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的功能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市場經濟的功能，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1929年1月出生于南京，1950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1975年開始從事微觀經濟學研究，1979年提出擇優分配原理。1985年調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1986年赴美國哈佛大學任注冊訪問學者，1993年，退休后的茅于軾與其他四位經濟學家共同創辦天則經濟研究所，現任該所所長。

我研究經濟學30多年，在這個過程中最使我驚奇的是，我越來越感到市場的有效性。隨著對經濟變化認識的深化，我在這方面的感悟也越來越深刻。甚至可以說，整個經濟學就是反復論證市場的有效性，或者從反面來說，它否定了許多自認為聰明的對經濟活動的人為干涉，特別是計劃經濟的設想。

如何捍衛市場經濟?就是要不斷地說明市場的有效性，用經濟活動的邏輯去證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功能。舉一個最近熱議中的例子。房價過高，大家買不起，怎么辦?沒有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會說，依靠經濟適用房或限價房能解決普通人買房的問題。但是當前最受歡迎的，卻正是這些市場之外的手段。普通人的想法是，由于市場行為才把房價抬得這么高，如果繼續靠市場，而不靠政府的力量糾正一下，大家怎能買得起房?比較這兩種看法，就可以知道經濟學的用處在哪里。

什么是市場?我認為就是人的自由活動(在經濟方面)。人是理性的。不會做愚蠢的事，這是市場有效的根本原因。市場的特征是交換。交換提升了物的用場，也增加了人們發揮才能的機會，使得物盡其用，人盡其才，也就是改善了資源配置的效率。交換生財的原因也在于此。交換是兩個人之間的事，所以生財也是兩個人之間的事。兩個人所同意的交換，必定對兩個人都有利，因此必有財富的產生，

交換不是零和游戲，它有凈的產出。這和傳統經濟學所說的“等價交換”正好相反。如果交換是等價的，為什么大家要忙著去交換?交換為什么有動力?物的價值取決于誰擁有它，以及時間，地點等條件。以香蕉為例，它在廣州消費和在北京消費，其價值是不同的。在廣州經常能吃到香蕉，在北京就相對較少一些。

反對市場自由交換的人認為，自由套造成沖突，紀律才能成就最優。不錯，在戰爭中紀律無疑是必要的，但在經濟活動中并非如此。經濟活動的目的不是戰勝敵人，而是尋找最優的組合。和誰交換需要尋找，這就是拍賣和招標。有錢投什么項目。需要考察選擇，也需要自由。干什么行業，哪些行業有發展前途，取決于很具體的時間、地點等條件。沒有自由，統統按照一些死規定，肯定缺乏效率。

的確，太自由了會引起利益沖突。所以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是“利己不可損人”。市場經濟是一個雙贏經濟，也因此它具有非凡的財富創造力。自由并不是為所欲為，而是不妨礙別人的自由，使人人都生活在沒有人干涉其自由的環境中，從而人人都得到最大的自由。但是這只有在消滅了特權的社會中才能真正做得到。我國進一步改革的方向也正在于此。

反對市場經濟的另一個理由是，市場具有盲目性。這個判斷不錯，市場確實有其盲目性。因為市場由許多獨立的個人做經濟決策，他們只能根據他們所掌握的有限信息來決策。由于信息不全面或不對稱，決策有可能是錯的。但是市場有自我糾錯的功能，它能隨時隨地發現錯誤，并糾正錯誤。

不受阻礙的自由交換還有一個非凡的重要意義，那就是只有在自由交換的條件下，錢才能夠度量商品的價值，，不受阻礙意味著錢可以流通無阻，錢可以和商品自由交換。只有在這時候，商品的價格才能夠度量其稀缺性或價值。

篇2

關鍵詞：市場經濟；德育；負功能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08-0205-02

我國作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學校教育的目的是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才，學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學文化素質直接決定了中國在新世紀的發展速度和質量。在以往的道德教育中，被更多關注的往往是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質，而對于德育的經濟功能卻鮮有問津。殊不知學校德育的經濟負功能對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有著極大的阻礙作用。

一、當前我國市場經濟的特點

與早期階段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似，尚處于雛形中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存在一些特定階段必定存在的問題。其主要表現是：比較完整的市場體系尚未形成，商品和服務市場發展速度之快與資本市場、技術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等處于起步試驗階段矛盾顯著；與此同時，市場秩序混亂，法制不全或依法管理不力，相關法律法規滯后，甚至常有執法犯法、錢權勾結的現象發生。

與此同時，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存在著處于轉軌時期所出現的一些特殊問題。如國有企業產權關系不夠明晰，特殊的地方保護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仍需加強。我國當前貧富差距顯著，導致很多社會問題，如犯罪率上升，社會矛盾激化，金錢萬能的思想、金錢至上和拜金主義觀念泛濫等。“目前最突出的社會問題是不公平，現實與理想有些脫節。”[1]

二、德育經濟功能的特征

從宏觀上來看，德育能使人們形成一定的經濟思想、經濟文化、經濟道德，進而影響社會經濟活動和人們經濟行為的價值取向；從微觀上來看，通過提高社會個體的道德修養，德育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產生促進作用。

