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地位的重要性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市場經濟地位的重要性，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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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反傾銷 市場經濟地位 完全市場經濟國家 不完全市場經濟國家

一、反傾銷釋義

反傾銷,是指對外國商品在本國市場上的傾銷所采取的抵制措施。一般是對傾銷的外國商品除征收一般進口稅外,再增收附加稅,使其不能廉價出售,此種附加稅稱為“反傾銷稅”。如美國政府規定:外國商品剛到岸價低于出廠價格時被認為商品傾銷,立即采取反傾銷措施。雖然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中對反傾銷問題做了明確規定,但實際上各國各行其是,仍把反傾銷作為貿易戰的主要手段之一。

二、市場經濟地位釋義

市場經濟地位(Market Economy Status,簡稱MES)是一個經濟學上的名詞,它表示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的狀況。按照一個國家市場經濟在全國經濟中的重要性,以及國家政府對于經濟的干預程度,一般可區分為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和非市場經濟國家。此外,市場經濟地位是反傾銷調查確定傾銷幅度時使用的一個重要概念。

三、反傾銷下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現狀

“市場經濟地位”是一種生態發展的環境,自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在努力爭取國際貿易各國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獲得市場經濟地位將有利于中國外貿進出口的發展。

自中國2001年前往正式加入WTO以來,已有9年的時間。作為WTO成員,中國享受到了GATT/ WTO多邊貿易談判削減關稅給對外貿易帶來的利益,以及取消非關稅措施而消除或減少對外貿易的障礙,這使得中國對外貿易高速增長,并拉動了國內經濟的快速發展。然而,中國加入WTO后仍然是世界反傾銷的最大受害國。并且《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以下簡稱《議定書》)的第15條更為國外對華反傾銷裁決中采用歧視性的計算正常價值的方式提供了理由,從而使中國出口企業遭受不應有的重大經濟損失。

分析《議定書》第15條規定,WTO既沒有肯定中國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也沒有確定中國是一個非市場經濟國家。而且15條的(a)款的規定并不是針對中國整個國家是市場經濟地位或非市場經濟地位,而是針對中國應訴企業是否有市場經濟地位。中國企業在應訴中能否獲得市場經濟地位,就要看在不同反傾銷案件中的應訴企業能否提供充分的材料證明自己具備市場經濟條件。

這種模糊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導致中國出口企業在對外反傾銷應訴中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并成為中國企業敗訴的主要原因。事實上,自改革開發以來,中國對外貿易發展迅速,業已成為世界第三貿易大國,2004年開始,已有新西蘭、新加坡等70多個國家正式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陶澤邦《在理性對待我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反傾銷下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現狀分析》一文中寫道: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是對我國二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承認,也是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認可,對于改善我國的外貿環境,保證我國正常的外貿出口也有著相當大的影響。然而,占中國進出口總額45%的前三大貿易伙伴歐盟、美國和日本,無一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對中國發起貿易救濟措施調查前十位國家和地區中,絕大多數沒有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對中國應對國際貿易摩擦十分不利。

中國未取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國外就具有了實施對華歧視性反傾銷的條件。在反傾銷中,“正常價值”是確定傾銷是否成立的一個要件。根據《反傾銷協議》,“正常價值”的確定一般有三個標準,即出口國國內市場銷售價、第三國出口價和出口國結構價。以上這三種正常價格的確定方法僅適用于來自市場經濟國的商品,而對于來自“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商品,可采用特殊標準。歐美等大多數國家一般采用“替代國”的取價方法,即選擇一個經濟發展水平相似的市場經濟第三國同類產品的價格代替正常價。從歐美對華反傾銷案件看,被作為替代國的除了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等國外,奧地利、日本、瑞士等經濟發展程度遠高于中國的國家也常常入選。如此一來,本來沒有傾銷,卻被別人替代,產生的傾銷幅度可能會很高。1998年中國水表在巴西反傾銷調查中,選用了西班牙為替代國而計算出284%的傾銷幅度就是例證。

