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定律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學的定律，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經濟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經濟定律；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F0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2）06－0026－06

眾所周知，在經濟定律的檢驗過程中，常常由于一些因素的干擾，導致經濟理論失效。為了規避這些干擾因素，經濟學家做了一些處理，在大量的經濟定律中加入了“假設其他條件不變”這個約束條件，但結果是不僅未達到預期效果，反而帶來了一些新問題。

一、經濟學中的定律、干擾因素、趨向性研究的歷史考察

小穆勒在1836年就明確地提出了經濟學中的干擾因素問題。他認為經濟學是把經濟動機從人的其它動機中剝離出來的一門學科，于是在具體操作中常常有一些因素未在其認識范圍之內而無法被考慮到，這些情況被稱為干擾因素。他認為干擾因素使經濟理論的結論出現偏差，所以，經濟理論可以被認為是一種近似的分析。“有兩種規律，每種都可能在百分之百的事例中起作用，通過它們的聯合作用產生共同的結果。如果在兩種力量中較不明顯的一種被稱為干擾的力量，這種力量在某一個事例中足以超過另一種力量，造成了人們通常所稱為例外的事例，這同一個干擾力在很多其他的事例中也許都作為一種影響因素起作用，沒人會稱這些事例為例外。”① 對此，馬歇爾認為干擾因素出現的根源在于時間因素，他在《經濟學原理》中指出時間是“幾乎每一個經濟問題的主要困難的中心所在”，通過經濟分析中對時間的處理來為“假設其他條件不變”找到了合適的位置：“時間是引起經濟研究中的那些困難的一個主要原因……在分解問題的過程中，他把那些不規則出現的不便于處理的干擾因素暫時擱置在所謂其他條件不變的筐子里。”② 因此，馬歇爾認為規律不過是一種多少是可靠的和明確的一般命題或傾向的敘述而已。不難發現這是穆勒觀點的部分延續。

內維爾·凱恩斯，馬歇爾的早期弟子，他在

《政治經濟學的范圍與方法》（1891年）一書中繼承了老師馬歇爾的一部分觀點。他支持穆勒的假定性及規律是趨勢的觀點，但比穆勒又往前走了一步，把規律進一步細化到條件性上：首先，經濟學的規律只是趨勢的陳述，因此通常服從其它情況相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近代科學的人文背景”（項目編號：11YJC72005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情景分析：經濟學的科學邏輯”（項目編號：N100423007）的研究成果。

同的限定條件；第二，經濟學的結論大部分依賴于一些特定條件的實現，盡管它們事實上并不是總能實現，但只要給定了條件，規律就可以被明確地陳述③。羅賓斯在為經濟學定義時指出假設與規律的關聯性：經濟學研究的是行為的經濟方面，并且研究的是一種關系，而不是物質產品本身。“因為，能夠滿足人類需要的物質手段之所以能成為經濟貨物，并不在于它們的物質性，而在于它們與估價的關系。具有重大意義的是它們與給定需要的關系，而不是它們的技術實質。”④ 也就是說，并非事物本身，而是對稀缺的相對估價決定其經濟意義。既然涉及到相對估計，就存在一個衡量相對估計的尺度，那么假設就是不可避免的。在這一點上羅賓斯差不多是和米塞斯走到了一起。米塞斯與凱恩斯一樣承認經驗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對于經驗具體起到什么作用有不同看法，他認為經驗是我們認識世界的媒介，真正告訴我們到底什么是自由物品和什么是經濟物品的“不是經驗，而是推理，推理是先于經驗的。”⑤ 因而，在米塞斯那里經驗只是一個表面層次，經驗在用來檢驗我們的概念與實踐是否相符時，只不過是作為一個判據存在。米塞斯認為在我們的認識起點上存在著一個先驗的框架，這個框架左右著我們的思考，尤其是作為人類行為的科學，所以經濟學的假設是先驗的。

篇2

一、匯率穩定的正外部性可能超出預估

中國進出口規模龐大，但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不高，附加值低，外貿企業眾多，但分散而不集中，抗風險能力低，同時，中國還是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地區之一。穩定匯率的政策類似于國家為進出口企業和外貿交易提供了匯率保險，大大減少了企業經營的外部不確定性，使其能集中精力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換代，而代價是國家要付出一定成本。因此對中國而言，穩定匯率有著非常高的正外部性。除非維持匯率穩定的成本突然提高（如在戰爭等特殊時期），否則穩定匯率還是有較高的收益風險比，容易成為現實選擇。未來隨著我國進出口、吸收外國直接投資、"走出去"對外投資規模的進一步過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帶來的正外部性將更加明顯。

