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政策與發展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宏觀經濟政策與發展，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外貿依存度;財產性收益

中圖分類號:F2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面對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中央政府高瞻遠矚出臺了一系列擴大內需確保我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措施,然而情急之下的啟動只是應急之舉,從戰略角度看,注重內需的經濟發展模式應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常態。

經濟學家對于大國應該有不同于小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有著經典的研究,斯密的研究結果顯示:中國憑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氣候多樣的優勢就能支持巨大的制造業,在此基礎上再加強和國外經濟聯系就能大大加強其制造業的競爭力。中國的“自然稟賦”遠遠優于歐洲各國奮力打造的歐洲統一貨幣區和歐盟等促進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錢納里的研究結論顯示:大國經濟發展模式的主要特征應該是較低的國際貿易水平,國家越大、政策內向性越強,其經濟發展就越趨于封閉經濟的發展模式。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因為資本短缺,應該更多地依賴對外貿易的話,那么在中國具有一定資本積累、銀行存款不斷上升的今天,就應該不失時機地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充分挖掘內需對經濟的拉動作用。

二、調整對外經濟發展模式

基于比較優勢基礎上的“出口導向”戰略對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對外開放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規模呈現逐年增長的態勢,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206億美元,發展到2008年的25,616億美元,30年增長了124倍,同時外貿依存度也從9.74%提高到58%,2005年這一指標曾高達70%。IMF的統計數據顯示,2003年全球平均外貿依存度為45%,其中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為38.4%,發展中國家為51%。顯然中國的外貿依存度不僅遠遠超過發達國家,而且曾超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19%。而且中國出口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上。

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啟動在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引進外資的基礎上,改革開放初由于資金短缺,政府引進外資發展經濟不失為明智之舉,但從1995年我國金融機構首次出現存差開始,到2008年我國金融機構存款已突破20萬億元,在這種新形勢下,如果繼續如饑似渴地引進外資,勢必產生對國內金融機構放貸的“擠出效應”,并嚴重影響國內資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當前必須逐步取消對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政績考核,逐步取消外資企業在國內的優惠政策,提升國內企業的競爭力,優化國內資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

過度依賴對外貿易,必然會加大我國經濟運行的風險,一旦世界經濟出現“風吹草動”將對我國經濟造成巨大沖擊,甚至威脅到國家的經濟安全。因此,一方面應積極融入世界經濟全球化,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實施出口市場和出口產品的多元化;一方面在外貿依存度逐漸回歸的同時,積極挖掘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潛力,努力做到消費、投資和出口相協調。

三、優化國內需求結構

逐年增長的進出口總額對我國經濟增長發揮了巨大作用,特別是促進了外向型經濟為主的珠江三角洲等地區的經濟騰飛,但是這種以單向引進和數量擴張為特征、以資源高消耗為手段、以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式對外經濟發展模式,已經不能適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新要求。發展經濟學曾指出,勞動密集型產業從發達國家遷往落后國家,能在短時間內對落后地區的經濟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但落后地區必須抓住這一難得的向發達國家進行經濟收斂的契機,在對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進行消化吸收的基礎上,形成自己有核心競爭力的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升級,否則這個黃金時期過去后,落后地區會由于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稀缺漲價而陷入經濟衰退。日本及亞洲四小龍成功地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高層次經濟實現了飛躍,從而躍過了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相反,中國企業長時期陶醉于廉價勞動力創造的利潤空間,沒有動力消化和吸收國外的先進管理經驗和自主創新,因此面對生產要素上升和美國次貸危機,企業紛紛倒閉。

面對始于2007年底的經濟衰退,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并起到了不俗的成效,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刺激消費和擴大投資,如政府4萬億資金投資在有關國計民生的基礎設施上,不僅能對經濟增長起到強有力的拉動作用,而且以后能長時間內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但是,經濟規律表明,如果不能將投資最終轉化為消費,必然會導致生活過剩、債務增加和經濟蕭條。

