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貿組織規則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世貿組織規則，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爭端解決機制；國際體制；規則導向；權力導向

中圖分類號：F7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894(2008)01-0031-10

1978年，“權力導向”和“規則導向”這兩個術語首次在學術界出現，并改變了人們對現代國際體制的理解。約翰?H，杰克遜教授將這兩個術語用于描述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力變遷。自此，“權力導向”和“規則導向”這兩個概念在理論界得到普遍認可。

從那時候起，3個方面的變化影響著學術界對多邊貿易體制的理解：第一，貿易強國如美國、歐共體在GATT/WTO爭端解決機制中成為敗訴方，并且對其不利的裁決似乎也予以執行；第二，多邊貿易體制在經歷幾十年的演變后，1995年終于創立WTO，這標志著其自身機構的改革達到；第三，GATT/WTO越來越依賴于有法定約束力的規則與程序來規制各成員間的關系，而解決成員間爭端的前提就是所有成員無論大小均享有同等的。基于這3個方面的變遷，學者們斷言，WTO爭端解決機制已經脫離了權力導向的時代，進而趨向于使用規則導向的方法來解決具體爭端。

然而，在實際考察GATT/WTO對“裁決”(專家組或上訴機構報告)的執行情況以及相關國家的行為后，筆者認為這種“規則導向”的定論似乎為時過早。事實表明，盡管從爭端解決的執行來看總體情況良好，拒不執行的情況也不多，但拖延卻是普遍存在的，對于這種現象，人們需要考慮的是，這種拖延甚至不執行，究竟是多邊貿易體制的一種“例外”呢?還是現有的理論確實存在某種缺陷，以至于不能完全解釋當前世界貿易體制的特征?筆者認為，由于國際體制規則的制定者和實施者都是國家，而權力的不均衡則是無法改變的，更何況國際體制的自身特征表明，國際體制的發展不是趨于某一導向的極端演進(無論是權力導向還是規則導向)，而是介于兩者之間不斷變動的平衡點上的。

一、WTO爭端解決機制執行情況概述

要評估WTO爭端解決的總體執行情況，就必須盤點截至2004年12月31日需要完成執行的爭端解決機構報告，并按照敗訴方和適用協定分類，考察其執行程度。執行程度可以劃分為：(1)裁決報告比較迅速地被執行，并且申訴方基本滿意執行結果，(2)在經歷較長時間的拖延后，裁決報告被執行，(3)截至2004年12月31日，裁決報告的執行情況尚存異議；(4)截至2004年12月31日，裁決報告仍然沒有得到執行。

在統計中，筆者發現一個意外的事實，就是只有16個成員被認定違反了WTO的規。在原定于2004年12月31日需要完成執行的59個案件中，23個(約38％)涉及美國；阿根廷涉及6個；加拿大和歐盟各涉及5個；其余(約33％)的案件涉及12個成員，分別為澳大利亞(2)、巴西(1)、智利(2)、埃及(1)、危地馬拉(1)、印度(3)、印度尼西亞(1)、日本(3)、韓國(3)、墨西哥(1)、泰國(1)和土耳其(1)。詳情可參閱下表。

在要求執行的專家組報告中，約60％的案件得到及時執行(在原定的合理期限內，或者是稍后)。此外，有20％的案件雖然得到執行，但時間上已嚴重拖延(在合理期限結束后，拖延的平均時間為13個月)。有6個案件(約10％)對執行情況持有異議，其中3個如果被申訴方在第21.5條程序中勝訴可以被認為得到及時執行，其余3個案件即使執行在第21.5條程序中受到認可，但已經發生了嚴重的拖延。而其他6個案件(約10％)則公認為沒有被執行，至于何時才能得到執行迄今尚無定論。

不執行的問題主要存在于美國(占6案中的4例)，拖延情況主要存在于美國、歐共體、日本、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亞(占15案中的12例)。發展中國家通常在原定的合理期限內執行(81％)或在之后的5個月內執行(9％)。有1個案件訴諸第21.5條程序(墨西哥高糖玉米糖漿案)，而只有1個案件遲遲沒有得到執行(巴西飛機案)。這意味著要解決不執行和拖延執行的問題，就要有效處理貿易大國的執行問題。

當然，上述分析并不是說WTO爭端解決機制業已完全脫離規則導向和重新淪為權力導向，而是反映出這樣的事實：盡管經過烏拉圭回合的改革，爭端解決機制專家組和上訴機構按照規裁定爭端，成員方大多有執行的意愿，但在具體落實時卻難免受到各種國內外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此外還取決于爭端雙方在執行階段的談判能力。在這個利益博弈的過程中，國家間權力的不均衡無疑發揮著重要作用。筆者就此以著名的歐盟香蕉案為例，一方面具體審視GATT/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演進，而另一方面則深入分析執行過程中對權力的運用。

二、實證分析：歐盟香蕉案

這場著名的“香蕉大戰”始于1975年。當時，歐共體與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區(ACP)的46個小國(大多數都是歐共體成員如法國、英國的前殖民地)簽訂了第一個洛美協定。歐共體為限制與其進行談判的國家數量，人為地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劃分，尤其是將西半球劃分為兩個陣營：一部分國家得到洛美協定下的貿易利益，而另一部分國家則被排除在洛美貿易體制之外。

洛美協定下的香蕉協議給予ACP國家進一步的優惠，規定其出口到歐共體市場的香蕉享有優惠的市場準入。更為重要的是，香蕉協議規定歐共體維持ACP國家的優惠市場準入地位，并幫助其擴大香蕉出口。在隨后的3個洛美協定中，歐共體擴大原始承諾，協議對ACP國家的香蕉實行免稅準入，而對非ACP國家的香蕉進口則實行配額制，以確保ACP國家的特殊待遇。

雖然香蕉協議給ACP國家帶來了穩定的就業，保障了其出口市場的利潤，但這種貿易優惠卻引發了嚴重的經濟影響。盡管ACP國家生產香蕉的成本是非ACP國家成本的兩倍多，但優惠貿易條款鼓勵洛美協定的簽約國擴大香蕉生產。也就是說，ACP國家只有通過保護措施，扭曲貿易條件，才能保住其在歐共體市場的份額，實現香蕉生產的利益。

1　香蕉案I　在香蕉大戰的首次爭端中(香蕉案I)，哥斯達黎加，危地馬拉，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認為歐共體11個成員設立的國家香蕉進口體制與其GATT項下的義務相抵觸。根據這4個非ACP國家的觀點，專家組作出有利于申訴方的裁決，認為法國、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國對第三國香蕉實施的進口或數量限制均與其GATT項下的義務不符，也沒受到任何例外的豁免。專家組還發現洛美貿易優惠政策違反最惠國待遇條款，并無法通過GATT的其他規定來解釋。專家組提議

