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文學的特征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啟蒙文學的特征，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啟蒙文學是指盛行于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時期的文學。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是保守的封建勢力和新興的資產階級價值觀之間的一次巨大的沖撞。啟蒙文學的特征有以下三個方面：

1、具有鮮明的傾向性和教誨性；2、具有民主性，提出為第三等級的文學地位而斗爭；3、注重運用人民的語言和人民樂于接受的文學形式。

（來源：文章屋網 ）

篇2

    (一)啟蒙運動直接促成啟蒙文學的產生

    啟蒙運動的核心內涵是理性主義,理性的基本內涵是通過人們的推理和邏輯思維進行對事物的認知。理性主義認為應當通過人們的推理和邏輯思維進行對事物的認識。理性主義產生的歷史根源是歐洲在從中世紀向現代工業社會過渡的過程當中,從事工商業的資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壯大。商品經濟在歐洲中世紀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始終處于受壓制的地位;商業活動受到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的嚴重限制的現實狀況,使得資產階級迫切需要改變自身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被壓制的地位;資產階級反抗封建王權的需要形成了啟蒙運動產生的階級、社會基礎。啟蒙運動的主導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識分子。他們成為啟蒙運動主導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歐洲逐步異化并偏離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紀天主教神學。中世紀的天主教會由于受到世俗貴族勢力的滲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啟蒙運動的產生和發展過程直接促成了啟蒙文學的產生和發展。

    (二)啟蒙運動的時代背景使得啟蒙文學帶有思想政治傾向

    啟蒙運動的時代背景是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進行激烈的斗爭的年代。因此啟蒙文學從產生開始就帶有十分明顯的思想傾向性并同政治理論主張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眾多啟蒙思想家通過文學形式宣傳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張,這給啟蒙運動時期的文學藝術帶來了鮮明的政論性特征。為資本主義制度鳴鑼開道,向封建制度本身進行猛烈攻擊是啟蒙運動時期文學藝術的重要時代使命和歷史特征。

    二、啟蒙運動的精神主張對文學的影響

    (一)啟蒙運動的精神主張促成以思想主張為主流的啟蒙文學

    啟蒙運動時期的文學藝術最明顯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頓等人的推動下,對世界的認識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對上帝進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這些大膽的思想主張為啟蒙運動和啟蒙文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一時間,倡導懷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為了文學創作的主流。在文學作品當中,將普通的個人作為直接的描寫對象并號召人們進行個性化的發展和生活,成為當時的啟蒙作家普遍反映出來的思想主張。

    (二)啟蒙運動的精神主張使得文學成為政治理論載體

    啟蒙運動時期的文學形式在當時資產階級反對封建貴族的斗爭中,通過作家本身的思想觀點和文字描寫顯現出鮮明的政論性特征。這一時間內,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擔起了啟蒙作家的功能。盧梭、洛克、孟德斯鳩和伏爾泰等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將理性主義哲學思想應用于社會政治領域形成了現代西方政治學理論,這些政治理論主要通過當時的文學形式表達出來。

    1.形成以民主思想為主的文學

    盧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盧梭通過文學形式折射了他的這些主張。《懺悔錄》《新愛洛綺絲》是他的兩篇著名的文學作品。《懺悔錄》與以往的啟蒙主義文學作品不同的是,該書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質、感情和性格特點。盧梭在《懺悔錄》中以誠懇直率的態度完整地記述了他的生活經歷和思想感情、內心動態的各個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會契約論》,將這些文學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張集中總結和反映了出來。在政治主張中,他主要的觀點可以概括為:國家和社會的形成是個體為滿足自身利益而進行的理性選擇所形成的總體。國家中每一個個體的目的是通過集體的存在保證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這樣的分析,國家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應當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沒有任何一個公民在國家當中應當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夠奴役其他人的權利。當國家不能保證自身利益時,個體可以選擇離開國家。國家政治權利的形成是公民為實現個人利益將公共權力提交給一些具有決策能力的管理者的過程的結果。由于公民推舉政府的初衷是實現個人利益,因此公共權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職責和義務。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學體現

    啟蒙運動中的重要思想主張是自由平等思想。這一思想在啟蒙運動時期的文學作品當中,得到了廣泛的體現。在政治思想理論當中英國政治學家洛克旗幟鮮明地主張自由的觀點。洛克以基督教神學作為依據,提出“天賦人權”的主張。天賦人權中主要包括的權利有追求個人幸福權、生命權和財產權。洛克認為,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當中,人類一切行為的最終目的應當是向上帝贖罪,上帝賦予人們自由意志。人應當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們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傷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關于國家應當保障個人利益的觀點也包括個人追求合法權利的觀點,因此也蘊涵一定的行為的自由主張。在基督教神學的視野下,人類具有原罪,人的生命過程都是向上帝贖罪的過程,因此人的本質是相同的,人的地位應當是平等的,這一神學觀點也為平等觀念奠定了基礎。在理性主義得以廣泛傳播的背景下,這一觀念也逐漸被人們發掘出來。

    3.法治思想和分權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學

    啟蒙文學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樣身兼文學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鳩。孟德斯鳩是法制和分權制衡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著名的文學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當中,他通過小說的形式將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漸描述開來。在《論法的精神》當中,孟德斯鳩提出了社會政治的基礎應當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鳩的主要觀點當中,社會同自然界一樣具有相應的規律,上帝在創造世界與規律之后就讓世界按照規律進行運轉,而人類社會應當具有的規律就是社會的法律,社會應當嚴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運轉。在基督教神學當中,由于人類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們在面臨一定的特殊環境時就會產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組成人員同樣也有可能違背公共利益而以權謀私,因此應當進行分權制衡以對政府進行約束和監督來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啟蒙運動對歐美當今社會文化的影響