市場經濟下,消費是經市場認可后進入了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的最終環節,投資雖然具有拉動經濟發展和增加GDP的作用,但卻沒有進入生產過程的最終環節。也就是說,由投資帶來的產品量的增加,有可能轉化為最終消費,也有可能不能被消費環節接受。如果投資形成的產品不能被消費環節接受,就會產能過剩、資源浪費、債務增加和經濟蕭條。我國目前的經濟運行情況就是在外需銳減而國內需求又沒有及時跟上而造成的產能過剩,說明我國啟動經濟的主導思想應該更多地落腳于消費,使投資服從消費。所以,如果盲目地以出口導向和投資刺激經濟增長都會導致經濟的不可持續發展。

四、啟動國內消費需求所面臨的問題

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發展初期主要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這也是發展經濟學家專注于研究儲蓄、資本積累和投資的重要原因,在投資拉動型經濟模式下,收入分配必須有利于資本所有者,由于這一階段,投資的主體是國家和企業,這也是居民收入分配增長速度遠落后于GDP增長速度的原因。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采用典型的投資拉動型經濟發展模式,1984年以來,我國GDP資本形成率都在30%以上,有時高達45%,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多個百分點。與這種高資本形成相適應,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必然重資本、輕勞動,這也是我國長期來城市居民勞動收入相對于資本報酬下降的主要原因。1979～2008年我國GDP年均增長9.6%,而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長率為7%,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長率為6.9%。1991～2005年勞動者收入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到41.4%,同期企業利潤占GDP的比例從21.9上升到29.6。2007年我國職工工資總額僅占當年GDP的15%,而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自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持續上升,已從20世紀九十年代初的12%上升到現在的27%。因此,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和企業利潤的大幅上升相當程度上是以居民收入下降為代價。

由于中國貧富分化懸殊,基尼系數已遠遠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目前的國內消費需求情況是:有錢的不消費,想消費的沒錢;另外,因為中國目前正處于社會轉型期,住房、教育和醫療等改革增加了居民的儲蓄謹慎動機。如果說中國過去的高儲蓄是幾千年來中國人形成的勤儉節約美德使然,那么現在的高儲蓄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居民不敢花錢的結果。

五、有效啟動消費需求的相關建議

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的關鍵是增加居民的勞動性收入。目前,中國最終消費對擴大內需的貢獻不顯著的主要原因在于勞動收入有限,據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8年8月,我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為20萬億元,人均擁有量為1.5萬元,扣除收入不均等因素,大多數居民的儲蓄遠不足以支付教育、醫療、養老方面的支出。

本文強調初次分配過程向勞動力傾斜主要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國的收入分配更有利于國家稅收和資本所有者。據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上半年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為8,065元,實際增幅為6.3%;農民人均收入為2,528元,實際增幅為10.0%,而2007年和2008年的政府稅收增幅分別為31.3%和30.5%,資本在初次分配中處于有利地位已是不爭的事實。因此,應該逐漸調整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過程中國家稅收、資本所得和勞動所得的比重,提高勞動者所得,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

凱恩斯消費函數表明,決定消費的因素有自主性消費、消費邊際傾向和收入,其中自主性消費決定于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消費邊際傾向隨著居民財富的增長而下降。將收入轉化為消費的關鍵是邊際消費傾向的高低,而提高居民收入的關鍵是調整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過程中國家稅收、資本所得和勞動所得的比重提高勞動者所得,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因此,提高國內消費需求的途徑在于直接增加居民收入和國民收入更多地向低收入群體轉移。