歐共體成員修訂各自國家的香蕉進口體制，使之與GATT精神相符。不過，歐共體利用GATT協商一致原則封阻專家組報告的通過，這樣首次香蕉案的裁決就無法起到約束作用。

其實，在香蕉案I的裁決公布之前，歐共體就已制定了新香蕉貿易體制(BTR)的計劃。該計劃區別對待ACP國家和非ACP國家的香蕉，保留了洛美貿易優惠條款，保證了ACP國家所享有的特權。在新香蕉貿易體制形成之后，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危地馬拉、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根據GATT第22.1條要求與歐共體磋商，但歐共體僅答應在1993年2月香蕉貿易體制計劃正式通過之后進行。磋商請求沒有結果，這5個小國再次申請建立GA7了新的專家組審理此案。

2　香蕉案II　在香蕉戰的第2次爭端中，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危地馬拉、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認為香蕉貿易體制不符合歐共體對GATT的義務。專家組就此作出有利于申訴方的裁決并認為：(1)香蕉貿易體制的關稅稅率與約束稅率不符；(2)香蕉貿易體制的稅率沒有違反對數量限制的禁止規定；(3)香蕉貿易體制中的某些規定區別對待非ACP國家的香蕉違反了最惠國待遇條款。專家組建議歐共體修訂其香蕉貿易體制，使之符合GATT的規定。GATT專家組甚至認定歐共體通過建立與GATT不符的香蕉進口體制，對來自非ACP國家的香蕉采取歧視政策。但是一如前案，弱國在法律上的勝訴并未帶來有效的執行，歐共體再次封阻專家組報告的通過。隨后，這5個小國要么選擇對歐共體的行為繼續保持強硬態度，要么被迫接受次優結果。最終，申訴方被迫選擇后者，通過談判達成了香蕉框架協議(BFA)。歐共體保證一定的非ACP國家的進口，作為妥協5國則接受了維持現狀。盡管5國得到某些實惠，但香蕉框架協議保留了對非ACP國家的歧視性待遇，而這種歧視性的制度安排，正是兩度被專家組裁定為與歐共體的GATT義務不符。就這個角度而言，香蕉框架協議是歐共體的勝利，反映出弱國在談判上所處的不利地位，他們沒有能力采取有效的策略與歐盟抗衡。后來的申訴方為避免犯同樣的錯誤，從這兩次香蕉戰中吸取了教訓。

1994年10月，歐共體和ACP國家向GA了了尋求洛美協定的豁免，以增強日后可能引起爭端中的法律地位。兩個月后，GATT授予其豁免，允許歐共體對原產自ACP國家的產品給予第四次洛美協定項下的優惠政策，在此范圍內豁免其最惠國待遇義務。盡管此舉使洛美體制特惠政策的合法性得到加強，但此豁免并不妨礙非ACP國家置疑香蕉貿易體制違反GATT規則的本質。

3　香蕉案III　1995年10月，新一組非ACP國家就香蕉貿易體制要求與歐共體進行磋商，但和前兩次香蕉戰一樣，磋商沒有結果。于是，厄瓜多爾、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和美國要求分別建立專家組，從而啟動了在WTO體制下的新一輪香蕉戰。

盡管WTO分別建立4個專家組，但在這次香蕉戰中申訴方關于反對香蕉貿易體制的陳述與前兩次基本上是一致的。隨后，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報告在WTO反向協商一致的新程序下得以通過并具有法定約束力。也就是說，在新的規之下，歐共體再也無法封阻對其不利的裁決了。

歐共體面對第3次法律上的挫敗，和前兩次一樣表現出挑釁和不讓步的態度。例如，歐共體公開置疑上訴機構做出決定的依據并認為其涉足過多。盡管歐共體最終決定修改其香蕉貿易體制，但卻不愿明確如何修改及執行的具體時間。這種故意的模糊，就已預示出后來宣布的實施改革的表面性。

歐共體在輿論上宣稱其通過修改香蕉貿易體制，已經執行了專家組和上訴機構有關香蕉案III的裁定。然而很多觀察家認為歐盟做出的改變是微乎其微的(主要是擴大非ACP香蕉的配額和調整進口許可分配體制)，因此，可以認為其基本上沒有執行爭端解決機構的決定。歐盟這種消極的執行態度，很快就在WTO中遭到申訴方的質疑。

4　香蕉案IV　香蕉戰的第4次爭端(香蕉案IV)始于1998年夏末，厄瓜多爾、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和美國要求就歐共體對專家組和上訴機構香蕉案III裁決的執行情況進行磋商。在磋商失敗后，歐共體和“世界最大香蕉生產國”――厄瓜多爾分別要求建立專家組，來認真評估歐共體對WTO爭端解決機構有關香蕉案III裁定的執行情況。

在請求建立專家組的程序中，厄瓜多爾提出其在香蕉案III中所有的主張仍然沒有取得滿意的結果，僅僅是在專家組和上訴機構的決定中獲得了勝訴。事實上，厄瓜多爾羅列的歐共體與WTO協議精神不符的所有措施，要么依舊違反裁決的相關規定，要么是雖經改動后的措施依然違背WTO的規則。因此，厄瓜多爾明確要求專家組不僅對歐共體的執行情況作出評估，而且對歐共體的執行方法提出具體的建議。專家組對申訴方這一特殊要求欣然接受，并且援引“香蕉爭端案的前因后果”。

香蕉案IV的相關裁決，對厄瓜多爾無疑是一個重大勝利，因為專家組幾乎支持其全部主張。此外，WTO反向協商一致原則保證香蕉案IV的裁決具有法定約束力。但是盡管如此，歐共體在規定的時間內卻沒有采取實施行動，相反提出香蕉貿易體制至少要保留6年。

鑒于歐共體執行不力，厄瓜多爾就此尋求報復，對某些來自歐共體的進口商品實施制裁措施。厄瓜多爾被授權中止2.02億美元的減讓和在WTO項下的其他承諾義務，包括《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和《服務貿易總協定》。厄瓜多爾行使“報復”權利，為多邊貿易體制開創新局，因為在GATT體制下幾乎沒有采用過報復。更為深遠的意義在于，報復通常是被大國用于相互之間或用于對小國實施的手段。就某種程度而言，厄瓜多爾開啟了在WTO體制下弱國報復強國的先河。

盡管厄瓜多爾獲得報復的授權，但卻始終沒有真正中止知識產權部門的任何減讓，不過中止減讓的威脅還是起了作用。2000年10月，歐共體同意終止對非ACP國家香蕉的歧視性待遇，并對香蕉貿易體制作出實質性修改。雖然香蕉貿易體制在2006年以前仍對非ACP國家的香蕉實行歧視性待遇，可是厄瓜多爾對“先到先得”的計劃相當滿意，因為這將增加其對歐共體市場的出口，也就是說，厄瓜多爾的香蕉在歐共體市場上會占有更大的份額。

