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銀行證券投資策略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商業銀行證券投資策略，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證券投資基金；商業銀行；影響；策略

一、證券投資基金對銀行業的影響分析

我國證券投資基金對商業銀行同樣具有雙向影響效應，一方面，它促進商業銀行業務創新與中間業務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對商業銀行的傳統業務造成沖擊，進而影響到我國的金融穩定。

1.證券投資基金對商業銀行業務創新和利潤增長有積極影響。

一方面，證券投資基金托管業務中有利于組織低成本的存款。無論是基金開戶還是基金投資前的沉淀，基金的存款都是低成本穩定的資金來源。而且不論基金是商業銀行通過為基金提供銷售、交易服務，在銀行系統內部十分簡便地以低成本直接將存款劃轉為基金，這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時，也為自己擴大了客戶源。另一方面，證券投資基金托管業務，可以收取基金托管費，獲取中間業務收入。由于證券投資基金是發起、管理、托管三權分立的機制，根據我國的證券投資基金管理辦法，基金托管業務必須由商業銀行擔任。但基金托管要求托管人有熟悉托管業務的專職人員，而且要具備安全保管基金資產的條件，托管人必須有安全、高效的清算、交割能力，以保證基金發行、運營、贖回與清算的效率和質量，目前主要由國有商業銀行如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等來擔任，一些資本實力雄厚而且業務能力強的股份制銀行也加入這一行列，所以基金托管業務將是商業銀行之間的競爭業務，具體見下表。從證券投資基金歷年托管費收入來看，托管費收入上升速度很快，已經從1998年的1600萬元上升到2006年的10.53億元。商業銀行通過介入基金托管業務，既可以改善其自身的資產結構，促進商業銀行中介業務的發展，增加無風險業務收入，改善業務收入結構，也可以促進新型商業銀行業務人員素質提高與知識結構的改善，為商業銀行現代資本市場金融業務發展拓寬空間。

2.證券投資基金對銀行業的消極影響。

首先，證券投資基金對商業銀行傳統的存貸業務帶來了沖擊。證券投資基金作為一種金融創新品種，具有強大的專業理財功能，它的出現順應了降低資源配置成本的需要，使得投資者和融資者都愿意通過直接融資市場進行交易，從而出現存款“脫媒”。

現象，使得商業銀行市場占有率不斷下降。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同樣具有轉型經濟國家的一般特征，正在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間接融資仍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商業銀行的傳統業務仍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如果在短期內迅速削弱其傳統業務，中間業務又無法迅速跟上，銀行的不穩定性增加，將會對我國的金融穩定產生沖擊。進而將直接影響到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其次，證券投資基金對央行的貨幣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戰。投資基金的發展和變化，對傳統以商業銀行為主體的金融制度下的貨幣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使貨幣政策中的M1、M2、M3等形式的貨幣定義不斷發生變化。毫無疑問，證券投資基金對貨幣政策工具和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影響，增加了貨幣控制的難度，對央行實現貨幣政策目標提出了新的考驗。此外，由于證券投資基金帶來的低風險高盈利效應，銀行同業競爭加劇，對銀行的服務和管理水平也提出了挑戰。

二、商業銀行發展證券投資基金托管業務的對策

1.發揮商業銀行優勢，加大市場開拓力度。鑒于證券投資基金對商業銀行帶來的積極影響，大力發展基金托管業務勢在必行。一方面，要加強基金托管業務的市場開拓，不斷增加托管基金的數量和資產總量；另一方面，要加強銀行基金銷售業務的市場開拓，目的是將銷售的基金按照協議的要求推介出去、銷售出去。要運用現代技術手段銷售基金，順應潮流盡快開通網上銀行、電話銀行、手機銀行等便利投資人投資的方式，讓投資者享受安全、高效、便利的基金代銷服務。還可以借鑒美國籌建類似于“基金超市”網站，銷售各個基金公司旗下的基金。也要充分考慮銀行卡在基金銷售中的作用，還可以通過電話銀行銷售基金，給投資者帶來便利。

2.商業銀行爭取在政策指導下成立銀行系基金，開展多元化經營。2005年2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聯合公布了《商業銀行設立基金管理公司試點管理辦法》，4月6日，確定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交通銀行為首批直接設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試點銀行。交銀施羅德、建信基金、工銀瑞信等銀行系基金應運而生。到2008年底，這3家基金公司的排名大幅上升，管理規模逆勢增長，其中交銀施羅德排名12位，建信基金排名20位，工銀瑞信成為2008年規模增長最快公司，而且贏得市場和不俗的業績。商業銀行可以設立基金管理公司對銀行業帶來了新機遇，不僅有利于在分業框架下推動金融機構的多元化經營，而且有助于在中國金融體系中占據主要地位的商業銀行的儲蓄和資產的多元化。大量的儲蓄資金將有可能通過購買銀行基金的方式，間接進入證券市場，有效轉化為投資性基金，為資本市場提供長期穩定的資金渠道。因此，各家商業銀行要積極爭取盡快盡早設立基金管理公司，減少存差，促進儲蓄———投資的轉化。一旦今后政策允許商業銀行從事投資銀行業務，銀行就可以轉換角色，成為基金管理人，直接管理經營基金業務。:

3.向開放式基金提供融資便利，進行業務創新，為混業經營創造條件。證券投資基金的相關規定中允許基金管理人按照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條件，向商業銀行申請短期融資，這使證券業與銀行業合作又增加了一個途徑。由于開放式基金可能面臨非正常巨額贖回壓力而產生流動性需要，往往需要借助于銀行的短期資金支持，在當前商業銀行流動性過剩的條件下，銀證合作的前景十分看好。這也是商業銀行積極進行業務創新，為將來實現混業經營創造有利條件。

4.為證券投資基金提供高質量、全方位的托管業務服務。基金托管要求銀行在財務核算系統軟件、清算網絡、監控手段、整體服務水平等方面進行改進和提高，提供快捷、便利、周到的基金銷售和服務。商業銀行龐大的儲蓄網點、豐富的儲戶資源、先進的網絡設備、良好的信譽等軟硬件條件，不僅為基金提供了理想的基金銷售平臺，而且商業銀行擁有完善的清算結算網絡系統、豐富的財務管理經驗和完善的系統結構，完全可以承擔基金托管人的職責。在基金托管業務服務過程中，一定要采用先進的技術，發揮銀行的優勢，為證券投資基金提供全方位的高質量服務。

5.加強對證券投資基金的監管。目前基金托管業務存在的很大問題是商業銀行托而不管，過分注重基金的清算交割和保管功能，對證券投資基金的監管職能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因此，監督管理基金規范運行，避免發生風險，影響金融穩定性，同樣是商業銀行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

6.加強銀行基金業務人員的培訓，在基金銷售過程中進行專業化的服務。由于基金是新業務，在分業經營的體制下，商業銀行人員難免對基金業務產生陌生感，對基金業務銷售和托管過程中需要具有專業化的知識和技能的專門人才，因此加強崗前培訓、人才引入和員工業務素質學習才能保證證券基金業務的順利開展。

參考文獻：

[1]羅松山。投資基金與金融體制變革［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2.