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將目前財富兩極分化的啞鈴型社會結構調整為中間大兩頭小的紡錘型結構,必須改革目前的收入分配政策,提高農民和普通市民的收入水平。為此,傳統的宏觀經濟政策以累進制稅率對高收入者進行征稅,然后以轉移支付的形式對低收入者進行補償,以便在降低基尼系數、構建和諧社會的同時,提高社會的總福利。但很難把握這種劫富濟貧經濟政策的均衡點,因為隨時都有可能降低高收入者的生產積極性。因此,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我國現行經濟發展階段調整居民收入關系和擴大內需的有效途徑。提高低收入者水平,使低收入者不斷向中等收入群體轉移,進而形成中產階層。而中產階層是保持社會穩定與和諧發展的中堅力量,中等收入者是中產階層的雛形,不斷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保持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自動穩定器”。

(作者單位:電子科技大學中山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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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務局

（20__年10月8日）

按照__局長在總局機關部門負責人會議上的有關要求，水務局組織有關人員認真學習了7月26日總理在在全國電視電話會議上《關于統一思想，堅定信心，完善政策，明確任務，狠抓落實，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協調發展》的講話精神，并及時與省發改委、水利廳、水利部等有關部門進行了溝通，探討了今后一個時期的投資走向，結合墾區水利基本建設實際，認真分析了宏觀調控政策對墾區水利基本建設項目的影響，尤其是對當前在建和擬建重點大中型項目的影響，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和建議。

一、墾區水利基本建設進展情況

經過五十多年的開發建設，目前，墾區水利工程建設累計完成投資64.8億元，建成堤防2828.53公里，水庫153座，建筑物7.3萬座，排灌站173處，機電井54222眼，萬畝以上灌區43處，治理澇區99處，擁有噴灌機8943臺。實現堤防保護耕地74.7萬公頃，水庫總庫容10.3億立方米，灌區設計灌溉面積124.3萬公頃，澇區除澇面積137萬公頃，治理水土流失面積34萬公頃，噴灌設計面積14.9萬公頃。已初步建成了防洪、除澇、灌溉和水保四大工程體系，提高了農田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為墾區糧食安全和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墾區目前正在建設的國家水利基本建設項目有三江平原治理工程，松、嫩、黑干流防洪工程，國境界河防護工程，大型灌區續建配套與節水改造工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和人畜飲水安全工程等。其中，松花江、嫩江干流防洪工程已按照批復的初步設計完成全部建設內容，全線達到20年一遇標準。墾區已完成了太平湖、西江、青石嶺、南陽河、雙峰5座大中型水庫的除險加固任務，清河水庫除險加固工程正在實施中。目前正在建設的重點水利基本建設項目主要有新建的綏濱、八五九灌區工程，興凱湖、查哈陽、江川三座大型灌區的續建配套工程和人畜飲水安全工程。其中新建的綏濱、八五九兩座灌區已分別完成投資13163萬元和8999萬元，占批復概算總投資的47.7和14.3。興凱湖、查哈陽兩座灌區已分別完成投資15657萬元和10503萬元，占批復概算總投資的12.4和39.9，江川灌區20__年剛剛列入國家計劃。人畜飲水安全工程已完成投資3044萬元，解決8.53萬人的飲水安全問題，占墾區存在飲水安全問題人口的12.6。墾區當前各項水利基本建設任務仍十分艱巨。

墾區目前正在積極爭取有望近期列項實施的大中型水利基本建設項目主要是“三江平原近期防洪除澇工程”和以“三江平原‘兩江一湖’沿岸大中型灌區項目”為主要內容的地表水灌區工程。“三江平原”地區全省規劃骨干工程總投資36.17億元，其中梧桐河、嘟嚕河、撓力河、七星河、倭肯河、穆棱河以及同撫大堤防洪工程投資6.15億元，墾區約2億元；續建大中型澇區22處，投資12.19億元，墾區約8億元；灌區工程7處和排蓄灌工程56處，投資10.3億元，墾區約4.48億元；試驗站網投資0.73億元，墾區約0.25億元。墾區地表水灌溉項目共擬新建、續建大型灌區17處，尚需骨干工程概算投資73.64億元。其中呼聲很高的“兩江一湖”灌區9處，骨干工程投資57.63億元。這些工程完成后，可達成設計灌溉面積1204.2萬畝，其中新增水田面積562.8萬畝，旱田噴灌面積44.3萬畝；改善水田面積591.6萬畝，旱田噴灌面積5.5萬畝。灌區建成后，預計年可增產糧食55億斤，同時還可在非灌溉期為210萬畝濕地及保護區進行生態補水，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均十分顯著。

