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十七大報告中主席指出“：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關鍵要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原有經濟增長方式有著質的不同，是我黨在認真總結并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以來的發展實踐、科學分析當前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并反映了我黨當對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它要求我們從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系統地來發展經濟，轉變原有的單純只追求經濟增長的發展方式。這一偉大思想的提出，表明我們對現實經濟發展的認識和把握更準確更主動，對促進我國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1經濟增長方式與經濟發展方式的聯系

通常分析中，經濟增長方式與經濟發展方式似乎是一個相同的概念。兩者都屬于宏觀經濟學的范疇，但實際上兩者是既相互聯系又有區別的。“經濟增長方式”通常指決定經濟增長的各種要素的組合方式以及各種要素組合起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衡量指標有國內生產總值（GDP）、國民生產總值（GNP）與國民收入（NI）等。經濟增長方式實質是指依賴什么要素，憑借什么手段并通過什么途徑怎樣實現經濟增長，推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振興。現代經濟學從不同的角度將經濟增長的方式分成兩類，即粗放型經濟和集約型經濟。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資金、資源的投入來增加產品的數量，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則是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的素質來增加產品的數量和提高產品的質量，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經濟發展方式是實現經濟發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不僅包括經濟增長方式，而且還包含結構（經濟結構、城鄉結構、產業結構、地區結構等）、運行質量、收入分配、經濟效益、城市化程度、環境保護、工業化水平及現代化進程等諸多方面的內容。不僅強調經濟增長，同時要調整經濟結構，優化資源配置，創新生產技術，完善社會組織和和諧社會的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因此，它的內涵不僅是從粗放型向集約型增長德轉變或從外延增長向內涵增長的轉變，而是一個系統的全面的轉變：一是向發展目標多元化轉變；二是向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的并舉轉變。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只有一字之差，但含義卻大相徑庭，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研究思考。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應該突出經濟領域中的“數量”變化，更應強調和追求經濟運行中的“質量”提升和“結構”優化。其鮮明特征是：顧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和產業升級，顧及可持續性，顧及就業、消費、分配等一系列社會需要等。

2經濟發展方式與經濟增長方式的區別

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雖不能視為同一概念，但是經濟發展顯然包含了經濟增長，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無疑也要求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以實現經濟的集約型增長。總結起來二者之間的聯系在于：第一，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都是經濟發展的方式，但經濟增長方式側重于經濟數量的增加，而經濟發展方式側重于經濟結構的改善和經濟質量的提高，二者共同構成經濟增長質量與數量、總量與結構的統一。第二，經濟發展方式包含了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發展方式也講求經濟質量增長，追求集約型、效益型增長就是又好又快的經濟增長方式。第三，二者相互促進，又快、又好、又省的經濟增長方式能促進經濟的發展，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又能使經濟增長方式更持續，更有效。總而言之，經濟增長只是手段，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基礎。所以經濟發展才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目的；經濟發展又是經濟增長的結果，沒有一定程度的經濟增長，經濟發展就無從談起，就無所謂經濟發展。

3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要性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的經濟保持了持續穩定的高增長與高發展，同時取得了舉世矚目和令國人振奮的光輝成就。但高速增長與發展的同時，也存在各種問題，并且這次些問題十分明顯和嚴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我國當前的經濟生活中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我國當前正處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總書記指出：“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護環境的舉出桑，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這次提出的目標更強調人均理念。從總量翻兩番變為人均翻兩番，既考慮了人口增長的因素，是一個更高標準的小康；又增加了降低消耗、保護環境的要求，這比實現小康難度更大。所以，十七大報告更強調發展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性，強調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性。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在探索和把握當前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提出的重要方針，同時也是從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實際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

4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緊迫性

4.1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經濟體制實現了從傳統計劃性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歷史轉變。但是，經濟發展仍存在許多突出問題：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主依靠第二產業帶動；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物質資源消耗。4.2主要以投資出口拉動，依靠第二產業帶動，主要依靠物質資源消耗為特征的經濟發展方式已難以維持遇到種種壓力。1）資源環境問題出現。近年來，我國經濟保持每年兩位數速度增長的同時，資源環境瓶頸制約也日益明顯，資源消耗過度特別是能源消耗過度，尤其在2003年后，我國能源消費的年增長率已經超過了GDP的增長率，由此可知我國經濟的增長是以資源的大量消耗為代價的。高排放導致環境污染嚴重。產業結構不夠合理的中國，高污染高耗能的產業所占比重過高而產能偏低，造成廢水、廢渣、廢石、粉煤灰、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排放量遠遠高于發達國家。2）產業結構升級壓力加大。由于主要依靠物質資源消耗，我國仍然處于國際產業鏈的地段，產業結構升級空間狹小。第二產業雖則增長迅猛，但內部結構還很不合理。第三產業的發展滯后，而且所占比重過低，甚至低于絕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嚴重阻礙并制約了經濟的協調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

