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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遺文化的概念精選(五篇)

        發布時間:2023-10-11 17:26:16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非遺文化的概念,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非遺文化的概念

        篇1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特點

        中圖分類號:G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29-0218-01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

        什么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進入21世紀,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新名詞闖入了國人的腦袋里。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概念出自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官方中文本。從表面上看,“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偏正結構的名詞,分為“非物質”和“文化遺產”兩個部。按照一般的理解,“非物質”是對物質全稱的否定。就此而言,“物質”的反義詞就應當是“精神”,而不是“非物質。固然我們認為:所謂非物質文化就是精神文化。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非物質文化”并非原生性的漢語概念,它產生于漢語語境之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作了解讀,但在不同程度上還存在著缺失,必要的時候可能會對其進行一定的修正。

        物質文化作為一種文化形態是靠物質有形文化來傳承的。表現為社會生產力水平及勞動者生產技能和知識觀念,它是人類物質基礎和生活環境,能夠便于觀察相對固定統一的文化。如山川河流、樓閣庭院、生產機械等。非物質文化作為一個民族維系生存最重要的精神形態則是動態無形的,流傳著的。如人的本身是物質的,而每個人的不同形象、性格、脾氣、語言和行為的“描述”則是”’非物質”的了。由此認為,對非物質文化認識過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當然角度的不同,認識的觀念也不同。于是,關于“文化”幾乎每一位學者都有自己的認識和標準,所有學科都定義過“文化”,事實上從未被統一過。最終世界文化組織把“文化”收集成兩種:一種是物質文化,另一種是非物質文化。把非物質文化按照當今的觀念和理論規定為五大類::一是口頭傳說和表述,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媒介語言口述的類別;二是表演藝術,包括戲劇小品、舞蹈等;三是社會風俗、禮儀節慶(定期或不定期地開展活動);四是有關宇宙和自然界知識實踐(認識自然的過程);五是傳統的手工藝生產過程(手工作坊和傳承人)。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勞動人民創造的精神財富,保護和探討它的存在和發展具有深刻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點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性。所謂傳承性,是指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被人類以群體或個體方式一代接一代享用、繼承和發展的性質。如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即:指南針、火藥、造紙和印刷術。它是我國勞動人民智慧的象征和汗水的結晶,并在長期生活實踐中流傳下來的技藝。我國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擁有豐富多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們在調查時,首先要弄清這項技藝是不是我們的祖宗留下來的。這是判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標準之一。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口頭性。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流傳于農村,有的傳承人是文盲,不可能將自己所掌握的技藝和習俗整理成書,在傳承形式上主要靠口傳心授、言傳身教,再加上在傳承中有許多規矩,如“傳男不傳女”、“傳內不傳外”等。有許多技藝屬于獨門絕技,往往隨著傳承人的離世而絕藝。再說,我國的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往往還打上了“仙人和神秘”的烙印,甚至讓人“望而生畏”,這些技藝往往都是一脈相傳,一旦師傅過世后,這些技藝隨之失傳。故此我們要充分認識搶救和保護這些文化遺產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可塑性。非物質文化遺產口頭的傳承性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可塑性的必然。也就是說有“非遺”口頭的傳承性就有“非遺”的可塑性。特別是在“非遺”的口頭傳說、表演藝術、風俗禮儀、節日慶典、傳統工藝等遺產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由于它的文化內涵是通過人的活動表演來傳達給受眾的,因此在傳承傳播的過程中,將會有所變異和創新。如武術中的太極拳,從陳氏到楊氏,再到吳氏,還有流傳著的太極拳的八十八式等,在逐漸完善的過程中,他們還會根據不同人的特點不斷創新,絕不是一成不變的。

        篇2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概念

        中圖分類號:G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3-0104-02

        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現今社會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重視,可以說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文明的一種集中體現方式,因此保護“非遺”是對人類的文化多樣性的一種功在千秋的保護。根據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下簡稱《公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根據我國2011年頒布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2條的規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傳并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以及與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實物和場所。”這兩個法律文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界定如出一轍,現階段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也沒有太多理論上的爭論,因此本文中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就采用了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中的定義。

