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市場變化總體趨勢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勞動力市場變化總體趨勢，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一直以來，中國都被認為是一個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國家。也就是說，在二元經濟社會中，來自農業和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將源源不斷地補充到非農業部門。由于勞動力無限供給，因此，雖然就業總量不斷增加，但是工資水平卻保持不變。然而，這種局面在近年來開始打破。從現象上看，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情況已經比較明顯;從供求關系的分析，則可以看出旺盛的勞動力需求和有限的勞動力供給,使勞動力市場供求態勢發生了明顯轉變。

一、人口結構轉變：長期趨勢的開始

從總的水平上考察，在確定人口數量情況下，決定勞動力供給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總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的生育率水平變化有著直接聯系。觀察21世紀上半葉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和勞動力供給趨勢變動，可以得出這樣的基本結論：勞動力供給總量的邊際遞減現象已經發生，勞動力供給絕對數量的減少也將很快出現。迄今為止，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總量以及占總人口的比重一直處于不斷上升趨勢，成為勞動力市場供給不斷增加的基本源泉。這不僅形成了中國豐富的人力資源優勢，也成為近20年來“人口紅利”的主要來源和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然而，根據最新預測，中國人口高峰將在比預期早得多的時候，即大約2030年前后在14.4億左右的水平上達到，勞動年齡人口從2013年左右開始上升趨勢就十分平緩，2016年達到最高峰后開始絕對減少，而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目前已經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趨于加快。從近期看，總人口和勞動年齡人口都處于增加的態勢，而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實際上反映的是勞動力的實際增長）則已經開始下降。因此，勞動力供給的際遞減在本世紀初已開始，而勞動力數量的絕對減少，則大概在10年以后開始出現。在未來幾年中，新增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將持續下降，到2010年會下降800萬人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人口結構變動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具有長期性。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是導致這種結構變化的主要原因，而生育率水平是一個具有相當大慣性的變量，因此，人口變遷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具有不可逆轉的性質，是一個長期趨勢的開始。

二、非農就業彈性的變化

而從勞動力需求面看，近年來的經濟增長不斷創造著旺盛的勞動力需求。由于農業部門基本不產生新的勞動力需求，所以假定非農部門的GDP是就業崗位的來源。據此，可以根據現有統計體系中GDP和非農就業統計，來計算1990年以來的就業彈性變化。

非農GDP的計算相對簡單，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7》公布的資料，可以計算出第二和第三產業按1978年不變價格的生產總值，然后，可以得到每年非農部門的GDP增長率。非農部門的GDP通過非農就業活動創造。非農就業包括城鎮就業和農村的非農經濟活動創造的就業崗位，而農村的非農就業又包括鄉鎮企業就業、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部門產生的就業崗位，這樣，可以得到非農部門的總就業增長情況。1990年以來，非農部門的就業彈性雖有波動，但并沒有表現出遞減趨勢。除了個別年份非農部門的就業彈性不足0.1以外，其他時期基本保持在0.2以上。近年來，則一直在1991～2006年的平均值0.28左右小幅波動。

非農部門勞動力需求的這種變化特征表明中國經濟發展和勞動力市場運行的以下兩個特點：一方面，就業彈性沒有表現出明確的趨勢性變化，反映了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結構特征尚未出現根本改變，勞動力密集產業仍然是國民經濟中居于主導地位的部門。同時也意味著，按照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就可以實現就業崗位的增長；另一方面，由于經濟增長沒有表現出系統性的結構變化，因此，根據以前非農部門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來推演和預測未來的就業需求是合理的和可行的。

1991～2006年，非農部門按1978年價格計算的GDP年平均增長率為11.8%，標準差為2.9%;同期的非農部門就業彈性平均值為0.283，標準差為0.14。假定保持1991-2006年平均增長率和平均就業彈性為預測的中位值，分別高出半個標準差為高位值，分別低半個標準差為低位值，我們可以相應地得到九種非農部門經濟增長和就業彈性的組合，并可以據此計算出不同的非農就業增長水平。因此，如果經濟增長和就業彈性沒有出現巨大波動，就業增長以低增長、低彈性的組合為下限，以高增長、高彈性的組合為上限。

需要指出的是，對就業需求的預測需要以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特點為基礎，即從經濟發展和就業需求的產業部門看，中國尚處于經濟結構的轉型過程中，農業部門難以創造新增的就業需求；從經濟活動的城鄉分布看，農村地區也創造著非農就業機會，忽視農村地區的就業創造能力，會低估中國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

三、勞動力短缺已經開始顯現

勞動力市場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因素的變化，導致了勞動力市場供求態勢開始轉變。首先，從數量關系看，勞動力短缺開始出現。2003年春季開始，沿海部分地區開始出現招工難的情況，隨后，這種現象在更大范圍內蔓延，由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蔓延到部分內陸省份，有些還是傳統的勞動力輸出大省。所涉及的對象也從技術工人逐漸波及普通工人。

為了應對勞動力市場上供求關系的轉變，企業開始從工資水平、社會保障水平、工作條件等多個方面作出調整，以吸引勞動力。從價格關系看，勞動力的成本一改以前持續數年保持穩定的局面，開始上升。從勞動力市場的實際情況考察，近年來，工資水平上漲的現象的確存在。根據來自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的住戶調查資料顯示，2003～2006年到本村以外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農民工，人均月工資由781元增加到953元，增長22.0％。與上年相比，2004年農民工人均月工資增長2.8%，2005年增長6.5%，2006年增長11.5%，增速逐年加快。另一項來自于勞動部的調查資料也顯示，2006年被調查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的平均工資為1226元/月，比2005年增加181元，增長17.3%。

四、近年來勞動力市場總體態勢向好

近年來，伴隨著經濟發展，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總體態勢向好的方向發展，不僅順利地消化了城市經濟重組帶來的就業和再就業壓力，而且實現了就業總量的持續增加，使失業率維持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同時，部門之間、城鄉之間和區域之間的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程度在逐漸提高，市場機制在勞動力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明顯。綜觀近年來的勞動力市場態勢，有四個特點。

首先，由于經濟增長產生的旺盛的勞動力需求，就業總量不斷擴大。我們知道，對于一個發展中的二元經濟而言，非農部門的擴張是產生就業需求的主要來源。相形之下，農業部門一般是勞動力富余的部門，并不斷釋放出勞動力。因此，就近年來的就業形勢而言，一方面，就業總量呈現不斷增加的局面，2006年和1996年相比，就業總量增加了7450萬人，增加幅度為10.8%。另一方面，就業結構也具有更明顯的現代經濟特征，城市地區成為就業創造的主要區域。數據表明，城鎮就業總量一直處于不斷增加的態勢。改革開放之初，城鎮就業總量僅為9514萬人，到上個世紀末達到23151萬人，2006年為28310萬人。改革開放以來的28年中，城鎮就業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4%。與10年前相比，城鎮就業總量增加了8388萬人，增長幅度為42.1%。而鄉村就業中非農就業的比例也在不斷擴大，并成為非農就業總量擴大的重要因素。