    (一)促進西方現代文化的獨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強調人們按照自己的思考對事物進行推理以進行對現實事物的認識。進行理性思考的過程當中,人們應當具有充分懷疑的精神,敢于突破舊有傳統進行創新,鼓勵人們大膽懷疑。這種思想主張促成了西方現代文化中的獨立思考精神的產生。西方現代文化中強調的獨立見解的思想觀念來源于理性精神,并在西方當代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良好的體現。在西方的教育模式下,人們被鼓勵進行大膽的創新和開拓,勇于懷疑權威,挑戰權威,使歐美思想文化層面充滿了進行自由交流、大膽創新的氛圍。

    (二)西方文學中人本主義的產生

    人本主義是在啟蒙思想當中占有重要成分的觀念。理性精神本身要求人們按照自己的思考推理和認知事物。在人們的認識過程當中,人的主觀能動性應當被充分調動和運用。人作為思考主體的價值和尊嚴應當被廣泛認可尊重。在現代歐美文化中,這種產生于人本主義和理性精神的觀念已經廣泛推廣。現代歐美社會強調的人道主義、人權等觀念就是在啟蒙運動的人本主義傾向的影響下發展而來的。目前,在歐美各國,人道精神已經被廣泛認可并對社會各方面產生了重要影響。死刑的廢除、國際人道主義組織的廣泛建立和發揮作用都是人本主義的重要表現。

    (三)西方文學中個人價值的體現

    由于理性精神和人本主義精神建立的重要基礎是人個體能動性的發揮,因此個人的價值和作用在現代歐美文化中被廣泛肯定,獨立人格也因此在現代西方文化思想中被廣泛肯定。個體的獨立性是人們進行理性精神指導下的獨立思考的重要條件。獨立思考的意義和價值需要個體的獨立作為實現條件。在社會生活當中,民主的政治環境也為個體實現價值和尊嚴提供良好的現實保證。

    (四)選舉文化的產生

    在歐美社會當中,強調自由平等和民主法治的政治思想氛圍是思想文化重要的特征。經過大革命和歐洲的廣泛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改革,歐洲現代社會已經基本形成了民主政治制度。代議制民主所產生的選舉文化,已經成為歐美文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歐洲現代社會當中,人民實現政治訴求的方式已經逐漸多元化并得到充分的拓寬。人們通過具有法律保證的參政渠道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和見解,也更加促進了歐美文化中的其他諸如重視法制和契約等特征。

    另外,經過啟蒙運動建立起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也為歐美文化生活帶來了重大影響。市場經濟模式中強調的公平交易和誠信精神廣泛存在于歐美文化生活當中。誠實守信的社會公共道德標準在西方社會當中正占據著越來越主要的位置。但歐美各國由于受到啟蒙思想的影響程度不同,也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異性。現代歐美文化可以被概括為西歐文化、南歐文化和東歐文化等基本形態。由于啟蒙運動長期以英國和法國為核心,因此法國和英國等國具有的理性精神更加明顯。南歐文化具有更多的傳統文化傾向,更加重視家庭的作用,法治精神弱于西歐國家。東歐國家相對其他國家比較缺乏民主精神。

    四、結語

    歐美社會生活的形態深刻地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啟蒙運動的思想主張在歐洲現代社會當中已經基本變成現實,啟蒙精神的思想內核已經成為西方各國的重要精神特質和內涵,對西方社會發展前景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孟廣林,從中世紀向近代過渡時期的思想啟蒙[J].學海,2011(01).

篇3

中國現代文學的“蠻性”書寫備受人們關注，主要是發現理解人和人性，不僅具有反封建革命的意義，還具有不同的風格，為讀者提供豐富閱讀體驗。但中國現代文學的蠻性書寫處于內憂外患的特殊時期，因此同其他國家和時代關于蠻性書寫書籍之間具有顯著差異性。筆者通過梳理分析中國現代文學的“蠻性”書寫，來尋找蠻性同啟蒙、文明以及人性之間的關系，進一步了解中國現代文學蠻性題材美學價值發展。

關鍵詞：

中國；現代文學；蠻性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蠻性”書寫備受人們關注，基于作家的經歷、創作思想和思想資源各不相同，同時，加上環境和文學語境的不斷變化，創作出來的作品也各具特色，內涵復雜多樣，不僅是對啟蒙和救亡的訴求及焦慮，還承載著作家對人和社會的烏托邦理想，為作家們提供特殊的現代性審美價值及體驗，并且能進一步探索人性和人的深層次心理狀況。

1、中國現代文學“蠻性”書寫的類型及特點

1.1植根鄉土—書寫“蠻性”之美在中國新文學開始時，鄉土農村就出現蠻性這一特征，作家對故鄉和農村的風俗習慣用批判的眼光進行審視，并揭示和批判農村的蠻荒愚昧及落后。早在鄉土文學第一個十年時期就出現了“蠻性”書寫作品，但數量不多，且立意和宗旨同鄉土小說較為相似。研究顯示，值得人們關注的是“蠻性”作品具有鮮明的地域色彩，其中，東北和西南為兩個濃墨重彩的版塊。不管作家是東北的還是西南的，其筆下的地域不僅為故事的發生地，同時，還為作品提供復雜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作品的感染性及可讀性。且作家能通過特定地域，讓人們認識蠻性和人性理論，合理的批判道德等，最后將“蠻性”的生存及生命價值發揮得淋漓盡致。

