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才培養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科技人才培養，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一、“立足現實、突出重點”，分層分類確定培養目標。培養主要分成兩個層次：一是培養3-5位市級專家，對這部分人才實行重點培養，在資金、政策上給予重點保障，從整體上提高他們的專業技術水平。二是培養區級科技專業技術骨干，通過進修、技術培訓、技術交流和合作、參加學術會議等形式，提高他們的綜合業務素質和專業技術水平。3年來，共組織他們參加各類專業學習培訓41人次，學術、技術交流72人次，技術研討55人次；聘請外國專家講課2人次，聘請國家級專家講課5人次，使他們的專業技術水平得到明顯提高。

二、“自主申報、組織審核”，量身制定培養計劃。為使培養計劃能夠契合每個培養對象的技術特點，**實行自主式、開放式的工作方針，讓培養對象自主確定研究方向、科研內容、培養渠道等項目，組織部宏觀審核調控，通過“兩下、兩上”確定培養計劃。即“走下去”，了解培養對象的科研狀況和工作特點；“交上來”，培養對象根據本人情況制定計劃，上報區人才工作辦公室；“返回去”，區人才工作辦公室經認真分析、反復研究提出修改意見，將計劃返還培養對象；“報上來”，培養對象結合修改意見、所在單位的意見及本人實際情況，制定詳細的學習計劃表上報區人才工作辦公室。經過反復磨合，制定的培養計劃更加有利于培養對象發揮潛力、提高能力，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三、“重點攻關、注重實效”，切實提高科研創新能力。在培養方向上，堅持把與**經濟技術發展密切相關的項目，作為重點問題組織攻關，注重提高專業技術人才的科研能力、創新能力和自主研發能力，注重技術實效，帶動企事業單位及地區經濟增長。3年來，在14位接受培養的高層次專業技術人才的帶領下，成立了11個課題組，涵蓋林果、工業、醫療、畜牧獸醫、水利、建筑6大行業，主持開發新項目6項，其中市級項目2項，區級項目4項；發表或宣讀學術文章6篇，進行新技術應用推廣實驗4項，推廣應用新技術3項。其中“日本蘋果開心樹型的引進研究與示范”、“動物疫檢技術”、“綠色生態走廊建設”、“乳腺癌診治技術”等5項技術達到國家或市級水平，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特別是玻璃公司技術骨干王培華同志研究的“減少玻璃板面氣泡技術”，使產品合格率由原來的50%提升到75%，僅此一項，每年就使企業增收近千萬元。

篇2

關鍵詞：教育；科技人才；創新

作者簡介：李慧敏（1981-），女，廣東興寧人，廣東藥學院人事處，助理研究員。（廣東 廣州 510006）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079（2013）23-0014-02

國以才興，政以才治。科教興國是我國的一項重要戰略舉措，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支撐。實踐證明，科技和教育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發展的。教育是科技進步的基石，為科技進步培養創新型人才；科技進步是教育發展的推動力，提高教育發展的知識更新、核心競爭力。科技工作者作為科技資源的核心，最具創新性和革命性，在科技研究、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等諸多領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黨的十明確指出：“教育是民族振興和社會進步的基石。要堅持教育優先發展，全面實施素質教育，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著力提高教育質量，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創新精神、實踐能力。”歷史證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關鍵靠人才，基礎在教育。科技進步要取得迅猛發展必須建設一流的科技創新團隊，方能躋身世界民族之首。而科技人才的培養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為此，研究學校教育加強科技人才的培養，竭盡全力形成我國的人才優勢具有戰略性的現實意義。

一、國外研究的歷程與現狀

關于科技人才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國外起步很早。1959年，英國著名物理學家和數學家Charles Percy Snow指出，20世紀學術文化的發展促成“人文”世界與“科學”世界產生分離，衍變成兩個各自獨立、自成一統的不同世界。70年代后，科技工作者普遍存在學術交流、人際交往、團隊管理等技能素質嚴重欠缺，引發西方發達國家職業界擔憂不已。來自美國的學者Kent開始關注對人文素質在工程教育中的影響；Vesilind從規范、倫理和道德的視角探討了人文素質在科技人才培養中的作用；Cranch認為，科技人才素質包括交流溝通的能力、組織協調能力、知識更新能力和專業技術知識。這些軟資源決定了科學技術的創新以及成果、應用和轉化。[1]19世紀后，伴隨著高等教育現代化建設的進程，西方發達國家與時俱進地將科技人才培養與敏銳的問題導向、有效的運行機制和合理的類型結構相結合，使其在科技與教育方面獨領。西方發達國家大學與社會發展之間的良性互動機制日趨完善，科技人才已經成為大學人才培養的主體。