有關市場經濟地位的重要性,正如2009年8月商務部發言人姚堅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出的那樣,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事實上是反傾銷中的一個技術概念。“正如我跟大家說到的,它與裁定傾銷幅度時是否選擇替代國問題有關,所以盡快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有助于中國企業獲得一個比較好的公平競爭的環境,有助于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能夠參與公平競爭,也防止個別國家和企業采取這些措施歧視中國的企業。”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堅持對外開發,加速經濟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既定的目標,這才是問題的根本。那么,如何解決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呢,筆者認為,我們必須要有所“作為”。首先,要將該問題正式納入WTO的多邊貿易談判之中。第二,要通過雙邊談判,促使更多的國家在國內立法上確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截至2006年底,在對中國發起過反傾銷調查的31個國家和地區中,已有21個國家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由此可見,雙邊談判是一種很好的處理方式。第三,比對國外市場經濟標準,繼續中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08年開始的這場金融危機表明,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有許多發達國家所不具備的優點,我們可以參照國外市場標準,但一定堅守社會主義改革方向。第四,當對華反傾銷中替代國選擇不可避免時,選擇正確的替代國是關鍵,中國不輕易接受進口國主管當局提出的替代國的建議,要敢干懷疑對方的替代國選擇,進而提出有利于自己的替代國的選擇。第五,企業要不斷完善自身的運行機制,增強自身反傾銷應訴能力。第六,對國外的雙重歧視應予以堅決抵制。

參考文獻:

[1]胡曉紅.中國反傾銷法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2]斯蒂格利茨.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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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陶澤邦.理性對待我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反傾銷下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現狀分析[J].大學時代, 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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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本文闡述了獲得市場經濟地位與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關系，并對出口企業參與未來國際貿易競爭應注意的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思考

2010年5月28日，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結束，中美雙方商定，將通過中美商貿聯委會以一種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第二十一屆中美商貿聯委會將于2010年下半年召開，美國可能給予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待遇。

一、市場經濟地位的概念

所謂市場經濟地位(MarketEconomyStatus，簡稱MES )，是一個經濟學名詞，主要指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在整體經濟中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一般可區分為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和非市場經濟國家。市場經濟地位是反傾銷調查確定傾銷幅度時使用的一個重要概念。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關于傾銷的定義是:一國產品以低于“正常價值”的價格出口到另一國，并對進口國相關工業造成了損害的行為。對被裁定為傾銷的企業，進口國可根據成本與售價的差價，對其懲罰性地征收高利率的關稅。

在國際貿易中，市場經濟地位決定了出口企業在面臨反傾銷訴訟時的境遇，其重要性主要體現在解決貿易糾紛時的技術操作層面，也就是第三國替代原則。按照規定，如果一個國家屬于非市場經濟地位，反傾銷案件的發起國可以不使用被調查國的自身數據來計算產品正常價格，而將引用與出口國經濟發展水平大致相當的市場經濟國象(即替代國)的成本數據來計算所謂的正常價值，進而確定傾銷幅度，而不使用出口國的原始數據。如20世紀90年代，歐盟對中國的彩電反傾銷，就是將新加坡作為替代國來計算我國彩電的生產成本。而新加坡當時的勞動力成本高出中國20多倍，中國的產品自然被計算認定為傾銷，從而遭受不公正待遇。市場經濟地位只是國際貿易中用以制約“非市場經濟國家”的一個工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建立市場經濟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中國政府一直在努力爭取各國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獲得市場經濟地位將有利于中國對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

二、市場經濟地位的背景

在2001年最終簽署的中國加人世貿組織議定書中，中國是以“非市場經濟國家”身份加人世界貿易組織(WTO )。世貿組織議定書第巧條規定:“如接受調查的生產者不能明確證明生產該同類產品的產業在制造、生產和銷售該產品方面具備市場經濟條件，則該世貿組織進口成員可使用不依據與中國國內價格或成本進行嚴格比較的方法”，此項規定“應在加人之日后巧年內終止”。也就是說，中國巧年內不自動具有市場經濟地位。要取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需要得到進口國的承認。