篇2

關鍵詞：經濟增長；環境保護；和諧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3年10月8日

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前提。它是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城市和鄉村等。環境為我們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必需的資源和條件。環境保護是指人類為解決現實的或潛在的環境問題，協調人類與環境的關系，保障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而采取的各種行動的總稱。就是運用現代環境科學理論和方法、技術，采取行政的、法律的、經濟的、科學技術的等多方面措施，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防止和治理環境污染和破壞，綜合整治環境，保護人體健康，促進社會經濟與環境協調持續發展。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相互關系：爭論由來已久，傳統觀點認為，經濟發展必然要導致污染，要發展經濟就必須承受環境污染的代價，否則經濟就失去了發展空間，在經濟增長成為各國重要宏觀經濟目標的條件下，這種觀點一度成為破壞環境的正當理由。許多國家，尤其是部分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似乎也印證了這一點，幾乎都采取了先發展經濟，后治理環境的方法。但這并不能作為后起國家借鑒的樣板。目前，世界經濟發展經過上百年歷程，環境資源供給相對減少，而對其需求卻在不斷增加，環境所面臨的壓力增大了。人類經濟發展所能夠消耗的資源在減少，環境資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因此，先發展后治理的道路已走不通了，不保護環境資源，經濟根本無法實現發展。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濟加快增長與環境保護矛盾尖銳，保護環境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中國擁有13億人口，是一個處于經濟高速發展階段的大國。目前，中國高消耗的經濟增長模式亟待轉變，事實上也正在改變。中國目前應當如何對待和處理發展經濟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呢？本文認為發展經濟和環保之間的關系，是短期行為和長遠利益之間的關系，換句話說，就是片面經濟利益和全面綜合效益之間的關系，是當代人和子孫后代的利益平衡問題。實施綠色戰略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沒有經濟的快速發展是不行的，否則就要落后挨打，沒有GDP卻是不行的，關鍵是要給它涂點“綠顏色”，讓它變成一個呼之欲出的“幸福指數”。加強環境保護，減少污染排放，保護我們人類的家園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GDP增長與環境保護和諧發展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一、不重視環境保護的經濟增長所產生的后果

從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來，我國的國民經濟總量迅速增長，國民收入顯著增加，在總體上基本實現小康水平。但遺憾的是，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導致環境保護工作的邊緣化，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建設的輝煌成就是以資源破壞、環境污染為代價取得的。隨著全球環境狀況日益惡化，大氣、陸地、水與海洋污染日益嚴重，野生動植物的生存環境遭到嚴重破壞，許多物種正瀕臨滅絕，森林的過度砍伐與礦產資源的過度開采都給人類生存與發展帶來了現實的與更嚴峻的潛在威脅。時至今日，我們發現，忽略環境因素而片面追求經濟增長所產生的后果是嚴重的，甚至是自殺性的。這些后果包括：

（一）影響人的生存環境。人對自然的絕對依賴，主要表現在三方面：水、土地、氣候。水是生命之母，土地是財富之父，而氣候則決定了一個地區是否適合人類生存。從這三方面考察中國，就會發現，中國的“三北”地區，即東北、西北、華北三地區約331.7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占我國國土面積的34.6%），被地質學家稱之為“干旱、半干旱和亞濕潤地區”，其間80%（即262.2萬多平方公里）的區域，實際上早已成了一片荒漠，占了中國國土的27.2%，也就是說，18個省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處于荒漠化威脅之中。同時，水土流失嚴重，一些地方的地力下降，產量下降，形成“越窮越墾，越墾越窮”的惡性循環，很多美麗的河流消失，生態環境極其脆弱，造成地質災害頻繁發生，目前全國農村貧困人口90%以上都生活在生態環境比較惡劣的水土流失地區。水土流失的結果正是植被消失、土地荒漠化、眾多河流死亡的原因。

當今新的環境問題又在不斷產生，一些地區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已經相當嚴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過環境承載能力，水、大氣、土壤等污染日益嚴重，固體廢物、汽車尾氣、持久性有機物等污染持續增加。流經城市的河段普遍遭到污染，1/5的城市空氣污染嚴重，1/3的國土面積受到酸雨影響。全國水土流失面積356萬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積174萬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樣性減少。

（二）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的發展取決于人和生產資料兩個方面，環境遭受破壞意味著生產資料的日漸稀缺和勞動者幸福感的日漸枯竭，這就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十一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各項指標大多超額完成，但環境保護指標沒有完成。環境狀況對經濟發展已構成嚴重制約，對社會穩定也造成重大影響。

當前，經濟加快增長與環境保護的矛盾十分尖銳。2012年全國經濟增長速度達到7.6%，但主要污染物排放繼續上升。據對17個省（區、市）有關數據的綜合分析，上半年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分別比上年同期增長了4.2%、5.8%。

（三）影響和諧社會的構建。影響人民和經濟建設實體以及公共部門的關系，進而影響和諧社會的構建。當某個地方的某個或某些經濟實體因發展經濟而給周邊自然環境帶來巨大污染，造成周邊地區居民的生活狀況惡化，勢必導致居民和該經濟實體之間的沖突，產生民眾對公共部門的不信任，影響干部和群眾的關系，導致社會的不和諧。因此，把環境保護擺上更加重要的戰略位置。加強環境保護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舉措，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在要求，是實現中國夢的有力保障。

二、只顧經濟增長，忽視環境保護的原因

經濟發展是“魚”，我們無法舍棄這條“魚”，因為祖國的強大、民眾的富裕都有賴于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環境保護是“熊掌”，我們同樣無法舍棄這只“熊掌”，因為人的生存、和諧社會的構建乃至經濟的持續發展都離不開環境保護。古人云：魚和熊掌不能皆得。今天我們說：魚和熊掌必須皆得。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不是能否皆得，而是如何皆得。對策的提出依賴于原因的分析，只有弄清環境破壞背后的原因才能找到環境保護的應對之策。細觀之，經濟大發展背景下的環境大破壞，其原因是：