1.2觸碰心靈—對個體解放的意義研究顯示，中國現代文學的“蠻性”書寫，不僅是表現中國農村邊遠地區的野蠻生存狀況及原始旺盛的生命力，還希望通過書寫中國現代文學的“蠻性”來窺探人性及心靈深處的隱私，便于很好地理解人性內涵，觀照人生存困境的詩性和質詢人為解放自身的途徑方法。說到蠻性的這個特點，很多作家便會提高先生的《雷雨》，該作品為中國現代文學“蠻性”書寫的最高成就。事實上，先生的創作也很好地將關于現代文學“蠻性”書寫的事實折射出來，該事實為“蠻性”書寫的大量出現同當時政治文化之間具有直接關系，在發展中受到政治、傳統和地域文化的影響，其中影響較為嚴重的為政治、地域文化，其對大多數作品藝術風貌和思想水準起到決定作用。在中國現代文學的“蠻性”書寫潮流前一些成就比較高的作品，試圖超于潮流，他們不僅辨析整合倫理，不依賴于抒寫特定地域風情，同時，還用一定方法碰觸人性深處，尋找“蠻性”的無限可能，最終擺脫概念束縛。

1.3轉向革命—“蠻性”的升華及純化早在上世紀20年代初，部分作家的眼光便轉向鄉土中國的蠻荒，在人們生存的蠻荒中具有一定的力量之美，但沒有人能明確這股力量的來龍去脈。直至20年代中后期，人們發現蠻性同鄉土聯系暫時被分割。“蠻性”為一種讓人們在受到迫害或是不公時自發發出的殊死反抗力量，該種力量已經被納入到革命視野中，具有明確的合法指向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社會變革和階級革命。

2、中國現代文學“蠻性”書寫的價值

2.1連通“啟蒙”與“救亡”兩大主題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特點為啟蒙和救亡雙重變奏，換言之，啟蒙和救亡二者一會相互促動，一會又相互壓倒。同時，啟蒙和救亡還相互交纏滲透，出現了像“蠻性”書寫這樣的鈕結點。通過上文所述，便會發現“蠻性”作為一種書寫題材，不僅是啟蒙者借用的“辟人荒”和“立人”途徑，同時，還是救亡者號召“革命”及“反帝”的方式。因此，中國現代文學的“蠻性”書寫不僅指明對感情和人性國民性的思考，同時還受政治因素的影響。將“蠻性”書寫放在鈕結點上能幫助人們更好的認識蠻性的價值。

2.2新的審美品格極端體驗中國現代文學的“蠻性”書寫不僅限于思想內涵上“，蠻性”作為一種寫作題材，在現代文學發展后兩個十年中，該種題材承載的啟蒙和救亡內容有限，鈕結點為主要貢獻價值。在促成審美風格多樣化上，“蠻性”書寫具有一定的成就和價值，并且該種成就及價值是其他題材作品難以替代的。隨著時間的推移，“蠻性”書寫逐漸深沉博大凝厚，呈現出攝人心魄的“極端體驗”之美以及雄健壯闊的“力之美”。

3、總結

“蠻性”在中國現代文學上作為一種創作題材，并不是只有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只是當時中國環境較為特殊，因此，關于“蠻性”創作風貌較為獨特。不管是啟蒙訴求還是救亡迫切需求，作家均將眼光轉向“蠻性”，逐漸深入認識“蠻性”，并探索和嘗試表現內容及方式，為創作提供多樣化新質，代表中國現代文學“蠻性”書寫成就。

參考文獻：

[1]章敏.典妻習俗與中國現代文學書寫[J].湖南社會科學,2014(1):199-202.

[2]黃曉艷.上海——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中的地位[J].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07):103-104.

篇4

論文關鍵詞：啟蒙話語；現代性反思；啟蒙終結論；新啟蒙體系

1990年代以來，在學界大規模“現代性反思”浪潮中，啟蒙從新時期之初知識界的“共識”淪為反思的對象。在其歷史合法性和現實合理性均備受質疑的今天，堅持啟蒙立場不僅需要一種勇氣，還需要學理層面和現實意義上的論證。文學批評領域啟蒙話語的論證主要圍繞三個方面展開：重申啟蒙話語的歷史合理性、營造啟蒙的文化語境、尋求啟蒙的思想資源。這三個方面相輔相成，呈現了文學批評啟蒙話語的存在形態。

一、重申啟蒙話語的歷史合理性

無論是告別啟蒙，還是解構啟蒙，都是認為五四和1980年代的啟蒙文學思潮存在諸多問題。有批評從后殖民立場來質疑1980年代的“國民性批判”理論，認為其受到了西方權力話語的影響；有批評從底層立場和視角出發，認為1980年代的一些啟蒙者持的是一種與主流意識形態同構的精英主義霸權話語；還有批評者將1990年代以來的某些“私人化”、“欲望化”寫作的原由簡單歸結為啟蒙文學對人性的張揚。在新的理論視野和時代語境下，1990年代以來對啟蒙話語的反思呈現出諸多前人不曾意識到的問題，同時也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偏頗。

