這種機會主義行為導致的內生交易成本。如前假設，所有交易都是通過一個合約系統和一個期貨市場來進行談判。在t=O時期的一個瓦爾拉斯機制決定所有的長期合約。這些長期合約不能在以后重新談判。t=-O時期任何人都沒有生產活動的經驗，因而人們事前完全相同并無“專家”與“外行”之分。因為所有的交易通過合約系統被在t=O時期運作的期貨市場完全決定，因此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者會從熟能生巧中獲得壟斷權力，但在合約簽訂之時還沒有壟斷權力存在。與所有人的理性預期假設結合，t=O期的瓦爾拉斯機制是可行的。因此期貨市場的功能就是消除由機會主義行為產生的內生交易成本。如果沒有期貨市場，由熟能生巧和專業化經濟引致的機會主義行為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根據新興古典動態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我們發現期貨市場能夠降低經濟體系的內生交易成本，促進社會分工水平的提高，最終促進經濟增長。

篇4

1998年，中國實施住房制度改革，以商品房代替了福利分房制度，將房地產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迎來了中國房地產業第一個黃金十年的開始。十年間，北京的城市化面貌日新月異，尊貴稀缺資源的私有化也隨之伴生――這就是豪宅的意義，它們或俯瞰城市最繁華的風景，或依山傍水占據了最優越的自然資源，它們動用了最好的人工和物力，如同紐約、倫敦、東京等國際大都市的豪華住宅一樣，構成了一座城市、一個社區最優雅宜人的風景，也實踐了經濟學意義上的最優價值的組合。

拋開經濟學意義上的豪宅，若站在人的角度審視豪宅，它又是“最為人性化”的住宅，洲聯集團?五合國際總顧問劉力認為：“豪宅并不是為了滿足基本居住需求，除常規居住空間之外，豪宅包括了健身房、書房、畫室、鋼琴房、酒窖、影音室等多種功能的空間。同時，豪宅以一系列高科技配套滿足了人性化的舒適，實現恒溫恒濕、四季如春的居住環境。”

一位典型的豪宅置業者擁有一定的財富實力，他們在不同城市擁有多處不動產，城市中心的頂級公寓，山水宜人之處的別墅……他們看重豪宅的稀缺性以及由此帶來的升值潛力，更看重豪宅代表的精致的、四海一體的生活方式。比利時人翠翠，一位首飾設計帥，在北京購置了一套市中心的豪宅，她的理由是：“在歐洲，人們為公寓進行高品位的精裝設計，配齊所有家居生活用品，不僅方便租戶輕松入住，而且為房子增值。我來北京十年了，我相信北京今天的國際化程度需要這樣的生活方式。”正如翠翠所言，北京的城市化進程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那些擁有豪宅的人開始思索，如何裝飾出一個具有藝術品位與文化價值的空間，如何利用家居藝術品為居所增添光彩，使之在市場上具有更大的升值空間。

在房地產黃金十年間，豪宅從“占有稀缺資源”、“追求大空間”不斷擴展內涵，日益注重“人性化設計”，發展到如今開始思索“藝術品位和文化價值的精裝趨勢”。在2008年，身處中國房地產第二個黃金十年的開端，無論置業者或開發商都需要一座具有紀念意義、又能鼓舞人心的里程碑。因此，樓市傳媒攜手世邦魏理仕、第一太平戴維斯、高力國際等國際知名行，美國龍安建筑設計規劃顧問公司、洲聯集團?五臺國際(5＋1WERKHART)、BDCL(博德西奧)國際建筑設計有限公司、北京世紀安泰建筑工程設計有限公司等著名建筑事務所的權威人士，以及業內專家學者，共同組成專家評審團，公益性地評選出“2008年度北京十大豪宅社區”，不僅著眼于豪宅占據的稀缺資源，彰顯豪宅的人性化設計和精裝品質，更以居住者入住率及對社區的美譽度作為評判標準，從而褒揚物業典范，樹立豪宅榜樣。

經過樓市專家評審團多輪評定，最終確定“2008年度北京十大豪宅社區”為：星河灣、緣溪堂、山水文園、當代萬國城、萬城華府、紅螺湖別墅、龍灣別墅、東方普羅旺斯、裘馬都、泛海國際居住區。

全球視野下的豪宅標準

“北京十大豪宅社區”樓市專家評審團的豪宅理念是什么?北京十大豪宅社區專家評審團成員之一，世邦魏理仕中國區執行董事安東說：“豪宅，說到底要依靠細節制勝，就北京市場而言，客觀地講，還缺乏真正完善細節的頂級產品，然而我們也欣喜地發現，僅僅經過10年經驗的積累，開發商一直朝著細節和品質努力，而且取得了―定的成就。”

對此，擁有國外生活經歷的美國龍安集團行政總裁饒及人也有所認同：“國外的豪宅社區，不僅是一處價值可觀的不動產，而且是一種細分化的生活方式，分為城市豪宅、海景豪宅、山居豪宅、高爾夫豪宅、鄉村豪宅、酒店式豪宅……豪宅是人們的收藏品，他們同時擁有幾處不同形式的居所，并根據自己的時間、季節來享受。中國的豪宅正在逐步躍升，試圖再現一種與眾不同、超越日常經驗的生活方式，以此來打動二次置業者的心靈，成為他們置業收藏夾中的一員。”

將這些視野橫貫中西的樓市專家評審團的觀點一一匯總，《樓市?奢華居室》總結出豪宅社區的六大標準，并綜合豪宅業主評價，以此反復衡量北京已入住的豪宅社區，終于收獲一張“北京十大豪宅社區”榜單。評價這些誕生于中國第一個地產黃金十年間、具有代表性的豪宅項目的標準為：

1　顯赫的外觀

外觀的顯赫奢華是豪宅在普通住宅中脫穎而出的基本要求。京城豪宅要想吸引頂級客群挑剔的眼光，就必須配備與千萬級身價相匹配的建筑品質。

2　完美的景觀環境

“依山近水，相伴花鳥，曲水流觴，怡然自得”是中國自古以來人們對于宜居生活的向往，而在近年來城市化的高速進程中，綠色、生態的人居環境在鋼筋水泥的城市空間里則顯得彌足珍貴。因此，豪宅在景觀設計時，應保證建筑與園林景觀設計之間的融合性，通過園林小品、綠植花草、步道曲徑等景觀設計，為頂級人群營造完美的生活氛圍。

3　居住私密性和獨立性

私密性也是豪宅的最重要標志，如香港價值上億的豪宅往往擁有私家道路，從而與外界隔絕。在建筑垂直交通設施和形體設計上，追求獨門獨戶的感覺。如私家電梯直接入戶、戶與戶間錯開布置等。另外，主次入口的分離、入戶花園的設計可以滿足隱私和不被打擾的生活。

4　空間個性化

豪宅的居室面積要足夠大，但并不是將每個空間簡單放大，而是需要突破“幾房幾廳”的常規概念，設計更多個性化空間，如放映室、更衣室、會議室、收藏室等多種功能空間。同時，室內設計還要兼顧豪華和個性、私有空間和公共空間的相互融合。

5　綠色、環保、節能

在結構體系、構造體系和設備體系等方面，應體現綠色、環保、節能的建筑特色，這是體現豪宅科技含量的重要因素。

去除浮躁　窗外就是風景畫

星河灣　星河灣，不僅令人們享受物質生活的豐富，更提升了精神的愉悅度――以高端社交平臺、生態景觀公園、國際物業管理吸引了大量二次置業者的目光，他們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尋找一處遠避城市喧囂、安寧心境的棲居地，另一些人則是飛遍全球的商務人士，星河灣被他們認定為代表豪宅文化的收藏品。

顯然，星河灣魅力并不止于細節上經得起推敲的品質。對于居住在這里的業主而言，另一個收獲是豪宅的文化魅力。某種意義上，星河灣已經潛移默化地變成了“上層建筑”，以人居文化主導一種有品質的生活方式，這也是星河灣被稱為“讓心情盛開的地方”的原因。

許多以前購置豪宅只考慮地段的置業者被星河灣打動了。星河灣論壇一位業主披露了自己的入住理由：“我在不

同城市只購置市中心的公寓，沒想到會被星河灣打動。這里沒有夸耀、浮躁的心態，窗外就是一幅優美的風景畫，不用擠入市中心就可以邀請朋友在四季會享用精致美食……城市中心的豪宅更具投資價值，而星河灣則是一種吸引人的生活方式，每次來北京，我都會住在這里。”

“在這里，可以結識很多同層次的生意伙伴，獲得意想不到的人脈關系。”一位來自新加坡的商人說，他看中的是星河灣的五星級會所――四季會作為經濟、金融、文化、體育、藝術的社交平臺，正是星河灣吸引中國實力人群的另一個原因。星河灣正在以四季會為平臺，通過跨界營銷打造一系列高端社交活動，如世界奢侈品協會中同俱樂部定期舉辦的世界頂級品牌的新品、品牌講座、時尚酒會，不僅為業主帶來了高品質的社交生活，也為事業發展拓寬了渠道，成為星河灣極具特色的高端資源的增值服務。

