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的構成要素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社會治理的構成要素，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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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化網絡；品牌治理；治理規范；治理方式

中圖分類號：F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5）26006802

1引言

隨著品牌價值內涵及來源的探討逐步深入，學科間理論的融合，品牌價值研究從消費者視角及利益相關者視角共同肯定了品牌消費者及更為廣泛的品牌利益相關者在品牌價值創造中的作用，社會化網絡環境凸顯品牌利益相關者在品牌建設中的影響力。然而由于品牌治理相關理論研究開展時間尚短，企業品牌建設實踐中的品牌治理行為也未提煉成為系統的品牌治理理論，因此，根據社會化網絡的特征，從現有零散的研究中進一步解構品牌治理概念及其構成要素對于品牌治理的研究與實踐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主要概念內涵確定

2.1社會化網絡

伴隨互聯網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滲透，不同學科的學者從各個角度對社會化網絡、社會網絡、社交網絡、社交媒體等概念及內涵進行解讀，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將社會化網絡界定為借助社交媒體等互聯網平臺搭建起網絡虛擬社會，同時由此實現真實社交聯系的擴大化與虛擬社交關系的真實化后形成的新型社會關系集合。即社會化網絡是強聯結與弱聯結、虛擬社交與真實人際關系共同融合所呈現的社交關系形態。

2.2品牌治理

目前兩種具有代表性的品牌治理定義分別是“品牌治理是對品牌及利益相關者進行管理”，以及“品牌治理是對利益相關者參與品牌共創的機制和制度進行設計，保障品牌控制權共享基礎上各方的權、責、利對等”。王彥勇融合以上兩種觀點，認為品牌治理是在利益相關者參與品牌共建條件下，通過激勵、監督和約束機制保障合作過程有效、公正與合理運行的制度安排。本文結合社會化網絡的特征，將品牌治理視為對品牌、利益相關者及網絡關系而進行的多層面、全過程的品牌價值共創管理。

3品牌治理構成要素分析

從品牌所有者企業的視角出發，本文將品牌治理概念的結構按思想基礎、制度規范、治理對象及范圍，以及關系處理方式這四個層面，將品牌治理劃分為：品牌治理文化、品牌治理規范、網絡關系、治理方式。

3.1品牌治理文化

品牌治理中的治理文化是指企業具有品牌共創的意識，以及企業具有促進和維護內外部品牌合作的理念和行為導向。品牌治理文化代表著企業具備品牌價值共創所需的素質和基礎。

企業的品牌共創意識，意味著企業認可內外部合作者在本品牌價值創造中的貢獻作用，將合作者作為品牌價值的重要來源，將品牌合作作為品牌價值創造的重要方式。企業具有促進和維護內外部品牌合作的傳統，意味著企業以開放的心態開展合作，倡導構建品牌共建合作網絡，在品牌共建的合作中吸收不同觀點進行合作創新，并在遇到問題時積極處理分歧，降低合作成本。因而合作的文化是品牌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品牌治理開展的成功與否至關重要。

3.2品牌治理規范

治理規范是圍繞品牌開展的，對品牌共建網絡及其他品牌利益相關者進行關系處理所依據的準則。關系治理理論研究認為，得到明確規定的制度和無形規則均能有效協調成員關系。品牌治理規范中，明確的制度主要作用于在品牌價值共創過程中聯系緊密、合作關系相對穩固以及范圍相對明確的品牌共建網絡成員及組織間，本文以品牌治理中的關系處理內容為依據，結合網絡治理機制的劃分，將已被制度化的品牌治理規范歸納為：品牌共建合作者遴選規范、激勵約束規范、決策協調規范和利益分配規范。而根據關系治理理論研究成果，處于隱性狀態的無形規則以信任機制和聲譽機制為主，它們在品牌價值共創依賴的多邊網絡和相對松散的關系網絡中作用明顯。

3.3網絡關系

依據“網絡特征優勢”理論的思想，將品牌共建網絡結構稱為網絡關系，綜合Granovetter提出的節點間交互頻率標準和Yang提出的社會關系親疏遠近標準，將品牌共建網絡成員的網絡關系分為強網絡關系和弱網絡關系。社會網絡理論表明，強關系依存于聯系緊密但范圍較狹窄、涉及節點較少的關系網絡，而弱關系則形成松散的社會網絡，在參與者數量和網絡所涉及的信息量范圍方面具有優勢。

品牌共建網絡成員間通過互動積累關系資本形成強關系，使得節點之間相互了解程度、合作方式和節點狀態都相對穩定。這種情感契約有助于形成成員間高度的內聚性與行動協調性。而弱網絡關系成員各自所在主要領域存在差異，彼此間交互頻率較低、品牌合作基礎均較弱，與強網絡關系成員相比，在未經干預的自然狀態下難以集中于品牌建設。但從弱網絡關系的整體結構角度出發，根據Granovetter的闡述，弱網絡關系具有網絡規模、網絡范圍和網絡異質性方面的優勢，因此經有效引導能為品牌價值共創提供數量、類型和途徑豐富的資源及信息傳遞，能夠通過提供不同于源自強網絡關系的異質性資源和信息，從而貢獻于品牌價值共創。

3.4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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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領導力及其構成要素

領導活動是在一定客觀環境制約下，為實現組織某一特定的共同目標而采取行動的一個創造性實踐過程。領導者作為領導活動的主體，在一個組織內可以對個人和集體施加影響力，這個影響力就是現代管理學上的“領導力”。