為此，對1980年代啟蒙話語合理性進行重申，就成為堅持啟蒙立場的批評者正本清源的第一步。一些批評者重新論述了1980年代啟蒙話語產生的現實意義，學者徐友漁駁斥了“后學”對啟蒙的否定態度，認為五四時期和1980年代的啟蒙話語并不是如一些后現代批評者認為的是對西方話語的臣屬，而是歷史的必然選擇。李新宇的系列文章中也以知識分子話語為主題，有力地批判了所謂的1980年代知識分子“啟蒙話語霸權”說，論述了啟蒙話語之所以成為1980年代文學和知識分子的必然選擇，是有著歷史和現實意義的。

同樣是“重返80年代”，在一些后現代批評視野中，是“為了告別的反思”，目的在于解構1980年代一些理論話語不言自明的合法性；而在一些啟蒙話語的捍衛者這里，卻是為了重申1980年代啟蒙話語的合法性。在這里，“如何反思80年代”，不僅是一種學術問題，還是一種立場和態度問題。

面對1980年代，啟蒙話語解構者的立足點多為其倚重的理論資源，他們的反思主要是在一種新的理論視野中展開的，較少關注具體的時代語境。如“后殖民”批評認為啟蒙話語是一種“西方化”甚至“殖民化”產物，而一些“新國學”批評則認為1980年代的啟蒙話語對傳統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帶有激進色彩。這些批評對1980年代啟蒙話語的認識是基于新的理論生發的新的批評視角所致，但這些“后見之明”如果不充分顧及1980年代啟蒙話語產生的具體時代語境，就難免會在“后見”中滲入一些“偏見”。

與此對應，啟蒙話語的捍衛者注重的是1980年代啟蒙話語的現實意義，面對那些解構啟蒙的話語，這些現實意義固然能夠解釋啟蒙在當時的必要性，但還缺乏足夠的理論力量來對抗解構者在理論層面的一些質問和質疑。理論資源的相對薄弱使得他們在咄咄逼人的“反啟蒙”理論話語面前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我看來，反思1980年代的啟蒙話語應該同時兼顧現實意義和理論反思兩個方面。1980年的“新啟蒙”之所以遭到如此多的責難，主要是人們將它置入“后現代”、“后殖民”和“新國學”語境中的緣故。實際上，它最應該置入的是1970年代中前期的“反現代”思潮和“蒙昧主義”語境中。談論1980年代是無法離開“”后這個大的時代背景的，任何把1980年代從具體的歷史規定中抽離出來然后加以奚落的做法都是不負責任的。同時，肯定1980年代啟蒙話語的現實意義并不是說明后來者的反思一無是處或者毫無必要。面對1990年代以來的時代語境，1980年代啟蒙話語的一些命題的意義和價值取向是應該做出一些適當的轉換和調整。

因為“意義”從來就是相對于某種特定的話語系統而言的，當一種命題本身所附著的話語系統消逝或者轉變之后，它的某些意義也就相應地失去了存在依據。不同的語境也在置換不同的時代命題，一些在當時具有重大意義的話題和選擇，時過境遷它所針對的問題已經取消，這種話題本身也就無足輕重了。所以對于啟蒙的捍衛者來說，最重要的不是一味強調1980年代啟蒙話語的現實意義，而是如何面對1990年代以來時代語境，來尋找和發展啟蒙話語的時代命題。

二、營造啟蒙的文化語境，堅持啟蒙立場

當下已經“無蒙可啟”，這是“啟蒙終結論”者宣布“終結啟蒙”的重要理由之一。尤其是一些倚重后現論資源的批評者，他們極力將1990年代以來的文化現象納入后現代主義理論框架來闡釋，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以消費為主導的，由大眾傳媒支配的，以實用精神為價值取向的，多元文化構成的”“后新時期”，啟蒙話語的權威性已經結束。基于這樣的認識，他們對文學的“世俗化”走向所蘊涵的犬儒化色彩不僅毫無批判意識，反而積極地為之尋找理論支持。

后現代批評之所以宣布“啟蒙已無必要”，是認為當下中國已經具備了“后現代性”因素，這種因素潛在地解構了啟蒙的文化語境。所以捍衛啟蒙的一個重要策略即是對當下的文化現實進行闡釋，重新營造啟蒙的文化語境。不少批評家對1990年代的文化語境進行了重新闡釋，丁帆就將當前的文學形態概括為“現代性和后現代性同步滲透的文學”，更多學者強調，在現代化進程中，啟蒙的任務不可逾越，只要這一目標還沒有實現，歷史就必須進行補課。持這種“補課觀”的批評者不在少數。

1990年代中期，“新國學”和“后現代”在“重估現代性”的旗幟下對啟蒙主義進行清算時，高遠東就以長文《未完成的現代性——論啟蒙的當代意義并紀念“五四”》做出回應，十余年過去了，這篇文章的意義仍然不減當年。該文回應了“新國學”和“后現代”思潮對于啟蒙主義的質疑，指出了它們內在理路上的同構性，特別對后現代批評做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后現代反思啟蒙主義有著具體語境，即便是在它產生的西方，也不具有一種普遍意義，這些理論旅行到中國之后，又被加以誤讀。其實在西方被質疑的一些啟蒙命題在中國并非都失去了意義。