專家點評

世邦魏理仕中國區執行董事　安東

星河灣已經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社區文化，代表著高端的平臺、品牌、生活方式和社交圈，同時它的出現也拉升了朝青板塊的地區價值。

入選理由

生態園林：星河灣的園林以精致和細節聞名，生長了100多種珍稀植物，除銀杏、白玉蘭、大葉山槐、稠李、日本櫻花、紫椴、五角楓等喬木外，還有灌木、地被植物及水生植物，營造出層次豐富的四季景觀。

金鑰匙服務：星河灣為保障尊貴業主享受到更具品質的生活，引進五星級酒店獨有的“金鑰匙”服務體系，兌現著“無微不至，超乎想象”、“一切以客人為中心”的服務準則，將酒店業金鑰匙服務理念和五星級酒店的服務標準融入到樓盤的物業管理之中，為業主帶來了完善的個性化、高品質服務與生活。

隱逸半山閑度光陰

紅螺湖別墅　紅螺湖別墅，依傍紅螺湖蜿蜓逶迤的水岸線而生，背靠一片蒼翠的青山，讓人不由聯想起在國外那些隱逸于半山樹林間的頂級度假別墅。

一化出入此地的典型業主應該是這樣的：他出生在北京，從小接受傳統文化熏陶，年少時留學海外，在國外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后，事業有所成就，有了兩個孩子，因為在國外生活的時間非常長，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回到中國的文化環境中尋根。因此，他們居住的房子即應具有中式傳統文化中“縱情山水”的意境，并融合西方居住功能，滿足大家庭生活所需的空間和氣派，紅螺湖別墅滿足了他們的需求。

“我覺得純粹的自然環境很重要，在美國我就居住在離湖泊很近的社區中，回到了北京還是習慣性地尋找一棟能接近山水自然的房子。紅螺湖別墅離大城市很近，可以享受現代生活的繁華和便利，同時又得山水之趣，讓我遠離紛擾，保有一顆平靜、平和之心，和家人、朋友在此享受生活賦予我的東西。”一位業主坦言他愛上紅螺湖別墅的生活方式，因為喜歡，會經常住在這里，對他來說紅螺湖別墅已不算第二居所，而是一個真正的家。

懷有如此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數，這就是紅螺湖別墅雖遠離北京城市中心，平日卻人來人往，保有―股熱絡活力的原因，由此可見人們對此地的眷戀之情。這也要歸因于紅螺湖別墅處處與自然呼應的規劃，以及營造出的“親近山水，讓心情放松”的閑逸氛圍――無論是室內空間還是室外庭院，都盡可能地與山景、湖景渾然天成：漫步紅螺湖別墅園區內，蜿蜒的溪流、蒼翠的綠地、成蔭的大樹、一棟棟厚重沉穩的紅磚別墅給人以年代久遠的印象，似乎早就在這里生長了多年，和這片山水渾然天成。

專家點評

洲聯?五合國際(5＋1 WERKHART)總顧問　劉力

為了不辜負懷柔這一寶地的山水資源，紅螺湖別墅結合自然美景與區域配套，給高端人群提供一個“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完美宜居氛圍。紅螺湖別墅較好地體現了山景、水景與建筑的融合，利用紅螺湖的湖景和天然濕地，使建筑與原生態共存，形成自然開放空間，為北京帶來了耳目一新的品質別墅。

入選理由

山水天成好別墅：紅螺湖別墅位于紅螺湖東南岸，一座座別墅與林木一同自然生長，直臨33萬平方米湖水，從最佳的角度閑看山色蔥蘢，傾聽紅螺寺暮鼓晨鐘，以最悠閑的姿態融于這天生的自然風景中。

水上私家會所：堪稱紅螺湖別墅區內的標志性建筑，由國際著名設計團隊“MAD＋主題國際”設計的全景觀水上現代會所，“水龍吟”是紅螺湖別墅業主的私人專屬會所。

讓孩子更親近自然

除了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緣溪堂還憑借“中國皇室居住文化典范”的聲望成為GlC亞洲豪宅的代表作，并收獲了“中國最美私宅”之名，同時被收入《世界不動產名錄》，這些榮譽令緣溪堂業主們十分驕傲。

一位在北京擁有不少豪宅的業主說：“北京西部是皇家園林集中的地方，受土地和城市規劃的限制，臨近公園的房子是風毛麟角，無法與東邊相比，而緣溪堂則緊鄰玉淵潭公園。第一次參觀樣板間時，我在窗前一直俯瞰玉淵潭遼闊、波光粼粼的水面，風景是打動我的主要原因。”

在國際建筑大師卡爾多?波菲眼中，緣溪堂所在的土地承載了中國皇室居住文化，因此他將建筑的基調定為高貴的紫禁紅，并配以玻璃幕墻及銅色金屬裝飾條組合而成的現代幕墻，挺拔高聳如同城市之門。在居住者眼中，緣溪堂則令他們產生了一種“清靜、優雅的生活方式”的聯想。有一位業主感言：“在公園中的散步和慢跑，與在社區中、在健身房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我想讓孩子們可以更多地親近自然，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中成長，同時我的事業又扎根在城市，公園旁的住宅真是再合適不過了。”

緣溪堂戶型為300～500平方米，完全無梁、柱分割空間，這樣一來業主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生活方式隨意利用空間，擺放自己鐘愛的藝術品和家居裝飾品――如果喜歡下午待在屋子里，就可以在窗前擺上一把舒適的巴塞羅那椅，簡約的造型會很適合這個大空間，外面陽光溫暖，玉淵潭的湖面令人沉靜心緒。同時，大空間更能激發主人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如果來了客人，主人便可以介紹這個房間最得意的設計是什么，他最自豪的收藏品是什么。以主人的生活方式賦予居室空間鮮明的個人特質，從而反映出他對生活蘊含的豐富情感，這才是豪宅的真正意義。

專家點評

物業管理專家　舒可心

緣溪堂是京城西部較為少見的城市景觀公寓，獨特的大戶型設計加上國際水準的物業服務增加了該物業項目的典藏性特點，得到了業主的普遍認可。

入選理由

國際大師主持建筑設計：緣溪堂建筑外觀由西班牙頂尖建筑大師里卡爾多?波菲親自設計，三棟呈階梯狀排列的板樓自西向東，造型如同城市之門。外立面采用中國傳統帝王使用的最高貴的顏色――紫禁紅，配合銅色金屬條，結合大面積玻璃幕墻，彰顯君臨天下的王者之風，引領京城皇室

居住文化。

無梁、柱分割空間：緣溪堂主力戶型面積為300～500平方米，戶型方正，南北通透，完全無梁、柱分割空間，全而保證采光和通風。其為頂級人士量身定做的頂級產品Penthouse，首層層高達7.2米，落地玻璃幕墻最大觀景面長達22米，最大程度地保證了觀景價值，同時設有會議室、休憩室等功能空間，成為層峰人士休閑、商務交往的最佳平臺。

無須刻意的平凡

當代萬國城又名POP MoMA，源自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之名，寓意當代萬國城是豪宅中的“現代藝術派，并開啟了豪宅藝術的分水嶺”。如今，在東直門附近，當代萬國城可謂最為惹眼的建筑，古銅色金屬光澤的建筑體、簡約的造型、如百葉窗扇的外遮陽系統都與傳統豪宅截然不同，因此也吸引著一批思想新銳、理解并熱愛現代藝術的人們。

一位在國外生活多年的中國人最終在當代萬國城購置了一套住房，他說：“當代萬國城的規劃令我想起了美國紐約SOHO區的那些建筑，建筑的一層到四層是商店、辦公和服務場所，這棟建筑中的住戶不出樓門就可以購買一些生活必需品、享受各種便捷的服務，公寓內部設計講究自然和個性，無須刻意地裝飾反而形成了一種與眾不同的簡約風格，這是都市中心的現代人所需的生活方式。”

豪宅無不強調建筑的用材價值以及室內精裝的價值，常常會營造一個金碧輝煌的樣板間，而當代萬國城則有所不同，其樣板間簡約低調的風格與建筑如出一轍，然而只有真正居住者方能體會到生活于此的舒適度。當代萬國城POP MOMA由奧地利晚期現代主義大師艾柏利設計，他為北京帶來了一座“低能耗、高舒適度”的高科技豪宅，運用了天棚柔和輻射采暖和制冷系統、全置換新風系統、地源熱泵系統、建筑外遮陽系統等，使得每個房間的溫度和濕度常年恒定，室內溫度保持在20～26℃之間，室內相對濕度30％～70％，室內聲環境35～45分貝。這意味著當你身居家中，不會被鄰居家的熱烈Party所打擾，甚至樓上走路、沖洗的聲音都不會驚動你，當然你也不用再擔心北京的沙塵天氣以及市中心被污染的空氣。

當代萬國城的豪宅理念與傳統豪宅有所不同，并非收藏的、用于欣賞的豪宅，而是致力于以一系列高科技系統營造空間舒適度，使這里成為一座充滿生活氣息的日常場所。正因如此，當代萬國城吸引了不少熱愛自由、追求個性的人們生活在這里。

