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意識與法律文化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法律意識與法律文化，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政府出于修改不平等條約和促進社會近代化的雙重目的，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內，模仿法德等西方國家制定了憲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一系列法典，從而在立法上完全拋棄了以繼受而來的中國律令和日本封建武士統治習慣混合而成的傳統法律制度，建立起完全西化的法律體系。1這些從西方繼受而來的法典規模龐大，內容細密周到，吸收了當時西方法律中先進的原則規定，“使人們讀到這些法典之后，就會感到當時的日本已與最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無異”，“即使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也不得不為起草者聰明的頭腦和豐富的學識而感嘆。”2因此，有人將明治時期西洋化的法典體系稱為“與鹿鳴館3一樣，是文明開化的日本的裝飾，是后進國日本的裝飾”。4一些日本和西方學者還認為日本通過繼受西方法建立近代法律體系是法律繼受方面的成功范例，有的西方學者甚至認為日本法就是遠東的德國法。

然而，法律是在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環境中形成發展起來的一種社會規范。人們之所以可以把世界各國的法律制度分為普通法系、大陸法系、伊斯蘭法系、遠東法系等，正是由于各自的法律文化背景不同，各種法律制度在其根本部分表現出不同于其他的明顯特征。如果進一步將包括法律制度在內的社會規范視為一種文化現象，那么，以簡單借用引進的方式，急功近利地把某種法律制度移植到文化風俗完全不同的地域，則不能不承認是十分困難和非常復雜的。這里特別重要的是，長期形成的法律文化（法律觀念）深深沉淀在人們的意識深處，它的變化并不會單純地與法典的變化同步實現，即使法典繼受相對容易，不同質的法律文化的繼受則非常困難。日本自明治時期繼受西方法律后一百多年的發展情況，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從本質上來說，日本是一個東方國家，其傳統文化屬于東方文化體系，淵源主要是原始固有文化、中國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在傳統法律文化中，無論是從中國直接引進的儒、道、法家學說，還是通過中國間接繼承的佛教學說都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這些繼受而來的思想經過長期傳播，逐漸與日本的原始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既保持東方本色又帶有日本特點的傳統法律文化。一般認為這種傳統的法律文化（法律觀念）與西方國家“重視法治主義、贊美法、尊重、信任法律家和通過裁判來解決糾紛相比，具有重視德、禮的支配，對法律家不信任，通過調解來解決糾紛”5但大木本人并不贊成此種觀點。的特點。因此，對于繼受而來的西方法律制度來說，日本的傳統法律文化在內與外、公與私等方面都有質的差異，這種差異又必然導致傳統的法律文化與繼受法帶來的西方法律文化發生沖突，這種沖突有時會表現得十分激烈和明顯。事實上，早在日本繼受西洋法的初期，代表傳統法律文化的民法典實施延期派就曾以“新法典破壞倫常”為口號，用傳統的德義主義對抗西洋法中的權利中心主義，兩種觀念激烈斗爭的結果，使民法典中保留了以封建傳統為基礎的家庭法。6從明治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傳統法律觀念也一直頑固地與西方傳來的法律觀念相對抗，并成為軍國主義分子實行專制統治的理論基礎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通過對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反省，人們開始意識到盡管通過繼受，建立起外觀完全西洋化的近代法律體系，但是如果剝去外殼，里面到處又都顯露出日本所固有的東西，日本所謂的近代法并沒有發揮出其母體西洋法在西方社會所發揮出的功能。日本著名法社會學家川島武宜在戰敗投降后的第二年發表了《日本社會的家族構成》一文，提出雖然日本的家族制度由封建武士的（儒教的）家族基本原理和庶民的家族基本原理這兩種不同的原理構成，但它們都是以損害個人對自己的行動自主進行判斷、決定為主要特點。由于這種家族關系導致權威與恭順以及協同體的觀念，所以它的存在必然會導致非近代的，即非民主的社會關系，它至今仍強烈阻礙著日本社會的民主化，從而第一次將傳統法律文化對現代社會的影響問題提到重要位置。此后，川島武宜又在1967年出版的《日本人的法意識》一書中對這一觀點作出進一步發揮，他從日本的傳統法律觀念出發，認為日本人在傳統上就缺乏權利觀念，日本的傳統規范意識并非西洋的權利本位，而是義務本位，另外再加上日本語所固有的語言習慣，法律規定的內容和規范性都是不明確的，在日本傳統的法律觀念中權利義務似有似無，而且人們在主觀上并不希望將其明確化。7

日本人的這種權利義務觀念以及由此而派生出來的其他一些傳統法律觀念根深蒂固，支配著一般民眾的思想意識，因此，這就使通過繼受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近代法典建立的近代法律體系與現實的民眾生活之間出現了很大的距離。也就是說，在近現代的日本社會，雖然通過引進繼受建立起“近代化”的法律體系，但除去西洋化的通過國家權力制定的文字上的法律之外，還存在著受到“前近代”法律觀念所支配的現實生活中的社會規范，即所謂“活的法”。這種文字上的法與人們觀念中的“活的法”同時并存，形成了近現代日本法的雙層結構。尤為重要的是，除法律專家外，普通人的觀念仍受“活的法”的主宰，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所遵循的并不完全是文字上的法律，如果不了解受到傳統法律觀念影響的“活的法”，就很難對現代日本法有一個深刻理解。

二、現代日本的“前近代法律意識”

現代日本社會所存在的“活的法”，也被稱為前近代的法律意識的表現。繼川島武宜之后，許多日本學者及西方的一些學者都對這一問題作過專門探討，雖然每個學者的觀點未必一致，但現代日本在徹底繼受西方法律之后仍然存在著與西方法律觀念完全不同的法律觀念這一點是不容懷疑的。這種傳統的法律意識在許多方面都表現得非常明顯，這里暫且不對所謂的前近代法律意識作出任何價值評判，僅將其主要內容歸納如下。

（一）權利觀

歐洲自文藝復興以后，人們逐漸注意到個人的存在，以往完全淹沒于團體之中的個人開始意識到其無論對國家還是對其他個人來說都是自由、自主、平等、獨立的人格者。國家和社會的各種制度也開始轉向注重個人，從各方面解除對個人的束縛，并以個人為中心來考慮各方面的事物。特別是18世紀末法國的《人權宣言》提出個人的財產所有權神圣不可侵犯以及罪刑法定主義等原則后，其影響遍及歐美各國，尊重個人的生命、身體、名譽及財產成為法律的根本出發點。

而日本的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顯著不同。在傳統上，日本人處理個體與群體的關系時主要強調群體，強調個人對群體的歸屬。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日本的傳統文化首先把人作為更廣闊體系中的一個局部來認識，把人看成是群體中的一個人而不是單獨的個體。群體是現實存在，也是連接過去和未來的綿長鏈條在現在這一點上的表現形態，而個體只是這根鏈條上的一個環節。因此，群體具有崇高意義，是高于個體的存在，而個體只是群體中一個很小的元素，必須屬于群體。第二，日本傳統文化還強調體系，重視體系中的縱向關系，講究體系中的“秩序”和“序列”。認為體系中的縱向關系是促使體系保持穩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個體只能在群體中占有相應的位置，與群體中的其他個體結成序列關系，上下尊卑，歷歷分明。尤其是日本文化接受儒家學說的影響，特別強調“名分”，更加突出了個體縱式序列關系的重要意義，以此作為保持群體和諧統一的重要原則。8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個人的存在必須依賴于群體，個人的行為必須符合群體的要求。日本傳統文化的這種特點自然要表現在傳統法律文化上。明治維新前的法律制度在傳統文化的影響下，表現出濃厚的團體主義色彩，村、部落以及家族等團體浮現在法律制度的表面，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并非考慮的中心。由于這種法律文化在縱向上信奉權威，采取恭順的態度，在橫向關系上采取友好親密的協同體關系，結果是個人淹沒于集團之中，不能成為西洋法中獨立自由的主體。因此，明治維新前的日本語中甚至沒有權利一詞，德川幕府時代末期的蘭學家們在翻譯相當于今天的權利一詞的荷蘭語“regt”時，就曾為找不到合適的日本語而絞盡腦汁。