首先，德育的經濟功能具有主導性。德育活動通過意識改變人的思維方式，對人的經濟行為進行指導。其次，德育的經濟功能表現出一定的間接性。正如教育并不直接創造價值一樣，德育的功能，尤其是經濟功能，并不在德育的過程中直接表現出來，而是通過把一定的價值觀內化為人的心理需要，由受教育者的經濟活動作用于經濟的發展。第三，德育過程并不創造直接的經濟利潤，而是通過對人觀念意識的培養，道德習慣的訓練，使人把社會道德規范內化并升華為個人道德修養，再通過符合社會道德規范要求的行為以適應生產發展的要求。這些特點反映了德育經濟功能的間接作用。第四，德育經濟功能具有長效性。道德品質一般比較穩定，不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擾，人的品德一旦形成，會對人的行為產生長期的影響，甚至終生產生作用。最后，德育經濟功能具有多層次性。德育不僅有利于國家經濟快速協調發展，而且有利于社會的繁榮和穩定，還有利于個人收入的提高。

三、德育經濟負功能的表現

根據20世紀5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莫頓（R?K?Merton）提出的負功能的概念，我們可以把德育負功能定義為：“德育實施過程中所產生的期望效應之外的不良效應，指學生反德育要求的思想和言行。”[2]具體到經濟負功能，是指在德育實施過程中，受教育者接受了不正確的教育，進而導致在以后的經濟活動中產生一些違背經濟規律、擾亂經濟秩序、阻礙經濟發展的行為。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經濟思想的影響

經濟思想和經濟道德屬于社會意識形態范疇，它們不僅作用于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還決定著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價值取向。經濟行為和經濟思想總是相伴而生的，即有什么樣的經濟思想就會有什么樣的經濟行為，同樣，有什么樣的經濟行為一定是由于存在特定的經濟思想。經濟思想和經濟道德對經濟的發展影響甚大，一方面它們既能維持既定的經濟意識，另一方面還能對經濟意識進行變革以適應新形勢下經濟的發展。

由于受世界經濟大環境的影響，市場經濟意識的泛化現象普遍存在于我國各級各類學校之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近些年來提出的“德育適應論”。“德育適應論”主張學校的道德教育應當緊握時展的脈搏，培養具有市場經濟意識的受教育者，滿足市場經濟的發展需求。

2.對價值觀念的影響

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目前，以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形式以及勞動者平等互助的地位和相互關系，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關系的基本特征。這種經濟基礎決定了作為上層建筑組成部分的學校德育的目標必然是培養具有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和道德修養的受教育者。

我國經濟正處在一個高速發展的時期，社會財富急劇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也顯著提高。然而，社會的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區域之間、城鄉之間以及行業之間收入差距的懸殊，造成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隨著社會上“無德而富”現象的公開化和習慣化[3]，越來越多的人放棄了艱苦樸素、勤儉節約的傳統美德，轉而崇拜權勢和財富，金錢成為衡量一個人成敗得失的標準，人們把對金錢的追逐當成了人生的最高目標。另外，“我國教育發展中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教育與社會實際相脫離，其突出表現就在于學生缺乏社會責任感，片面強調自我價值，缺乏熱愛家鄉、建設家鄉的感情。”[4]因此，“我國大力發展普及教育，其本意是提高全民文化素質，促進經濟發展，而結果卻導致大量的農村人口外流，使落后地區經濟更趨落后。”[5]另外，“金錢萬能”和個人享樂主義價值觀在整個社會滋生蔓延，作為教書育人的學校也開始追逐經濟利益，這使得力量本來就薄弱的道德教育更加舉步維艱。

3.對道德觀念的影響

我國教育向來注重對受教育者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培養，旨在通過對受教育者進行集體主義的教育，使之樹立正確的社會主義集體價值觀念。這就要求受教育者能夠正確認識個人、集體和國家之間的利益關系，正確把握個人利益與社會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的統一關系，不僅理解而且真正做到把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放在首位，個人利益要服從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當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要有果斷放棄個人利益的覺悟和勇氣。

然而，市場經濟具有利益主體個體化、利益選擇自主化的特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成員更多地選擇競爭，個人與國家、個人與集體的倫理關系在市場經濟這個催化劑的作用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于道德的缺失，在巨大的經濟利益面前，很多人便違背自己的良心，甚至鋌而走險。近些年媒體頻頻披露的食品安全問題，各種假冒偽劣產品，各種詐騙等犯罪，不能不說是學校德育的缺位或者不恰當而給社會和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

四、轉變德育經濟負功能的途徑

德育工作的對象和目的二者共同決定了德育的經濟功能。學校德育是為了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政治素質，這句話指出了學校德育工作的對象和目的。學校培養受教育者參與社會生產和再生產，從事各種經濟工作。而作為受教育者的人，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也是生產力諸因素中最積極和最活躍的。勞動者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政治素質，即道德風貌、工作態度、思想修養以及敬業奉獻的精神，極大地影響了包括人在內的生產力諸要素的使用狀況。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的快速發展都有賴于勞動者的主動性、創造性的發揮。人類社會的發展總是遵循實踐-理論-實踐的規律，人們從實踐中總結出理論，又用改造后的理論來指導實踐。在某種意義上，正確的理論是可以轉化為社會財富的，而德育正好可以提供這種能夠轉化為社會財富的思想理論。

1.樹立正確的勞動創造財富的觀念

“經濟學家帕累托提出‘經濟最優化學說’，認為在一個經濟體系中，一個人的經濟最優只在不影響他人最優時，才最有價值，如果靠影響他人最優而獲取最優，這時整個經濟體系中的狀況沒有得到改善，這是不道德的。”[6]所以，學校德育要注意培養受教育者高尚的勞動品質，使之形成正確的勞動觀念和勞動意識，懂得尊重他人的勞動成果，以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盡心盡力做好本職工作。

