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個體經濟的意義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發展個體經濟的意義，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一、必須按照與時俱進的要求，掀起一場思想解放革命

回顧改革開放20多年的兵團經濟和社會發展，盡管實現了較快的增長和發展。但是思想陳舊、觀念落后還比較嚴重，改革尚不到位，理論、機制、制度、科技創新能力弱，經濟低層次循環和效益低下等問題的存在，根源仍然與思想解放程度低有很大關系，可以說，全兵團的思想解放并沒有完全實現與全國的同步，總體上落后于全國。主要表現為：原有利益格局沒有徹底打破，新的利益格局難以形成；改革局限在某些局部和少數行業上，廣度和深度比較有限；市場經濟機制建立緩慢，舊的生產關系仍然在束縛著生產力的發展；總體上經濟發展低層次、低效益的特征比較明顯。

解決認識上存在的差距，必須要按照與時俱進的要求，在全兵團掀起一場思想解放革命。應該充分認識思想解放的必要性，尋找差距、尋求突破、實現大解放。

二、全面認識兵團特殊性，自覺發揮其優勢

一是使命特性。兵團擔負著屯墾戍邊的歷史使命，屯墾戍邊的基礎性任務是發展屯墾集團的實力，以此來保證戍邊的實現。如此，兵團實現自身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是最基本的要求和最基礎性的任務，也是完成使命的惟一途徑。

二是組織特性。兵團是一個特殊的組織，其組織結構、組織形式獨一無二，組織的嚴密性、紀律性和運轉的靈敏性非常高。它有利于充分運用各種組織形式的優勢，發揮各種組織形式的特點，多方位地進行經濟和社會發展運作；有利于組織社會化生產，適應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的客觀需要；易于形成經濟發展的層次性和多樣化；便于增強經濟發展的彈性。

三是集團特性。兵團具有明顯的集團化優勢。其開拓市場的一致性、經濟內部的互補性、區域分工更細更明確、經濟計劃的針對性、政策和輿論及投資的引導等等，都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四是經營特性。兵團的規模化經營，是又一大優勢。兵團由于其特殊性，決定了這種優勢比較符合市場競爭的需要，有利于在某個行業或某幾個行業形成比較優勢，有利于集中力量做大做強，有利于優勢資源的集中轉化。

五是管理特性。兵團具有嚴密的組織結構，這必然易于統一思想、統一規劃、統一管理、統一經營，易于形成步調一致，達成同心促發展的良好局面。

三、加強對投資“二重性”的研究，充分發揮導向作用

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投資的拉動，沒有投人很難有產出。但是同樣的投資，投入的領域、產業不同，產出就不同；同樣的投資，投入同樣的領域、產業，支持的環節不同，產出也不同。這就是投資的“二重性”(投資的需求和供給)在起作用。

兵團的經濟處在成長階段，保持一定投資規模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單純追求投資數量，更要注重投資質量上的提升。投資質量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投資“二重性”的銜接程度。對全國而言，政府投資要逐步退出競爭領域，但兵團企業方面的職能決定了不可能退出對競爭領域的投資，況且兵團企業的整體競爭能力與全國企業相比不在一個檔次上，競爭領域仍然需要大力扶持。對于發達地區而言，國家支持其基礎設施或非生產性建設，是為其減輕了投資壓力；對于兵團而言，過度地爭取國家投資搞基礎設施或非生產性建設，是與自身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的。通常國家投入的是引導資金，使用國家投資意味著必須有相當規模的自有資金配套。而國家投入的領域有相當一部分在非生產領域，不是兵團當前必須要解決的投資問題。如此就引發了來自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制約兵團經濟發展迫切需要投入來解決的瓶頸問題，得不到必要的投入；另一方面兵團的自身積累隨著國家引導資金投到了非生產領域中。