（一）缺乏科學的發展觀。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是傳統發展模式中的一對“兩難”矛盾，是相互依存、對立統一的關系。在環境經濟學中，“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理論”認為，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環境污染由低趨高；到達某個臨界點（拐點）后，隨著人均收入的進一步增加，環境污染又由高趨低，環境得到改善和恢復。但是，要特別防止這樣一種誤區：似乎只要等到拐點來了人均收入或財富的增長就自然有助于改善環境質量，因而對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采取無所作為的消極態度。顯然，這種錯誤認識將使我們不得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或“邊污染，邊治理”的覆轍。

（二）政績考核體系的不科學。唯GDP的政績考核體系主導了廣大地方官員的政績觀。官員們片面追求GDP，以求通過經濟總量的增長實現個人仕途的進步，其結果是環境保護被經濟發展邊緣化。只顧眼前的經濟利益，過度開發自然資源是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原因：一是一些企業以臨時停產代替達標，一過關照樣超標排污；二是建設項目環境評價和“三同時”制度沒有完全落實，有的不按法規先環評后建設，造成選址不當；三是國家明令禁止的“15小”企業出現死灰復燃，且還為數不少。

（三）經濟發展規劃的盲目性和非統一性。生活區和工業區本應分而治之，在空間分布的考量上應該把居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發展經濟的前提是對人的不良影響降至最低。而某些地方的市政規劃卻忽略了這一點，導致生產影響生活，激化各種矛盾。比如，很多重工業城市，尤其是鋼鐵城市，工業布局嚴重不合理，一些鋼城工廠遍布整個城市，雖然這幾年對排污進行了大力治理，但其生產用的煤炭、礦石等的粉塵，產生的廢水廢氣對城市的污染依然非常大，使整個城市環境都受到污染，最好的解決辦法是搬離或者是把生產廠集中在一個地方，這樣主要是好治理，比如唐鋼就是集中一個地方，唐山市的環境受唐鋼的影響就很小。

（四）環保法律制度不夠完善，環保執法力度不夠。環境質量標準、環保執法權力、破壞環境的處罰措施等都需細化和完善。環保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不法者將環保置于腦后，一味追求利潤增長。環境保護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還比較普遍，一些地方對環境保護監管不力，有的地方不執行環境標準，違法違規批準嚴重污染環境的建設項目； 沒有形成群眾、政府主管部門、企業內部以及新聞媒體等多渠道的、多層次的監管機制，使監督機制未能真正發揮作用。

（五）制度設計不合理。環境問題涉及到技術層面、管理層面、制度層面。技術層面：研究治污防污的有效技術、環境質量的標準設定、生態保護區的設立等等；管理層面，如何按照既定制度有效組織安排生產；制度層面：設計制度，合理構建各相關主體的產權與利益關系，如排污企業、受污染經濟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其中，制度是更為重要的因素，好的制度才會催生出好的技術，如果制度設計不合理就會抑制高效率的環保技術的產生，目前我國治理污染的政策制度比較單一，以收取排污費為主要形式。由于收費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企業治理污染缺乏激勵及監管不力。

三、推進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和諧發展的對策和措施

對于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可能產生的矛盾，決策者決不應該產生這樣一種錯誤觀念，即他們必須在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兩者之間做出選擇。“這是個錯誤的命題。其實可以同時選擇二者——從未來的角度看，它們并行不悖。環境保護與發展經濟增長是可以兼得”。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環境資源的稀缺性逐步表現出來，環境問題正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治理環境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只要采取相應的對策和措施。這樣經濟和環保是能夠相互促進和諧發展的。

（一）強化科學發展觀和“綠色GDP”，強調經濟和環境的和諧發展。只有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貫徹落實好環保優先政策，走科技先導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發展之路，才能實現由“環境換取增長”向“環境優化增長”的轉變，由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兩難”向兩者協調發展的“雙贏”的轉變；才能真正做到經濟建設與生態建設同步推進，產業競爭力與環境競爭力一起提升；才能既培育好“金山銀山”，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又保護好“綠水青山”，在生態建設方面為國家做貢獻。

1、改變現有的GDP核算體系，變現存的GDP為“綠色GDP”。將生產消費行為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引進到GDP的核算中，如果環境污染，則予以扣除，從而糾正現存GDP對經濟主體行為的誤導。生產過程污染少了，治污費用就少了，這樣的生產對GDP的作用才是實在的。

綠色GDP力求將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相協調，扣除經濟活動中投入的環境成本，綜合性地反映國民經濟活動的成果與代價。誰擁有好的生態，誰就擁有未來，就有經濟持續的發展。未來的競爭是生命科學的競爭，生物多樣性是我們的基因庫，是經濟增長的法寶，科學發展觀涉及的就是經濟、社會、環境的協調發展。

2、強化環境意識，樹立生態理念。正確處理環境與建設的關系，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理念。“環境保護，教育為本”，要大力普及環保科學知識，提高全民環境意識，把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科學理念同中華民族關愛自然、勤儉節約的優良傳統結合起來，通過多種途徑，普及科學知識，在全社會形成了解國情、珍愛環境、保護生態、節約資源、造福后代的共識，大力倡導生態工業、生態農業、生態服務業，以及生態環境、生態人居和生態文化建設，摒棄盲目追求過度消費，倡導正確的生活方式。