三、國際體制下的國家行為

從對香蕉案的實證分析中可以發現，爭端解決機制從GATT時代到WTO時代體制上的變遷，確實反映出由權力導向轉變為規則導向的趨勢，但是WTO體制下對香蕉案裁決的實施情況，卻清晰地表明WTO爭端解決機制的規則導向還遠非純粹。特別是在執行階段，權力分配不均仍然發揮很大的作用，而這是由國際體制的本質特征所決定的。

1　國際體制的基本特征 國際體制的特征之一，就是缺乏中央政府來制定法律和執行法律。不可否認，中央政府的缺失會導致國際社會的無秩序，但也可能帶來合作的機會。其實，“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和共享的經濟利益”意味著更有可能的結果是合作，因為合作是獲取福利最大化的必要前提。在其他的案件中，貿易伙伴往往通過合作來保證爭端解決機制的平穩運行和有效執行，這

是許多貿易糾紛能夠在WTO爭端解決機制之下或之外得以順利解決的原因。

方興未艾的經濟全球化，對國際體制產生著深遠的影響。國家確實擁有某些非國家參與者所沒有的權力(諸如征稅或建立軍隊之類)，然而非國家參與者卻在國際體制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因為其跨國關系網絡加大和擴展著國際合作的可能性，并且深刻影響著國家行使的能力。在大多數國際協議中，只允許國家對其他國家違反條約的行為提出質疑，但是，非國家參與者在監控國家對國際條約的實施，以及將違反國際協定的行為公之于眾的活動中卻能發揮獨特的作用。‘非國家參與者是運用爭端解決機制的觸媒，比如在上述的香蕉案中，美國跨國公司CHMquita就發揮了核心作用。

2　國際體制中的國家行為　不少學者認為，國際條約和國際機構在本質上，只是各國用于追求各自國家利益的工具，“對國家的行為幾乎沒有獨立的影響”。但實踐表明，國際法和國際機構絕不僅是謀求利益的工具，因為即便沒有約束力很強的義務，而面對其不利的結果，國家往往也表現出執行的態度或至少是有執行的意愿，如香蕉案中歐共體的態度或意愿。

國際機構的真正力量，也許最能體現在國際法庭的判決中。這種判決通過建立國家行為的準則，并形成所有國家都將執行該準則的預期，來影響申訴方和非申訴方的行為。國際法庭的判決，就法律角度而言只對爭端方具有約束力，但當“遵從先例原則”不存在時，這種司法就通過“澄清法律”為國際法律秩序作出貢獻，為日后的判決建立起標準。國家遵守這些規則不是沒有動力的，因為“一國的福利與世界其他國家密切相關，與其參與國際社會的政治能力密切相關”。一個總是違背國際義務的國家，很快就會發現自己與國際社會格格不入，這就意味著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及其國際影響將難以實現。因此通過這種方式，國際機構為合作提供相當的動力，使國家能夠執行對自己不利的判決。

以香蕉案為例，所有參與方始終都在制度框架內行動，即使其面臨著不利的因素。比如，歐共體在香蕉戰的每一個法定程序中均敗訴，但卻從來不以單邊行動或手段提前結束爭端解決(至少在公開場合是這樣)。盡管歐共體喜歡采取挑釁的強硬態度，但在與小國談判時同樣表現出妥協的意愿，其香蕉貿易體制雖說改變不大然而卻是高度公開的。此外，歐共體兩次在GATT/WTO體制下尋求與ACP國家建立特惠貿易協定的豁免，為洛美協定爭取合法地位。綜合起來看，歐共體努力保持自身履行WTO義務的形象，甚至執行不利的裁決。這種現象表明，WTO對國家的行為取向產生著深刻而又微妙的影響。

國際機構的重要性，更在于它事實上能帶來系統收益。比如，WTO通過削減交易成本，限制參與者可用的合法策略，提供較為對稱的信息，使合作更加便利，從而降低國際貿易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此外，國際組織還建構中立的體制，來對協議文本的權威解釋和裁定成員間的各種爭端。

盡管國際機構為法律判決提供了一個類似于法庭的場所，但卻普遍缺乏使其決策得以順利執行的有效手段。在國際法中，勝訴方真正匱乏的是，國內法庭所擁有的強制監管框架，能夠迫使敗訴方執行相關裁決，因為國際體制既沒有監獄系統也沒有拘留關押的權力。

國際機構的職能往往限于決定某種行為是否違反某項協定、而執行完全依賴于各參與方。這種對執法的無奈會導致兩種結果：第一，執行與否會脫離多邊框架，從而被置于雙邊環境下來決定。在雙邊環境下，權力是否均衡至關重要，從過去的情況來看，小國通常沒有足夠的資源來承擔實施制裁的成本，也沒有足夠的能力對目標國構成報復或造成傷害；第二，執行本身不是一個執行與否的問題，因為國際法庭不會明確“執行情況”。對是否執行缺乏權威的定義，就意味著判斷是否“執行”完全取決于當事方自己的權衡。換句話說，申訴方與被申訴方必須自己決定采取什么措施才是執行。這就使各方之間的談判成為必要，而事實上這種“談判”更合適的理解應該是，當事方為達到各自的目標對權力的堆積和行使。但這種權力的較量是合作與競爭并存的，談判特別是貿易談判沒有完整意義上的贏家和輸家，只是甲贏得多還是乙輸得少，然而所謂少絕非一無所獲。

3　國家權力的本質與實施過程　盡管權力是基礎性概念，但權力究竟是什么?國家是如何運用權力的?權力的大小恐怕無法僅用一國的資源和能力來衡量。權力再大的國家也未必能獲勝，因為相關成員的互動過程會導致結果的多樣性。例如，強國獲勝的結論就不能解釋弱國勝出的情形。給定強國的某種行動，弱國同樣會有相應的舉措，在這種不斷的互動過程中才會得出結果。換句話說，結果是由雙方的博弈造成的。

人們不能孤立地衡量權力，因為對權力的運用是在特定社會環境下完成的。將權力從社會交互影響的關系中剝離，就會使“權力”的概念有名無實，因為權力的內涵，不僅是對資源的占有狀況，還有在談判過程中對資源的運用問題。由于談判的精髓是其運動的過程，所以雙方的權力不是一成不變的，也就是說，權力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遠非是靜態的。因此，權力的運用會受到各自國家行為、立場、價值、態度和預期的影響。

盡管資源稟賦和綜合能力仍然是權力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但最終談判結果還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制約：(1)有待解決的爭端；(2)各當事方的行為；(3)貿易糾紛的情境。