篇2

關鍵詞：區域經濟學 增長極 點軸 山東德州

1.德州區域地理位置

德州北依京津，南靠濟南，西接石家莊，東連渤海灣，處在渤海灣經濟圈之內，是華東、華北兩大經濟區的連接帶，有著“南北借力、東西逢源”的地緣優勢。自古就有“九達天衢，神京門戶”之稱。京滬、德石、濟邯和在建的京滬高速鐵路、德煙鐵路在此交匯，京福、濟聊、青銀高速公路穿境而過，5條國道、14條省道縱橫交錯，形成了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是國家公路運輸樞紐城市，京滬高鐵，太青客運專線貫穿京、津、冀、魯、蘇、皖、滬等省市，是連接京津冀經濟區和長三角經濟區的經濟大動脈，它將以“交通高速”縮短地區之間的“經濟距離”，加速區域之間經濟要素的流動與整合，推動區域之間經濟聯動，協作發展。特別是近年來發展的高速鐵路交通，必然又成為拉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德州市城市總體規劃（2005-2020）》確定城鎮體系空間結構為：“強化軸向骨架生長，構建指狀城鎮空間”，最終形成“一帶兩翼”的城鎮空間格局。

2.增長極分析研究

德州處于中國四大開發區之一的京津唐環渤海經濟圈內，也處于“黃藍”開發經濟開發規劃區內，作為兩大經濟區域交界覆蓋區，德州具有很大的經濟發展潛力和發展動力。

德州的位置恰恰處于兩個增長極的極點之間，分別是環渤海經濟圈的中心城市北京和黃河經濟開發區的中心城市北京。也正是因為德州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才使得德州容易在兩大經濟圈內處于“凹陷區”，使得德州在經濟發展上出現空洞，其存在的問題也是發展的契機，產生的“虹吸效應”可以讓我們在此受益。所以，在此可以看出地理區位給德州帶來了很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

3.“啞鈴模式”下經濟發展問題及對策

德州目前處于一個較為尷尬的境地，處于京津唐的環渤海經濟圈并距離滬寧杭的長三角經濟圈也較近，兩大經濟圈的交界和邊緣區域使得德州有承接經濟轉型的機遇和優先條件。但是由于德州都不屬于經濟圈內發展優勢凸顯的增長極，無疑在此中間成為了一個塌陷區，以京滬高鐵為軸線呈現出“啞鈴模式”。

在外生因素上看，資本追求利潤的本性使投資者都愿意將自己的資金投向能夠給自己帶來更多利潤的地方。北京、上海是我國一線城市，而濟南是山東的省會城市，在整個華北地區乃至整個北方可以說都是具有最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優厚的投資利潤，因此能夠吸引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將經濟落后地區的儲蓄轉化為首都、省會這些發達地區的投資，相比之下最為地區的德州由于經濟基礎落后和投資收益率低，資本外流，致使資本積累逐漸減少，資本日趨短缺和枯竭，任何現代化的產業都難以起步。

從內生因素上看，德州市自身的人力資本、政策法規、基礎設施建設等軟件和硬件上還存在一些缺失，與京滬等一線城市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在承接產業轉移，促進產業升級等方面還存在許多問題和漏洞，和京、濟、滬完備的資源優勢和條件形成了鮮明對比。從而強烈的吸引力，將德州周邊乃至本地區的人力、資本吸引到這些較為發達的區域。落后地區就是服務這些增長極點城市的角色，經濟圖強規劃讓位于政治大局意識延緩了發達地區和經濟相對落后地區之間進行協作的快速發展。因此，這些地區的“空吸”現象一定程度上也是行政力量作用的結果。

所以針對上述問題和情形，我們應該提出和制定相應的建議對策，以縮小區域差距，實現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第一，國家應該加大對增長極周邊的投入，具體來說可以加大對周邊地區公共基礎設施的投入，從而使德州逐步具備較高的產業承接能力。如對開發區的投資建設，招商引資，修建更加便捷的交通設施等。

第二，轉變觀念，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促進資源優化配置。減少地方政府的過多干預，使市場更開放，從而以一個更加包容的城市來吸引更多周邊乃至更高更遠的產業、資源的轉移。政府的過多干預不利于要素的流動，從而影響企業的升級，不利于產生較大的規模效應。所以，政府適當地引導和促進市場要素的流動則起了較大的作用。

第三，加強德州高新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太陽能作為新型能源，在全國也處于發展階段。作為太陽能的龍頭企業，皇明公司則起到了巨大的帶頭示范作用。所以，政府應支持和鼓勵這些高新民營企業的發展，從而，做好接收增長極地區轉移產業的準備，另一方面發展地方產業鼓勵支持當地企業，積極引導當地企業“走出去”。實施人才強市戰略，提供適合的崗位充分發揮人才的作用。

參考文獻：

[1]王正方.德州產業配套天津濱海新區的現狀及建議[J].環渤海經濟瞭望，2010，（3）：40-41.