（一）領導力的涵義。領導力是作用于領導資源配置過程的力量，是指組織的領導者在確立的組織目標與發展方向下，引導和管理組織全體成員及其相關方，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所發揮的能力和影響力。不難理解，組織的領導作用就是其“領導力”所產生的效率和結果。

（二）領導力的構成要素。研究者過去常把領導力作為領導者的自身能力內容來看，認為作為一個成功的領導者，應該包含創造力、容納力、智源力、影響力、心健力、學研力、團隊力、溝通力這八項個人特質，但都還沒有將其上升到“領導力”概念上來。

王革非在研究企業決策者時，站在了領導力的角度，對決策者的領導力加以解構。將領導力拆分為思維力、決策力、想像力、創新力、執行力、變革力、預測力、評估力、結構力、控制力、溝通力、學習力等十二個構成部分。

本文認為領導力發展至今，深受領導力的作用特征影響，因此在上述對領導力研究的基礎上，將領導力的構成要素歸納為戰略決策力、權威力、評估力、溝通力、學習力和創新力六個要素。同時，對比傳統組織，現代組織領導力的作用特征的內涵有所擴大。本文認為，在現代組織中，以上六個要素還不足夠，還應引入社會責任力這一新要素。

二、現代組織領導力的作用特征

組織中領導力的作用特征包括內部作用和外部作用，內部作用包括配置領導資源、治理組織、評審改進創新，外部作用則包括公共責任和公益支持。

過去的傳統組織忽略了領導力的外部作用特征，認為領導力有配置領導資源、治理組織和評審改進創新的作用。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管理體制的健全，本文認為現代組織（包括公共組織）面臨的環境發生改變，其作用特征不僅限于內部作用，更多的是體現在可決定組織形象的外部作用特征上。現代組織的領導力對內起著傳統組織領導力的作用，對外則起著公共責任和公益支持的作用。

公共責任是指組織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和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組織在產品、服務和運營中產生的社會影響，包括對環境保護、能源消耗、資源綜合利用、安全生產、產品安全、公共衛生的影響和風險。組織的這一影響使領導力要擔負起公共責任，發揮公共作用。因此要履行公共責任、恪守誠信經營等道德規范和相關的法律法規；要分析產品、服務和運營中當前和未來對環境保護、能源消耗、資源綜合利用、安全生產、產品安全、公共衛生等方面已經或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和公眾隱憂，為此采取積極措施。

同時，現代組織要求領導力發揮公益支持的外部作用，引導組織為社會做貢獻，關注回報社會。組織積極關心社會公益事業，可使組織員工在這樣的氛圍中有很強的歸屬感和自豪感，激發員工的主動性，提高效率。

現代組織通過外部作用的發揮，一方面可以贏得聲譽和組織的認同；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體現自己的文化取向和價值觀念，為組織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幫助組織保持生命力，獲得長期可持續發展。

三、現代組織領導力構成要素新組合

受作用特征的影響，現代組織的領導力構成要素也發生了變化。根據上述分析，本文提出領導力新的構成要素組合，認為領導力由傳統的領導權威力、戰略決策力、溝通力、評估力、學習力、創新力這六個要素和社會責任力這一新要素構成。

（一）傳統組織領導力構成要素。傳統組織強調領導力的內部作用，本文將受配置領導資源、治理組織、評審改進創新影響的傳統組織領導力構成要素歸納為領導權威力、戰略決策力、溝通力、評估力、學習力和創新力六個要素。領導者借助建立在領導者品格、才能、知識等因素上形成的權威力來配置領導資源；戰略決策力和溝通力是治理組織所必須具備的領導力構成要素。戰略決策力分析環境、制定目標；溝通力有利于良好的組織內、外環境的形成，有利于決策的實施；領導評估力、學習力、溝通力、創新力是實現評審、改進創新作用的領導力構成要素。評估力包括領導者對員工、組織事務的正確評估；學習力是領導力的保障，促使領導者建立學習型組織，培養組織的學習氣氛；包括技術、思想意識、文化精神上的創新力，是使組織持續發展的最根本推動力。

（二）新領導力構成要素——社會責任力。隨著現代組織的發展，其關注點已不同于傳統組織。傳統組織重視領導力對內部的作用，現代組織更加注重領導力對外部的輻射作用。在外部生存環境發生巨大變化的背景下，組織要獲得持續競爭力，就必須以推動社會進步和提升人類生存質量為目標，樹立良好的組織形象。所以，本文在傳統領導力構成要素的基礎上加入了社會責任力這一新要素，認為現代組織的領導力由七個要素構成。

社會責任力使現代組織的領導力，對社會承擔起了應當承擔的義務和責任，包括公益責任、道德責任、教育責任和環境責任。它會促使領導者自覺維護組織信譽，要求組織誠實守信，并關注回報社會。同時，還會引導組織為社會做貢獻，樹立一個良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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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智慧政府；治理能力；構成要素

中圖分類號： D62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1069（2016）32-106-2

1 智慧政府治理的研究背景及意義

1.1 智慧治理研究背景

針對智慧治理這一新興概念，經過了國內外的研究者們對其進行不斷地探討，人們對智慧治理的認R也逐漸深入，專業部門認為，將智慧治理應用于通過一國的城市信息系統，對城市中的公共建設和相關服務進行劃分、管理、資金投入和結合運行。智慧治理通過網絡把安置于城市中的智能化機器串聯成物聯網，實現物理化城市感知，其中還應用了云計算技術對所得信息進行研究分析，實現數字與物聯網的結合，對小至城市大至一國運行的各個部門進行智能響應支持，智能治理就是將數字城市加上物聯網。

