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0-11 15:54:39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關鍵詞:區域動態人力資本;經濟發展;產業結構;義烏市
中圖分類號:F20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4-0088-02
引言
2012年,義烏市登記流動人口數為159.5萬,遠遠超出常住人口。同時,2012年《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顯示,義烏市在中國最具競爭力百強縣(縣級市)排行榜排名位列14名。經濟增長主要是資本投入、勞動投入的增加、技術的進步,這其中又以人的因素為首,人的素質的提高才能推動技術的快速進步和產出的高速增長。發達國家的經濟實踐表明人力資本是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因此,從影響經濟增長的源頭因素來看,人力資本才是重要的因素,大量的流動人口對義烏市的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起到了巨大的推進作用。
一、文獻綜述及概念界定
人力資本由舒爾茨(Schultz Theodore W,1960)首先提出,并經貝克爾(Becker Gary,1964)等人的補充和發展,形成人力資本理論。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以盧卡斯(Lucas,1988)和羅默(Romer,1986)為代表人物的“新經濟增長理論”將人力資本作為同物質資本一樣的獨立生產要素納入經濟增長模型之中,運用微觀的方法分析了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認為人力資本存量的差異會直接影響全要素生產力,從而影響長期的經濟增長率。新貿易理論的代表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認為,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一樣,也受到產業集聚等因素的重要影響,生產要素通過流動產生空間上的集聚,會對一個區域的經濟增長產生影響 [1]。
國內對人力資本的研究起步較晚,中國經濟正由粗放式增長向集約式增長轉變,加之有豐富的人力資源,因此,國內學者更加關注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侯亞非和王金營以教育作為人力資本的外生變量來分析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2];顧加寧對中國人力資本的集聚現狀進行了實證分析 [3];郭永昌分析了上海市閔行區外來人口的基本特征、集聚成因和空間集聚基本形式與演化過程,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大城市外來人口的重構模式 [4]。
針對國內外學者對人力資本的研究,本文提出的“區域動態人力資本”在本質意義上與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的概念相同,它是指某一區域動態流動的、受過一定教育的、具有某種學歷(教育水平)和技能特征的勞動力。在本文的研究中,以流動的務工經商勞動力作為研究對象,所具有的教育水平和技能稱之為人力資本。需要說明的是,動態人力資本應包括人力的流入與流出兩個方向,但義烏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提供較多的就業崗位,流出的人力資本相對流入的比例較小,因此在本文中將忽略流出人力資本存量。
二、義烏市動態人力資本存量分析
動態的務工經商勞動力的數據來源于義烏市2012年的流動人口數據分析報告和境內13個鎮街6 863份流動人口問卷調查情況匯總,得出義烏市流動人口的結構狀況 [5]。
(一) 以年齡、性別、學歷構成的人力資本
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在分析人力資本構成時,不僅關注經濟活動中人的學歷結構,還特別重視與學歷結構相關聯的年齡、性別構成特征 [6]。
將調查的年齡、性別、學歷構成的數據分析可以發現如下特點:從年齡特征看,年齡段以18—35歲為主,形成了勞動力聚集的峰尖,說明青壯年勞動力是流入義烏務工經商的主要群體。從學歷構成看,文化程度普遍較低,主要以初中為主,占84.69%,大專以上學歷只占3.35%。因此可以認為,具有中學教育學歷是進入義烏市形成勞動力供給的最低學歷臨界點。學歷水平的普遍低下,也造成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壓力的轉移,對產業升級轉型產生不利的影響。
(二)以職業分布的人力資本
以學歷為主要觀察標準來衡量,義烏市動態人力資本結構屬于低水平,主要從事生產制造、服務行業工作,占總崗位數的62.29%,主要從事以體力勞動為主的簡單再生產工作或從事非(低)技術工作,屬于低端職業領域的人群。這種崗位選擇的特征表明,流入到義烏市的勞動力主要集中在生產企業里,這與義烏市眾多的中小企業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們的職業選擇半徑不大,并且集中。
(三)來源地和工作地觀察下的人力資本
為了分析義烏市對流動的人力資本吸引狀況,筆者對流入的人力資本的來源地和在義烏的工作區域做了分析,顯示出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在義烏市主城區工作的人占絕大多數,占73.51%,鄉鎮的吸引力還不強。二是流動人口中來自省外的占89.41%,大多數來自江西、貴州、河南、安徽等地,這四省的流入人口占總數的57.93%,說明義烏市的經濟輻射能力比較有限,帶動的是更不發達的地區;而經濟發達地區江蘇、廣東、北京、上海等地的人員流入很少,說明義烏市很難吸引經濟發達地區的高素質人才。這在義烏市建設綜合貿易改革試點過程中對高素質人力資本的需求是非常不利的。
三、義烏市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的關系
各地區的發展經驗顯示,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增長成正相關關系,即人力資本存量越多、質量越高,區域經濟增長水平就越高。同時,一個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據人力資本存量和結構狀況進行的;產業結構的演進速度都是受到相應素質的人力資本和具有一定彈性的人力資本約束的。
(一)人力資本對區域產業結構的影響
人力資本可促進產業發展,有助于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特別是有利于發展高科技產業。2012年,義烏市第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略高于第二產業,第一產業所占比重最低,僅為2.63%。經濟發展規律證明,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以第三產業為主,而第三產業中的高科技產業比重較大。義烏市的產業結構仍然存在不合理之處,需要進一步調整和完善,通過發展以高科技產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同時,人力資本存量的提升可使高素質的人力資源發揮優勢,使用更先進的機器、設備等,從而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節約生產成本。人力資本的轉化會推動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提高產業的資本收益率,使第三產業得到快速發展,進而推動區域產業結構的升級。因此,人力資本對區域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有不可低估的影響。但是義烏市高素質、高學歷人才多分布于學校內,對科技的轉化效率存在一定制約。