在2016年之前，世貿相關成員國在反傾銷調查中，可以不采用中國國內價格或成本，而是選用第三國(替代國)價格，計算中國反傾銷涉案企業的傾銷幅度。這一條款對我國企業在應對反傾銷調查時，處于不利地位。被選擇的替代國的產品生產成本往往高于中國企業，不能反映中國產品的實際情況，中國企業極容易被貼上傾銷的標簽。進口國在選擇替代國時，往往故意采用高于我國國內價格的替代國價格，這樣可能本來不存在傾銷卻被裁定為傾銷，或者本來傾銷幅度較小卻被裁定為傾銷幅度較大。這種做法使中國企業在應訴部分國家反傾銷調查中遭受到不公平待遇，拿這種不公正的做法去裁決中國企業進行了傾銷，處以高關稅或其他方面的保護措施，使中國產品不得不退出當地市場。

如美國對華彩色電視機反傾銷案中，選擇印度為替代國，印度彩電的平均原材料價格是中國的6倍，這直接導致中國彩電的生產成本被高估，得出中國彩電傾銷度為84.17%。而我國彩電業是開放較早、市場競爭充分的行業，價格是由市場供需情況決定的，用印度的市場價格來衡量中國彩電生產價格是很不公平的，客觀上鼓勵了一些國家運用“市場經濟條款”作為貿易保護主義的手段。由于其他世貿成員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使得中國出口企業在國外反傾銷調查時處境不利，征收高額反傾銷稅，使企業出口產品無利可圖，以至于失去已有的市場。

如果一個國家未獲得市場經濟地位，進口其產品的國家就會使用甚至濫用反傾銷調查手段。這一條款一直是我國企業從事國際貿易的軟肋，也成為其他國家對中國出口產品實行反傾銷調查，制裁中國出口企業的重要手段。

目前，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反傾銷案件針對中國，并且中國已連續15年位居反傾銷調查國家之首。2006年至2009年，僅美國對華反傾銷涉案金額即超過60億美元，中國企業被迫多支付數億美元的反傾銷關稅。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產品的出口，降低了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影響了中國與相關國家的正常貿易。在147個WTO成員中，這種歧視性待遇的適用對象只有中國。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深人，經濟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新西蘭在2004年率先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意味著中國在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首次取得突破。截至目前，已經有97個WTO成員國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這表明許多國家對中國二十多年改革開放成就的認可，也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認可。

三、市場經濟地位的利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快速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第一大出口國。對外貿易特別是外貿出口，對于中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給予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是對客觀事實的承認，也是實事求是的做法。

市場經濟地位不僅是眼前利益的問題，更大的意義在于經濟發展的方向問題。即使美國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并不意味著中國的貿易環境就會大幅改善。金融危機后，全球貿易總量在縮小，發達國家都特別重視出口對拉動本國經濟復蘇的作用，中國作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貿易摩擦不會減少。

在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達成共識，對中美雙方皆有好處。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地位，中國出口企業反傾銷調查將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反傾銷訴訟的中國出口企業能夠獲得公平對待，但是可能增加反補貼調查的威脅。按照WTO協定，如果承認了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地位，該國不應該再采取補貼措施。與此同時，美國有理由對中國產品生產過程中各種價格因素進行調查。無論從國際貿易環境方面還是國內政策調控方面，都將要求減少出口補貼。

美國高層已經認識到對華貿易逆差的一個關鍵癥結在于其自身設定的出口限制，未來雙方在非核心技術合作方面將面臨拓展空間。美國高科技企業的對華出口管制將會進一步放寬，美國對華出口將會有較大增長，可以促使美國經濟復蘇、擴大就業。

在中美雙邊投資方面，中國同意外資參與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節能和環保產業，并擴大這些產業向外資開放的領域，將促進我國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

四、我國企業采取的對策

總體而言，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有利于中國，也有利于世界經濟的發展，這是大勢所趨。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出口戰略，開始從一個消費大國向出口大國轉型，計劃在5年內使出口額翻番，通過出口來促進就業、推動經濟可持續增長和確保美國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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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非市場經濟國家”地位是我國在反傾銷案中屢屢敗訴的重要原因，也成為一些國家針對中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時最常用的武器。本文從經濟學、政治等角度對我國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形成原因予以分析，并提出對策。

一、經濟學角度的分析

何謂市場經濟？作為人類社會的一種經濟體制，根本不存在純粹的市場經濟。即使是市場經濟體制國家的“典范”美國，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國有企業或國家干預經濟的現象。應該看到，各國由于國情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市場經濟的表現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既不能因差異而否定市場經濟標準的存在，也不能將這個標準絕對化和簡單化。