1.2 現有研究的局限性

1.2.1 缺少專項性、完整性

在針對智慧政府治理方面，由于相關專項性研究不足，信息資源少的原因，造成相應研究人員視野不夠寬廣，關注面只是“管中窺豹”，只了解其中的一小部分這樣的情況，如在研究中僅僅表明了政府處于什么地位與發揮怎樣的作用，或淺顯地展示智慧政府運行方式，這樣對智慧政府治理機制研究就還不夠完整。

1.2.2 研究不夠深入

學者基于整體性治理視角對整個智慧政府系統進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視野，但需注意的一點是，不足在于僅僅基于對知識進行介紹，將共同點對比，而未展開研究與敘述，造成了雖然視野較大但是研究不夠深入的問題出現。

2 治理能力構成要素分析

2.1 社會資源配置與利用能力

一國的發展應該在經濟上體現出來，經濟有了穩步發展，才有繼經濟發展成果使社會均衡。應在社會區域內，合理配置社會資源然后將其高效利用，實現社會經濟穩步發展，滿足社會民眾在經濟需求意外的對社會的需求，讓其合理地運用社會資源。這種治理能力包含著治理的內涵與方式，以及相應的途徑和手段，若不能制定公共政策應對國家社會經濟穩步增長，無法推進社會均衡發展步伐，則這個政府便是不負責任的。

2.2 維持稅收及財政收支平衡能力

稅收與財政支出的問題涉及一國是否可以穩定發展，對待基礎性公共政策是否公平公正，稅收可謂是一國經濟的重中之重，稅收若流失猶如大出血，在隊公共財政收入造成不利影響的同時也引發了社會不公現象，國家對此絕對處于零容忍，因此國家需要采取有效的手段，去防止稅收流失的情況出現，稅收問題也可以衡量出一政府在經濟治理能力方面的能力。就公共財政收支平衡方面而言，政府首要問題就是決定能穩固本國經濟發展的財政收支結構，避免財政流失。

2.3 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能力

隨著經濟全球化與信息化的發展，對比過去的世界交流，現今世界各國間彼此依存度越來越高，世界經濟也趨于一體化階段，一些發達國家因為在技術與資本方面比一般國家在更早已經開始積累，進而這些國家擁有更先進的技術水平與信息資源，所以占盡優勢，后發國家看見差距也紛紛迎頭趕上，就這方面而言，國與國之間激烈的競爭也是良性的競爭，有益于解決在參與世界經濟活動中，如何有效地避開對本國經濟的不利影響，而去真正借助這樣的趨勢使得我國經濟快速增長。

3 智慧政府治理結構與模型

3.1 支持智慧治理的技術支撐

3.1.1 數據提供平臺：云計算

云計算屬于分布式計算，是一種服務并且實現管理的平臺，它的特點是隨時隨地都可以從資源共享中心獲取需要的資源，十分便捷。在建設國家信息化道路中，可以利用此技術，將統一要求通過規定的信息機制將政務信息集中至云計算平臺中，實現信息在政府間的自由流通。云計算平臺通過資源共享來服務，共享分為P2C（供應商與客戶之間共享），C2C（客戶間共享），P2P（供應商之間共享）這三種共享方式。

在共享的過程中要注重政府信息的安全性，云系統數據中心需要實時監控以外信息外泄，以及注重建設平臺的成本，形成一個整體無須再單獨建立平臺，這也是云平臺的優點，比較節約資源。如圖所示為云計算平臺結構圖（圖1）。

3.1.2 算法支持：大數據

大數據來源于龐大的數據，十分廣泛，數據大到輕松超出傳統方式下的數據統計與分析能力，就好比全世界互聯網一天所產生的數據總數可達800EB，需要用1.69億張光盤才夠存儲這樣龐大的數據。大數據的速度也是驚人的，將數據瞬間捕獲并進行直接處理，避免了數據壓力又提高了決策效率。大數據還具有多樣性，包括文字，圖片，視頻，音頻等多種多樣的數據結構。海量的數據所包含的價值是無窮的，但是巨大的數據不代表都是有用的，很多無關信息導致數據厚度不足，所以需要將獲得的數據提取出有價值的信息并利用。

3.1.3 物聯網技術

早在2010年，國家總理就提出過物聯網相關信息，認為物聯網通過大量的信息傳感設施把所有東西與網絡連接，進行實時通信，實現智能化網絡，物聯網建立于互聯網基礎上而不僅是互聯網，而是超出互聯網的延伸網絡。物聯網具有全方面感應，將物體接入網絡與智能化處理三個特征，達到通過識別利用各種二維碼或傳感器立馬獲取相關信息，將信息進行共享，再智能決策與調控的目的。

3.2 政府智慧治理的實現途徑

3.2.1 完善相應法律，提供智慧治理保障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網絡技術對隱私保護造成了威脅，互聯網因為隨時隨地的特點令隱私所具有的地域和時間保護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性，虛擬網絡在這樣的情形下顯得不那么虛擬了，用戶所具有的IP地址其實就包含著客戶的個人信息。我國較其他起步較早國家的信息安全防范方面還不夠完全，所以需要完善與新增相應的法律法規，要求是要實事求是，也要注意解決好新老法律的沖突。

3.2.2 注重l展信息產業，穩固智慧治理根基

對于發展初期的企業，要注重對企業的政策扶持，在扶持企業時要加強推進創新體制，投資以鼓勵企業創新，提升相應產業的發展，同時引進高素質人才與培養人才，充分發揮人才相關戰略，對于新技術研發成果需要及時進行專利的申請，保護好研究工作，并且鼓勵技術研發，設立相應研究基金，獎勵有貢獻的個人與企業。