篇2

論文摘要：文章分析歸納了發達國家引入公允價值會計對商業銀行會計信息相關性和可靠性的影響，并分析了新的金融工具分類方式對銀行的風險管理策略的影響；指出在當面的中國市場狀態下尤其要關注公允價值的可靠性問題，同時金融工具的分類會引起監管資本的波動，進而改變銀行的風險管理行為。

新《企業會計準則》最大的變化是全面引入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新準則規定衍生金融工具一律以公允價值計量，并從表外移到表內反映。這將對銀行利用衍生金融工具進行風險管理的行為產生重大影響。國內外的許多研究者對這些問題進行了闡述。但是由于中國銀行數量少，獲取相關數據比較困難，加之新準則推出時間短，進行量化研究有難度。因此本文分析歸納了國外公允價值會計的應用，結合美國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的準則SFASI15，和國際會計準則IAS39，分析了引入公允價值會計與市場的相關性和可靠性．以及金融工具分類的確認與計量對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影響，以期在采用新的會計準則后能對我國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提供借鑒。

一、公允價值對銀行會計信息相關性和可靠性的影響

隨著準則SFASI15的．許多學者對公允價值相關性的研究作了深入的分析。由于公允價值反映了市場在考慮利率和風險等因素后對未來現金流量現值的估計，因而公允價值計量也有利于評估證券投資活動對企業的影響。從而增強了會計信息的決策相關性。這種變革與我國目前的改變是一致的，我國原來實行的《金融企業會計制度》通過要求金融資產計提各項準備來確認金融資產價值的下降，但不確認金融資產價值的增加，體現了穩健主義的要求。而新的會計準則對交易性金融資產、負債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運用公允價值后續計量，既確認了未實現損失，也確認了未實現利得；同時又規定上述兩類金融工具的未實現利得損失分別在損益和權益中確認，提高了會計信息的相關性。

Barth，Beaver和Wolfson(1990)將銀行股票收益可以分為兩部分EBSGL(EarningsBeforeSecuritiesGainsandLosses)，SGL(RealizedSecuritiesGainsandLosses)，研究結果支持EBSGL要比SGL收益成分更完整的解釋銀行股票價格結構。建議投資者用EBSGL收益成分來觀測相關價值。Bartheta1．(1990)認為SGL要比預期EBSGL要低(可能到零)，因為SGL收益成分反映了用歷史成本計量的證券的攤余價值(未實現的)和證券出售時實現的市場公允價值的時間滯后。換句話說就是，金融工具的損益只有在融工具出售時才報告在收益報表里，因而延遲了攤余成本和市場價值之間變化的確認。也就是說，如果證券在以攤余成本計量的價值下降的期間沒有賣出，那么SGL收益成分就帶來了誤差，SGL的解釋能力就減少了。Barth(1994)的研究結果也表明，EBSGL比SGL提供了市場的更相關和更可靠的信息。

Barth，Landsman，和Wahlen(1995)以137家美國銀行在1971年至199o年財務報告數據為樣本的檢驗發現，首先，對證券投資的損益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所得到的銀行收益確實比基于歷史成本的收益具有更大的波動性。但這種增加的收益波動性并不一定反映銀行經濟風險(如銀行股價反應的風險)的增加。其次，如果在樣本期間采用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信息來確定銀行監管資本的話，與歷史成本相比，銀行會更頻繁地違反資本監管要求。盡管在公允價值會計下所發生的違反情況更有助于預測未來違反監管資本的發生，但與公允價值會計相關的監管風險的潛在增加并沒有反映在銀行股價中。引起證券投資公允價值變化的利率變化通過對利息收入的收益乘數反映在銀行股價中，表明市場利率的波動對于估價銀行權益是相關的。

Nelson(1996)以美國200家最大商業銀行從1992年至1993年期間所披露的公允價值信息為樣本，檢驗了銀行權益市值與按SFAS107所要求披露的公允價值信息之間的相關性，發現只有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才具有價值相關性，而貸款、存款、長期債務與表外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價值的差異并不具有價值相關性。這同時也可以為我國新會計準則實行部分公允價值會計提供證據支持。

Barth，BeaverandLandsman(1996)以136家美國銀行從1992年至1993年的相關數據為樣本，檢驗了SFAS107所要求披露的公允價值信息的價值相關性，結果發現證券投資、貸款與長期債務的公允價值估計都具有價值相關性：但銀行吸納的存款與表外項目的公允價值信息并不具有價值相關性。

通過上述研究可以發現．公允價值會計總的來說比歷史成本更能反映經濟現實，公允價值信息與歷史成本信息相比增加了更多的信息含量，公允價值信息更具有價值相關性。但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幾乎包括全部的金融工具．意味著SFAS115準則規定的收益測量方法所產生的報告收益量排除了銀行操作的是關鍵的影響因素。

Beatty，ChambedainandMagliolo(1996)以美國195家上市銀行和94家上市保險公司從199o至1993年的相關數據為樣本．檢驗了采用SFAS115所引起的未實現證券投資利得與損失發生從披露到確認的變化，他們假定股價反應會揭示這種變化。結果表明關于SFAS115所引起的從披露到確認的變化對于銀行監管機構來說是非常重要，而對其他利益相關者不重要的觀點。其次，他們還發現，對于那些可能會增加按公允價值計量與投資證券在期限相匹配的負債的可能性的事件，銀行呈現出正面的市場反應，從而支持了銀行及其監管機構關于“混合公允價值會計(PartialFairValueAccounting)會降低銀行權益準確性”的論斷。另外，他們的研究結果還表明，那些證券投資交易越頻繁的，投資期限越長，對市場利率變化套期越充分的銀行，受到該準則負面影響的程度越深。

從上述實證結果來看，盡管他們的檢驗結果并沒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結果，但是，大多數經驗證據表明：銀行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信息披露具有信息含量：而貸款、長期債務與表外金融工具等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信息披露并不具有價值相關性。大多數學者把其歸因于公允價值估計的可靠性問題(Nissin，2003)：當以客觀的市場交易價格作為公允價值估計的基礎時，其可靠性就高，從而其公允價值信息就具有價值相關性；而當金融工具并不存在活躍的交易市場時，依靠估價模型與相關假設所估計出的公允價值信息對于投資者來說并不具有信息含量。因此，公允價值會計模式的成敗關鍵在于公允價值估計的可靠性。

二、金融工具分類及其對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影響

新會計準則實施后。商業銀行須按持有意圖將金融資產分為交易性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貸款和應收款項、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四類；將金融負債分為交易性金融負債和其他金融負債兩類。本節參照美國財務會計委員會對于金融資產和負債的分類進行對比性的分析。以期闡述這種新的分類對銀行風險管理的影響。