第一，必須意識到綜合資源對實際處理具體案件的影響是有限的。在爭端解決過程中不是看誰擁有更多的資源和手段，而是看在具體問題上誰擁有更多的資源和手段去影響對方，也就是看誰擁有更多的與具體問題相關的權力。如在GATT時期的香蕉案中，申訴方能勸服歐共體實質性修改其香蕉貿易體制的資源就很少，但在WTO時期的香蕉案中，通過授權實施跨協議報復，厄瓜多爾取得了與歐共體抗衡的重要武器，此外，厄瓜多爾的勝訴，更在于這種法律的裁定是有約束力的，這無疑為厄瓜多爾同歐共體的權力角逐平添了籌碼。

各方在具體問題上擁有的權力，也取決于“備選方案的多寡、投入精力的多寡和控制力”。在具體問題上誰擁有更多的備選方案，誰的具體權力就大。例如厄瓜多爾是世界上最大的香蕉出口國，需要歐共體的市場準入，才能持續擴大其香蕉出口水平。與此相反，歐共體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有很多香蕉供應商可以選擇，包括ACP國家和非ACP國家的香蕉供應商。因此，歐共體的備選方案明顯比厄瓜多爾要多。

誰投入在具體問題中的精力越多，誰擁有的具體權力就越大。大國往往受制于精力分散問題，因為國家越大，需要處理的對外事務就越多。相對而言，小國沒有那么多的對外事務，這就使其可以專注于某些具體談判。平心而論，這些年來與厄瓜多爾之間的香蕉爭端遠非歐共體關注的焦點，而厄瓜多爾對在歐共體取得更多的市場準入卻相當重視，因為它將承擔香蕉案訴訟的成本和所有風險。因此，厄瓜多爾比歐共體在這一爭端上投入的精力更多。

誰擁有的控制力大，誰擁有的具體權力就大。William Habeeb將權力定義為“具體權力的最重要組成”，”是指參與方能通過單邊行動(即談判以外)實現目標的能力。在香蕉案中除

歐共體外，其余各方均沒有修改香蕉貿易體制的權力，并且沒有其許可，所有非ACP國家都不可能增加對歐共體的出口。Habeeb還注意到“大國所擁有的綜合實力使其可以加強控制力”。實際上，香蕉案IV中綜合資源的差異導致歐共體忽視甚至拒絕勝訴方對其提出執行裁決的要求。因此，歐共體在控制力上同樣是有優勢的。

第二，權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的行為而不僅是其對資源的占有。行為受到兩個基本因素――理解和信譽的影響。參與方通常根據其對現狀的理解和對手的信譽來采取行動，而并非根據客觀的現實來采取行動。在權力不對稱時，小國往往只能采取順從的態度，相反也可能采取一種可以抵消對方過剩資源的策略。如厄瓜多爾就選擇將與歐共體的爭端公之于眾的策略，具體是：(1)取得具有約束力的裁定并要求歐共體實施裁決；(2)在敏感的經濟部門取得報復的授權并威脅要實施制裁；(3)與其他反對香蕉貿易體制的各方采取聯合行動，(4)對有損于厄瓜多爾利益的計劃威脅要訴諸法律手段；(5)威脅要封阻WTO對歐共體與ACP國家特惠貿易安排的豁免。

厄瓜多爾在香蕉戰中采用的策略，并無法保證小國能夠反敗為勝。事實上，小國完全徹底翻盤取得大勝的情況非常少見，但人們必須看到這種策略是可以改變權力在具體問題中的不對稱。總之，可以采用合理的策略和戰術來增強自身的有效權力，進而改變初始狀態下的權力不均衡。

第三，情境因素對大國和小國之間的談判也有重要影響。小國可以借助情境因素，尤其是那些人為設計的旨在創造平等環境的情境因素來影響談判。如GATT/WTO爭端解決機制的目標，就是要為成員方建立一個公平參與的場所。當機構成為權力運用的唯一的法律工具時，這種情境就變得尤其重要。Katzenstein教授稱這種過程為“制度化權力”，認為這一權力的制度化使得小國和大國的利益能放在同一條水平線上來考慮。就算談判在這個過程之外進行，機構框架仍然對談判的進行與最終的結果有著巨大和深遠的影響。WTO決議的執行有時在雙邊背景下達成共識，但就算是通過雙邊解決爭端也必須牢記多邊的這種影響。

四、結　論

篇2

一、世界貿易組織引入日落復審規則的初衷及實施效果

（一）引入日落復審規則的初衷

反傾銷措施是對本國遭受傾銷損害產業的一種保護性的暫時限制貿易的措施，從貿易政策上分析，反傾銷措施是促進貿易自由化的例外；而從法律意義上分析，反傾銷措施是針對出口國不公平貿易而采取的制裁性的措施。《反傾銷協議》從法律地位上肯定了反傾銷措施執行的合理性，但是從法律理論角度研究救濟性質，反傾銷措施應當在其違法或損害行為得到更正時予以撤銷。反傾銷措施的實施若沒有合理的時間期限，不但不能夠緩解國際貿易中的“貿易扭曲”問題，反而會降低自由貿易體制的運行效率，形成新型貿易壁壘。因此，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反傾銷協議》引入日落復審條款無疑是世界貿易組織反傾銷法的一項重大進步，它對反傾銷措施在法律效力上作出的時間限制，旨在促進自由競爭貿易格局向更為廣闊開放的空間發展，有效維護公平競爭的自由貿易體制。

（二）日落復審規則的實踐效果

《反傾銷協議》中引入的日落規則是各成員國基于自身貿易利益基礎上作出妥協而達成的初級談判成果，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可以在不違背《反傾銷協議》的前提下自由地對其國內有關日落復審的法律法規進行構建。由于《反傾銷協議》中日落規則的模糊性以及各成員國反傾銷日落復審國內法的自由裁量，使得日落規則的例外情形：即延長反傾銷措施實施期限，在日落復審中頻繁地獲得肯定性終裁。根據中國貿易救濟信息網資料統計，自2003年起至今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提起的140多起反傾銷日落復審案件中，最終真正實現了反傾銷稅5年期后順利終止的案例屈指可數。一些案件甚至反復經歷了2至3次的日落復審依舊未能順利終止反傾銷措施，反傾銷措施執行時間長達十多余年，例如美國對我國生產的高錳酸鉀、氯化鋇、二氯硝基甲烷、鑄鐵件等產品的反傾銷日落復審案于2009年進行了第3次日落復審調查，并作出肯定性終裁。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反傾銷案件中啟動日落復審程序而最終獲得肯定性裁決的比例遠遠高于反傾銷初審調查中最終采取反傾銷措施的比例。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反傾銷日落復審調查是反傾銷原始調查的簡易程序，日落復審規則遠遠不如原審程序的規則要求嚴格和明確，在一定程度上為合法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提供了捷徑。