3.2.3 鼓勵全民參與，建立良好政民關系

政府要積極做到將數據公開化、透明化，應及時通過互聯網將公共數據信息，讓民眾可以更加了解政府，了解政府執行的公共事務，使民眾主動配合政府進行的治理工作，通過互聯網，民眾的力量是巨大的，政府應該逐漸轉化為以用戶為中心點，加強互動，由封閉狀態逐漸變成多元化的政府，不僅需要信息技術還需依靠各界力量，才能實現治理的目的。

3.3 智慧政府治理面臨的挑戰

3.3.1 治理觀念和方式面臨的挑戰

雖說長期以來基于我國經濟發展下已經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治理方式，政府治理方式的特點即集中、統一化，這體現的是政府的權力統一與全能性，但是出現一些地方官員管權主義較重，對民眾態度比較冷淡的現象，他們應對新興事物接受較慢，信息處理能力也不盡如人意，他們通常靠以往的經驗憑個人就做出了決策，沒有經過實地調查，這樣就無法了解全面的狀況，也無法很好地解決公共事務。

3.3.2 治理體系面臨的挑戰

在治理實施過程中有極大可能涉及關于隱私的問題，但由于大數據時代緣故，隱私恰好都隱藏在了日常生活信息中，一旦民眾的隱私遭到泄漏，那么會大面積地觸動民眾的神經，造成對政府治理的不信任與恐慌，會對政府的工作產生懷疑態度與不配合工作的行為。出現這樣的危險狀況，說明國家政府相應的保障措施還不完善，需要對當前的政策法規做出改變，改進法律以及頒布更具針對性的法律，在享受大數據時代的便捷性同時，更應兼顧政府與民眾信息的安全，處理好民眾與國家間的關系，這也是治理面臨的挑戰之一。

4 總結

2013年至今，我國的智慧治理城市已經達到150個，總體看來政府的治理能力構成要素是政府關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治理能力，在智慧政府治理中對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的應用起到推動發展作用。政府已初步意識到信息技術的重要影響與智慧治理的巨大價值與回報，通過智慧治理理論進行對能力構成要素的分析。若想要達到智慧政府的目標，需要政府內部的轉變與聯合各界力量共同進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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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家治理體系；優化；系統整體觀；整體功能

中圖分類號：D63-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17）02-0019-06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提高政策效能與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執行力研究”（ 11AZZ004）。

作者簡介：王亞茹（1993-），女，山東淄博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專業2015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分析。 自國家治理體系進入學者的視野以來，學術界關于該問題的理解和闡釋眾說紛紜。學者們主要就國家治理w系的基本內涵、構成要素、衡量依據以及優化策略等方面進行論析，觀點難免產生分歧。如何建構一個兼容性的分析框架，以消除或緩和學術觀點的對立和沖突，對國家治理體系的優化與良性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由此，本文擬從系統整體觀的視閾出發，將國家治理體系作為一個完整的系統加以考量，探究其內部構成主體及其各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及有機整合，以期豐富和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的研究。

一、問題的提出

關于國家治理體系的內涵，有學者從制度構成的視角將國家治理體系視為一個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等制度在內的綜合性制度體系。何增科認為，國家治理體系包括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個領域的制度安排、體制機制四個方面。[1]與之相類似的，周平提出，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2]俞可平從政治學的角度強調國家治理體系可分為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認為國家治理體系是規范社會權力運行和維護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規范行政行為、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即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體系，分別包括國家的行政體制、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3]

還有學者將國家治理體系看作是一個涉及主客體、各層級、各領域之間相互影響的復雜系統。燕繼榮用系統分析的方法來解釋國家治理體系的運作過程，包括利益訴求的輸入、決策以及政策的輸出。通過完善這一過程，可以體現治理的法制化、科學化和民主原則等。[4]部分學者則聚焦于治理主體與客體的多元互動。蔡文成指出，國家治理體系是主體和客體相融合的多元系統。它是某種縱向和橫向互動的立體系統，打破集權國家自上而下模式的單向度運動，形成一個立體的網絡治理體系；國家治理體系是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的綜合系統；國家治理體系是動態與靜態相統一的發展系統，超越傳統國家體制僵化封閉的制度慣性。[5]郭強認為，現代國家治理的基本特色就是多主體、多客體。國家治理體系，就是打破國家治理上的主體割裂、客體割裂，特別是領域割裂、部門割裂、上下割裂、地域割裂、階層割裂、職業割裂、民族割裂等，實現政權、政黨、企業、社會組織、媒體等等主體的分工合作，各司其職，協調配合；實現各層級權責匹配，實現各領域多面一體，整體觀照、綜合治理，實現主客體之間系統耦合。[6]宣曉偉基于社會分工理論探賾國家治理體系的價值理念與制度設計。他指出，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國在其自身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目標影響下，為治理國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經濟等制度安排和具體技術手段的綜合體系。[7]