2.更新觀念，培養創新思維

目前我們處在一個高度全球化的時代，無論是經濟、政治、文化還是教育，都面臨著從一國走向另一國。任何國家任何民族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都不能閉關鎖國，故步自封，“關門造車”只能是夜郎自大，因而，必須博采眾長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立于不敗之地。德育作為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經濟全球化和市場經濟浪潮的沖擊下，只有不斷轉變觀念，借鑒國外先進的教育經驗和模式，才能培養出具有國際視野的創新人才，才能真正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推動社會和經濟更好更快發展。

3.培養學生合理的消費觀

消費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體現，應該讓學生正確認識消費對社會發展的意義。合理的消費觀要求人們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和收入水平進行消費，即把握好消費的“度”，不盲目消費、過度超前消費和畸形消費，不基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消費是乏力的，沒有根基的。保持健康的理財意識和理，不攀比，不貪圖享受、揮霍浪費，這樣才能使學生在進入社會后有一種正常的心態和狀態。

五、結語

德育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不可低估，我們不僅不能忽視而且必須認真對待德育的經濟功能。要克服德育的經濟負功能，使學校德育始終保持正確的方向，就必須盡快走出市場經濟意識泛化的誤區，真正做到用科學的理論武裝人，用正確的輿論引導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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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戚萬學.道德教育新視野[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58.

篇3

內容摘要：近年來，全球經濟持續低迷，世界主要經濟體多數出現不同程度的經濟衰退，有些國家甚至負增長。我國雖然仍然保持較快速度的經濟增長，但也出現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經濟危機的產生主要就是市場機制和政府調控失衡造成的。如何妥善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各行各業高度關注的問題。本文對這兩者關系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兩者在經濟發展的地位和作用，為正確處理市場功能和政府功能的關系提供參考。

關鍵詞：市場功能 政府功能 關系 分析

如何定位和適度調整好市場功能與政府功能的關系，這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根本性重大問題。本文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在分析研究市場機制的缺陷和失靈和政府調控的缺陷和失靈的基礎上，對市場功能和政府功能的關系加以經濟學模型分析，從而提出科學處理市場功能和政府功能關系的一些對策建議，以供參考。

市場機制的缺陷分析

（一）市場的天然壟斷性

由于市場競爭的過程，不可避免地會成為優勝劣汰的過程；這個優勝劣汰過程的形成，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參與競爭的主體通過對生產成本的不正當性地壓低造成的。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利益的需要形成壟斷組織，操作了市場定價。這種壟斷的形成往往不是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能夠自覺克服的，這就會導致壟斷權力的濫用。典型的表征就是，一部分企業獲得了經濟效益最大化，而使得大部分企業由于沒有成本優勢，成為了被淘汰的一方。長此以往，就會形成“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惡性循環，導致經濟發展成為了少部分經濟寡頭受益、絕大多數市場主體受損的過程，這顯然是需要市場機制之外的手段才能解決的問題。

（二）市場配置非最優性

從市場經濟理論上推斷，市場機制在理論上可以實現資源配置最優化，但是看似完美的一整套市場機制在面對不同利益訴求的市場主體時，其配置的效益就必然會大打折扣。比如，對同一生產原材料的采購價，一些廠家采用非市場交易手段比如變相壟斷，取得較低的采購價，在生產技術和宏觀政策環境基本均等的情況下，其他生產商的生產成本將會被迫抬高。顯然，這種配置過程無法實現資源配置效益最大化，這是帕累托最優理論在實踐中經常難以實現的主要原因。

（三）市場偏好非公共性

市場主體不是由一個個“上帝”組成的，而是由首先關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普通人組成的。這就導致市場機制在發揮作用時，天然存在排他性和競爭性。但是，作為一個社會，要實現健康、有序、可持續的發展，實現社會分配的整體平衡，這就必然需要有這樣一個機制，這個機制能夠保證提供絕大數民眾所需要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但這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僅僅靠市場的自發供給是難以有效實現的。

（四）市場信息不對稱性

在實際的市場機制運行過程中，由于每個市場主體掌握的信息、資源不一，這就必然存在一個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信息和資源的不對稱非常容易引發商業道德和誠信危機，進而阻礙和損害社會各種資源實現配置效益最大化。信息的高效共享和資源的通暢流通是確保市場機制能夠發揮作用的重要前提。但是這個“前提”市場本身是無法解決的，必須通過其他手段的輔助，才能充分保證。

（五）市場導致分配失調性

由于市場的天然壟斷性、資源配置的非最優性、產品提供的非公共性以及市場信息獲取的不對稱性，必然導致經濟發展所創造的財富難以實現公平分配，容易出現貧富分化，使經濟發展效益難以有效轉化為社會效益。尤其在經濟危機時期，這種分配的失調性非常容易誘發社會危機甚至政治危機。

政府調控的缺陷分析

（一）由政府對市場信息的掌握不夠導致調控效益降低

市場經濟有兩個顯著特點，即動態性和復雜性。動態性是指市場經濟的運行變動性較大，大量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的變化周期比較短。復雜性是指由于市場主體的多級市場關系，導致對一類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的分析研判難度變大。這就給政府判斷經濟運行態勢、及時正確制定宏觀調控政策帶來了困難和挑戰。如果政府對經濟信息掌握不夠充分、不夠完全，把握不夠準確，獲取不夠及時，那么政策的制定就會存在不合實際、滯后等問題，進而背離甚至違背宏觀調控政策的初衷，損害經濟的正常運行。