國外學界對創新型大學建設展開了比較系統而深入的研究，盡管解釋力尚不完全，但毋庸置疑它已經成為教育研究的一種趨勢。Jaroslav Pelikan提出大學具有發展科學和培養人才的雙重職能，人才培養是在發展科學的過程中實現的。Frank H.T.Rhodes強調研究型大學作為“學術共同體”的特征。Burton R.Clark總結了創造自主創新型大學的五個組織特征。[2]Henry Etzkowitz指出現代大學的地位與作用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此引發了大學—產業—政府三螺旋合作的創新模式。Jerome S.Bruner提倡在教育過程中用“發現法”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培養方法。J.Paul.Guilford認為要把一切能夠激發散思維的內容都納入到傳統的課程里，以便對學生按創造性的精神和需要進行教學。創新型人才的培養模式作為前沿的熱點，具有較強的理論價值和實踐生命力，對創新型人才的培養模式在解釋實際問題的實證研究也尚有大量的發展空間。

從理論視角對教育與科技人才培養進行研究，在國外較為流行。一個國家的強弱主要體現為綜合國力的方面，而綜合國力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個國家的科技創新能力。科技工作者作為科技創新能力的主要載體，在科研、經濟管理和社會發展等諸多領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3]學校教育是科技工作者成長成才的關鍵環節，如果說中小學校教育實施的是基礎知識教育和基本做人道理的教育，大學實施的則是專業知識和技術教育、世界觀人生觀等思想教育。學生在校期間不僅接受專業知識、基本技能等智力因素教育，而且接受理想信念、道德標準、心理素質、素質拓展能力（包括學習能力、社會適應能力、與人相處能力、處理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等非智力因素教育。從理論上總結探討這些問題對豐富教育學和科技人才培養的理論具有重要意義。

二、國內研究的歷程與現狀

20世紀70年代末，伴隨著工程教育研究的深入和人才學的興起，國內開始廣泛關注科技人才的培養。特別是1995年，中國開始參與國際競爭力的世界性排名，科技教育和人才培養也因此迅速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和焦點。當前，對高校創新型人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創新型人才培養的綜合研究。如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馬陸亭認為，構建創新型人才培養體系需要綜合考慮高等學校的結構體系、教育思想體系和學術體系。高等學校要按層次和類型兩個維度設計分類體系，通過結構化課程設計融合通識教育和專才教育思想，努力建立讓廣大教師醉心于學術工作的機制。楊曉燕等針對目前地方工科院校的實驗教學從體制到機制、從實驗室的設置到教學內容體系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問題，提出了實驗教學的建設目標，研究探討了地方工科院校構建培養創新性人才的實驗教學體系與模式。另一方面是對不同類型和不同專業的創新型人才培養的探討。汪張林認為，工商管理本科專業現有人才培養模式存在較多問題，應根據知識經濟、市場經濟發展和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需要構建工商管理本科專業創新型人才培養的新模式。[4]吳曉波等認為，應針對不同學科、不同層次創新型人才的特點選擇不同的培養選拔方式，落實相應的資助服務措施，進行動態的目標考核管理，最終形成一套定位明確、銜接緊密、優秀人才可持續發展的選拔培養、資助服務和考核管理機制。