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在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世界史上少見的急劇變化，通過兩次繼受建立起來的近代法體系中也吸收了西方法律中的權利義務原則。但是，由于西方法律中的權利義務原則與上述日本傳統法律文化中的權威、恭順、協同體的關系相矛盾，而傳統的法律觀念又一直在支配著日本人的法律行為，因此，日本人在社會生活中處理權利義務關系時，首先考慮的是傳統的行為規范，所遵循的并非作為法律繼受對象的西方法律中的原則。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普通民眾身上，在立法上也不無痕跡。

川島武宜曾就道路交通規則對日美兩國的權利觀念作過生動的對比，結論是與美國人相比，現代生活中的日本人仍然缺乏權利觀念，注重義務觀念。例如，在美國的道路上經常可以看到寫有“Yield Right of Way”或“Yield”等字樣的交通標志，意為給有優先通行權的車輛讓路。即在由支線開往干線的車輛與干線上行駛的車輛相遇時，干線上的車輛對支線上的車輛來說，有優先通行的權利，車輛之間存在權利關系。而日本則不存在這種權利觀念。日本的交通道路法規在規定車輛間的優先順序時則規定“不得妨礙該車輛的行進”。9這里涉及的問題是相同的，目的也是同樣的，但不同的是美日兩國在處理相同的問題時，一個首先考慮的是權利，即法律的出發點是保障權利的實現；而另一個首先考慮的則是義務，法律的出發點在于強制承擔義務。這種文字上的差異不僅表現在形式上，而且反映出日本人沒有從權利出發考慮問題的習慣。如果說前者是權利本位，后者就是義務本位。這種傾向反映在立法上的同時，也體現在法院的審判實踐中。如果在從支線開出的車輛雖然看到干線上開來的車輛卻仍然開上干線，結果發生碰撞事故時，法院仍會認定干線上的車輛因沒有減速作好隨時停車的準備而有過失。

另外，在處理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系上日本人缺乏權利意識的情況也表現得非常明顯。例如在債務到期時，債權人一般不會依照法律毫不留情地要求債務人償還所有借貸的財物，債務人也不急于歸還借貸的財物。因為在債權人看來不留情面地要求債務人償還債務違背義理人情，將會受到社會上的責難，而債務人也理所當然地認為債權人不會也不應該急于強迫自己歸還。無論是債權人、債務人，還是第三者，此時首先考慮的都不是法律規定中的權利義務關系，而是深深扎根在頭腦中的傳統的觀念。

（二）契約觀

遵守契約是人類社會普遍適用的規范。在歐美國家，社會契約論得到廣泛承認，把契約作為聯系近代社會所有社會關系的最基本的形式。這種契約觀認為自由的權利主體相互之間合意成立時，該合意在契約當事人之間具有與法律相同的約束力，并且對違約者還要進行法律上的懲罰。日本在繼受西方法律的同時也繼受了作為歐洲契約法中心的“遵守合意原則”，在繼受時也未曾受到家族法所遭受到的那種日本傳統文化的激烈反對。10從日本繼受而來的法律制度本身來看，有關契約的規定非常詳細，而且理論細密，與西方國家的契約法相比，沒有任何區別。從日本繼受西方法的時候起，法學著作在論述契約時也都以西方的契約觀作為理論基礎。而另一方面，幾乎所有的法學家在談到契約時又都感到日本的契約制度與歐美的契約制度在社會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不一致。11與西方人重視契約，將契約作為一個普遍適用的規范相比，日本人對自己簽訂的契約極不關心，從契約成立之初就采取甚為曖昧的態度，既沒有明確的意識又不太考慮契約將會給自己帶來什么樣的后果。總的來看，日本人對待契約的態度仍然受到傳統文化中“以人類自然的情愛或慈愛的感情（人情）為基礎而形成的行為規范”，12即所謂的義理人情13所支配。這種義理人情對日本人的影響十分巨大，“即使在今天，不知道或很少使用義理一詞的年輕人，也不能擺脫義理觀念的影響。他們的行為似乎與上一代非常不同，但在根本上，所有日本人的行為仍然受著義理理念的影響。”14這種日本傳統文化中的義理人情與西方近代契約所要求的權利義務明確化背道而馳，因此，根據義理人情形成的日本人的契約觀與西方國家的契約觀之間不能不產生巨大的差異，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待契約的態度

從日本的傳統觀念出發，日本人認為契約與其說是嚴格的權利義務關系，不如說是個人之間友好的基于信義的依賴關系。當事人之間不是對立關系而是協作關系。因此，建立協作體式的人際關系比討論推敲契約的文字條款更為重要。他們通常把談判契約的時間和精力放到建立親密的人際關系上，如招待對方吃飯，請打高爾夫球等。

（2）對待契約的內容

歐美人希望預防未來可能發生的風險，而日本人則認為未來本來就是不明確的，人們不可能會預見到將來所要發生的一切。因此，為不可預見的將來作準備不是明智之舉，他們希望契約是柔性的，以便可以適應新的情況。

為了預防發生糾紛，歐美人的觀點是契約中不能使用可能帶來解釋問題的不明確的文字，必須注意契約不留缺欠；而日本人則認為詳細制作契約書，明確規定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是不信任對方的表現。他們認為當事人之間一旦建立起友好關系就會很少發生糾紛，即使發生糾紛也會通過雙方之間的協作信義精神得到圓滿解決。因此，日本人的契約書在末尾經常可以發現一項善意條款或圓滿解決條款。如“如果簽約雙方就本契約的權利義務發生爭議，簽約雙方必須善意地共同討論爭議的問題”，或“如果發生糾紛，契約當事人要根據信義和誠實的精神真誠對話，以實現公平合理的解決。”15

（3）對待契約的形式

由于日本人重視信義而不重視契約的文字條款，所以日本人將寫就的契約書只作為樣本或例示來對待。與喜歡在契約書中寫上許多長條條款的歐美人相比，日本人的契約書一般都很簡短，僅包含極少的條款。

（4）對待契約的履行效果

日本人不僅喜歡對自己的義務作柔軟的適用，而且對對方也是如此。如果一旦發生糾紛，雙方當事人總是盡最大努力使糾紛得以在嚴格適用國家法律的法院之外去解決，一方當事人很少起訴另一方當事人，除非他決心徹底斷絕與對方的社會關系。16

顯然，日本人的這種契約觀與日本近代法中所規定的契約原則差異甚大，由于這種契約觀決定了日本人對待契約的態度，致使一些日本企業在剛開始對外貿易時曾因對契約的忽視而蒙受巨大損失。即使在今天，日本人雖然注意了國際契約的文字條款，但對國內契約的態度依然如故。一些公司企業的法律事務部門經常與營業（經營）部門因契約問題發生爭吵，法律工作者們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制作的契約總會受到營業（經營）部門的指責，營業（經營）部門認為法律工作者不了解經營實務，他們起草的契約將使客戶感到反感，破壞雙方的信任關系，而最后總是營業（經營）部門的意見得到決策者的支持和認可。17