        根據《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對“非遺”的定義,可以看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存在于全人類發展進程中的必然產物,我們看到的很多“非遺”內容可能是以依賴一種物質來表現或一定物質形式表現出來,比如一種音樂的演奏樂器,一項技藝的制作成果。但是,那只是它的一種表現方式,而實質重要的是傳承人所掌握的文化本身,它是不能像物質一樣脫離人類自身獨立存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一定始終與人類特定群體的生活、生產精密聯系,并逐步形成。早在2007年,我國的第二個“文化遺產日”活動會展期間,總理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做過意義深遠的闡釋:“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幾百年、幾千年傳下來的,為什么能傳下來,千古不絕?就在于有靈魂,有精神。一脈文心傳萬代,千古不絕是真魂。文脈就是一個民族的魂脈。今天,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是傳承民族文化的文脈。”總理所指的“文脈”在筆者看來,就是一種人類的創新形式,是一種全民族的世代傳承,要使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蓬勃的傳承下去,使“文脈”能繼續有力地跳動,而非物質文化傳承人正是這個“文脈”延續的必然要件,所以說,我們要重視非物質文化傳承人的基礎作用,要切實加強對傳承人關心與支持。

        一般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個體傳承人傳承,如口頭文學、表演藝術、手工技藝、民間知識類的民俗文化等;二是群體傳承,如婚慶禮儀、民間節日等民俗活動,一般屬于民眾集體共享并依循,為民眾集體擁有,也需要民眾集體的世代傳承。可以想象在前一種形式中,個體傳承人是“非遺”的重要傳遞者和承載者,最初的始創者用自己的辛勞汗水與智慧結晶,創造了“非遺”的精湛的技藝和文化傳統,在此基礎上他們又世世代代承載著“非遺”,使得我們現代人能繼續保有豐富多彩的文化成果。傳承人在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那么如何界定“傳承人”的范疇,同時“傳承人”又有何權利與義務?當前學界大致存在以下兩種觀點。

        黃玉燁先生認為“出于保護國家重大利益的需要,國家還可以依法公開宣稱自己是某項民間文學藝術的傳承人。”田文英先生則認為“那些進入公有領域的民間文學藝術作品,其傳承人和作者的權利都應該由國家來行使。國家也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主動收集本國瀕臨失傳的有價值的民間文學藝術的材料,使自己成為傳承人。”“由某個社會組織依法發掘研究并持有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該社會組織是傳承人”。顯而易見,他們主張的是:很多傳承人不明,沒有具體傳承人的內容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就是上文中提到的第一種傳承類型的非遺,比如說:一些民間節日、傳說、禮儀風俗、生活方式等等。這些遺產是根植于民族群體的日常的生活之中,是整個少數民族群體擁有的。這些非遺沒用限定于某一個具體的人或是團體的傳承人,而是靠一個族群或國家來傳承的。因此,可以將國家和族群認定為傳承人,更有利于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另外有學者認為,傳承人的范圍不包括國家或群體。如李磊先生認為“民間文學藝術”是指由一國群體創作,因此,民間文學藝術傳承人應該是一些具體的公民或者單位,這些公民和單位在民間文學藝術傳承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國家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不宜將國家列為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傳承人。從上述論述中,可見李磊先生認為“國家”既不是傳承人,也無傳承之功能,更不能成為傳承主體。對此,筆者認為,導致前述問題產生的實質問題是他們混淆了“傳承人”和“傳承主體”兩個不同概念。前兩種觀點認為傳承主體即等同于傳承人,所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都能由傳承人的方式傳承。這種方式容易將群體的權利與個體的權利混淆起來,使得民眾集體都成為了傳承人,讓本應該保護的人沒用得到切實保護。俗話說“都有等于都沒有”,如果依照前述觀點會使得“傳承人”的概念空泛化。后一種觀點,只提及了“非遺”個體傳承人的作用,而沒有確認民眾族群和國家也是當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主體,只單純地認為國家應該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李磊先生所說的觀點,“國家不擁有傳承文化的作用”,筆者認為此種觀點比較牽強。眾所周知,眾多自然人的組合才是一個國家的基礎,這些特定的自然人在一定的條件下,可能擁有共同的文化和思想,那么“國家”這個由眾多自然人組合而成的群體也是理所當然成為非物質文化的傳承主體。同時可見民眾族群與國家在非物質文化傳承中起到了與生俱來的當然作用。