其次，農村轉移勞動力發揮重要作用。近年來,中國勞動力市場上的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農村轉移勞動力在城鎮勞動力市場上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由于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農民工已經成為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從中國正式加入WTO以后，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也更加劇了非農部門對農業轉移勞動力的需求。城市勞動力市場上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構成了勞動力的重要來源。2006年，農民工占城鎮從業人員的比例已經達到46.7%。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農民工不僅成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其福利和社會保護狀況也值得關注。就福利體制的改革而言,把將近一半的勞動者排除在外的體系很難說是成功的。同時，農村勞動力流動不僅是跨城鄉的，也是跨地域的，他們的流動對于促進城鄉和地區之間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程度不斷提高。反映勞動力市場發育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然而，關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程度是提高還是下降，一時間卻存在著爭議。勞動力市場一體化包含著幾層含義：首先，對于一個處于經濟體制轉軌的國家而言，不同所有制的經濟部門之間勞動力流動的增加，有利于打破勞動力市場上的所有制分割。不同所有制部門間的一體化，既能夠體現經濟轉軌的特征，也是勞動力市場一體化中最具約束性的環節；其次，城鄉間勞動力市場的統籌發展是打破二元分割的社會經濟體制的最有效手段；第三，區域間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則體現了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經濟體制的成熟。

通過不斷深化改革，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程度在不斷提高，城鄉關系的不斷改變是其中最為顯著的特征。勞動力的流動是實現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最有效的方式，而農民工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突出作用,是城鄉勞動力市場正在統籌發展的最好證明。同時，勞動力跨地區的流動也有效地促進了區域間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程度不斷提高。根據對單位就業的制造業工資水平的變動和區域間農民工工資水平的變動趨勢分析，工資在區域間都呈現出收斂的趨勢。這表明區域間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程度在不斷提高。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程度的提高不僅促進了勞動力市場的進一步發育，也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從而增強經濟增長的持續性。

第四，勞動力市場環境日益改善，勞動力市場規制更加規范。勞動力市場發育還體現于對勞動力市場的規制日益成熟和規范，大大改善了勞動力市場環境，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勞動力市場規制的措施和手段日益豐富。近年來，有關勞動力市場規制的法律、法規、條例和政策相繼出臺，使勞動力市場的管理有法可依。對部分法規的修改不僅適應了形勢變化，也更加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勞動法》、《最低工資條例》、《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等法律法規在管理勞動力市場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其次，政府綜合運用各種調控手段的能力也有所加強。例如，在勞動力市場形勢嚴峻、失業比較嚴重的時期，綜合運用積極的就業政策，起到突出的效果；城市勞動力市場上拖欠農民工工資的行為比較嚴重的時期，對企業行為的規范管理有效地制止了這種不良現象的發生。這些調控手段的運用表明中國對勞動力市場的管理正在走向成熟。

五、積極應對勞動力市場變化

在今后的一段時期內，應繼續努力保持勞動力供給方面的優勢。這就要求我們充分挖掘勞動力供給的潛力，既包括挖掘勞動力供給數量的潛力，也包括進一步提高勞動力素質，增加人力資本積累。積極應對勞動力市場出現的變化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遏制勞動參與率下降的趨勢。根據以前的研究，近年來我國內地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勞動參與率呈現下降的趨勢。盡管這種下降，一方面和計劃經濟時期城市全面就業體制下的高就業率有關，另一方面也和城市經濟重組及經濟周期性波動等短期因素相聯系，但勞動參與率的持續下降趨勢和要素積累型增長模式的背離，使我們必須思考導致勞動參與率下降是否存在一些制度性因素，以及遏制勞動參與率下降對于挖掘勞動力供給潛力的貢獻。

（二）提高人力資本積累的水平是挖掘勞動供給潛力的重要內容。人力資本積累是提高勞動力素質的必要手段，也是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的必要準備。在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成長過程中，人力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一個顯著的推動力。我國內地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人力資本積累速度也相當迅速。2004年，從業人員受教育結構和韓國1990年時的分布大致相當。盡管如此，通過增加人力資本積累來進一步發掘勞動力供給的潛力仍然是可行的。此外，除了正規教育以外，增加人力資本積累的各種途徑中，培訓有著更加特殊和重要的意義。

（三）通過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減少結構性失業。降低失業率，尤其是降低結構性失業是當前挖掘勞動力供給潛力的一個重要方向。從目前來看，結構性失業主要是由兩個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方面，勞動力市場上供求信息的傳遞還不充分，一些新興的行業和職業對人才，尤其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難以很快地在勞動力供給體制（如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中得到反映。因此，通過政府搭建勞動力供求雙方的信息平臺，將有助于降低這種類型的結構型失業。另外一個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要改變目前高等教育供給主導型的勞動力供給體制，建立需求主導的發展模式。

篇2

關鍵詞：遼西北；建筑業；勞動力

“遼西北”地區特指遼寧省的西部與北部區域，包括遼寧省的朝陽、阜新和鐵嶺三個地級市，人口總數約占全省人口總數的1/3，其中農業人口所占比重在60%以上，而經濟發展主要依靠農業和礦產采掘業為主，區域生產總值在省內排位一直處于末位。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遼西北"地區的大量農村人口為本地區城市建設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參與到城市建設中，使建筑業成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產業之一。根據各地區公布的《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3年朝陽市實現建筑業總產值383.4億元，比上年增幅18.2%；鐵嶺市實現建筑業總產值311.8億元，比上年增幅8.7%；阜新市實現建筑業總產值264.1億元，比上年增漲21%。其中，阜新市建筑業總產值占其地區GDP的比重高達42.9%，建筑業產值所占GDP比重最低的鐵嶺市也達30.2%，朝陽市建筑業生產總值占GDP比重則為38.2%。這些數據顯示，建筑業在“遼西北”地區的產業結構中占據了十分重要位置。因此，對區域建筑業勞動力市場進行分析，及時掌握建筑業勞動力的變動趨勢，有益于建筑企業的生產經營戰略和區域產業政策調整。

一、建筑業勞動力市場短缺的總體背景

建筑業勞動力主要是指從事住宅、倉庫、廠房、道路橋梁等各種建筑物的承建和維修工程的勞動人口。由于建筑業是技術含量十分高的行業，在施工技術、前期圖紙設計、中期施工管理以及后期驗收均需要大量的成熟專業技術人員。受到過去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國的建筑業都處于粗放式管理模式，導致建筑業在當前仍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不論是在地市級層面或是國家層面，目前普遍實行階梯式承包方式進行施工。具體而言，一項建筑項目從最初的審批直至最終完工，除了特大級的國家項目以外，大部分建筑工程均通過一層層、一級級的承包商完成，而到達建筑工程建設鏈條的最末端，則由農村進城務工而來的農民工直接完成。隨著城鎮化進程的發展需要，當前建筑業在施工技術標準和建筑工人素質方面都對工程質量提高了要求，在許多大型或中小型的建筑工程中，已經凸顯了專業技術人員力量不足的尷尬現狀。