（三）法律觀

一般認為與西方國家將法律看做公平與正義的象征不同，遠東國家的傳統法律觀念把法視為陶冶“蠻民”的工具，一提到法總是會聯想到監獄，聯想到嚴酷，認為普通民眾不應與之發生任何聯系。日本自從八世紀繼受中國“出禮入刑”的法律觀念以后，這種傳統的法律觀念一直深深地影響著日本人，他們對法律抱有一種反感，輕視法律的作用。明治時期的著名人物幸德秋水就曾直言不諱地指出，“我們根本不喜歡法律，我們希望有朝一日法律都成為毫無必要”，18形象、坦率地表明了日本人對待法律的態度。

這種對待法律的態度，使日本人認為上法庭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另外再加上日本人性格中不喜歡黑白分明的因素以及頭腦中義理人情觀念的作用，在日本人的觀念中就形成了在發生糾紛的場合，如果提起訴訟，將糾紛提交法院解決，這將是向對方當事人的公開挑釁，將嚴重破壞當事人之間友好的關系或“協同體”關系的觀念。因此，在西方國家理所當然應該提出訴訟的場合，日本人也會盡量避免提出訴訟，因為如提出訴訟就會被認為“喜歡打杖”，是“怪人”或“訴訟狂”等，從而失去人們的好感。川島武宜50年代末期在東京京都農村調查時就曾遇到一戶人家，村中人都不愿意與之交往，誰家的女兒都不嫁給該戶，其原因僅僅在于該戶的先輩曾因土地邊界問題提出過民事訴訟。

輕視法律的作用在環境訴訟的問題上表現得也非常明顯。例如日本著名的水俁病案件盡管影響很大，受害人較多，但人們在解決這個問題時首先考慮的并不是法律，而是希望通過有權威的第三者來調解。這個第三者以往是傳統區域內的德高望重者，現代則發展為作為行政首長的市長、縣知事或國務大臣。當然，當這種調解不能滿足當事人的要求時，最后也會把問題拿到法院去解決。但這一解決問題的思路已充分表現出日本人重視權威與恭順，輕視和厭惡法律的傾向。另外，即使是通過法院分明黑白后，案件的處理也并未結束。法院判決后雙方當事人還要進行直接交涉，按日本式的方式最終解決問題。如公害訴訟判決后，必然要進行直接交涉，使有責任的一方拿出判決以上數額的錢款，設立基金，改造土壤等，以滿足義理人情的要求。這說明經審判確定“黑白”后，權利義務并沒有完全確立，法律并沒有最終解決問題。

輕視法律作用的傾向在整個訴訟案件的數量和律師的數量上也可以得到間接證明。根據田中英夫70年代的調查，1972年日本民事訴訟案件約為37萬件，如果按人口比例比較，英國是日本的14倍，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是1452倍，馬薩諸塞州是20倍，新澤西州是11倍。1973年日本的律師為9921名，從律師和人口的比例來看，日本每10865人有1名律師，而美國為587人（1970年），英國為1738人（1971），西德為2697人（1970），法國為6037人。19從這里可以看出法律和法律工作者在各自社會中所起的作用的不同，也間接反映出各自社會中人們對待法律態度的差異。有的學者認為單純從訴訟件數或律師數量上比較說明不了問題，因為在日本除了通過審判解決的糾紛外，還有許多糾紛是通過其他方法解決的。20但筆者認為日本與西方國家在訴訟件數和律師人數上的差異至少表明了日本人寧愿以其他方法，而不愿通過法院判決的方式來解決糾紛的觀念，在這一點上正表現出日本人與西方人在對待法律態度上的不同。

篇2

關鍵詞:希臘遺產保護;法律與實踐;尊重;嚴謹;展示

Abstract: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laws like the 38 Provisions on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promulgated and enacted by Greece in 2002, together with the brilliant Greek cultur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to and comparison of the Acropolis of Athens protection, the new Acropolis and the national archeology museum and through reference analysis,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realistic meaning of respecting cultural context, enforcing laws strictly, making preferential policies, educational demonstration and so on.

Key words: Greek heritage protection;law and practice;respect;preciseness;demonstration

中圖分類號:C9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09)10-39(5)

作者簡介:方竟成中國城科會常務理事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金華市文物局局長

希臘的神話、建筑物、雕像、山門、帕提農和船塢,構成了作為西方文明發源地歷史和文化的燦爛。希臘現有國家記錄在冊的遺址及建筑40萬處,世界文化遺產16處。恩格斯曾有名言:“希臘建筑如燦爛的、陽光照耀的白晝”。對希臘現存文物古跡的考察,關聯到希臘現行文物古跡保護、政策、法律以及市民認同性的理解與思考,可以從希臘燦爛的文化深處,感觸到他們對文化遺產尊重、嚴謹、展示和活態方面的一些理性和規律,從中得到啟示。

一、尊重與慎重

1933年8月,在希臘雅典會議上制定的《雅典》,是近現代第一份關于城市規劃的綱領性文件,提出城市要與周圍影響地區成為一個整體來研究的規劃理念。同時,也是第一次單列“有歷史價值的建筑和地區”章節,明確“有歷史價值的古建筑均應妥為保存,不可加以破壞”,“代表某一時期的建筑物,可引起普遍興趣,可以教育人民”。

1934―1935年,雅典政府曾邀請德國著名土木工程師編制了都市計劃,規范城市居住、工作、娛樂和交通四大功能,建立理性與秩序,不幸被戰爭中斷和破壞。二戰之后,尤其是1970年之后,希臘政府依據國際三大一個公約和本國的文物保護法律,不遺余力地保護歷史城市、歷史地段和歷史建筑,取得了顯著成效。

距今2800多年歷史,建于海拔156.2米高的石灰巖絕壁之上的雅典衛城,以其最高點的世界文化遺產帕提農神廟而著稱于世。至今雅典衛城東南西北四個方向,仍然保持了它至高無上的建筑地位,仍然需要對它仰望。這得益于雅典在城市建設中一以貫之的建筑高度控制,當然初衷是更多地考慮其防震功能,但是,客觀上起到了十分突出衛城文化遺產的最好效果。其次,衛城四周街巷基本保持了原有擁向衛城梯度漸高的地勢,從而達到了簇擁衛城的地理形態。第三,衛城四周建筑在風格、色彩、體量上,均保持了雅典本地特色。貼近衛城的街道采用步行方式,禁止一般車輛通行,供游客游覽使用的僅有一種無軌電動小火車,充滿了童趣。這一切是希臘人尊重文化遺產最重要的范例。

1970年之后,希臘官方組織了由多位專家組成的古跡保護審核會,凡屬古跡保護、古物鑒定的重大項目與事項,均需要由該審核會審議并通過。

2009年6月20日,正式開館的新衛城博物館,選址在衛城山丘南側,距世界文化遺產帕提農神廟(Parthenon)的直線距離僅280米。這是一個非常大膽和創新的選址,不僅要與1874年建成的舊衛城博物館協調,而且要面對現有的考古遺跡以及隨時可能會發現的遺跡,又不可忽視雅典的現代性、可能蜂擁而至的游客和博物館的特色。