        綜合當前學者們的主流觀點,筆者認為,民眾族群和國家也是文化傳承主體,他們都有保護、弘揚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責任,當本國家或民眾族群自身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受到侵害之時,他們亦能行使維護正當利益的權利。盡管,現階段并沒有立法,但在法理上這是可行的。可借鑒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沒有具體個人傳承的情況下,由族群或者國家成立一個特定機構來負責管理,并且可以授權使用其所管理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同時收取一定費用,用于本文化遺產的保護和振興,或者當相應的權利被侵犯之時,可以代表受侵犯的相關方面去采取合理的方式去維護權益。傳承主體在理論上包涵著傳承人,很多人可能共享或者共同掌握著某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也可能有很多傳承主體,但并不是所有傳承主體都能成為傳承人,只有當符合相應必要條件時,才能成為合法的真正意義上的傳承人。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中沒有明確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而是規定了成為傳承人的條件。“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應當符合下列條件:(一)熟練掌握其傳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二)在特定領域內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區域內具有較大影響;(三)積極開展傳承活動。”對于這三個條件,應該是要求同時具備,才能成為所謂傳承人。同時,回顧一下在2003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法》(草案)中,規定了單位或團體可以作為傳承人。但是,在2011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中并沒有采用團體、單位傳承人這樣的規定。可以看出,傳承人是必須具備一定條件,同時是針對可以由個體傳承的“非遺”所設置的。傳承人應該是指個體,而不能是國家或者團體。我國著名的民族學家祁慶富教授對“傳承和傳承人”的學術史進行了系統的梳理與分析,把“傳承人”的概念定義為:“在有重要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過程中,代表某項遺產深厚的民族民間文化傳統,掌握杰出的技術、技藝、技能,為社區、群體、族群所公認的有影響力的人物。”筆者梳理了各家觀點,并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對傳承人的要求的基礎上,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定義為:能熟練掌握國家或地方政府認定的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并在本領域內有較大影響力,為公眾所認同,并能積極開展傳承活動的個體。其特征具體如下。

        第一,能熟練掌握國家或地方政府認定的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個體傳承人作為某項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實際掌握者,必須是通過國家或者相應地方主管部門的認定并且許可。這是作為個體傳承人的合法基礎。

        第二,該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在本領域內有較大影響力。對于傳承人所掌握的“非遺”項目,不能簡單歸結為掌握某種技藝或者某種特長,需要實際扎根于某個特定領域內,并且能夠形成較大的影響力,從而作為一種文化符號的典范。

        第三,該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需為公眾認同并能積極傳承。傳統文化豐富多彩,良莠不齊,這里定義的“非遺”項目必須是健康積極,并能為民眾集體喜聞樂見,并能使得世代傳承的文化成果。

        非物質文化作為社會文明的集中表現形式,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不僅是個體傳承人還是民眾族群與國家都是傳承文明的使者,我們要始終如一予以重視,為他們創造更好的工作與生存環境,以期更好地將非物質文化繼續傳承并發揚光大。

        參考文獻:

        [1]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國家中心.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普查工作手冊[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2]李斌.我國第二個“文化遺產日”之際、李長春參觀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專題展[N].人民日報,2007-06-10.

        [3]黃玉燁.民間文學藝術的法律保護[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

        [4]田文英.民間文學藝術傳承人的法律地位[N].中國知識產權報,2002-07-05.

        篇3

        1 河南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的特點及價值

        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具有獨特性、流變性、傳承性、綜合性、民族性、地域性特征。河南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資源豐富,尤其是其地域性和特色原生態的口頭性,表現在地方戲曲、民間文學、曲藝、民歌、語言文字習俗以及各地方言中,如河南墜子、豫劇、各地方言中的諺語、歌謠、神話故事等。在地域文化上,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具有深刻的“廣泛性”。如河南的豫劇,其獨特的旋律與河南方言具有良好的融合性,尤其是各類方言語音、詞匯的廣泛運用,唱詞、念白等多具有口頭表達性,使其在文藝表現上更具地方特色。