[2]李廣濤，王輝.山東省欠發達地區經濟增長對產業結構變遷影響研究——以德州市為例的實證分析[J].中國市場，2007，（39）：25-26.

篇3

2010年8月10日,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蕭琛在西寧省委黨校做了“知識經濟低碳時代:‘十二五’展望――新時期青海改革調整規劃機遇挑戰”的專題報告。受到省政府機關領導與各方人士的好評。現應組織方和《青海學刊》的約請,并根據演講記錄,整理文論如下。

“十一五”乃至改革開放30年的飛速發展奠定了雄厚基礎。

其一,經濟實力持續增強,孕育了發展從量變向質變跨越的拐點。經過連續8年12%以上的增長,目前青海省生產總值每年以百億元的規模增加,財政收入以十幾億、二十幾億元規模增加。其二,工業化進程持續加快,奠定了產業由初級向較高層次轉型的基礎。2000年到2008年,全省三次產業結構比西部大開發戰略第二個十年的政策措施正在制定,必將為青海發展提供新的歷史機遇。在制定出臺了支持青海等省藏族聚居區經濟社會發展若干意見后,黨和國家正在研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第二個十年的政策措施,正在醞釀推動藏族聚居區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

自然變動和政策機遇都說明,青海正在醞釀進入一個經濟加速發展、產業加快轉型的新的關鍵階段。立足省情實際,在科學分析我省階段性特征的基礎上,對具有青海特點的科學發展模式進行了積極探索,青海省委已經提出了跨越發展、綠色發展、和諧發展和統籌發展,也即“四個發展”的新戰略。

確立多元化發展戰略、進一步重視開發青海旅游產業。

推動“四個發展”,探索符合青重由15.2∶41.3∶43.5演變為11∶55∶34,工業增加值占生產總值的比重由30%提高到46.6%,支柱和優勢產業集群化發展趨勢明顯,新興產業快速興起。城鎮化率由2005年的39.2%提高到2008年的41%。其三,要素投入結構持續改善,形成了發展要素由一元向多元轉變的格局。隨著經濟實力的提升,資本、資源、技術和人才等要素進一步積累,尤其是推進資源綜合開發的一些重大科技攻關不斷取得實質突破,重點企業引進消化吸收和集成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為推進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了科技支撐。一些大型企業包括央企加快進軍青海,一些世界五百強企業也開始將目光投向青海,出現了可喜的現象。

低碳時代、“十二五”和第二輪西部大開發

進一步提供新契機

氣候變暖、低碳時代的到來,雖然對資源加工業帶來挑戰,但也為青海提供了難得的獨到的機遇。青海是生態大省,由于降雨不足、氣溫偏低,植被繁茂和水土保持的難度都比較大。前些年,青海湖的水域面積一直在縮小,而近些年,面積卻在擴大;就植被而言,氣候變暖也給青海生態帶來許多積極因素。

海實際、具有青海特點的科學發展新思路和新模式,必須科學分析和總結發展經驗,特別要正視青海經濟基礎薄弱、經濟發展戰略和路徑單一、對外開放水平低、能耗水平高等現實問題,促進單一資源指向型戰略向資源指向型和市場指向型相結合的多業并舉的多元化發展戰略轉變,在青海現有發展條件和發展基礎之上,堅持以市場導向為前提,以資源開發為基礎,不斷調整和優化發展思路,促進青海經濟發展速度、經濟總量與經濟運行質量的同步提升,推動青海經濟發展邁上新臺階,走上綠色發展、跨越發展的新路子。

具體講,在世界經濟重建,中國經濟重心西移的過程中,不僅要重視生態、低碳、新能源、ICE、智能物聯網等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且也應當重視開發青海的生態文化旅游資源。尤其是在青藏鐵路貫通之后,中國西部旅游產業必將成為中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新亮點。而青海是這個旅游網的中心結點地帶。旅游產業可以帶來的不僅是大量的(外匯)收入,而且可以帶來大量的新的社會經濟文化理念。對于青海人力資源平均水平的升級意義深遠。為此,必須注意提升“青海旅游品”的“質量”,增加其“規格品種”。此外,鑒于青海旅游季節性很強等難點,建立有彈性有系統的接待基礎設施這一點,也值得在新時期大力探索。