（二）由政府行政效能不強導致的調控效益降低

由于我國改革開放采取的是先經濟領域、社會領域、再政治領域的漸進式的方式進行的。相對于市場經濟改革的迅猛發展，行政體制的改革推進相對較慢。許多行政部門和行政干部適應市場經濟的思維、理念和方式方法比較欠缺，應對和管理市場經濟的能力不夠，這就導致行政部門在制定和推進宏觀調控政策的過程中，效率和效能比較低，導致調控的效益難以有效顯現出來。此外，部分行政官員經受不住經濟等利益的誘惑，利用特殊的職權和職務之便搞“權力尋租”，以犧牲公共利益的代價換取個人“豐厚收益”，嚴重扭曲了調控政策的目的和意義。

（三）由行政體制改革導致的調控效益降低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客觀上要求建立健全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行政職能部門。比如，為了有效提升行政效能，嚴厲遏制權力尋租現象，政府設置了許多機構，這導致行政機構日益膨脹。但是機構和工作人員的迅速增加并不必然產生高效率，相反，還經常會出現“人浮于事”、“職能交叉”、“職權不清”等現象，這導致行政管理成本的增加，也削弱了政府宏觀調控能力。

市場功能與政府功能的經濟學模型分析

筆者通過經濟模型對市場功能和政府功能二者的關系進行分析：

條件A：用政府調控經濟行為所需成本生產的產品數（設為X）=用市場機制調節經濟行為所需成本生產的產品數（設為Y）；條件B：這些產品需要所有的資源（包括過去、現在、未來的資源）；條件C：政府調控所需成本和和市場所需調節成本是既定的。

由此建立方程：W=（Q1，Q2），其中，W是社會財富分配總和，Q1是政府用調控成本生產的產品數，Q2是市場用調節成本生產的產品數。

首先，A點位置代表的經濟學含義是：由于政府調控過度導致市場調節作用削弱，即導致W1

其次，從經濟運行的長期考察看，經濟保持健康、協調的良性狀態總是相對的，而經濟不協調發展是絕對的。這就導致X∶Y比例值處在激烈的變動中。當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趨于完善，信息技術等提升生產效能的重要手段愈發達，X值將大幅變小，即政府宏觀調控成本大幅降低，其節約的成本將促進政府宏觀調控效益持續放大，在這種良性狀態下，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也將更加有效地發揮出來，于是就形成了政府調控能力和市場調節能力的“雙提升”，如圖2的L1上的點的連線，這條連線斜率的變化揭示的正是上述經濟學意義。

再次，當市場發育愈發成熟，整個經濟體內部的主要產業呈現高度專業化發展態勢，市場經濟所需的信息技術手段越來越發達時，同樣可以得出結論，即Y的比值將大幅降低，也就是說市場的自我調節成本也將不斷降低，這就意味著市場機制的調節能力不斷增強，必然導致政府調節成本的降低，于是就形成了政府調控成本和市場調節成本“雙下降”，如由圖3中L2上的點的連線，這條連線斜率的變化斜率變化揭示的正是上述經濟學意義。

最后，如果政府調控成本和市場調節成本降低的比例是相同的，那么X∶Y將保持不變，如圖4中L3上的點的連線，這條連線的斜率變化揭示了這一經濟學意義。

科學處理市場功能與政府功能關系的政策建議

一是在法律法規不斷健全完善、信息技術和科技水平迅猛發展的形勢下，政府宏觀調控所占比例與市場機制作用所占比例盡管可能不一樣，但只要它們所占比例相對較大，那么整體社會效益就會不斷提升。

二是在市場經濟發育愈發成熟、各大主導產業以及信息技術和科技水平不斷提升的形勢下，只要政府宏觀調控的幅度、力度和范圍不斷縮減，市場發揮作用比例縮小，整體社會效益將不斷提升。

三是市場機制作用和政府宏觀調控作用對經濟健康協調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這兩者必須在一個合理的邊界內，否則，就會引發經濟危機。這個合理的邊界就是一個等式：政府宏觀調控所需成本-市場機制資源配置所需成本等于0。

綜上所述，市場功能和政府功能的關系是極其復雜多變的，政府必須在充分尊重和運用經濟運行規律的基礎上，切實把握好和處理好政府宏觀調控和市場機制調節之間的關系。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和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只有實現良性的合理科學的互補協作，發揮各自優勢，整個社會才能實現均衡健康的發展，經濟發展的成果才能有效轉化為社會效益，從而不斷提升廣大民眾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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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論文摘要：經濟法自其誕生之日起與傳統的民法、商法在法律部門劃分上產生了交叉和沖突。特別是上世紀即年代傳入我國后，伴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民法、商法和經濟法三者的關系和各自的定位更是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然而，由于在研究方法上始終存在著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對三者的研究一度陷入了停滯。文章致力于以三法的功能契合作為切入點，對三者關系進行研究，并對三法在我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位!進行新的界定。

自1890年美國率先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義的經濟法—謝爾曼法以來，經濟法與民商法的關系問題就為世界各國學者所關注，特別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這一概念傳人我國后，伴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民法、商法和經濟法三者的關系和各自的定位更是引起了學界的極大爭論。遵循著法律部門劃分是法學研究重要途徑的研究思路，這種爭論甚至陷人了孤立和靜止的泥潭，其中最為明顯的是在對三法的研究中，曾經都出現過“你想包容(吃掉)我，我想包容(吃掉)你”的探索路徑。這種研究方法帶來的后果是部分研究更多關注民法、商法與經濟法的共性，而一些則更為強調三者間的差異。眾所周知，任何兩個不同事物都必然會存在聯系，也一定會相互區別，這種研究方法為法律部門的劃分確實提供了一定的標準。然而，這里卻忽略了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實際是由多個法律部門組成的一個有機整體，一種新法的誕生有可能會創設一個新的法律部門，甚至開創一個新的法域，可它卻絕對不會游離于一國的法律體系框架之外。本文擬從一個新的角度出發，探尋三法在保障和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平穩、健康發展過程中各自的功能及其定位。