穩定匯率的正外部性還體現在增強了社會對人民幣的信心。相對貨幣供應量、通脹指標的多層次、多口徑而言，穩定匯率具有高度透明的特征，因此保持匯率穩定可以比較容易地穩定全社會的預期，為貨幣政策提供清晰的"名義錨"。實踐表明，貨幣供應量、銀行信貸、利率、通貨膨脹等變量的實際值和預測值都會有或多或少的差距，很難嚴格實現，只有匯率變量可以被嚴格地實現。因此，在中國宏觀調控的實踐中，特別是控制通貨膨脹的過程中，匯率的穩定發揮了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

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問題并非穩定匯率獨有的缺陷

對參考外幣進行調節的匯率機制最多的批評是"不可能三角原理"，即一個經濟體在"貨幣政策的獨立"，"匯率的穩定"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三者中只能選擇其中兩者，其基本邏輯是穩定的匯率難以抑制資本跨境流動，從而可能導致失去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但此次全球金融危機表明，在資本大規模流動的背景下，不論一個經濟體選擇何種匯率制度，都難有選擇獨立貨幣政策的空間。比如歐元、日元都是自由浮動的貨幣，但歐元區和日本也從未有過完全獨立的貨幣政策。資本流動主要由經濟基本面決定，而且存在長期、大規模的趨勢性流動，匯率浮動對資本流動的調節作用很弱。即使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也不能保證資本流動均衡，更不能保證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全球化和資本高度流動的今天，"不可能三角"已經演變成"不可能兩邊"（獨立貨幣政策和資本自由流動的選擇），甚或"不可能一點"（不可能有完全獨立的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的目的主要是調控宏觀經濟。經濟全球化導致經濟周期趨同，通貨膨脹也越來越表現出全球化的特征，輸入性通脹發生頻率以及在通脹中的重要性都明顯上升，一國貨幣政策對抑制全球通脹的作用弱化，保持貨幣政策獨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也隨之減弱。因此，即使穩定匯率對貨幣政策獨立性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但不能也并沒有壓縮貨幣政策實際可供選擇的空間，況且穩定匯率對盯住和被盯住雙方貨幣政策獨立性有一定影響。目前，中國的GDP已居世界第二位，人民幣對美元穩定不僅意味著中國沒有完全獨立的貨幣政策，也意味著美國難有完全獨立的貨幣政策，雙方制定貨幣政策都要考慮對另一國的影響。因此，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受限，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意味著貨幣政策必然脫離本國的經濟周期。

三、匯率穩定可降低轉變中國經濟發展方式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不確定性

人民幣可兌換和匯率浮動的次序問題一直是經濟學家討論的焦點。無論孰先孰后，至少兩者不能同步進行，以防止出現過于復雜和失控的局面。當前人民幣境外使用逐漸擴大，資本項目可兌換也在逐步推進，在這個過程中，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宜保持穩定，否則將增加這一進程的不確定性。現代貨幣銀行學的理論證明，本幣大幅升值會極大削弱對外提供本幣資金的需求。而人民幣貶值又將導致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的人民幣價值縮水，削弱其持有人民幣的積極性，不利于人民幣價值儲藏手段的發揮。因此，人民幣升貶兩難，只宜保持相對穩定。回顧美元國際化的歷史，"二戰"后美國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形式將美元與黃金掛鉤，即保持美元的幣值穩定，這一過程持續了26年，無疑推動了美元的國際化進程。

篇3

——國際經濟法的學科界定及其基本原則的重塑

邱一川*

[內容摘要] 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從對某一類社會關系進行共同調整的角度出發，將不同性質的法律規范雜糅成一個學科進行調整，其癥結在于混淆了“法學分科”與“法律運用”這兩個不同層面的法律問題，用法律運用的綜合性替代了法學分科的嚴整性。本文將國際經濟法重新界定為“調整經濟管制關系的國際法規范”，并從新的視角對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進行了梳理，以此佐證國際經濟法的學科界定。

[關鍵詞] 國際經濟法 學科界定 基本原則

一、 廣義國際經濟法的“水果拼盤說”