二、世界貿易組織反傾銷日落復審規則的缺陷

（一）日落復審啟動規則不明晰

《反傾銷協議》第11條第3款要求調查機關基于復審中的肯定性證據而作出有關傾銷是否可能繼續或重現的合理性裁定，但是該條款并未對主管機關自動發起日落復審的條件作出明確規定，即如何對主管機關主動發起日落復審的必要性進行審查，這一點尚無明確的規則標準。《反傾銷協議》第6款中雖然規定反傾銷原始調查的有關證據和程序的規則適用于日落復審，但該條款并未對日落復審適用原始調查的啟動標準作出任何指引。這也導致了各成員國在理解日落復審的相關程序規則上帶來了諸多靈活性和差異性，日本訴美國抗腐蝕碳鋼板日落復審案的爭端解決案例中，日本與美國關于啟動日落復審的證據標準上的理解上就產生了爭議。

（二）日落復審中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尚不明確。

《反傾銷協議》中規定調查機關應該在合理取得的充分證據基礎上裁定傾銷和損害繼續或重現的可能性，該條款從字面含義可解釋為著調查機關理應在日落復審中承擔相應的證明責任。盡管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各成員國都在此問題上作出妥協達成共識，但是日落條款在舉證責任分配規則上沒有明確責任承擔主體，致使成員國的反傾銷國內法傾向于將實際由調查機關承擔舉證的責任轉移到國外的出口商身上。例如較為爭議的美國國內法的“棄權”條款和“快速復審”條款，明顯是賦予了出口方更多的舉證責任，而且最終裁定為繼續征收反傾銷稅的可能性也更大。2010年3月，美國商務部對原產于中國的天然豬鬃漆刷作出反傾銷快速日落復審終裁，維持反傾銷措施。這已經是美國商務部對該案進行的第3次的日落復審，究其原因在于我國出口商多為中小企業，無力承擔了過多的舉證責任，從而在“快速復審”上屢屢失敗。同樣的案件比比皆是，今年美國對華皺紋紙、鎂金屬等低端產品也采取了快速日落復審，并最終裁定為繼續征收反傾銷稅。

（三）日落復審申請期限及審理期限具有模糊性。

申請期限及審理期限的模糊性實際上延長了反傾銷措施的執行期限。《反傾銷協議》中關于復審申請期限及審理期限，只是給出了模糊的原則規定：一是沒有明確申請期限中“合理期限”究竟是多久，成員國實際在復審中的調查期限是從6個月到18個月不等；二是僅規定日落復審應迅速進行，通常應在自復審開始之日起12個月內結束。由于不是強制性規定，各成員國即使不予遵守期限的規定，也無法追究其相應的責任。因此，通常情況下，日落復審案件如果最后裁決終止反傾銷措施，實際的反傾銷措施的實施期限基本上都是超過了5年期限。

（四）可能性審查方式缺乏客觀性。

日落復審環節中對于傾銷和損害事實的審查要求與初審有著較大差別，在初審程序中要求確定傾銷事實、損害事實等確鑿的證據支持，而在日落復審環節上采用前瞻性的預測方式來進行評估與審查，即是對未來傾銷和損害事實發生的可能性作出判斷。復審期間的傾銷和損害事實方面的考察在復審環節中并不是關鍵性的決定因素。即使出口商傾銷行為消失，也并不意味調查機關會作出否定性裁決。歐盟和美國就可能性審查的理解方式上也存在著差異，分別采用“可能”標準 和“不可能”標準 ，其中美國的“不可能”標準明顯增加了日落復審順利通過的難度。

（五）可能性審查的考察因素缺乏統一標準。

可能性審查追究的是未來一段合理期限內傾銷和產業損害的可能性，而目前是否存在傾銷事實不是日落復審的關鍵考量因素。關于傾銷可能性審查的考察因素，主要是征稅期間的傾銷幅度和進口量；有時還需要參考出口商的出口意愿和出口能力、涉案產品的價格、成本費用及其它經濟因素。但是大多數日落復審案件中，傾銷可能性審查結果是通過進口量和傾銷幅度兩者的數量關系來裁決的。關于產業損害的可能性考察因素上，《反傾銷協議》中雖明確了在可能性審查中無需證明傾銷和損害的因果關系，但對于“合理期限”造成損害的規定尚無明確的指引，也未明晰日落復審的具體調查方法，例如對于損害認定中“累積評估”的適用、傾銷幅度的計算方法、微量傾銷幅度、“公共利益”問題、反傾銷稅吸收問題等考慮因素在各成員國的反傾銷日落復審國內法中的采用標準不盡相同，以至于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的日落復審貿易爭端案件。例如在傾銷幅度的計算方法上，“零位調整法”的適用在歐盟對原產于印度的棉麻床上用品進行反傾銷審查案件中被確認違反了《反傾銷協議》，而在美國從日本進口的抗腐蝕碳鋼板反傾銷日落復審案件中卻沒有確認是否違反《反傾銷協議》。

三、 完善世界貿易組織反傾銷日落復審規則的建議

第一，進一步明晰日落復審規則適用問題。《反傾銷協議》明確了日落復審制度適用《反傾銷協議》第6條關于證據和程序的規定，而在日落復審的其他規則上給予各成員國過度自由裁量權構建日落復審國內法。因此，各國日落復審的規則不僅差異性大，而且各國的日落的規則、程序和方法與初審有較大差別，損害了法律的穩定性和反傾銷日落復審的透明度。反傾銷原審程序和日落復審程序上的不同，實際上構成了反傾銷審查的雙重標準，嚴重削弱了反傾銷規則。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明確反傾銷原審程序和日落復審程序上適用條款的相關規定，如有不能適用的，則應另立相關規則以統一規范各成員國的裁量標準。

第二，明晰程序性規則，限制過度自由裁量權。《反傾銷協議》中對于日落復審程序性規則過于原則化，亟需修正與完善以限制各成員國的自由裁量權，明確主管機關立案審查的細節、準予立案的標準程序、證據“充分”的具體標準以及明確“合理性期限”等問題。首先，明晰日落復審啟動的標準，建議由本國國內產業或國內產業代表申請啟動日落復審程序，盡可能避免由主管機關依據職權自動發起復審。其次，要確認5年后反傾銷措施會自動終止是日落規則的真實含義，使得日落復審案件中延長反傾銷措施真正成為“例外”，切實履行反傾銷協議中引入日落復審條款的宗旨。再次，合理公平配置舉證責任，申請復審并以期延長反傾銷稅征收期限的一方應當承擔舉證責任，而被訴一方需要積極配合調查，以及搜集證據以作申辯，即堅持“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最后，日落復審的“合理”期限應給出明確規定，并且建議將延長反傾銷措施期限縮減至2至3年。