一從法的起源上看三者功能的契合法的產生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之一。在漫漫歷史長河中，人類社會的演變從來都是沒有停息過，經濟基礎亦同樣發生著與之相適應的演變和變化。這種演變有時表現為前進，有時表現為停滯，甚至是倒退。相應地，法律在各個歷史時期也顯現出不同的內容特點和形式安排。具體到民法、商法及經濟法上，我們發現三法從出現時間上恰巧是一一順次出現，從法的功能上體現出后法對前法的修正和補充作用，一定程度上極為突出地反映了一定歷史時期人類社會的演進及經濟基礎的變化。

近代民法一語，是從羅馬法之Juseivile一語沿襲而來，故羅馬法之市民法，為今日各國民法之語源。羅馬奴隸制經濟制度是古代奴隸制的最高形式。以大農莊為代表的土地所有制，先進的生產技術的推行及普及，奴隸勞動深人社會生產各個領域，眾多手工業部門的形成，四通八達的海陸交通，帶來了商品生產和商品貿易的不斷發展與繁榮;而新興城市的興起，則進一步拓展了商業并刺激了消費領域，推動了農業經濟的發展。同時，奴隸制商品經濟高度發展，導致了社會經濟生活與經濟關系的復雜化。這就要求相應的法律原則和法律制度來進行規范和調整。羅馬法正是在這種經濟條件和矛盾中有的放矢地對商品經濟中最本質的關系做出了規定。因此，作為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羅馬法是純粹私有制占統治地位社會的生產條件和沖突的十分經典性的法律表現。為適應當時社會相當發達的私有制和商品交換的要求，羅馬法對諸如民事主體、私有財產、買賣、借貸等契約以及其他財產關系都有詳細和明確的規定。這其中很大一部分為現代民法所繼承和保留。然而，羅馬法就像一個早產的嬰兒，被表面上繁榮的商品經濟催生在古羅馬大地上，它雖然具有現代民法的某些基本特征，但適應其生長的經濟基礎存在時間并不長。川特別是由于羅馬的商業基礎是脆弱的，其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始終是農業的從屬;它的商業更加依托戰爭這種變數很大的因素，因而是不理性的，只能是暫時的和階段性的，它突然興起也會突然消失;并且羅馬從來沒有建立起重商的傳統。雖然從法律上認可了商品交易的正當性，但從制度安排上對交易的形式及程序規定嚴格、要求繁瑣，未能更好地推動整個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伴隨著日耳曼人征服西羅馬帝國，整個歐洲大陸進人了漫長而黑暗的中世紀。在基督教會及莊園制經濟的雙重鉗制下，這一時期僅存在著小規模的以滿足生活需要而進行的作為莊園制經濟補充的商品交換;而以獲取利潤為最終目的的商業活動根本不存在。羅馬法，換句話說，民法的發展進人了一個停滯的階段，幾乎接近衰亡。

然而，回顧既往，中世紀的前半期也可以被視為一段為期太長的休耕期，通過衰敗和調整，它為更有活力和更為平衡的經濟結構鋪平了道路。川公元十一世紀，隨著人口數量的急劇增加，農耕、航海等新技術的發明和大規模使用，城市化的加速及基督教神學思想實質上的變化，歐洲社會出現了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商人階層。商業的發展需要一種更加高效率和更加獨立的法律，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僅要求從民法市民法原理的內部進行修正，同時也要求對民法外部作補充。環境的壓力導致了初始的商業法。“哪里有貿易，哪里就有法律”成了一條普適的規律。日益繁榮昌盛的商品交易活動必然要求有相應體系化、邏輯化的交易規則予以規范。根據伯爾曼先生的歸納，在這一時期商人創制出了:動產與不動產法截然分離;更換較古老貨物交付的要求，以便用一種象征性方法轉移所有權;承認動產買賣口頭協議的有效性;信用、票據制度等十七類商人法。這大大便捷了商品交易，提高了交易的效率，滿足了商人們彼此間商品交易習慣的客觀要求。商人法的誕生是歐洲經濟條件發展到十一世紀這一階段的必需，是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對相應法律規范的要求，是對民法的第一次修正和補充。

此后，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進人一個高速發展期，特別是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和杰出代表亞當·斯密提出:要跨進本國的富強，促進國家財富的增長，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建立一種使“經濟人”和“看不見的手”都能發揮作用的市場經濟體制。他認為政府無須干預經濟，只應成為一個“守夜人”。在其自由經濟思想的指引下，體現了“自私的動機，私有的企業，競爭的市場”的私法制度得到充分的發展。[8]然而，當時間來到十九世紀末，在自由經濟思想的指導下，資本主義經濟進人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由于市場自身先天存在的缺陷而導致的經濟危機頻繁而周期性地發生，其結果不單影響到了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導致社會財富的浪費，而且直接動搖了資本主義賴以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在作為商品經濟條件下一般性法律規范的民法對解決此問題力不從心時，為克服市場調節機制本身的缺陷，保障市場環境和市場條件，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放棄其傳統的單純“守夜人”角色，主動以公共權力介人經濟生活，以各種手段包括法律手段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管理、調控及其他形式的干預。同時，為適應建立由政府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需要，一種新的法律理論和法律部門出現了。這就是介于私法和公法領域之間，被普遍認為開創了第三法域—社會法域的經濟法。作為商品經濟條件下，以提供市場條件保障，進行市場行為矯正，幫助市場行為引導和市場行為促進為目的的法律，經濟法的出現對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是對商品經濟條件下的一般性法律規范—民法的又一次修正和補充。如上所述，在對民法、商法和經濟法的最初起源進行一系列考證之后，我們不難發現，三者從誕生之初就體現出了它們在功能上的相互補充作用，并最終形成民法、商法、經濟法這一法律體系的有機統一。