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認為國際經濟法是調整國際（跨國）經濟關系的多門類、跨學科的邊緣性綜合體 ，是一門獨立的法律學科 。

這一學說的立論基礎在于，對某一涉外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過程中，既要涉及調整經濟流轉關系的法律規范，又要涉及調整經濟管制關系的法律規范；其法律淵源既包括雙邊條約、多邊條約、國際習慣、國際慣例等國際法規范，也包括涉外民商法、涉外經濟管制法以及沖突規范等國內法。 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由此得出結論：國際經濟法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是“國際經濟法律關系本身極其錯綜復雜的忠實反映；也是科學地調整這種復雜關系，對其中的法律癥結加以‘綜合診斷’和‘辨證施治’的現實需要。”

由此可見，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最大的特點在于，它從對某一類社會關系進行共同調整的角度出發，認為凡與此相關的法律規范便足以獨立地形成一個法學門類。wWw.133229.COm這一學說立足于實用主義，對于解決現實問題確實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但是，廣義說的觀點將不同性質的社會關系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調整，將不同性質、不同部門的法律規范雜糅在一起，難以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 造成這一問題的癥結何在？筆者認為，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混淆了“法學分科”與“法律運用”這兩個不同層面的法律問題，因而在立論基礎上存在嚴重缺陷。

誠然，國際經濟關系涉及的主體繁多，錯綜復雜，的確需要對其中存在的各種法律癥結進行綜合診斷與辨證施治。但這是法律運用層面的問題，而不是部門法學分科層面的問題。我們并不能由法律運用上的綜合性要求必然地推論相關的法律規范應當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學部門；不同法律部門的綜合運用并不等于相關的法學分支就應雜糅成為一個獨立學科。

事實上，在對國際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過程中，不僅會涉及到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中所述及的各種法律規范，相關國家的刑法規范（如一國關于“信用證詐騙罪”的規定）也可能在特定情形下得以適用。如果按照廣義說的論證邏輯，調整國際經濟關系中的刑法規范豈不是也應納入廣義國際經濟法的范圍當中。

以此類推，內國經濟關系雖不如涉外經濟關系復雜，但同樣有必要對其中的法律癥結進行綜合診斷與辨證施治。對內國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過程中也會同時涉及內國民商法、內國經濟行政法和內國經濟刑法等法律規范。試問，按照廣義說的理論邏輯，這些相關的內國法律規范是否也應混合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呢？

再進一步而言，我們必須從深層次來探討如下一個問題，即法律運用的綜合性能否替代法學分科的必要性和嚴整性呢？也就是說從法理的角度而言，法學分科的意義何在？尤其是在學科界限日益模糊、例外情形層出不窮的新情形下，傳統的法學分科的是否仍有必要？筆者認為，某一部門法學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內部具有本質上的共同性，構成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通過法學分科可以形成一種嚴整的知識體系，便于認識、分析、運用和預測。學理通說上以獨立的調整對象作為劃分部門法學的標準 ，“獨立調整對象”不僅要求以某一特定領域的社會關系作為調整對象，而且要求這一特定領域的社會關系必須具有質上的共同性。試以民法為例：平等主體之間物權法律關系、債權法律關系、知識產權法律關系、婚姻法律關系和家庭法律關系雖然相對獨立，但上述各種法律關系仍然可以抽象出其質上的共同性，形成民事法律關系，形成民法總則中的各項內容。不僅如此，民事法律關系中最為核心的精神又可以抽象出民法的基本原則。析微而知著，一個嚴整的法學分支必須能夠形成“基本原則—基本法律關系—具體法律關系”的邏輯體系。我們并不是為了刻意追求邏輯體系的完整性，而是因為只有這種“從抽象到具象”、“從一般到具體”的邏輯體系才是真正有助于我們便捷地認識事物、分析問題和預測發展的，尤其是有助于我們把握事物發展的本質和規律。人類創設各種各樣的學科，其目的就在于此。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認為其以跨國經濟關系作為調整對象，似乎具有獨立的調整對象。但事實上，誠如廣義說自己所承認，跨國經濟關系既包括跨國經濟流轉關系，也包括跨國經濟管制關系，而這兩類社會關系在性質上殊有不同。廣義說將經濟流轉關系和經濟管制關系這兩類不同的社會關系放在一起進行調整，既無法進一步抽象出兩者之間的共同性，無法形成學科的總論，也無法真正提出學科的基本原則，難免帶有人為拼湊的色彩。由此可見，我們決不可因為法律運用中的綜合性否認了法學分科的價值。這或許并不是學術領域紛爭的問題，而是人類認識事物規律的本質要求。