二、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主要精神

九洪水以后，國家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依靠國債資金的支持，全國的水利基本建設投入增長達到了歷史最好水平，墾區也抓住了這個機遇，先后建設完成了松花江、嫩江干流防洪工程，太平湖等5座大中型水庫除險加固工程，大型灌區續建配套與節水改造等一大批水利基本建設項目也取得了快速進展。20__年，國家根據宏觀經濟的發展走勢，將實行多年積極的財政政策調整為穩健的財政政策。也就是說，盡管國家對水利作為重點投資領域的地位不會改變，但中央水利年度投資規模已經減少，水利投資的重點更加集中到南水北調等一些國家大型項目上。

這次總理在全國電視電話會議上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講話精神，主要解決的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貨幣信貸投放仍然過多，[此文若不是在文秘站 站出現，那均為抄襲。歡迎舉報]國際收支不平衡加劇，能源消耗過多，環境壓力加大等問題，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但預計水利基本建設項目投入不會因此而大規模削減，因為宏觀調控政策第一條就是要繼續促進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抓好秋糧生產，力爭實現全年糧食生產穩定發展，要想做到這些是離不開水利基礎設施支撐的。但是，目前國家對水利基本建設的投入要恢復到“十五”時期前三年的水平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水利部矯勇副部長今年來墾區檢查工作時提到，這幾年國家對水利基本建設項目的投入年年在減，“十五”時期后兩年比前三年平均每年減少了83億元。根據水利“十一五”規劃需求和現有的中央投資規模測算，中央水利投資比“十五”期間每年將減少近100億元。除了人畜飲水項目投入可能有一定增加外，明年其它水利基本建設項目投入可能還要再減少一點。

三、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可能對墾區當前在建和擬建重點水利基本建設項目的影響

（一）國家高度重視糧食安全和解決“三農”問題，為墾區水利建設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墾區是國家重要的商品糧生產基地，對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國家重視糧食安全，增大對糧食主產區的扶持力度，對于以服務農業生產為主要任務的墾區水利建設也是一個難得的機遇。同時，國家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重點是發展農業生產能力，促進農民增收，而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是發展農業生產能力的基礎保障。

（二）國家實行的穩健的財政政策，減緩了墾區水利基本建設的發展。一是水利基本建設投入難以滿足墾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墾區當前處在歷史最好的發展時期，經濟快速發展，職工安居樂業，糧食總產已突破了200億斤大關，正在向300億斤邁進。按照墾區現有的土地面積和耕作水平，要實現糧食總產300億斤的目標，增產的主要措施就要靠大型地表水灌溉工程的實施。大型灌區建設的投入大，必須依靠國家的扶持和投入，而按照目前國家的投入水平，要完成墾區大型灌區的建設目標是遙不可及的。

二是自籌資金籌集困難，一定程度影響了工程的順利實施。目前國家實行的投資模式是骨干工程中央和地方按照1：1的比例投入，即國家投入1元錢，地方就需要自籌1元錢進行匹配，共同完成骨干工程建設，配套工程則全部由地方自籌資金完成，即基本形成中央和地方1：2的投入比例。水利基本建設項目規模大、投入高，動輒上千萬，甚至上億元，僅僅依靠收益農場是難以完成如此巨大的資金籌集任務的。目前的狀況是上項目要錢時，硬挺著拍胸脯，可是要干活時配套資金卻難有著落，影響了工程工期，造成了工程款的拖欠，上級驗收難以過關。自籌資金困難已很大程度的影響了墾區水利工程的實施和墾區在上級機關的信譽。