專家點評

BDCL(博德西奧)國際建筑設計有限公司中國部總經理　張瑋

萬國城MOMA作為當代萬國城二期產品，采用歐洲先進技術，使住宅恒濕恒溫、宜居舒適。在國家大力提倡建筑節能的今天，萬國城MOMA令業界稱道。

入選理由

新銳的建筑外觀：建筑由奧地利晚期現代主義大師艾柏利設計，古銅色金屬光澤的建筑體、簡約的造型與傳統豪宅截然不同，吸引了一批思想新銳、理解并熱愛現代藝術的人們。

高科技節能系統：天棚柔和輻射采暖和制冷系統、全置換新風系統、地源熱泵系統等，高科技的應用使高舒適度、微能耗、恒濕恒溫成為現實。

與都市生活零距離

從風光宜人的朝陽公園向東，穿過東四環路便到了泛海國際居住區。那些優雅的建筑格外醒目，簡潔流暢的豎線條，豐潤質樸的千掛石材，雖不華麗卻內蘊豐富，與紐約的帝國大廈、曼哈頓區的頂級公寓一道印證了ARTDECO風格的優雅和內斂。

擁有優雅外觀的泛海國際居住區還蘊涵了豐富多彩的大都市生活內容，將多元的商業、藝術與社交場所融合，創造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綜合生活區。居住在此，可感受到真正都市生活的便捷與舒適。從歌劇院、美術館、博物館中心、電影院等文化場所，到星級酒店、私人會所等社交場所，再到金融中心、寫字樓等商務辦公場所，都在步行15分鐘的范圍之內。一位業主感言：“對于沉醉于都市生活的人們來說，每日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內容就是趕場子。我一般從北京音樂廳、國家大劇院或者人藝小劇場看完演出，急急忙忙趕赴到三里屯、工體和朋友們歡聚，回到家中已然疲憊不堪。”而居住在泛海國際居住區，無疑改變了居住區遠離商業、藝術、文化場所的狀況，其居住吸引力也將大大提升，這恰好解釋了社區入住率較高的原因。

泛海國際居住區并非一般居住區的小規模商業文化配套，而是以國際商務花園、國際商貿博覽中心、國際商業文化中心三大產業組團的形式呈現，不僅改寫了單調的、趕場子式的大都市生活，而且目光放眼于整個世界，致力于吸收國際資源來充實、豐富大都市的生活內容。

以人文、時尚在北京越來越具影響力的朝陽公園，不但為周邊居住者提供了繁榮的餐飲消費區，還為家庭周末活動提供了近在咫尺的接近自然的去處。在晨光或夕陽下，沿著四環路邊公園外墻聽著耳機音樂慢跑的人們，讓人不由想起了美國紐約的中央公園，從泛海國際居住區步行來此，也不過是十幾分鐘的事。

泛海國際居住區，一邊是國際大都市的生活內容，集粹高檔娛樂、商業和文化場所，一邊是貼近自然的生活內容，吸引了那些對北京東區的多元文化、國際化都市氛圍持有相當熱情和向往之情的都市客。

專家點評

第一太平戴維斯項目策劃部總經理　徐偉成

泛海國際位置極佳，擁有朝陽公園、紅領巾公園的雙重景觀視野，社區內外綠地覆蓋率都很高，住宅空間的私密性好，是北京難得的高品質低密度生態社區。此外，隨著前幾期全面入住，朝青的發展及CBD區域的東擴，其升值潛力值得關注。

入選理由

繁華都市中的生態居住區：泛海國際居住區臨近朝陽公園、紅領巾公園和未來GOLF森林公園。社區內百米的園林綠地形成了建筑空間的自然距離，保證了視野的通透性，雖身處都市中心，卻無喧鬧、景致單調之虞，堪稱北京難得的低密度居住區。

文化、商業、藝術多元產業配套：泛海國際居住區的大規模配套以國際商務花園、國際商貿博覽中心、國際商業文化中心三大產業組團的形式呈現，其目光放眼于整個世界，致力于吸收國際資源來充實、豐富大都市生活內容。

中國的味道

從原創精粹獨棟到如今的和院，龍灣堅持原創探索，成功地將中國傳統院落精神與現代豪宅結合，成為溫榆河高尚別墅區內獨樹一幟的產品。

“開發商實力強”、“細節到位”是大多數龍灣置業者入住龍灣后得到的感受，高檔的建筑選材和人性化設計，獨創的三進庭院、百年樹王及名貴成樹的園林、極寓創意的景觀街道，以及承接業主品位的藝術雕塑、戶型牌匾等細節，都給這些業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實上，龍灣別墅正是從生活各個層面，力圖提供別墅居住的多重體驗價值。它是中央別墅區唯一的精致獨

棟產品，戶型精致卻不乏獨特；社區內11萬平方米的公園規劃使之成為中央別墅區內唯一的公園別墅；而4萬平方米的內湖，真正實現溫泉入戶，更是中央別墅區唯一的溫泉獨棟別墅。

“我一直尋找有中國味道的居住環境，但這種環境也能提供居住上的舒適感和現代的生活方式。”龍灣的業主、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張女士說道。龍灣別墅原創主義建筑理念，融會中西的建筑風格是吸引她置業的重要原因。她所看重的，也正是龍灣別墅在建筑規劃上的獨創精神，即將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與別墅舒適的生活空間相疊加，突出別墅的適用性、當代性和中國性。

細微之處的精心考量，對居住感受形成人性化的關照，讓人們感受到一種超越傳統建筑的體驗。其精心雕琢的地上兩層親地高度，形成了擁抱綠化的無遮擋視線空間，而原創“十”字形布局，保證每戶都能獲得充分的陽光面積，預留的雙景觀車位，更讓居者獨擁一方天與地，彰顯生活情趣。

專家點評

樓市傳媒董事長　蔡鴻巖

經過5年多的精細耕植，從原創獨棟至如今的和院，龍灣別墅已經推出四期產品，其開發團隊的精細學院風格深植于項目，使龍灣別墅從園林設計到建筑設計都獨具特點。先做園林和配套，讓準業主沒有后顧之憂。

入選理由

中央別墅區唯一的溫泉獨棟別墅：內部11萬平方米公園，成為中央別墅區內唯一的公園別墅；實現溫泉入戶。

三進式庭院：和院依托入戶庭院、內庭院和下沉式溫泉庭院的三進式意趣空間，原創垂直綠化空間，帶來“三疊”錯落體驗，最大程度實現了心靜氣的居住理想。

4萬平方米社區湖泊：4萬平方米內湖，使和院成為中央別墅區第一個有社區湖泊的別墅，加上社區內私屬公園、臨湖濕地和開放式采摘果林等綠化配套，營造出社區生態小氣候。

薰衣草田織就的私屬盛景

這里有都市人向往的田園牧歌的一切要素：千米天然岸線三水環繞、大面積薰衣草田彌漫芳香、古老的巴洛克城堡鑲嵌其中，然而，它并非遙不可及。

坐享奧北、中央兩大別墅區的交通配套環境的東方普羅旺斯社區，是溫榆河高端別墅區的代表項目之一，更是該區域內名副其實的千萬級豪宅。

社區內的業主多是國內知名企業的掌門人，他們經常回到城市中心處理商務，也時不時飛往世界各地，他們喜歡中央別墅區的交通便捷、國際化配套，卻又覺得那里離機場太近，空氣質量、噪音問題不盡如人意。因此，他們選擇了靠近中央別墅區的溫榆河上游，在完善的交通和完美的環境之間達到最優的平衡。正如其中別墅的一位業主所言：“東方普羅旺斯正位于原有的中央別墅區和原有的亞北別墅區的正中心，相當于一條紐帶，把兩個區域聯合在了一起。”

看重這一價值的業主對品位具有很好的鑒賞力，懂得千萬級豪宅的內涵是蘊涵更多生活情趣以及奢侈的生活方式。在社區內，五星級拉斐特城堡酒店，以1:1的比例復制再現了法國300年巴洛克經典名堡；法式園林、噴泉雕塑、羅馬柱廊廣場等建筑，散發出古老歐洲皇家貴族的神韻；氣勢恢弘的護城河，氤氳蔚然……居住在此，讓人感到一種神秘而美麗的異域田園氛圍。

社區環境所強調的是景觀和建筑的整體性。由于“大景觀”的規劃設計方式，結合自然地形，因勢利導，強化地形，讓建筑產生高低錯落的層次感。每一棟別墅的力向、尺度、形式等都根據基地特點逐個確定，因此它們之間十分協調統一。即便是同樣的戶型，也能按照不同的位置，對入口、朝向、開窗、造型等做細微的調整。正因如此，這里的任何一棟房子既是屬于整個環境的，也是它自己獨有的。

精心的建筑也反映在業主生活上，其中一位業主坦言，她最滿意的是灑滿陽光的“陽光房”。由于建筑采用了適合北方的屋頂形式，建筑本身較高，屋頂也擁有了高闊的空間。設計師因此在斜屋頂部分加上天窗，形成一個能夠采擷自然光的陽光屋頂間，無形中大大增加了建筑的使用面積，而坡屋頂上斜開的天窗，也提供了開闊的視野。在此，靜靜地透過天窗看云彩飄過，看薰衣草田盛開，看蜿蜒的河水流淌，是每一位東方普羅旺斯業主在逃離城市了喧囂后，對社區生活最直觀細膩的感觸。