美國財務會計委員會(FASB)在SFAS115將所有債券投資和可確定公允價值的權益證券投資按企業持有意圖分為持有至到期證券、交易性證券和可供出售證券等3類，引入了公允價值計量；對各類證券的后續計量、未實現持有利得損失及減值采取不同的處理方式。研究SFAS115以意圖為導向的資產分類方法能夠揭示基于這些準則的實施對國外銀行監管產生的重要影響．從而對我國新會計準則對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可能影響作出推測。

1993年，安永公司對銀行和儲蓄所的調查發現，超過一半被調查者對于SFAS115的反應是改變他們的投資策略：他們會縮短債務證券投資的期限，增加套期活動：他們一可能會減少證券投資的比例。有證據表明，銀行通過權衡不同的資產和風險來維持整體風險的理想水平。

SFAS115，金融機構普遍存在通過調整金融工具的分類來影響損益和權益，以及通過選擇性出售金融資產的“利得交易”進盈余管理的情況。實施SFASll5準則的直接反應，就是預期大量的證券投資組合將從持有到期類被重新劃分到可出售類。總的說來，FAsB對劃分為持有到期類資產條件的嚴格限制，目的是減少管理層在此準則下操縱證券買賣。由于對持有到期類資產的預期的出售和轉換的嚴格限制，估計管理層會重新構造組合，并且可能全面縮小證券組合由于公允價值改變的確認及更嚴格的證券種類劃分。估計銀行管理者考慮證券投資組合時會實行更細致的決策管理技術(Purcell，1994；Bowen，1994)。大量持有到期資產會減少銀行公允價值波動和監管資本風險暴露，卻減少了銀行管理者對利率改變的反應能力，所以增加了銀行利率風險。而保留大量的可供出售資產使銀行暴露在公允價值波動引起的監管資本波動風險．而公允價值對利率改變也是很敏感的，但是保留大量可出售資產使銀行更靈活。機構積極采取套期措施及資產負債管理很重要。目的在于減少利率風險暴露。

Hodder(2O02)用230家上市交易銀行1993年一1998年間的數據做樣本，對作為宏觀經濟因素和公司特殊因素函數的組合和風險決策建模的實證檢驗中發現。不考慮實施SFAS115準則的先后時，相對于估計的基準，銀行劃分較少資產到AFS類：相對于估計的基準，那些較早實施SFAS115的弱資本銀行劃分了較多的資產到AFS類(因為弱銀行打算用證券的未實現收益來增加監管資本)；當監管資本下降時，銀行根據利率風險和信用風險水平改變證券組合的大小，即減少證券組合，降低利率風險和信用風險；在采用SFAS115時，銀行貸款組合的利率風險增加了。銀行可以通過不將證券分為AFS(例如，將所有的證券分為持有到期類)來消除監管的影響。然而，證券若分為持有到期類，則當需要滿足流動性需求時是有代價的。

Beatty(1995)以369家美國銀行從1993年第二季度至1994年第一季度的投資組合數據為樣本。檢驗了銀行試圖減少報告權益的波動性而做出的努力是否會影響到證券投資資產的比例、證券投資的期限以及歸類為可供出售組合的證券的比例。其結果證實，在SFAS115實施期間銀行所持的證券投資的比例下降了，期限縮短了，并且當銀行平均杠桿率和權益的平均回報率下降時，其歸為可供出售類的證券所持比例會下降。這些都說明了。采用SFAS115所引起的銀行權益波動導致了銀行投資組合管理實務的變化。他們的結果還表明，在SFAS115下，銀行的投資組合管理實務受到減少報告權益波動性與保持影響銀行收益的彈性的雙重目的的影響。

Hodder(2002)提供了會計準則可以影響到公司經濟決策的證據，發現銀行在采納SFAS115時進行會計選擇將有利于獲得真實的成本。在先前研究的基礎上．他們進一步揭示銀行實力是否與采納SFAS的成本有關。其結果發現，成本對于所有的銀行來說都是要承擔的．但對于資本較弱的銀行承擔的更多。較強的銀行分置較少的AFS證券，這是因為HTM有價證券會削弱流動性。這種低分配表示選擇用攤余成本會計的可確認成本。對于較弱的銀行過多的分配給AFS．暴露了潛在的監管影響。當銀行采納新的標準時，他們會降低它們的有價證券資產組合的公允價值敏感性(利率風險敏感性)同時增加貸款資產組合的利率敏感性。我們的發現指出銀行均衡各種風險(利率敏感度的來源)的一種方法是重新配置。同樣的，銀行也降低有價證券的信用風險。因此，這和Schard和Unal(1998)的結論一致：銀行會用一個整體的形式來管理風險。

三、結論

篇3

[關鍵詞]保險創新；風險防范；宏觀經濟形勢；經營效益；增長方式

2006年是我國保險業極不平凡的一年。國務院頒布關于保險業改革發展的23號文件后，市場運行環境得到改善，市場發展潛力進一步釋放，保險創新不斷推進，保險市場與整個金融市場的良性互動發展進入新階段，行業發展進入最好時期，呈現出“發展速度加快、業務質量改善、經濟效益提高、市場秩序好轉”的良好局面。一年來，保險業從服務構建和諧社會全局和金融業改革大局出發，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積極應對經濟金融形勢的發展變化，市場穩健運行，防風險和促發展各項措施取得明顯成效，發展的政策環境逐步優化，實力顯著增強，在經濟社會發展和金融改革中的影響大大提高。

一、2006年保險市場發展水平進一步提高，保險業整體實力顯著加強

2006年，全國保費收入5 641.44億元，同比增長 14.4%，賠款和給付支出1 438.46億元，同比增長26.55%。保險公司總資產19 731.32億元，較年初增長29.04%。資金運用余額17 785.39億元，較年初增長26.2%。保險市場運行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公司經營趨向理性，又快又好發展理念深入人心

一是公司發展規劃和經營策略更加符合市場實際，在發展速度、業務質量和經濟效益關系的處理上更加理性。人保財險、中國人壽、中國平安三家上市公司在發展速度、業務規模和實現利潤方面均衡發展，受到國際投資機構的認可。二是在加快發展的同時，各公司加強了業務薄弱環節的建設。如人保財險正在籌備成立專門的責任險和農業險事業部機構，進一步推動責任險和農業險的發展；中國人壽成立了縣域保險部，加大了對“三農”保險的開拓力度。三是注意處理好創新與發展的關系，更加重視創新對業務發展的重要推動作用。一些公司突破了傳統的管理模式，在推進后援大集中、業務流程創新的同時，積極創新發展模式，如中國平安通過成立養老金公司，實現了壽險個險和團險業務的專業化管理。

(二)業務增長速度明顯提高，區域均衡發展好于往年

年初以來，金融產品競爭日趨激烈，保險業及時調整經營策略，進一步加大產品營銷力度，改善服務，在2005年規模基數較大的情況下，業務增速有所提高，行業實現了快速發展。全年保費收入同比增長14.4%，明顯高于gdp的增長速度。各地區過去業務發展參差不齊的狀況得到改變，市場整體發展水平普遍提高。東部地區在規模較大的基礎上，繼續保持較快發展；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發展速度超過了東部地區，呈現出快速發展的趨勢。