(二)人力資本結構對區域經濟的影響
在對人力資本進行計量研究時,更多的是按受教育年限將人力資本分為基礎人力資本和專業化人力資本。基礎人力資本代表勞動力所必備的人力資本存量;相對基礎人力資本而言,專業化人力資本更強調知識、創新和研究能力(高素英,2009)。
在義烏2012年的調查中,基礎性人才占絕大多數,對經濟的貢獻度比較大,因此,提高一般人才的質量和數量,是構建區域競爭力的基礎,將會有利于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總體上加大對基礎性人才的投資,不斷提升他們的知識、技術和能力,提高區域整體人力資本的存量和質量。除了要對現有的一般人才的開發與利用外,還要想方設法提高區域一般人才的數量,高職高專等職業技術學校肩負著培養一般人才的重任,要積極探索職業技術學校的培養模式,提升職業技術學校的教師水平和辦學水平。
相反,義烏專業性人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較低,其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高層次人才多是決策的制定者,而不是執行者,其貢獻率不能直接體現在經濟指標上;二是因為高層次人才做的多是創造性的工作,成果的轉化有滯后性,有可能低估高層次人才的作用。因此,在高層次人才的發展上,筆者提出如下兩點建議:一是提升地區高層次人才的能力和素質,不斷增強他們的創新能力,培養更適合義烏市場具體情況的人才,為經濟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二是吸引其他地區的高層次人才來本地區工作,尤其是海外的高層次人才。
(三)人力資本影響區域中心城市及城市群的形成
義烏市作為金義大都市、浙中商圈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經濟發展中承擔著物質運輸交換、要素流動、信息溝通的重要功能。從國內外的區域發展經驗可以看到,在區域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中,人力資本較為聚集,而且區域人力資本存量規模和結構也直接影響了區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輻射范圍,影響著區域經濟發展。義烏市的動態人力資本遠遠超過了金華市其他地區,在浙江省也位于前列,這些人才基礎都為義烏市承擔貿易中心功能、生產中心功能、服務中心功能、金融中心功能、信息中心功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四、結論
人力資本對經濟的推動作用,不僅取決于人才數量的多少,而且取決于其使用環境、組織制度和激勵的有效程度。因此,吸引專業人才的集聚,需要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建設適合人才發展的環境,完善用人機制,改善人才的工作環境;需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動機制,注重對某些特殊領域專門技術人才的引進。經濟增長和人才增長這種相輔相成的關系,意味著人才的重要性不僅能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還對自身發展起到重要作用,好的人才發展模式會與經濟增長形成良性互動。
義烏市人力資本流動還存在區域流動結構不合理、人力資本區域流動方向不均衡、人力資本區域利用效率低等問題。人力資本區域流動對區域經濟發展的關聯效應總體上還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進一步調整人力資本跨區域流動的方式和結構,合理規劃人力資本區域流動發展戰略是推動區域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
參考文獻:
[1] Paul Robin Krugman with Masahisa Fujita and Anthony 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Cambridge:MIT Press,1999.
[2] 侯亞非,王金營.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J].人口研究,2001,(3).
[3] 顧加寧.人力資本的區域集聚效應與中國的研究現狀[J].人力資源,2006,(7).
[4] 郭永昌.大城市邊緣外來人口的空間集聚與重構——以上海市閔行區為例[J].地域研究與開發,2006,(5).
關鍵詞:勞動者報酬;競爭力評價模型;國際競爭優勢
中圖分類號:F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3-0089-02
中國一直享受著人口紅利,低廉的人工成本為中國發展做出巨大貢獻。隨著人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提高、擴大內需、產業升級以及國內和諧穩定等方面的需要,中國勞動力報酬上漲勢在必行。然而,提高勞動者報酬不是一蹴而就的,此外,美歐等發達國家經驗表明,并非勞動力成本越高越好。因此,探討中國勞動力報酬維持怎么樣的水平很有實際意義,同時對中國今后的經濟社會發展有重要的參考作用。
一、提高勞動者報酬將會面臨的困局
(一)經濟增長缺乏動力
出口、投資、房地產是過去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舊馬車。其中房地產泡沫已經影響到中國金融安全和實體經濟,2008年國家投入的4萬億導致產能過剩,大規模的投資也不能再繼續。靠出口拉動經濟,這被過去證明可行,但如今人民幣持續升值超過30%,如果提高勞動者報酬可能進一步減小中國出口企業競爭力,中國經濟將可能陷入衰退。
(二)助長通貨膨脹
第一,中國勞動者收入的提高,對商品的需求增大,導致商品價格上漲;第二,勞動成本提高,企業提高商品價格維持利潤。商品價格提高了又將進一步推動勞動報酬的提高,并形成膨脹的惡性循環。
(三)勞動力供需面臨新的挑戰
一方面,勞動力成本上升導致現有企業勞動需求數量減少,另一方面,新建的企業將減少,導致就業崗位減少,因此勞動力成本上漲將進一步加大就業壓力。此外,高等教育的普及,勞動力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由于許多大學畢業生缺乏毅力和工作經驗使制造企業或服務業望而生畏,導致企業招不到人,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不對口。
二、提高勞動者報酬具備可行性
如今,城鎮化、服務業以及高新產業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新馬車,加上中國日益國際化的人民幣,中國將在未來的國際大博弈中擁有更多籌碼,中國經濟將再次騰飛!