        從河南省第一批非遺文化名錄來看,涉及語言文學類的就有18項。如虞城縣花木蘭傳說、汝南縣梁祝傳說、泌陽縣盤古神話、武陟縣、西平縣、汝南縣、平輿縣等關于董永與七仙女的傳說,還有輝縣市的張生與崔鶯鶯的故事、衛輝市關于柳毅的傳說,濟源市關于邵原創世的神話等,都具有獨特的文化歷史價值。除此之外,南陽市的牛郎與織女的傳說、靈寶市關于皇帝的傳說、長葛市關于葛天氏的傳說、濮陽縣關于帝舜的傳說等等,這些民間文化不僅對現代人民的思想意識產生影響,也蘊涵了中華民族道德文化價值,尤其是在歷史學、語言學、文學、藝術審美等領域,體現了民族精神。在語言文化類非遺文化中,方言占據重要地位。如豫劇、河南墜子都建立在方言基礎上。

        2 河南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檔案管理現狀及問題分析

        河南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資源的收集、整理、鑒定、確認等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豐富的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仍有待進一步挖掘,尤其是從以方言為特征的語音、詞匯、語法等方面,對口頭文學、民間文學類文化形式進行多方面記錄和歸類管理,以便于繼承和創新。總的來看,其問題主要表現在:

        2.1 歸檔概念不清晰,范圍不明確。在實際傳承與保護中,有些工作人員缺乏對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檔案的正確理解,未能從非遺文化資源的內涵及外延上,厘清概念,明確歸檔范圍。[2]

        2.2 在檔案管理制度建設上不健全。尤其在非遺文化檔案的收集、歸類、整理、鑒定、保管等方面,缺乏專門人員管理,在制度上缺乏規范,工作機制被動,與文化部門、檔案部門協同機制欠缺。

        2.3 缺乏規范的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評定標準。構建科學合理的評價標準是納入規范化檔案管理的前提。盡管當前相關部門也出臺了非遺文化檔案保護政策,但對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管理還未全面執行,特別是在管理辦法及實施細則上,缺乏操作性,使得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管理工作處于被動狀態。

        2.4 對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資源重視不足。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資源保護與檔案管理,未受到社會公眾普遍關注,也未能受到相關部門重視,使得歸檔保護工作停滯不前。

        2.5 硬件設施條件不足、安全性較低。河南省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資源檔案保持條件較差,以鐵皮柜為主,缺乏防火、防盜、防霉、防水、防蟲等,有些地方的非遺文化資源僅存儲在電腦硬盤中,有的缺乏備份,電子檔案一旦丟失,其損失難以估量。

        2.6 管理工作滯后,缺乏專業性。在信息化技術條件下,其檔案管理數字化工作相對滯后。如何對非遺文化資源檔案多樣化管理,如何推進非遺文化

        資源數字化宣傳,迫切需要信息技術支撐,提升非遺文化工作人員專業水平。

        3 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管理原則

        針對學術界對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管理的討論來看,王云慶提出“做好非遺文化檔案管理,應從建檔上堅持真實性、完整性、系統性原則,以分級保護、優化利用為基本原則”;[3]孫展紅提出“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管理應‘依項建檔、分級建檔和搶救性建檔’”。[4]根據我國檔案管理工作提出的“統一領導、分級管理”原則,從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管理實際,應該堅持以下原則。

        3.1 統一領導。在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管理中,政府要發揮自身協調作用,加強對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管理的統籌規劃。如針對當前重復建檔、檔案工作評定標準不一致,缺乏統一領導機制等問題進行專門協同解決。

        3.2 分級管理。對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資源檔案采用全部移交給檔案機構進行保管并不現實,一方面與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的特殊性有關,另一方面與現有檔案機構人力、物力條件有關。因此,從非遺文化資源保護與歸檔上,對于瀕危資源要歸口于檔案機構,對于衍生類非遺文化資源檔案,應根據分級制度進行歸檔管理。

        3.3 依項建檔。對于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在保護與檔案管理上,應該根據“項目”劃分,進行歸口管理。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條例》中提出兩類劃分,一類是民間傳統文化,如語言、音樂、文學、游戲、禮儀、神話、建筑藝術等民間文化形式;二類是基于“文化空間”的各類舉行傳統文化活動的場所,或定期舉行特定活動的時間等。[5]要根據各項目獨立設置,明確檔號,科學編制。

        3.4 真實完整。堅持檔案管理的真實性、完整性是保證非遺文化資源檔案價值的重要原則。在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資源收集、整理、歸類管理中,確保非遺文化檔案信息、資源的真實性與完整。