（三）水利投資體制政出多門，難以完全協調一致。

國家現行的投資體制中，大量的水利基本建設投資包含在農業綜合開發、標準良田、扶貧、土地整理等項目中，存在政出多門的問題。由于各部門對項目立項、設計、施工等環節的要求不一、標準不一，形成有些項目管理粗放及與水利總體規劃不符或重復建設的問題，影響了資金效益的正常發揮。

四、針對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對策與建議

一是做好前期項目儲備，積極爭取國家支持。面對國家當前的投資形勢和墾區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我們在積極爭取國家支持的前提下，[此篇范文為文秘站 作者嘔心嚦血之作（）-未經過文秘站網站同意轉載此文均為抄襲后果自負]更加重要的是把水利勘測設計的前期工作做好。目前，我們已組織完成了《黑龍江墾區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建設近期實施規劃》、《墾區重點中型灌區節水配套改造規劃》，協調省水利設計院、農墾設計院開展了《全省水資源綜合規劃》、《三江平原近期防洪除澇可行性研究報告》、《三江平原“兩江一湖”灌區規劃》、等前期工作，為墾區有更多的工程在國家立項做了充分的準備。近期要重點做好三江平原“兩江一湖”灌區可行性研究報告的編制工作，爭取能夠早日立項實施，增加國家對墾區的投入力度。

二是抓緊建立政策保障，形成穩定的資金籌集渠道。按照當前的投資模式，三江平原項目和兩江一湖項目上馬后，按“十五”時期的投入水平，每年投入2億元，則農墾每年就需要自籌1億元匹配資金，1億元配套資金。為了保證工程的順利實施，樹立墾區在上級機關的良好信譽和形象，便于更多的爭取項目和資金，建議總局盡快出臺相應的政策，繼續推廣建三江分局加大自籌力度，每畝地提取10元錢用于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的典型經驗，研究探討水利建設分級負擔，水利建設基金收取，鼓勵民營資本、外資、金融資本和大中型工商業以BOT、TOT等方式或其他方式投資建設經營水利項目，有效調動廣大職工群眾參與農田水利建設，早日建立起符合墾區實際且不走形式和擺花架子的水利建設資金籌集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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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周期，經濟政策

一、經濟周期理論

經濟周期是指經濟運行中周期性出現的經濟擴張與經濟緊縮交替更迭、循環往復的一種現象。是國民總產出、總收入和總就業的波動，是國民收入或總體經濟活動擴張與緊縮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動變化。西方學者一般將經濟周期分為擴張和收縮兩個階段，波峰和波谷是經濟周期的轉折點；或者劃分為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四個階段。

由圖1，我們可以看出經濟周期曲線是圍繞斜線FE上線波動的，現代宏觀經濟學中，經濟周期發生在實際GDP相對于潛在GDP上升（擴張）或下降（收縮）的時候。每一個經濟周期都可以分為上升和下降兩個階段。上升階段也稱為繁榮，最高點稱為頂峰（如圖1所示的A點和E點）。然而，頂峰也是經濟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此后經濟就進入下降階段，即收縮。收縮嚴重則經濟進入蕭條，收縮的最低點稱為谷底（如圖1中C點）。當然，谷底也是經濟由衰轉盛的一個轉折點，此后經濟進入上升階段。經濟從一個頂峰到另一個頂峰，或者從一個谷底到另一個谷底，就是一次完整的經濟周期。在擴張階段，即CE的階段，是宏觀經濟環境和市場環境日益活躍的階段。此階段，市場需求旺盛，訂貨飽滿，商品暢銷，生產趨升，資金周轉靈便，經濟發展處于較為寬松有利的外部環境中。而收縮階段，即AC的階段，是宏觀經濟環境和市場環境日趨緊縮的季節。這時，市場需求疲軟，訂貨不足，商品滯銷，生產下降，資金周轉不暢。企業在供、產、銷和人、財、物方面都會遇到很多困難。經濟發展處于較惡劣的外部環境中。