誠然，隨著“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國際法與國內法相互滲透等趨勢的出現，傳統法學分科的界限日益模糊，學科界線周邊出現了許多“灰色區域”。但我們認為，決不可因為灰色區域的存在而否定法學分科的必要性；相反，例外情形的存在更有助于我們在一個新的角度上認識事物的本質。理論是清一色的，涇渭分明；但是社會關系卻是模糊的，黑白之間存在諸多灰色的過渡。學科分類時必須在這一灰色區域中厘定臨界點，因此種種例外情形的存在在所難免，不足為奇。對于灰色區域中的例外情形，可以個案處理，也可以作為例外情形以特殊的方式予以解決。但正如我們不能因為有了萘李、騾子等雜交品種后便否定門、綱、目、科、屬、種等生物學分類；同樣道理，我們亦不能因為法學分科中一些特殊情形或例外情形的存在而否認了法學分科的價值。任何科學都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百分之百地貼近現實，也不可能為我們認識事物提供完全正確的結論；科學的作用只是通過初略的分類為我們認識事物提供基本正確的結論。

綜上而言，部門法學的分科應當是嚴整的，但在部門法學的運用上卻應當是綜合的。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雖注重了法律運用的綜合性，卻忽略了法學分科的嚴謹性，將法律運用和法學分科這兩個問題混為一談。廣義說所主張的國際經濟法猶如一個水果拼盤：從營養結構和口味搭配出發，人們食用時需要的是各種水果相互搭配的水果拼盤；但我們卻難以承認水果拼盤是另成一類的水果，更不可由此而否認水果分類的價值。

二、 國際經濟法的學科界定

那么，如何對調整國際（跨國）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進行學科分類呢？筆者認為，如下兩點論斷是我們分析的出發點：

（1） 國際經濟關系當中既包括橫向的經濟流轉關系，也包括縱向的經濟管制關系；

（2） 對國際經濟關系進行法律調整，既涉及各國的國內法規范，也要涉及各種形式的國際法規范。

由此出發，我們可以將所有調整跨國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分成四大部分（如下表所示）：

經濟流轉關系 經濟管制關系

國內法規范 （1）沖突規范/民商法 （3）經濟行政法

國際法規范 （2）國際商法 （4）國際經濟法

表：調整跨國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分類示意圖

（1）調整跨國經濟流轉關系的國內法規范是各國的沖突規范（如我國《民法通則》第八章“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的規定）及其指引的內國民商法（如我國的新《合同法》）；

（2）調整跨國經濟流轉關系的國際法規范則是作為統一實體規范的國際商法（如《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

（3）調整經濟管制關系的國內法規范為各國的經濟行政法（如我國的《對外貿易法》）；

（4）調整經濟管制關系的國際法規范則構成國際經濟法（如《建立wto協定》及其附件）。

上述四個部分配合在一起，共同對跨國經濟關系中涉及的不同層面的法律問題進行調整和規范。在這四個部分中，國際商法可以通過優先直接適用成為成員國國內國民商法的組成部分；而國際經濟法規范則通過間接適用，轉化為成員國的內國經濟行政法。

上述分析中亦可看出，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將上述四個部分糅合在一起，構成一個水果拼盤，貌似完整，卻忽視了每一部分各自的特點，無法形成一個真正的、嚴整的獨立法學學科進行研究和學習。

同時，將國際經濟法界定為調整國際經濟管制關系的國際法并不是簡單地回歸到狹義的國際經濟法學說 。本文所主張的國際經濟法，與狹義說所主張的國際經濟法有如下兩點區別：

（1） 部分學者主張，調整國際經濟流轉關系的國際法規范是狹義國際經濟法的組成部分 。但是，經濟流轉關系與經濟管制關系在性質上殊有不同。筆者認為，調整國際經濟流轉關系的國際法規范應獨立地構成國際商法體系，與內國民商法對應，而不宜納入國際經濟法的范疇之中；

（2） 本文所界定的國際經濟法是建立在對跨國經濟關系的法律調整進行綜合分析的基礎上的，同時也汲取了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關于法律運用綜合性的觀點。

因此，至多而言，我們只能說本文對國際經濟法所做的學科界定是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個新的視角上對狹義國際經濟法學說的回歸。或許人們對事物的認識總是一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過程。