        4 河南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管理流程

        4.1 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的收集。從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資源形式的多樣性來看,在檔案收集上應該拓寬途徑。一是開展檔案征集。由于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來源廣泛,對于不同形式、不同地域的非遺文化要從征集公告、田野調查中主動收集;二是做好檔案接收。特別是協調好文化機構、研究機構與非遺文化檔案館的對接,完善非遺文化檔案保護與保存體系;三是注重史料挖掘。特別是對于散落于史料典籍中的傳統民間文化資源,要從考證、挖掘、整合中發現,加強保護;四是接受捐贈。從非遺文化資源的歸屬關系上,尊重個人意愿專藏妥善保管,并對捐贈者獎勵;五是有償購買。通過平等協商,從非遺文化所有者手中計價收購并存檔保護,對于重要的非遺文化檔案,要科學鑒定,保障檔案的價值。

        4.2 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的整理。在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管理中,要從檔案學理論與方法中,對收集的檔案資料進行分類、組合、排列、編目,提升檔案材料的系統性、條理性,為科學保管和有效利用創造條件。如在語言文學類非遺檔案管理中,注重檔案形成時間、檔案形式、檔案內容的有機聯系,結合不同民間文學、傳說、故事、諺語等形式進行歸檔整理。

        4.3 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的鑒定。根據語言文學類非遺文化資源特點,從鑒定方法、標準、原則等方面,確定其價值及保存方式、保存期限等。由于非遺文化資源檔案種類繁多,對其存在形式及管理情況,要進行科學化、專業化鑒定,為做好檔案管理把好關。針對不同載體檔案的特點,從保管環境如溫度、濕度等條件進行科學管理。

        篇4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高校;保護傳承;傳播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31-0035-02

        隨著日益頻繁的中外交流,中國傳統文化備受世界的青睞。我們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高校更應該肩負起傳承中國文化、保護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責任。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和保護傳承價值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在歷史和自然的發展過程中,民間各種文學作品、技藝、工藝作品、表演形式、文化場所等世代相傳的非物質表現形式,是民族歷史文化的“活化石”。學者王文章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中歸納了非遺文化“獨特性、活態性、傳承性、流變性、綜合性、民族性及地域性”等7個特點。各地區非遺文化的合理傳承開發,將使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入現代社會,使非遺傳承人能夠保有持續弘揚甚至創新的動力,進而使本土非遺文化成為地區社會文化的特色和名片。

        二、云南非遺文化的保護傳承現狀

        云南是祖國西南邊陲多民族大省,有著悠久的民族文化與豐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從2003年開始,云南作為全國試點省份,開展了民族傳統文化資源普查,收集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之后持續開展非遺申報工作。目前,在文化部四批國家級非遺保護名錄中,云南已有大理三月街、阿詩瑪、東巴造紙技藝、傣族潑水節、布朗族彈唱、普洱茶制作技藝、白族扎染技藝等107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位列其中,有幾十個文化部命名的國家級中國民間藝術之鄉和中國特色藝術之鄉。同時,《云南映象》《云嶺天籟》等成為馳名中外的云南民族文化名片,李懷秀、李懷福姐弟、香格里拉組合等,也成為云南原生態文化的代言人,這些文化遺產傳承與創新為今天的彩云之南打下了耀眼的民族文化烙印。

        但是,云南的非遺文化傳承仍然存在諸多問題:

        1.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法規不夠完善,在城鎮化浪潮的沖擊下,云南不少傳統民居、服飾、語言習俗等民族具象特征正在消亡,大量珍貴的非遺文化亟待保護。

        2.非遺基礎理論研究和學科體系建設滯后于保護實踐,各州市對非遺重要價值的認識不一致、不到位,傳承人才隊伍參差不齊,非遺學科帶頭人和專業骨干匱乏。

        3.云南各州市非遺申報比例失衡,如布依族、基諾族、德昂族等文化遺產亟待發掘和非遺申報。

        4.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和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機構之間還缺乏有力的合作機制,非遺傳承和保護形式較為單一。除了各級文化館、藝術院所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陣地外,還應發揮博物館、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作用,使非遺保護及傳承機制多元化提高傳承保護的有效性。