相較于全國而言，“遼西北”地區建筑業勞動力市場也面臨相同的問題。探析其深層次的成熟勞動力短缺因素，大致可以有以下幾方面原因。當前的“遼西北”建筑業勞動力市場主要由農村剩余勞動力構成，這些勞動力的平均年齡普遍在40～50歲之間，受到現代家庭結構和生活理念的影響，年少力壯的青年人很少從事建筑行業。一方面，建筑業的工作環境比較艱苦，施工現場經常處于城市的邊緣或荒郊野外，建筑業工作的本質決定了勞動者需要經常露天作業，而且是一類十分繁重勞累的體力勞動，常年的艱苦環境和勞動強度讓現代家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無法適應。另一方面，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當前“遼西北”地區多屬于獨生子女家庭，“養尊處優”的成長經歷使他們更加向往舒適生活，從而造成建筑業勞動力市場年齡普遍偏高的特點。此外，近年建筑行業發展不景氣，也成為“遼西北”地區建筑業勞動力市場人才短缺關鍵因素。

二、建筑業勞動力的供給變動趨勢

當前的建筑行業還屬于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建筑業進城務工人員每年都在城市和鄉村間定期流轉，為地區的城鎮化進程做出了巨大貢獻。自2008年以來，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建筑業也受到牽連，行業不景氣，受到以上因素及宏觀經濟形勢影響，“遼西北”地區建筑業市場供給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呈現出以下幾方面特點。

一是勞動力總體數量上的短缺。近些年來，由于受到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政策影響，“遼西北”地區農村的“80”后、“90”后人口已經開始大量涌入勞動力市場。由此帶來的影響是，不僅本地區人口增長率的持續下降，而且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越來越突出。實際上，近幾年來我國各地區的勞動適齡人口增速都已經開始放緩，建筑業勞動力人口的總體數量已經開始下降，隨之而來的是農村剩余人口可轉移數量也在不斷下降。以遼寧省凌源市刀爾登鎮的某個村為例，全村四百余戶人口，世代以務農為生。改革開放以后，開始陸續出現農民外出進城務工現象，僅在20世紀90年代末，該村外出務工人員年齡普遍在25～40歲之間，數量約占全村人口的3/5，且外出務工的行業均為建筑業。而在15年后的今天，該村外出務工人員的年齡已經出現了根本性變化，外出務工人員的總數僅占全村人口的1/5，且年齡一般在35～55歲之間。年輕的適齡勞動力人口多選擇不用耗費太多體力的服務業從事工作，年輕人的擇業觀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

二是建筑業工人的結構性短缺。由于受到建筑業總體數量呈現下降趨勢的影響，像制造業一樣，建筑行業也不可避免的受到波及，建筑業勞動力市場出現了以缺少熟練技術人員和適齡一線工人為主要特征的結構性短缺。所謂的熟練技術人員，一般是指在建筑行業的生產一線實際工作時間在3～5年以上的工人，熟練工人是建筑行業生產活動的骨干力量，具有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極為豐富的經驗。熟練工人的素質和數量決定施工隊伍的整體素質，以及工程項目的施工質量和施工速度。與之相對應的是專業技術人員的結構性短缺，由于建筑行業的工作特點決定了其施工環境的艱苦性，這樣就很難吸引到接受過現代建筑學專業知識的高等院校畢業生加入施工隊伍。從實際情況來看，高校畢業生更加愿意選擇到“中鐵”、“中建”這樣的國有企業就業，而不愿意選擇民營建筑企業參加工作。國有建筑企業和民營建筑企業就業的主要區別在于是否為員工繳納“五險一金”，因此大型國有企業成為倍受畢業生青睞的主要就業選擇。但“遼西北”地區缺少類似大型國有建筑企業，大部分均為民營建筑企業，很難吸引到高素質的高校畢業生加入員工隊伍。

三是當代農民工的擇業傾向背離傳統建筑業。這些年來，新生代農民工已經開始逐漸成為建筑業勞動力市場的主體，其擇業觀念與老一代農民工已經有很大的不同。所謂的新生代農民工特指“90”后一代群體，他們雖然出生在農村，但卻很早就輟學進入社會，卻沒有從事過農業勞動。當前新生代農民工大量的從農村涌入城市，已經成為了中國生產制造業和服務業一線工人的替代。與其父輩不同的是，新生代農民工在擇業時所考慮的因素，更多地融入了工資待遇、社會地位、工作環境、政治權利等方面的因素，而收入穩定、工作體面是他們追尋的目標。因而，從建筑業的實際情況出發，建筑業自身的工作特點所導致的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吸引力正越來越弱，與現代服務業相比，建筑業不僅工作環境比較臟和亂，而且勞動強度非常大，而繁重的體力勞動正是新生代農民工所不愿意從事的行業。而物流、銷售、餐飲、娛樂等現代城市新興服務產業吸引了大量的建筑業潛在勞動力人口，導致新生代農民工的擇業傾向發生了根本性的偏離。與此同時，從勞動強度、工作環境等方面的因素考慮，很多原本從事建筑業的既有農民工，也正在從建筑業向現代服務業轉移，這既是“遼西北”地區建筑業勞動力市場所面臨的產業困境，也是全國建筑行業需要面對的普遍現象。

三、建筑業勞動力的需求變動趨勢

建筑業勞動力市場的需求變動趨勢，取決于建筑業未來一段時期的市場需求以及季節性需求趨勢，還包括對建筑業勞動力的人口素質需求變動趨勢。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建筑業勞動力市場不僅具有時間上的要求，而對于務工人員的要求已經從知識、技術、素質等方面也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而“遼西北”地區建筑業需求變化主要呈以下兩方面。

一是季節性的需求變動明顯，主要表現在春季和秋季建筑業勞動力短缺嚴重，而夏季建筑業勞動力供給則較為充足。由于建筑業農民工進城務工具有臨時性的群體特點，具體來講就是“遼西北”地區農民進城務工具有明顯的季節性變化特點，在每年的春天播種后和秋收前這一段時期，是農民工進城務工的高峰期，此時農民工進城均為同一個村或親屬等聯絡，臨時組成一個工作團隊，由進城務工經驗豐富的老工頭帶隊，進城后在同一個建筑工地工作，一般的工作期限在兩個月左右，待該工程項目完工后結算勞務費，繼而又由同一個包工頭帶隊進入下一個工地工作。這種群體性的工作特點，使建筑業勞動人員流動性相較于其他行業極為頻繁，勞動力供給充足的情況下，同一建筑工地勞動人員供給過剩，而在勞動力供給不充足的情況下，則很難大規模的招入勞務人員，無法使勞動力在供給上形成一個平穩的過渡期。農忙時節，建筑業農民工的身份轉變為地地道道的農民，一旦進入農閑時節，則身份轉變為建筑業進城務工人員。這種每年不斷轉換的勞動者身份，使得“遼西北”地區的季節性勞動需求極為明顯，尤其是在農忙時節，是建筑業對勞動力市場需求周期的高峰期。