有的學者在批判廣義說的基礎上，提出“國際經濟法是調整跨國間經濟協調關系以及經濟管理關系的法律規范的體系”， 認為國際經濟法包括“經濟的國際法”（本文上表中第（4）部分）和“涉外經濟法”（本文上表中第（3）部分）兩大部分。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從調整對象的同質性出發將調整經濟管制關系的國際法規范和國內法規范作為一個整體予以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學性。但是，國際法與國內法畢竟是兩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其在調整對象、制定、效力、實施等方面均存在顯著區別。因此，調整經濟管制關系的國際法規范與國內法規范雖然具有一定的相關性，但兩者仍不可同日而語。否則，內國涉外民商法與國際商法在性質上也有共同性，是否也應把各國的涉外民商法納入國際商法的范疇當中呢？

綜上，筆者認為，應將國際經濟法界定為“調整跨國經濟管理關系的國際法規范”較為妥當。同時我們亦主張，在解決一個具體的跨國經濟問題時，不僅要運用國際經濟法，還要綜合運用內國沖突規范、內國涉外民商法、國際商法、內國涉外經濟管理法等不同法律部門或不同法律部門的分支。

三、 國際經濟法學科基本原則的重塑

誠如前文所論及，一個真正的法學部門應當能夠形成“基本原則—基本法律關系—具體法律關系”的邏輯體系。換言之，無法提出學科基本原則，這一“法學部門”并不是真正意義的法學分支學科。

從法理學的角度而言，“原則”是相對于“概念”和“規范”而言的法的三種要素之一。與一般原則相區別，基本原則應當貫穿于其調整對象內的各個領域，貫穿于其法律關系的始終，用于指導立法、司法、執法和守法。“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指的是貫串于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各類法律規范之中的主要精神和指導思想，指的是這些法律規范的基礎和核心。”

持廣義國際經濟法理論的學者提出了“經濟主權原則”、“公平互利原則”、“全球合作原則”等作為廣義國際經濟法學科的基本原則。 如果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的理論是嚴謹的，這些基本原則就都應貫串于國際貿易法、國際投資法、國際金融法、國際稅法等國際經濟法分支領域，都應當既適用于調整國際經濟管制關系的法律規范，也適用于調整國際經濟流轉關系的法律規范。但事實上，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所提出的這些原則都難以真正滿足作為法學基本原則的要求，因此也難以發揮基本原則對于整個學科的指導作用。試舉一例說明：甲、乙是營業地在不同國家的兩個公司，雙方簽定某一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并在合同的履行過程中產生糾紛。試問，甲乙雙方的這一跨國經濟關系與一國的經濟主權有何直接關系？與不同國家間的公平互利有何直接關系？與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又有何直接關系？

由此可見，目前“公認”的廣義國際經濟法學基本原則似乎無法滿足作為部門法學基本原則的要求，廣義說理論無法提出大一統的國際經濟法學的基本原則。由此亦可佐證，廣義國際經濟法難以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學門類。

以下，筆者將就本文所界定的國際經濟法，即調整國際經濟管制關系的國際法規范，提出指導這一學科的三大基本原則：

（1） 經濟自由化原則：經濟自由化原則要求各國在管制跨國經濟交往中應當逐步降低關稅，取消非關稅壁壘，為外國資本、技術和服務提供市場準入；應當逐步擴大外國資本的準入；應當逐步開放本國資本市場，允許資本自由流動。經濟自由化原則的經濟學基礎是大衛李嘉圖在國際貿易領域提出的“比較利益理論”（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這一理論主張各國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并且得出國際貿易將提高各國的福利水平這一重要結論。

（2） 經濟公正化原則：經濟公正化原則有四重內涵：其一，一般情形下，要求各國在管制國際經濟交往時應當符合“非歧視（non-discrimination）”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各國要平等對待外國人，給予外國貨物、資本和服務“最惠國待遇”，另一方面還要求一國應平等對待本國人與外國人，給予外國貨物、資本和服務“國民待遇”。其二，允許一國在管制跨國經濟活動中，對他國政府和企業的扭曲自由經濟的措施采取對應措施（counter-measure），例如允許一國針對他國企業的傾銷行為或他國政府的補貼行為征收反傾銷稅或反補貼稅等。其三，允許一國在管制跨國經濟活動中，針對危及本國根本利益的事項，臨時采取一些限制經濟自由交往的措施，例如wto協定中關于保障措施的規定，關于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的規定等。其四，由于歷史上西方列強對殖民地國家的侵略和掠奪，由于各國現實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尤其是發達國家與發展