三駕馬車”共動經濟增長,正確認識“凈出口負拉動”現象

一個地區的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通常是由投資、消費、凈出口“三駕馬車”共同發力形成的。從青海經濟30年的發展過程來看,投資、消費對經濟增長一直保持著較高的貢獻率,而同期大多年份凈出口對經濟增長表現為“負拉動”(貢獻率為負值)。尤其是西部大開發的10年來,投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分別達78.1%、69.5%,而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47.6%,表明青海經濟增長呈現典型的“兩輪驅動”。

如何看“兩輪驅動”?

一方面,應當認識到,這與青海深居內陸腹地等客觀條件有關,所暴露的是青海吸引外資的產業發展環境和產業配套能力較弱,外貿行業實力不強,經濟發展外向度不高等問題。從長遠來看,青海作為一個欠發達省份,如果僅僅依靠投資、消費“兩駕馬車”拉動經濟增長,不能夠充分有效發揮“三駕馬車”的拉動合力,青海經濟很難實現跨越發展。另一方面,也應該認識到,就一國范圍而言,各經濟組成部分都有其稀缺的經濟功能或者說比較優勢,而對于這種特色資源的定價,不同的經濟體往往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平均化撥款、提高上游水價、提高生態貢獻“負稅”,等等,都是十二五 期間值得關注的新課題。換言之,依靠國家財政,爭取更多資源、力保更大貢獻,是青海人義不容辭的偉大使命。

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不僅要注意“中間需求”,而且要注意“最終需求”。多年來青海經濟快速增長是在能源資源大量消耗基礎上實現的,缺乏長遠、持續的資源和環境支撐,突出表現為資源消耗大、能耗高、產業結構低度化、環境退化、受不確定的外部因素影響明顯勢產業為主的經濟增長點,以及以西寧和格爾木為主的區域增長極。

篇4

【關鍵詞】一行三會 金融監管

一、緒論

中國的金融監管體系發展至今，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無數次改革中，最終形成了現下以中央銀行為主、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并行的“一行三會”模式。然而隨著市場化程度的加深，資本市場開放程度的加深、經濟對外依存度的變化都意味著未來的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只增不減。我國金融行業混業程度逐漸加深，金融監管的不足卻體現在監管法制建設、運作體制建設與一行三會協調配合等多個方面。危機后的我國縱使金融改革成績值得認可，但仍需要一個健全的、協調性更強的金融監管體系。本文以防范未來金融風險、保持金融市場穩定為目標，對英國在次貸危機后的改革情況進行總結分析，對我國“一行三會”的金融模式的發展路徑提出建議。

二、我國現下金融監管體制存在的問題

（一）“一行三會”的形成

我國市場經濟的金融監管體系歷程分為發展初期、發展中期、穩定發展時期和成熟時期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79年到1991年，改革開放后我國一步步恢復和設立了四大國有銀行并實現了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在此之后中國逐漸形成了以人民銀行為核心，專業銀行為主體的金融組織體系基本形成。而在1986年，國務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管理暫行條例》賦予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監管的職責，主要是為了保證國有銀行對政府政策的資金支持。但監管手段的落后與風險防范機制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金融混亂與宏觀調控失靈。

第二個階段是1992年到1997年，證監會、保監會的成立承接了證券和保險行業的監管，隨著《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國務院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一系列法規的出臺，確定了人民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的監管地位，最終形成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分業監管模式。

第三個階段是 1999年至2002年，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為我國金融市場造成了巨大的損失，我國不得不推出更加細化高效的監管措施，逐漸形成最基本的監管體系。除了細化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分工協作的分業監督體系并通過撤銷省級機構以加強人民銀行的宏觀調控能力外，還通過取締海南發展銀行等一批不良金融機構、剝離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以處理風險暴露問題。