3、強化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理念。轉變觀念，充分認識到經濟增長必須建立在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基礎上。要在統籌區域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人口數量、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的基礎上，實施區域重點開發、優化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的實踐中，強化“環境是資源、資本”、“環境是生產力”的意識，提高“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營造環境就是創造生產力”的認識，以環境補償促進社會公平，以生態平衡推進社會和諧，使整個社會在遵循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的前提下，達到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的統一。

4、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是能夠互相促進的。英國在1990～2002年間的排放量減少了15%，而經濟增長了30%。在丹麥安徒生童話的故鄉，風電產業創造出30億歐元的出口工業，在世界能源市場中，獨占鰲頭，制造了改善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商業化成功的故事。利用風力這一可再生能源發電，每生產100萬千瓦小時的電量，減排600噸二氧化碳，可再生能源的環境科技化提供了可觀的經濟和環境效益。

（二）將環保指標引入政績考核體系。把環境保護作為決策的重要環節，從源頭落實環保基本國策。環保從源頭抓起，實行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同時，必須樹立正確的政績觀。要用綠色GDP核算體系代替傳統的GDP核算體系，把環境保護納入各級政府的政績考核，樹立長遠的、可持續的政績觀。

1、加強領導，強化環境保護責任制。要轉變體制和機制，經濟體制的轉變既要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又要符合生態環境的規律，干部政績考核不僅要考核GDP是否增長，還應該考核環境質量變化的指標和環保法規執行的情況。

2、加強對資源開發、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生態環境影響評價和管理。對一切新建、改建、擴建項目，一律實行環境影響評價后才能立項的政策，嚴格執行環境影響評價和“三同時”制度（指項目的污染防治設施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大中型建設項目的生態環境影響評價執行率達100%。大力發展旅游業等有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的特色產業。

3、推進環境與經濟綜合決策實踐。發展與保護相結合，在經濟發展中同步實施環境規劃，同步增加環保投入，同步強化環境監管，將有利于環境優化經濟增長的經濟模式、社會行為、科技支撐和文化納入到有機統一的科學發展框架，努力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在保護中優化經濟增長。

（三）經濟發展規劃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統一性，盡量減少生活和生產在環境層面上的沖突。做好經濟發展規劃和環保的前瞻性和統一性，體現了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思想，是一種新的價值觀；這種新的價值觀引導人們追求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的最佳結合。

把環境保護作為改善人居環境的重要環節，把保障群眾飲水安全擺在首位，采取有效措施保護河流湖泊資源。在人口集中的中心城鎮建設污水處理廠和垃圾處理廠；繼續整治煤煙污染；加強汽車尾氣達標排放檢查；控制交通和建筑施工噪聲；創建綠色環保文明社區。在農村重點抓好畜禽養殖業污染防治和保護農村飲用水源地，確保農產品基地環境安全。

調整工業布局要合理規劃和調整工業經濟布局，把目前城市內存在的工業分散布局、重復布局、與居民點穿插布局等不合理布局現象造成的工業污染通過合理規劃、合理布局的辦法加以改善。

（四）進行環境保護制度本身的創新，形成新的環保理念。環境問題的解決在依賴技術進步的同時，更需要進行制度上的創新，通過對現存部分環境制度進行改革，并進行環境制度創新，將環境保護與經濟主體的利益最大化行為相關聯，就可以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共生。

將環境保護納入經濟發展體系之內，將其作為一種產業來經營，使經濟主體能夠從治理污染、保護環境中受益，利用市場機制的優勢，給予經濟主體足夠的激勵，將環境問題內化到企業的決策過程中，成為其決策的變量，這樣企業在做決策之前就會像考慮勞動力與資金成本一樣，將對所采取的行動作為一個決策因素，或是將保護環境本身作為一種可贏利的事業加以發展，從而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

（五）進一步加大環保工作力度，構建科學、完備的環保法律法規規章體系。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要求我們不斷加強環境保護。面對經濟發展新形勢，國家要制定有利于增長方式變化的經濟政策，包括各種資源能源節約的政策、資源回收和綜合利用的鼓勵政策、排污收費制度等。

做好新形勢下的環保工作，關鍵是要加快實現三個轉變：一是從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轉變為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并重；二是從環境保護滯后于經濟發展轉變為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同步；三是從主要用行政手段保護環境轉變為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解決環境問題。

（六）不斷增加環保投入，依靠科技進步保護環境。發揮科技第一生產力在環境保護領域的作用，整合動員和發揮各方面的科技能力，集中力量研究當前環境與發展領域的熱點、難點問題，開展應用技術的研究推廣。加快先進環保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將環境保護產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積極推動環保產業化進程，要加快環保產業的國產化、標準化、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強政策扶持和市場監管，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重點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重要環保技術裝備和基礎裝備，在立足自主研發的基礎上，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努力掌握環保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大力提高環保裝備制造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推進重大環保技術裝備的自主制造。培育一批擁有著名品牌、核心技術能力強、市場占有率高的優勢環保企業。加快發展環保服務業，推進環境咨詢市場化，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的作用。