(一)中國出口行業競爭優勢依然存在
劉厚俊、利在《勞動力成本上升對中國國際競爭比較優勢的影響》中通過對1999—2008年中國31個省區勞動力成本的變化對外資流入量及出口的影響作了實證分析,證明工資上漲對出口量及外資流入量均無顯著負面影響。制造業工人工資水平上升幅度仍然小于中國整體工資水平的上升幅度,再考慮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中國的出口行業更是保持優勢,因此中國廉價勞動力這一國際競爭優勢是依然存在的。
(二)擴大內需,維持經濟增長
中國擁有13億人口的消費市場,城市人口只占40%,每1%的農村人口轉化成城市人口就能帶動GDP5%的增長,如果每年有2%的農村人口轉化成城市人口,則帶動GDP增長為10%,那么中國城市化進程能維持二十年,加上另外98%的居民生活質量的提高,中國經濟就能輕易維持十年翻一番的增長速度。
(三)擴大對內供給,穩定物價
內需市場的打開和人民幣升值容易造成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赤字,因此必須增加國內供給,滿足需求,增加大量就業崗位,帶來制造業的繁華,也帶動服務業欣欣向榮,又防止了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實現國際收支平衡。此外,中國正在逐步放開金融管制,合理的民間借貸讓更多的民間小企業家發現市場供給的不足,提供更優質的產品和服務,促進競爭,使市場更完善、讓消費者更滿意。
(四)服務業發展帶來的就業
美國服務業占GDP比重為80%,而中國為43%。中國目前制造業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50%以上,以美國的15%為標準,中國將近50%的制造業勞動力將在未來二十年將轉向服務業,最終使制造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25%,務農勞動力占10%,服務業勞動力占65%。服務業蓬勃發展可以帶來數以千萬計的就業崗位。
(五)效率工資理論
效率工資理論認為工人工作的效率與工人的報酬有很大的相關性,報酬越高工人效率會越高。另外,政府應帶頭增加社會的垂直流動,給更多有能力的人上升的空間,陳力就列,不能則止,完善勞動力市場,提高社會生產率。
三、維持中國經濟持續性增長的人均報酬水平分析
然而,并非報酬水平越高越好,從歐美的發展過程中發現,歐美國家人均報酬太高,達到GDP的70%~80%,藏富于民固然重要,但國民藏富過多就意味著國家財政集中能力有限,容易出現國家財政赤字,不利于國家發展。
(一)基于科技水平與人均GDP關系修正后的競爭優勢比較模型
一個國家的產品要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需要考慮兩個因素:價格和科技水平。首先價格方面要比較世界商品平均價格水平,在提高勞動者報酬的情況下,報酬越高,則成本越高,商品價格就越高,越沒有競爭力,即人均收入越高,競爭優勢越低;當科技水平越高,則生產效率越高,產品質量越優越,越有競爭力。因此,為兩個影響因素加入權數得到:
競爭優勢=a科技水平-b人均報酬
一個國家的GDP等于人口與人均產出(即人均GDP)的乘積,當兩個分別屬于不同國家的人投入勞動的時間相同,而產出卻不同,這就是由于科技水平的差異導致,可見當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越高,則人均GDP越高,該國家人均產出的產品或服務價值越高,即有:人均GDP=1人*科技水平。因此科技水平可認為等同于人均GDP。以美元為標準,2008年美國人均GDP為47 422美元,假定科技水平的單位為ke,則美國科技水平為47 422ke。中國2008年人均GDP為3 387美元,則科技水平為3 387ke。人均GDP與人均報酬的差值占人均GDP的比重就是競爭優勢的值,修正后的競爭優勢比較模型化簡為:
競爭優勢=(人均GDP-人均報酬)/人均GDP
此公式可以理解為,人均報酬與人均創造的GDP之間的差值便是競爭優勢。當差值越大,即報酬比創造的價值少了越多,則成本越低,產品越實惠,同時政府越有財政實力進行調控建設和收入再分配。因此本公式具備合理性。
通過調節人均報酬,使本國競爭優勢與競爭國持平,在競爭優勢持平下得到的報酬水平便是人均報酬上限:
本國人均報酬上限=本國人均GDP-(競爭國競爭優勢*本國人均GDP)
(二)中國產品與美國產品競爭力比較
美國是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雙邊關系影響著世界繁榮穩定,貿易平衡是兩國一直追求的目標,如何實現貿易平衡呢,那就是要兩國的競爭優勢相等。以2008年的數據為例(美元為單位):
中國競爭優勢=(3 387-2 254)/3 387=0.3345
美國競爭優勢=(47 422-35 486)/47 422=0.2517
0.3345>0.2517,因此中國產品比美國產品更具備優勢,所以中國對美國長期處于貿易順差,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是合理的,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來提高中國產品的制造成本,實現貿易平衡。因此中國可以提高平均報酬水平有效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那么要實現貿易平衡,中國平均報酬應該是在什么水平?當中國競爭優勢與美國一樣為0.2517時,中國人均報酬上限=中國人均GDP-(美國競爭優勢*中國人均GDP)=2 534美元
2 534=2 254*112.4%,因此2008年中國人均報酬須提高12.4%才能實現中美貿易平衡,又或者該年實現人民幣升值12.4%。
(三)中國產品與世界產品競爭力持平下的平均勞動者報酬水平
中國工資水平只要在中國產品與世界產品平均競爭力持平的報酬水平之下,中國的產品便具備競爭優勢。以下是用2010年的數據得出的產品競爭優勢(世界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均取世界排名的中位數,美元為單位):
中國產品競爭優勢=(4 440-2 852)/4 440=0.3577
世界產品競爭優勢=(4 478-3 941)/4 478=0.1200
0.3577遠遠大于0.1200,可以理解中國為什么能夠成為世界工廠。那么當中國產品競爭優勢和世界產品競爭優勢相等時,中國的人均報酬應為:
中國人均報酬上限=中國人均GDP-(世界競爭優勢*中國人均GDP)=3 907美元
則,中國人均年報酬只要在3 907美元及以下就可維持中國產品的競爭優勢,即2010年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工資為每月人均報酬2 181元人民幣,中國人均報酬仍有42.6%的上升空間。
四、結論與討論
中國的勞動者報酬嚴重偏低,為了經濟增長、產業升級、提高人口素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維持社會穩定的需要,中國必須提高勞動者收入。即使在提高勞動者報酬方面會遇到困境,但中國產品競爭依然存在優勢,可以通過擴大內需維持經濟增長,擴大供給穩定物價,發展服務業提供就業崗位,產業升級、提高勞動者素質以及發展科學技術維持增長,因此提高報酬具備可行性。為了保持國際競爭優勢,勞動者報酬的提高必須在一個可控的范圍之內,那就是[本國人均報酬上限=本國人均GDP-(競爭國競爭優勢*本國人均GDP)],只要勞動力報酬在人均報酬上限范圍之內,都可以保持本國產品的競爭優勢,保證本國經濟的持續性發展。清楚了解本國勞動報酬上限,可以在國際競爭、博弈上做到運籌帷幄、有的放矢。
參考文獻:
[1] 王燕武,李文溥,李曉靜.基于單位勞動力成本的中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研究[J].統計研究,2010,(10):60-67.