二從法的價值取向上看三者功能的契合公平原則是民法的最高原則，它既體現了民法的任務、性質和特征，也反映了民法的追求目的，是民事立法的宗旨、執法的準繩和行為人守法的基本指南，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公平原則是民法的活的靈魂。民法是以個人為本位的法，它假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都是“經濟人”或“理性人”，并由此而得出三個基本判斷:1、平等性。認為一切民事主體都是平等的;2、互換性。主體的身份會在出賣者和購買者之間頻繁互換;3、最佳性。每個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斷者，有學者稱這種“經濟人”為“生活理性人”。這就決定了民法的公平是一種個體的公平、形式的公平和條件的公平，即強調人人均在同一起跑線上，是起點的公平和機會的公平。該原則體現和要求的是市場經濟的主體有均等的機會參與經濟能力，要求一切市場主體在法律上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不實行差別待遇，保證人們在機會公平條件下，以自身的能力和努力獲取與自身相對的利益。對于個體間的差異與政治上或社會中的不平等則不予考慮。因而，民法只能是個人利益的本位法和個人權利的維護法。

商法的最高價值目標是效益的最大化，如前所述，商法起源于中世紀商人習慣法，縱觀由此開始而經變遷的十七、十八世紀的近代商法及十九世紀最終形成的現代商法，其共同的本質特征就是營利性。作為商法所主要調整的商人具體行為，其最根本的目標就是追求個人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商法的根本任務就是通過維護商事交易的自由和便捷，促使商業的發展和繁榮，尊重和保障商事主體目標的實現。當效益與公平、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可能發生沖突時，商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犧牲公平，側重尊重個人的意思自治和保護個人利益，而不站在社會整體利益的實現。

經濟法的基本價值取向是社會利益至上，追求實質的公平和結果的公平。首先，在對公平的追求上，經濟法追求的是一種實質的公平，它是對民法形式公平的一種補充和修正，是對形式公平的一種揚棄，它注重強調個體間的差異性，通過法律規范和制度安排，保護弱勢一方，比如在反壟斷法領域，通過打破壟斷，禁止少數大企業憑借其經濟優勢支配他人經營活動，進而甚至強制拆分壟斷企業，使中小企業的地位和利益得到恢復，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從而保障和實現了強、弱主體間的機會公平。另外，不同于民事法律強調社會財富的初次分配的公平，經濟法更加重視財富的再分配領域。比如，通過稅法對所得稅率高低及“起征點”的不同規定直接“剝奪”高收人者的財富以及社會保障法直接給予低收人者救濟來實現社會財富二次分配的實質公平。其次，在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上，經濟法不同于商法以個人至上作為基本價值判斷，而是以保障個人利益下的社會整體利益至上作為最高價值追求。還如前文所談到的，十九世紀下半葉，資本主義經濟由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向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過渡，生產力迅猛發展，出現社會化大生產。社會化大生產存在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社會化大生產使全社會經濟日益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每個經濟個體對社會經濟有機整體依賴性更強，生產社會化要求每個經濟個體遵守法律和市場規則，否則會導致災難性后果;二是經濟個體在社會化大生產中是自發的、盲目的，他們為追求個人利益會不擇手段，這勢必會破壞經濟秩序和社會整體利益。因此，社會化大生產迫切需要一個最有權威、最有力量的組織—國家來協調各種利益之間沖突，追求公平的競爭秩序，防止經濟危機的發生，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經濟法也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從其誕生時起，就以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為己任。

如上所述，我們發現，從民法、商法、經濟法三法的基本價值判斷上，三法的價值取向又一次體現出一種相互補充和修正的有機統一。

三從對社會關系采用的調整方法上看三法的功能契合法律調整社會關系的基本方法是規定人們行為準則(模式)，規定出人們違反或遵守準則所導致的后果。行為模式包括:命令或禁止人們為或不為某種行為的強制性規范;允許人們為或不為，這樣為或那樣為的任意性規范;以及提倡、鼓勵人們為或不為，這樣為或那樣為某種行為的提倡性規范。法律后果則規定出人們違反法律規定時應承擔的責任及其方式，以及遵守法律規定時法律的態度和采取的措施。法律一方面運用強制性、任意性或提倡性規范方式規定人們的行為，同時又規定法律責任和法律制裁或獎勵等形式的法律后果。法就是采用這種基本方法來調整社會關系，以實現其任務。