依賴技術進步，推動技術創新體系建設，支持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環保技術。組織對污水深度處理、燃煤電廠脫硫脫硝、潔凈煤、汽車尾氣凈化等重點、難點技術的攻關，加快高新技術在環保領域的應用。積極開展技術示范和成果推廣，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七）把環境保護作為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經過工業革命以來近300年的消耗之后，可供人類利用的自然資源日近枯竭，因此人類必須尋求“新”的資源起點，“廢物”正是最重要的選擇之一。傳統經濟是由“資源-產品-污染排放”所構成的物質單向流動的經濟。而循環經濟倡導的是一種建立在物質不斷循環利用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它要求把經濟活動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的模式，組織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物質反復循環流動的過程，使得整個經濟系統以及生產和消費的過程中基本上不產生或者只產生很少的廢物，從而從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環境與發展之間的沖突。

1、用循環經濟力促GDP增長。解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與生態環境日益惡化這一矛盾，根本出路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用“綠色核算體系”來重新審視和把握經濟發展途徑，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積極推動發展循環經濟。建立“資源—產品—廢物—再生資源—再生產品”的循環生產新模式，徹底改變傳統的“資源—產品—污染排放”的單向線性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為特征的末端治理模式。中國人均資源少，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來支撐高消耗、高污染的經濟增長方式，發展循環經濟、提高資源利用率是當務之急。以沿長江城市企業為例，加大工業用水循環利用，其實就是減少了對水的污染，企業不能因為企業緊臨長江就可以無節制的用水。

2、發展循環經濟，推行清潔生產，宣傳循環經濟理念，引導企業、工業園區發展循環經濟。推進清潔生產，建設生態工業園區，發展生態農業，促進產業生態化。研究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政策和機制，特別是研究如何利用經濟激勵手段和制定在土地使用、貸款和稅費等方面的優惠政策，鼓勵全社會共同開展循環經濟的工作，并提出開展循環經濟工作的具體操作措施，探索綠色經濟核算體系和評估機制。要從企業內部循環的角度，大力發展生態工藝，推行清潔生產；從企業之間的循環角度，大力發展生態工業鏈園區；從社會整體循環的角度，大力發展綠色消費市場和資源回收產業，優化產業結構。最近成立的皖江循環經濟園區就是發展循環經濟，以盡可能小的資源消耗和盡可能小的環境代價，取得最大的經濟產出和最少的廢物排放，實現經濟、環境和社會效益相統一，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

3、循環經濟不僅是對企業的要求，也是對整個社會的要求。人們首先要改變消費觀念。循環經濟要求消費既能滿足自身需求，又不對環境造成危害；既要消耗物品，又要回收利用生產生活物品。“垃圾是放錯了地方的資源”。企業在廢舊物資回收和資源綜合利用中產生利潤，是循環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比如，安徽馬鋼集團以電能、燃油等清潔能源代替煤炭，利用除塵灰作為燒結原料，利用高爐煤氣余熱進行發電，將高爐水渣、鋼渣銷售到相關企業作為生產原料，僅此4項每年就增加效益近7，000萬元。該公司還對工業廢水進行回用，循環回收率達到94%，每年又可節約水費近900萬元，同時減排有機污染物4，500多噸，大大削減了污染物的排放總量。同樣，在日常的生活中，我們要從節約每一噸水、每一噸煤、每一度電做起，大力節約資源。

總之，發展、環保，一個都不能少。“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中國目前已進入加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前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新階段。在這個新階段，不但需要保持經濟總量的高速增長，而且需要建設良好的生態環境和生活環境，滿足人們對環境質量日益提高的要求，而搞好生態建設，正確處理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的協同發展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基本保證。

主要參考資料：

[1]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

[2]張凱主編.當代環境保護知識.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6.3.1.

篇3

關鍵詞：金融發展；經濟增長；流派；關系；探析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世界經濟發展史反復證明，金融抑制和金融過度都會損害經濟增長。處于轉型時期的我國經濟要實現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必須能夠正確把握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建立起與經濟快速增長相適應的現代金融體系，這不僅關乎金融體制改革乃至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敗，也關系到能否順利實現第三步發展戰略目標。因此，從理論和實踐上深入研究這一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理論的流派

從早期的古典經濟學算起，西方經濟學界對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探討迄今已有三百余年歷史。在這場長期論爭中，有兩種作用機制一直備受關注：一是貨幣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二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根據對這兩種作用機制的不同理解，大體上可以把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流派分為金融無關論、金融促進論和金融從屬論三種寫作論文。

金融與經濟增長無關論。古典經濟學家將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抽象成貨幣變量與實際變量之間的關系，從而形成了西方經濟學中的“兩分法”。在此基礎上，薩伊提出貨幣中性論，強調貨幣數量的改變只會造成物價水平等比例的上升或下降，對生產供給、實際產出和就業不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即貨幣只是實體經濟的面紗。新古典經濟學派認為，貨幣只不過是經濟運行的劑。使得商品交換更加容易和順暢，而對經濟中的實際變量并不發生實質性的影響。貨幣學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認為，貨幣需求函數是極其穩定的，短期內由于存在適應性預期，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可以影響產量和物價；但從長期看，產出量是由勞動、資本和技術等非貨幣因素決定的，貨幣供應量只決定物價水平。理性預期學派認為，只有未預期的貨幣變動能夠影響短期真實變量。從長期看，由于貨幣政策是可預期的，貨幣變動只會引起價格水平的相應變化，而對真實產量和就業沒有影響。盡管理性預期學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貨幣面紗”論，但仍堅信金融與經濟增長無關。