二是建筑業對勞動力市場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前建筑業已經從傳統的施工方式轉化半機械化或機械化施工，而傳統的“人推馬拉”的施工條件已經被現代化的施工設備所取代，缺乏文化和專業知識教育的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對這些專業技術知識已經呈現出明顯的滯后性。當前“遼西北”地區的建筑業進城務工人員，小學文化和初中文化程度勞動者占據了90%以上的比重，高中文化程度的勞動者幾乎鳳毛麟角，而這一類建筑業進城務工人員對于勞動回報的要求相對于高校畢業生較低，建筑企業承包商出于節約勞動成本的考慮，也樂于招聘此類人員從事復雜的建筑工程項目，這些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幾乎都沒有經過嚴格的職前培訓。在這種背景下，一些簡單的建筑施工機械設備，如混凝土攪拌機等比較易于操作的設備，均由進城務工人員中的婦女進行操作，而現代化的建筑施工設備如塔吊等設備，對于文化素質較低的農民工則根本無從業資格進行操作，即使對于比較簡單的機械設備，由于從業人員缺乏安全規范操作培訓，也為建筑工地的安全生產事故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隱患。因此，當前“遼西北”地區的建筑業勞動力市場急需高素質建筑業專業技術人員，以填補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專業知識存在的不足之處。

四、結論

通過前文分析，可以預見在未來一段時期，隨著“遼西北”地區城鎮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本地區勞動力市場對于高素質的建筑業從業人員需求將進一步加大。尤其是對于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高校畢業生，以及接受過專業培訓的工人需求，將是本地區建筑業的需求熱點。要解決“遼西北”地區的建筑業結構性短缺問題，一方面需要當地的建筑類企業提高相應的待遇，達到與國有建筑企業相類似的水平，而本地區的政府相關部門也需要出臺相適應的吸引人才政策。另一方面，有關建筑業行政主管部門需要研究制定提高從業者素質的方法，如采取靈活多樣的培訓方式，大力倡導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相結合，倡導在職培訓與非在職培訓相結合的培訓制度，提高建筑業從業者的勞動素質，使建筑業從業人員快速具備建筑業施工的基本知識和生產技能，才能為“遼西北”地區建筑行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力資源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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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高校　化學專業　學生就業

化學專業大學生就業市場就是指大學畢業生供求雙方在勞動使用權的轉讓與受讓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這是完全自愿的一種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交換合約為基礎的大學畢業生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它是整個勞動力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認為大學生就業市場將呈現以下幾種趨勢：

一、應屆畢業生的就業率降低，在主勞動力市場的失業率呈上升趨勢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由勞動力市場的價格所決定；反之，其價格又與勞動力供求緊密相聯。一般情況下(不包括其他因素的影響)。如果供大于求由于較易找到所需勞動力，工資趨于下降：工資的下降，又會使得一部分勞動力供給減少，需求增加。而供不應求時，由于勞動力的短缺，工資趨于上升，工資的上升，又會使得需求減少，供給增加。一直到供求關系趨于平衡時，價格相對均衡，這種運動才會逐漸停止。而勞動力市場的均衡也正是在這一供求與價格的變動中實現的。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勞動力市場價格變動的一般規律，即：價格趨向于勞動力供求雙方能夠提供到市場上的數量相等。均衡價格決定于勞動力供求雙方在市場上的均衡數量。價格上升，引起供給增加，需求減少：價格超過均衡點，亦會引起供給的相對減少。價格下降，引起供給減少，需求增加。當供給不變時，需求大于供給，引起價格上升需求小于供給，引起價格下降。當需求不變時供給大于需求，引起價格下降：供給小于需求，引起價格上升。勞動力市場正是遵循這一價格變動的一般規律利用價格信號及工資率的引導，通過社會大量的勞動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使勞動力資源在各種用途及各個部門、企業之間進行配置并使這種配置盡可能地達到優化。這也正是價值規律在勞動力市場運行中最顯著的作用之一。

利用上述規律，假設勞動力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工資是可以上下波動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勞動者的工資隨勞動力市場上該種勞動力供求關系而變化。我們將勞動力市場的勞動者歸為兩大類：受過高等教育者和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者。根據該規律便會有以下推論：如果高等教育規模擴大受過高等教育的畢業生數量增加，供給較之以往更加充分畢業生的工資水平總體上就會下降。然而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與多數國家的歷史和現實一樣高等教育畢業生比其他層次教育畢業生具有相對低的失業率相對高的工資收入以及獲得高社會地位的更大可能性。

二、應屆畢業生獲得好工作的機會趨于減少。“高學歷低用”者比例增大

在工作隊伍中，每一項工作都對勞動者的技能有所要求，位置越靠前，對勞動者的要求越高相應地付與他們的工資收入也越高。在求職者隊伍中，學歷層次越高，所在位置越靠前，獲得靠前位置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

應屆大學畢業生由于對社會了解不多尋找理想職業的期望值往往較高因此“摩擦性失業”人數有增無減。盡管這種“自愿失業”從理論上來講是求職者根據其報酬期望與搜尋職業成本進行核算的個人選擇和個人行為是短時間的、不危及其生計的但如果這種“摩擦性失業”增長太快也會增大社會的不穩定性，仍然值得關注。與此同時結構性失業的勢頭開始出現有報道警示：45％的企業招不到合適的人50％的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正是這種結構性失業的生動寫照。

三、在應屆畢業生“先就業、再擇業”意識增強的同時。他們在就業市場上的誠信度可能下降。

當然面對越來越大的就業壓力和擇業難度加之應屆畢業生對社會了解甚少很難一次性地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工作崗位，況且他們在求學期間已經付出不菲的經濟代價無論如何也沒有理由再拖累家庭和父母，需要盡快落實工作單位這些客觀因素讓他們無暇考慮崗位是否真正適合自己、自己能在某個崗位上服務多久。同時高校為了追求就業率這塊“金字招牌”也為學生的“饑不擇食”推波助瀾，其結果是不少學生在并不清楚單位究竟是否真正適合自己的情況下，只好無奈地先進去再說。上述主客觀方面的因素致使應屆大學畢業生“先就業、再擇業”的意識增強，臨時就業者比例有增長的勢頭。

先就業、再擇業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該文同時提醒：先就業、后擇業的觀點可能影響大學生的誠信形象。不少應屆畢業生將用人單位作為跳板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它必然使用人單位感到傷心和失落，產生被欺騙和被玩弄的感覺，甚至會逼迫他們采用更加強有力的自我保護手段以約束求職者。事實上有的用人單位干脆拒用應屆畢業生。用人單位把錄用應屆畢業生當成一場賭博，這對大學畢業生來說決不是好兆頭。一旦形成惡性循環用人單位和應屆大學畢業生之間“麻稈打狼一兩頭怕”，不僅影響高等學校和大學生的長遠利益，也影響人才市場的健康發展。

供需雙方趨于理性，復合型人才。近年職業中介機構加大了對用人單位的指導，取得了明顯成效。表現在單位招聘人員日趨理性和務實根據單位發展的實際需要招聘。目前人力資本市場招聘的職位越來越市場化，表現為職業分類越來越細并且不斷有新的職業和崗位出現，市場需求對求職者的專業技能要求越來越高。應聘人員不僅需掌握所學專業的知識技能，還應掌握最新科技最新管理理論了解市場行情、具備公關和管理能力、精通計算機操作這種復合型人才需求走勢看漲。

一般來講掌握一門專業知識的復合型人才將如魚得水。懂技術、善管理、了解國際市場運作規律的人才最受歡迎。一句話復合型人才越來越俏。

篇4

據人民論壇雜志調查,金融危機影響下的中國就業形勢,并非以勞動力市場沖擊這種簡單和單向的方式表現出來,而是在就業沖擊與勞動力短缺、農民工返鄉與回城、失業率上升與下降等一系列撲朔迷離的現象中展現。如果不加分析地追循瞬息萬變的表面現象,就很難準確地把握當前和未來的勞動力市場變化大勢。

大學生就業形勢嚴峻,農民工就業狀況瞬息萬變,總體勞動力市場壓力下的勞動力短缺現象,等等。面對如此紛繁復雜的現象,我們該如何認識2010年的就業形勢?

