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特征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學的特征，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 數學 經濟學 特征 作用

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計算機技術的廣泛應用，數學方法的應用范圍在不斷擴大，尤其是在經濟學領域更為明顯。數學邏輯的嚴格性,以及它的結論的確定性，應用的廣泛性都是經濟學所必需的東西。因此，現代經濟學將數學作為研究工具、并使經濟學研究日趨“數學化”。

一、數學的本質和經濟學特征

1.數學的本質

數學本質上是從數量關系和空間形式兩個層面去認識客觀世界的工具。實際上，人們在有意識地認識和改造世界之初，就是通過對數的認識和思考開始的，在此基礎上逐漸產生了數學。早在古希臘，畢達哥拉斯學派就把數作為認識世界的基本概念，認為“數是萬物的原理”，數學本質上不是為了應用，而是為了認識世界。人們在長期的生活和生產實踐中也逐漸體會到，客觀世界本質上可以通過其數量關系和空間形式來認識，于是，近代數學大師笛卡爾得出了“數學是科學之母”的結論。

2.數學是揭示經濟客觀規律的有效工具

事物及其變化規律的客觀性，主要通過與事物有關的各要素之間的數量關系和空間形式來表現，而數學又是用以揭示事物之間的數量關系和空間形式的專門工具，因此，數學無疑是揭示事物客觀性的有效工具，這就決定了現代經濟學選擇數學作為研究工具。數學是貫徹理性精神最徹底的科學，當然也應該是以理性假設為前提的現代經濟學的研究的必然選擇。

3.數學是一種理論信念和方法論

數學的經濟學特性還體現在其思想性上。數學作為一種理論信念、方法論和研究手段，十分明顯地體現在經濟學的基本特征中。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學作為市場經濟運行描述的基本理論，對我們經濟學研究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從學習和研究的角度看，可以明顯感覺到，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思維方式和推理方式的特征之一表現在其數學性方面。在整個社會科學中，經濟學的理論形式、研究方法是公認為最接近自然科學的。按傳統流行的科學觀，一門學科達到科學的一個重要標準是看它能否充分運用數學方法。而在經濟學中，對于經濟現象、經濟運行及其規律的描述與研究，正需利用要數學方法與數學思想，從而使它達到科學性。

二、數學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

1.數學是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工具

科學觀認為，一門學科達到科學的一個重要標準是看它能否充分運用數學方法。運用數學知識做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可以減少無用爭論。同時，由于經濟活動的多樣性，研究中存在許多變化的因素，數學作為經濟研究的基礎工具，其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利用數學語言我們可以將經濟學中的某些問題描述得非常清楚，并且邏輯推理嚴密精確，可以防止漏洞和錯誤，應用已有的數學知識我們還可以推導新的結論，得到僅憑直覺無法或不易得出的結論。而在經濟學中，對于經濟現象、經濟運行及其規律的描述與研究，正需要數學方法與數學思想，從而達到它的科學性。

2.數學使經濟學理論更為嚴謹推理

數學方法為經濟學理論的突破提供了方法論的指導，它的運用大大拓展和加深了經濟學科，使經濟學的推理和分析過程更加嚴謹。數學推導具有數理邏輯性，運用數學模型結合經濟模型來研究經濟問題，可以使經濟學的推理和分析過程更加嚴謹。數學方法是使經濟學向科學邁進的重要工具，數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應用使得經濟學的理論邏輯更為嚴謹，條理更為清晰，在經濟學的理論更新中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3.數學提高經濟學理論的實用性、科學性

數學方法不僅能對經濟關系和經濟現象進行數量方面的定量分析，而且還能對經濟現象進行定性的質分析。任何事物都是質和量的統一體，經濟現象也不例外。運用數學方法對事物的本質進行研究，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考察對象從量到質的轉化，從而加深對質的認識。數學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提高經濟理論的實用性，以及經濟政策的科學性。數學的邏輯性和嚴密性更使得使經濟學的結論具有明確性，如只需用一個簡單的公式即能直觀地表述出各種經濟因素之間的關系，可以分析各經濟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找出規律性的東西，為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可操作的理論依據。