金融促進經濟增長論。有關貨幣流通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的討論，可以追溯到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他認為，慎重的商業活動可增進一國產業，但增進產業的方法不在于增進一國資本，而在于使本無所用的資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資本大部分生利。瑞典經濟學家魏克塞爾早在19世紀末就認識到古典貨幣中性論的不足，指出，在信用制度條件下，貨幣對經濟活動起著積極的作用。只有在貨幣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一般物價水平穩定的狀態下，貨幣才是中性的。熊彼特則從信用創造的視角突出了銀行體系對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力。他認為，經濟發展的實質在于創新，而功能健全的銀行可以對企業家進行篩選，為創新活動提供資金支持。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指出，未來的不確定性是貨幣經濟的主要特征，通過利率對投資的誘導作用，貨幣就能影響國民收入的產出水平。凱恩斯還通過總量分析，把實體經濟和貨幣經濟理論結合起來，克服了古典經濟學“二分法”的不足，實現了對早期貨幣中性論的質的突破。20世紀50年代，約翰·格利和愛德華·肖闡述了金融中介在儲蓄一投資轉化機制中的重要作用，揭開了金融理論研究的序幕。此后，金融因素逐漸在經濟理論中得到重視，并凸顯成為同土地、資本、勞動同樣重要的經濟增長因素。1969年，現代比較金融學的奠基人戈德史密斯指出，以初級證券和次級證券為形式的金融上層結構加速了經濟增長，改善了經濟運行，為資金轉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20世紀70年代，愛德華·肖和羅納德·麥金農分別在金融深化論、金融壓制論的分析中，將貨幣與非貨幣資產、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統一起來，闡述了一國金融體制與該國經濟發展之間存在互相刺激、互相制約的關系。之后，卡普爾等人把麥金農和肖的靜態分析發展成為動態分析，進一步闡明了金融深化對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內生金融理論強調，資本效率的改進得益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在把資本分配到最佳可能用途上所起的關鍵作用。

金融從屬于經濟增長論。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金融對實體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金融發展只是經濟增長的一個結果。瓊·羅賓遜反對熊彼特關于金融部門引導產業部門并激發技術創新行為和企業家精神的論斷，強調經濟發展為某種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創造了需求，而金融體系只是對這些需求作出反應，從而否認了金融體系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多恩布什認為，金融儲蓄與真實利率并不相關。

二、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不同視角

在Shumpeter(1969)、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做出開創性研究之后，有關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逐步成為理論界研究的重點。后來的研究(包括理論模型和實證分析)，或通過證明兩變量間相關關系的存在性、或通過分析兩變量之間的因果方向、或通過研究兩變量間的傳導機制，拓展和深化了我們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認識。近年來，國外學者DemirgucKunt＆Levine(1996)，Thakor(1996)，Levine(1997)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很有建樹；而許多國內學者也基于中國數據、利用不同方法對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過檢驗。

綜述以上研究，學者們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兩變量間的相關度和因果方向具有不同的認識，大致可分為以下四種視角：第一種視角是“供給拉動性”(supply—leading)觀點，即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效應。根據這種觀點，金融中介和資本市場對經濟增長的推進渠道有：(1)通過提升資本積累效率并依次提高資本的邊際生產率(Goldsmith，1969)；(2)通過提高儲蓄率進而帶動投資率(McKinnon，1973；Shaw，1973)。換句話說，通過增加儲蓄規模和改進投資效率，金融發展將拉動更高的經濟增長，這種觀點得到了相關大量實證研究的證明(如Bencivenga&Smith．1991；Greenwood&Jovanovic，1990；Thakor，1996)；第二種視角由Robinson(1952)最先提出，即金融發展“追從”經濟增長的“需求引致性”(demand—following)觀點。該種觀點認為，實體經濟的擴張增加了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從而導致金融產業的發展，對這種觀點的實證支持可參見近年來的一些相關文獻(Demetrides＆Hussein，1996；Friedman＆Schwartz．1963；Ireland，1994)；第三種視角認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兩變量是互為因果的，即金融發展和

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因果聯系(Demetrides＆Hussein，1996；Greenwood&Smith，1997)；第四種視角則緣于Lucas(1988)，他認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因果聯系，而“經濟學家常常過度強調金融因素在經濟發展中作用”。

三、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在中國的檢驗

眾多理論分析與計量結果顯示，金融發展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力度有限，甚至有些指標還呈現負面影響；總體來看，我國的金融發展滯后于經濟增長，落后的金融體制已經嚴重束縛了經濟的發展。我國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之間互為促進的關系體現在我國對金融體制所進行的漸進式改革具有一定的經濟績效，能夠帶動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同時，經濟的持續性增長對我國金融的深化也具有持續的推動作用。但是，我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兩者間因果關系也存在不對稱性。這種不對稱性從側面說明，我國的金融發展相對于同期的經濟增長具有不匹配性，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還不及經濟增長對金融發展的促進作用，考察其深層原因仍在于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滯后性。目前我國的金融體制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現行的金融體制已無法滿足企業擴張帶來日益增長的融資需求，加入WTO后的外來競爭壓力也迫使企業和銀行對融資機制做出新的調整。改善目前的落后的金融發展局面，一方面要努力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讓企業更多的利用資本市場進行直接融資，改善融資機制，消除“所有制歧視”，為中小企業創造良好的投融資環境；另一方面加速資本市場的發展和規范。發掘債券市場的潛力，為直接融資提供更大空間，并且積極推進非國有銀行和中小銀行的發展，促成金融機構的合理競爭。有理由相信，加快金融深化和金融體系改革必將有助于推動經濟增長。