歐美等“市場經濟國家”就是刻意強調“非市場經濟國家”這一概念，而不從一國的具體國情出發，以偏概全。在確定非市場經濟國家時所采用的替代國原則是基于這樣一個經濟學假設：即經濟發展水平差不多的兩個國家，其生產同類產品所花成本也應相近。但是該原則忽略了不同國家生產要素的異質性。例如，20世紀90年代，歐盟對中國的彩電反傾銷，就是將新加坡作為替代國計算成本。當時，新加坡勞動力成本高出中國20多倍，中國的產品自然被計算成傾銷。

由于我國曾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給世人留下了“非市場經濟”的深刻印象。但是自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政策已經促使我國從傳統的計劃經濟(或非市場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而且經過一系列的改革，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基本上具備了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基本要素和條件：

第一，從價格體制看，經過1992年的價格體制改革和1993年以來的一系列措施，我國過去高度集中和國家壟斷的價格體制制度已經被打破，以市場價格為主的價格機制已經初步建立。

第二，從所有制結構上看，我國已經改變了過去公有制一統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全民、集體和私營經濟成分并存的格局。

第三，從政府宏觀管理上看，政府已經逐步向企業放權，現在我國已經建立并將逐步完善產權明晰、權責分明、政企分開和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企業已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

第四，隨著實施對外開放政策，中國吸收外資的成果十分顯著。許多國際知名的跨國公司已進入中國的投資市場，美國《財富》雜志上500家大企業中有52家在中國投資。這說明，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開始實現互接互補，中國的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已經接軌。

因此，西方某些“市場經濟國家”不顧客觀事實，認定我國屬非市場經濟國家，從而采用不公平的，歧視性的政策，這顯然是不合適的。

二、直接原因分析

中國爭取“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問題復雜而敏感，不是單純經濟的問題那么簡單，牽涉很多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

（一）政治原因：

自1991年世界超級大國蘇聯解體以來，美國失去了其在政治、經濟等領域唯一的對手，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世界政治格局一直維持著單極化局面。但是，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后的經濟騰飛，這一局面不再穩定。

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迅速提高。很快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中國在國際社會為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再加上中國獨立的外交政策、不卑不亢的外交態度和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意識形態引起了美國的注意，認為對其霸主地位造成了威脅，甚至開始恐慌。“中國”泛起，尤其在中國入世后，美國不能再以每年的“最惠國待遇”審查作為向中國討價還價的政治籌碼，其國內商界和政界都迫切尋求另一種手段來遏制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正好符合其要求，成為不二之選。“打中國牌”已經成為美國政界慣用的手法，除了經濟，中美在不少其他問題上都存在著泛政治化的傾向。

不僅美國，當今世界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歐盟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態度也摻雜著相當復雜的政治因素。

2001年8月，當歐盟把“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給予俄羅斯時，言外之意世貿組織規則不僅僅是經濟規則，很大程度上它還是政治游戲規則。諳熟中俄經濟構成的人士都了解，兩國之前的經濟形態何其相似，且從具體指標上比較，更早起步的中國開放程度遠遠大于俄羅斯。1998年，歐盟貿易政策調整時，中國和俄羅斯是一起被摘掉純粹“非市場經濟國家”帽子的。另有東歐一些國家，由于支持美歐的軍事行動，也獲得了認可。作為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世貿組織成員的中國，依舊沒有被給予這一應得的地位，顯失公平。

雖然美、歐兩大經濟體并不能代表整個世界，但是由于他們在國際社會地位的重要性，使得整個國際社會的大致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影響。（二）經濟原因：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對外貿易順差逐年加大，使得西方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迅速抬頭。

華盛頓的美國制造業協會代表在6月3日發言時表示，中國的貨幣政策為中國提供了不公平的貿易優勢，使中國在去年與美國的貿易順差達到了1240億美元，導致美國的工廠自2001年以來失去了200多萬個工作機會。據他們統計，從2000年以來，美國進口的中國制造的產品增長了52%。其實眾所周知，近幾年美國制造業一直不景氣，說到底是本國生產成本太高，歸咎于人民幣匯率或中國低價傾銷，純屬是為自己開脫而已。正如于6月29日出席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第37屆國際大會的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所說：“目前，美國制造業80%的失業與貿易尤其是中美之間的貿易無關。”