專家點評

美國龍安集團行政總裁、美國龍安建筑設計規劃顧問公司設計總指導、前紐約規劃局局長　饒及人

低密度、大社區是該項目的最顯著特點，整體規劃時合理利用自然坡度，打造出依山傍水的獨棟別墅。戶型設計多樣化、雙樓梯及雙主臥設計，考慮到不同年齡層的個性需求。

入選理由

拉斐特城堡酒店：以1:1的比例復制法國300年巴洛克經典名堡――拉斐特城堡，散發出古老歐洲皇家貴族的神韻；氣勢恢弘的護城河，3.5公里環繞城堡，氤氳蔚然，勾勒出一個神秘而美麗的疆界。“大景觀”規劃：美國EDSA采用“大景觀”設計理念，令千畝別墅規劃一氣呵成，強調出“建筑與水系、建筑與城堡、建筑與自然、建筑與庭園”融為一體的整體效果。

禮儀與秩序平添尊貴感

裘馬都的頂級豪宅建筑規格與地處三元橋國門的國際化形象是對置業者最富吸引力的兩個方面。其甄選標志上層生活符號的ART DECO風格，以“中國首席洲際豪宅”為標桿打造的建筑，成為為全球置產購業人士量身定制的城市豪宅。

裘馬都業主多半來自社會精英階層，海外經歷和財富修養使得他們的生活率先與國際接軌。在居住中，他們更注重精神感受和人文內涵，如社區總戶數、平層戶數、社區景觀、采光、主傭動線規劃、樓前門庭設計、戶內功能空間、燈光照明等。為了給這些業主營造出極具質感的生活品位和優雅的生活感受，社區建筑規格無不尊崇“儀式感”、“秩序感”、“尊貴感”、“沙龍感”、“自由感”等標準進行規劃設計。項目將平層戶數控制在1～2戶，單棟建筑戶數控制在50戶以下，全面確保物業對每棟樓業主的服務質量且保證每戶享受三面觀景采光；采取地上一層服務大堂與地下一層豪華酒店式采光大堂結合的雙大堂入樓設計手法，使業主在出園入庭中享受到豪綽的尊崇；并通過三梯設計悄然分隔主仆行進動線。按照一位業主的說法就是：“這里人性化的建筑設計細節體現出品質感，絲毫不讓人感覺平庸!”

完善的商務社交環境更成為高端置業者選擇居住在此的重要理由，一位來自美國的商入選擇在這里置業，看重的就是這個社區處于中央涉外區的門戶，周邊有四大使館區環繞，更有CBD、燕莎、麗都、亞奧等四大涉外商圈圍合。他所購買的樓棟北側是大型主題公園、壩河和9洞高爾火球場，南側是2.6公頃的城市綠地，不遠處還有“馨葉”、“鴻華”、“東方天星”等眾多城市GOLF球場云集。

裘馬都為業主量身定制

高標準的星級物業服務。提及其組辦的假日活動，業主大都十分滿意，涵納眾多上流生活元素的生日派對、名車試駕、名品鑒賞等系列活動，讓他們親身體味到裘馬世家唯美華貴的生活、典雅的環境、獨樹一幟的交流氛圍、尊貴的五星級酒店式服務細節……所有這一切，讓裘馬都的主人們提前體會到世家大宅的尊崇與雍容。

專家點評

高力國際投資與項目部董事　黃卓偉

戶戶朝南的均好性戶型設計，隨著2008年7月地鐵10號線的開通，太陽宮區域整體環境的日益成熟，其所在三元橋的國門商務區地位越來越顯著，讓該項目除了自住的宜居性，更增添了較高的投資價值。

入選理由

城市豪宅之細節規劃：建筑規格上，將平層戶數控制在1～2戶，單棟建筑戶數控制在50戶以下，全面確保物業對每棟樓業主的服務質量且保證每戶享受三面觀景采光；業主入戶的動線格局上，項目采取地上一層服務大堂與地下一層豪華酒店式采光大堂結合的雙大堂入樓設計手法，使業主在出園人庭中享受到尊崇的感受；服務禮序上，項目入戶設計通過三梯設計悄然分隔主仆行進動線，將主人梯、傭人梯完全分開，既無鄰里、傭仆干擾，又保證了家的安全和寧靜。

世界級酒店式貼身服務：賓至君悅，借鑒母公司――Pinnacle(賓至國際)多個世界級酒店、商業、公寓等領先的物業管理經驗，以開創性的前期置入式理念，精心規劃物業服務細節，保障業主得到世界級酒店式貼身個。

居住園林　享受文化

山水文園　山水文園以其臨近東三環的顯赫位置與尊貴品質為客戶創造一種生活在公園里的意境，是北京市區為數不多的世界級生態宜居社區。正是在品質上的精益求精，使得山水文園項目深得眾多老業主喜愛，他們在入住后甚至主動介紹親朋好友前來購買。

“每次在社區內溜達，我都感覺像是在公園中一樣，高大的法國梧桐讓心情十分舒暢。”山水文園的一位業主告訴記者。山水文園的社區園景規劃以加拿大溫哥華環境為藍本，在150萬平方米市政綠化帶工程腹地，規劃出萬米清溪景觀園林，把社區的氣質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開發商斥資8000萬元改造的弘燕路藝術風情景觀大道兩邊，栽種了千余棵成年法國梧桐樹和楓樹，形成道路園林。山水文園四期的RVIERSIDE更是在近5萬平方米的景觀里，利用區內9米多的山林坡地高差，形成多達38處的疊水景觀，配以兩側布置豐富的樹木、植籬及花卉，使人在園中居高臨下微風拂面，一種獨特的歐式風光盡收眼底。

與此同時，山水文園的生態環境也像它的名字一樣，如山水般富于自然的養分。社區內負氧離子含量約達到20％，濕度均衡大致保持在55％左右，均是最符合人體需要的比例。中水處理系統將凈化過的生活廢水及自然收集到的雨水導入小溪、湖泊，繼而澆灌林木花草、濕潤空氣，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系統。分戶式中央空調換新風系統，實現了室內溫度的自控，并能夠及時將污濁的室內空氣進行更換和凈化。

業主們對社區所選用建筑材料的品質也十分滿意。科技性與生態環保性是建筑選材時的突出重點――雙層中空LOW－E低輻射玻璃達到最佳隔熱隔音防紫外線效果；外墻外保溫節能達65％；采用的地源熱泵空調系統，充分實現生態與環保。

“這里讓我感覺到居住的適宜性和充滿文化氣息的生活環境，像別的社區很難做到的健康記錄登記、就診掛號服務，這里也一應俱全。”一位業主說。不僅從生活實際出發，山水文園力求為每位業主提供最周到的服務，如會所設有電影院、醫療中心、托老所，項目開發商還修建了百年文化名人藝術大道，推出專門用于舉辦高品質社區活動的力維斯之友俱樂部，讓業主充分體會到“無微不至的關懷、無所不在的服務”。

專家點評

第一太平戴維斯項目策劃部總經理　徐偉成

通過前面幾期園林的精細化運作，得到了較好的市場口碑，第四期精裝修產品一面市便獲得了銷售過半的好成績。2008年在經歷房地產降溫的考驗時，只有注重細節，追求品質的項目才可以度過寒冬，并占領了CBD以南的高端公寓市場。

入選理由

人居生態社區：山水文園在近5萬平方米的景觀里，山林坡地高差達9米，形成多達38處的疊水景觀。社區內負氧離子含量將達到約20％，濕度均衡大致保持在55％左右，均是最符合人體需要的比例。

科技環保設計：山水文園注重科技與環保的應用。雙層中空LOW－E低輻射玻璃，隔熱隔音；外墻外保溫，節能65％；新風加濕系統，拒絕恒濕恒溫；采用了地源熱泵空調系統，充分實現生態與環保。

獨特的三大私屬會所：同區設有三大會所――中央山體會所、水下會所、山間SPA，其功能涵蓋藝術中心、電影院、游泳館、紅酒坊、圖書館、健身房、壁球室、模擬高爾夫、會議室等。

把別墅生活交給城市

萬城華府

城市別墅是一種更有品質、更有彈性的生活形態，是對空間最大可能性的塑造。萬城華府位于高尚住區海淀萬柳，西臨昆玉河，北側為萬柳國際高爾夫球場，周邊云集北大、清華等中國知名學府，其所處的位置是無可爭議的京西王畿之地。正是其“中國地王?城市別墅”的吸引力，讓眾多高端人士選擇在此置業，在居住中真正感受自然山水與城市繁華、人文環境的集大成意境。

作為稀缺的居住方式，城市別墅萬城華府滿足了處于上升階段的富豪們的需求，他們對物業的要求比較挑剔，既希望享受城市帶來的交通、教育等便利，也希望享受自然山水帶來的樂趣，同時他們對周邊的人文環境要求也比較苛刻，萬柳地區正好能滿足他們的需求。一位業主坦言：“原先在郊區購有別墅，但住宅郊區化的生活仍有著許多不便，太多的時間消耗在路上，幾乎遠離了城市中的社交生活，所以還是搬回到城里。”