[2] 劉厚俊,利.勞動力成本上升中對中國國際競爭比較優勢的影響[J].世界經濟研究,2011,(3):9-13.
【關鍵詞】勞動力;成本;縣域經濟
近年來,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出現的“用工荒”和“用工貴”的現象越來越普遍。這些現象表明,中國廉價勞動力的時代即將消失殆盡。在海南博鰲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中小企業發展論壇上,有專家指出,勞動力成本上漲已成趨勢。而我國官方數據顯示,2010年以來,在我國兩大制造業中心珠三角和長三角,勞動力成本上漲了20%~25%,全國最低工資標準平均上調12%。
一、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背景
(1)通貨膨脹的影響。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為了對抗金融危機的影響,當時我國政府實行了寬松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一次性投放了4萬億元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近年來,我國的CPI指標不斷上漲,通貨膨脹現象嚴重。通貨膨脹引發的物價上升必然會影響大多數普通勞動者的生活成本。生活成本的上升必然導致了人們所期望的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期望獲得更高的收入來滿足自己的生活所需。(2)勞動力供給的減少。我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一直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提倡晚婚晚育,控制人口的增長。然而,經過30多年的計劃生育,我國已經逐步在步入老齡化社會,勞動力人口大量減少,勞動力短缺現象漸漸凸顯,現在很多家庭都是獨生子女,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紅利正在消失,很多企業和公司,尤其是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出現了“崗位空缺”和“招工難”的現象。(3)新一代勞動者精神上的需求。隨著“80后” “90后”人群和“新一代農民工”走上就業崗位,他們不再滿足于以前的工作條件和工作待遇,渴望得到比父輩們更高的工資水平和更好的福利待遇。同時,這些新一代的勞動力們大多是接受過普及義務教育、職業教育或高等教育的培養,勞動力的質量和素質有了很大的提高,這些培養和教育所付出的成本也通過勞動力的成本反映出來了。
二、勞動力成本上升對縣域經濟的有利影響
縣域經濟是我國一種特殊的經濟形式,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可以使得大量的在外剩余勞動力重新轉移回他們所在的小城鎮,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而城鎮的飛速發展又帶動下面鄉鎮的發展,吸引下面鄉鎮的人口向城鎮的集中,有利于農村第三產業的發展,為進一步解決“三農”問題提供載體。(1)促進了縣域的經濟發展。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也促進了沿海發達地區物價和房價的進一步上漲,使得各鄉鎮在外務工的農民工開始面臨著工資低而消費高的困境,而相比于縣城,生活成本要小很多,因此很多人不得不考慮結束在大城市漂泊的日子,重新回到家鄉的中小企業務工或者自己創業,刺激了家鄉的消費,帶動了家鄉的經濟發展。(2)提高了縣域的中小企業的技術和管理水平。很多的農民工從落后鄉鎮來到繁華的沿海發達地區,既然要生存下去,就只要勤奮努力的勞動,因此換來的不僅是勞動報酬,還有個人的成長經歷。他們在經過幾年的打工生活后,耳聞和學習了很多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水平,回到家鄉的企業后,能帶動家鄉中小企業改進落后的思維和技術,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和生產效率,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力,進一步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
三、縣域經濟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采取的建議和措施
(1)為外出打工的務工者提供優惠的政策。從某種意義上說,選擇外出務工的人員很多都是對現狀的不滿意,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自身的經濟條件,期望給自己和家庭成員更好的生活環境。但是在實現了自己的這些理想和愿望后,很多人的內心還是希望回到家鄉創業。一是心理原因。親情的呼喚和對鄉土的懷念之情是勞務回鄉創業的。二是個人和家庭的原因。由于城市的邊緣化身份使得很多務工者不得不選擇回鄉發展。因此各縣域應該制定鼓勵務工者回鄉創業的優惠政策。(2)改善縣域的投資環境。縣政府應進一步加大縣域的硬件和軟件設施的建設,改善勞務輸出地的道路、交通和通信等基礎設施的,促進優勢資源的開發,保護生態環境,轉變政府職能,建立開放型和服務型的政府,提高自身的服務水平和服務效率,通過良好的外部環境和較高的服務意識來吸引更多的務工者回鄉發展。(3)進一步推動縣域的城鎮化進程。為了使大量的勞動力從沿海發達地區轉移回來,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使務工者們能夠在自己的家鄉力有所使,才有所用,心有所歸,身有所屬,更好的為家鄉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和一技之長。因此經應當為他們發揮所長搭建一個良好的平臺,為其生產和生活創建一個良好的環境,而這些只有通過加強以縣城為中心的小城鎮來實現。縣政府應當從各地實際出發,通過社會籌資和吸納民營資本,因地制宜開展城鎮化建設。
參 考 文 獻
[摘要]:當今文化產業大發展的時代,文化產業的發展程度成為決定國家影響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亞洲經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東方智慧的巨大影響力和“中國式”文化資本的崛起。借著2008北京奧運會對以DIMT模型歸納的東方智慧的展示,“中國式”文化資本成為新時期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和中國文化影響力提升的堅實基礎。分析北京奧運會中“中國式”文化資本的轉換方式及“后奧運”時代文化產業的發展,能夠為我國文化產業提供有借鑒意義的發展路徑。
Abstract: The degree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 determining the country’s influence. To a large extent, the rise of Asian economies is benefit from the great influence of the oriental wisdom and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depending on the display of the oriental wisdom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in a simple DIMT model, Chinese cultural capital has become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rise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conversion mode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 the " Post-Olympic era”, we can find the better development path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 China.