三、積極謀求市場經濟地位的應對之策

（一）繼續推進和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盡早與國際接軌，更好地實現市場化，并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積極推進國內的市場化改革是最終根本解決市場經濟地位的核心。

（二）繼續通過政府層面的高層談判，爭取其承認我國是市場經濟國家。此項辦法是通過他國的確認從而間接實現“市場經濟地位”，即使說，如果可以實現各個突破，那么入世協定中的非市場經濟條款就當然失效了。

（三）加強對世貿組織主要成員有關市場經濟條件法律法規的研究。透徹研究發達國家的反傾銷和反補貼等法律法規，特別是關于市場經濟條件方面的。做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另外，也要認真研究進口方主管當局的反補貼和反傾銷的價格比較標準和程序性的規定，仔細研究相關案例和裁決是否符合WTO規則，以維護我出口產品在遭受相關的反傾銷投訴時的應有權利。

（四）幫助受調查企業積極提出市場經濟、替代國價格的抗辯，并使這種幫助組織化、系統化、專業化。當企業被訴反傾銷時，一定要實事求是，積極應訴。一方面，當需要證明自己符合市場經濟條件的情況。另一方面，當我國企業無法證明自己符合市場經濟條件或證明失敗時，不得不面對要由替代國價格來確定其產品的正常價值，我應訴企業亦應爭取對我方有利的替代國，并對原告提出的進口國傾銷機構所選擇的替代國表示異議。

參考文獻

[1]劉嵩、熊春萍，《反傾銷法中的非市場經濟問題》，《商業研究》2002年第9期

[2]朱穎，《論“非市場經濟國家”在WTO中的地位》，《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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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勞工標準 貿易限制 市場經濟地位

在WTO體制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關于勞工標準問題的爭議已持續了十幾年。以美、法、比利時為代表的一些國家認為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在世界范圍內提高勞工標準，最好的辦法就是將兩者掛鉤，以貿易制裁手段來懲罰勞工標準低于一般標準的國家。

一、與勞工標準相關的貿易限制問題對我國的影響

中國作為出口貿易額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也在發達國家的指責對象之列。2004年,美國勞工部長趙小蘭陪同前商務部長埃文斯訪華時將中國的勞工標準問題和人民幣匯率問題的重要性提到相同高度。在實踐中,中國的貿易出口結構中低附加值產品占了很大的比重,勞動密集型生產企業如紡織和家電等,雖在國外因物美價廉受到消費者的喜愛,但也大量的受到發達國家的反傾銷調查,屢次被征收高額反傾銷稅。在WTO現有的框架下,反傾銷問題決不是一個單邊措施問題,相反,反傾銷稅的征收與否要遵循一系列嚴格的法律程序。我國出口企業所遭遇的反傾銷問題，除因部分企業確實存在著利用國家出口退稅政策進行低價傾銷外，還有相當部分企業是由于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帶來的替代價格所引起的。

盡管中國于2001年加入了WTO，但根據我國的入世議定書第15條的規定，中國并不必然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這一地位的獲得由各WTO進口成員根據其國內法并依據受調查的生產者的舉證來決定。同時，根據生產者的舉證，各WTO進口成員可以決定給予中國某個產業或部門以市場經濟地位而不必給予其他產業或部門同樣的待遇。而且這種作法可以維持15年。正因為如此，雖然歐盟1998年承認中國為市場經濟國家，但中國企業并不自然獲得市場經濟待遇，而須由出口企業按照歐盟提出的五條標準來證明自己已按市場經濟運作。同樣，美國至今仍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2004年4月28日，在中美第5屆商貿聯委會舉行不久，美國貿易代表左立克、商務部長埃文斯以及財政部長斯諾就中美貿易關系采訪中，表明中國必須滿足美國法律的6項標準，尤其是其中勞工利益和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時指出:“美國底線就是市場力量，包括勞工標準和貨幣的自由兌換能夠決定經濟走向，否則中國仍然是一個非市場經濟國家。”