在經濟回穩的背景下,如何認識2010年就業形勢?筆者認為可用“周期性失業+勞動力市場分割”這一分析框架來尋找答案。

觀察變化莫測的農民工就業形勢

人們注意到,關于農民工遭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有多大,官方的信息發生多次變化。從2009年年初到9月份,分別有春節前后2000萬農民工因失去工作返鄉、包括直接受金融危機影響1200萬人在內的7000萬農民工返鄉、7000萬返鄉農民工的95%已經返城就業、農民工失業率不到3%、外出農民工總規模已經從2008年的1.4億增加到1.5億、返鄉農民工的96%已經回城就業,以及農民工再次出現短缺等消息,經過官方渠道。從一個時間序列看,這些消息串聯起來,足以構成了農民工對2009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變化的反應過程。

我們可以運用“周期性失業+勞動力市場分割”這樣一個分析框架解說上述變化。經濟增長的周期造成就業增長的周期,金融危機導致中國實體經濟下行,就會產生周期性失業。既然遭受危機打擊最大的是出口部門的中小企業,而這些企業雇用的主要是解雇成本低的農民工,他們最先丟掉工作就是意料之中的了。雖然戶籍制度到了今天,已經不再起到直接限制人口異地工作和居住的作用,但是,人戶分離使得失去工作的農民工,難以享受工作地的社會保護和就業扶助,因此,失去工作的農民工并不必然留在原地尋找工作。由于春節在即,提前返鄉也是合乎邏輯的。

農民工的形成是因為農村存在剩余勞動力,意味著農村的崗位不能滿足他們的就業需要,換句話說,他們本來就不是農村有需求的勞動力。此外,還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使他們難以回到農村的崗位上。例如,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得農業不再是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新一代農民工大多是80后90后青年,既不會務農也不愿務農。因此,春節過后,無論有無工作合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要回城尋職。農民工沒有失業保險,也不能得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由于承受不起長期失業,他們抓住任何就業機會的愿望比城市勞動者要迫切得多。制造業崗位減少了,他們就轉到服務業;當以基礎設施建設為第一輪效應的經濟刺激方案啟動時,他們就加入建筑業。不難理解,他們中的大多數,很快地就在產業結構的調整中,通過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自我調節恢復了就業狀態。

無論是由于中國國內消費的持續增加,各國經濟的初步復蘇,還是政府經濟刺激政策效果擴展到更多的產業,經濟增長總會或多或少回到它的軌道上來,周期性失業問題也會相應緩解。這時,在我們的經濟學分析鏈條上再加上一條,即勞動力市場分割,這時,哪怕是一個小小的對勞動力的額外需求,比如說圣誕節訂貨單的增加,都會形成勞動力供求的短期失衡,導致民工荒重現。例如,最近廣東的東莞也發生了民工荒,勞動力市場上的求人倍率已經從最低時的0.76回升到1.51。

如果沒有戶籍制度,沒有享受公共服務機會的城鄉差別,因而沒有勞動力市場的地理分割,就業對經濟周期的反映是通過以下機制進行的。當經濟處于下行區間時,一方面,是周期性失業率上升,失業者一邊領取失業保險一邊積極尋找工作;另一方面,則是一部分勞動者因工作難找和工資下降而退出勞動力市場,表現為社會總體的勞動參與率下降。當經濟處于上行區間時,對勞動力需求增加,在降低失業率的同時,也會通過獲得工作機會的容易程度和工資水平,把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那部分人重新召喚回來,甚至吸引新的經濟活動人口,社會總體勞動參與率提高,從而增加勞動力供給。

但是,在存在戶籍制度的條件下,非農產業的勞動力需求(通常是發生在城市和沿海地區)與勞動力供給(存在于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在地理上被割裂了,勞動力供給對需求的反應,比正常的勞動力市場條件下要緩慢得多,常常導致特定地區勞動力供給的大起大落。可見,人們所看到的農民工就業形勢的瞬息萬變,以及民工荒與返鄉潮的空間并存,合理的解釋就是要在上述“周期性失業+勞動力市場分割”框架中尋得。

認識宏觀經濟波動中的就業

2004年以后出現的勞動力短缺現象,沿海地區外向型企業曾經有過切身感受與劇烈反應。而當全球范圍金融危機以出口產品訂貨減少的方式,開始沖擊沿海地區的外向型經濟時,勞動力市場劇烈波動現象則從相反的角度表現出來。對中國的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來說,認識宏觀經濟形勢,也許主要不是依靠失業率等勞動力市場指標,但是,對于企業和勞動者來說,與就業相關的各種切身體驗,恐怕比GDP增長率等宏觀經濟指標,都來得更加及時、準確和重要。

在美國,聯邦政府每個月都會公布就業形勢的最新數字,主要指標分別是基于家庭調查和企業調查得出的機構就業和失業信息。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五早晨,一批被挑選出的記者準時獲得勞工統計局獨家的勞動力市場信息并給予報道后,常常給宏觀經濟和資本市場造成巨大的沖擊。在中國的勞動力統計項目中,雖然同樣包括家庭調查和企業調查,由于調查結果匯總和較慢,不能滿足判斷宏觀經濟和勞動力市場形勢的需要。通常,我們可以不定期地獲得季度登記失業率,以及反應更加遲鈍的在若干勞動力市場上收集的崗位供求信息。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宏觀經濟調控決策是在相對遲緩的就業判斷之下做出的。

隨著用下崗補貼的方式進行失業保障這個歷史使命的完成,到2003年下崗職工這個群體在統計意義上就不復存在了。那些尚未實現再就業的人員,則轉而領取失業保險金。因此,這一年登記失業率達到最高水平4.3%。隨后逐年下降,直到2007年的4.0%。2008年,隨著金融危機的影響顯現在對勞動力市場的沖擊,登記失業率上升到4.2%,2009年第一季度又提高到4.3%。同樣地,在2008年以前,用勞動力市場上崗位數與求職人數之比表示的求人倍率,呈現從20世紀90年代末的就業沖擊中日益恢復的趨勢,2007年和2008年高達0.98。但是,2008年開始的就業沖擊導致第四季度求人倍率下降到0.85,到2009年第一季度為0.86。