就國家治理體系的優化這一命題而言，學界存在三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其一，江必新、惠、唐皇鳳等學者基于制度優化的視野探究國家治理體系的優化路徑。其中，江必新將制度優化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目標之一，認為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就是逐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制度化、科學化、規范化、程序化的過程。[8]在江必新的論證思路基礎上，惠又強調了國家治理主體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律制度治理國家的重要性。[9]唐皇鳳將制度優化進行了明確的劃分，即治理主體多層化、多元化；治理制度理性化；治理結構分權化、網絡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法治化；治理手段文明化與治理技術現代化。[10]其二，辛向陽、竹立家等學者從價值追求的視閾出發來考察國家治理體系的優化問題。辛向陽指出，優化國家治理體系不僅要著眼于符合時代潮流的基本制度，還應強調國家治理的組織架構應以現代化治理理念為基本價值取向；此外，國家治理體系的外設氛圍應是廉潔的、風氣純正的。[11]竹立家推崇的是法治與民主的價值理念，他認為一個成熟理性的國家治理體系，根本上將是一個政府職能合理規范，政府權力邊界明確，公共權力不錯位、缺位或越位的科學而嚴謹的治理范式；是一個嚴格按照依法治國原則而運行的規則治理體系；是一個依據人民民主原則的具有合法性的政府權力體系、依法治國體系和民主治理體系。[12]其三，何增科、魏志勛等學者從治理主體的角度探究國家治理體系的優化。何增科等認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建立的基本前提是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在此基礎之上出現了各類治理主體的專業分工，與此同時，政黨、政府、市場、社會等多元主體的潛能得到充分發揮，各主體間的協商溝通網絡高度發達。[4]與何增科對多元治理主體的強調不同的是，魏志勛認為國家治理體系的優化應始終以政府為權威主體，指出優化國家治理體系的實質上是行政體系的自我重造，其直接目標即是增強政府的治理能力。[13]

就當前學界研究成果來看，我們認為國家治理體系作為一個完整的系統整體，不僅需要制度設計等宏觀層面的研究，同樣也需要對作為治理主體的政府、市場、公民社會等微觀層面進行深入研究。目前學界對國家治理體系及優化的研究主要從國家治理宏觀層面、頂層制度設計等方面進行，而對于相關治理主體諸如政府、市場、公民社會等如何增進治理優化，如何從系統整體觀的視閾來闡釋治理主體的優化重組以實現整體功能最大化等方面尚缺乏深入的分析。就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踐而言，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治理體系從原有的“全能性政府”的一元治理主體向多元治理主體轉變，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主體的分工，各個治理主體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和追求自身利益的動機，那么國家治理很容易出現“碎片化治理”。各治理主體的作用力和著力點不一致，無疑會造成國家治理的惡性狀態；同時各主體功能領域界限不清，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的現象仍然普遍存在。因此，筆者認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各個層面和各個主體應該構建為一個有機整體，通過實現整體功能的最大化來增進國家治理體系的優化。

二、系統整體觀的方法論意義

系統整體觀是系統科學的重要觀點之一，貝塔朗菲（Bertalanffy）在創立系統科學的過程中，對其也進行了研究和探討。在他看來，新生的生命科學、行為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中到處都冒出了有機體和組織性的問題，“因此現代科學提出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關于組織的一般理論”。[14]他把整體性作為組織系統的核心性質，“復雜現象大于因果鏈的孤立屬性的簡單總和，解釋這些現象不僅需要通過其構成部分，還要研究各部分之間聯系的總和。有聯系的事物的總和，可以看成具有特殊的整體水平的功能和屬性的系統”。[15]也就是說任何系統都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不是各個部分的機械組合或者簡單相加，系統整體功能是組成系統的各個要素在孤立狀態下所沒有的特質。為了更為深入地理解系統整體論的內容，我們可以將它與相關理論進行對比，如結構功能理論等等。

結構功能理論的基本信條是，社會慣例和社會制度都可以從它們在維持更大的社會體系中發揮功能的角度進行闡釋。結構功能主義學派從結構與功能以及二者的相互聯系出發，深入分析了有關社會系統的一系列重要理問題。結構功能理論認為，社會是具有一定結構或組織化形式的系統，構成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以其有序的方式相互聯結，并對社會整體發揮其相應的功能。此外，社會整體的存在處于平衡狀態之中，其各組成部分雖然發生變化，但經過自我調節與整合，仍會趨于新的平衡。結構功能學派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是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Parsons）。在帕森斯看來，社會系統之所以能夠保證自身的存續，應歸結于它始終滿足四種功能性條件，即適應功能（Adaptation）、目標實現功能（Goal Attainment）、整合功能（Integration）、潛護功能（Latency）。他進而指出，社會系統按照這四種功能的發揮可劃分為四個子系統，分別為經濟系統、政治系統、社會共同體系統和文化模式托管系統，它們共同構成了作為整體的、均衡的、自我調解和相互支持的社會系統。[16]可見，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側重于整個系統內部各子系統功能的發揮。若以該理論解釋國家治理體系的構建與優化，強調的是國家治理體系內部各治理主體之間的關系和各自功能的發揮。結構功能主義視角下的國家治理體系研究著眼于社會結構和社會系統的優化選擇，“所謂社會結構，就是社會系統諸要素或各部分之間按一定的方式組織結合起來，從而形成的一種相對確定的相互構成關系和作用方式，它們之間具有較為確定的穩固聯系和明顯的序列層次關系，這就決定了社會系統的相對不變性和秩序性。”[17]與結構功能主義強調系統穩定性、秩序性不同的是，系統整體論在關注系統內部各構成要素之間有序關系的同時，更加強調各子系統功能作用的合力，即整體功能的發揮。然而，我們還必須明確，系統整體觀指導下國家治理體系建設又不同于整體性治理。