(三)財產險實現高速增長，壽險增長速度相對趨緩

財產險保費收入1 580.35億元，同比增長23.2%，高于去年同期10.3個百分點，也高于近五年來16%的增長速度。增長速度較快的險種有車險、責任險和農業險，增速分別達到25.4%、35.3%和33.9%。交強險占車險業務比重也提高到15.5%。財產險業務的高速增長，主要得益于車險市場秩序的逐步規范、交強險的成功實施和相關政策的協調等因素。壽險保費收入4061.09億元，同比增長11.31%。與 2005年相比，增速相對趨緩，其中銀郵業務出現了持續下滑的趨勢。壽險業務增速趨緩的原因，主要在于股市復蘇、存款加息、銀行攬儲意愿增強，以及壽險公司經營策略的調整等因素。

(四)業務質量逐步改善，行業經營效益明顯提高

全行業更加注重科學的管理和業務內涵質量的提高。從財產險看，賠付率與2005年持平。虧損的業務只有車險和保證保險，農業險、責任險和健康意外險保費收入快速增長的同時，承保利潤保持了20%以上增長。從壽險看，業務結構不斷優化，續期和新單保費同步較快增長。在新單保費中，期繳保費增長率也高于躉繳保費增長，由于市場秩序的好轉和公司內部管理的加強，行業整體效益明顯改善。

(五)專業化管理不斷加強，投資收益水平高于往年

保險公司資金運用余額為17 785.39億元，實現保險資金運用收益955.3億元，收益率達5.8%，比2005年提高2.2個百分點，為近三年最好水平。行業競爭力逐步提高，上市公司得到國際投資者的普遍認同，股價不斷攀升，中國人壽市值已位列全球上市壽險公司第一。在股票市場回暖的條件下，保險機構及時調整投資策略，把握住有利的投資時機，通過加大新股認購和配售力度、調整銀行存款和證券投資基金的投資比例，保險資金的收益大幅攀升，取得了顯著的投資效益。

(六)收購銀行和控股證券，綜合經營取得實質性進展

面對金融市場即將全面開放的形勢和綜合經營快速發展的趨勢，保險公司積極參與了銀行、證券業的改革。中國人壽出資46.5億元認購中信證券增發的5億a股，成為中信證券第二大股東；通過投資成為民生銀行第一大流通股股東，同時取得興業銀行1.75%的股權。此外，中國人壽與花旗集團聯合成功收購廣東發展銀行，取得20%的股權。平安集團出資49億元收購深圳商業銀行89.2%的股權，取得完全控股權，同時成為浦東發展銀行第一大流通股股東。保險業近年來的快速發展，一方面為自身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同時，保險業的科學謀劃和有效的政策協調，也為行業在金融綜合經營格局中占據了戰略制高點。

(七)保險監管進一步加強，行業風險得到有效防范

針對行業發展中存在的潛在風險點，保監會2006年出臺了一系列防范和化解風險的政策措施，在創新監管方式的同時，加大市場調控力度，風險預警和處置能力進一步提高。基本建成償付能力報告編報規則體系，行業在業務快速發展的同時，償付能力整體狀況良好。保險保障基金目前達到 80億元，行業發展的基礎和抵御風險的能力得到增強。針對資金運用規模迅速擴大、市場投資風險增加及公司內控薄弱的情況，依據制度先行和風險可控的原則，完善了風險管理制度，加大了現場檢查力度，確保了資金運用沒有大的風險發生。

(八)市場秩序趨向好轉，行業誠信建設不斷推進

針對市場運行中存在的突出問題，2006年對銀保業務以及車險和大型商業保險費率進行了重點規范和監管。銀行手續費惡性競爭得到遏制，車險市場競爭秩序顯著好轉，地鐵、船舶、電廠等大型商業險費率逐步回升。誠信服務創新試點穩步推進，有的地區推行誠信績效考核體系，有的地區提出誤導保單一年內全額退保，有的地區開展“投保提示”，推進保險合同糾紛快速處理試點，行業誠信建設取得了積極成效。

(九)保險創新實驗區積極推進，行業改革進一步深化

2006年以來，繼大連市被確定為保險創新發展的試點城市后，深圳又被確定為保險創新的發展試驗區。深圳市政府現已全面啟動了保險試驗區的工作。天津市政府提出的濱海新區金融改革創新試點計劃中，保險創新發展成為其重要組成部分。保險創新試驗區不僅涉及產品、服務創新，而且涉及到管理體制、發展模式和監管制度的創新，是保險業加快發展、做大做強的一項重要探索，通過試驗區的示范、輻射和帶動作用，將促進全行業新一輪的改革、創新與發展。

(十)行業發展實力顯著增強，國際影響力進一步提高

目前，我國保費規模在世界排名上升到第11位，在亞洲排名有望超過韓國成為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保險市場，成為國際保險市場上的重要新興力量。人保財險、中國人壽、中國平安等三家上市公司進一步發展壯大，上半年實現凈利潤大幅度增長，中國人壽成為全球最大的上市壽險公司。2006年7月，標準普爾信用評級服務機構對我國壽險和非壽險行業的展望從“發展中”調整為“正面”，調高了對我國保險業的評級。10月，國際保險監督官年會在北京成功舉辦，向世界展示了我國保險業的巨大成就和發展潛力，進一步提高了中國保險業的國際地位和影響。

二、2007年我國保險業發展形勢展望

2006年保險業實力的快速增長為下一年繼續保持快速發展和全面深化改革打下了堅實基礎。展望2007年，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全面推進，經濟金融形勢穩健發展，資本市場發展進入新時期，國務院23號文件進一步貫徹落實，這些有利條件都將為保險業發展提供極為難得的環境和機遇。由于金融業開放和創新力度的加大，金融市場運行更趨復雜，保險業電面臨一些挑戰。

(一)宏觀經濟形勢繼續看好，為保險業發展提供良好的基礎

近年來，我國gdp增長一直保持在10%左右。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可望維持較長一段時間，2007年gdp增長率有望繼續保持在9%左右。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我國保險市場潛力進一步增大，保險業未來的發展前景非常廣闊。從產險看，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家、企業和居民家庭的財富日益增長，社會各界對財產保險的需求會越來越強。特別是隨著汽車進入居民家庭的步伐逐步加快，作為產險的第一大險種，車險良好的發展前景無疑為產險的發展上了“保險”。人身險業務是我國保險業務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保險意識的增強，購買商業性人身險的人員數量和數額都將大幅增長，壽險、健康險和意外險市場的前景都非常廣闊。

(二)金融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保險業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和挑戰