Key words: DIMT;Chinese Cultural Capital;Oriental Wisdom;Beijing Olympic Games;Cultural Industries
伴隨著亞洲經濟的崛起,儒家文化圈及其東方智慧的影響力日益增強,引發了全球對古老華夏文明的關注熱潮,也再一次肯定了文化要素在經濟發展和國家影響力中的重要作用。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不僅向世界全方位的展示了中華五千年文化的真實面貌,更加快了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舉目今日世界各國媒體產品,從美國好萊塢的《花木蘭》、《功夫熊貓》到日本的《龍珠》、《最游記》、《三國》,對“中國式”文化資本的開發運用已是普遍現象。相比之下,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卻呈現勢頭良好而內動力不足的狀況,從文化安全上講,這勢必會影響我國民族文化的綿延發展;而從經濟上看,文化產業發展緩慢則會影響整體國家經濟的前進步伐和國家影響力的提升。本文從北京奧運會對以DIMT為代表的東方智慧的展示分析入手,探索我國開發“中國式”文化資本和發展我國文化產業的可行途徑,加快我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速度,從而從根本上提升我國在全球的影響力。
一、“中國式”文化資本的崛起與DIMT的奧運展示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亞洲的韓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等四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突飛猛進,成為國際市場上強有力的競爭者,被譽為“亞洲四小龍”。國際學術界對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作了大量研究,三大研究派別中第一派就認為是東亞獨特的文化模式造就了其經濟奇跡,儒家文化是“亞洲四小龍”乃至整個東亞經濟崛起的精神支柱。日本現代企業管理的開山祖之一澀澤榮一曾說過:“要把現代企業建立在算盤和《論語》的基礎上。”這形象地表明了儒家文化對東亞企業管理的指導作用。與日本相似,“亞洲四小龍”經濟的騰飛除了引進西方現代科學技術之外,無不伴隨著儒家價值觀的繼承和發揚。韓國釜山大學教授金日坤指出:“儒家文化的最大特征是依賴家族集體主義的社會秩序。”他們認為儒家的一些傳統倫理價值觀念,如和諧、忠誠、重視教育、勤勞節儉、鼓勵儲蓄等,是亞洲四小龍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因素。一些西方學者甚至曾樂觀而自信的預測:21世紀將是儒家文化圈的世紀。(馮峰,2006)
儒家文化的影響力在全球的逐步擴展,是伴隨著全球文化產業迅猛發展這一趨勢。各國越來越意識到文化影響力將成為決定國家影響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文化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脊梁和支柱,能否合理開發文化資源,將其轉化為具有市場增值潛力的文化資本,將決定經濟實體能否在新的產業戰場上取勝的關鍵。“創意經濟之父”約翰霍金斯曾提到,當前經濟的發展依靠創意而非地產或資本賺取大部分收入,恰恰是文化將決定全球創意經濟的未來,創造力要想實現繁榮并在新舊思想的不斷融合中成長,文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舉目當下文化產業強國,我們不難發現中國文化資源的影子。1998年6月,美國迪斯尼制作的長達88分鐘的動畫片《花木蘭》上映,這部改編自我國民間故事的《花木蘭》一經播映就引起全球轟動,票房突破3億美元。該片在我國上映后,引起中國人眾多關注,確切的說是給我國動畫界以極大的沖擊。因為這是美國人第一次將我國的傳統題材改編成動漫搬上銀幕,結果不僅在西方,而且在我國也大受歡迎。時隔十年,美國夢工廠又于2008年推出了《功夫熊貓》,這部動畫片更是以最鮮明的兩大中國符號“功夫+熊貓”征服了全球觀眾。早在好萊塢打出中華文化旗幟之前,我們的鄰國日本就已經在其動漫、游戲等作品中運用中國文化資源了,《龍珠》、《最游記》、《三國》等,甚至日本網游企業公開搶注我國除《紅樓夢》之外的三大名著。由此可見中國文化資源的巨大吸引力和市場增值潛力。
各國傳媒產品對我國文化的開發運用,大大提升了中華文化在全球的巨大影響力和吸引力,因此如何讓中華文化以我們的原創產品為載體走向世界,成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任務。2008年北京奧運會或許可以成為一個重要契機和轉折點。
北京奧運會是一場中國文化的盛宴,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奧運亦成為了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新契機和動力。中國社會科學院的2008年《中國經濟藍皮書》,首次將“奧運經濟”概念納入其中。從2007年開始,奧運場館工程相繼竣工,政府投資主要集中力量確保奧運相關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第三產業完成的投資遠遠高于全市投資的平均增速,其中,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的增幅都超過了50%。[1]
在文化產業發展方面,北京奧運所呈現的諸多中國元素成為整個中國文化體系的典型代表,以一種現代體育精神的方式,成功的完成了“文化資源”向“文化資本”的轉換,必然將帶來中國文化產業的新發展。
以《易經》為源頭和代表的東方編碼和解碼的符號模式,與西方文化模式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區別,就是言(Discourse)、象(Image)、意(Meaning)、道(Tao)的整體性,構成DIMT模式,這是中國文化獨有的符號系統和文化系統。(李思屈,2003:12)中國浩瀚幾千年的文化資源積淀正是通過這樣的符號系統呈現出來的。本次北京奧運會從服裝設計、火炬外形設計到開閉幕式中國元素的運用,形成了一整套中國式的奧運符號系統,這一系統恰恰就是中國文化“言、象、意、道”的文化資源的完美呈現。