后現代文化及其理論的植入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啟蒙的文化語境，而且增加了啟蒙的難度。當下啟蒙所處身的文化語境使它面臨的任務更為復雜：首先，它必須延續1980年代未完成的對蒙昧主義和專制主義的批判；其次，它還要面臨后現代主義的挑戰與擠壓，對西方啟蒙歷史上業已出現的問題給予充分警惕；最終它要面臨的問題還是當下中國由于“文化滯差”的畸形現實而出現的新的蒙昧，這才是啟蒙的真正難題。它既不能依靠啟蒙主義的固有思路來解決，也不能在西方反思現代性的理論框架下來解讀，而這些關涉到中國知識分子自身經驗并處于西方學者視域之外的問題，才是我們必須自己面對和解決的。

三、尋求啟蒙的思想資源

尋求批評的價值尺度和思想資源，是啟蒙批評的最終落腳點。思想資源的找尋大致有兩種途徑：一是返回歷史，在歷史中尋覓適合當下的理論資源；二是針對現實的新問題，進行新的體系構造。這兩種理路在當下的啟蒙批評中都有著自己的實踐形態。在這個消解啟蒙的語境中，啟蒙批評的意義無須多說，這里我要重點分析的是它們在返回歷史和體系構造中存在的問題。

先看返回歷史的一路。將啟蒙話語的思想資源追溯到“五四”，是目前堅持啟蒙立場的批評者的一種思路。新時期之初的文學批評曾策略性借用“五四”思想資源將啟蒙話語合法化。新世紀來臨，文學批評又一次重返了“五四”。2004年，丁帆曾明確宣稱“重回‘五四’起跑線”已經成為他近年來為文的“潛在宗旨”，并重申自己的批評立場和價值尺度：“在人類文化發展的任何一個歷史環鏈中都有一個恒定的、超越一切時空的價值標準，這就是以人性與人道主義為底線的人文價值標準。”而“文學批評和研究只有緊扣著五四現代人文精神的母題，才有根本出路”。

重祭“五四”的旗幟，是為了給文學和文學批評重新找到一個價值基點，這就是“人性和人道主義”精神。這種啟蒙立場在2005年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中體現得更為集中。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將它看做是1980年代之后，文學批評和研究領域對“五四”啟蒙精神的又一次重申。

該書的《緒論》闡述了全書編寫的指導原則、方法和目的。在開頭處，編者就闡明了編寫這本教材的初衷是“想實實在在地去思考一些被許多歷史陰影遮蔽了的問題”，“做一項正本清源的基礎工作”。編者在批評了當前批評界存在的“歷史補缺主義”、“歷史混合主義”、“庸俗技術主義”等“反現代化立場”后，表明了自己的價值評判標準：“為了使歷史‘鏈條’中的各個環節合乎邏輯地銜接起來，必須有一個基本的價值判斷的標準，這就是人、社會和文學的現代化。……所有這些，都是五四啟蒙主義與五四的基本精神。’’

在反現代性和消解啟蒙成為時髦的今天，作為一部文學史對現代性尺度的堅持、對五四精神的捍衛、對“人的文學”標準的高揚，這一切都因為難能而可貴，但其中的一些方法和立場還是讓人有些疑問。

以五四為準繩，以人性為底線，《新稿》一方面將“當代文學”理解為“五四啟蒙精神與五四新文學傳統從消解到復歸、文學現代化進程從阻斷到續接的一個文學時段”，另一方面以啟蒙立場對種種反現代、反人性的癥候進行審視。這樣，歷史的“鏈條”～如編者所期望的那樣完整、合乎邏輯。但是當代文學史是否就是一部現代化與反現代化對立統一的歷史呢?在這樣的框架中重新解釋文學史，顯然是將復雜文學現象置于啟蒙立場的準繩上衡量，很可能會遮蔽或誤讀一些作品的意義，對文學史寫作來說，也容易將復雜的文學現象簡單化，從而將復雜的文學史景觀本質化。

同時需要商榷的還有“五四”這個精神旗幟，上述批評之所以能夠水到渠成、左右逢源，是它將五四啟蒙精神作為文化旗幟的緣故，但是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目前的文學批評在什么意義上接續了五四精神?這一切都被一個“現代化”籠而統之地覆蓋了。實際上，“五四”本身也蘊涵著不同文化精神，由它開始的啟蒙運動沒有能夠繼續下去，除了外在的社會變動之外，與“五四”本身身分復雜和充滿矛盾是有關系的，這一點在后來的批評者的反思中都可以看到。“五四”作為一個新的歷史起點固然有著深遠影響和意義，但如果將它化約為“啟蒙”并成為衡量后來所有時代文學的價值標準，一概用永恒不變的啟蒙立場對不同文學時段加以梳理或評判，顯然有些不太合適，尤其是對于1990年代以來的文學現象。啟蒙固然是文學必不可少的一種精神，但決不可能也不應該是文學的全部。在當下的文學語境中，擔心這種啟蒙批評成為一種新的話語霸權可能有些多余，我想諸位主編如此高調地提出文學批評和研究的啟蒙立場，針對的顯然是當前批評界的一種消解啟蒙、反對現代化的傾向，以此來重申啟蒙立場對于文學批評的必要性。如此看來，這種矯枉過正的姿態不難理解。