在市場全面開放形勢下，我國金融業進入了一個范圍、深度和速度都超過往年的重組改革時期，保險業既面臨著難得的發展機遇，也存在著嚴峻的挑戰。銀行證券業的改革，為保險公司認購上市銀行股權、加大在二級市場的投資規模、提高保險投資收益水平創造了有利條件，也為保險業務擴大發展空間、進入銀行證券領域業務提供了有利契機。與此同時，銀行證券業創新能力不斷增強，新的綜合性金融產品對保險產品的銷售產生了較大壓力。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零售業務放開后，金融機構對理財產品的競爭更加激烈，保險業務發展面臨著嚴峻的形勢。

(三)進一步加強改善監管、防范化解風險，促進保險業創新發展

目前，利用a股市場持續好轉、投資者看好金融保險股的有利時機，中國人壽已經完成從h股到a股的發行工作，平安也即將完成a股發行上市。匯金公司完成對中再集團的注資，太平洋集團積極準備改制上市。保險公司體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治理結構進一步完善。2007年，監管機構將進一步提高全行業公司的治理水平，創新公司治理結構思路，深化公司治理結構監管。創新監管制度，全面實施分類監管。按照公司資質不同，對風險防范比較嚴謹、管理比較先進、效益比較好的公司，實行寬松監管政策。對于風險問題突出、管理水平落后、經濟效益不高的公司，實行強化性監管政策。創新償付能力監管，研究制定既能控制風險，又能夠為公司發展留足空間的監管辦法。

(四)優化保險市場結構，進一步激活市場發展潛力

從當前業務發展看，增長速度有所提高，但市場結構還有待完善，保險市場競爭依然不充分，仍存在較大潛力。要進一步引入新的競爭因素，適度增加新的市場主體，充分挖掘市場增長潛力。一是鼓勵具有較強實力和持續注資能力的企業投資設立保險機構，推動國有銀行設立保險公司的試點，在銀行進入保險領域方面取得突破。二是關注外資保險公司發展緩慢的問題，適當放寬政策限制，鼓勵外資保險公司參與市場競爭。繼續鼓勵和引導不同資本來源、不同規模的保險機構在農業險、責任險和養老保險等業務領域加快發展，擴大保險的覆蓋面和滲透度。

(五)改善公司經營效益，切實轉變增長方式

當前保險業經營方式仍為粗放式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應收保費增長較快。截止2006年12月底，應收保費211.22億元，較年初增長40.95%。二是經營費用上升較快。2006年，營業費用支出共計667.06億元，同比增長 27.07%。保險公司經營費用上升較快，增長速度也明顯高于保費收入增長水平，一個主要原因是部分公司在市場行為監管加強的情況下，通過增加費用的方式給予客戶額外利益。應收保費和經營費用上升較快，說明公司拓展業務的主要方式仍然是支付不合理費用和價格競爭，增長方式還是粗放型。2007年，保險業增長方式要切實向集約型轉變，科學合理地開發保險資源，調整產品結構和市場結構，調整優化區域結構，大力推進保險產品大眾化，提高發展質量、增強發展后勁。

篇4

關鍵詞：公允價值會計；相關性與可靠性；金融工具；銀行監管

中圖分類號：F23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6)05-0061－07

無論美國的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還是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在制定會計準則時正不斷地從傳統的歷史成本會計向公允價值會計轉變。公允價值的運用無論是在會計理論界與實務界之間，還是在會計準則制定者與相關監管機構之間，都引起激烈的爭論。會計準則制定者與資本市場監管機構極力支持采用公允價值，而銀行界及其監管機構強烈反對采用公允價值，因而雙方各持其詞，為雙方的立場尋求合理的解釋與理論支持。為此，很多會計學者以受公允價值會計影響最大的商業銀行為研究對象，檢驗了公允價值的一系列假設，為公允價值的運用提供了經驗證據。本文將對國外關于公允價值的爭論焦點及其實證研究進行歸納和總結，希望能對國內相關研究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并為我國會計準則制定者在考慮采用公允價值時提供借鑒。

一、公允價值信息披露的相關性和可靠性檢驗

關于公允價值的爭論基本上圍繞著公允價值信息的相關性與可靠性而展開。幾乎沒有人會懷疑公允價值信息的相關性，因為歷史成本信息是基于資產取得或負債發生當時的市場價格，而公允價值是基于現行的市場價格。公允價值反映了現行市場條件的影響，而公允價值的變化反映了市場條件變化的影響。相反，歷史成本信息僅僅反映了交易發生時的市場條件的影響，而價格變化的影響只是在它們實現時才予以反映。由于公允價值體現了現行市場條件及其預期變化的現時信息，因而比歷史成本能提供更好的預測基礎。為此，許多會計學者試圖為歷史成本與公允價值信息的價值相關性提供經驗證據。

Barth(1994)以美國銀行二十年的有關數據為樣本，采用估價模型和收益資本化模型檢驗了證券投資公允價值信息以及證券投資基于公允價值的投資收益，與相對應的歷史成本信息相比，是否具有增量信息含量。其檢驗結果表明，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信息相比于其歷史成本信息具有增量信息含量，而且歷史成本信息相比于公允價值信息并不具有顯著的增量信息含量；但對證券投資基于公允價值的投資收益的發現則完全相反，公允價值相對于歷史成本的增量信息含量的顯著性取決于估計模型的設定，在有些設定下，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投資收益并沒有顯著的增量信息含量，而歷史成本下的投資收益相對于公允價值總具有增量信息含量。因此，盡管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估計對于投資者在估價銀行股票來說是相關的并且是可靠的，但是，基于公允價值的投資收益并不如此。對此，Barth做出兩種解釋：一種解釋為，盡管披露的公允價值信息存在的估計誤差很小，以致使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信息存在價值相關性，但是，當采用連續兩年的公允價值來計算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投資收益時，兩年的估計誤差結合起來所產生的影響會使證券投資基于公允價值的投資收益變得不再具有增量信息含量；另一種解釋為，證券投資的投資收益可能被其他資產和負債的未實現損益(比如，套期活動中的被套期工具)所抵消。Barth所作的進一步研究表明，第一種解釋比第二種更為可信。

AhmedandTakeda(1995)以152家美國銀行為樣本，檢驗了證券投資的未實現投資收益的估價影響是否捕捉了其他資產和負債因利率變化所引起來的沖銷影響，并且還檢驗于證券投資的已實現投資收益是否受到管理當局操縱利潤及其監管資本激勵的影響。檢驗結果表明，表內其他資產和負債的利率敏感程度不僅顯著地影響銀行股票的回報率，而且如果把其納入模型中作為解釋變量時，也會使未實現投資收益的估價影響達到顯著水平，這與Barth(1994)關于未實現投資收益的估價影響并不顯著的第二個解釋是一致的。其次，他們的檢驗結果還表明，已實現投資收益的回歸系數在正常時期顯著為正，但是，當銀行處于較低的資產會計回報率或較低的資本充足率時期(在確認這些投資收益之前)時，已實現投資收益的回歸系數顯著性地較低，該結果即使在控制稅收籌劃的影響之后仍然存在，該發現與關于投資者在對已實現投資收益估價時會考慮銀行管理當局操縱利潤和監管資本的動機的觀點是一致的。