科技人才培養是一個系統培養工程，涉及啟蒙教育與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等，是一個終身教育的過程。高等教育是基礎教育的延伸和提高，是培養專業人才的基地和搖籃，特別是培養科技人才方面，是教育鏈條上的關鍵環節。因此，高等教育的培養質量成為社會各界的共同關切。早在“七五”期間，清華大學就從科技人才培養類型、主要特征、存在的問題等方面專門對高等工程技術人才的類型與主要素質的培養展開分析探索和深入研究。1998年，中科院院士楊叔子深刻分析指出，高等教育的嚴重弊端在于重理工輕人文、重專業輕基礎、重書本輕實踐、重功利輕素質、重共性輕個性，進而有針對性地提出，要加快實施素質教育，旨在培養“厚基礎、博知識、強能力、高素質、寬口徑”的綜合人才。[5]與此同時，有關大學生的科技人文素質教育很快成為研究熱點，尤其受到高等工程教育界的追捧。近年來，學者們又將目光投向科學與人文的融通，通識教育因此進入研究與實踐的視野。我國高等教育陷入“學歷教育”的誤區，人才培養信息的單向流動、人才培養目標的扭曲，缺乏專業特色和學科，造成科技工作者人文素養和科學素養的缺失，人才質量不盡如人意。[6]雖然我國“應用型人才”和“研究型人才”培養規模不斷擴大，但培養質量標準和培養過程差異不明顯。

三、結論與述評

國外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對“學校教育與科技人才成長”的研究，總的來說無論是理論的層面還是實踐的視角，研究成果頗豐。通過分析發現，國外研究成果很多，但是針對進行系統性、綜合性的研究相對少見。同時，研究范圍主要局限于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少之又少。關于國內的這項研究起步較晚，發展卻很迅速，成果也很豐富。但大都拘泥于對已有理論的再闡述和比較，而關于理論創新、體系創新的研究總體較少。現有文獻表明，學校教育與科技工作者的培養與成長是一種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盡管強調學校教育對人才培養的重要性的大有人在，但在機制上（兩者的結合點上）卻鮮有人專門研究。

綜觀國內外對科技人才研究的教育實踐，仍存在一些缺憾，如“科技人才”盡管使用頻率較高，但人們對其內涵與外延認識大多不一，且當前高校對科技人才的素質結構形態存在“理想化”的誤區，較少從職業化的視角來看待科技人才素質的“社會適用性”。

參考文獻：

[1]孟現志.等教育的現實使命：培養專業人才[J].黑龍江高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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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錚，孫健.我國各地區科技人才開發環境的影響因素[J].廣東社會科學，2013，（5）.

[3]韓文玲，陳卓，韓潔.科技人才培養計劃下的科技人才成長路徑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2，（5）.

[4]羅瑾璉，李思宏.科技人才價值觀認同及結構研究[J].科學學研究，2008，（2）.