回歸“五四”，既是一種話語策略，也是一種無奈之舉，高調的姿態掩飾不住的仍然是啟蒙批評思想資源的匱乏。如何探求新的啟蒙思想資源，并重新激活它在當下語境中的潛在能量，建構當下新啟蒙主義的理論體系，就成為一些致力于啟蒙思想研究的批評者關注的重心。

新世紀開始不久，一場關于“新啟蒙主義”的爭論將啟蒙這個似乎被冷落已久的話題重新置于學術前沿，這場爭論是由張光芒的長文《道德形而上主義與百年中國新文學》引起的。在對中國啟蒙思想的特點和缺陷進行分析之后，張光芒試圖對中國啟蒙資源進行根本上的重構，這就是他提出的以“道德形而上”為核心的“新啟蒙主義”思想體系。

“人”的問題是張光芒構筑新啟蒙體系的立足點。他認為中國的啟蒙本意在于“立人”而不是“救亡”，由此，他將啟蒙的問題鎖定在“立人”方面。圍繞著“人性啟蒙”問題，張光芒從歷史、理論、現實層面上論述了對“新啟蒙主義”的深層需求。歷史地看，近現代和1980年代的啟蒙運動都是“未完成時”；理論上說，1990年代以來，“現代性”反思的諸種學說將啟蒙問題驅逐出理論視域的同時也驅逐了啟蒙的內在價值與永恒意義，導致了啟蒙問題的狹隘化和邊緣化；最后，“新啟蒙主義”是對現實深層需求的回應。他認為當下文化表象背后的真實面目是——愚昧與偏見，啟蒙在今天非但沒有過時，而且是當務之急。“道德形而上主義”即是張光芒為當下“人性啟蒙”所開出的一劑藥方，也是他給中國屢屢挫敗的啟蒙歷史做出的診斷。在批判了中國啟蒙歷史過于實用化的特點后，他構建了以道德為核心的“形而上啟蒙”，并設計出“人性解放——人性上升——人格完成”的啟蒙“三部曲”。

顯然，“道德形而上主義”是借助文學啟蒙來達到人性啟蒙的最終目的。正如一位評論者所說的那樣，這種觀點雖存在著一定偏激，“但卻抓住了問題的主要癥結所在，具有很強的現實針砭意義”。在這個啟蒙備受嘲諷、反啟蒙的力量甚囂塵上，但是人們卻被一種“傲慢與偏見”裹挾著的當下社會，在這個蔑視道德、“人性最底線”一降再降的時代，在這個崇尚實用主義、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語境中，道德的啟蒙有著它不容置疑的現實意義。“道德形而上主義”將通向人的自由和超越的“人性啟蒙”分為三個層面，將啟蒙的最終完成歸結到“自我啟蒙”和“自我拯救”方面，這種具有實踐性和操作性的啟蒙設想，是有意識將啟蒙與現實中國的文化建設結合起來的一種努力。在他看來，當前中國啟蒙面臨的問題并不是西方的“啟蒙的辯證法”，而是“欲望的辯證法”。在這個泛濫、金錢角逐、精神分裂的時代，我們不僅要面對歷史遺留的由封建土義，至專制主義造就的蒙昧，還要面對欲望化時代一種新的“愚昧與偏見”，道德形而上主義是批評者面對這種歷史和現實的雙重啟蒙任務而提出的一種路徑。

僅就當下啟蒙的實踐層面，張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義”的“新啟蒙”體系不失為一種“人性啟蒙”的可行性道路，但是這種新啟蒙體系是通過文學途徑來闡釋的，它實際上是在啟蒙問題意識的背景下生發的文學啟蒙問題，這就給它的闡釋和實施帶來了一些糾纏不清的問題。我無意于評判中國啟蒙歷史的功過是非，也無意于探究道德形而上主義究竟能否最終改變啟蒙的困境，在此僅僅在文學范疇內探討張光芒的這種新體系構建存在的一些問題。

從啟蒙的視角來研究文學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度，但是我并不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無論哪一種思想和主義，在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中，在現時代的實踐意義上看來，都具有‘啟蒙’的意義”口。啟蒙作為一個從西方引進的概念，固然在中國的本土實踐中具有自身的文化特征，但同時它還是一個有著特定范疇的概念，如果過分夸大了啟蒙的內涵和外延，也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它的意義特征。以挖掘中國本土啟蒙思想的心態來關照百年新文學，張光芒“從撲朔迷離、錯綜復雜的歷史客體深層中發現中國近現代啟蒙文學思潮的原創思想與內在邏輯，許多為傳統性研究輕視甚至遮蔽排拒的歷史現象被納人‘啟蒙文學思潮’范疇，給出新的界定、新的闡釋”，這樣在使得中國啟蒙文學的內在脈絡得以延續、啟蒙文學思潮不斷壯大的同時，卻出現了另一種吊詭一——“豐富復雜的新文學”在他的筆下只剩下兩個字：“啟蒙”。對于本土啟蒙文學思潮的挖掘產生了這樣的閱讀效果，這恐怕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就以他對20世紀“50一70年代文學”“啟蒙”意義的闡述為例。首先，張光芒認為這一階段的文學之所以起到了重大的啟蒙作用，是因為它具備了震撼人心的“道德形而上”力量。這個觀點是大可質疑的。作者認為它“啟蒙”影響大的原因是：存在時間長、受眾大、對人生價值觀影響深遠。這的確是一種實情，但這并非它產生所謂“啟蒙”作用的主要原因。如果沒有50～70年代的特殊語境，這樣的文學是決不會產生如此大的影響的。那些作品之所以在當時會產生批評者描述的那種“啟蒙”效果，既是當時單調貧乏的文化土壤造就的，也是政治意識形態無孔不人教化的結果，如果無視這樣的現實，大談道德對人的凈化和影響，可謂一葉障目。