最后的階段是2003年后金融監管改革成熟時期。2003年4月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后，人民銀行將銀行業的金融監管職能轉交給銀監會，“一行三會”的金融分業監管體系正式形成，其中人民銀行負責金融穩定協調機制的規劃，與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分工明確。

（二）金融監管體系缺乏分工和協調機制

（1）“三行一會”的內部協調機制。當下我國金融業總體依然是分業經營和監管，這一模式的優勢在于專業性和效率性更強。但國有商業銀行股改上市后，企業效益在其發展目標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再加上資金實力充足，便逐漸顯示出混業趨勢。監管進行時，一行三會各司其職，而對規定中尚未界定的風險類型置若罔聞。再加上四家金融監管部門的目標不能同意，盡管協調機制需求迫切，卻沒有一個機構能擔起全局掌控的大任，比如人民銀行和銀監會存在監管領域上的重合與目標上的差異，卻從未出現過明確的協調機制條文來處理沖突問題。盡管在2003年修訂后的《人民銀行法》建立了包括一行三會的金融監管聯席會議制度，但這一制度只具備協商功能，沒有致力于推出過功能性、規范化的文件。

“一行三會”致力于實現各自領域的高強度的細化監管，但我國當下金融行業在產品和服務上的創新發展日新月異，機構合并和業務重組等模式也為金融機構的業務交叉提供更多可能性，分業監管出現了許多金融監管空白。比如依靠網絡的電子支付工具至今沒有全面的金融法規對其監管。現有的政策政策措施并不能覆蓋所有的互聯網金融業務，而且缺乏針對性，政策的推出存在滯后性；此外從國外引入的金融產品，如次貸衍生產品，和國內金融創新產品也沒有相關法律法規，比如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持有美國次級抵押債券在次貸危機就讓其資產蒙受損失，足見我國的金融監管政策更新跟不上金融發展速度。

（2）“三行一會”與外部金融機構的協調機制。除了內部溝通的欠缺，“三行一會”還存在與監管對象的聯系問題。由于屬于國家機關，四家機構在權本位思想影響下難以實現監管服務并行的理念，比如銀監會有校正金融機構非合規行為和協助金融機構遵守監管要求的職責，但由于缺乏和監管機構的良性互動，在監管進程中信息不對稱現象嚴重，使得監管效率很低。

同時對外資銀行在國內分支和母公司的監管、存在問題。金融風險存在關聯性，為了有效防范國外金融機構的風險傳入對我國經濟體系造成的影響，時刻關注這些金融機構狀況、加強并拓寬信息溝通的渠道與效率，也是監管部門的職責之一。

（三）金融監管體系缺乏對多元化金融的監管

篇5

關鍵詞：財政體制；縣域經濟；影響；改革建議

中圖分類號：F812.7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03-000-02

我國現行財政體制主要是指1994年確立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按照稅種的不同把稅收收入分為中央稅、地方稅以及中央和地方共享稅，從而確定了中央和地方各自的收入來源。具體到縣一級，又因各省情況不同而有不同的管理體制，但分稅制的基本框架沒有改變。以遼寧省為例，現行的財政體制仍然是以分稅制為基礎，同時在2010年省政府又對省與縣之間的財政體制進行了一定調整。主要內容包括：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收分配體制基本不變，但在省與縣之間，將原來屬于省縣共享稅種的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和房產稅全部下劃為縣級收入，同時縣需要向省上解稅收以保障省級財力。為了彌補縣級財力不足，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從中央到省、市均給縣安排一定數額的轉移支付資金。此外，還有各種收入增量返還等獎勵措施，用以激勵縣級政府大力增加財政收入。在財政支出方面則是通過明確劃分事權來確定支出范圍，縣級事權主要包括義務教育、區域內基礎設施建設、社會治安、環境保護、行政事務管理等事項，近年來又增加了社會保障、失地農民生活保障、社會公共衛生應急等事權。縣級政府要利用現行體制下取得的財政收入來為上述事權買單。

一、現行財政體制對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總體上看，現行財政體制對縣域經濟社會發展既存在很大的促進作用又存在一定的不適應性。