作為萬柳地區的收關之作，萬城華府無論是產品形式還是客群定位，都堅持了“高檔、高貴、高品質”的路線，在能合作的領域都選擇該領域內最優秀的企業。正是這種精益求精的開發精神，讓其在客戶群中口碑卓著。在低密度的建筑中，創造了高端的城市別墅內部空間。賴特式的新古典主義風格，令每組建筑有風格上的差異，卻也依舊強調可識別性以及建筑設計上的豐富性。

別墅社區的園林建設也別有風格。昆玉水岸、三山五園、高爾夫球場、百米河畔綠化帶等“三重三線”景觀，賦予了將社區與建筑融匯其中的優美環境。在規劃上一方面考慮從城市公共空間，如河岸、綠化帶、山景等獲取景觀效果，另一方面通過南高北低的布局與建筑層次和類型的變化來考慮景觀取向。在統一中突出變化，強調人與自然的對話，自然與建筑的融合。正是這種周邊大景觀與社區小景觀的縱向交融，使得萬城華府不僅是環境優美、品質上乘的高檔社區，同時傳承了周邊皇家

園林及歷史名校的文化積淀，成為文化和人文思想的理想家園。

專家點評

北京世紀安泰建筑工程設計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王光新

京西低密度社區，擁有優越的區位優勢和優質的教育資源，同時實現了獨樹一幟的規劃。從城市公共空間，如河岸、綠化帶、山景等獲取景觀效果，通過南高北低的布局與建筑層次和類型的變化來考慮景觀取向。在統一中突出變化，強調人與自然的對話，自然與建筑的融合。

入選理由

回歸“城市別墅”：萬城華府位于西北三四環，產品定位于全新低密度的產品，且創造了高端的城市別墅生活及內部空間。萬城華府的主力產品為三層Townhouse大地別墅和5～9層電梯疊加官邸，該類產品及定位在三四環內絕無僅有。

城市大景觀與社區小景觀的共融：園林建設也別有風格。昆玉水岸、三山五園、高爾夫球場、百米河畔綠化帶等“三重三線”景觀，賦予了將社區與建筑融會其中的優美環境。在規劃上一方面考慮從城市公共空間，如河岸、綠化帶、山景等獲取景觀效果，另一方面通過南高北低的布局與建筑層次和類型的變化來考慮景觀取向。在統一中突出變化，強調人與自然的對話，自然與建筑的融合。

2009年北京豪宅仍然具有升值空間

趨勢預測

2008年，作為全球性“金融海嘯”的始發地，美國房價是最受波及也是貶值幅度最大的一個，根據美國權威報告顯示，2008年美國房價相比頂峰時下降了28％，在一片全國性資產貶值的聲浪中，曼哈頓的豪宅卻獨善其身，在2008年第三季度，曼哈頓一套公寓平均售價為150萬美元，相比2007年第三季度略有上升。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中國，在2008年，北京高端樓盤項目依然呈現出良好的銷售佳績，以2008年度豪宅公寓銷售亞軍星河灣為例，成交均價為30628元，相比2007年價格有所上升，年度總銷售金額近16億元。

第一太平戴維斯項目策劃部總經理徐偉成說：“無論房地產市場向何種方向發展，位于城市核心地段的優質地產項目都具有良好的保值升值潛力。以史為鑒，無論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還是如今的國際金融海嘯，位于香港中半山和山頂、美國比華利山以及英國倫敦海德公園等地的頂級項目，依然保持著穩定的價格走勢，豪宅擁有稀缺的位置、稀缺的物業、稀缺的品質，加上新摩登貴族的不斷涌現，豪宅顯示出了穩健的保值、升值潛力。”

對于北京豪宅未來的價格走勢，世邦魏理仕住宅部執行董事安東表示了強烈的信心，他說：“過去在很多外籍人士眼中，北京是一座污染嚴重的古老城市，但2008年奧運會的成功舉辦使得人們對此地的印象徹底改觀，北京真正意義上成為一個備受注目的國際化大都市。因此，在全國房價大勢波動之際，北京城市中心的豪宅房價反而會表現出較強的抗跌性。”

篇5

誰都不能熟視無睹：電視，在20世紀人類文化舞臺上的醒目到場和隆重出演。所以長期以來，輿論界和學術界對電視這一客觀的文化存在及其文化身份給予了種種感性或理性的界定：“電視文化是通俗文化”，“電視文化是消遣文化”，“電視文化是娛樂文化”，“電視文化是快餐文化”，云云。于是，有些文化人開始憂心忡忡、煞有介事地指責、質問和呼吁：“弱智的中國電視”、“電視你還要糟蹋什么”？“文學千萬別嫁給電視”等等。所有這些議論，必然會導致我們對電視文化身份及其本質特征、學理層面的深入探討。

在文化學視域里，文化身份一般被建構為一種社會構成現象，它標識著相關文化的存在位置及其話語的成立方式與作用力度。對文化身份的探究和判斷，意味著在其所屬領域文化本體論推導的結束和對其社會歷史成因多元化的認可。文化身份研究所能給予文化觀察者的實驗條件，主要在于多維度的視角和對其所在系統生命性聯系的提示。因此，諸多看似互相矛盾、各執一端的說法，并非區分理論是非的簡單依據，表象的混亂狀態往往更能見出電視文化身份研究必然存在的多維度的合理性及其關聯的復雜性。

本文試圖從俯視、后視、外視、側視、內視、前視幾個角度，對電視文化身份予以全息式觀照和審視，進而嘗試讓觀照的過程本身成為一種推導的方法，以期電視文化身份的本質在紛呈的現實表象中漸漸浮出。

俯視：在人類文化學的整一系統中審視電視文化身份。

文化，是人類留下的痕跡，是人類特定條件下的生存方式。從區域的大小而言，文化一般隱含著三種意義：“一是指人類在社會歷史過程中所創造的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二是指意識形態，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會組織以及思想、信仰、風習、藝術等；三是指與政治、經濟并列的一種形態，并由此又派生出一種更狹小的含義，即指認字與學習。”（注：參見張崇琛著《簡明中國古代文化史》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文化的存在狀態是一種雙向的動態過程，即“人化”與“化人”，其驅動力源自人類的創造精神。

從文化的本體概念出發，則不難認同，討論“電視有沒有文化”、“電視是高級文化還是低級文化”等問題只能降低我們理論研究的水準。任何一種文化的價值，首先在于其形態的存在而非身份的高低貴賤。在整個文化系統中我們需要相對確定“電視是一種什么樣的文化”，而非對其莽撞地取消或意氣用事地貶損抑或盲目膜拜。

電視，作為20世紀科學技術的結晶，是人類文化發展進程中的現代文化形態之一，它可以成為文化學研究的素材，但不是目的。在這個視域里，所容易發生的偏差往往在于：研究者將各類文化形態作為既有的方法以推論電視文化，從而通過衡量其中他文化的各種成分與含量是否全面和飽滿，來確定電視本體文化的性質，使研究的出發點與歸結點發生倒錯。在整個文化系統中，電視文化作為一種技術的出現與存在，其技術性能塑造了其身份的與眾不同。它呈現出一種全能文化形態：

首先，它不能像任何一種文化形態，邊界較為清晰地歸屬某一文化區域，但它自身大于人類自然力量的技術整合力，又使它在文化的任何一個區域得以兼跨。亦即文化系統所包含的三個區域的內容，都可能與之輕易結合，從而成為其文化構成。政治文化、經濟文化、藝術文化等任何一種文化形態，都有機會在電視文化的身份證上簽名。

其次，它不能像任何一種文化形態，由一種相對穩定的文化思維方式來支撐。人類的思維方式是多樣的：時間性思維和空間性思維；抽象思維和形象思維；經驗性思維與創造性思維，等等。但語言出現以后，各種思維方式大體為語言思維方式所整合，紛紛融化于語言思維的海洋，亦即語言已成為人類基本的思維媒介。語言思維是人類基本的文化思維方式。電視文化的出現，將人類帶進了一個全新的思維王國。基本拿到理論“護照”的界定：電視思維是“可聞可見的四維思維方式（立體的空間＋時間＝視聽的運動）”。（注：周傳基著《電影•電視•廣播中的聲音》第44頁，中國電影出版社1991年版）這個界定，有其技術分析的可確定性，但未能留出文化思維中模糊思維可能存在的余地。電視文化，宣告了一種全能思維方式的出現：如果說，視聽是其思維的主要構成部分，那么數字式（點式）思維、以“語言”方式積淀在人腦中的“原型思維”，就是電視文化創造與接受過程中無法離析但又與視聽思維同在的模糊思維構成。我們應該避免襲用“單一思維方式”支持下的電視思維界說，才能允許電視對各種思維方式創造性地開掘、互動和使用的事實進入我們的理論視野。