二、經濟周期理論與宏觀經濟政策

在經濟學界，很多學者試圖解釋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系，20世紀50—60年代，菲利浦斯曲線理論流行，其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系是：當高失業率的時候可以減少通貨膨脹，當高通貨膨脹時可能降低失業率。20世紀60—70年代，更多的學者開始質疑菲利浦斯曲線是否能正確放映兩者的關系，特別是弗里德曼，受“時間一致性”觀點的影響，他認為預期的宏觀經濟政策通常是無法實現的，因為時間一致性的基本觀點是：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所指定的政策要有一個前提量的選擇，這些政策能夠影響居民的消費、廠商的投資預期。目標常常不能夠真正實現，陷入決策制定者的悖論。“時間一致性”揭示了20世紀70—80年代西方經濟高失業率、高通貨膨脹率的問題，從那時這種概念就逐漸變成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一種重要理論和依據。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時間一致性”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如圖2所示，原本的經濟周期的波動曲線為ABCDE，其中BC段為衰退期，CD段為蕭條期，DE段為復蘇期，EF段為繁榮期。如果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所帶來的影響保持一致，那么在經濟周期本身和宏觀經濟政策的雙重作用下，經濟周期每個階段將會加速發展，使得經濟周期由ABCDE變為A1B1C1D1E1，使得原本的經濟周期變短，而且新經濟周期的波動較原有的波動更大，不利于穩健的宏觀環境的形成。

另一方面，我們假設原有經濟周期的波動曲線為A1B1C1D1E1。由于宏觀政策的實施到產生作用需要一定的時間，在此我們假設宏觀經濟政策從實施到產生效果的時間為一整個經濟周期的四分之一時間，也就是說，當我們在A1B1段實施的宏觀經濟政策，在B1C1段發生作用，這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時滯效應，由于宏觀經濟政策的滯后性會對經濟周期的發展產生一定的沖抵作用使得經濟周期的整幅變小，使得經濟總體處于一個相對平穩的影響，但是會減少某些時期的社會總財富的增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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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產業政策”的討論大多是各說各話

近來林毅夫和張維迎關于產業政策的辯論引起了廣泛關注。但是，在這場辯論中，參與者很多時候其實是在各說各話，并沒有真正的對話。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三個不同但又緊密相連的大問題經常被混在一起討論。這三個不同但又相互聯系的大問題是：產業政策、宏觀經濟政策以及制度變革。比如，某些產業的產能過剩只是產業問題。因此，去產能只是一個產業政策水平上的問題，不是一個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而中國目前是需要緊縮政府投資，還是繼續通過增加政府投資來拉動經濟，這是個宏觀經濟政策問題。最后，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是要更依賴民營經濟還是繼續“做大做強”國有企業，這是個制度問題。

但是，這三個大問題并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有著緊密聯系的。

首先，產業政策的成敗確實受制于宏觀經濟政策和制度約束。相比來說，宏觀經濟政策和制度變革則較少受制于產業政策。

其次，宏觀經濟政策受制于制度體系。比如，因為中國的特定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壓縮政府主導投資的實際效果經常會大打折扣。

最后，制度變革肯定是決定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最核心基礎。

因為對上述三個大問題之間的區別和聯系沒有明晰的認識，故參與產業政策的多種觀點都是各說各話。

比如，對產業政策全盤否定的觀點基本上是以制度變革為出發點的。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的主要瓶頸是計劃經濟思維，而將產業政策等同于計劃經濟，這等于是混淆了制度變革和產業政策。