希臘人對此持慎之又慎的態度。建與不建,建在何處,風格規模,規劃設計等,從1976年開始,先后歷經了30年。1989年,曾有意大利、羅馬的兩位建筑師通過競賽獲設計權,但動工開挖后發現敏感的古跡可能損傷,為此,在1999年宣告終止計劃。2001年,紐約建筑師Bernard Tschomi與希臘當地建筑師合作,以最底層“懸掛”在遺跡之上,并以強化玻璃“隔與不隔”,人們從上經過,可見腳下的古衛城遺存為創造性思路贏得了設計權。希臘政府于2003年定案。后來由于涉及25幢民居拆遷,戶主狀告到法院。法院最終判決后,2006年才正式動工。總投資13億歐元,總面積是老館10倍之多,約達2.5萬平方米,展廳1.4萬平方米,展出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希臘出土的文物,尤其是衛城出土的大理石雕像精華4000余件。新衛城博物館成為和諧雅典與世界、歷史與現代、保護與展示的亮點。

二、嚴格與嚴謹

希臘歷代重視文物保護立法。1821年獨立之后,國王曾邀請德國人前來成立古跡保護機構,編制古跡保護法律。1899年,希臘制定文物古跡所有權法律,確認希臘所管轄的土地、水下,挖掘所發現的古物,百分之百屬于國家,不屬于個人。1975年,立法通過《建筑文化遺產保護法》,規定在重要古跡附近的建筑物,雖然名義上是私人的,但實質上屬于社會,可用不能賣。嚴禁私下買賣,只能賣給國家。翻修方案須經文化遺產管理機構批準。

2002年,希臘頒布《文物法律38條》,這是一個全面規范希臘公民和相關部門文物保護行為的法律,希臘現行的文物保護管理,均以此法律為準繩。其中以1838年為鮮明界線,之前的所有古跡、雕塑、陶器、青銅器以及手稿、圖片、古籍、技藝等均屬于國家財產。屬于祖傳的,名義上可以屬于私人,但需向文化遺產部門申報登記,屬于新出土、出水的,必須立即報告文化遺產管理部門,隱匿不報,甚至私下買賣要受到嚴厲制裁,與盜竊博物館文物同罪,可判10年刑期。若將1838年之前文物私自出關,將與私運同罪。1838年之后的文物及資料,除與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歷史人物相關之外,如作家、畫家、音樂家的手稿等,法律則允許私人擁有和收藏,并允許在經文化遺產管理核準的古董店流通。

希臘社會和公民法律意識很強,嚴肅主動執法氛圍良好。雅典、哈尼亞等城市古玩古董商店,并不像國內形成古玩城及古玩一條街,而是不規則散落在精品商業街之中,不起眼不張揚,所出售的古玩古董,可以說均在1838年之后,偶爾發現的少數中國瓷器、景泰藍及漆器,均為同治之后制作。2005年,曾有一名加拿大學生在衛城游覽拍照時揀起了一塊遺址石頭,被警察現場拘留,經多方斡旋才最終獲釋。這是轟動世界的希臘嚴格保護文物的事例。

希臘《文物法律38條》對文物修復也作了嚴格規定,提出了防止修復性破壞的深刻理念。一是對古跡和雕塑要保護,不能再受損害。二是如何找到最早的資料。三是要最精確恢復到原狀,不能由工作人員的修復把原來的東西破壞掉。如果修補者將文物修補歪曲了原狀,修補者負有刑事責任并負責賠償。

為此,希臘古物工作者對古物的修復極為嚴謹審慎,所見的衛城帕提農神殿和科諾索斯王宮修復工程,已進行多年。從論證到設計,從用材到施工,絲毫沒有趕時間的感覺,基本也不封閉施工,游人照樣可以在附近游覽。國家考古博物館對修復文物設專門處室,曾對1.4萬件古物進行整理修復,每件古物修復前都要先畫設計圖。希臘文物修復另一深刻印象是修復與被修復主體之間,可識別性十分鮮明,不進行任何的人為做舊。所見麥錫尼古城內疑為殺死出征十年國王丈夫阿加門斯的妖后克呂泰?涅斯特拉之墓的墓壁修復,采用不加修飾的磚石與水泥,與原石產生了強烈對比,體現一種完全的真實。對德爾斐阿波羅神殿的公元前490年巨大雕像修復,修與不修取舍極為嚴謹,主要是對基礎部分進行鑲補,以確保多立克柱聳立起來,而對多立克柱身和柱頭的歷史滄桑,保持了一種殘缺美。對基礎部分大理石臺階,盡量使用原件,不得不修補部分做工極為精細,用材十分考究,但新老大理石色澤分辨一目了然。

三、優先與執著

希臘文化遺產保護實行一擴三優的政策。

一擴:將文化遺產概念擴大到包括所有存于希臘的物品,包括不可移動的古跡和遺址、可移動文物、非物質遺產(口頭傳統、神話、音樂、舞蹈、技巧和實踐);保護的概念擴大到包括物質保存和保護、鑒定、研究、存檔,以及文化遺產的社會學、美學研究和教育方面。總之用更加綜合的視角來看待文化遺產,物質文化遺產從傳統的古跡和考古遺址,延伸至較近代的建筑遺產。

三優先的政策,對我國現階段文化遺產保護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1.希臘政府文化遺產管理部門對古籍、考古和歷史建筑保護管理職能優先,具有干預的特權。外交部、建筑部、發展部、內政部、宗教事務部、都市設計部、教育部、新聞和大眾媒體部等各司其職,共同配合。文化遺產管理機構實行垂直設置,最高設在文化部,每個城市直至縣、鎮,都有相關單設機構或科室,還有國家文化遺產管理部門派出的專員。

對待在建設工程中發現古跡的處置,必須先聽取文化遺產管理部門的意見。2001年,雅典修建穿越市中心的地鐵,在憲法廣場到莫西納特斯基站幾公里地段,發現古跡,經專家論證確認其重要性。之后改變機械施工為人工挖掘,結果投資劇增,工程因此推遲幾年,直到2004年雅典奧運會之前才竣工通行。

希臘的港灣和古鎮,如雅典愛琴海從市區至海神廟的連綿幾十公里的沙灘,比雷埃夫斯基港灣,羅得島古城港口,德爾裴古鎮,古奧林匹克小鎮、懸城麥泰奧拉包括建于14世紀、海拔613米懸崖絕壁之上的大麥泰奧拉修道院等6座修道院,均保持著大自然大文化大遺產的大原狀和大風貌,珍稀之至。這與希臘長期以來實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職能優先是分不開的。

2.文化遺產保護經費一向在財政預算中處于優先。著力保護、保存希臘歷史上有形或無形的文化遺產,和所有在希臘境內曾經或正在蓬勃發展的文化團體和傳統。文化遺產一向能獲得很高的撥款,并一直在尋找新的保護思路。財政部每年預算安排一大筆專款,用于文化遺產管理部門支付古跡保護和重大項目涉及的民居拆遷賠償。

新衛城博物館、國家考古博物館、貝納基博物館、馬其頓當代藝術中心等公共博物館和藝術館,保護古物及運行經費,除中央政府撥款保證之外,一些非營利基金會作為補充。

3.大力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尤其重視歐盟其他成員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舉足輕重作用的文化交流。其中,希臘文化月和在國際著名博物館舉辦的考古展覽優先。

希臘政府多年來致力于追討流失在外的古希臘文物,也予世人深刻警示。新衛城博物館最頂層是四面玻璃的透明天井式的展廳。匠心在于將此層旋轉23度角與帕提農神廟平行,在展出的神廟中楣、間壁、雕塑、戰馬大理石雕刻之中,刻意留出了一幅幅空缺。1801年,英國埃爾金勛爵曾野蠻砍下一些帕提農神廟眾神雕塑,盜運至倫敦,現收藏于大英帝國博物館。博物館的專家神態嚴肅,告示這是那些雕塑應有的位置。已故希臘文化部長梅利那?邁爾庫里,1982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上公開要求英國歸還。現任總理曾于2008年3月29日再次催促英國歸還。希臘政府和民間正在繼續執著追討。