三、科學地使用數學研究經濟學

數學方法是使經濟學向科學邁進的重要工具，但經濟學畢竟不是數學，經濟學是社會學科，其研究需要掌握除數學以外的多方面的知識，僅僅使用數學方法，經濟學研究不可能取得進展。只有合理地運用數學方法，科學地使數學與經濟學融合，才能使兩者相得益彰。過分強調數學方法在經濟學分析中的作用、把數學方法作為經濟學研究惟一科學的研究方法、在經濟學研究中濫用數學，或者不贊成使用數學方法、或者很少用數學方法研究經濟問題都是不可取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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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鍵詞]本土化　經濟學范式　中國經濟學　經濟思想史

[中圖分類號]F01；F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08)10―0052―07

共同榮獲197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位經濟學大師――繆爾達爾和哈耶克，盡管在學術主張上截然不同，但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關系上卻罕見地表達了他們之間的共同觀點。繆爾達爾指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存在重大差別：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永遠也得不到常數和普遍適用的自然法則；也即，在我們的社會領域中，對事實以及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關系的研究所涉及的事物，比物質的宇宙間的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關系要復雜得多，而且變化多端并充滿流動性和不確定性。究其原因在于，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問題是關于人的行為的問題，而人的行為，不像自然物質一樣具有永恒不變的性質，人的行為有賴于并取決于生存其中的生活條件和組織構成的錯綜復雜的復合體；人類的行為表現為不同的、千變萬化的可變性與僵化的東西的各種組合，因而即使是在某一時點上和在某種特殊情況下，這些現象確實是難以把它們作為事實而定義、觀察和衡量的。同樣，哈耶克也指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存在著這樣的不同：一方面，自然科學研究的基本上是“單一”現象，很容易觀察到各因素之間的規律性，而社會科學把資料分類和確立其規律性并非根據它所具有的共性，而是基于我們所作的關于個人行為的假設；另一方面，自然科學所研究的事物之間的關系涉及到的是相對簡單的現象。而社會科學所研究的人與物或人與人的關系涉及到生活、精神和社會中更為復雜的現象，因而社會科學具有非常強的主觀性，它并不是按照客體所具有的共同屬性，而是根據個人對經濟現象以相同的方式所作的主觀反應去對經濟現象分類并找出其規律性的。這也意味著，社會現象中沒有一成不變的事情，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同樣的行動產生的后果完全不同；因此，我們就不能從中歸納總結出公理性的經驗規律，而只能對個體現象、個體行為和個人性質作出假設和概括。

一、社會科學離不開心理文化的基礎

經濟學本質上屬于社會科學，一方面，經濟學所研究對象――經濟現象――本身就是人類行為的產物，不僅主體的行為構成了經濟現象的一部分，而且主體的認知也構成了經濟現象的一部分，因而主體對經濟現象的認知也不是脫離自身的經驗和感覺的，即經濟學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另一方面，人們對社會現象進行探究并不是像自然科學那樣僅僅是應用不可變更的原理，相反是試圖對不合理的現狀進行改造以促進人類社會更為良性地發展，從而使社會科學的研究本身具有強烈的規范性。正因如此，經濟學的理論探索本身就充滿了主觀性和規范性：主觀性體現了個體的私人知識和傳承的社會習慣，規范性體現了個體的社會關懷和立場視角。Ⅲ正因為經濟學本身具有強烈的人文性，經濟學的科學性也體現在如何理解真實而具體的社會關系下人的理性內涵問題：顯然，具體社會中的人類理性具有豐富的社會性內容，而不僅僅是自然主義的先驗理性。事實上，經濟學根本上是要通過剖析人們的行為機理來探求提高人們的福利的途徑，因而經濟學不僅是要研究物，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人，也即，經濟學的研究必須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人面對著自然物時如何行為，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二是人對著他人或社會時如何行為，如何充分運用人的理性以實現社會需求的最大化。前一個內容可以借鑒自然科學的知識，但并不需要像目前這樣復雜化；而后一個內容根本上是心理學和文化學的內容，需要分析具體環境下人的行為方式和偏好。而且，根本上說，社會現象都必然涉及到后一個內容，因而需要認真研究內在經濟現象中的“人”的因素；譬如，米塞斯就把經濟學視為研究人類有意識的行為的科學，研究人如何達到他的目的。