Nelson(1996)以美國200家最大商業銀行從1992年至1993年期間所披露的公允價值信息為樣本，檢驗了銀行權益市值與按SFAS 107所要求披露的公允價值信息之間的相關性，發現只有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才具有價值相關性，而貸款、存款、長期債務與表外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價值的差異并不具有價值相關性，但是，在控制凈資產回報率(ROE)和賬面價值增長率之后，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信息不再具有相關性。

Eccher，Ramesh and Thiagarajan(1996)以美國上市銀行1992年與1993年的相關數據為樣本，檢驗了SFASl07所要求披露的金融工具公允價值信息是否具有價值相關性。他們發現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在控制了其他金融工具公允價值之后仍具價值相關性，但披露的其他金融工具公允價值信息的信息含量卻并不明朗。他們發現，盡管人們擔心貸款估價可能存在人為的計量誤差，但凈貸款的公允價值披露還是具有價值相關性，只是與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信息相比，其價值相關性要弱，該發現表明盡管非流通資產的計量誤差比流通資產的計量誤差要大得多，但并不像公允價值會計批評者所擔心的那么嚴重。他們還發現，盡管銀行長期債務在統計上是顯著的，但其回歸系數具有未預期的符號；銀行吸納的存款與表外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并不具有價值相關性。另外，他們還檢驗了公允價值信息能在多大程度上與歷史成本信息相互替代或相互補充。1992年樣本數據的檢驗結果表明，公允價值信息披露與歷史成本信息披露相互具有增量的價值相關性，但是，1993年樣本數據的檢驗結果表明，除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信息披露外，其他公允價值信息披露都不具有增量價值相關性。從總體上看，他們的結果表明，SFASl05與SFAS 107所要求的公允價值信息披露使得財務報表成為能提供更為廣泛的價值相關信息的來源，其結果還表明，歷史成本與公允價值相比，能在絕對量和增量上提供更多的價值相關的信息。既然轉向公允價值會計可能會消除一些價值相關的歷史成本信息，因此，他們的檢驗結果對于正在為銀行評估這兩種會計計量方式的會計準則

制定者和銀行監管機構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Lys(1996)在重新分析了Eccher，RameshandThiagarajan(1996)的檢驗結果后，發現公允價值信息披露偏離了投資者對金融資產與負債的市場價值的估計，由此認為用于估計公允價值的程序與方法低估了所持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而高估了所承擔的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

Barth，BeaverandLandsman(1996)以136家美國銀行從1992年至1993年的相關數據為樣本，檢驗了SFASl07所要求披露的公允價值信息的價值相關性，結果發現證券投資、貸款與長期債務的公允價值估計都具有價值相關性，但銀行吸納的存款與表外項目的公允價值信息并不具有價值相關性。他們針對Eccher，Rameshand Thiagarajan(1996)與Nelson(1996)的檢驗結果，特別關注了銀行貸款公允價值信息的信息含量問題。與先前的檢驗結果相反，他們的結果始終表明，貸款的公允價值信息總具有增量信息含量，但貸款的公允價值估計并沒有完全反映貸款的違約風險與利率風險。另外，他們還發現當銀行監管資本更高時，貸款公允價值估計的價值相關性更強。

Venkatachalam(1996)以99家美國銀行從1993年至1994年的相關數據為樣本，檢驗了銀行表外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信息披露的價值相關性，其檢驗結果表明，在控制了銀行所有表內資產和負債項目公允價值信息的影響之后，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信息仍具有價值相關性，該結果與先前研究得出的關于表外項目價值相關性的經驗證據完全相反。另外，他還發現表外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信息與其名義價值信息相互具有增量信息含量。

KhuranaandKim(2003)以美國銀行從1995年至1998年的相關數據為樣本，檢驗了公允價值是否比歷史成本具有更強的信息含量。他們的檢驗結果表明，金融工具的歷史成本信息與股票價值的關聯度與其公允價值信息與股票價值的關聯度并投有什么區別，但是，對于那些規模較小的和那些信息環境不夠透明的銀行樣本來說，歷史成本比公允價值具有更強的信息含量。進一步的研究表明，造成該結果的原因是受銀行貸款與存款歷史成本信息的影響。由于貸款與存款并不能像證券投資那樣能在完善的活躍市場上流通轉讓，因而在對這些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進行估計時，其估價方法以及估價所依據的假設存在更多的主觀判斷；相反，由于可供出售的證券投資能在完善的活躍市場上進行交易，具有可觀察的市場價格，所以其公允價值信息比歷史成本信息具有更強的價值相關性。從總體上看，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當以客觀的市場交易價格確定公允價值時，所估計的公允價值更具有價值相關性，而當客觀的市場交易價格并不存在時，其估計的公允價值信息缺乏價值相關性。

由于銀行大多數貸款期限長，并缺乏流通轉讓的市場價格，所以銀行管理當局對貸款公允價值的估計比對其他大多數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估計具有較強的操縱能力。為此，Nissin(2003)分別以美國157家銀行的1994年相關數據和155家銀行的1995年相關數據為樣本，檢驗了貸款公允價值估計與影響銀行管理當局做出高估公允價值決策的因素之間的相關性，以提供貸款公允價值估計可靠性的證據。其檢驗結果表明，銀行高估貸款公允價值的程度是與銀行監管資本、資產成長性以及貸款的流動性和賬面價值總額呈現出負向的相關關系，而與信用損失比率的變化成正向的相關關系，從而證實了銀行管理當局確實操縱了公允價值的估計，并且這種操縱的方向和程度是可預測的。

從上述經驗證據來看，盡管他們的檢驗結果并沒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結果，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啟示。首先，經驗證據表明，盡管公允價值信息具有價值相關性，但并不意味著歷史成本就完全失去了其全部的價值相關性，因此，簡單要求企業把公允價值作為財務報表的主要計量屬性，并不一定會提高會計信息的有用性。其次，大多數經驗證據表明，銀行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信息披露具有信息含量，而貸款、長期債務與表外金融工具等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信息披露并不具有價值相關性，大多數學者把其歸因于公允價值估計的可靠性問題。當以客觀的市場交易價格作為公允價值估計的基礎時，其可靠性就高，從而其公允價值信息披露就具有價值相關性；而當金融工具并不存在活躍的交易市場時，依靠估價模型與相關假設所估計出的公允價值信息對于投資者來說并不具有信息含量。因此，公允價值會計模式的成敗關鍵在于公允價值估計的可靠性。