整體性治理作為一種新型治理模式，是對傳統公共行政衰落和新公共管理改革過程中造成的“碎片化”治理困境的有效回應。英國學者希克斯（Hicks）指出，“碎片化”治理在功能上會導致部分之間相互轉嫁問題和成本、項目與目標沖突、重復建設、缺乏溝通和公共服務等問題，這些問題正是整體性治理力圖解決或避免的。[18]新公共管理范式下的政府改革不僅造成整個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系統部門化、破碎化，而且使得公共部門的權威社會化、分散化。隨之帶來的后果則是政治和行政領導逐漸喪失了調控、干預和獲取信息的途徑，缺乏合作與協調，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行政效率和效益。[19]整體性治理作為對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反思與修正，其核心主張是通過政府內部各部門之間以及政府內外組織之間的相互協作達到以下目標，“排除相互拆臺與腐蝕的政策環境；更好地使用稀缺資源；通過將某一特定政策領域的利益相關者聚合在一切合作產生協同效應；向公眾提供無縫隙的而不是碎片化的公共服務。”[20]可見，整體性治理著力于“政府內部結構和部門之間的功能整合，力圖將政府橫向的部門結構和縱向的層級結構有機整合起來”。[21]整體性治理是以責任與公共利益為價值取向的，政府在提升整體責任感的同時，其職能應回歸公共服務。整體性治理的核心目標是“使政府的功能進行整合，以便有效地處理公眾最為關心的一些問題，而不是在部門和機構之間疲于奔命”。[22]整體性治理的組織結構包括傳統的自上而下的縱向層級結構與橫向功能結構，以及橫向功能結構之間協調發展。政府的組織架構與形態體現為治理層級的整合、治理功能的整合以及公私部門的整合三個維度。不難看出，整體性治理所倡導的理念與機制創新始終是圍繞政府這一治理主體而展開的。就治理主體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系統整體論主張的則是多元治理主體的平等地位，各主體各司其職，最終實現整體功能最大化的目標。

篇5

關鍵詞：商務成本；評價指標；應對策略

中圖分類號：F221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受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驅動，商務成本出現了快速增長的變動發展趨勢，對企業投資決策和政府招商引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作為影響企業經濟效益、投資決策、區域經濟發展和城市競爭力的關鍵性因素，商務成本越來越受到廣泛的關注和研究。目前，國內對商務成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對商務成本內涵和構成要素的界定；第二，商務成本的測量與評價；第三，商務成本的變化和發展趨勢研究；第四，商務成本與產業結構關系研究；第五，商務成本對區域經濟發展影響和實證比較研究；第六，商務成本與城市發展研究；第七，商務成本對策研究。本文主要通過對國內研究文獻的借鑒，旨在對商務成本的這幾個研究方面做一個概括和總結，以便對商務成本有個全面和系統的認識，并對商務成本的應用和應對策略做一個梳理。

一、商務成本的內涵和構成要素

（一）商務成本的內涵

對商務成本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中期《財富》雜志對全球最佳商務城市的排名，此后日本和英國的研究機構和咨詢公司開始開展了對商務成本與投資環境的調查與研究。我國的學者從2001年起從對區域經濟縱向發展和橫向比較的研究，開始導入商務成本的概念，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到目前為止，國內學者們對商務成本的內涵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而清晰的認識。

關于商務成本的界定，一些學者認為商務成本是絕大多數企業為了維持生產而發生的最小范圍的費用（傅鈞文等，2003；張衛等，2004）；有學者認為商務成本是經濟主體在商務活動中為獲得經濟資源和服務,或為出售產品和服務,必須與他人或社會進行交易活動而發生的耗費（李峰等，2004）；一些學者認為商務成本是企業在開辦期和持續期所產生的各種費用的總和（潘飛，2005）；一些學者把商務成本定義為典型企業在生產經營時所面臨的、除與技術差異相聯系的成本因素以外的綜合成本（蔡瑋，2007）。總之，不同的人由于視角和側重點不同，對商務成本的界定有不同的認識和理解。

本文認為商務成本的內涵應該從廣義和狹義兩個層次來考察，其中廣義商務成本是指投資者和企業在商務活動中所發生的外部交易成本總額，即企業總成本扣減制造、開發、轉賣、管理等企業內生性成本之外的余額。狹義商務成本指區域商務成本,是指投資者和企業為完成各類交易活動而支出的與所在地(行政區域)相關的成本總額。狹義商務成本的界定必須強調“主體依存、商務依賴、屬地相關和邊界有限”，這里主要是針對狹義商務成本的研究。

（二）商務成本的構成要素

對商務成本的內涵認識不同，對商務成本構成要素的劃分也眾說紛紜，不同企業的商務成本的構成要素和側重點也不同。根據狹義商務成本的內涵，本文認為，商務成本的構成要素包括要素成本、營業成本、制度成本和其他成本，其中要素成本是企業獲取各種資源（勞動力、土地、資本、企業家才能、技術、信息等）的耗費；營業成本是指企業在經營活動過程中發生的各種費用支出，即在企業屬地的談判、交通、運輸、廣告、中介、渠道建立與運行、服務、外部培訓與咨詢、公關等方面的成本支出；制度成本包括顯性制度成本與隱性制度成本，前者表現為企業稅費的負擔水平，后者則指企業商務活動由于間接受到屬地的政策法規、行政效率、市場準入與規范、權益保障、商業訴訟等的影響而為此承擔的交易成本；其他成本是指除上述成本之外的企業屬地所特有或偶然發生的費用與支出，如社會治安和文化兼容性等。