還有一種觀點主要是以當前的宏觀經濟政策為切入點來批評某些對產業政策的質疑，但其中關于要堅持資本投入的討論避開了資本投入是由政府主導還是由民間資本主導（且不說政府是否還有足夠的財力繼續）這個核心問題。此外，這種觀點也完全沒有涉及中國經濟增長所面臨的制度約束。

有的觀點則基本只聚焦于產業政策，幾乎完全避開宏觀經濟政策和制度變革。這樣的討論盡管有益，但是卻不能解決中國經濟面臨的諸多深層次問題。

最后，中國的經濟學界幾乎不討論制度變革，而多半停留在宏觀經濟政策層面。如此，中國的經濟學界對關乎中國長遠未來的根本問題幾乎全然沒有貢獻，因為一個國家的經濟永遠都不是純經濟學問題，而是政治經濟學問題。這一點亞當?斯密就講得很清楚了，可眾多的中國經濟學家好像完全忽視了這一點。

澄清對產業政策的一些誤讀和迷思

比如，某些產業的產能過剩主要是一個產業問題。因此，去產能主要是一個產業政策的問題。如果學界和政策界把“產能過剩”作為一個宏觀經濟政策問題，則是一種誤讀。

中國目前的宏觀經濟政策大致是“新常態”下的“供給側改革”。這其中包含了宏觀經濟政策，也包含了一部分制度變革。但是，這一宏觀經濟政策在理解和執行中，確實有可能犯了將某些產業的產能過剩問題當成了制定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的錯誤。另外，“新常態”下的“供給側改革”對于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制度約束似乎考慮得不夠多，這也有可能影響“供給側改革”的實際政策效果。

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顯然受制于其制度體系。而學界和政界完全不考慮制度變革，只是想從技術水平來解決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制度瓶頸，這將是本末倒置。換句話說，宏觀經濟政策不能解決約束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制度瓶頸問題，產業政策就更不能了。

因此，釋放中國經濟增長的“制度紅利”肯定是正確的方向，它和制定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并不矛盾，關鍵是具體的制度變革的推進。而恰恰是因為中國的工業化只是初步完成，且中國的工業生產效率離發達國家的水平還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中國的產業政策和制度變革都還有非常大的增長潛力。因為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環境和宏觀經濟政策環境下，中國的制度變革和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對于通過正確的產業政策來促進中國的產業發展也同樣還有非常大的潛力。

篇5

關鍵詞：新形勢；通貨膨脹；充分就業；貨幣政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F82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8-000-01

一、背景

自從2008年爆發美國次貸危機以來，各國政府紛紛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加大信貸投放力度，甚至由政府直接注資實體經濟，以期通過這些宏觀經濟政策拉動經濟，提升總需求，從而確保經濟增長與就業崗位的增加。然而，這些旨在刺激經濟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本身亦包含著某些潛在的負面影響，在增加就業崗位、拉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寬松的貨幣政策亦將導致較高的通貨膨脹和加速物價水平上升。

就業與通脹控制，歷來是宏觀經濟中的一道兩難題目，特別是當前經濟危機仍未過去，歐洲債務危機此起彼伏，市場前景仍然充滿了不確定性，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稍有不慎，就將引起嚴重的問題。因此必須加以重視，筆者以為，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要遵從以下幾條原則：從國民經濟的長遠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高度進行把握、深入研究通脹和失業的內在聯系，從而確保將兩項指標控制在可接受區間、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拉動社會總需求、最后就基于菲利普斯曲線所揭示的兩者的關系進行相關決策時，要對其結果條件對應關系進行準確把握。

二、當前通脹與就業問題存在的原因

隨著經濟危機的不斷深入，各國政府紛紛出臺新的宏觀經濟政策，力求扭轉或減輕經濟危機給本國經濟帶來的沖擊與負面影響，保就業、保增長。然而，隨著最初的刺激經濟增長政策的效果過去，各國卻不約而同的陷入了政府赤字高筑、經濟增長放緩、物價上漲加速的困局之中，更有甚者，出現通脹與失業率“雙高”的現象，陷于被動局面。那么，為何會出現這些問題？雖然經濟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但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1.政策制定偏重就業，忽略對通脹的治理