二、頒布與實施大量采用公允價值的會計準則所引起的市場反應的檢驗

市場事件研究認為，會計規則的變化與股價變動不相關，除非采用這種變化后的會計規則引起了實際的經濟后果(比如現金流量)。如果假定市場投資者對某特定交易熟知所有可能的會計規則，如果他們能獲知當前對現行會計規則的批評以及會計準則制定者對這些批評的回應等相關信息，那么他們會修訂他們的先前預期，并會估計出會計規則變化所帶來的成本和收益。如果對某類企業所產生的成本或收益會導致企業現金流量的完全變化，則這種新信息會導致實際的經濟后果。因而，公允價值會計的新信息也會導致實際的經濟后果，因為與公允價值會計相關的準則的頒布與實施會引起金融機構資產和負債管理策略的變化以及銀行監管機構實施的監管于預概率的變化等等，所有這些變化都會引起銀行預期現金流量的變化，進而影響股東財富。為此，Cornett，Razaee and Tehranian(1996)與Beatty，Chamberlain and Magliolo(1996)分別檢驗了美國FASBSFAS 105、107與115對銀行股價的影響，以反映資本市場投資者如何對公允價值會計做出反應。

Cornett，Rezaee and Tehranian(1996)以美國416家銀行從1989年至1993年的相關數據為樣本，檢驗了與公允價值相關的23件事件對金融機構股價的影響。其檢驗結果表明，在選擇的與公允價值會計相關的23件事件中，有7件事件產生了顯著的負面股價反應，并且這7件事件向資本市場傳遞了采用公允價值的概率會增加的信息，而5件事件產生了顯著的正面股價反應，并且這5件事件向市場傳遞了采用公允價值的概率會降低的信息，因此，市場投資者認為公允價值會計的實施會對商業銀行價值產生不利影響。另外，他們還發現，對事件的股價反應程度的大小是與銀行核心資本比率呈現出負向的相關關系，而與投資組合賬面價值占總資產的比例以及投資組合市場價值與其賬面價值之差占總資產的比例呈現出正向的相關關系。

Beatty，Chamberlain and Magliolo(1996)以

美國195家上市銀行和94家上市保險公司從1990至1993年的相關數據為樣本，檢驗了采用SFAS115所引起的未實現證券投資利得與損失發生從披露到確認的變化，對于某些財務報表使用者來說是否至關重要。他們假定股價反應會揭示這種變化，為此，他們比較了由于法律限制而預期會對監管產生影響的銀行股價反應與預期不會對監管產生影響的保險公司的股價反應。他們發現，銀行對于預期采用SFASll5可能性增大的一系列事件呈現出負面的市場反應，而保險公司則沒有發現有顯著的市場反應，該發現證實了關于SFAS 115所引起的從披露到確認的變化對于銀行監管機構來說是非常重要，而對其他利益相關者不重要的觀點。其次，他們還發現，對于那些可能會增加按公允價值計量與投資證券在期限相匹配的負債的可能性的事件，銀行呈現出正面的市場反應，從而支持了銀行及其監管機構關于混合公允價值會計(partial fair value ac－countmg)會降低銀行權益準確性的論斷。另外，他們的研究結果還表明，那些證券投資交易越頻繁的，投資期限越長，對市場利率變化套期越充分的銀行，受到該準則負面影響的程度越深。Lys(1996)在重新分析了 Cornett，Razaee and Tehranian(1996)與Beatty，Chamberlain and Magliolo(1996)””的經驗證據后認為，會計準則公告所引起來的這些股價反應是由于準則變化所導致的銀行監管變化所引來的，而不是由SFAS 115使得債務契約變得更具有約束性而引來的。

上述經驗證據表明，資本市場投資者認為公允價值會計會對銀行及其監管產生重大影響，所以對采用公允價值的會計準則的頒布與實施做出了充分的反應，因此，會計準則制定者在考慮頒布與實施有關公允價值會計的會計準則時，應充分考慮這些準則對資本市場的影響，特別要考慮對銀行業的沖擊。

三、公允價值會計對銀行收益、資本以及銀行監管的影響檢驗

由于公允價值會計不僅反映了銀行的特有狀況，而且還反映了一般的市場狀況，所以公允價值會計的批評者擔心，采用公允價值會計會對銀行業及其金融體系產生不利的影響。他們認為，首先，基于公允價值的銀行收益會比在歷史成本下的收益更具有波動性。由于引起的波動性并不能反映銀行經營的內在經濟波動性，所以會導致資本分配的無效率，并且投資者會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進而提高了銀行的資本成本；其次，采用公允價值會計，可能會使銀行違反資本監管要求的可能性增大，從而導致過多的監管于預，或者會使銀行管理當局采取減少監管干預風險的不當行為；最后，對于持有至期的債券投資而言，合同現金流量是固定的，這些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變化對估價銀行權益來說是不相關的，所以這種變化不應成為銀行收益的一部分。為此，許多會計學者對公允價值批評者的理由尋找經驗證據。

Barth，Landsman，and Wahlen(1995)以137家美國銀行在1971年至1990年財務報告數據為樣本，對公允價值會計批評者的擔心進行了實證檢驗。他們發現，首先，對證券投資的利得與損失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所得到的銀行收益確實比基于歷史成本的收益具有更大的波動性，但是，銀行股價并沒有反映這種增加的波動性，證實了投資者并不把基于公允價值的收益波動性當作一種比基于歷史成本收益波動性更好的替代變量，因此，這種增加的收益波動性并不一定反映銀行經濟風險的增加；其次，如果在樣本期間采用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信息來確定銀行監管資本的話，與歷史成本相比，銀行會更頻繁地違反資本監管要求。盡管在公允價值會計下所發生的違反情況更有助于預測未來違反監管資本的發生，但與公允價值會計相關的監管風險的潛在增加，并沒有反映在銀行股價中。他們把其解釋為，投資者可能相信，如果資本監管要求由公允價值會計來決定，銀行監管機構可能會改變其監管策略，以考慮公允價值與歷史成本之間的收益差異所造成的不同影響；最后，引起證券投資公允價值變化的利率變化通過對利息收入的收益乘數反映在銀行股價中，表明市場利率的波動對于估價銀行權益是相關的。因此，從總體上看，銀行界關于證券投資公允價值會計的擔心并沒有得到實證檢驗。

按丹麥金融監管機構所設定的會計要求，丹麥銀行編制其財務報表的方式非常接近全面公允價值會計模式，并且銀行監管也接近了這種模式。具體來說，對于具有市場流通性的金融工具，按市場價值予以確認；對于非流通性的工具，采用計提準備的方式，以彌補因信用質量惡化或利率變動而引起的預期損失。為此，Bernard，Merton and Palepu(1995)檢驗了公允價值會計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丹麥銀行收益與資本的波動性。他們發現，公允價值的調整從整體上確實會引起丹麥銀行收益與資本波動性的增加。

Yonetani and Katsuo(1998)采用與Barth，LandsmanandWahlen(1995)類似的方法，以87家日本銀行的1988年至1996年度數據為樣本，檢驗了公允價值會計是如何影響銀行收益的波動性，以及這種相對于歷史成本會計的增量波動性是否會反映在股價中，并且他們還檢驗了由公允價值會計所引起的監管風險的增加是否也會反映在股價中。結果發現，基于證券投資公允價值的銀行收益，比基于證券投資歷史成本的收益，產生的波動性更大，但是，提供的經驗證據并不支持關于公允價值會計引起的銀行收益更大的波動會使投資者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從而提高了銀行資金成本的推斷。另外，還發現，投資者在對資本充足率較低的銀行股票定價時，公允價值引起的相對于歷史成本的收益增量波動性也被當作一種風險，因而對資本監管要求所采用的會計公式的選擇就顯得十分重要。