        三、高校在非遺傳承保護的使命及文化責任

        教育和文化傳播本身就是高等教育的職責所在。當年,西南聯大的聞一多、鐘敬文等先生就在挖掘研究云貴少數民族文化方面做了許多開拓性的工作。非遺保護需要理論支持,理論研究正是高校的優勢所在。作為文化的承載者和傳播者,高校學者具有先進的文化理念和很強的思辨能力,通過選擇、批判、傳承、傳播培養大學生的審美能力和宣傳文化保護傳承的責任意識,同時對傳承非遺傳統文化起到文化拓展創新的職能。

        四、高校在傳承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作用探索

        1.利用高校教育經驗優勢,加快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科化建設步伐。

        2.建立非遺文化保護人才培養計劃,構建非遺人才培養機制,以老帶新,培養更多有志于從事非遺保護傳承專家和學人。

        3.構建高校、地方政府與傳承人合作的新模式,即“1+1”互動教學模式。安排一名專業教師與一個非遺傳承人共同開設一門課程或講座。由傳承人現場表演,傳授藝術創作技藝、呈現創作過程,由專業教師從學術角度講授其起源、發展及流變,歸納藝術價值。這種通過口傳身授、聲形并茂又有一定理論文化深度的方式更有利于傳播弘揚非遺文化,也是對非遺傳承人一種長期良性的保護。云南財經大學2016年就邀請一批非遺傳承人如楊文忠、畢向紅等到校開展系列“活態”非遺傳承活動,受到財大廣大中外學生的好評及政府管理機構的關注。

        4.高校可以利用校園文化藝術節、“非物質文化遺產日”以及國家民族傳統節日,舉辦“非物質文化遺產校園巡展”、非遺系列講座、學術論壇、“非遺”專題展覽和地方戲曲、曲藝、民俗游藝活動等演出,同時收集精品,通過走出去及網絡傳播的形式擴大傳播影響力。以此提升學生及公眾對傳統文化的興趣,深化大學生人文底蘊和人文情懷的培育與熏陶,打造繽紛多彩的校園文化。

        5.搜集、整理有關云南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數字化資源,創建非遺名錄信息資料庫和研究資料專題數據庫,以云平臺資源庫形式用網絡傳播的渠道,將云南非遺文化傳向世界。同時,還可利用大數據,對非遺媒體活躍度、關注度和成因進行分析,進而提出對應策略,為非遺的活化傳播尋找方法和路徑。

        6.隨著移動互聯時代的到來,對于引導公眾,特別是年青一代對非遺文化的價值認同,移動互聯網媒體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應在非遺文化傳播統一規劃體系下,通過網站、QQ、“三維一端”(微信、微博、微視頻、移動客戶端)等,以中英文雙語形式,加大非遺文化的移動互聯網傳播和互動交流。

        7.以產學研合作為載體,加強非遺保護與文化產業協調發展,多渠道為非遺傳承和弘揚提供持續的經濟保障。

        8.加強高校與博物館、文化館、專項科研機構的聯合,形成資源共享的合力。

        9.非遺保護既需要理論,更需要現場實地挖掘。因此,高校的非遺傳承保護應在確定系列課題后,“走出去”主動融入非遺地進行基層田野調查。云南財經大學通過“布朗族彈唱”“傈僳族民歌傳承”等非遺田野調查課題研究,正在積累相關實踐經驗。

        10.非遺的傳承傳播應在繼承中吸收新元素,不斷創新,融入當代民眾的文化生活。受到大眾的喜愛和維護,才是最好的傳承保護。

        11.高等院校可以Y合本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成立相關研究傳承機構。基于此,云南財經大學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社會和政府的肯定,并在2016年成立了“云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基地”,更加體系化地投入到云南非遺保護傳承和傳播中。

        五、結語

        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將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保護傳承和傳播,并使非遺文化成為一種核心競爭力,是我們教育文化工作者的責任和使命,也是進一步提升高等院校自身價值和形象的重要途徑。另一方面,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播引入高等教育體系,將豐富高等教育的文化資源、教學手段及方法,也對高校大學生素質教育起到積極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王文章.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8.

        [2] 劉寧.地方高校對本土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措施研究[J].大眾文藝,2014,(5).

        [3] 李桂云,繆悅.學校教育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地位與作用[J].江蘇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3,(3).