四、教育與展示

對遺產的尊重、連續和傳承,是希臘作為西方文明起源之地的最重要方面和特征。希臘人從小看著帕提農神殿長大,學歷史、教歷史、續歷史的意識很強。《雅典》明確提出文物古跡具有教育功能。社會各個層面重視文物古跡的宣傳教育,將希臘文化遺產編入教科書,使青少年從小認識和理解希臘燦爛文化和悠久歷史,認識和理解傳承文明對人類的重大意義。

在城鎮中心廣場、國際機場、地鐵站、名人紀念館、大街轉彎處、大學入口處,到處可見神態恬靜、生動的名人大理石雕像或建設中出土的文物,給人以歷史、文化和個性,一種活生生的熏陶和教育。僅雅典就有3個地鐵站將建設中出土的陶器等文物,嵌入進口處大理石墻,作為永久展示。筆者下榻于衛城南面的一家賓館,地下一層自助餐廳周邊發現衛城下城二處遺存,即予原狀保護,加以玻璃屏墻展示,并設立希文說明牌,成為賓館一景和特色。

希臘《文物法律38條》明確規定,古物屬于所有市民共有。新發現的古跡、古物,要事事通過電視、報紙報道、宣傳,相關部門不得隱瞞信息。從中可見希臘政府和社會,對文物宣傳的力度。

希臘擁有眾多博物館,一般與古跡相輔相成,成為古跡展示的一個重要部分。所見新衛城、國家考古、邁錫尼、奧林匹亞、拜占庭、雅典、伊拉克里翁、圣托里尼紅酒等博物館均具有自己的個性與特征。

1.不張揚、不表面。最高的新衛城博物館也只有三層,努力將其融入古跡氛圍,而不是喧賓奪主。博物館幾乎找不到館名,入口處也十分樸素。

2.形式從屬內容。希臘各博物館給人的最深印象是文物多、分量重,有來不及看的感覺。一進入新衛城博物館是上坡狀的前廳,兩邊高大的展柜盡是各式各樣出土的陶器。在展陳形式上,基本還是傳統的展柜、燈光加說明,但緊緊圍繞著“怎樣擺出來效果最有利表達古物歷史”的主題。

3.人性化服務,力爭更多的人走進博物館。奧林匹亞博物館入口處是一個覆蓋綠色藤蔓木架結構通道,售票處一側是一個精致大方的各種紀念品商店和一個富有特色的餐廳。新衛城博物館在一層、二層均有一個約一百平方米的各類圖書、大小紀念品商店。圣托里尼紅酒博物館,是1660―1950年作為釀造紅酒的一處工業遺產,在廠房東面改成的一個個動漫式的多個場景中,工人、老板、掌柜,葡萄榨機、電燈、桌椅、釀制等栩栩如生,配有希、英、中文解說。其出口處是一個現代氣息很濃的商場,安排了幾排酒吧桌椅,免費提供三種經典紅酒品嘗。最后一種是售價21歐元的甜紅酒,其味醇正甘洌,特別受歡迎,游客品嘗后購買的很多。國家考古博物館則專門設有教育培訓處,負責導游講解、圖書資料、攝影服務、盲人幫扶、咖啡休閑廳管理,每年平均接待觀眾50萬,同時組織針對中小學生的教育個性化展示講解活動。

五、活態與自覺

希臘對文化遺產嚴格保護,倡導一種民族和市民的自覺,不僅僅是對物質層面的舊城、街區、建筑和文物的守護,而且是對原生態的傳承和復原,對原生活方式的傳承和繼續。這樣使希臘多元多樣的文化在現代化節奏中得以保存。

千方百計使文化遺產處于活態,是希臘文化遺產現行做法的一大特色,鼓勵私人舉辦博物館,政府予以資助。鼓勵私人將文物主動捐贈給博物館。國家考古博物館為褒獎自覺捐贈埃及文物的著名收藏家,設專廳展出,既凸現傳統亮點,又使這些文物處于活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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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族文化;創意;機理;模式

中圖分類號:F592.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31-0189-02

一、文化創意旅游產業發展的機理分析

文化創意產業與傳統旅游產業的互動導致了兩大產業的融合,融合的機理是:通過對各自產業價值鏈上的價值活動進行細分,識別出價值活動的優劣勢,借助原創者的智慧和新的技術手段,以產業之間價值鏈滲透或延伸的方式,進入彼此的傳統產業活動領域,再結合其內部價值活動對兩大產業價值活動進行優化重組、整合及創新,最終優化整合而成涵蓋有兩大產業核心價值活動的新價值鏈,實現兩大產業的融合化發展。“文化”和“創意”是創意產業的核心要素,決定著創意產業的發展。因此,文化創意產業促進傳統旅游產業發展(結構升級與可持續發展),本質上是文化和創意對旅游產業價值鏈的滲透、輻射和延伸,促使旅游產業價值鏈增值和增殖,其機理如下:

①豐富資源種類;改善資源組合;優化旅游品牌基礎。②旅游產品層次化、系列化、高品位化。③加快要素流動;拓展客源市場。④增強旅游時尚;擴大游、購、娛的消費比重。⑤改善旅游消費模式;提高消費技能。⑥激發文化認同與民族文化自信。⑦增加客流量。⑧完善區域功能。

二、民族文化創意旅游產業發展模式

現代產業發展模式的本質是結構主導型的發展,即以產業結構變動為核心的發展。文化創意旅游產業的發展模式是:用創意挖掘旅游資源,以資源開發促使產業結構升級;用創意創造旅游產品,以產品創新促使產業結構升級;用創意強化旅游營銷,以市場拓展促使產業結構升級;用創意引領旅游消費,以消費促使產業結構升級,在這種新型的發展模式下,生態、經濟、文化和社會得到可持續發展。

裂變效應:旅游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實現產業可持續發展。

文化創意旅游產業發展模式圖

(一)用創意挖掘旅游資源――優化資源組合,重塑產業品牌基礎

旅游產業是一種資源依托型的產業,盡管出現了網絡旅游、虛擬空間旅游等新型的旅游形式,但它們仍是建立在或實或虛的旅游“資源”基礎之上。

1.用創意挖掘民族文化旅游資源,既包括對遺失于現實生活,但“存活”于典籍的具有旅游開發價值的民族文化資源的搶救、整理、呈現,也包括對已經開發利用的民族文化資源做更深層文化價值的探索和研究。“挖掘”意味著民族文化的存真性,要在挖掘整理的基礎上突出民族味、親切度,篩選出核心文化價值,圍繞核心價值開發出層次性、系列化和高品位的文化旅游產品,重塑民族文化旅游產品和產業品牌形象。

2.用創意挖掘民族文化旅游資源,要針對民族文化的三個層次:物態文化、行為文化、心意文化,采取“大同小異”的挖掘開發方式。所謂“大同”是指對文化旅游資源的挖掘和開發要體現一個共同的主題,“小異”是指不同層次的民族文化,其表現形式要多樣化。對物態文化,要側重于借助可視文化載體“全方位”的“展示”;對行為文化,要側重于其互動性價值的充分發揮,要精心選擇與旅游者的互動方式;對心意文化,要強調 “氛圍”的營造,側重于旅游者心境體驗的滿足。