Hodder，Hopkins and Wahlen(2003)[1bJ以206家美國銀行在1995年至2000年的財務報告為樣本，計算了凈收益、綜合收益(包括部分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變化)和全面的公允價值收益(包括所有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變化)這三種替代收益指標的波動程度，并檢驗了這些不同波動程度指標的風險相關性(risk―relevance)。他們發現，對于平均每家銀行而言，綜合收益的波動程度是凈收益的2倍，而公允價值收益的波動程度是凈收益的5倍；衡量銀行利率風險的長期利率貝他系數與公允價值收益的波動程度的相關程度，比與凈收益或綜合收益的波動程度的相關程度更高。并且還發現，全面的公允價值收益相比于凈收益和綜合收益的增量波動程度，與銀行股價呈現出負向的相關關系，意味著全面公允價值收益的波動程度向資本市場傳遞了增量的風險因素。他們的研究結果還表明，全面的公允價值收益的波動程度更能反映銀行的內在風險，并與資

本市場在對銀行股票定價所要考慮的風險更為相關。

Burkhardtand Strausz(2004)假定銀行從歷史成本轉向公允價值會計會減少市場投資者與銀行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對公允價值與歷史成本對銀行的投資行為、違約風險、投資價值和監管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其研究結果表明，公允價值會計會增加了銀行資產的流動性，并且會強化負債的道德風險，因此，更需要對銀行加強監管，并且，如果負債率非常高的銀行從歷史成本轉向公允價值，則會增加銀行違約的概率，并會減少社會福利。

從這部分經驗證據來看，采用公允價值會計確實會引起銀行收益及其資本波動性的增加，但是，當前投資者并不認可波動性的增加是向資本市場傳遞銀行增量風險的信號，其中的緣由可能是各國監管機構并沒有把公允價值引起的損益變化納入到資本充足率中去。如果各國監管機構最終接受公允價值會計，納入銀行資本監管要求中，則公允價值確實會增加銀行的監管風險。四、公允價值會計對銀行投資組合的影響檢驗

美國FASB于1993年了SFAS 115《對某些債務性及權益性證券投資的會計處理》，該準則擴大了按公允價值計量的證券范圍，對部分金融資產采用公允價值，而金融負債仍沿用歷史成本(即為混合公允價值模式)。在此之前，銀行的許多證券投資采用歷史成本進行確認，而對其公允價值要求進行披露。SFAS 115的頒布與實施引起極大的爭議。其批評者認為，如果會計上按公允價值所確認的金額被當作監管資本，則公允價值從披露到確認的根本變化會直接影響到銀行的經濟狀況。由于銀行是采用一種有機整體的方式來管理其資產和負債的，而并不是單獨對資產或負債進行管理，并在實務中銀行經常會運用套期保值活動來控制其所承擔的各項風險，所以混合公允價值模式忽略了證券投資公允價值的波動能被套期項目公允價值的變化而抵消的事實，從而會引起銀行收益及其資本的不必要波動。而且，銀行為試圖減少這種模式所帶來的銀行收益及其資本不必要波動性而所做出的努力，會導致銀行投資組合政策的變化，比如證券投資比例的下降，投資期限的減少等。另外，銀行界還認為，混合公允價值模式并沒有消除管理當局操縱財務報表的機會。

ErnstandYoung(1993，1994)先后做了兩次問卷調查。在首次問卷調查中，超過一半的回復者認為，如果他們采用SFASll5，他們會改變他們的投資行為。在隨后的第二次問卷調查中，60％的回復者宣稱，由于采用SFAS 115的影響，他們實際上已經改變了他們的投資策略。在首次問卷調查中，有超過95％的回復者宣稱他們會縮短債務證券投資的期限，大約40％的回復者認為他們會增加套期活動，另外，還有一些回答者認為他們可能會減少證券投資的比例。在隨后的第二次問卷調查中，回復者說他們已經縮短了投資組合的期限，并減少了抵押證券和抵押衍生金融工具的持有比例，而那些宣稱會增加套期活動的人降至為10％。

Beatty(1995)以369家美國銀行從1993年第二季度至1994年第一季度的投資組合數據為樣本，檢驗了銀行試圖減少報告權益的波動性而作出的努力是否會影響到證券投資資產的比例、證券投資的期限以及歸類為可供出售組合的證券的比例。其結果證實了銀行界以及監管機構對采用SFAS115的影響的擔憂，他們發現，在SFAS 115實施期間銀行所持的證券投資的比例下降了，期限縮短了，并且當銀行平均杠桿率和權益的平均回報率下降時，其歸為可供出售類的證券所持比例會下降，這些都說明了對采用SFAS 115所引起的銀行權益波動的擔憂導致了銀行投資組合管理實務的變化。他們的結果還表明，在SFAS 115下，銀行的投資組合管理實務受到減少報告權益波動性與保持影響銀行收益的彈性的雙重目的的影響。

RezaeeandLee(1995)為了檢驗混合公允價值會計(SFASll5被視為混合公允價值會計)對銀行業的影響，對美國500家銀行的CFO進行一項調查研究，其結果表明，CFO對逐步采用公允價值會計所引起的財務和管理方面的影響的共同感覺呈現出消極的態度。

Carey(1995)認為，由于混合公允價值會計只要求對證券采用公允價值，而負債的會計處理并投有發生變化，所以它與歷史成本會計一樣會使銀行資本計量不當，并以美國銀行從1984年至1989年的相關數據為基礎，采用銀行失敗預測模型為混合公允價值會計所產生的影響提供了經驗證據，其檢驗結果表明，這種新會計模式并不會減少銀行失敗的比率，并且還有證據表明，該模式所帶來的凈收益非常小，其方向具有不確定性。

DeMarzoandDuffle(1995)認為，企業管理當局十分關心他們套期活動的會計后果，因而這些結果勢必會影響他們是否采用套期工具以及選擇什么樣的套期工具，他們證明了風險最小(完全套期)是在套期活動不被披露時的均衡政策，但是，如果要求披露套期活動的話，最終的均衡是管理當局不參與套期活動。

Ivancevich，Coccoand lvancevich(1996)證明了金融工具劃分類別的差異能對如每股收益、債務權益比例和流動比例等主要財務比率產生影響，而這些財務比率對于投資和信貸決策是十分重要的。因此采用IAS 39可能會導致公司之間信息的不可比性問題，盡管這些公司可能持有相同的金融工具。

以上經驗證據表明，公允價值會計，特別是混合的公允價值會計，確實改變了商業銀行的投資組合管理實務。如果他們所證實的銀行投資組合管理實務的變化持續存在下去，這對銀行業乃至整個金融體系產生重大影響。

五、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