具體到民法、商法、經濟法三法時，依據其調整社會關系的差異，立法者在制度設計上采用了不同的規范模式。在民法中，任意性規范的設計占據了絕大部分。民法是純粹以個人、權利為本位的私法，以自由平等為核心，由當事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設定權利和義務，不予以過多的干預，最大程度地體現和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在商法中，法律規范體現出一種以任意性規范為主，強制性規范為輔的特征。商法是私法，任意性規范是其基本規范形式。盡管隨著當代國家對商事主體及商事行為的要求更加嚴格，出現了大量的強制規范，甚至有了所謂“商法公法化”的提法，但我們認為，商法的私法本質屬性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這就決定了任意性規范依然是其主要規范形式，同時，這種強制規范多是為了便于具體實踐中操作而對技術性規則的一種強制性規定。作為民法的特別法，商法以便捷交易、提高效率為己任。在尊重當事人意思的基礎上，對主體行為的具體實施予以一定的技術性保證，也正符合商法目的的題中之意。在經濟法中，強制性規范和提倡性規范是主要的制度設計。一方面立法者通過在具體法律中頻頻使用“禁止”、“不得”、“必須”等命令性口吻阻止行為人為特定行為。另一方面，又通過提供一定的獎勵或優惠鼓勵當事人為、不為或按某種特定的方式為立法者所希望其為之的某種行為。在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提倡性規范與任意性規范間存在著一定的區別。提倡性規范可以說是任意性規范以一定特例的形式存在。例如:國家鼓勵企事業單位及個人經營者安置殘疾人就業，但對是否為此行為僅是一種任意性要求，即可為也可不為(任意性規范)，同時又規定對為此行為的企事業單位、個體經營者實行稅收減免，并在生產、經營、技術、資金、物資、場地等方面給予扶持，即一旦為此行為國家就給予相應的獎勵或優惠(提倡性規范)。 轉貼于

另外，在法律調整社會關系的主動性上，三法也顯現出不同的特點，民法在調整社會關系上采用的是“被動式”的方法，“不告不理”是民事訴訟的基本特征。商法較民法制度而言向前邁出了一步，采用了“半主動式”的調整方法，對部分行為在事前提出了相應的要求，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國家主動干預社會經濟生活的一面。而與上述方法不同，經濟法大都采用了“主動式”調整方法。例如:對不正當競爭行為，國家機關有權直接進行調查處理，對可能形成壟斷，破壞市場公平競爭條件的企業并購須報批，并對已經形成的壟斷企業有權以行政或司法手段直接予以拆分等，反映出國家干預社會經濟運行的迫切需要。

由此，民法、商法、經濟法三法在對社會關系的調整方法上再一次呈現出一種相互補充和修正的有機統一的功能契合關系。

基于以上理由，我們清晰地看出民法、商法及經濟法在保障和促進市場經濟的平穩、有序發展上構成了一個統一、完整、有機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各自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對三法各自在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所處的位置進行一次定位，以期對我國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及準確理解和適用各法提供一些自己的意見。

筆者認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應建立在以民法為主體，以商法、經濟法為兩翼的三位一體法律制度基礎上。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民法是以個人為本位的私法，商法作為民法的特別法，這一點已是學界共識，對此本文無意再加以過多論述。經濟法是以社會為本位出發的社會法。市場經濟的本質就允許、鼓勵和保護人們去追求私人私利。我們根本無法人為地消滅私利。人類迄今為止(也許永遠)都只能生活在一個物質資料稀缺的世界中，自然界并沒有為人們提供取之不竭的豐富物資，人類自身的生產力也沒有達到充分滿足自己需要的程度。因而，人具有一定自私的本性也是必然的。我們沒有理由去責備人本性的這種不完善，正如我們沒有理由去責備人類生存的社會狀況不完善一般。歷史已經證實:不顧客觀事實的人為地美化人，拔高人正是我們的不幸所在。正如臺灣民法學者王伯琦所指出的:“社會觀念必白個人觀念始，從而社會利益之觀念，必自個人權利之觀念始”，社會本位法制的基本出發點亦“未能脫離個人及權利觀念也。觀之將來民法之趨向，唯有在個人與社會之間，謀求其調和，法律一日為人類之規范，個人觀念、權利觀念必有一日存在，可斷言也。”圈因此民商法與經濟法價值本位的差異決定了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以民法為主體，以商法和經濟法為兩翼的格局。

(二)在法律對社會經濟生活干預的廣度及深度方面。民法的調整規范貫穿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是平等主體間發生的經濟關系，民法均可加以調整。民法設計了最基本的民事主體制度、契約制度、物權制度等制度框架。在一個市場經濟社會，民法是無人不涉、無事不涉、無時不涉的行為規則，是人們邏輯思維的前提、言談舉止的準則、定紛止爭的根據，因此，民法“具有準憲法性質”。商法所調整的范圍僅是針對經濟生活殊的商主體和商行為的部分。與民法是一種特殊與一般、部分與整體的關系。與此同時，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也是有著極大的局限性的，其調整范圍主要是國家作為主體一方，以公權力干涉私域時所形成的相應社會關系，目的是為國家權力進人私域提供一種途徑和渠道，并對公權的行使劃定相應的范圍并予以限制。從功能上看是對民法功能缺陷的一種補充。另外，鑒于三法在干預社會經濟生活范圍上的交叉與滲透，在具體實踐中難免會出現具體規范的缺失與沖突，筆者認為在處理這種實際情況時也應以民法的一般性原則及規定加以彌補和化解。這再次提示我們健全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應遵循民法為主體，以商法、經濟法為兩翼的制度框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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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期貨市場 經濟功能 價格發現規避風險

1、引言

期貨市場是進行期貨合約交易的市場，即期貨交易所。世界上有許多期貨交易所，最著名的有芝加哥商品期貨交易所和紐約期貨交易所等。從組織結構上看，期貨交易所、結算所或結算公司、期貨經紀公司和投資者組成了廣義上的期貨交易所，而狹義的期貨市場僅指期貨交易所。期貨交易所是期貨市場的核心，比較成熟的期貨市場在一定程度上相當于一種完全競爭的市場，是經濟學中最理想的市場形式。在期貨市場中，轉移價格波動風險的生產者、經營者和為獲利而承擔價格風險的風險投資者參加期貨市場買賣，在期貨交易所內依法公平競爭并進行交易，且以保證金制度為保障。獲得實物商品不是期貨市場的目的，它的目的是回避風險或投資獲利，一般無法實現商品所有權的轉移。