3.用創意挖掘民族文化旅游資源,還包括對文化旅游資源的集成與創造性整合,達到優化旅游資源組合的目的。比如通過提取“優生單元”的集成方式來優化資源組合。

(二)用創意創造旅游產品――促使產業增值,增強核心競爭力

1.用創意創造民族文化旅游產品,要選準切入點,突出產品的層次性。如對民俗風情旅游資源可從多個切人點進行創意規劃和開發:觀覽、參與體驗、知識教化等。

2.用創意創造民族文化旅游產品,要提煉主題,突出產品的系列性。旅游體驗主題是對旅游產品及其相關因素進行組合所形成的內在的、統一的基調,既是旅游地核心理念的體現,也是旅游個性化的依托。旅游產品的主題越鮮明,就越有利于創意主體分層次、多視角地進行展示和設計,通過強化、充實、剪裁、協調、烘托等創意手法,使其內涵得到充分發揮,為旅游者創造出層次豐富而深刻的旅游體驗。

3.用創意創造民族文化旅游產品,要豐富文化內涵,突出產品的高品位性。旅游產品品位的高低與旅游產品中的文化含量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創意將大量的符號與象征元素(如品牌等)運用在產品的生產與消費過程中,讓產品成為文化意義的承載者。用創意創造旅游產品應體現出異地和異時的文化風格,獨立的文化主題,突出旅游產品和旅游場景或旅游環境的文化性;要凸顯創意旅游產品對文化旅游需求的多元“文化格次”的關懷與滿足。

(三)用創意強化旅游營銷――增加產品渠道,拓展客源市場

1.構筑產品競爭優勢,用體驗的思維創造旅游產品。“最好的廣告是滿意的顧客,最好的營銷是旅游者的口碑”,旅游者的口碑來自于對旅游產品的體驗。旅游體驗不是自發的,而是由體驗環境(即旅游產品)誘發的,因此,體驗營銷需要旅游企業從旅游產品與服務的生產者轉變成為體驗的策劃者,要將旅游者感覺、感受、甚至思維等訴求于旅游產品的創造,構筑競爭優勢。

2.選準旅游營銷的載體和突破口,用發散的思維進行營銷組合。旅游產業的綜合性決定了旅游營銷手法的廣泛性,要選準旅游營銷的突破口和載體,就必須運用發散性的思維,將所有有助于旅游營銷的要素都納入旅游營銷的范圍。此外,旅游產業具有交叉活性,在旅游產業與社會、經濟、文化與自然等各方面的交叉點上,不斷碰撞出靈感,形成新的營銷創意,為旅游營銷找到新的載體和突破口。

3.建立目標市場顧客的品牌忠誠,用彈性的思維運用營銷策略。旅游市場需求與競爭態勢變幻莫測,決定了旅游營銷是建立在營銷原理基礎之上的彈性營銷。針對不同的客源市場、不同的旅游人群、不同的產品體系,在營銷主題、營銷內容、營銷形式、營銷渠道等方面,運用不同的營銷策略。

(四)用創意引領旅游消費――升級消費結構,增強旅游時尚

商品的市場價值可分解為使用價值和觀念價值兩部分。前者由科技創造而成,是商品的物質基礎,后者因文化滲透而生,蘊涵的是文化的觀念。隨著商品日益豐富并趨向同質化,人們對商品或服務中所包含的一些無形附加物,如品位、感受、感覺、情趣、意味等更易產生“共鳴”與認同并大力追求。

一方面,創意旅游可以提高旅游產品消費中文化的含量,有助于推動消費方式的轉變和消費結構的升級;另一方面,旅游消費具有分層的特點,創意旅游模式要通過激發旅游者的潛在消費欲望,提升消費層次,拓展消費空間,此外,創意旅游還有利于培育旅游產業新的經濟增長點,增強旅游時尚,突破傳統旅游產品的靜態和單調,吸引旅游者消費欲望,實現對旅游消費的引領,擴大消費需求,這對吸引投資,實現消費需求與旅游經濟發展之間的良性循環起著重要的作用,有助于進一步促進旅游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實現旅游經濟的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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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文化旅游是游客在進行旅游活動時，為進一步滿足高層次的精神和文化需求，通過游覽、參與等形式，以鑒賞、體驗和感受旅游目的地的文化現象，最終實現對旅游目的地的文化特點有所了解，使自身文化修養得到提高，實現精神需求得到滿足等目的的一種旅游活動。

工業遺產特別是針對現代工業歷史建筑與景觀的再利用研究已經成為城市歷史文化保護與文化旅游的重要內容之一，一些以文創、博物館、休閑旅游開發為主題的工業遺產保護與再利用的成功實踐案例也相繼出現，典型案列如北京798、陜西大華1935等。

一、“東郊記憶”文化旅游發展現狀

（一）“東郊記憶”形成歷程

成都“東郊記憶”，是工業遺存保護和文化旅游產業相結合的新型旅游景區和現代文化產業新型園區，它的前身市作為成都重要的近現代工業遺址的紅光電子管廠，是成都東郊工業區唯一保留完整的老工業廠區，曾創造過“北有首鋼，南有紅光”的美譽。本世紀初，走過半個世紀風風雨雨的東郊老廠區，隨著成都市政府“東調”政策的實施，終于退出了歷史舞臺。

（二）“東郊記憶”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對于已有超過100家企業入駐、年產值近億元、國內最大的數字音樂企業集聚園區來說，成都“東郊記憶”正在經歷在從音樂產業聚集園向音樂、美術、戲劇、攝影等多文化形態的轉型過程。但是，這樣的一次轉身對“東郊記憶”來說卻難言“華麗”。

1、園區客源定位不準

本文認為，東郊記憶之所以人氣不高，與其主要客源定位不準確有關。上年紀的人對紅光廠那段歲月的記憶比較深刻，因此他們對舊廠房、舊機床這些景觀會產生共鳴，但園區對這些體現舊工業靈魂的東西挖掘得不夠。相反，年輕人多半沒有懷舊情結，可能更喜歡園區里與音樂與文化結合的時尚元素，但他們在園區里又沒有這種鮮明感覺。中老年人與年輕人這兩類群體，幾乎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尷尬”。所以，現階段“東郊記憶”的業態類型使得滿足這兩類人群的需求比較困難。久而久之，客流必然會越來越少。

2、業態調整尚需時間

“東郊記憶”全園全年推出的各類文化展演活動超過800場；在資金保障方面，項目總投資 50 億元以上，是具吸引力和具增長潛力的投資區域；在教育、咨詢與技術保障方面，成都東郊記憶毗鄰四川音樂學院、四川師范大學影視學院等藝術類高校，擁有高層次的人才保障。但是，團隊的選擇、對市場的分析和專業的投資運營等關鍵因素，對產業園的孵化功能尤為重要。然而，對于略顯稚嫩的東郊記憶來說，短期內補足這些“短板”尚有一定難度。

3、游客滿意有待提高

據成都理工大學的調查顯示，東郊記憶的游客多為學生、企業職工和事業單位人員。他們對于園區的文化創意核心、文化創意景觀的滿意度較低，期望值明顯高于實際感受。這也意味著，目前“東郊記憶”運營方在提高游客實際滿意度方面還有待加強。如果游客的實際感受長期低于期望值，最終將對游客的滿意度產生逆轉性的影響。作為成都的一張新名片，東郊記憶正在變革之路上探索前進，但從目前來看顯然任重而道遠。

二、“東郊記憶”未來改進舉措

（一）把握機會，準確轉型

成都東郊記憶旅游景區實現了文化創意和旅游服務的有機融合，作為全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特色示范區，應該抓住成功創建4A景區的契機，清晰定位，以90后、00后時尚群體為目標市場，為打造城市旅游目的地、成為成都乃至四川旅游的新亮點的目標不斷努力。在未來三至五年，要充分挖掘無線音樂基地巨大的產業輻射能力和龍頭帶動效應，在原創音樂內容的輸入與輸出、明星制作、演藝、小劇場聚落等音樂產業的基礎上，以“跨界、創新、時尚、潮流”為關鍵詞，配套延伸發展音樂大市集、流行音樂一條街、酒吧工廠等復合業態，逐步形成追星場所、明星制造、音樂展演、音樂消費的全產業鏈。