四、對我國金融政策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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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經濟增長；金融發展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經濟和農村金融都有了質的飛躍。農業作為我國第一產業，有必要立足于當前金融發展形勢，改變農村金融現狀，更快更好地推進相關農業經濟的建設工程。

1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狀況

1.1農村金融發展理論概述

以及發展過程在20世紀80年代農村金融主要推行的政策是傳統的農村信貸補貼政策。其主要以政府干預為主要方式，主張政府對農村金融市場進行補貼的理論。還有1種理論就是農村金融市場理論，它完全否定了農村信貸補貼這種手段，認為只有采取金融市場的方式才能夠推動農村金融發展。為適應我國當前發展的環境形勢，不完全競爭理論應運而生，這種理論認為政府不起主導作用，而是通過引導和規范農村金融市場來促進農村金融發展。其反對政府進行市場利率定價，支持政府采取相關政策輔助協調來保證其他銀行利潤不變的情況下可以實現低息融資。我國農村金融發展主要經過了4個時期。1979—1993年，農村金融的發展方向主要是建立新的農村金融機構，1993—1996年這段時間，其方向主要是完善服務性的農村金融體系，而1997—2005年這段時間，則強調了對農村金融風險進行預測和控制，提出要加強農村信用合作社在農村金融市場的主導能力，2006年—現在，實行的是農村金融改革，提出創新金融機構來適應新環境的變化。

1.2農村金融發展現狀

我國目前仍然處于農村金融改革關鍵期，雖然近年來農村金融發展的整體水平有所提高，但依然存在農村的金融機構規模小、數量少、金融機制不健全、發展速度慢等問題。在現代化發展大環境下，流入第2和第3產業的貸款越來越多，而在農業方面的貸款額度都比較小，農業經濟發展在基礎上就沒有其他產業牢固。目前，我國也正創立新型金融機構，比如村鎮銀行、農村互助社等金融機構，這些都能夠稱得上是我國農村金融改革的成功典范。

2農業經濟增長與農村金融發展的關系分析

提到農村金融的發展，可能大家第1個都會想到農業貸款，但金融機構進行的農業貸款對農業的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的增長作用不大。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業經濟2者之間的關系，其實主要體現在農村金融的發展可以影響農業經濟增長機制。雖然儲蓄率的上升下降是極不穩定的，但不能夠否認金融發展可以給儲蓄率帶來不小的影響，金融的發展可以很大程度上分散金融風險。有效地開發農村金融資源，可以促進農村儲蓄率的提升，也給農業經濟增長帶來影響。農業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產生多大的影響主要取決于金融儲蓄向金融投資的轉化率高低。目前有部分金融資源是不能夠轉換為投資的，他們多數都以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形式流入了金融中介機構。金融機構從分散的儲蓄戶那里吸收儲蓄時帶來交易成本，而金融機構為了能夠讓儲蓄戶放棄積蓄控制時會付出的信息成本。不能否定這種機構的存在，但完善農村金融體系一定要讓手續費用或者傭金費用得到降低，才能夠極大地提高金融運作效率，讓農村金融市場走向市場化的道路。農村的經濟增長并不能夠改善農村金融規模以及結構，但農村的經濟發展的確能夠提高農村金融轉化率。

3搞好農村金融發展和經濟發展的建議

要提高農村金融機構的效率，就要合理化金融結構與經濟結構之間的關系。立足于新媒體時代，合理應用網絡化建設，把握農業經濟實際狀況和農業需要，從技術上確保金融機構效率的提高。也要加強內部管理人員的素質培訓，提高其管理水平和金融管理手段，進一步提升整個金融機構的效率。肯定以及重視非正規農村金融機構的存在，積極引導其與國有金融資源進行合作，促進經濟結構和金融機構的合理化。繼續合理建設與運營操作中西部地區金融機構，推動全面農村金融機構與經濟結構建設。加快改革和創新的腳步，構建科學化干預政策和現代化金融體系。順應形勢發展，政府應該減弱其控制力，促進非正式金融資本融入到整個金融市場領域，以活化金融資本為主要目的進行適當性干預，實現現代化金融體系的構建。面對農村金融發展滯后的現象，應該要完善農村金融機制，促進國有和民有資本的融合，保證其推動農業經濟增長。

4結束語

要正確的認識農業經濟的發展和農村金融發展與之間的關系，就必須要對農村金融行業的發展予以高度的扶持，這對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和農村消費水平的提升都有著十分關鍵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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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銀行產生以來，人們就一直在思考金融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King、Levine等從產業層面對經濟和金融的相互關系進行研究，得出結論： 健全的金融體系和發達的金融市場對經濟增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帕特里克（1996）從“供給導向型”和“需求導向型”兩個方面來辨析金融和經濟的關系。他認為在金融水平較低的階段金融深化對經濟增長會起到支配作用，金融體系為那些急需資金的高科技企業提供了最初的資本，幫助企業啟動起來，這個階段處于“供給導向型”形式。而當經濟發展逐漸成熟，由各部門對投融資的強烈需要而引起的對金融系統的需求成為金融發展的主要動力，也就是所謂的“需求導向型”模式。