此外，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勞工標準問題的關注也得到了部分消費者組織，以及工人組織的支持，這些非政府

組織的態度又反過來影響了這些國家的政府在對待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出口產品時所采取的政策。

二、我國私企的勞工標準現狀

我國的勞工標準主要體現在《憲法》、《勞動法》、《工會法》、《勞動合同法》、《未成年人保護法》以及《集體合同的規定》、《最低工資規定》、《禁止使用童工的規定》、《勞動保障監察條例》，以及各種具體社會保險規定中。這些勞工標準不僅涉及到工人的政治及公民權利而且也具體到了各種經濟、安全衛生和工時標準。我國的勞工標準，同國際勞工組織的基本勞工公約相比，只有工人的自由結社和集體談判權這個方面未能符合公約的要求，這是由于我國實行單一的工會體制所決定的。正因為如此，我國至今未加入國際勞工組織的第87號和第98號公約。

盡管立法上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在機構設置上，我國還設置了勞動監察部門去監督執行勞工標準，但近年來包括山西的“黑磚窯”事件，以及各地頻發的礦難事故的調查結果都暴露了私營企業在關注強迫勞動，以及勞動者安全方面的不足。在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雖然安全事故較少發生，但在服裝生產、玩具加工等勞動密集型企業中普遍存在著延長工人的工作時間、任意克扣工人工資、不給加班補償甚至體罰工人的情況。

三、結論及對策

盡管沒有全球統一的勞工標準，但我國勞工立法與現狀間的差異還是比較明顯的。我們不能否認發達國家貿易限制主張背后的保護主義動機，但以此作為反對其將勞工標準與貿易制裁相掛鉤主張的主要或者惟一的理由，這是不夠充分的。在現有的WTO框架下，各國都是在遵守規則同時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不斷推動著世界貿易的發展。對于發達國家的貿易制裁主張，筆者的建議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就目前WTO的法律條款而言，發達國家以勞工標準直接對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實施貿易制裁還沒有法律依據。正因為如此，發達國家一直在力圖開辟勞工標準這一新議題，簽訂新的貿易協定。我國應當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保持一致的立場，以比較優勢理論作為基礎反對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的掛鉤。

第二，從歐盟和美國是否給予市場經濟地位的具體標準來看，中國在勞工標準方面受到指責最多主要是工人的自由結社和集體談判權問題。中國的工會組建率雖然很高,在維護工人的權益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確實有限。因此,在維持目前的工會體制的情況下,我國政府應當進一步加強工會在監督勞工標準的執行方面的能力。

第三，我們應當重視國內私營企業的勞工標準所帶來的貿易問題。雖然低勞動力成本是我國所享有的比較優勢，但以漠視勞工標準換來的低勞動力成本將得不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同時從長遠來看，也會損害我國的產業發展利益。在對地方各級政府的業績考核標準中對勞工標準問題的關注應有所提升，而不能僅僅以吸引外資的多少來衡量。

第四，在監督企業執行勞工標準方面，我國立法上應當賦予勞動監察部門更多、更有效的執法手段，可以建立勞動、工商、銀行等部門的聯動機制，在新建項目的審批上，也應考慮該企業在執行勞工標準方面的成績。

最后，對出口企業來說,分散經營風險,減少對某一個外國企業的依賴也是我國出口企業不斷提高勞工標準的一個有效手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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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歐經濟 經濟發展 現狀 策略

中國與歐盟分別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區域經濟集團，是當今世界舞臺上促進全球經濟發展的兩支重要力量。中國與歐盟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以來，在全球化和國際格局快速變化的背景下，中歐經貿合作關系得到長足的發展，并且已經超越了雙邊范疇，具有曰益重要的全球戰略意義。雖然雙方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的許多問題上仍然存在分歧，但總體的發展前景仍然是積極的。