篇3

    1人才培養困境形成的原因

    造成農業科技創新人才培養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方面的因素,也有個人利益的考慮,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本文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首先,重工輕農政策實施的結果。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為了趕超歐美發達國家,我國曾以犧牲農業為代價,優先發展重工業,強行推進工業化,這種違背規律、“拔苗助長”的戰略反過來又造成了農業的嚴重滯后。目前相當一部分地方政府,尤其是經濟落后地區,仍然存在著“重工輕農”的冒進思想;或者認為農業產值比重下降必然伴隨農業產出絕對量的減少,在實際工作中,不注重保護農業的發展,反而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盲目追求農業產值比重下降和產業結構升級優化;或者急功近利,認為發展農業是費力不討好的事,不如發展非農產業見效快,而且發展非農產業更有助于增加自己的政績,因此表面上做“三農”文章,實際上把大量的人、財、物和精力用在發展非農產業上等等。所有這些“輕農”思想,必然會削弱政府在農業科技發展及成果推廣中的主導作用。然而,由于農業仍處于弱勢地位,農業資金的積累還非常有限,農戶經營的分散化和對農業科技需求的不足,使得農業科技創新人才培養只能作為公共物品由政府來提供。其次,農民趨利行為發展的結果。由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業經濟發展的長期落后,城鄉差距越拉越大。為了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水平,農村勞動力自主自覺地大量向外轉移。隨著農村勞動力的大量轉移,農村高素質勞動力流失現象非常嚴重。根據江蘇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網公布的信息,農村外流勞動力受教育程度高于流出地農村總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截至2011年末,全省農村戶籍外出從業勞動力1798.91萬人。其中,男勞動力占64.4%,女勞動力35.7%;18-45歲的青壯年勞動力占92.3%;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5.3%,59%的人具有初級工以上技能[10]。顯然,由于流出農村的勞動力絕大多數具有男性化、高素質和青壯年的特征,必然使得留在農村本土的勞動力形成女性化、老齡化和低素質的特征,因而導致農村人力資本十分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農業科技創新人才的培養[11]。農民較低的文化、技術素質,加上傳統習慣的阻礙、怕冒風險等原因,造成他們采用新技術的積極性極其低下。再次,傳統農業經營模式抑制的結果。當前江蘇農業生產仍以傳統的家庭承包制為主,土地經營規模較小。2010年江蘇農村居民戶均人口3.68人,按鄉村人口計算人均占有耕地面積1.4畝,戶均耕地面積只有4.74畝[5]106-107。面對如此小的農戶生產規模,新技術的采用會引起家庭農業生產成本的激增,而技術具有規模效益遞增的特征,規模越小,技術帶來的效益就越不顯著,只有大規模地采用新技術才能使農業效益大幅度地增加。因此,傳統的農業經營模式使得農戶不具備承擔技術創新主體的重任。一般的農業工作者無需掌握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就能實現現階段的農業生產活動,采用技術的主動性差,必然導致其技術需求的減少。以往研究表明,農戶受教育程度、戶均耕地面積等因素與農戶技術服務需求有明顯的正相關[12]。同時,因農業收入與非農收入之間存在差距,農民并不將農業生產作為主要的增收來源,而只是將其作為經濟窘迫時可以退守的保障。由于江蘇農業在企業化經營和社會化生產方面不發達,其科技創新主體長期局限于國家科研教學單位,由此連帶形成單一創新目標(糧豬增產為主);且因政府投入十分有限,也只能局限于單一目標,農業科技創新人才的培養當然是無法加快的。最后,農業科技創新體系的不完善,使得人才培養的理論與實踐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目前,江蘇省對農業科技創新人才的培養是在政府主導下進行的,其工作涉及到政府各部門、農業科研機構、農業大專院校、農業科技企業和農戶等。上述這些組成要素之間相互關聯、密不可分,有機地構成了農業科技創新體系。但是,這些單位均各自依托于一定的培養機構和教育資源,在管理、培訓、指導、服務等方面相互之間缺乏溝通,配合能力差,造成農業科技創新人才培養工作缺乏統一的長遠規劃、明確的培訓目標和一致的任務,保障措施不夠明確,培養資金和資源難以科學合理地配置到位。同時,我國目前還沒有類似農協性質的自助組織,自下而上的信息渠道是不通暢的;又因政府和科研人員對農民的實際生產問題了解不夠細致或了解不到位,農民對新技術的要求很難客觀反映到研究計劃中去,農業技術創新供給與需求之間缺乏有效的雙向交流與溝通,利益相關者尤其是農戶不能有效地參與農業技術創新計劃的制定、實施與評估過程,由此導致農業科技創新人才的培養計劃與農產品生產的區域化布局、產業化經營、農業與農村經濟結構變化不相適應,人才評價機制常常表現在理論層面,農業類課題結項成果多數以論文形式表現出來,未能真正用于農業生產實踐,這就難以確保農業科技創新人才的培養符合農民的需要。