再者，如果我們還承認“啟蒙”的內涵是將人“從蒙昧中解脫出來”，那么認為“50一70年代”的主流文學蘊涵著道德“啟蒙”色彩并具有“啟蒙”大眾的人生選擇的觀點雖不失新穎但不脫荒謬。這一時期的文學尤其是作者陳述的具有“啟蒙”色彩的文學，無不是在主流意識形態的框架中去闡釋人物的性格和命運，如果說“啟蒙”是讓自己具有自主選擇自己道路的能力，那么我決不認為塑造了這樣的“英雄”的文學作品起到了真正意義上的“啟蒙”作用。批評者棄“啟蒙”的真正本質于不顧而大談“啟蒙”，無異于舍本逐末。

篇5

關鍵詞：《少年中國說》 當代文學 啟蒙

引言

梁啟超作為中國文學從傳統向現代轉變的一個典型代表，其文學創作時期處于新舊交替的世紀之交，其代表作《少年中國說》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散文，而且還是百年經典名篇之一。從文學風格看，《少年中國說》是梁啟超的重要代表作之一，這篇作品作于1900年。在中國近代史上，梁啟超作為蜚聲中外的著名學者和散文家，他的代表作除了今天我們所說的著名的《少年中國說》外，還有《敬業與樂業》《飲冰室主人自說》和《中國文化史》等。《少年中國說》這篇散文在近代文學史上是首屈一指的佳作，對未來之中國充滿樂觀自豪，洋溢著昂揚進取的氣慨和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對我們今天仍然具有劃時代意義。

一、傳統文學與梁啟超啟蒙文學比較

文學啟蒙是文學走向大眾化的直接原因。在梁啟超的文學理念中，文學是作為啟蒙的工具而出現的。所以，文學為了達到超越傳統文學框架的目的，首先要對文學的內容進行革新，而新的內容需要新的表述方式來表現。因為，當時中國古典文學一直采用的是文言文，語言和文學處于“言文分離”狀態，它較少受到社會日常生活的影響，使文學的表現力受到很大的束縛。文言雖然具有語言簡潔凝練的特點，但是存在著語義模糊、邏輯性不強、文體模式僵化的缺陷。隨著語言的不斷發展和進步，文言文的使用已經很難適應社會的發展需求，基于此，針對文學內容方面，梁啟超先生首先進行了改革，以適應當時民眾的需求。文學內容的改革使得文言文向白話文的轉變邁進了很大一步。有利于啟蒙思想的廣泛傳播，使得晚清文學走向了大眾。

近代黃遵憲是提出語言通俗化、大眾化的第一人。他的觀點是“蓋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其勢然也。”在《雜感》這首詩歌中，黃遵憲說：“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牢？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后人，驚為古斕斑。”這句話的意思是言文要統一，文學不需要晦澀難懂，而是要通俗易懂，白話文創作的作品更能為大眾所接受。裘廷梁也指出文言分離的弊端，“一人之身，而手口異國，實為千年文字之大厄。”之后他提出了廢除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主張，“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話而廢文言，則吾黃人聰明才力無他途以奪之，必且務為有用之學，何至暗沒如斯唉？”在他的文章中，他極力地宣傳白話文，提倡運用白話文。受到他們的影響，梁啟超對于文章和語言不統一的現狀也產生了諸多不滿。

在梁啟超長期的文學創作過程中，創造了一種新的介乎于古文和白話文之間的文體，受到了當時文人與普通百姓的歡迎。此外，還通過我們今天使用的簡體漢字創造了許多新的詞匯，當時的新詞匯都是梁啟超首先使用的。如何使得文學大眾化，梁啟超主要列舉了幾種措施：第一，從文體的角度創新，最為上乘的選擇當屬小說文體。第二，從語言角度方面，可以大量地使用西方詞匯，通過白話文創作。在中國的傳統文學中，以詩文為主，在文學中占據著不可動搖的地位。小說則被排斥，不屬于中國傳統文學中的主流，地位較低。可以這樣講，在中國傳統文學看來，詩文是高雅的，小說是庸俗的，就像是廟堂之音與瓦斯之音尊卑高下的劃分。但是梁啟超將小說放在了文學最為上乘的地位，打破了傳統的文體等級劃分，在近代文學史上，是一次質的飛躍。

二、《少年中國說》中的文學觀

十九世紀末期的“詩界革命”，梁啟超此時仍舊認為“新語句”是衡量新詩的重要標準。梁啟超發表了《少年中國說》等一系列文章，在這些文章中，梁啟超運用新鮮的實例、新鮮的問題以及白話的語言將啟蒙思想生動地表現了出來。作為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代表篇章，著名的散文《少年中國說》是表達作者梁啟超愛國情懷的經典之作。對于當代作家而言，新民文流與啟蒙文學萌芽兩者都在梁啟超的“詩歌領域”和“小說領域”中有所表現。最開始只是一種含蓄的文學表達，那么隨著創作的成熟，在他的“文學界的創新”中就將這些思想非常生動地闡述了出來，梁啟超的文學觀點以及出發點都是為了啟蒙，不僅如此，啟蒙文學觀念迅速發展，給后世文壇帶來了極大的沖擊，在晚清時代，甚至成為很多具有創新精神作家的主要追求目標。《少年中國說》不同于傳統的文學觀點，將地位低下的小說一下子提到了極大的高度，而且梁啟超在文章的末期寫到：“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新小說始！”表明了他推崇利用小說進行啟蒙的大膽思想。梁啟超的文學觀念有著鮮明的啟蒙內涵與語言通俗性特征，而且這兩者特性把這類新文體快速地傳播和普及。