“言”(Discourse)是承載和傳達文化的基礎,是側重用語言來追求“道”(Tao)的方式。以漢語為主的中國式的日常語言滲透著豐富的中國文化。本次奧運會以“北京歡迎你”等眾多歌曲作為中國文化的“言”,向全世界傳達出中國文化的尚禮好客的傳統,既符合傳統文化資源傳承的脈絡,又具有現代開放氣息。而在開幕式中更是集眾多字體的“和”于萬眾之前,以此“言”求世界和平之道。
奧運開幕式中所展現的祥云、中國紅、山水畫卷等意“象”(Image),連同奧運歌曲中展現的北京古建筑、長城、風箏、書法等都是中國文化追求“道”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識別符號;而李寧、姚明等人物符號與鳥巢、水立方等高科技場館建筑則作為中國現代符號與這些傳統符號結合運用、集中展現,使奧運成為中國文化資源走向世界的靚麗舞臺。
從言與象的手段結合傳達出中國文化的深層內蘊,即“意”(Meaning),這是東方文化獨具特色的審美方式和思維方式。北京奧運的“人文奧運”信息主要依靠中國文化資源中“意”的傳達,這也是整套北京奧運符號系統的提升所在。“道”存在于言、象和意的基礎之上,北京奧運所形成的符號系統融中國美麗的自然風光于內蘊豐富的中國文化之中,從而達到了向全世界傳遞中國文化的目標。
更重要的是,這些無形和有形的中國文化資源借奧運的體育精神和運動舞臺順利的轉換為潛力無限的“文化資本”,匯入中國經濟發展的大潮中。而這種轉換恰與中國近幾年文化產業迅猛發展的潮流相契合,成為推動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二、北京奧運相關文化產業中“文化資本”的轉換
文化資本是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社會學理論大廈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他的文化資本的概念包括了各種各樣的資源,比如語詞能力、一般的文化意識、審美偏好、關于教學體系的信息以及教育文憑等。這些文化資本的形式可以在不同情境下與其他資本形式進行轉化。布爾迪厄認為文化資本可以以三種形式存在:①具體的形式,即以精神或肉體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②客觀的形式,即以文化產品的形式(如圖片、圖書、詞典、工具、機械等)存在,這些產品是理論的實現或客體化,也可以是某些理論、問題的批判,等等;③體制的形式,即以一種客觀化的、必須加以區別對待的形式存在。(皮埃爾布爾迪厄,1989)
雖然布爾迪厄并未從文化產業發展的角度對文化資本進行深入闡釋,但仍對于文化產業的發展有諸多的借鑒意義。而要真正將“文化資本”用于文化產業的研究和發展中,就需要認識到文化資源與文化資本的密切而又相區別的關系,要實現文化產業化的發展,就需要完成文化資源向文化資本的順利轉換。作為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我國體育產業因奧運會的舉辦而獲得巨大發展。本次奧運會以體育產業的發展為核心線索,全面展示了這三類文化資本在整個文化產業中的轉換方式。
對應于布爾迪厄對文化資本的分類,奧運相關的體育產業內存在的文化資本可分為三種類型,這三種形式的文化資本轉換在本次奧運經濟發展中都有顯著體現,大大推動了我國體育產業的發展:
1.有形資本的開發
有形資本包括體育場館、體育用品、體育文物資源、體育彩票等。這類資本本身并不完全屬于文化的范疇,但是由于增加了其文化內涵而獲得了深層次市場開發。這類資本可以通過開發體育場館旅游業,場館的自主經營、委托經營、出租出借等商業使用形式,以及體育用品品牌文化的市場開發與銷售等,這是傳統體育產業的主要組成部分。
如奧運村,單純的建筑設施由于其特殊的“四合院”設計而增加了其中國文化的內蘊,在市場開發中就獲得了文化層面上的豐富意義,變成了文化資本的開發而非單純的房地產開發。以北京的“古城文化”為背景,京戲、四合院、宮廷建筑等都是與濃郁的中國風情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傳統的產業開發僅僅停留在旅游業等單調行業上,遠未發掘其巨大經濟增值潛力。而奧運這個舞臺則開闊了產業發展的視野,以《北京歡迎你》的歌曲形式實現了巨大的傳播效應,奧運村的“四合院”格局更讓全世界人親身體驗了中國式的生活模式。這種“文化資本”轉換方式更具有長遠的影響力和增長潛力。在這些有形文化資源向文化資本轉換基礎上,體育休閑、文化、奧運旅游、會展演出等高端奧運經濟業態已現雛形。
本著“分享盛會,攜手共贏”的主題,2008體博會(第22屆)于2008年5月在北京順利召開,憑借奧運之風,對推動我國體育產業規模化和國際化步伐具有深遠的影響。奧運會為體育產業本身發展帶來難得的發展機遇,為我國體育產業上下游產業鏈聯動整合帶來了時機,本屆體博會正是抓住這一機遇,集中體現我國體育產業發展成果,是一次集展覽、展示、貿易、資訊流通等多功能為一體的大型、國際化、專業化博覽會,而且正逐步成為以體育用品為核心,兼顧營銷賽事資源、推廣體育文化的綜合性體育產業平臺。
另外,以福娃為代表的體育用品,成為本次奧運會有形文化資本開發的重要組成。從2005年11月11日開始,50余萬件奧運福娃系列特許商品,已經在全國各地特許商品零售店點銷售。吉祥物特許商品的種類主要有玩具、服裝服飾、箱包、文具、貴金屬紀念章、徽章等六大類、近300種商品。其中既有面向少年兒童消費群體、價格僅為8元一支的吉祥物熒光筆,也有面向高端收藏者、價值十幾萬元的貴重金屬紀念章。同時,福娃系列動畫長片及其相關衍生產品也匯入我國動漫產業發展的大潮之中,為塑造中國自己的動漫形象品牌打下基礎。
2.無形資本的轉換
無形資本包括運動員個人具有的技能與知識、各類運動會商用徽標,圍繞運動會開展的廣告等宣傳活動,以及由此產生的體育品牌,產業外圍還包括媒體上的體育節目。在產業市場發展中,這類無形資本可以轉換為一定的消費品,如各類體育培訓機構通過給予消費者一種服務,增加其個人體育技能和知識的擁有量,這種形式本質上就是文化資本的傳遞與轉移。再如各類商用徽標在贊助商廣告中的運用,體育品牌的無限銷售力和巨大的市場影響力。其他體育健身、娛樂、咨詢等行業都是無形文化資本在體育產業中的體現。
體育產業中的資本開發除了體育運動會、場館等具體形式的體育資源之外,體育產業的無形文化精神更多的負載在運動員身上,尤其是明星運動員,他們代表的不僅僅是高超的體育技能,更是永不言敗的體育精神。這可以歸類到布爾迪厄所提到的“具體的形式”的文化資本,以精神或肉體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從對外交流與體育產業深層發展來說,這種無形的文化資源更具有增值的潛力。