強烈的訴求。經濟便利化與自由化既有聯系，又有所區別。經濟便利化不僅要求在執行非關稅措施措施時程序應簡化和協調，不應有過多的文件要求；而且各國有關涉外經濟管理的各種程序應當具有透明度，政府應當采用信息技術等現代化設備，政府各部門之間應當有效配合。

綜上而言，經濟自由化、經濟公正化和經濟便利化正成為三股重要的潮流，推動和指導各國的跨國經濟管理行為。之所以將上述三項原則確定為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是基于如下三個方面的考慮：

（1） 上述三項原則是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蓬勃發展為背景所提出的。雖然存在種種質疑和批評，但是經濟全球化的潮流勢不可擋，這已無庸置疑。20世紀90年代的10年間，全球gdp的年均增長率僅為2.3%，而全球貿易額年增長率卻達到7%，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總額已達到全球gdp總額的29%。 與此同時，跨國直接投資迅猛增長，從1990年的2,060億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2,700萬億美元。據統計，在2001年，全球6.3萬家跨國公司，其年銷售額超過14萬億美元，幾乎控制了近50%的全球產出、60％的世界貿易、70％的技術轉讓和90％的國際直接投資。 經濟自由化、經濟一體化和經濟便利化正是在這樣的國際經濟發展背景中提出的，旨在協調各國外經貿管理行為，使其順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潮流。

（2） 上述三項基本原則體現了國際經濟交往的內在訴求。部門法學基本原則的提出，應當從其調整對象出發，應當體現其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本質訴求。平等、公平、意思自治、誠實信用以及公序良俗之所以成為民商法的基本原則，根本緣由在于它們都體現了平等主體之間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本質，是市民社會健康運作的內在訴求。經濟的本質是無國界的，經濟全球化要求各國管制跨國經濟交往的行為必須在維護基本的經濟公正的基礎上，促進經濟自由而便捷地開展。由此，經濟自由化原則、經濟公正化原則和經濟便利化原則應運而生。

（3） 上述三項原則是真正從法的價值層面提出的法律原則。筆者認為，部門法學的基本原則必須從法價值學的層面來概括，才能真正發揮對具體規范的統率和指導作用。部門法學在邏輯體系上總是從調整對象中汲取其價值層面的精神實質，并將其法律化為法律的基本原則，再由這些基本原則來統率具體的法律規范。以目前研究最為成熟的部門法學——民商法為例，前述平等、公正、意思自治、誠實信用、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則，其實都是自由、正義、效率等法價值在部門法學的具體體現。將經濟自由化、經濟公正化和經濟便利化確立為國際經濟法學的基本原則，其實也正是自由、正義和效率這三個層面的法價值訴求在這一學科的體現。

反觀廣義國際經濟法學說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則：公平互利原則亦是從法價值層面提出的原則，其在同一調整對象范圍內可以納入本文提出的經濟公正化原則當中；但全球合作原則則是從手段上提出的，無論南北合作還是南南合作其實都是實現經濟自由化、公正化和便利化的方式，將其作為一項獨立的法律原則似乎有所不妥。學者在研究wto規則時，提出將非歧視、互惠、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市場準入、關稅減讓、取消數量限制、公平貿易、透明度等作為wto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則， 這些原則其實均可以經過整合，納入貿易自由化、貿易公正化和貿易便利化的框架之中。

本文沒有將經濟主權原則作為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但這并不是說經濟主權無關緊要，也不等于我們主張在國際經濟管理中放棄經濟主權。毋庸置疑，經濟主權始終是國際經濟交往的重要基石。

篇4

現代經濟學起源于18世紀的歐洲，以英國、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為主要發源地，經過200多年的發展和演變，逐漸成為一種居于支配地位的全球性思維模式。追根溯源，西方經濟學是西方整體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西方哲學思維數千年演變和進化的產物。經濟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直接來源于西方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西方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或者一般而言的西方哲學思想，有一種特別的精神。哲學家熊十力說：“西洋形而上學是以宇宙實體當作外界的物事而推窮之。西洋哲學的方法是析物的方法，所謂一元、二元、多元等論，則是數量的分析；唯心唯物與非心非物等論，則是性質的分析。此外析求其關系則猶若機械論等等。要之，都把真理當作有數量、性質、關系等等可析。”分析的方法或析物的方法，實在是西洋整個哲學思想和科學思想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其最殊勝之處。西方許多著名科學家將西洋科學方法總稱為“約化論”（reductionism）。約化論讓西洋科學取得令人嘆為觀止的偉大成就，絕不可輕視，更不可忽視。西方經濟學實在是西洋整體哲學思想的支流，其哲學基礎和分析邏輯也是秉承約化論的基本意蘊。