    2培養江蘇農業科技創新人才的手段

    鑒于江蘇農業科技創新人才培養存在的困境及其形成的原因,筆者認為,農業科技創新成果具有準公共品的屬性,政府需要在創新人才培養中起主導作用,并積極引導多方面力量,共同參與農業科技創新人才的培養。一是加快實施以工哺農、以城帶鄉的政策,多渠道籌集人才培養資金。以工哺農、以城帶鄉是為了改造傳統農業,走中國特色現代化道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新格局。在此過程中,需要加大農業科技創新投入,加快創新人才培養。一方面,繼續增加政府財政資金的投入。農業技術創新成果從研發到推廣再到生產都離不開政府的財政支持。同樣,政府財政也是農業技術創新人才培養的主要資金來源,其規模與分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農業技術創新人才的數量和質量。由于各地受地域和自然條件的限制,省地方財政應根據工業在所有產業中所占比重,相應地制定農業技術創新人才培養的扶持政策。對工業欠發達、資金較薄弱、農業比重較高的蘇北和蘇中地區應做出一定的財政轉移支付,以彌補資源配置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另一方面,堅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方略,按照建立以工哺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的要求,總結省內外部分地區、部門和企業以工哺農的經驗,從江蘇的實際需要出發,充分考慮企業和社會承受能力,探索向企業、經濟組織征集專項資金的辦法和措施,恢復征收城市公用事業附加,籌集以工哺農、以城帶鄉專項資金,建立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培養農業科技創新人才,并用規范的方式建立和完善以工哺農、以城帶鄉資金的籌集、管理和使用的長效機制,不斷拓寬資金籌措渠道。二是實行農戶家庭規模化經營,把農戶收入增長與農業科技創新人才培養結合起來。熊彼特認為,足夠大的企業更有利于技術創新。因此,為了發揮農業科技創新的作用,需要改革和完善現有農村土地承包制度,以土地使用權的轉讓為中心,推動土地的適度集中,以達到一定的經營規模,最大限度地發揮農業科技在土地等農業資源中的作用,提高農業生產經營中的規模效益、品牌效益、社會效益,促進農民多元化增收和農村勞動力轉移。在土地進行合理流轉集聚的過程中,將農民增收與農業科技創新人才培養結合起來。有學者通過研究發現,從事農業科技活動的人員數、農業科研機構的經費支出以及農業科研機構的業務費支出,對農戶人均家庭經營收入有顯著影響[13]。因此,培育農村土地經營的產權主體———農戶,使其擁有土地的使用權、收益權和讓渡權,從利益上驅動農戶采納新技術,激勵農戶把不斷使用新技術作為獲得新收入的手段,合理引導農民的趨利行為,提高農村人力資本的質量。三是夯實農村人力資本基礎,重視鄉土科技創新人才的培養。農業科技創新人才的數量和質量決定了技術創新的發明、開發、推廣和生產應用的進程。一方面,要以激勵機制為切入點,培養一批“草木才子”。

    有效整合全省科技培訓資源,建立以農林院校、研究所等為依托,以科技、人事、農牧、蔬菜、勞務、林業、科協等單位為管理主體,以鄉村農業科普協會和農業專業合作社為基礎的新型農民科技培訓網絡,通過定期舉辦農業科技專家講座,深入田間地頭現場講解等有效的培訓方法,培養一批具有農村根基的鄉土科技創新人才。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專業技術人才職稱評聘和管理使用考評制度。鼓勵和支持學有專長的鄉土科技人才參與農業技術承包、科技培訓和科技項目實施工作,并一視同仁地納入地方科技進步獎勵基金范圍給予表彰獎勵。與此同時,可以每年評選十大農民科技能手,單獨給予表彰獎勵,并將特別優秀的農民技術員特聘技術職稱,享受相關政治和工資待遇。四是健全農業科技創新體系,確保培養的農業科技創新人才符合農業實踐的需要。“在社會所有制度安排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一個。政府可以采取行動來矯正制度供給不足。”[14]傳統農業科技體制已不能適應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應改變過去那種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導型做法,將農業研究與推廣、農民和市場緊密結合起來。第一,政府作為農業科技創新活動的引導者和政策制度的供給者,應從總體上把握人才培養的方向,為農業科技創新人才培養營造一個適宜的、有利的外在環境。第二,提倡農科教、產學研一體化。農業科研機構、農業大專院校是農業科技創新人才培養的源頭,是農業科技創新人才的主要培養者,承擔著國家基礎研究和重大應用技術的研究與開發任務。特別是農業科研機構,在現階段及今后一定時期內仍將是我國農業科技創新的主力軍。因此,既要打破科研與教育之間的行政性分割,發展橫向聯系;又要對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技術開發進行合理分工,建立縱向協調。第三,重視農業科技企業和農戶的訴求。作為農業科技創新成果的需求者和使用者,農業科技企業和農戶也是農業科技創新人才培養主體。基礎性人才的培養可以由政府從整體上進行安排,而應用性人才應由農民根據市場的需要來誘導科研機構進行培養,使培養的人才切實符合農業發展的需要。

篇4

未來的創新者來自今天的青年研究人員，他們肩負著未來科技創新和發展的歷史使命。只有那些能夠在職業生涯的初期順利確定研究方向、形成獨立的研究能力并且富于創造精神的青年人，才能夠真正成長為卓越的研究者。