從形式方面來看，梁啟超文學中的通俗性實際上表現的是形式方面的通俗，因為這些通俗的外表之下包含的卻是極為高雅的內容。梁啟超的“新民”思想滲透著自由、公民、權利、義務等內容，這些內容對于現在的我們來講是極為常見的，但是對于社會思想還很落后的中國來講，這些詞語處處滲透著新鮮，卻又很難理解。《少年中國說》是梁啟超運用新文體所寫成的散文，充分體現了其新文體的風格，大量運用了比喻和對比的手法，帶有極強的震撼性。文章慷慨激昂，且氣勢奔放，充分表達了作者對于中國的熱愛之情以及殷切的期盼之感。從表達技巧上來看，從正反兩方面進行了反復闡述，論說有力，富有吸引力和鼓動性。例如，在《少年中國說》結尾那段展望祖國美好未來的文字，每個生活在當年內憂外患交困中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目睹人民的痛苦，讀了這段文字，就不能不奮然而起，投身于時代的浪潮之中，創造一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少年中國”。在文章結尾，引宋朝愛國英雄岳飛《滿江紅》中的名句，并表示棄“哀時客”之名，更名為“少年中國之少年”，以勉勵自己，也激勵青年，不要虛度年華，以免遺恨于晚年，充分地表示出作者改革到底的決心。

在《少年中國說》中，梁啟超對傳統文學進行了大膽的改變，在繼承了傳統民間文學的前提下，采用了西方的文學寫作手法，并進行了嘗試和改造，使得中國文學得到了極大的現代性轉換。例如在第六節中用類比的寫作方法，論證昔日之環境時使用了比喻手法：“正如嬰兒長大成人一樣，她已經經歷了胚胎時期，乳哺時期，童子時期，而今剛剛開始進入成童以上的少年之界”。關于敘述視角和結構方式的運用，梁啟超在其作品中的手法和傳統的有很大不同，他拋棄了原來必須遵從嚴格韻律的模式，而是運用了較為活潑的散文結構，更加接近日常的口語語言，這些都是梁啟超文學中所作的現代性文學的嘗試和探索，讀者接受起來更加容易一些，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發展和轉折。梁啟超文學比較特別的地方在于他的文學作品能夠更好地體現社會功能的作用。在他看來，文學作品內容是現實中所發生事情的再述和現實問題的反映。因此，雖然和傳統文學一樣都具有“載道”的作用，但是梁啟超的文學價值觀念卻是不一樣的，具有濃厚的現代化思想意識。雖然在很多地方他都避免不涉及到文學的本體本性，但是畢竟是缺乏審美意識，在實踐方面不自覺地就推動了文學的嬗變，這種推動不是本體性的。站在作家角度，其實梁啟超明白作品只有具有藝術價值才能永久流傳，但是他仍舊是將社會功能放在首位，創作了完全不同于傳統文學的作品。他的作品大都帶有啟蒙作用，在晚清時代可謂是獨樹一幟的創作，給當時的讀者打開了一扇可以通向更遠之處的大門。

在梁啟超的文學創作中，他通過利用俗語的文體對中國傳統文學作品進行不斷地改進和革新，將日常口語與讀語寫入詩句當中，并且融合了西方的新詞匯與語法，比如“經濟”一詞，使得詩作的語境新穎，能夠靈活地展現新思想，顯示出文學語言可以更加通俗易懂。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上，這一特點是革命性的成就。文學的最終價值就是讓大眾擺脫愚昧，脫離社會對其的束縛與遮蔽，充分提升百姓的思想。所以利用新文體與觀念才是衡量文學作品是否有重要意義的標桿。

結語

學者嚴復在著作《與熊純如書》中曾說：“梁任公筆下大有魔力，而實有左右社會之能。”在這里給予梁啟超的文學作品很高的評價。后來梁啟超在創作并發展這種通俗的“新文體”時也間接承認自己的文學作品由于結構清晰、語言明確并帶有情感內涵，這種新文體特質對當代文學也有深遠影響，就像有魔力一樣。這種通俗且易為人們接受的形式及其所包孕的新思想，不僅在晚清文學改良作品中產生巨大影響，同時，這種文體風格也深深地影響了我們今人的文學創作。

梁啟超推崇的一系列文學活動，不論是在其意圖或者結果等方面，都是對傳統文學的顛覆佳作。和古板僵化的中國古代散文對比，自由活潑且能夠反映時事的“新文體”才能夠接近我們的生活實際。越是貼近口語越能夠被廣泛接受，更加順應時代的發展。這些文學作品能夠反映現代人的基本觀念，推動了當時社會文學的進步，進而為其后的一系列文學發展提供了文化基礎和人才隊伍。這種新型文學風格已經感染了清末的文壇，使得五四后現當代的文學都受到其深遠影響，成為打開現代主義文學的一把鑰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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