第三，完善實體性規則，細化考察因素。《反傾銷協議》中日落復審制度的實體性規則的完善，主要在于日落復審程序中可能性審查方式需要再斟酌和進一步規范，同時明確傾銷可能性審查中征稅期間的進口量和傾銷幅度以及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考察，清晰界定傾銷和損害繼續或再度發生的可能性還有其他因素的考察，建立統一標準以減少主管機關的主管隨意性。其次，在損害可能性審查上關于損害可能性裁決的期間標準，即所謂的“可預見的合理期限”具有明顯的不確定性。再次，在日落復審實施環節上，近年來關于日落復審案件的貿易爭端案件日益增多，從而需要加強成員國反傾銷透明度，進一步規范各國的反傾銷日落復審國內法，以約束其在復審環節的過分自由裁量。

第四，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澄清并發展日落復審規則。由于各成員國的反傾銷國內法上的差異性，導致了日落復審的程序性規則和實體性規則在運用過程中存在諸多爭議，爭端解決機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有效協調矛盾并形成統一意見，進一步完善日落復審規則在反傾銷法中的應用。目前，典型的關于日落條款的爭議在爭端解決機構中解決的案例，有日本訴美國耐腐蝕碳鋼板產品反傾銷日落復審案和墨西哥訴美國的石油國管狀產品反傾銷日落復審案等。爭端解決機制有助于協調各成員國反傾銷國內法上的不同意見，并作出中肯的修改建議，為日落復審規則的澄清和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幫助各成員國在進行反傾銷日落復審問題上獲得更為合理統一的意見。同時，也為隨后解決日落規則的爭議和新一輪談判中關于修改和完善世界貿易組織日落復審規則提供了依據和重要借鑒主要是有關日落復審是否需要計算傾銷幅度，以及使用怎樣的計算方法；日落復審是否需要對每個生產商、出口商進行調查；日落復審的證據要求等問題。

四、 結論

反傾銷日落復審的重要性絕不亞于原始裁決程序，它決定著行將終止的反傾銷措施是否繼續有效，也意味著實施國國內產業受保護期限的長短。雖然各成員國都先后確立了日落復審制度，但在實踐中還是傾向于維護著本國產業的利益，漸漸使其成為了一項新型的貿易保護非關稅壁壘。因此，研究WTO日落規則問題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 楊方.WTO反傾銷法日落復審制度探析――歐盟、美國與中國的立法和實踐之比較[J].湖北社會科學，2009（2）148-150

[2] 劉芳. 美國反傾銷期終復審國內法之分析?[J].企業經濟，2005（7）14-15

[3] 馬光.世貿組織和主要各國的反傾銷期終復審制度研究[J].法治研究，2008（10）16-20

篇3

另一個“國聯”?

實際上，世貿組織存在淪為新世紀版國際聯盟的危險：原意是作為全球治理方面用意良好的試驗，最終卻成為無足輕重的機構。談判陷入僵局，原因是談判各方在削減農產品關稅和農業補貼的問題上發生爭執。由于這些分歧無法達成共識，同時進行的世貿組織服務貿易和工業品貿易談判也不得不陷于停頓。混亂局面持續了近5年，迫使世貿組織總干事帕斯卡爾?拉米不得不決定暫停相關談判。

曾在布什總統首個任期內擔任商務部副部長的格蘭特?阿爾杜那斯表示：“世貿組織目前正處在十字路口。”他說，除非恢復多哈回合全球貿易談判，否則“將會持續侵蝕世貿組織作為討論貿易問題以及更廣泛的全球化進程問題主要論壇的地位。”

當世貿組織的前身――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在二戰后成立之時，它主要是被美國(一定程度上還包括西歐主要經濟體)控制的。只要他們相互間達成一致，就能夠迫使其他國家接受其要求。而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存在的時候，該組織內部形成一致比較容易。自1948年起，經過了8輪貿易談判，國際間關稅和貿易壁壘逐步降低和消除。到上世紀末，以跨境交易貨物價值來衡量的國際貿易額已經達到1950年時的22倍。

各有算盤

這種日子已經很難再現，貿易壁壘不再像過去那樣在談判下迅速降低。隨著其他國家和經濟體經濟實力的增強，在制定國際貿易規則上，他們要求擁有發言權。像聯合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這些組織中，大國擁有否決權或更多投票權。與之不同的是，世貿組織的每個成員單位都可以阻撓任何一個貿易協議的達成。美國貿易代表蘇珊?施瓦布表示：“要在149個成員國達成共識的基礎上開展工作，這實在是傷腦筋的事，世貿組織的組織結構相當復雜。”

更麻煩的是，世貿組織不僅是制定貿易規則的機構，還充當法庭的角色。世貿組織在1994年成立時達成協議，像過去關貿總協定所采用的較少對抗性的執法方式被廢棄，因為這種方式導致其成員國無視國際貿易規則。而世貿組織的成員現在還必須遵守該組織的規定。

問題于是產生。在關貿總協定時代，成員國間的爭端通常集中在一些小問題上。但世貿組織成立后，知識產權和農業補貼等問題逐漸成為爭議焦點。這就導致美國國會對世貿組織的支持一向十分勉強。

只有當國會的主要成員一貫把世貿組織視作支持法治的國際性象征，他們才支持由世貿組織推動的全球談判。但美國人卻因此咽下世貿組織種下的苦果：由于歐盟的投訴，世貿組織了美國賦予有大量出口業務的美國公司稅收減免待遇的一項國內立法，要求美國遵守世貿組織相關裁決。但美國國會卻永遠不愿見到自己或美國的權力受到外人壓制。

誰布的“陷阱”?

多哈談判破裂可能意味著，當世貿組織希望涉及一些更棘手的爭執，自己卻正陷入麻煩中。這些爭端是目前世貿組織自身的解決機制無力消除的。現在世貿組織已將解決方式放在了多哈回合的外交斡旋上。

比如巴西，該國正為已被世貿組織裁定為非法的美國玉米出口補貼給其造成的損害進行補償，要求世貿組織允許巴西向美國征收10億美元損害賠償。前段時間，由于談判各方都將關注焦點放在了更廣泛的全球貿易談判上，巴西才一直沒有采取行動。

其他一些國家也準備對美國的玉米、水稻和高糧出口補貼采取懲罰措施。歐盟在葡萄酒、黃油等產品方面的政府補貼措施也遭到其他國家的抨擊。

一旦世貿組織的規則迫近國家問題，其成員國對該機構的支持率就會下降，進而導致人們對世貿組織的促進經濟增長和消除貧困的使命的支持率也會下降。美國全國制造商協會主席約翰?英格勒表示：“這無疑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