在本次金融危機期間,由里昂證券亞洲分部和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分別統計的PMI指數,廣為關心宏觀經濟的人士所引述。這個指數在2008年驟跌之后,2009年年初開始回升,并分別于3月份和4月份超過了50這個基準線。此外,月度和季度的一系列其他宏觀經濟指標,也都顯示中國經濟正在回暖。相應地,就業指標也應該有所反映。我們的猜測是,調查失業率和求人倍率在一季度之后,應該處于逐月恢復的勢頭。

值得討論的是,應該如何認識就業指標,即這類指標究竟是宏觀經濟中的先行性指標,還是滯后性指標呢?眾所周知,勞動力需求是一種引致性或派生性需求,是由經濟增長本身引起的。更具體地說,認識中國特有的就業形勢與宏觀經濟的關系,至少應該從以下兩個方面著眼。

我們首先要認識的是兩者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既然經濟增長引致勞動力需求,宏觀經濟的周期必然反映在就業波動上面。美國經濟學家羅斯基就曾經利用這種相關關系,根據1998年就業的“零增長”現象,質疑當年GDP增長率7.8%的真實性。與就業增長一起用來質疑經濟增長率的指標還包括如用電量和運輸量增長等。不過,撇開就業“零增長”是一個錯誤結論不說,如果我們仔細觀察這些被用來間接佐證宏觀經濟的指標,就會發現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就業、能源使用、運輸量等對經濟增長的彈性十分大――當經濟處于上行趨勢時,這些投入的增長勢頭更為強勁;當經濟處于下行趨勢時,它們的跌落也格外顯著。

所以,我們要認識到就業對經濟增長的彈性是有其特殊性的。特別是對于那些城市的非正規就業勞動者,以及大部分處于非正規就業狀態的農民工來說,經濟高漲固然產生對于他們的巨大而急切的需求,但是,一旦經濟處于下滑狀態,這些就業群體也往往首當其沖。也就是說,非正規就業對于宏觀經濟景氣的反應彈性,比穩定的正規就業要大,因而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更加脆弱的地位。認識這一點,對于了解中國的就業在宏觀經濟中的位置和作用,理解變幻莫測的農民工就業形勢,是有很大助益的。

理解勞動力市場長期與短期特征

經濟增長不可避免地有周期波動,周期性失業可以治理,不能根絕。但是,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現象及其所放大的社會影響,卻可以通過改革予以消除。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發育和整合,近年來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本世紀以來,外出6個月以上的農民工總量大體上翻了一番。按照6個月以上常住人口概念統計城市人口的話,勞動力流動對城市化的貢獻是顯著的。但是,農民工不能在城市永久定居,不僅導致勞動力供求關系的不穩定,也扭曲了農村人口的年齡結構。因此,迄今為止所發生的城市化,由于沒有實現農民工及其家庭的市民化,因而是不穩定的城市化。開掘經濟增長可持續源泉,不僅提出加快城市化進程的要求,而且需要一個穩定的城市化,從而呼喚戶籍制度改革。

不過,戶籍制度不是一張紙片。如果不能獲得市民的公共服務,就算農民工獲得了名義上的城市戶口,也并不能改變事情的本質。因此,通過實現居民享有的社會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務的統一化和均等化,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不啻為一條正確的改革路徑。一方面,城鄉公共服務的逐步均等化,可以降低人口向城市蜂擁而至帶來的社會風險,提高城市化的有序程度。另一方面,城市社會保障體系,或者廣義上的社會福利體系,以及義務教育等公共服務對農民工及其家庭的接納,增加了他們的選擇機會,不僅使市民化成為一種漸進的過程,也達到了分享公共服務的市民化目的。這樣推進的城市化,是穩定的、以人為本的城市化。

更重要的是,穩定的城市化是培養人力資本,解決勞動力結構性短缺,治理自然失業的關鍵。2004年普遍出現的民工荒現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暫時性的,有其背后不可逆轉的人口動因,意味著勞動力長期供大于求態勢的根本性改變,用發展經濟學的語言就是,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開始消失,中國經濟迎來了劉易斯轉折點。

篇5

[關鍵詞]職業教育　勞動力市場　關系　職業流動

[作者簡介]米靖(1975-)，男，內蒙古固陽人，天津大學職業技術教育學院副院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學。(天津　300072)

[基金項目]本文系全國教育科學規劃“十一五”2008年教育部重點課題“職業教育工學結合、校企合作的體制和機制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項目編號：GJA080003)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2)08-0012-03

職業教育要為人們的未來工作做準備，它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系極為密切。深入分析社會工作何以能獲得以及人們怎樣被配置在這些工作中的原理和現實，為完善職業教育的政策與規劃、體制與機制以及課程與教學等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

一、勞動力市場的內涵

“配置勞動力并且協調就業決策的市場稱為勞動力市場”，它是以一定的工資率將工人配置于工作崗位。這種配置不僅符合個人的需要，也適應社會的需求。通過勞動力市場，勞動力被分配到不同的企業、行業、職業和地區。

勞動力市場形成了對勞動力資源進行配置和調節的一種機制，是市場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一般應當涉及勞動者從求職、就業、培訓、失業和轉業直至退休的全過程，涉及用人單位招聘、給付報酬、提供勞動安全衛生條件、確立福利待遇等諸多環節，還涉及企業和勞動者之間勞動關系的確立、調整和終止以及市場中介服務、信息交流等相關內容。一般來說，勞動力市場具有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等特性。

現代社會分工的復雜性決定了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性。大量不同種類的產業部門及其子部門的存在，又形成種類不同的勞動力市場。根據現代勞動力市場理論，可以依據不同的分類標準將勞動力市場加以區分。由于職業教育更多地參與到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資格獲取、流動與發展，因此，我們在研究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過程中，需要根據“職業條件的要求”與“勞動力交易條件”來區分勞動力市場。這種區分標準也正是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所倡導的。

根據勞動力市場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理論，勞動力市場可區分為普通勞動力市場、專業勞動力市場和內部勞動力市場(在公司之內)三種。第一種又被稱為二級勞動力市場，后兩者被稱為一級(或初級)勞動力市場。二級勞動力市場不要求任何特殊的知識技術和嚴格的準入條件。雇主通常找尋那些用最少量的訓練便能工作的工人，且不一定存在長期合約。這里的勞動力與經濟的低技術部分聯系最緊密，工資較低，工作條件較差，就業不穩定，管理水平低，個人升遷機會極少。一級勞動力市場則針對不同的產業及其中的不同職業，要求勞動力擁有產業需要的專門技術。進入此市場必須具備從經過認可的訓練和實踐中獲得的相關知識技術。此市場管理非常嚴格，工資較高，工作條件優越，就業穩定，升遷機會多。

二、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關系

在20世紀產生的人力資本理論中，教育被視為是對個體生產能力的投資，并且這種投資會受到由此投資帶來的收益的刺激，即個體在學費和時間上的投資會因能夠得到一個更好的工作而獲得更高的回報性收益。從一般意義上來講，在教育和培訓方面的投資會在兩個方面影響到個人與勞動力市場的關系，即能夠使個體增加就業的可能性和獲得更高的工資水平。一般情況下，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系也吻合上述基本規律，但由于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存在特殊的關系，因此，二者的關系還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系必須有制度性保障