2、我國期貨市場的現狀

上世紀90年代初期我國期貨市場開始興起，發展歷程已有近20年。我國期貨市場的發展經歷了四個重要階段：

（1）理論準備與初步試驗階段（1988-

1991年）；

（2）試點發展階段（1992-1994年）；

（3）規范與調整階段（1994.5-2001年）；

（4）恢復與發展階段（2002-現在）。

我國期貨市場的發展歷程表明：我國期貨市場的成長具有顯著的超常規發展的特征。從成長的起始點看，我國期貨市場的發展與國際期貨市場演進的規律想不通，不是從農產品的交易開始的，期貨交易則是從非農產品的生產資料開始的。我國傳統經濟體制的缺陷被期貨市場的超常規發展所彌補，但同時我國期貨市場的規范發展進程中也存在潛在的隱憂。除此之外，我國期貨市場成長的又一顯著特征則是政府的推動。期貨市場由政府出面組建，有助于節約組織成本，但同時也極易助長政府的行政干預，從而使我國期貨市場出現較強的行政性特征。

現如今，期貨市場已經具備一個比較合理規范的體系。在基礎經濟法規制度的不斷建設完善下，我國的期貨市場監督力度和市場環境大為改善，商品期貨的品種和創新不斷加快，金融期貨市場正在穩步建立和加快發展，期貨市場對產業和資源的整合都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3、我國期貨市場存在的問題

3.1、交易品種不足，不能滿足市場參與者的需要

期貨品種是期貨市場生存和發展的根本資源，目前，我國期貨市場仍以工業品、農產品為主，金融期貨產品較為缺乏，其品種結構遠遠落后于國際期貨市場的發展速度。現在，我國的商品期貨品種為21種，遠少于國際期貨品種（約270種），這直接導致很多企業需要套期保值卻因國內缺乏相應的期貨品種而無法實現套保。期貨品種是期貨市場生存和發展的根本資源，只有依托于期貨市場交易，期貨市場功能的發揮才能展開。品種稀缺不僅影響實體經濟發展，也會使交易所缺乏競爭力、走向邊緣化。

3.2、期貨交易制度不夠完善，交易規模偏小

我國的期貨交易起步晚，與發達國家相比，在交易制度上存在很大缺陷。就與美國的期貨交易市場相比，我國的期貨交易時間只有工作日的日間4小時，如果遇到突發事件或國際形勢影響，其隔夜風險非常巨大，以黃金期貨為例，其隔夜跳空現象非常頻繁，讓很多投資者難以適從。

3.3、投資者隊伍有待成熟和發展

在現實經濟活動中，真正對商品期貨交易感興趣的保值者主要包括從事物質商品流通的儲存商、貿易商和從事物質商品生產的生產商、加工商。在成熟的商品期貨市場上，投資者主要是機構投資者，包括投資銀行、基金公司等，散戶投資者較少，一般散戶投資者主要通過購買投資銀行的產品或基金間接進入期貨市場。目前，中國的期貨市場及交易制度的不夠完善，使期貨市場中的投機者、機構投資者以及上游生產者參與期貨市場存在障礙，從而導致市場參與者結構單一。

3.4、市場流動性較弱，與現貨市場結合不密切

現貨市場是期貨市場的基礎，期貨市場是現貨市場的高級貿易手段。因此，期貨市場定價的效率受現貨市場發展是否完善的影響。目前，我國的期貨市場普遍缺乏現貨市場的支持。除此之外，由于信息的不透明，使得市場的參與者不得不支付更高的社會交易成本，由此降低了期貨市場這個經濟體系的運行效率，從而影響了期貨市場的有效性。

4、期貨市場的經濟功能

期貨市場作為高級的市場組織形式，具有形成價格進而優化資源配置的根本作用，故而期貨市場的基本經濟功能就在于：

4.1、價格發現：是指在期貨市場上通過高度透明、公平競爭和集中交易的方式所形成的，最接近市場的真實需要，且由于期貨市場具有公開性、預期性和連續性的特征，能夠準確反映當前和未來供求關系，指導現實經營和生產的價格水平。

4.2、風險轉移：期貨市場通過套期保值能夠有效的轉移價格風險，其實質就是期貨市場通過形成合理的風險價格，將現貨市場的價格風險在投機者和套期保值者之間進行有效轉移，就是期貨市場的風險轉移功能。

在兩大基本功能的基礎上，期貨市場可衍生出一系列具體的派生功能：微觀功能，主要包括：

4.2.1、幫助企業轉移價格風險

4.2.2、鎖定生產成本

4.2.3、保障經營收益。宏觀功能，主要包括：

（1）平穩經濟波動

（2）促進經濟增長

（3）保障國家經濟安全。

5、期貨市場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1）有利于我國保護一些稀有的資源；

（2）有利于我國在國際競爭中取得有利地位；

（3）有利于完善我國的金融體系；

（4）有利于進一步增強我國的國際競爭力。

6、如何完善期貨市場

（1）加強期貨市場的戰略定位，加快制定期貨市場發展的專項規劃 ；

（2）完善現貨市場體系，發揮期貨市場規避價格波動風險的功能 ；

（3）完善期貨法律制度和強化期貨交易制度 。

近年來，我國期貨市場進一步完善大宗商品期貨品種體系，適應國民經濟發展需要，尤其是特別要加強對能源及其他金融期貨產品的戰略研究。隨著我國期貨市場不斷加深的對外開放，期貨市場的管理更需要相關的完善法律體系的保護。因此，除了行業自律管理外，我國要根據國情，健全期貨市場法律體系，為期貨市場健康營造更加良好的法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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