二、商務成本的測量與評價

（一）商務成本的測量

商務成本的測量是指通過建立商務成本的評價指標體系，分析和計算商務成本水平。由于商務成本各要素的衡量標準不統一，對商務成本的測量主要是對其構成要素分別評價的基礎上對商務成本的總量測量出一個絕對值，所以對商務成本進行評價包括對總量指標和層次指標分別評價。國內學者對商務成本的測量分析主要采用兩種方法：（1）社會調查方法，即通過向企業或專家進行函詢或問卷調查的方式，獲得地區商務成本的綜合評價。這種市場導向方式能夠獲取第一手資料，卻難以規避由于被調查者的主觀意愿、行業背景和知識水平的差異性所導致的研究結論偏差和認識的誤導。（2）統計分析法，即利用現有的統計數據庫，得出區域商務成本的綜合評判和橫向比較。鑒于該種方法客觀公正和資料可得性高的優點，學者將之視為一種主流研究方法。在此基礎上，國內學者對我國一些城市或區域經濟地帶（北京、“長三角”、深圳等）的商務成本開展了一些實證研究。由于對其構成要素的看法不同，對商務成本的測量指標也不相同。由于不同的行業和企業對商務成本的構成要素的需求強度和敏感性不同，各指標的權重也不相同。

（二）商務成本的評價

測量出商務成本的大小就要對商務成本進行評價，對商務成本的評價要結合商務成本的特點。相關研究指出持續遞增的商務成本會影響城市或區域競爭力的持續提升，而理性科學地降低商務成本必須關注于商務成本的結構要素和特點，并注重區域商務收益的提高。商務成本的特點和評價分析如下：

1. 商務成本是一個相對概念，其高低沒有絕對標準，企業要結合自身情況對商務成本做出評價。商務成本是一個與企業的主觀體驗和判斷密不可分的概念，不同企業對商務成本的理解不同、關注的重點不同,對商務成本的接受程度也不同（施放等，2006）。

2. 商務成本是企業在分析發展前景前提下進行未來決策所考慮的機會成本，這意味著商務成本是企業作出在某地區投資決策，或持續經營決策所承擔的潛在和現實的成本支出。如果企業潛在經濟收益（機會收益）和溢出效益不能補償商務成本（機會成本），或企業無法有效轉嫁商務成本，企業將通過選擇商務活動和選擇投資地加以回避。相反，如果商務成本很高，但是收益更高，那么企業和投資者依然會選擇投資或持續經營。

3. 商務成本的悖論特征。單純的成本觀不足以正確認識和評價商務成本，商務成本存在悖論特征：

第一，主體悖論。商務成本對企業而言是成本，對政府而言則更多表現為收益。企業為其商務活動承擔商務成本，自然期望它越低越好。但是，諸如土地增值、稅費則構成政府的收入來源，較高的商務成本在增長政府財政收入的同時，卻提高了企業的市場進入壁壘，主體悖論導致政府對商務成本的演變態勢存在著“兩難選擇”。

第二，功能悖論，商務成本演變所表現出的“聚集效應”和“擠出效應”存在著消長關系。一方面，商務成本低有利于吸引投資，加速資本和各類要素的集聚，比如一些地區發生的產業集群就是與該產業相關的屬地性商務成本較低的結果；另一方面，較高的商務成本則可以擠出和淘汰低端產業，從而加速產業的轉移與擴散，推動產業的調整和升級，并緩解低端產業對土地、能源和環境的壓力。因此，商務成本是“雙刃劍”。

第三，產業悖論。不同產業對商務成本的評價存在著相悖的結論。由于不同產業的要素需求結構、要素密集度和商務活動支出結構不盡相同，而商務成本不同的構成要素的變化方向和速率也各有差異，因此，一些產業（例如房地產業）認為該區域商務成本高居不下的同時，另一些產業（高技術產業）則會感到該地區商務成本較低，具有比較競爭優勢。換言之，商務成本結構的動態演變，對于不同產業，乃至企業之間具有不同的風向指示。因此，考察商務成本一般意義上的上升和下降并沒有太大的實用價值。

第四，構成要素發展悖論。要素成本和營業成本、制度成本及其他成本此消彼長，在較低經濟發展水平下要素成本相對較低，政府因控制著較多的資源往往直接采用行政命令干預經濟，市場體系不完善，因此營業成本、制度成本及其他成本極高。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要素成本剛性上升，則會促使地方政府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市場和法律體系，導致這些成本顯著降低（蔣海霞，2009）。

三、商務成本的變化和發展趨勢研究

目前，對商務成本的發展變化趨勢的研究已經逐漸增多，出現了很多對諸如長三角、北京、深圳的實證研究和各區域的商務成本比較研究。

（一）要素成本的變動和趨勢分析

對要素成本的分析主要是指對勞動力、土地、房屋成本的變動與趨勢分析，近年來的調查和研究顯示各要素成本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但是各組成部分和各地區的成本變動幅度又各不相同。（1）勞動力成本。勞動力成本的衡量指標包括職工年平均工資、單位有效產出指數，即絕對指標和相對指標。眾多參考文獻和文件都顯示職工年平均工資呈逐年上升的趨勢，相比之下，單位有效產出指數變動幅度較年平均工資相對小。當然，還存在結構性變動的問題，如科研人員和高技術人員工資變動與基層工人的工資變動幅度和趨勢不同，對企業的影響也是不同的。（2）土地、房屋成本。土地與房屋的成本主要通過對土地使用權交易價格、房屋所有權交易價格、房屋使用權租賃價格進行衡量，目前各城市的土地與房屋價格逐年上升，其中房屋銷售價格上漲最快，這對土地依賴比較強的企業造成了嚴重的威脅。