科學計量學研究曾基于對諾貝爾獎得主的創造年齡統計得出以下結果，杰出科學家做出重大貢獻的最佳年齡在25至45歲之間，而其最佳峰值年齡為37歲左右。這在某種程度上表明，為青年研究人員提供有效的支持和引導，讓他們順利度過職業生涯的初期階段，迅速成長為一線的獨立研究人員，成為創新型人才，是科技人才培養的關鍵。

青年人才培養成效顯著

近30年來，我國青年人才培養工作取得了長足的進步。1985年，國家科委、教育部、中科院在廣泛吸收留學回國博士以及專家學者的意見，借鑒國外博士后制度和培養年輕高層次人才經驗的基礎上，向國務院報送了《關于試辦博士后科研流動站的報告》并獲批準。至此，博士后制度在我國正式確立。此后，又通過一系列文件，逐步完善博士后制度，形成了突破傳統人事管理體制在戶籍、人事關系、職稱評定、人員編制、學科交叉等多方面的限制，保證青年研究人員順暢流動的新機制。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起，我國博士后制度穩步發展，規模不斷擴大，在培養好、使用好人才的同時，為我國吸引、穩定和儲備了許多高層次青年人才，成為我國培養青年人才的一個重要手段。截至2010年底，全國累計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員已達8萬多人，其中有不少人已經成長為我國教育、科研領域的高水平學術帶頭人，為我國科技和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博士后制度快速發展的同時，中科院為加快青年學術帶頭人培養步伐，建設高水平人才隊伍，解決當時面臨的人才斷層問題，于1993年提出了“百人計劃”。當時的計劃是，在20世紀的最后幾年中，以每人200萬元的資助力度面向國內外招聘100位青年研究人員，將其培養成為各領域的優秀青年學術帶頭人。該計劃是中科院重要的人才工作計劃，也是我國最早啟動的青年優秀人才培養和吸引計劃。之后，隨著知識創新工程的啟動，“百人計劃”歷經數次調整，從制度上得到了完善，規模上也有了大幅擴充。截至2011年底，中科院“百人計劃”入選者共計2237人，其中絕大多數為40歲以下的海內外優秀青年學者，有不少目前已經成為德才兼備的優秀學科帶頭人和科技管理人才。

繼中科院“百人計劃”之后，人事部在1995年會同有關部門組織實施了培養造就年輕學術技術帶頭人的專項計劃——“百千萬人才工程”，加強中國跨世紀優秀青年人才培養，并確立了培養的目標，到2010年，培養造就數百名具有世界科技前沿水平的杰出科學家、工程技術專家和理論家；數千名具有國內領先水平，在各學科、各技術領域有較高學術技術造詣的帶頭人；數萬名在各學科領域里成績顯著、起骨干作用、具有發展潛能的優秀年輕人才。同時，教育部也設立了一些基金，如高校青年教師基金、優秀青年教師資助計劃、高等學校博士學科點專項科研基金等，培養了一些青年教師骨干。

在實施這些計劃的同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也設立了博士后基金、青年科學基金、杰出青年科學基金，資助處在博士后階段以及已經取得一定成就的青年研究人員，以促進青年科學技術人才的成長。2012年，為進一步完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人才資助體系，在青年科學基金和杰出青年基金之間形成有效銜接，基金委又設立了“優秀青年科學基金”，專門支持具備5至10年的科研經歷并取得一定科研成就的青年科學技術人員，在科研第一線自主選擇研究方向開展基礎研究。

通過一系列青年人才培養計劃以及國家基金委的青年人才資助項目，我國的青年科技人才培養工作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為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培養瓶頸亟待突破