（二）完善設施，吸引游客

“東郊記憶”應該做好基礎設施建設，例如在成都繞城高速上完善路面標牌方便游客，市民可按照有“東郊記憶”字樣的路標前往游玩；增加大量的地下停車場、廣場、公共綠地等公共服務區，增加市民游玩的舒適性；在園區內設立游客服務中心，滿足游客的基本旅游需求等。同時，針對“東郊記憶”在園區運營方面仍存在的那些“硬傷”，一是要大力完善服務設施，增加相應的餐飲、購物、住宿、游客咨詢等配套服務；二是針對現有的商業設施明顯不足等問題，話劇、影院幾個較大型的亮點要做好以外，增加商業場所，酒吧、KTV等在娛樂形式上也要盡量多樣化、創新化。

（三）加強交流，調整供給

1、園區與商家應該轉化意識，積極交流，不要再彼此“漠視”。為了提高盈利能力，增加游客數量，園區應該對對商家負責，做好管理的宏觀方面，對于其供給現狀有一個清晰地了解，加強宣傳營銷，吸引游客，增加商家的經濟效益；反過來，商家也應該與園區“同呼吸、共命運”，提升自己的服務意識和積極性，為共同的經濟效益努力，一起為園區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2、商家與園區應該了解游客需求，及時調整供給。

三、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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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歷史；文化遺產；開發與保護

一、歷史文化遺產的界定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生存環境所受到污染與損害已經觸目驚心。人類的生存環境，除了直接面臨著受到嚴重污染和破壞的自然生態的威脅外，還存在著與此密切相關的社會、經濟和科技等能否持續發展的問題。作為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現代旅游與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和與此相對應的以商業經濟利益為驅動力的旅游資源開發給人類的居住環境和文化遺存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破壞，以致旅游和旅游業可持續發展問題成為世人普遍關注的焦點。

為了使物質文明的進步與環境保護相協調為了全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員國于1972年倡導并締結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76年，世界遺產委員會成立，并建立了《世界遺產名錄》。根據公約規定締約國內的文化和自然遺產，由締約國申報，經世界遺產中心組織權威專家考察、評估，世界遺產委員會主席團會議初步審議，最后經公約締約國大會投票通過并列人《世界遺產名錄》，作為全人類世界遺產的一部分加以保護。

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文化遺產，稱為世界文化遺產。遺產種類有文化遺產、自然遺產和文化、自然雙重遺產。根據《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規定，屬于以下各類內容之一者，可列為文化遺產：

1．文物。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繪畫，具有考古意義的成分或結構，銘文、洞穴、住區及各類文物的綜合體。

2．建筑群。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觀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單獨或相互聯系的建筑群。

3．遺址。從歷史、美學、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人造工程或人與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遺址地帶。

歷史文化遺產是祖先們留給我們的，是古代的東西，是經歷了百千萬年而至今仍在的東西，是沒有備份，獨一無二的。正是這獨特性和唯一性決定了歷史文化遺產應該以保護為主。

我國于1985年12月12日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于次年開始申報世界遺產。1999年lO月29日當選為世界遺產委員會成員。至2008年7月，我國已有37處文化遺址和自然景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其中文化遺產25項，自然遺產7項，文化和自然雙重遺產4項，文化景觀1項，成為了全世界共有的財產。在我國還有許許多多正在申報和未提級申報的歷史文化遺產，因其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典型的歷史性、民族性和藝術性特點，日益受到旅游者的青睞，成為寶貴的人文旅游資源，同樣需要我們進行保護。

二、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意義

歷史文化遺產是千百年悠久歷史的載體，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種精神文明的傳承體。萬里長城是中華民族的象征，云南麗江古城經歷了7級地震還基本無損，后被評為世界遺產。這個地方得到了保護，全世界人民逐漸都會知道。反之，如果承載著歷史信息的載體消亡了，負載在其上的歷史和文化也必然會被沖淡或消亡。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意義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對研究人類歷史發展有意義。歷史文化遺產是歷史發展的見證，是人類或民族歷史研究的重要依據。從漫長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國的歷史遺存豐富，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研究人類發展歷史，喻古明今，有利于促進社會進一步發展。

2．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對科學研究有意義。在歷史科學研究進程中人們發現，歷史古城、古建筑、構筑物等有很深奧的科學道理，如我國河北趙縣的趙州橋建于隋代(公元581__618年)大業年間(公元605 18年)，距今已有1400年的歷史。橋長64．40米，跨徑37．02米，橋高7．23米，1400年的歷史，趙州橋經歷了10次水災，8次戰亂和多次地震，特別是1966年邢臺發生的7．6級地震，邢臺距這里有40多公里，這里也有四點幾級地震，趙州橋都沒有被破壞。所以它是當今世界上現存最早、跨徑最大、保存最完善的古代敞肩石拱橋。趙州橋1961年被國務院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1年，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將此橋選定為第12個“國際歷史土木工程的里程碑”，并在橋北端東側建造了“國際歷史土木工程古跡”銅牌紀念碑。這是世界造橋史的一個奇跡，有極高的科研價值。

誠然，也有很多歷史文化遺產人們還不清楚其科學原理，需要我們去探究。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對科學研究有重要的意義。

3．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對發展旅游經濟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正是這些人類前進中創造的歷史文化遺產，為我們的社會發展尤其是旅游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條件，對之加強保護，有利于旅游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1)歷史文化遺產是發展旅游業的基礎。

旅游活動的客體是旅游資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旅游經濟的發展，要依托于旅游資源，除大自然賦予的自然旅游資源外，更離不開人文旅游資源。中國5000多年的歷史文化遺產豐富而迷人，它吸引著無數的中國人，更讓外國人向往，這些都是發展旅游業的重要資源，也是人們游憩、觀光、獲得美的享受、獲得相關歷史知識的重要場所。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遺址、殷墟、秦始皇陵兵馬俑及眾多明清皇家陵寢等歷史文化遺產。還有小小的周莊，年旅游收入達2億元。可見，保護好歷史文化遺產，旅游的客體就會存在。

(2)用經濟價值去直觀地表現人類歷史文化的獨特魅力，有利于更好地發展旅游經濟。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旅游業所帶來的收益不斷提高，旅游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不斷增長。我國人文歷史文化旅游的潛力很大。保護好這部分旅游資源，能更快地發展旅游經濟。

(3)保護歷史文化遺產，能提升旅游資產的價值，可持續發展旅游經濟。歷史文化遺產，是重要的旅游資源，也是旅游資產。因此，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可以提升旅游資產價值。歷史文化遺產是全國乃至全人類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文化遺產的價值在于供世人觀賞、研究與利用，所以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得好的地方，旅游業就發展得好，旅游資產價值提升得多；如秦始皇陵兵馬俑、平遙古城、周莊古鎮等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得好，其旅游資產價值提升的快，有利于旅游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并能帶動本地區整體經濟的發展。

4．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是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一個沒有文化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品位的民族，不可能生存和持久發展的。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中華民族是一個充滿激情、奮勇向上的民族，有著豐富燦爛的文化和獨具魅力的歷史文化遺產。它具有極大的震撼力和激勵力，中國擁有世界歷史文化遺產3O項，居世界領先地位。在世界歷史長河中始終保持著強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它對于經濟發展，國力增強，對于提高國民的文化品位，陶冶高尚情操，增強民族自尊，激發愛國主義熱情，提高國家文化形象，豐富世界文化寶庫都有極大作用。文化是進步的動力，是歷史的積淀。因此，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弘揚民族精神，是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也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