        篇5

        一針一線,匠人精神

        此次展覽,首次呈現了兩幅開創中國刺繡紀錄的巨幅高精繡藝術品:清代名家袁江的《阿房宮》和當代著名山水畫家陳克永的《大壑騰云》,同時展出繡線細逾發絲的《維摩教演圖》等近40件不同風格內容的珍貴繡品,更有兩套80年代中國傳統的新娘嫁衣――殿堂級金銀線刺繡龍鳳褂裙。而參展的全部刺繡精品,均出自名瑞中國刺繡研究中心負責人、中國刺繡研究學者蔡民強與李春亮之精心設計創作。此次展覽,將兩位來自廣東潮州的刺繡藝術家推至公眾眼前,更從一個國家的層面深度詮釋了“工匠精神”的內核與氣質。多年來他們走遍了全國各個繡區,從數百個手工刺繡坊中挑選出近幾十位巧手繡匠,親力親為出題材、制畫稿、組材料、定繡色、提針法,歷時五年多研究出品數百余幅手工刺繡精品。展品內容之豐,涉及人物刺繡、動植物紋樣、自然風光等多種題材;繡技之高,集中國刺繡的亂針、平針、圓針、釘針等多種繡法于一體,實現“去派別化”,推動刺繡藝術的融合發展。“我們希望留存下來,走向世界的,不是某一方面的繡種,而是中國刺繡的集大成者。”蔡民強說。

        作為資深刺繡專家,蔡民強40年來潛心刺繡技藝研究,他攜手摯友李春亮先生,開創性地提出“現代中國刺繡藝術”的新概念,運用現代科技手段,融通各大繡種針法,歷時四年時間,創作出100多幅全新風格的高精繡品,不斷推動這門針尖上的國粹傳承創新,走向當代藝術繁榮的頂峰。

        中國刺繡,世界之觀

        “進入展覽大廳,我屏住呼吸,很震驚,在這些作品面前我很渺小,在這些文化精華面前我變得渺小,刺繡藝術在中國經歷一個又一個世紀的傳承,今日她現代化,她的顏色更絢爛,畫面震撼人心!”2014獲法國文化部騎士勛章的曼儂艾拉?皮拉教授(Manoel PILLARD)激動地說到。本次活動吸引了諸多中法重要媒體到現場進行采訪報道。除了新華社、歐洲時報、新歐洲戰報、法國華文衛視等駐法媒體外,環球時報、羊城時報、廣東電視臺等重要媒體還專門派出記者從國內遠赴巴黎進行專訪。

        巴黎中國文化中心主任蘇旭稱贊道:“這是巴黎中國文化中心十幾年來最好的一次展覽。”法方多名嘉賓表示:“中國刺繡這項特殊的藝術對于時尚界的運用是非常重要的,國家要注重保護、傳承和創新,與時尚相結合。這個展覽令我們太震撼了,我們從沒見過如此精美的刺繡。

        中國刺繡是我國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推動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非遺文化走出去,讓世人看到她的精彩,通過展示中國刺繡藝術的歷史傳承與當代創新,傳遞中國文化的內涵與魅力。

        “創新,永遠是藝術發展的源泉。”蔡民強認為,一個新時代的藝術作品,必然是這個時代嶄新科技與藝術的結晶和反映。在眾多繡品中,巨幅《阿房宮》對蔡民強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這幅由12條通屏組合而成的繡品,猶如一幅波瀾壯闊的畫卷。在這幅繡品的創作過程中,藝術家的匠心巧思與新時代的科技手段緊密結合,擦出了令人驚嘆的火花。

        《阿房宮》長6.52米,寬1.92米,尺寸遠遠超過其他繡品。蔡民強和李春亮用了9個多月的時間探索作品的雛形,特制了兩邊長度超過8米、重達100公斤的繡花架,并花重金定染了一整套耐磨度、色牢度、耐曬度均達4.5級的高標準繡花線。借助高科技,《阿房宮》整體上氣勢恢宏,局部則刻畫入微,將原作華貴綺麗的畫風表現地淋漓盡致。《阿房宮》的問世,也讓蔡民強充滿了信心,“我相信,隨著現代經濟的繁榮、紡織技術的發展,我們完全可以創作出像盧浮宮、大英博物館、圣彼得堡博物館的巨幅油畫一樣大小的刺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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