危機發生后，各國面對經濟衰退，生產下滑的局面，不約而同的采取了刺激經濟、保障就業的政策，對于通脹的控制有所忽略，而這種經濟運行的結果就是時至今日，63.4% 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普遍出現了經濟增長率不超過 2% 的經濟緩慢增長與 6% 的高通脹水平、9% 的高失業率水平相伴的“雙高”局面。這一方面說明由于失業率上升，就業壓力大，各國在制定經濟政策時偏重于解決就業問題，放松對通脹的管理控制，但另一方面，也說明某些國家對于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問題全面內涵及其相互作用機制的了解不足，使得相關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實施效果與主觀目的之間發生了背離，出現了較高通脹水平下仍然保持了較高失業率的水平這一矛盾和困境。

2.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完善、抑制了總需求

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提升社會總需求的前提條件，在本次經濟危機中不難觀察到，但凡具備較為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國家，社會的需求總量仍然能夠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社會公眾對于未來的收入預期不明朗，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公眾的支出計劃變化幅度較大。這是因為保障體系健全，公眾未來預期向好，刺激其有效消費需求，進而帶動社會再生產相關環節，反之則結果也相反。

3.偏重短期目標，忽視長期發展

針對突出其來的經濟危機，一些國家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優先考慮的不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長期發展，而是追求一些短期的、見效快的模式，這一現象在某些西方國家的近期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顯現無疑：為了獲取足夠的票數，取得競選與連任的勝利，一些西方政治集團更加傾向于采用見效快、時間短的經濟政策，從而忽略了長期的經濟政策的穩定性與連貫性，造成數年之后，政策的負面影響浮出水面的惡果。

三、協調通脹與就業問題的對策建議

1.從長期和發展戰略的高度去制定宏觀經濟政策

經濟發展有其自身規律，而經濟政策的制定通常是用于引導經濟的發展方向，調整產業的結構組成，因此宏觀經濟政策具有長期性的特點。而當前部分國家為了應對突出其來的經濟危機，急切的采用一些短期博弈行為來保障就業，從而導致在就業問題和通脹問題上遇到了兩難的困境。一個健康健全的經濟體運行特征應該是具有一個合理通脹水平和物價水平以及將失業率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而要做到對這個兩難選擇的準確把握，就必須將通貨膨脹和充分就業的問題從經濟結構調整戰略轉型及其長期發展的規劃上來看待和加以審視，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在處理通貨膨脹時不傷及到就業問題，而在解決就業問題時候通貨膨脹水平依然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

2.科學決策，將通脹和失業率控制在可控范圍內

多年的經濟研究表明，通脹與一定程度的失業率，是經濟發展所必不可少的劑，也是經濟增長的必然產物，因此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要充分認識到這兩個數據的真實含意：引發通貨膨脹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是現代經濟的一個普遍現象，而失業率則是一項指標，用于衡量就業程度。二者的存在是一種正常的現象，徹底的消滅或者長時間的壓制都是不現實的，宏觀政策的制定目標應當是將這兩項數據控制在可控的、社會可承受的范圍之內。

3.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公眾對于未來經濟的預期也將影響公眾的支出計劃，因此，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不僅能夠有效的釋放公眾的購買力，促進經濟增長，而且即使經濟增長陷入停滯不前的境進，或者處于通脹與高失業率并存的“兩高”局面，由于社會保障體系的作用，公眾依然敢于消費，從而推高了社會的總需求，進而拉動經濟發展，促進新的就業崗位的誕生。因此，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雖然從數據層面難以表明其對經濟的支撐作用，但由于它是通過對于社會公眾的心理預期影響而最終實現其作用的，因此，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時候，不能忽視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工作。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