一、中歐經貿發展的特點

（一）中歐經貿合作呈現互補性。中國和歐盟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市場，彼此間的經貿關系具有極強的互補性，相互依賴性也越來越強。歐盟擁有龐大的剩余資本，在技術的轉讓上比較開放，又極度依賴世界貿易。歐盟所具有的市場優勢、技術優勢與資本優勢使得中國通過發展中歐關系獲得了更大的出口市場、更好的技術來源與更多的資本來源。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所具有的競爭優勢對歐盟也是極具吸引力的。豐富的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資源、存量與增量龐大的市場、與歐盟差異較大的產業結構以及穩定與高回報的投資場所，都是歐盟國家所缺少和追求的區位優勢，是處于“去工業化”階段的發達國家進行產業轉移的良好去處。除香港特別行政區外，歐盟是中國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按實際投入計算，歐盟是對華第二大投資者，另外，還是中國最大的技術供應者。

（二）雙邊貿易呈現不對稱性。從中歐雙邊貿易的增長率考察，近10年來，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的大多數年份里，中國對歐盟的出口增長率都高于中國對世界的同一指標。與此相反的是，同期中國從歐盟的進口增長率普遍低于中國與世界的這一指標；與此同時，中國出口產品對歐盟市場的依賴程度遠遠高于歐盟出口產品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這表明中國與歐盟經貿關系的發展存在著高度的不對稱性；從中歐雙方在彼此市場所占份額看，中國出口到歐盟的貿易額約占中國出口總額的20%，而歐盟出口到中國的貿易額約占歐盟出口總額的7%左右，這同樣說明了歐盟市場對中國的重要程度高于中國市場對歐盟的重要程度。

二、中歐經貿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歐盟對華反傾銷力度不斷增強。歐盟是最早發起對中國反傾銷的地區，就當前歐盟對華反傾銷的發展態勢而言，歐盟對華發起貿易救濟案件的次數持續升高，其立案頻率和涉案金額均大大超過往年水平。在對中國產品調查的案件中，歐盟官員的核查比以往更為嚴厲，在關鍵的給予中國企業個案市場經濟地位的問題上，歐盟方面更是大幅度倒退，拒絕承認的理由幾近蠻橫無理。

（二）歐盟的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加強。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國際貿易中利用非關稅壁壘措施進行貿易保護的力度呈不斷加強的趨勢。歐盟是最早認識到國際貿易中技術壁壘重要性的國家，其成員國亦是設置技術壁壘最嚴重的國家。由于中歐在經濟和技術水平方面的差距，中國的傳統出口產品極易受到技術壁壘的封鎖。歐盟的貿易政策有關中國的條文帶有明顯的歧視性。中國入世后各種關稅或非關稅壁壘作用的消失或減弱，歐盟更加依賴反傾銷、反補貼和技術標準等措施來限制中國產品，保護歐盟的產業。入世后，因經濟技術水平的差異，中國很難一下子完全適應歐盟的各種技術標準，歐盟技術標準和相應的政策法規，這必將成為中歐經貿關系發展的又一重要制約因素。

（三）中國對歐盟存在大量順差，貿易平衡問題出現。近年來在中歐貿易中，中方存在較大規模的貿易順差，2004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歐盟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在貿易結構上，出現局部失衡情況，中國在貨物貿易上存在大量順差，而服務貿易上則是長期逆差。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以來，加工業有力地拉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但是中國對外主要出口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處于產業分工的下游，行業利潤率低。

三、我國拓展歐盟市場的策略

（一）實施出口商品結構升級戰略

中國對歐盟出口商品大都屬于中低檔的商品，不適應歐盟高消費市場的需求。因此，我國必須不失時機地轉向實施出口商品結構升級戰略。這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努力培育具有較強競爭力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二是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出口產品的技術檔次和質量水平，提高其附加值，其別要提高加工貿易的技術水平，增強其結構優化的帶動作用。

（二）建立為外貿企業服務的預警機制。國家要建立專門的技術貿易壁壘信息收集和咨詢機構，對歐盟的技術標準、技術政策、有關法規、標準結構和內容進行研究，密切關注歐盟TBT的最新動態，及時預警信息，使對歐出口企業提早做好準備，以避免某項標準正式頒布時措手不及。

（三）加強與歐盟的磋商，爭取市場經濟地位。我國應盡快實現經濟地位的轉變，加快經濟貿易制度與國際的全面接軌，同時進一步抓住入世的有利契機，充分利用世貿組織論壇，并利用中歐關系良好的發展勢頭，爭取與歐盟的進一步談判，促使其提早修改現行立法，早日承認中國整體的市場經濟地位或者要求其降低對“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定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