第三，電視文化不能像相異文化形態那樣具備相對穩定的某一種屬性。斷定電視文化是大眾文化，顯然過于籠統。大眾文化屬于現代文化的范疇，是隨一系列大眾傳媒的崛起而登場的。大眾文化以“文化大眾”為旨歸，宣告了文化消費時代的垂臨。“大眾文化研究所分析的大眾文化是一個特定范疇，它主要是指與當代大工業生產密切相關（因此往往必然地與當代資本主義密切相關），并且以工業方式大批量生產、復制消費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注：戴錦華著《隱性書寫》第3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它意欲消解文化的階級性、階層性和壟斷性，是一切現代文化形態均有的屬性。即使是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也只有千方百計地搭乘大眾文化快車，才有可能傳播到位。大眾文化并非精英文化的二元式對立存在，其胸襟具有吞吐一切文化形態的氣象，所謂文化的終極必然趨向大眾。因此，在大眾文化的疆界內，電視文化一方面更多地體現著大眾文化精神，同時也以大眾文化的豁達，熔精英文化與世俗文化、高雅文化與娛樂文化于一爐，從而呈現出一種全能文化的姿態。

后視：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點上審視電視文化身份。

中國傳統文化，是我們這個東方偉大民族史性存在的見證，又是我們現代文化的根底。其“天人合一，以人為本；諸家兼容，以儒為主；多神并敬，無神為常；德能統觀，以德為重；述作共倡，述為號召”（注：參見張崇琛著《簡明中國古代文化史》第11-20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本體特征，既標識著中國傳統文化在一定社會歷史時期所到達的文化高度和所拓展的文化廣度，同時又作為民族文化心理的厚重積淀，以“神來之手”，不可遏止地參與到了我們對現代文化靈魂的塑捏中。

從這個視角把握電視文化身份，其理論眼光必然充盈著殷殷的懷古憂思，所展開的文化研究則更多地羅織著批評的維度：一方面，其固化自身文化本體地位的心理訴求，促使其素樸地以自身的特點來限定電視文化身份，如，從文化集權觀念出發設定電視文化機構嚴格的行政等級制度、為電視文化增設劃一的評判標準，對電視作為大眾文化意欲突破文化等級、展開文化自由競爭的沖動予以約束；另一方面，則以自身為比照基準，止于對電視文化中傳統文化特質的缺失或變異的指指點點，從而推斷出電視文化身份缺席的結論。這種批評，徘徊于對電視文化功能的客觀解析與主觀期望兩相矛盾的游離地帶，表現在對電視文化的內部研究上，就有將“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的傳統文化鴻溝置換為電視屏幕上“精英文化”與“世俗文化”、“高雅文化”與“娛樂文化”的爭執不休；表現在對電視文化的外部研究上，則出現了“電視文化應成為弘揚傳統文化工具”的呼聲，從而強調對電視文化身份的“介質”性理解與使用，而忽視了其文化本體的存在與特質。

在這個視角觀照電視文化身份，難能可貴之處應在于對傳統文化中既有的歷史發展眼光的擇取。傳統文化并不特指某一既定的過去時段，其存在本身蘊含著過去、現在、未來縱向發展的脈絡，是一種動態的存在過程。就傳統文化而言，不同的生產力水平決定著其在不同社會環境中不同的主體形態，就像巖畫——戲劇——詩——小說出現的秩序那樣，明擺著石器——青銅器——甲骨、竹簡、羊皮紙——造紙術——印刷術的文化生產鏈條；機械時代只能創造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生活方式，而信息時代必然釀造大眾文化的甘醇。如果從這種發展的路線上延展開去，也許走不了很遠，就會有人將電視文化視為傳統文化來審度。“人類文化總是處于創造與消解之中，一切貌似永恒的本質總是受到挑戰”（注：參見1999年3月11日《文藝報〈文化本真性的幻覺與建設〉》），因此，傳統文化視角下的電視文化身份必將是傳統文化發展鏈條上現在時段主體形態的顯現者，它在完成“傳承文明、溝通未來”（注：CCTV-1頻道形象廣告詞）的使命中凸現自我，更多的體現出對文化發展縱向度的聚合：一，它聚合了文化時間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使文化時間的不同維度得以自由流淌，極大地體現出了文化時間來龍去脈的連貫與不可分割，亦即電視文化對文化時間的自由把握與自由使用；二，它聚合了傳統文化已有的多種形態與特征，亦即電視文化的出現不是空中樓閣的出現，它必然在其技術構成的基座上，將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予以現代性的重構與詮釋，在電視文化的每一種構成上總是閃爍著傳統文化的光澤，同時也衍射著未來文化的輝光。所以在這個視角，電視文化身份表現出了聚合文化的形態。

外視：從社會化生存系統審視電視文化身份。

社會生活，意指人類群的生活方式。“群”是文化學中的一個基本概念，文化的生成與存在是以“群”的內部關系為前提的。“群”是人的社會化生存系統，小至家庭、大至民族，“故人生不能無群”（《荀子•王制》）。在一定范圍的“群”中，人們會在調適文化觀念、價值取向的過程中結成形態相對穩定的“同文化群落”：政治（黨派、社團）群落、經濟（企業、財團）群落、“文化”群落（狹義的文化藝術性組織、機構）、宗教群落，個人自組織群落（個體的人對屬群的自我定位）等等。如果說社會是人類生存的“公共空間”，那么，任何一個“同文化群落”都是在搶占“公共空間”份額的過程中建立自身的話語權力和話語方式的。

在這個視角，可以看到“電視”是各個“同文化群落”走向“公共空間”、搶占“公共空間”份額的現代化武庫，電視的文化身份無疑被塑造成了一個“千面人”，具有很強的可易性和復雜的多面性。亦即電視文化身份不是一個單純的現象性存在所能影響和決定的，而是由整個社會系統的內部活動和外部活動以及各要素之間的關系所決定的。這使得電視文化身份由“實物決定論”走向“關系決定論”。存在于社會生活巨系統中的電視文化，各個“同文化群落”的力量會讓它發展的方向發生變動或轉移，如：政治群落希望它是政令、解釋政策、傳播政見的“喉舌”；經濟群落則希望它姓“商”、成為塑造企業形象、營銷商品的“自由市場”；文化群落則希望它屬于純文化，成為人類精神品格的塑造者、思想道德的完善者和崇高情感的激勵者；而作為個人的個體自組織群落則可能希望它有一個“百家姓”，是千里眼、順風耳，又是表達個人意志與精神的喉舌；是其精神追求的寄托、又是文化娛樂的場所；是信息人，又是生活的向導和侍者。因此，電視文化身份在社會系統中由整合力最強的要素（群落）來決定，但同時，會在其他要素（群落）的干預下，以合力運動的方式合規律性的變化與發展。亦即，在一定的時間區域內，其身份具有很強的易變性和不穩定性，而從長遠看，則與社會的進步力量同向度、共屬性。

用系統解構的方法，可以將各“同文化群落”對電視媒介的作用力，大致分為三種：1)投入者；2)媒介自組織者；3)接受者。投入者，由權力投入（政府行為的支持、含政策與財政投入）、純財力投入（企業、財團的經濟行為）以及純文化投入（文化界學術界的智性投入）組合而成。這部分作用力，對電視文化身份的影響最直接、最具干預性，它支配著另外兩種作用力。媒介自組織者，包括媒介經營者（所有者）的利益及意志、從業者（制片人和一般工作人員）的利益及價值觀念，以及創作者（編、導、攝、主持人等）的價值觀念。這部分作用力是以媒介主體形式存在的，是對投入者與接受者兩種力量的貫通與遇合；同時又具有濃郁的機構文化色彩，會以隱在的方式，借投入者與接受者的力量闡發機構意志。接受者，則層面多而人數眾，其力量的體現是通過投入者與媒介自組織力量的實現與否來表達的。從表象看，它具有被動性并缺乏凝聚力，而實質上它是前兩種力產生的原動力，既是其出發點又是其歸結點。前兩種力的發生以到達它為目的。因此，接受者的作用力以回饋的方式成為衡量前兩種作用力實現程度的標準，從而成為三種力中無形的最大作用力。這三種作用力的施放不是均衡的。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中，各種力的向度與強弱會發生相應的游移、遇合與分解。如在意識形態壟斷社會一切文化形態的前提下，政治投入就會變得強而有力，會以政府干預的方式使電視文化成為政治制度的替身；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前提下，純財資投入則會對電視文化發揮強勢干預，會使其屬性傾向于商業文化色彩，傾向于經濟利益的取舍；同樣，在講求民主、崇尚人文精神的社會條件下，純文化力量和媒介自組織力量中的精神品性則會得到最大限度的張揚，會影響權力投入者、財資投入者以及媒介經營者的價值觀念，接受者也不會被當作商品信息與精神產品的簡單“貨倉”，而會煥發出參與媒介活動的自覺力量，從而形成三種作用力同向度的合力運動，使電視文化的身份在各種關系的運動中突現出來。