我國學者在這方面也做了很多相關的研究。何風雋（ 2005）對有關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的來自不同方面的觀點和爭論進行了客觀的比較和總結。張旭軍（2007）回顧了最近幾年來國內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成果，發現了其中一些有失客觀和全面的觀點，指出了有待改進之處。

我國關于金融發展和金融增長的研究總的來說大概有以下三種論斷。

第一，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金融發展與經濟長期增長存在比較明顯的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金融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

第二，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促進關系。楊曉華（2005）通過研究證實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是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關系。

第三，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性。如韓廷春（2001）建立了通過實證分析得出的結論是： 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我們應該更加重視金融體系的效率與質量，而不是一味追求金融產品的多樣化和資本市場的更大規模。

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水平之間到底是什么樣的關系，是互相促進，還是單向因果，這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根據經濟增長理論，經濟的增長主要來源于資本增加、勞動增加和技術進步三個方面。在改革開放后的幾十年，我國充分利用大量廉價勞動力的供給在世界經濟的產業鏈中占得一席之地，實現了經濟的騰飛。而今，人口紅利已經慢慢減弱，如何發揮金融體系的作用，促進我國實體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是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二、實證分析

本文采用M2/GDP代表我國的金融發展程度，用FD表示，通過國內生產總值GDP反映經濟發展情況。樣本選取1995年到2010年的年度數據，數據來源是世界銀行。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證實在我國的金融發展水平和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為此，首先要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查。本文選擇ADF單位根檢驗法，GDP和FD都是不平穩序列，為了消除不穩定性的影響，對GDP和FD進行自然對數變換，分別為LNGDP和LNLNFD，再次對變換后的變量進行ADF單位根檢驗，可見得到平穩的時間序列變量。

在得到平穩變量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通過格蘭杰檢驗來驗證兩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結果如表1所示，該結果顯示了在置信度為95%的水平下，第一個假設不成立，也就是說LNLNFD是LNGDP的原因，而第二個假設成立，LNGDP不是LNLNFD的原因。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通過上文的實證研究證明，現階段我國金融發展刺激了經濟的增長，而經濟增長并未成為驅動金融發展的重要力量。這說明隨著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加快，金融體系在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經濟體的貨幣化程度提高很快。金融發展通過優化社會資源配置刺激了經濟的增長。我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經濟增長并未促進金融的發展。這可能是由于我國仍然處于經濟轉軌時期，經濟發展還不夠成熟。因此，我國要進一步加快經濟發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的程度，爭取形成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態勢。

盡管金融發展在我國經濟增長中體現了重要作用，我國金融發展進程中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金融產品的結構不盡合理，層次不夠豐富；利率市場化程度不夠充分；相關法律法規沒有同步建立，存在真空地帶；匯兌換自由化問題等。這些都是我國金融深化進程中比較困難的問題，只有把這些問題解決了，才能實現金融的自由化。

（一）加大市場機制在金融市場的作用

政府應當減少對金融市場的干預，尤其是給與利率和匯率機制更加靈活的空間，使得外匯市場和資金市場的供求更加直觀地反映出來。完善的金融體系和活躍的金融市場能夠集聚社會閑散資金，為生產性活動籌資，引導資金流向高效益的部門和地區。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普通民眾對理財的需求更高，而各企事業單位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也更加多樣化，這些都會倒逼金融體系的發展。最近比較火的互聯網理財產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為廣大平民階層提供了理財的途徑，更重要的是大大推動了利率市場化的步伐。

（二）重視金融深化中的質量問題

麥金農和愛德華·肖的金融深化理論中比較重視金融體系量的擴張，對金融體系的穩健性關注度不夠，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卻給我們敲了一個警鐘，金融系統的整體質量的提高是一個必須引起重視的問題。在我國金融深化的過程中應注意逐步確立良好的金融系統的架構，監管部門在減少行政干預的同時也不能對風險的防范掉以輕心；逐步改變以往政府兜底的局面，引入競爭，健全推出機制，全面提升金融系統運行效率，避免出現亞洲金融危機中的狀況。

（三）使金融監管與金融發展程度相適應

金融發展和金融監管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可分割的，忽略金融監管的金融發展就像海市蜃樓一樣根基不實，無法抵御來自外部或內部的風險，而金融監管過于嚴格繁瑣，則會束縛金融的發展，同樣是我們不愿看到的。因此如何協調金融發展和金融監管的關系，是確保金融健康穩定發展的重點。

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缺少的催化劑，金融和經濟的關系更加緊密。經濟的發展深度和廣度，決定著金融體系的規模和質量；金融通過優化社會資源的配置，促進經濟的增長，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不斷彼此促進，相輔相成，這才是經濟健康 穩定發展的保障。

參考文獻：

何風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和實證爭論的述評.生產力研究，2005（08）.

張旭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近期國內外文獻綜述.嘉興學院學報，2007（01）.

李釗，李國平，王舒建.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基于兩部門模型中國實證研究.南方經濟，2006（04）.

楊曉華.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經濟縱橫，2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