國家體育總局先后出臺了《關于對國家隊運動員商業活動試行合同管理的通知》和《體育產業“十一五”規劃》,說明我國政府極為重視運動員作為體育產業的無形資本的市場價值,注重探索創新運動隊、運動員商業活動管理的新模式,在加強教育和制度建設的同時,積極引入合同機制加強對運動員商業活動的引導和管理。[2]
那么如何將這種負載于我國運動員身上的無形體育精神和特色民族文化轉換為現實的市場價值,就成為體育產業發展的關鍵內容。現有的主要形式是運動員參與商業廣告代言,如姚明、劉翔等代言VISA卡,中國體操隊代言李寧牌體育用品。奧運會是全世界的盛會,比賽關注度非常高,因此運動賽場及媒體轉播平臺也就成了各類體育運動品牌的競爭舞臺。
除了運動員,各類運動會商用徽標,圍繞運動會開展的廣告等宣傳活動以及由此產生的體育品牌等也是無形體育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品牌符號成為奧運經濟中文化資本轉換的重要組成。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民族品牌逐漸成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載體,而奧運則成為民族品牌的絕好的展示舞臺。在北京2008年奧運會的合作伙伴和贊助商中,帶“國”字頭的大型企業幾乎占據了大半,中國移動、中國石化、中國銀行、國家電網……他們在參與奧運舉辦的同時也最直接向世界展示著本土企業的整體實力與形象。對于國際市場和國外消費者,他們不僅代表中國產品的良好品質,更代表“中國式文化”的現代風貌。借用奧運作為企業品牌發展的“營銷跳板”,進而壯大民族品牌,這成為奧運經濟獨具特色的一種文化資本轉換方式。此外,以聯想集團為代表的民營企業成為奧運會“TOP贊助商(頂級贊助商)計劃”的成員之一,也為中國民營本土品牌走向世界開啟了新路途。
作為體育產業無形資本的外圍組成,中國各電視、報紙等媒體以各種奧運賽事轉播、豐富的奧運相關資料為節目素材,進行深度挖掘和制作,激起受眾的奧運熱情,引發了一股媒體收視熱潮,也大大提高了中國媒體節目制作水準,促進了我國影視等媒體產業的發展。本次奧運會還首次開播“手機看奧運”,為我國新媒體產業的發展注入了活力。
3.體制形式的資本轉換
第三種是體制的形式,包括體育產業的管理體制、產業政策及體育市場的規范措施在內的文化產業體制等。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獨特國情,因此文化產業中的“體制形式的資本”就具有不同特征。作為我國第一個專門部署文化建設的五年規劃,《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從六個方面,對文化產業體系建設做了部署,勾畫出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產業體系的基本框架和體制結構。這成為我國發展文化產業的重要依托和政策保證。
體育產業是文化產業的組成部分,國家體育總局在《體育產業“十一五”規劃》中提出要深化改革,規范管理,完善政策,加強服務,為我國體育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按照政企分開、政事分開、企業與事業分開、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分開的原則,加快適宜市場運作的體育領域的產業化進程。同時要進一步開放體育市場并完善體育市場管理法規,加強體育市場的規范管理,建立公開、透明的市場準入制度和監督管理制度。研究、制定有利于體育發展的經濟政策,制定并組織實施體育產業發展規劃,積極引導體育消費,培育體育市場。[3]
本次奧運會的成功舉辦為我國體育制度的深化改革,更新體制觀念,加快建設適合中國國情的體育制度進步提供了寶貴的經驗。這也成為體育產業中體制形式的文化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體育產業發展的重要保證。如通過中超、CBA、排球、乒超、圍甲等職業、半職業聯賽體制的形成和成熟運作,體育市場運作水平也得到進一步提高,逐步形成了相對穩定的贊助商隊伍和觀眾群體,為其他賽事的商務運作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加速了體育產業的體制化發展。
三、文化資本的綿延性與“后奧運”時代文化產業的發展
以奧運為轉換舞臺,從奧運電視轉播、奧運產品到廣告、彩票、旅游觀光、體育博覽會,各色文化資本都會為北京乃至全國帶來不菲的收入。北京奧組委曾預測,市場開發收入有望超過悉尼奧運會和雅典奧運會,達到20億美元。借奧運東風,國內外旅游業不僅迎來了巨量人流,還突破了傳統純粹觀光的旅游概念,增加了旅游開發的深度。這種文化資本轉換方式將為我國旅游業帶來新的發展機遇。據統計,奧運旅游外匯收入達到48億-49億美元,國內旅游收入達到1390億-1490億元人民幣。[4]
然而,雖然奧運經濟規模巨大,奧運畢竟只是持續月余的一個超級運動會,圍繞奧運賽事的準備、進行和結束,奧運經濟也將呈現一個“拋物線”形狀,隨奧運的開始而開始,又隨著奧運的結束而降低熱度。歷屆奧運會舉辦城市在奧運會后面臨的諸如總需求急劇下降,比賽場館、運動員村如何后續利用,與奧運有關的體育、旅游、文化產業出現運營困難等一系難題值得關注。從總體上看,此時的經濟效益可能走向明顯萎縮,“昂貴”的雅典奧運會就是前車之鑒。為了避免奧運會帶來的“低谷效應”,統籌謀劃奧運資源的深度挖掘、開發和利用,合理引導重大公共設施建設,積極培育“后奧運”時代新的經濟增長點,已成為貫穿于北京奧運籌辦過程的主要任務之一。