1.分稅制財政體制對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

從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看，分稅制財政體制壯大了財政收入規模，加快了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體制激勵作用明顯，地方經濟快速發展。現行財政體制，明確中央與地方的收入來源，激勵地方大力開展經濟建設，提升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從而提高稅收規模。例如遼北某縣從本世紀初提出“稅源經濟”的理念，通過發展陶瓷、綠色食品加工、風力發電、輕工家電、牛產業、通用航空等實體經濟培植稅源，使縣域經濟和地方財政收入駛入了高速增長的快車道。全縣國民生產總值從2000年的18.6億元增長到2014年的313億元，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從2000年的0.38億元增長到2014年的27.8億元。

二是收入結構不斷優化，地方財政實力逐步增強。分稅制財政體制確立了以稅收收入為主，非稅收入為輔的的收入結構，上例中的遼北某縣通過加大對稅收收入的征管力度，加強非稅收入管理，實現了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同時把稅收收入占公共財政預算收入的比重控制在80%左右，提高了收入質量，增加了地方可用財力。

三是轉移支付調節了地區間收入差異，促進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在分稅制體制下從中央到省、市均給縣級安排了大量轉移支付資金，有效促進了縣級發展。本世紀以來，遼北某縣公共財政預算支出連年高于預算收入，財政自給率在最低的年份僅為38%左右，在最高的年份也沒有超過70%，大量的教育、科技、衛生、文化、農田水利、植樹造林等項目均靠上級轉移支付資金安排，給該縣的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巨大動力。

2.分稅制財政體制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是在體制上未能更多讓利地方。首先從整體上看，中央在分稅制中占大頭，地方占小頭，而在地方收入中按照省、市、縣的層級層層遞減，縣級收入處于占比最小的地位。這就造成了財力高度向上級集中，縣要依靠上級轉移支付支持才能保證財政正常運轉。其次從稅種劃分上看，稅源集中、穩定性強的收入大都劃為中央和省級收入，而稅源分散、征管難度大、增收潛力小的稅種則屬于縣級固定收入。

二是在共享稅種分配上劃分比例不合理。例如在工商稅收中縣級分配的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比例均較低，而營業稅則達到了70%。但從縣域經濟發展的角度看，縣級主要支柱財源應為實體工業，所產生的主要稅收是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營業稅主要存在于服務業中，而縣級受城鎮化程度、人口規模等因素影響，服務業遠不如城市發達，營業稅稅源十分有限。此種分配方式，造成了縣級政府辛苦招商引資，企業落戶帶來的稅收卻大部分被上級拿走的尷尬，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縣域經濟發展。

三是在一定程度上誘導了縣域經濟發展路徑。在現行財政體制中，涉土四稅全部屬于縣級收入，而以土地出讓金為代表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也是縣級財力的主要來源。縣級政府在發展過程中為追求利益最大化必然選擇增加涉土稅收的發展路徑，這也就形成了“土地財政”、大力發展房地產行業等狀況，造成了許多縣域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負擔沉重，商品房庫存高企等問題。

四是財權與事權不匹配。縣級雖然處于收入分配的最末端，但其事權卻一樣不少，并有逐年增多的趨勢。最主要的支出事權包括供養全縣行政、事業在職及退休人員，保證政府機構正常運轉，保證義務教育、基本醫療等公共支出，供養五保、低保等優撫人員，彌補企業養老保險缺口等。對這些事權，縣級概括稱為剛性支出。而在這些支出中還有許多“上級出政策、下級配套資金”的支出項目，例如義務教育的“普九達標”，在上級出臺政策后縣級只能自行投入資金進行校舍改造，形成了沉重的“普九債務”，再比如公檢法公用經費達標、調整工資標準等均由縣級政府安排資金，造成了縣級財力緊張，制約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投入。

五是轉移支付制度不夠規范、不科學。一方面轉移支付缺乏固定約束，分配規模往往由上級說了算，一直以來飽受詬病的“跑部錢進”就是轉移支付制度不規范的體現。縣級財政部門也往往是把向上爭取資金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任務，不僅牽扯了大量精力而且存在一定的權力尋租隱患。另一方面轉移支付的構成不夠科學，近年來縣級財政收到的轉移支付資金多為有固定用途的專項轉移支付資金，少有可以自主安排的一般性轉移支付資金。這就造成了縣級財力難以集中，想辦的事情受財力制約往往辦不成。