概言之，主流西方經濟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由五個方面構成：人類行為的自私決定論、經濟體系的機械決定論、人類發展的西方中心論、人類認識的實證方法論、政策哲學的自由競爭論。從哲學角度來審視，上述五論就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本體論、宇宙論、知識論和人生論。200多年來，經濟學演變繁復，流派紛呈，恰如滔滔江河，又如涓涓細流，溯其源流，就是上述五論。

經濟科學背后的本體論、宇宙論、知識論和人生論，直接源于西方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17世紀歐洲興起的科學大潮，徹底改變了西方世界的思維模式，改變了人類歷史的演進方向。科學和技術的興旺發達，不僅讓歐洲擁有了征服物質世界的絕對優勢，而且讓歐洲擁有了征服精神世界的最大優勢。那些驚世駭俗的科學發現和發明創造，讓全人類嘆為觀止。歐洲人憑借科學技術的神奇魔力，成功征服全世界。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勝利或許更加徹底。西方崛起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以摧枯拉朽、雷霆萬鈞之勢，迅猛席卷全人類。一切社會科學和精神學問，包括宗教、哲學、歷史、法律、倫理等所有一切學問，無不深受科學方法論的影響。科學思維對經濟學哲學基礎的影響尤其深遠和全面。若要探討主流西方經濟學的成功和失敗、優勢和劣勢，若要為經濟學的未來開辟新的方向，我們首先需要總結西方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才能理解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如何決定了經濟學的基本價格。

西方科學世界觀的核心就是決定論、機械論或命定論，此為西方學術界的共識。197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非平衡熱力學開拓者普里戈金和助手斯唐熱出版的名著《從混沌到有序：人與自然的新對話》，吹響了重新塑造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嘹亮號角。

決定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孕育出許多基本信念。我們將會看到，經濟學和幾乎所有社會科學命題，皆源自這些基本信念。

決定天地萬物或宇宙演變的是自然定律，自然定律具有普適性和永恒性。西方科學的偉大奠基者們始終強調自然定律的普適性和永恒性，他們虔誠追求的科學理想，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圖式和普遍真理。

對普適和永恒自然定律的信念，激勵無數天才物理學家窮盡畢生智慧去忘我地追尋宇宙萬物的基本規律，從而創造出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學奇跡。的確，物理學家們曾經多次堅信他們已經找到了那個神秘莫測卻又充滿無限魅力的終極定律。譬如，19世紀后期，物理學家們非常樂觀地宣稱，宇宙間的一切皆可以按照連續物質的性質予以解釋和推斷，物理學的天空只剩下微不足道的一點兒烏云了。然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橫空出世，粉碎了物理學家的樂觀情緒，開辟了物理探索的嶄新天地。原子結構和量子力學不確定性原理的發現，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摧毀了決定論的信念。

霍金的《時間簡史》是有史以來最暢銷的科普著作之一。全書激蕩著那個意志堅強的殘疾天才對自然世界普適和永恒定律的信念忠貞不渝的偉大情懷，激蕩著對宇宙演化終極規律不懈追求的豪情壯志。當霍金論及“物理學的統一”時，他滿懷信心地說：“在謹慎樂觀的基礎上，我們可能已經接近于探索自然中集定律的終點。”

霍金將決定論的科學觀推到極端。他寫道：“愛因斯坦曾經問道，在制造宇宙時上帝有多少選擇性？如果無邊界假設是正確的，在選擇初始條件上它就根本沒有自由。”初始條件的確定性加上自然定律意味著我們可以完全準確預測宇宙發生的一切，這當然也包括人類社會，因為人類自身不過是茫茫宇宙的滄海一粟，怎么能夠逃脫自然定律的命令和規范？