歷經近30年的發展，我國的青年人才培養工作已經形成了一條規范化的軌道。然而，目前我國青年人才培養仍然面臨一些十分嚴峻的問題。

其一，針對博士后的資助渠道單一，資助強度偏低，博士后的待遇缺乏競爭力。博士后基金是當前我國唯一一個為博士后提供科研資助的基金，從1987年到2010年，已累計為23914名博士后提供了5.57661億元人民幣和235.66萬美元資助。但每個人的資助額度卻并不高：面上項目的資助強度劃分為5萬元和3萬元兩檔，如果在站期間取得重大科研成果和研究能力突出，則可以獲得特別資助，資助額度為一次性給予10萬元。就是這樣微薄的資助，也仍有2/3的申請者無法得到。另外，從薪資收入來說，我國博士后的待遇也遠遠不及歐美發達國家，這導致很多優秀的博士去國外從事博士后研究。反觀美、日等國家，針對博士后的經費資助途徑不僅多樣，還同時為博士后設立了一些科研經費等，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在美國，針對博士后的資助有三大類型的資金來源：一是博士后獎學金，屬于全國性的競爭性資金；二是聯邦政府的培訓撥款，主要是由國立衛生研究院等政府機構通過給部分高水平的大學和系撥款，為這些專業領域提供培訓博士后的資助；研究撥款或合同是大多數博士后的主要經費來源，主要是大學教授在取得政府或企業的研究項目和合同項目后，在項目中為博士后提供資助。而在日本，學術振興會設立的“特別研究員制度”不僅為博士后提供每月20至39萬日元的“研究獎勵金”，還有每年150萬日元的“科研補助金”配套經費。還有一些國家，如加拿大近年來為吸引來自全世界的青年優秀人才，在2010年推出了班廷博士后獎學金，希望通過為每位入選者提供每年7萬加元的資助，使之成為一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博士后項目。

其二，資金來源單一，強度不足，使得很多處于職業生涯早期的青年科技人才得不到應有的資助。在許多發達國家，早已形成了覆蓋從博士后到獨立、再到獨立初期的職業生涯各階段的青年人才資助體系。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下設了CAREER計劃、國防部設立了青年研究人員計劃、能源部下設了杰出青年研究人員計劃、國立衛生研究院下設了獨立之路計劃、獨立科學家獎以及盡早獨立獎等，促進獲得博士學位的青年人才盡快成長。在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通過發現項目計劃資助處于職業生涯早期階段的科學家；通過新研究人員基金，為那些重新回到研究崗位或從海外歸來的健康醫學領域研究人員提供資助；國家健康醫學研究理事會為獲得博士學位2年以上、7年以下的研究人員提供職業發展基金；超級科學獎學金為國內外最優秀的職業早期研究人員提供資助；“未來獎學金計劃”為處于職業生涯中期的、卓越的澳大利亞國內以及國外的科學家提供為期4年的資助。完善的資助體系為青年科學家在不同階段的職業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助，在培養青年人才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盡管我國于2012年推出了優秀青年科學基金，彌補了基金委青年人才培養資助體系中從博士后到獨立研究員的中間環節，使我國青年人才培養工作初步形成了從博士后基金—青年科學基金—優秀青年科學基金—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的一條鏈模式。然而，由于資助模式與資金渠道單一，能夠拿來分配的資源仍然非常有限。目前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青年人才資助鏈上，青年科學基金項目覆蓋面最廣，主要對象是35歲以下的具有獨立科研能力的青年人，研究期限3年。但2010年的資助率和資助強度也僅達到了23.02%和19.71萬元/項。

其三，我國青年研究者在職業發展初期不易得到來自成熟研究者的有力的學術引導。且不說我國博士培養系統每年都在制造不那么合格的博士，即使是優秀的青年人，他們也需要在職業生涯初期接受繼續教育尤其來自一流學者的引導。事實上，只有在一流的學術傳統下才能成批地培養出一流人才。然而，我國現階段尚缺乏良好的學術傳統和學術氛圍，缺乏既卓越不凡又甘愿做人梯的優秀學者和大師。現行資助體制只考慮了資助青年人才的問題，卻沒有考慮在資助的同時給予青年人才以充分學術引導的問題。在缺乏學術引導的情形下，過早的獨立或許反而會令青年研究者失去明師。

青年人才培養的策略建議

隨著知識社會化水平的不斷推進以及經濟多元化的深入發展，培養和造就大批能夠創造新的知識、生產高附加值的產品、開拓新的產業領域的杰出青年人才已經成為我國當前一項非常緊迫的任務。

要進一步完善從博士后到獨立研究員的各個階段的資助體系，為處在職業發展初期乃至中期的青年研究人員提供必要的扶持。從博士后基金到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的一條鏈資助模式雖已初步形成，但還需要不斷完善，要使4個基金形成彼此接力，并圍繞明確而一致的培養目標形成合力。此外，還應考慮設立一些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博士后項目。

篇5

 