現代社會中的工作組織與學校組織之間有著密切的呼應與聯系，但這種呼應和聯系是有限的。許多學者指出：“學校教育的結構與勞動崗位的結構在許多方面是相互呼應的。不過應予注意的是，由于其他內部的因素也影響學校教育的性質，這種呼應從來也不是完全的。”因此，發達國家在推動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建立密切的關系方面，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建立良好的、完備的制度保障。這些保障機制在發達國家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我們就以澳大利亞為例。澳大利亞存在五種制度來保證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密切關系，分別是培訓合同制、培訓包制度、產業技術委員會、產業顧問機制、準入機制。

所謂培訓合同，是澳大利亞在1991年之后建成的新學徒制和培訓者制的基礎上形成的雇主和受訓學徒之間的合同。通常是在一個雇主和一個新學徒之間簽訂一份培訓協議，在這份協議下，雇主為自己的新學徒提供實習和培訓，以達到雙方議定的具體職業或行業所要求的能力標準，培訓協議要在相關的州或領地的培訓當局注冊。這種培訓是澳大利亞職業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參與此種職業教育的人數在最近幾年急劇增加。

培訓包是一套由國家認可針對職業技能的培訓、認證和評估的標準、原則和資格。由產業部門開發，其目的在于適應產業群或產業的需要。之所以說培訓包是職業教育和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重要聯系體制，就是在于這套體系是由產業部門開發出來，它直接使得職業教育的結果與產業需求溝通。

產業技術理事會的作用在于向政府提業趨勢和未來技術需求以及培訓要求的信息。此外，它也支持國家認可的培訓產品和服務(包括國家產業培訓包)的開發、執行和持續完善的工作。截至2005年6月，澳大利亞共有9個產業技術理事會，分別針對服務產業、運輸和物流產業、資源產業、電子和能源產業、社會服務和健康產業、農業食品產業、創新和商業產業、機械工業、建產業而設。

產業顧問機制是澳大利亞國家培訓局改設為澳大利亞教育、科學和培訓部之后出現的新機制，主要由澳大利亞國家產業技術委員會來負責組建。這個委員會的作用在于向部長會議提供關于勞動力規劃、未來培訓的優先領域以及解決各類培訓部門所面臨的重要問題的高水平方案。這些方案必須要充分地考慮到包括各注冊培訓組織和團體培訓公司在內的相關利益。

準入機制是勞動力市場入門的標準與要求，是職業教育和勞動力市場最直接的聯系。澳大利亞的這一機制覆蓋了大量的企業和部門，也為職業教育提供了標準和受教育者未來的資格要求。

從澳大利亞的這些做法可以看出，職業教育對勞動力市場的適應需要政府設計和出臺多方面的制度與政策加以保障，而不能僅僅依靠職業學校或職業培訓機構去自主地調整與適應。這個系統工程，需要有政府、行業、教育主管部門、勞動主管部門、學校和企業共同的協作與參與才可以順利完成。

(二)職業教育在提供給受教育者特定的專門知識和技術的同時，應當提供更為寬厚的基礎知識和技能，為個體在工作生涯中的可持續發展服務

職業教育必須為個體的終生發展做準備，不能成為只是面向某種職業的定向的、人門水平的、狹窄的技能培訓。這一點，國際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與經驗已經充分昭示。因此，職業教育除了提供給專門的職業技術之外，還必須提供給個體較為寬泛的普通知識和技能。

從經濟學的視角，尤其是在人力資本的視角下，職業教育應當提供可遷移性強的知識和技術，以確保受教育者能夠在未來的職業生涯發展中跨越多個工作領域進行發展。早在1985年，美國經濟發展委員會就指出，通常企業并不對狹窄的職業主義感興趣。對于絕大多數學生而言，雇主更傾向于他們能夠接受那種強調閱讀寫作能力、數學技巧和問題解決技能的課程，接受那種強調學會如何學習和適應變化的課程。

提供可遷移性強的知識和技術、提供精專化的知識和技術這兩個方面并不矛盾，而應當在職業教育中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體現在課程設計和教學過程中。

(三)職業教育要適應勞動力市場的動態變化機制

現實中的勞動力市場是動態發展變化著的，因此，教育部門所培養的勞動力不一定能夠適應勞動力市場的要求。而且不難發現，職業教育盡管要與勞動力市場相適應，但許多受教育者并不會在受培訓的那個行業領域中就業，這已經是一個普遍的趨勢和現象，不容職業教育忽視。

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的短缺和富余受多種因素影響。首先是教育能夠提供的合格的勞動力的數量，這是一個根本的因素，但卻不是根本原因。第二是某個勞動領域的社會地位、工資待遇和工作條件會直接影響進入到這個領域從事工作的勞動力的數量。因此，職業教育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它首先是一個社會問題，職業教育的地位越高，它影響經濟發展的作用就越強；反之，則越小。第三是勞動力市場會發生結構性變化，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變化都會直接影響到勞動力市場的供給、需求和工資水平，因此，這也是影響勞動力及其教育的重要因素。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之間的一般關系。顯然，職業教育會對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中的流動與發展產生重要作用，那么這種關系的具體細節如何?這便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問題。

三、勞動力市場中的職業流動

勞動力市場中的職業流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職業教育與培訓對它有明顯的影響作用，這同樣是職業教育對勞動力市場具有巨大作用的一項表現。

(一)職業教育

個體與勞動力市場的主要關系體現為就業和轉業兩方面。其間，職業教育有三重任務：一要為個體進入工作生活做一般性準備；二要為個體從事哪種職業做準備；三要為個體在工作中所處的特殊地位和角色做準備。這三項任務又與勞動力市場的分割與組成密切相關。在其間，職業教育決定了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之間的流動。20世紀的西方經濟學界，對于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中的職業流動研究非常深入，不僅對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流動的一般規律進行了研究，也就職業教育對勞動力職業流動的影響作用和具體表現進行了深入研究。

人力資本學說的問世為教育包括職業教育與培訓對于勞動力的市場流動構建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20世紀90年代。先后出現了幾項關于人力資本投資對勞動力市場流動性影響的重要研究。其中，斯徹曼(Sicherman)和蓋勒(Galor)于1990發表了《職業流動的理論》一文，通過理論與實證分析了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職業流動現象，并且討論了這種現象對于個體職業生涯所具有的意義和作用。它從一個嶄新的視角對人力資本、不同個體的工資差異以及升遷、辭職和跨公司的職業流動之間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這項研究顯示接受“回歸教育”會為職業的上升提供更高的可能性。對于任何一個特定的職業來說，學校教育都會增加其向上的職業流動的可能性。

關于人力資本的研究使人們注意到人力資本投資會對勞動力收人產生影響，進而引發勞動力的流動。這一點，在今天的勞動力市場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規律性現象，我們以澳大利亞為例來說明這一情況。澳大利亞的勞動力市場非常發達，職業教育也得到舉世公認的贊譽。通過本頁的表我們可以看出，在成熟的勞動力市場中，教育包括職業教育水平與在勞動力市場中所處位置之間的關系。