所以，在這個視角，電視文化更為明顯地體現出了對多元文化的綜合與兼容，其身份呈現出多元文化的形態。

側視：在各種文化形態的橫向隊列中審視電視文化身份。

“在報紙、雜志、電視這三大媒體中，電視群體的文化素質最低。這其實很好理解。首先，報紙雜志有其漫長的歷史承傳、有規矩、有氛圍、有熏陶；電視不然，它是在走進尋常百姓家的短短十幾年中一下子暴發起來的”（注：參見1997年1月24日《南方周末〈學者與電視〉》）。長期以來，電視文化就是這樣被相鄰的姊妹文化側目而視。這種視角下發生的理論成見不言自明。其實，任何一種文化形態的成熟與發達抑或所表現的文化素質的高低，都不能簡單地以其形成時間的長短來測定。在文化形態的生成速度上，時代愈演進，其生成與發展速度則越快。從前文字時代到文字時代，人類走過了千萬年，而從報刊文化出現到影視文化的出現不過百年而已，報刊文化的真正成熟與發達幾乎是與影視文化同步的；其次，“因為報刊有文化，從而電視無文化”之間并無必然的因果邏輯關系，且類比失當，就像指責玫瑰為什么不具備洋蔥的辛辣那樣；再次；報刊文化傳承的是文字文化的血脈，而電視文化是電子時代視聽文化的創新。電視人掌握的是另一種全新的知識體系，否定者只能明證其對電視文化的視覺盲點：報刊文化是文字文化的大眾傳播方式，而電視文化在大眾傳播方式之外還創造出了新的語言體系，比方小說、詩歌，被報刊登載依舊是小說、依舊是詩歌本身；而進入電視則小說非小說、詩歌非詩歌，是具有詩性或小說性的電視藝術。

因此，這個視角的占踞者應該是擁有獨特語言方式、堪與電視相并列的文化形態，如文學、戲劇、音樂、繪畫、雕塑、電影等。這幾種文化形態的語言方式是藝術的語言方式，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視角來審度電視作為藝術文化形態的特征。藝術，文化區域內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集中體現了人類的文化精神。如果說，大量的文物、遺址以凝固的方式保存了人類文化成果，那么藝術則以鮮活的生命方式滾動著人類文化的成果，使人類的文化之樹果實常新。占踞這個視角的各類藝術，在審視電視時目光多少有些不安。這種不安，長期以來一方面被歸結為電視作為藝術，其語言、表達方式、傳播方式的與眾不同；另一方面，則被歸結為電視藝術對其他藝術的技術性掠奪。但這兩種歸結前者止于冷靜的技術分析，后者則止于激情的籠統印象。任何一種藝術，都因擁有獨特的語言方式、表達方式、傳播方式才得以確立而且被認同。就像文字不對繪畫的線條造成威脅，雕塑的造型并不消解詩歌的表現，音樂的時間聯想并不會沖擊戲劇的空間再現那樣，電視聲光色的語言成分及其語法規則，并不能動搖任何藝術形態固有的“樹形結構”。而電視對各類藝術的技術性掠奪，毋寧說是各類藝術對電視技術的使用。電視彌合了其他藝術傳播方式中時間傳播與空間傳播的塹濠，改變了間接傳播與直接傳播之間的兩相分立，成為“間接傳播中的直接傳播”。這種來自技術的魅力，終成各類藝術突破既有風范的谷口。這似不應給各類藝術帶來不安，而應該額手稱慶。

不安，實則來自電視對既有藝術理念根本的搖動。首先，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提出人類對世界的四種掌握方式：科學的、實踐－精神的、宗教的、藝術的。這是哲學思想和美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電視出乎意料地橫空出世，使這幾種把握方式面臨重寫或重新理解的格局，它一方面模糊了四種掌握方式的邊界，一方面提出了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多維度把握。其次，黑格爾美學思想中關于藝術發展規律也有以下的結論：藝術的發展過程是精神不斷壓倒物質、內容不斷沖破形式、理念愈益充分顯露的過程，并把藝術歸納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種，其中物質的比重由大到小而精神的比重由小到大，如建筑——雕塑——詩歌。但電視卻使這一被普遍認同的線路出現了波折。電視藝術中，物質的成分不是減輕了而是加重了，精神對物質的依賴不是減弱了而是加強了，內容不僅無法沖破形式而且形式大于內容，理念不是愈益顯露而是愈益隱蔽。再次，電視以外的各種藝術，其生命價值得以實現的前提是作品的獨一無二和審美意識對作品產生環境的先天依賴。亦即它追求藝術作品個體的“惟一”價值和作品價值得以實現的特殊語境。如宮廷藝術審美的前提是宮廷的“語境”；宗教藝術審美的前提是宗教的“語境”；所謂“紅樓十二釵”也只有在大觀園的語境下才得以生氣灌注，具有獨到的審美價值。藝術的個體作品不是放之四海而皆“美”的。但電視不然，它技術性地使藝術作品的復制具有了合法性，真品與膺品的差異走向了零度，并且使藝術美感賴以產生的語境獲得了重構。它將其他藝術所依賴的純粹審美空間推至紛擾迭起的世界：開放的意義即為家庭日常生活空間；封閉的意義則指電視機“機體”空間，即相互間并無多少關聯的各類節目所連綴的假定性空間。對此，德國美學家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發出了“阿烏拉”(AURA)（注：本雅明把傳統藝術稱為有韻味的藝術，認為有韻味的藝術具有鮮明的獨一無二性。對它無法進行復制，即使勉強復制，復制品也不能與原作相媲美，因為即使最完美的藝術復制品中也會缺少一種成分：藝術品的現時現地性，即它在問世地點的獨一無二性。并且認為復制藝術的出現讓有韻味的藝術崩潰了。）不復存在的嘆息。

因此，這個視角審視下的電視文化，是又一種把握世界的方式；對世界的多維度把握；同時，它在逃逸出傳統美學范式的前提下，以復制的合法性，將傳統美學加以現代美學意義上重建，其身份必然呈現出重構文化的姿態。

內視：從電視文化本體來審視電視文化身份。

從內部解析開來，電視文化有三大組成部分：機構文化、成員文化、節目文化。機構文化，在經歷了微波傳輸時代行政式逐級到達觀眾的階段以后，目前正進入衛星時代，通過制、播分離，由“生產文化型”向“消費文化型”轉軌的階段。電視機構由政府和納稅人供養的生存機制也正在向機構產業化的自造血機制轉換。這個轉換，必然帶動電視文化向“產經”文化和“商經”文化發展，電視文化身份本位也開始發生易位，從單一的宣教式存在走向多元的宣教經營式生存，成員文化，往往因為電視從業人員的職業身份過多的依賴其他文化藝術從業人員的名稱：如：編輯、編劇、導演、剪輯、錄音、作曲等，在身份稱謂上沒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包括專業技術職稱也是如此；加之電視從業人員對自身以及電視文化身份的塑造缺乏行為上的自覺，要么把自己裝扮為“政府發言人”；要么把自己定位于“傳道授業解惑”的先知先覺者；要么從高處彎下腰來俯視蕓蕓眾生做出平民化的平視姿態（骨子里在說我是貴族）；要么就是為不知其內里的商品做了營銷員；并且由于規約電視文化行為的法規法度不健全或不成立，致使違背電視文化建設的個體操作和群體操作大行其道：如推崇“大投入大制作”的背后隱藏的是機構或個人牟取暴利的私欲；“平民化通俗化”的背后潛藏著對文化大眾作為市場的利用，從而引發了社會對電視成員各種不滿與指責，導致了電視與文化無關的言論。在這個層面上，公眾心目中的電視人和電視機構因為是一種技術的掌握者與壟斷者，所以變得高高在上甚至有些跋扈，這也助長了電視人對扭曲電視文化身份的現象視而不見。但是，電視成員在這種駁雜的表象背后，還是在走一條有序而必由的發展之路：從編導演中心制到制片人中心制到策劃人中心制，大致勾畫出了其由創作型向生產型、由作品型向商品型、由局部意志型向群體意志型演繹的總向度。

關于節目文化，理論的熱情較多地止于電視文化的語言學分析，對其語言的構成元素、構成材料及其使用的語法規則和技巧以及解讀方法作出深入細致的研究，并嘗試將之與其他文化語言區分開來，特別是電影文化語言。這方面的努力，對于電視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化現象是重要的，而且所取得的成果也頗為斐然。但是，這個層面的局限也是明顯的，它使電視節目文化傾向于技術性的構成，而忽略了對其文化特質的整體性把握。誠然，電視本體首先是一種技術的存在。在這個層面，技術大于人，是技術賦予人相對的思維自由和行為自由，同時又限定了其思維與行為的絕對不自由：在電視文化中不存在離開技術的思維與行為。首先，技術讓電視文化擁有了時空上的相對自由、電視文化突破了通約幾千年的文化創造與傳播規則而得以自由地把握時空；但電視文化因技術的限定，又都是“拍出來”、“編出來”、“做出來”的，在技術的客觀存在以外，其文化形態及內容都是假定性或虛擬性存在，如建筑文化使我們可以生活于其中而電視文化只給我們以氛圍化生存，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地生活于其中，而只能生存于電視文化的氛圍中。前不久，CCTV-1在晚間新聞中播報：世界第一位由網絡制造推出的電視虛擬主持人已經誕生。這意味著“人類按照自己的模樣創造上帝”的時代真正到來了。技術使電視文化有了生命，但缺失了有實感的肌體。其實，技術給予電視重構文化的可能，但同時限定了其文化屬性的非獨立品格。人，“是從事構造化活動的動物”（注：參見劉xīn＠①著《電視重構論》第3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版），人類文化的進步在于其不斷地向理想的構造漸近。任何文化終究都是對人自身及社會生活的“同質異構”。電視的技術魅力，打破了其他文化形態固有的邊界，啟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的文化整合運動，但任何文化形態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無衰減無變異地通過電視而抵達受眾，即電視不是一個無機通道，而是一個有機通道。在電視的“場”中，所有的文化形態獲得重構成為電視文化的本體組織。