制造業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是構建區域產業體系和支撐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 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中國制造2025”戰略規劃，是實現中國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的重要戰略綱領。“以人為本”是中國制造2025的重要基礎，創新驅動的根本在人，質量保障的根基在人，綠色發展的內涵在人，結構優化的基礎也在人。綱要指出：要堅持把人才作為建設制造強國的根本，加快培養制造業發展急需的專業技術人才、經營管理人才、實用技能人才[1]。建設一支素質優良、結構合理的制造業人才隊伍，對推動“中國制造2025”的實施意義重大[1]。

 

國家發展需要人才，這對制造業科技人才及人才培養提出了更高要求。結合2011 年加拿大《環球郵報》將其評為影響課堂教學的重大技術變革的翻轉課堂，為我國制造業科技人才的培養提供了新方式，它的特點如下：(1)翻轉傳統語言的學習模式，為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提供了新視角;(2)為高校創新型人才培養提供一種探索途徑;(3)翻轉課堂內外熏陶出中國特色的文化視域下的“尚巧、求精、道技合一”的工匠精神。翻轉課堂改變了中國延續已久的教育模式，建立面向“中國制造2025”科技人才培養的翻轉課堂理論模式。

 

一、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制造業現狀

 

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帶動了制造業的發展，經濟發展趨于多元化，復雜化，結構更為合理。我國制造業規模龐大，設備基礎、產品門類齊全。但對于國際尖端產品缺乏創新能力。我國制造業的發展，可概括為三個階段：

 

(1)我國制造業結構不完整、科技人才相對短缺，靠消費升級拉動制造業升級。

 

(2)制造技術創新能力尚未完善，造成生產效率不斷下降。

 

(3)我國制造業的高速發展主要依賴于發達國家的制造業轉移。

 

綜上所述，我國制造業面臨的突出問題對科技人才提出更加嚴格的要求，我國人才要具備自主、創新、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視域下的工匠精神。

 

(二)翻轉課堂現狀

 

翻轉課堂在國際上使用“Flipped Classroom”直譯為“翻轉課堂”，它的本質強調學生課前使用在線視頻學習的一種學習環境的翻轉，即學生在家視頻上課，到學校和老師同學討論問題。學習環境的變化不能讓現在的教和學的關系發生本質性的變化。“教”“學”，關鍵是教師和學生之間的關系、地位和作用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總之，翻轉課堂被引入我國以后，無論是在內涵、方式上都發生了改變。盡管都稱之為“翻轉課堂”，意義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二、翻轉課堂實施

 

為更好的培養面向“中國制造2025”的科技人才。翻轉課堂實施分為三個部分：

 

(一)提出問題

 

由老師在學生現有的知識基礎上提出較為簡單的問題，使大家有一個知識內化開始的環節，由老師提供視頻。

 

(二)觀看視頻獲得知識

 

學生回家后觀看教學視頻，并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反饋，解決教師之前提出的相關問題，將不懂的知識甄別出來，這個環節是翻轉教學的關鍵環節，可稱之為第一次知識內化。因為正是從這個環節開始，學生原有的認知結構開始和新的概念知識發生作用。學生觀看視頻所得到的概念是“正確概念”，學生已有的知識經驗是“前概念”。這個環節如果激活了正確的概念，就能抑制前概念;這個環節如果不能激活正確的概念，前概念在大腦中依然處于興奮狀態，被隨時提取的概率就會增加。

 

(三)解決問題

 

師生在課堂上對大家不懂得問題做相互討論并解決這些問題，可通過多種渠道讓大家積極參與，比如有獎競答，小組討論，競賽等趣味方式，使學生在原有知識基礎上獲得新知識，并建立正確的且比較深刻的概念，學生在已有知識下獲得更多的知識，在第一個提出問題環節開始就培養大家獨立自主的學習習慣，整個過程中鼓勵大家以不同的形式展示，交流提高大家的創新能力，就不同難度的新知識，每個人的理解不同，做到尚巧、求精。

 

三、結束語

 

本文以培養科技人才為目的，根據中國制造2025的人才需要，以翻轉課堂為基礎方法培養在校學生。通過尋找國內需求人才類型與學校培養人才類型的共同點，提高學校培養人才的效率，最終可以高效率的培養出獨立自主，創新向上的科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