篇5

熱經濟學起源與20世紀50年代末期，創始人為美國的Tribus。他在其指導的博士論文“能量系統的火用分析”中,第一次將經濟因素引入到了火用分析之中,并首次提出了通過系統逐個尋優達到全局最優的目的。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熱經濟學初步有了完善的體系，并被學術界命名為thermo-economics。Tribus的學生R.Evans還發表了熱經濟學孤立化原理的數學論證。隨后，美國的另一學派代表人物R.Gaggioli，他以代數為主要數學計算模式，進而發展了代數模式的熱經濟學。德國的Beyer，結構系數模式經濟學發展為符號經濟學，也稱矩陣模式熱經濟學（因為西方國家習慣稱矩陣為符號），矩陣模式代表了熱經濟學的成熟階段。到了1995年,王加璇等科學工作者開始在我國推行國際上各種流派的火用經濟學的先進理論。部分學者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對其研究應用,并且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逐漸形成了各自的流派。

2熱經濟學的原理與優勢

目前存在的能量評價方法包括以熱力學第一定律為基礎的能量分析法。這種分析法雖然操作簡單，且已經被廣泛應用，但評價值側重于“量”而沒有評價“質”。另一種是以熱力學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和火用平衡理論為框架的火用分析法。這種方法在對能量系統進行綜合分析優化的時候，得出的結果往往無法顧及經濟因素。目前最為科學全面的分析是法是本文研究的將熱力學分析與經濟因素綜合分析的熱經濟學分析法也稱火用經濟學分析法。這種方法結合了工程經濟學、系統工程、最優化技術以及決策理論等基本思想，兼顧能量使用的“量”與“質”，并將系統的火用流價格數據化，能夠評估兼顧能量使用效率與經濟價值的綜合結果，這種分析法在復雜的工程分析、診斷、優化、改進中，都有重大作用，技術優勢非常明顯。熱經濟學的分析能夠全面輔助系統的優化，它的基本原理是在進行系統優化時，確定考慮的變量及變量之間的關系，然后選擇約束條件和決策變量，最后用數學手段描述出目標函數與約束方程，進行求解。求解答案能夠對項目設計提供重要參考資料，包括對可行方案的選擇、對改進措施的評價、對成本的真實計算以及單元系統的維護與更替。

3熱經濟學的應用

熱經濟學是分析現代工程系統中一切與能力相關的系統的熱力學方法，一般來說，從原則上區分，可以分為兩大類方法，一是在卡諾和克勞修斯研究框架中，利用系統能平衡概念分析的系統各項技術、經濟指標的完善程度，通過把被研究系統與卡諾循環理想循環系統進行對比，從它們之間的接近的程度判定系統的完善程度。二是以吉布斯理論為框架，采取熱力學勢概念的分析方法，分析系統中能量轉換過程，以熱力學勢為分析重點，進而分析各種形式之下功的數值。從這一原理出發，我們可以評估被分析系統任意一點上的物流與能流所做功的性能。這一點能夠無視系統的機構復雜程度而直接對系統性能進行評估，所以，我們可以充分利用這一方法的特點，分析得到需要的全部信息。這種方法，首先在化學熱力學領域被廣泛應用，而其他領域一般仍沿用第一類方法。在我國熱經濟學分析法被引入到熱力系統，我國學者首先主要通過概念模型來分析熱力系統，并實際通過繪制結構圖對實際操作進行了指導，熱經濟學理論并且被用于分析復雜的能量體系，模擬故障診斷，并用于計算成本。在系統的優化方面，熱經濟學被用于對系統進行分析，分析的內容包括燃料、產品流的成本，和最紅產品的形成過程，在此過程中，通過計算編輯火用成本的變化能夠建立能量損耗分析模型，實現了在線診斷系統性能的目標，隨后熱經濟學概念引入到火電機組，建立了加熱器故障診斷指標的通用數學模型，實現了加熱器故障診斷的可能性。還有學者通過研究火用流的計價和費用分配問題，對把輸入的火用流進行拆分,提出了基于能級相近最大化相供的火用流計價策略，并將此原理應用于熱電聯產熱力系統之中。生態系統的求解問題通常會遇到非線性問題和Lyapounov含義的穩定問題，對這類問題進行求解，必須使用微分幾何與張量代數、步驟較為繁瑣，且這些方法難度較大。再忽略精度細微誤差的前提之下，我們可以使用網絡熱力學方法去求解，網絡熱力學分析法是近年來發展并逐漸成熟的計算方法，雖然目前仍有待完善，但是前景光明。

4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