留存并保護好歷史文化遺產，其意義也關乎未來。全球《2l世紀議程》指出，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保護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功在千秋，造福子孫后代。

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不被重視。在多年的經濟發展的進程中，由于文化價值觀的不斷變化，很多承載著巨大歷史文化價值的、不可再生的物質文化遺產，在人們的經意或不經意間消失了。上世紀幾次大規模建設，使許多傳統歷史文化遺產遭到摧殘和破壞，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風貌。加之對歷史文化遺產的價值和作用缺乏認識，觀念上的輕視、經費支持的不足與制度規范的不完善，也使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進展不利，存在很多問題。

三、我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存在的問題

1．認識不足，難達共識。雖然社會總體上

對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價值和保護意義的認識不斷提升，但不同部門、不同崗位、不同人群的價值取向，審美取向存在差異，導致認識和利益要求相互矛盾甚至尖銳對立。如在城市建設中對一些古跡遺址的去留問題上，在一些已經消失的歷史文化景觀要不要新建的問題上意見相左。這種狀況導致了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的許多問題因為缺乏共識而難以處理。

2．歷史文化遺產家底不清。許多歷史文化遺產沉睡在地上地下。在快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中，碰到歷史文化遺產時，講不清道不明，許多有價值的歷史文化遺產，根本沒有調查、登記，更談不上公布文保單位及對其進行合理規劃。

3．“建設性破壞”現象嚴重，保護與開發的關系處理不當。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不少地區只顧單純的經濟開發，只顧規模的擴張，而忽視對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歷史文化遺產被毀程度令人堪憂。尤其在一些舊城改造中大拆大建，致使許多歷史傳統街區和歷史建筑遭到破壞。襄樊宋城墻一夜之間被夷為平地；會址周圍的歷史建筑一拆而光。城市要發展，舊城要更新，勢必要拆遷一些民宅民居和一些失去歷史使用價值的老建筑。時下古老的北京也遇到了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就是古老的胡同四合院要不要留存，怎樣協調好市民居住環境與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關系?我們不能為了開發商的需要，為了出賣土地，籌集資金，把一些古建筑和一些有歷史意義的遺跡毀掉。

有的地方在開發旅游資源過程中，片面追求旅游經濟效益，造成歷史文化遺產嚴重破壞。一是為了迎合旅游熱，不惜以拆毀傳統歷史街區為代價，而后又制造出了乃至異地開發出一系列替代品，使許多有價值的歷史文化遺產淪為“假古董”。

4．法律制度不健全，執法不力。保護歷史文化遺產需要多管齊下，尤其是要依法管理。對于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重要的是要加快立法。為什么許多重要的文化遺產，許多地區領導，甚至最基層的領導一句話就能化為烏有。就是因為沒有明確具體的法律條文來管理，而是權大于法。

5．保護資金的匱乏，專業人才、技術的匱缺，直接影響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開展。由于沒有專項的保護資金，許多歷史文化遺產處于自然消亡狀態。尤其是貧困地區，文物專業干部僅一、二個人，連日常開支都很難保證。缺少一支高素質的專業保護人才隊伍，同時缺少過硬的保護技術，何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呢?

四、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措施

1．積極宣傳，更新觀念，加強全民保護意識。保護城市歷史文化遺產是城市各級政府和每個市民的神圣職責。政府要加大對文化遺產保護的投入和保護力度，同時要廣泛發動群眾，讓每個公民都能自覺珍惜愛護文物，并且要加強輿論監督，有了群眾支持和輿論支持，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就有了強大的依靠力量，相信人民的力量是最強大的。

2．提高全民素質與法律保護并行。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長城旅游剛剛興起時，各個長城景區普遍遭遇了一次“毀容”高峰。從八達嶺甕城西門登上長城，分別沿南北兩側依山而上的長城邊走邊觀察，看到這段3000多米的長城上，凡游人伸手能及之處，幾乎都被刻上了各種各樣的文字，有地名、人名、“到此一游”，有中文、日文、朝鮮文，以及難以辨認的字詞，刻得密密麻麻。這些字不僅破壞了長城的歷史面貌，有的字深達半厘米，已傷及墻體。長城乃中華民族的象征，此舉嚴重破壞了民族形象。所以才有中國長城學會與八達嶺長城管理委員會聯合發起的去除長城墻體字跡方案征集活動，消息公布后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社會各界紛紛為長城保護獻計獻策。近十多年來，隨著游客素質的提高和管理的加強，刻字破壞行為有所下降，但仍然存在。

對于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重要的是要加快立法。文化遺產不僅要由一系列行政法規來保護，而且要用刑法等法律來保護。對于嚴重損毀破壞歷史文化遺產的行為應規定為犯罪，應給予刑事處理。

3．正確處理好保護與建設的關系，保護是前提，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實現旅游資源開發，首先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作為不可再生的人文旅游資源，是旅游活動離不開的客體。一旦被破壞便永久消失了，也就談不上長遠的開發和利用。因此，在開發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對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絕不能對開發急功近利。在保護方法上，除了要依照國家相應的保護法規之外，還要與實際情況相結合，找到與自身環境、條件相符合的辦法。多借鑒浙江蘭溪的諸葛村(八卦村)的做法。還可以對實物性的歷史文化遺產實施限人限時地開放參觀，西藏布達拉宮就是這樣的。甚至可以不對外開放，只對學者和相關研究人員開放。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作為一種寶貴的、不可再生的旅游資源，這些獨一無二的歷史文化遺產的價值會日益增加。我們應當高度重視所擁有的寶貴資源，要意識到這些資源是潛在的、不斷升值的資本，要從長遠角度來看待。即使當下受條件所限無法立即進行開發，也要積極予以保護，可利用其他產業先行發展，待時機適當的時候，再將其寶貴的文化價值予以轉換。

4．摸清家底，搞好保護規劃。去中原地區旅游，當地人會自豪的對你說：“你拿把鍬，隨意挖幾下，就有可能發現寶貝”。雖然是笑談，但還能反映出因文化積淀深厚，本地人引以為豪的心態。從另一方面來說，也提示我們對祖國的歷史文化遺產要心中有數，搞好勘探、摸清家底，以便于規劃和保護。

前面提到北京胡同四合院，作為歷史文化遺產應積極修整并恢復老式民居四合院的美好生活環境。但要處理好個性文化與改善胡同居民的生活水平的關系。現在有些歷史文化名城，商業氛圍越來越濃，而文化氛圍卻日益淡化。麗江古城是世界歷史文化遺產，古城保護得不錯，但古城內一個商店接一個商店，文化氛圍不濃，不能充分反映古城的特色，這是令人遺憾的。保護歷史文化名城也不是保護城市的全部，它的保護范圍、內容與要求要通過城市規劃來細致確定。關鍵在于處理好保護和發展的關系，新建筑和老建筑的關系，新舊建筑之間在風格、色調上相協調，使整體格局達到和諧，不失文化名城的特色。要嚴格控制文化遺產保護區、歷史街區內的空間過量的不適當的經濟開發、旅游開發以及不相配的人工景點建設。

改善市民居住環境與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缺乏妥善協調。在保護文化遺產中平遙地方政府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第一，制定古城保護規劃；第二，實施古城居民搬遷工程；第三，全面加強古城基礎設施建設等，有一定的借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