因此，從這個視角解析，電視文化體現出來的本質是各種文化藝術的綜合特征與邊緣特征：一方面，電視因技術而獲得的文化重構“場”，具有極大的寬容度和兼容性，它可以將文化藝術的時間流和空間場綜合起來，也可以將各種文化藝術綜合為一體，從而體現出時空的綜合和各種文化藝術的綜合特征；另一方面，綜合意味著取舍而非雜湊，如果從文化藝術的時間特征來審視，電視則是以空間來表現時間，體現的是時間與空間的邊緣特征；如果從文化藝術的空間角度來審視，電視又不單純是空間文化，而是通過時間的流動實現空間的擴展與建構，從而體現的是空間與時間交錯的邊緣特征。用藝術做譬：電視可以表達戲劇，但從戲劇的角度來審視，它只體現了戲劇的邊緣特征而非本質特征；電視對文學、音樂、繪畫等藝術的使用與表達都是如此，它不可能體現各種藝術的本體特征而只能體現其邊緣特征。到此為止，所有言說電視在糟蹋各種文化藝術的誤會應該結束了，其怨言來自用其他藝術的本質特征取代電視文化本質特征而必然發生的失落感。試想，如果文學電視表現出的是“文學”的本質特征，讓“文學”滿足的話，那么電視的身份就徹底不復存在了。因此，在這個視角的審度下，電視文化身份所體現的是綜合文化和邊緣文化的形態。

前視：從人類文化發展的未來審視電視文化身份。

在20世紀最后的幾年中，“網絡”，以毋庸商量的霸氣從未來世界幻影迷離的天幕上磅礴升起；而與此同時，“傳統電視”這樣的詞匯出現在了文化的卷宗上。也許電視自己也未曾料想：現代與傳統之間的距離竟如此之近，近到只有70年。

理論的慌亂，從對“網絡時代電視的身份將會如何”等等的預測中略見一斑。這也是文化理論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戰：理論不再意味著“過去時”，而更重要的在于它的“正式進行時”和“將來時”。

1999年歲末，在地球的西方發生于一件關乎媒介文化的大事：美國在線以1840億美元的天價收購了華納兄弟影視集團。這似乎是一則預言：人類的“全媒體”時代即將蒞臨。

有理論將20世紀出現的媒介文化排了座次：印刷文化、廣播文化、電視文化、網絡文化。但網絡是否可以被稱作“第四媒體”目前還爭執不下，難見端倪。爭論的表面似乎是其作為文化是否已經成熟，實則是雙方對文化發展規律的簡單排列。問題并不在于媒體的序號性存在，而在于媒體文化本體性狀的存在：任何一種文化形態，較之其他文化形態都有空間上的組合關系，較之本文化脈系則都存在著時間上的聚合關系。就像電視文化曾對（我們對電視開始使用過去時態）橫向的其他文化進行組合，創造出雜志性電視欄目、報紙性電視新聞等等；在縱向度上，今天的電視已非20世紀30年代貝爾德實驗室里的電視，但它卻縱向聚合了電視文化演進過程中的每一個優秀環節：如更清晰、更直接、更便捷。目前顯示的狀況也是如此，并非各種媒介安分守己地排隊出行、輪番坐莊，而是紛紛搶灘網絡。網絡也在施展自身的魅力以期吸引更多的文化成分，從而造就自己的文化品格。這猶似當年的電視。今年4月，在中國電視文化轉型中立下汗馬功勞的“東方時空”欄目，在7周年慶典之際，舉行了中國電視的首次網上直播。如果說美國在線與華納兄弟公司正在以“機構”方式走向“全媒體”時代，那么中國電視則正在以“節目”方式輕輕地點擊“全媒體”的門環。

在“全媒體”化的過程中，究竟誰能占上風，現在還不得而知，但從文化發展的規律來看，勝者將是整合力最強的一方。站在“全媒體”時代的角度分析電視肌體整合力的強弱，則很可能推導出它在未來文化中的身份與地位。亨廷頓在其“文明沖突論”中提出“文化和文化身份，也即在最寬泛層次上的文明身份，正在形成冷戰世界的同一性、解體及沖突的范式”，他所指認的范式即在冷戰結束后，世界范圍內經濟與政治的沖突將被文化的沖突所取代。撇開其文化沖突所隱含的經濟與政治沖突的“禍心”不論，就文化沖突本身而言，文化沖突的趨勢終究會走向技術的整合與化解。這意味著文化空間與文化內涵的全球性共享。從網絡的角度審視，網絡所追求的是個人化的文化言說與個人化的文化分享，是對電視文化播遷向度的增設和對電視文化人格“趨同”、個性喪失的補救。但是，從人類既有的發展軌跡預見：文化趨同是必然的，文化個性只能在同一中求得一般允許下的特殊生存。不論是語言還是文字，不論是機械還是電子，任何一種媒介的誕生都是為了人類能夠更好地溝通。溝通，則為了趨同；趨同，則為了合力運動的可行。《圣經》中有人類在語言同一的情況下建造“巴貝爾塔”（通天塔）以便直接到達上帝的傳說。其實，人類自誕生以來，共同建造巴貝爾塔的理想從來都沒有停止過。也正是技術的一次次飛越，使得人類共同的巴貝爾塔漸漸增高。支撐著文化學理論的“單線進化論”、“普遍進化論”和“特殊進化論”雖然存在探討文化進化過程的視角差異，但無不首肯技術是文化進化的動因。所有文化沖突的解決最后都取決于技術的調和，技術讓不同的文化更易于溝通、易于互解，從而化干戈為玉帛、互塑共生地走向未來。從這個意義上講，電視文化所具備的群體參與方式、時空共享方式都是人類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文化走向全球化過程中必需的方式與手段。就目前網絡運行的特征看，網絡顯然難以承擔電視所能承載的人類對于文化共同利益的社會責任，并難以取代電視所能帶給人們的活生生的生命的直感。如電視直播對場效應的全方位公開、對各種場元素間生命聯系的集約式發送。也許，我們對電視擁有過多的“懷舊”情感，所以網絡的出現并不讓我們理解為電視技術的停滯不前。技術的多元并進，可能會導致“全媒體”時代的到來，“彼電視”定然不是今天的“此電視”，但電視的文化身份不會退場，在這個視角下，它必定要顯示其“全球文化”的形態。

以上，我們從不同的視角分別審視了電視文化在特定語境下所呈現出來的身份特征。這似有研究上采用“多機拍攝”的效果。事實也是如此，我們所倚重的并非哪一個“機位”，而是各“機位”間存在的關系及其共同“攝制”完成的主旨。對不同視角的逐一觀照。鏈接成了對電視文化身份加以全方位觀照的一個有機過程，其中包含了我們對電視文化理論研究的動態眼光和理論推導的有機趨向：從我們審視電視文化身份的動態眼光則不難發現，以往諸多關于電視文化身份的界說都具有一定的“相對真理”性，是相對于各自所踞的角度、層面而具有一定正確意義的靜態界定。各種界說，之所以長期以來呈現出一種難以相互諒解、紛爭不休的場面，即因為各種界說在自己的前提下都是正確的而在相異的前提下又都是片面的甚至錯誤的。這種似是而又非是的理論紛爭，根本上反映出對電視文化身份長期缺乏理論認識的清醒與辯證，并緣此而走向創作實踐與文化接受兩個環節上的靜態化片面化扭曲，諸如“是快餐”則必定粗制濫造；“是通俗”則必定媚俗無度；“是娛樂”則必定游戲人生；反之，“是引導”則必定充斥宣教；“是藝術”則必定高高在上；“是精品”則必定遠離大眾等等，進而導致了對觀眾接受心理的迎合與文化素質的提高之間不該有的分歧與沖突。另外，我們將論述的方式作為理論研究的方法，必然使我們理論的推導最終走向“全視”，即不是用某一個視角來涵蓋或取代對電視文化身份的本質認識，而是以發展的變化的有機的系統論觀點，讓我們的視角愈益開闊、愈益全面，進而趨近對電視文化身份全面把握的理想。雖然在整個觀照過程中，我們的理論視角多次發生易位，但其中，一以貫之的解析態度與方法，已使我們對電視文化身份較全面的認識漸漸浮現：在人類社會文化生活中，電視是以全能文化形態、在實現對傳統文化縱向聚合和對現代其他文化橫向綜合的過程中，多維度地體現出其所具有的邊緣性文化本質和全球性文化趨向的一種文化類型。但是，我們的研究方法與態度所要表達的并不止于此，我們所希望表述的是對其本質認識的漸漸逼近而遠遠不是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