從表中可以看出來，資格證書的水平和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專職性工作的就業率對于那些高水平資格證的人來說更高；相反，失業率就會低。因此，總體而言，對于一級勞動力市場而言，職業教育及其資格認定是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基本條件。又由于人力資本的投資對勞動力市場流動性有著巨大影響，因此，教育和培訓對三種勞動力市場分割中職業的向上流動性都有積極影響。這已被一些實證研究所證實。因此，職業教育和培訓事實上成為使勞動力從二級市場向一級市場流動，且不斷獲得提升機會的推動力。

人力資本理論進而對公司和企業內部的培訓與職業流動進行了深入研究，早在1962年貝克爾(Becker)就通過研究得出結論，即“一般的培訓”和“特殊的或公司定向的培訓”會導致不同的職業流動，貝克爾指出，特殊培訓不增加員工流動的可能性，企業可以占有由此帶來的收益，因而企業愿意進行特殊的培訓投資。由于當雇員被雇主解雇時，特殊培訓的投資收益將會丟失，因此，特殊培訓總是與低離職率相伴隨。一般培訓能夠提高員工在其他企業的生產率，而由于其他企業并不承擔培訓成本，他們能夠通過提高勞動報酬來吸引受培訓的員工。因此，提高一般培訓的成本得不到培訓投資的收益，企業不愿意承擔一般培訓的成本。但是，也可以發現，盡管貝克爾的理論具有明顯的科學性，但在現實中很難找到純粹的一般培訓和特殊培訓。許多學者通過研究都明確提出任何培訓課程計劃都具有將一般培訓和特殊培訓混合起來的特點。

真正將培訓與職業流動的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思路與方向的研究是由巴坦(Bartel)于1992年提出的。巴坦根據培訓目的對培訓進行了分類，將勞動力在進入要求準入資格的勞動力市場后的正規培訓區分為兩種類型：其一為核心培訓(Core Train-ing)；其二為員工開發或職業培訓(Employee Development orCareer Training)。

所謂核心培訓，旨在適應由技術和組織發展帶來的工作變化，以提升勞動者工作能力為目的的培訓。由于技術和組織的發展，處于內部勞動力市場和專業勞動力市場中的勞動者不斷面臨著知識和技術落伍的風險，這種風險尤其在技術類的職業領域中會比較高，因此，提供培訓就成為減少這種風險的主要途徑。核心培訓對于在專業勞動力市場中就業的勞動者具有重要作用。通過培訓，可能使他們的人力資本得以提升和更新，使其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就業能力不會下降。巴坦認為，處于二級勞動力市場中的員工不需要核心培訓，主要是因為其所從事的工

作對員工的資格要求比較低。

員工開發或職業培訓不是為了目前的工作變化進行準備，而是為了員工生涯中的下一步發展做準備(比如在組織中的提升)。因此，職業培訓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即決定和影響員工未來的潛在的生產能力和職業能力。這一方面符合人力資本理論的基本原理，即培訓可以提升個體的職業能力；另一方面，它也符合篩選(Screening)理論，即雇主在雇用員工之初，并不會掌握每位員工的生產能力和職業能力的完整信息，但雇主可以通過培訓員工，來發現員工職業能力的水平和特點。因此，在內部勞動力市場中，通過職業培訓，不斷明確受訓人員的職業能力，從而使職業培訓這種活動實際也成為企業管理的一種工具和手段，而參與培訓次數多的員工被提升的機會也就比較大。當然，職業培訓是否一定能夠確保提升，這還要依賴于組織當中的提升制度。羅森堡姆(Rosenbaum)討論了三種提升機制，即競爭性流動機制(contest mobility regime)、贊流動機制(spon-sored mobility regime)和錦標賽流動機制(toumament regime)，這三者根本的不同在于所強調的是“效率”還是“機會”。

競爭性的流動制度中，“職業前景”是推動每位員工維持生產力和防止懶惰的重要工具。盡管提升的機會是有限的，但員工能夠參與到提升所需要的培訓課程中，這是一個公平競爭的過程，是一個強調“效率”第一的過程。

贊的流動往往是在專業化程度非常高的勞動力市場中存在，選擇總是在最初，并且有可能只有一次，而且培訓成本很高。提升的機會有限，而且并不依賴于是否參與培訓。因此，贊流動從根本上并不取決于“效率”，而是“機會”。

錦標賽流動制度是前兩種制度的混合，既強調“效率”又不忽視“機會”。它類似于體育比賽中的錦標賽，雇主會如同錦標賽中的事先確定獎金一樣，提供某種“員工獎勵”或“獲得良好職業前景”的承諾，以此激勵員工創造好的業績。這種流動體系主要在內部勞動力市場中，可以有許多員工獲得提升所必需的培訓，但雇主會決定哪位受過培訓的員工可得到進一步的提升，被淘汰者可能會被調整工作崗位甚至是完全離開組織。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職業培訓對內部勞動力市場中的職業流動會產生兩種不同的影響。它可以直接地增加員工向上流動的可能性，或者增加其內部提升的機會，即職業培訓只是提升的必要條件但并不能保證提升”。

(二)過度教育(Overeducation)與職業流動

隨著對教育包括職業教育與培訓研究的深入，學者越來越關注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超過職業需要的過度教育會對勞動力的流動產生什么影響，是否過度的職業教育一定會對勞動力的流動產生正向的推進作用?美國學者弗雷曼(Freeman.R.B)最早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其標志性成果為1976年出版的《過度教育的美國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這個領域不斷涌現出有影響的研究成果。

過度教育是指“一個社會(或個人)所擁有的教育超過了需要”，即社會的總體教育水平超過了經濟發展的需要，或個人擁有的教育水平超過其所從事工作的需要，即勞動力市場配置勞動力的作用失效。我國有學者總結出過度教育的主要表現為：第一，受教育人口的失業率比較高，甚至超過未接受過教育的人口或教育層次較低的人口；第二，受教育人口的專業技能未得到充分利用或就業不充分，或學非所用；第三，高才低用，如大學畢業生通常從事高中畢業生承擔的工作，高中畢業生從事常由初中畢業生承擔的工作；第四，接受過同一水平教育的人，現今的實際收入要比以前低。

總體而言，過度教育對于職業流動有重要影響。首先，當雇主對于員工的生產率不確定時，過度教育可以作為這個工人潛在的生產率的指示器，從而為雇主使用員工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

其次，對于不同的勞動力市場，過度教育對職業流動性的影響存在明顯的差異。在內部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在入門之時，過度教育是很普遍的現象，但會隨著工人不斷被提升而降低過度教育的程度。在專業勞動力市場，過度教育的情況較少，主要是因為在職業教育和工作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在二級勞動力市場中，過度教育的現象最為普遍。在內部勞動力市場，過度教育只是在剛進入勞動力市場時暫時存在，這種現象隨著勞動力在內部勞動力市場中向上提升而減少；但是，當有技術的工人在二級勞動力市場中就業后，過度教育也會隨著勞動力的升遷而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