六是縣級財政狀況沒有得到明顯好轉。在分稅制財政體制下，縣級政府本身分配的財權就少，2006年中央又全面取消了農業四稅，導致縣級財政更為艱難，而鄉鎮一級更是處于收不抵支的局面。為保證鄉鎮正常運轉，縣級往往還要負擔鄉鎮的工資、運轉等支出，再加上各類剛性支出，公建支出等，使財政資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現行財政體制下的收入規模，僅能保證縣級的必要支出，即所謂的“吃飯財政”，不足以支持縣域經濟社會發展投入。為了籌集經濟社會發展資金，部分縣級政府近年來進行了大規模融資，造成了負債率攀升，債務負擔沉重，而幾年之后的今天，償債支出又占用了大量縣級財力，使本來捉襟見肘的財政狀況雪上加霜。

二、對現行財政體制的改革建議

針對上述問題，一方面要通過發展縣域經濟，培植稅源，加強財政管理，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等措施逐步加以解決。另一方面也要從體制上進行改革，從根本上扭D縣級財政狀況，提升縣級財政對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持作用。

對現行財政體制進行改革應當遵循有利于增加縣級財力，有利于激勵縣級政府大力發展實體經濟，有利于縣域發揮自身發展優勢，有利于保障縣級基本服務，有利于化解和防范財政風險的原則。在此基礎上，筆者提出如下改革建議：

一是要財力下沉，增加縣級在分稅制中的分配比例。具體包括將消費稅等中央稅種轉為中央和地方共享稅種，給予縣級一定的分成；提高縣級在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稅種中的分成比例；合理劃分總分機構稅收歸屬，將石油、電力、通信等大型國企所屬的縣級分支機構所產生的稅收劃為縣級收入。使縣級擁有較為優質、穩定的稅源，增加縣級財力保障水平。

二是要調整涉土四稅的分配。在給予縣級一定財力補償的情況下，中央和省可以在涉土四稅中享有一定的分成。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中央及上級政府對基層的控制力，另一方有利于抑制地方政府盲目發展“土地財政”的沖動。

三是理順財政投入關系。當前財政體制下，縣級政府負擔的事權過多，剛性支出壓力大，制約了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投入。可以考慮建立基本公共服務保障體系，由中央及省對縣級的義務教育、基本醫療、社會保險等方面進行直接投入。在降低地區間的差異，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同時解放部分縣級財力，促進縣級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投入。

四是規范轉移支付制度。一方面要提高轉移支付的剛性約束，規范轉移支付的安排流程，降低上級在轉移支付過程中的隨意性。另一方面要調整轉移支付的結構，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的規模，方便縣級依照自身發展優勢自主支配專項資金。可以考慮在轉移支付制度改革中，進一步放寬專項資金使用限制，例如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允許縣級打捆使用轉移支付資金等，這樣更加有利于縣級政府依據自身產業發展目標安排資金，集中更多的財力快速促進產業發展。

五是幫助化解政府債務。當前政府債務沉重成為了制約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大量財政資金用于還本付息支出，嚴重影響了經濟社會發展投入。上級財政幫助地方政府化解債務并不是簡單的代為償還，而是首先解決償債負擔重，融資成本高的問題。可以考慮由上級財政部門出資對縣級到期債務及高利息債務進行置換，待縣級財政狀況好轉再逐漸償還給上級財政。一方面減輕當前的償債支出壓力，另一方面減少利息支付，節約財政資金。

六是完善地方稅收體系。按照我國“一級政府、一級財政”的管理原則，縣級政府雖有本級財政的管理權，但稅收管理的權力卻較為弱化。在現行體制下，國稅局為中央直管單位，地稅局為市管單位，從行政隸屬關系上說，稅務部門并不屬于縣級政府序列。縣政府對稅務部門的控制力與影響力也較低。這就導致了在組織財政收入方面稅務部門與縣級政府存在一定的脫節現象，有些強化稅收征管的政策由于難度大、成本高往往難以執行，造成地方稅款的流失。今年，中央充分向基層下放各類管理權限，遼寧省的工商、質監等部門均已完成下放，可以考慮在今后的改革中下放地稅管理權，進一步理順縣級稅收管理體系，更好的凝聚全縣力量做好財稅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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