美國沒有加入過國際聯盟，放任這個機構逐漸變得無關緊要，使之無法應對二戰前日益加大的外交壓力和軍事挑戰。直到現在，世貿組織仍被當作全球貿易中唯一可信的仲裁機構。美國官方也認為，這一機構仍是全球經濟中重要的一環。

貿易談判破裂有利的一方面可能是，它會促使在貿易上相互依賴的各國警醒，為達成協定加倍努力。

篇4

11月23日，中國要求世貿組織（wto）在11月30日的會議上成立一個三人爭端解決小組裁定與美國最近的貿易爭端。

11月6日，中國就歐盟部分成員國的光伏補貼措施，提出與歐盟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下進行磋商，正式啟動世貿爭端解決程序。

9月17日，中國就美國在關稅法修訂法案（即gpx法案），提出同美國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下進行磋商，正式啟動世貿爭端解決程序。

接連幾個月，“wto爭端解決”被反復提及。除了中國作為申訴方的案件，今年以來，美國、歐盟、日本等曾先后對我國出口產品相關政策向wto提起訴訟，一些新興經濟體如印度、巴西、阿根廷等也頻頻對我國產品發起貿易救濟措施，就在11月15日，墨西哥就中國紡織品和服裝補貼政策提起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下的磋商請求。

 

人世11年來，中國11次作為申訴方，29次作為被申訴方，92次作為第三方參與wto爭端解決。“在中國提起申訴的案件中，被訴方只有美國和歐盟，其中中國勝訴的案件，不僅緩解了中國的貿易壓力，也對中國積極參與wto爭端解決機制起到了良好的帶頭作用；另一方面，以中國作為被訴方的案件增長速度很快。涉訴爭端直指中國經濟政策。”wto爭端解決機構專家組成員、華東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朱欖葉表示。

 

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政策交鋒就像兩個人的街邊籃球賽，在互相沖撞中摸索觸及對方的底線，從而確定未來的規則。鑒于中國與貿易有關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有待完善，中國執行世貿爭端解決做出的裁決也終將迫使政府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管理經濟。

 

運用世貿爭端解決維護產業利益

“我們主要運用兩種方式來維護國家利益和中國產業的權益，第一種方式就是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我們可以對在雙邊貿易磋商過程中未能達成一致，對一些國家濫用貿易救濟措施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做法，上訴wto；第二種方式是我們支持中國企業在實施貿易救濟調查國運用當地所在國和所在地區的法律程序來挑戰不公平的措施。”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商務部始終將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作為維護國家和產業合法權益的重要平臺，積極將美歐等對我采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訴諸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是世貿組織成員妥善解決貿易爭端的正常途徑，“加入世貿組織11年來，我們針對美國、歐盟等成員國對中國采取的貿易措施累計主動起訴了11起案件，目前，這11起中已經有8起有了最終的裁決和結果，中方多數案件獲得勝訴。”他舉例說，在訴美國四項針對中國的反傾銷、反補貼措施案中，wto上訴機構澄清了“公共機構”和“雙重救濟”含義，裁決美國對中國采取的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違反規則。一是不能隨便地把我們的國有企業說成是公共機構。二是不能雙重救濟，美國實施反傾銷、反補貼，經常用的是雙重救濟的措施。美國的這兩個做法，wto上訴機構都明確認定為違反世貿規則，這樣就使美國不得不修改其相關的國內立法；在訴美國禽肉限制措施案中，專家組全面支持中方主張，裁決美國限制禽肉進口的立法違反了世貿組織規則，美國被迫廢止其相關立法；在訴歐盟緊固件反傾銷措施案中，上訴機構裁定歐盟《反傾銷基本條例》有關“單獨稅率”的規定，違反了世貿組織《反傾銷協定》的規定。歐盟同樣被迫修改其反傾銷條例，降低對我國緊固件產品的反傾稅率，并表示將復審其他52項涉華的反傾銷措施；在訴美國反傾銷歸零措施案中，專家組裁決美國在對我冷凍曖水蝦和金剛石鋸片反傾銷調查計算中的“歸零”做法違反世貿組織規則，為我國企業贏得了公平待遇。

 

參與世貿爭端解決案件分為中國作為申訴方和中國作為被訴方兩類案件。“在參與世貿爭端解決案件中，商務部不斷拓展貿易爭端解決途徑，一方面運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規則進行抗辯，通過法律途徑解決貿易爭端，最大限度維護我合法權益，避免了經貿爭端的政治化和對雙邊關系的傷害。另一方面，在部分案件中，積極探索通過磋商和談判等途徑妥善化解貿易糾紛，有效維護國家整體利益。”沈丹陽說，在美國、墨西哥訴我國稅收補貼案和美國、墨西哥、危地馬拉訴我出口補貼案中，我方與起訴方就有關問題達成諒解，維護了雙邊經貿關系大局，妥善化解了外方對我補貼措施的關注，也為國內產業贏得了最大利益。通過妥善解決大量貿易糾紛，我國積累了通過國際法和平解決國家之間經貿爭端的寶貴經驗。

 

“中國在應對案件中態度積極，處理爭端解決的能力得到了很好鍛煉。”在10月21日舉行的中國法學會wto法研究會年會上，商務部條法司副司長楊國華表示，經過十年來對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積極參與，中國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參與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案件機制，增強了對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參與能力。

 

加入wto，中國既是規則的執行者，還要做規則的制定者。世貿爭端解決規則是否存在缺陷？如何參與修改？中國逐漸參與世貿爭端解決規則修改的談判。例如，中國參與了修改和澄清《爭端解決諒解》（dsu）談判，針對第三方權利、條約解釋、機密信息保護、發回重申、發展中成員利益及雙邊磋商等問題提出建設性意見，推動建立更加明確合理的多邊規則。

 

涉訴爭端直指中國經濟政策

作為wto爭端解決機構專家組成員，朱欖葉教授跟蹤研究了中國參與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所有案件。她表示，在中國提起申訴的案件中，涉訴爭端既有具體措施，也有法律本身，以中國作為被訴方的涉訴爭端直指中國的經濟政策。中國政府應當審視國際貿易爭端背后所體現的政府直接干預經濟的問題，對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經驗進行及時的總結，及時調整政府管理經濟的政策和方法。

 