（二）營業成本的變動和趨勢分析

營業成本中比重最大的是交通成本和服務成本，而水、電、煤等的價格雖然也有上升，但是收費標準比較剛性，目前影響最大的是交通成本。一些大城市市內路況不佳、交通擁擠，停車費用高昂等問題突出，造成了營業成本的上升。另外，培訓費用和廣告費用作為營業成本的組成部分也存在上升的趨勢。

（三）制造成本的變動與趨勢分析

制度成本分為兩類，一是以企業所承擔的稅費負擔比例表征的顯性制度成本，二是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務績效對區域內商務環境的影響而使企業間接或潛在支付的隱性制度成本。（1）顯性制造成本。稅費比重作為顯性制造成本受到廣泛的關注，由于各地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實施稅收優惠政策，稅費負擔比重會相對降低。（2）隱性制造成本。隱形制造成本的衡量指標主要包括政府審批與管制指數、政府服務能力指數、法制健全程度指數、市場發育程度，也表現出逐漸減低的趨勢。

（四）其他成本的變動與趨勢分析

其他成本主要指社會治安和文化兼容性，一個地方的社會治安越好說明政府保護私有財產和人民安全的能力越強、商務成本越低，而文化兼容性好對吸引外資非常有利。相比較而言這兩種因素都逐漸向好的方向發展，但是東部沿海地區，如長三角等表現出更好的發展態勢。此外，東部沿海對教育和其他基礎設施的投入也比中西部高。

四、商務成本的應用

（一）商務成本與產業結構關系研究

產業結構亦稱國民經濟的部門結構，是指國民經濟各產業之間以及個產業部門內部的構成，它主要受需求結構、資源供給、科學技術、國際經濟關系等的影響。由商務成本的產業悖論，商務成本是一把雙刃劍，較低的商務成本有利于吸引外資，促進產業集聚，促進區域經濟發展；較高的商務成本，又能促進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優勝劣汰的作用，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同時還能緩解低端產業對資源、土地和交通的壓力。不同的產業、甚至同一產業的不同行業，對商務成本各構成要素的需求強度和敏感性具有顯著差異（黃曉莉，2008）。商務成本中的要素價格上升主要是因為需求增加而供給不足引起的，而又引起對今后需求的相對較少，對要素價格比較敏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源密集型產業就會逐漸退出。制度成本和其他成本的降低又會吸引那些高新技術產業的進入，從而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基礎產業和制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

（二）商務成本對城市和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狹義商務成本是指與屬地相關的成本，對評價城市和區域經濟發展、綜合競爭力和投資環境具有重要的指向作用。投資總收益左右著投資者的區域選擇，而投資總收益取決于投資環境中的商務成本和收益的比值，根據成本收益理論，成本越小收益越大則利潤越大，適度治理商務成本、擴大單位投資收益對區域經濟發展有重要的作用。企業衡量投資環境主要是衡量商務成本和這些成本所帶來的收益，全要素生產率（TFP）和外國直接投資（FDI）是兩個重要的項目。企業生產率和外資企業數量與城市人口、人均GDP和運輸成本有關，可以說商務成本與城市發展息息相關，商務成本對城市空間結構優化也具有促進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商務成本對城市和區域的投資有重要影響，但是各城市的投資回報率與綜合商務成本乃至要素成本、營業成本等之間并沒有表現出顯著相關性。

五、商務成本治理對策

由于商務成本是一個相對考察量，對商務成本的治理不能盲目要求降低，一味強制性的降低其絕對值不但沒有作用反而有害。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必然會帶來商務成本的上升，關鍵是分析投資本身的收益與產業集聚、市場規模等所帶來的增額收益，是否大于商務成本的增加值。日本的研究證明地價與工資在企業對小城市的投資上起負相關作用，但在企業對大城市的投資上起正相關作用，因為大城市強大的市民購買能力和大規模多范圍的產業集群會給商家帶來更多的回報①。政府在商務成本的治理中要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同時也要重視市場和企業的作用。

（一）企業應對商務成本策略

對于企業而言，應首先要分析商務成本下的收益，只有當收益大于成本時企業才會選擇投資或持續經營，否則根據經濟人和理性人的假設，企業就會選擇退出。當選擇投資和持續經營時，也要在現有收益下最大限度的降低商務成本。

（二）政府應對商務成本的策略

市場在調節商務成本中的要素成本等硬性成本中發揮著主導作用，政府調節商務成本主要是對營業成本、制度成本和其他成本的調節。（1）對營業成本的調節。對營業成本中的水、電、煤等能源的調節要結合不同的地區資源，對高能耗產業進行節制，大力弘揚節能減排。對低能耗和公共服務產業實行優惠政策。對于交通運輸成本，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合理征收各種交通稅費。（2）對制度成本的調節。政府在制度成本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制造成本與政府行為直接相關，因此，政府致力于降低制度成本，真正扮演好服務的角色。首先要制定合理的稅費政策；其次，對于隱性成本應該簡化行政審批程序、提高公務員素質、制定合理的政府績效考核政策、增強政策執行的透明度等。（3）對其他成本的調節。加強教育、文化、法制建設，降低其他成本的支出，對政府來說任重道遠，需要政府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需要指出的是,國內有些學者還單獨列出了“中國特色成本”,即國內企業的公關成本和很多不能拒絕的會議成本（劉永東，2008），因此，還要加強政府的廉政建設和親民親商建設，充分發揮各種非贏利性組織的作用。

注釋：

① ［日］經濟企劃調查局.平成6年地域經濟報告［R］．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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