與奧運的短暫相對應,文化資本具有綿延性和滲透性,其影響力形成緩慢卻可以持續長久。“創意經濟之父”約翰霍金斯強調文化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文化將決定全球創意經濟的未來,創造力要想實現繁榮并在新舊思想的不斷融合中成長,文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經濟發展,文化先行”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必經之路。奧運經濟也不例外,借奧運傳遞中國文化,開發合理的中國文化資本轉換方式,就可以大大延長“后奧運經濟”的生命力。從這個方面來說,文化資本對于體育產業及其他文化產業門類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以奧運吉祥物產品為例,通過動畫片、各種衍生產品及奧運賽事中的營銷,奧運吉祥物就可以形成一條完整的文化產業鏈。五個福娃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要從單純的動漫形象變成一個享譽世界的成功品牌,就需要文化的運作,即文化資本的轉換,將其蘊含的豐富文化資源轉換為具有增值潛力的文化資本,才能實現產業鏈的完善與壯大。從其創意內容出發,從動畫短片到運用現代工業化流水線生產的方式大批量生產動畫片,并把它們出售到世界各地,繼而擴展到玩具、禮品、食品等一系列文化產品。在此基礎上針對兒童的興趣,提供全新的文化娛樂服務,最終發展成為一個全球化的跨國娛樂企業集團。另如在北京召開的第22屆體育博覽會,號召“讓奧運走進生活,把奧運留在身邊”,也就是讓奧運會重在參與的精神深入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成為現代中國文化的新內容而綿延發展。眾多參展的“后奧運”的產品讓人們感受到奧運會給中國“后奧運經濟”帶來的推動效應。
四、結語
奧運經濟發展的背后必然是體育精神與民族文化的推動,這也是“人文奧運”的真正內涵。與奧運相關的文化產業如此,整個文化產業亦如此。我國發展文化產業的優勢在于我國所具有的五千年文化積淀,然而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文化資源的豐富與否與文化產業的繁榮與否并非直接相關,文化產業的發展并不取決于文化資源的擁有量,而在于我們是否能夠和如何合理的開發和運用。究其關鍵在于充分挖掘文化產業中文化資本的市場增值潛力,從總體上提升我國文化資本的轉換力。
持續月余的奧運會成為展示中國文化的絕佳舞臺,也是擴大中國文化在全球影響力的大好時機。伴隨著“中國式”文化資本和中國文化產業的大發展,“中國主張”和“亞洲主張”也將成為學術研究和經濟發展的重要理念。探尋適合我國國情的、可持續發展的文化資本轉換方式,注重以中國式的文化資本為核心發展脈絡,將更有利于提升我國文化展示的能力和在全世界的影響力,發揮中國在亞洲的文化中心作用。
[注釋]
[1]奧運經濟網. bjoe.gov.cn/zt/ayjjjsqx/.轉載于《人民日報(海外版)》.
[2]國家體育總局官方網站.體育產業“十一五”規劃.sport.gov.cn/n16/index.html,2007年3月12日.
[3]國家體育總局官方網站.體育產業“十一五”規劃. sport.gov.cn/n16/index.html,2007年3月12日.
[4]奧運經濟網.bjoe.gov.cn/zt/ayjjjsqx/.轉載于《人民日報(海外版)》,2007年12月17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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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avid Roberts(2003). Illusion only is sacred: from the culture industry to the aesthetic economy. Thesis Eleven,Vol.73, No.1.
[5]季欣(2006).關于構建審美經濟學的設想:凌繼堯先生訪談錄.東南大學學報,(2).[Ji Xin(2006).The Ideas of Construction on Aesthetic Economics: Interview with Mr. LING Ji-yao. Journal of Dongnan University,(2).]
[6]李思屈(2006).數字娛樂產業.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Li Siqu(2006).Digital Entertainment Industry.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7]約翰費斯克(1993).傳播符號學理論(張錦華譯).臺北:遠流出版有限公司.[John Fisk(1993).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trans.by Zhang Jinhua).Taibei: Yuan-Liu Publishing Co.,Ltd.]
【關鍵詞】科學發展觀 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209(2010)06-00-02
1 科學發展觀的內涵
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十分豐富。科學發展觀強調全面發展,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實現經濟發展與社會全面進步。科學發展觀強調協調發展,要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推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協調。科學發展觀強調可持續性發展,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1.1 科學發展觀是經濟發展觀
認為,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這兩對矛盾所涉及的三個方面即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涵蓋了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領域,形成了整個社會的基本結構,構成了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馬克思的這一基本觀點就叫歷史決定論。認為社會發展的最終力量就是物質生產資料、物質的生產力,這是一切社會向前發展的根本動力。所有的社會歷史發展,歸根結底是由生產力的東西、經濟的東西、物質的東西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