在中國法學會wto法研究會年會上，商務部條法司副司長楊國華指出，我國在wto爭端的被訴和敗訴情況近年均有所增加；在中國涉及的案件之中，特點明顯，主要涉案國家是美國、歐盟和墨西哥。楊國華稱，這與美歐等成員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有關，但同時，我國地方政府有關貿易政策出臺前的審查機制不健全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例如，由于少數地方政府出臺不符合世貿規則的補貼措施，導致世貿成員對我國提起反補貼調查，對我國某些產品的生產和貿易造成了很大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研究員、國際經濟法室副主任劉敬東對中美“雙反措施”案中，wto爭端解決上訴機構對于中國國有企業、國有商業銀行是否屬于“公共機構”，國有銀行發放的貸款是否有“專項性”，以及中國的銀行利率標準能否作為可比基準等諸多問題的相關裁定進行了反思。他認為，上訴機構的裁定實際上就是認定我國目前實施的某些經濟管理方式以及國有銀行運作模式不符合市場經濟原則。他指出，市場經濟模式是中國人世的一大前提條件，也是必須承擔的wto義務，堅持市場經濟道路、推行市場化關乎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向，而且關乎中國是否遵守了已作出的國際承諾和法律義務。

 

貿易政策審查清理機制有待完善

世貿組織爭端解決一旦做出裁決，涉案方面臨執行裁決結果的問題。為尊重世貿爭端解決裁決，商務部開展法律法規清理工作，推動世貿組織規則的實施，履行透明度等各項義務。據了解，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開展了大規模的清理修改法律法規工作。我國政府的30個部門，共清理各種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2300多件，全國共清理了19萬多件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商務部稱，目前我國法律、法規、規章等已經與世貿組織規則要求基本一致。例如，在美歐墨訴中國原材料出口限制案中，中方一方面加強法律抗辯，維護出口管理措施，另一方面，商務部會同國內主管部門，推進礦產資源領域開采、生產、銷售體制改革。

 

雖然中國與貿易有關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不斷完善，但從近幾年美歐等成員提起的反補貼調查案件和wto貿易政策審議情況看，同一爭議在貿易政策審議中被反復提及而最終導致中國卷入wto案件爭端的情況屢見不鮮，“可見中國國內仍有少量法律制度和貿易措施成為引起貿易摩擦的導火索。”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徐志群副巡視員在10月21日舉行的中國法學會wto法研究會年會上指出，要及時地審查和清理與世貿組織規則和我方承，諾不一致的規定，依然是履行我國加入世貿組織承諾義務確保世貿組織規則在我國統一實施的必然要求。

 

據了解，我國并非沒有法律規范出臺前的審查制度。早在加入wto前后，我國就開始建立法律規范出臺前的審查制度。2000年出臺的立法法和2001年出臺的《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規章制定程序條例》，都對相關法律規范出臺前的審查作出了明確規定。2010年，《國務院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要求健全規范性文件制定程序，明確“未經公開征求意見、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的，不得施行”。

 

目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和不少國務院部門都建立了規范性文件前置審查制度，但鮮見對“與世貿規則是否一致進行審查”的規定。據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副巡視員徐志群介紹，目前我國只有遼寧省、天津市、甘肅省3個省級政府以及本溪市、撫順市、蘇州市、無錫市等4個地級市明確規定，在規章制定過程中對是否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進行審查。在實踐中，是否審查本地區、本部門出臺的措施與世貿規則一致，取決于該地區、該部門的重視程度和審查機構的工作人員對世貿規則和相關知識的了解掌握程度。

 

篇5

更開放的姿態

塞巴斯蒂安?讓：對中國來說，入世本身并非中國精彩崛起的全部原因，但它是推動開放的一個加速器。在成為舉足輕重的經濟大國之前，中國已經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入世以來，中國大幅降低了關稅，市場經濟體系建設也取得了毋庸置疑的進步。

法國蒙薩維戰略咨詢公司中國業務組負責人讓?弗朗索瓦?迪富爾：歐盟應承認中國經濟15年來所取得的進步，以及對全球經濟增長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通過降低關稅和減少非關稅貿易壁壘，以及對外資更加開放中國市場，許多外資企業在中國建廠生產然后出口到全球市場，市場競爭增強令中國生產率大幅提升，并推動中國經濟出現快速增長，中國經濟變得越來越開放。

肯尼亞內羅畢大學國際經濟學講師蓋里雄?伊基亞拉：中國通過加入世貿組織引入競爭，用競爭來推動發展。這不僅加速了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步伐，而且推動出口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中國對非洲投資主體、投資領域的多元化，對中國和非洲都預示著新機遇。相信下一個15年，中國經濟發展仍將保持活力。

世界經濟引擎

英國資深中英關系專家阿利斯泰爾?米基（中文名麥啟安）：中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這對世界上所有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中國沒有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那么歐洲人的經濟狀況將比現在更差。

日本丸紅綜合商社市場業務部中國組負責人成玉麟：除拉動全球經濟及貿易投資增長外，更重要的是，中國為非洲等欠發達經濟地區提供關稅減免等最惠國待遇，不僅提高了這些地區工農礦業生產出口能力和生活水準，也為當地人民擺脫貧困和建設祖國家園提供了新的發展模式和信心。

巴西中國問題專家羅尼?林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不僅極大地加強了世界貿易流量，而且其影響已經超越了經濟層面，對經濟體之間進一步的利益融合起到了推動和鞏固作用。中國目前在科技創新領域明顯加強了投入，這將對世界貿易起到更大的推動作用，比如，將帶動世貿組織其他成員的電子商務迅速擴張。

埃及赫勒萬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亞西爾?賈德：中國是通過貿易實現共贏的模板。中國作為有能力影響全球市場的經濟大國，其加入世貿組織對該組織和全球經濟都至關重要。如果中國缺席世界經貿舞臺，全球經濟必將遭遇重創。

法國外貿銀行亞洲部首席經濟學家阿莉西亞?加西亞?埃雷羅：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時間是15年來全球經濟演變的一個核心時間。中國入世讓全球消費者從中國商品中受益。

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世界經濟和政治系教授、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和國際關系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波爾坦斯基：中國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入世之后的發展，是21世紀全球經濟最令人矚目的現象之一。目前，中國已經和美國、歐盟一樣，成為世貿組織最具影響力的成員之一。

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自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對全球貿易的貢獻是前所未有的，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在全球貿易中比重的上升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這么快。許多國家、企業和消費者都從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對外開放市場中受益。

恪守規則新楷模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國際貿易法副教授莉薩?圖希：有一些非常突出的案例表明歐盟或美國沒有遵守世貿組織裁決，而中國在遵守世貿組織規則和服從世貿組織裁決方面是一個良好的國際公民。世貿組織規則也是中澳貿易協定的起點，中澳自由貿易協定現已生效。

美國大西洋大眾投資公司咨詢師馬修?尼米茲：入世15年來，中國一直注意遵循標準，各方面都成果斐然。

日本丸紅綜合商社市場業務部中國組負責人成玉麟：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成為捍衛和促進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堅定力量，以及全球經貿金融系統治理的重要參與者。

肯尼亞內羅畢大學國際經濟學講師蓋里雄?伊基亞拉：以中國等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