而且，即使現代主流經濟學把經濟學視為研究理性人如何行為的科學，但理性本身也是具體社會關系下的產物，從而也具有明顯的社會人文性。事實上，經濟學所意指的理性主要集中于在人們的目的與選擇的手段之間的關系上，本意是強調達到目的的合理手段的選擇；但顯然，目的本身只不過體現了人們愿望，從而具有主觀性和多樣性，因而目的本身沒有所謂的理性與非理性之分。正是基于這一角度，“每個人的行為總是有理性的”，這表現為兩點：“(1)它指向某一目的；(2)在他眼里，它的收益必須超過它的成本，否則他便不會采取這一行動。”這意味著，對理性的理解和判斷與人的具體目的有關，如果僅僅因為從自己的評價角度看行動的目標是不值得追求的而把它們稱為非理性的，這顯然是無根據的。進一步地，人的目的與心理和文化有關，因而不同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下人的目的是不同的；特別是，受不同文化所熏陶的人之社會性也是不同的，因而其行為機理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正是因為社會現象是由人的互動行為產生的，而行為又受人的心理支配的；因此，有的學者就指出，心理學實際上是任何社會科學出發的基礎，所有根本性的解釋都要以此為基礎，分析具體社會關系下人的理以及人類行為造成的經濟現象。也正是由于不同社會環境下人的行為方式的不同，因而要真正探悉社會現象產生的內在機理，要探究人類有效的理性行動，則必須搞清楚行為主體的需求特點以及行為發生時的條件或背景；正因如此，經濟學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本土性，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也必須建立在本土行為機理的契合性基礎之上，而“所謂‘本土契合性’，就是指研究者的研究活動及研究成果與被研究者的心理與行為及其生態、經濟、社會、文化、歷史等方面的脈絡密切或高度符合、吻合及調和的狀態”。

其實，正如帕累托指出的，“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心理的活動，根據這一觀點，不僅經濟學的研究，而且還包括人類活動的所有其他部門的研究，都是心理學的研究，并且所有這些部門的事實，都是心理學的事實”；顯然，這一觀點也得到穆勒、波普爾等人的認可，而且，許多經濟學現象的經典解釋也依賴于心理主義。譬如，主流經濟學有關價格變化的解釋就是建立在假定一個或多名個人的偏好變化的基礎之上，現代經濟

學對人類行為中互動均衡的理解也是建立在心理學定律的帕累托有效的概念之上；可以說，從微觀經濟學的“戈森三大定律”到宏觀經濟學的凱恩斯三大心理基礎都與心理學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以致長期以來學界也往往把經濟學的思想視為心理學或應用心理學的一個分支。當然，由于現代經濟學產生、成長并壯大于西方社會，從而也就是建立在西方個人主義行為心理的基礎之上的；特別是，隨著20世紀30年代之后主流經濟學在美國最終形成，從而導致現代經濟學也深深地打上了美利堅民族行為的烙印。基于此我們認為，現代主流經濟學也就是真正的“西方”經濟學，而且，即使已經為廣大非西方國家所廣泛傳播和接受的馬克思經濟學，它也是“西方”非主流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它們都是建立在西方人行為心理之上的，并體現了西方社會基本的自然主義思維(盡管與主流經濟學還存在一定的差異)。

正因為經濟學本身存在強烈的人文特性，需要與具體的文化心理相結合；事實上，經濟學探究的是社會主體行為所產生的經濟現象，而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的行為動機是不同的，從而建立在人類行為機理之上的經濟學理論也有所不同。例如，中國人的思維就與西方社會截然不同：在中國，人一直被視為思維和認知的主體，中國社會本質上也是人本主義的，它首先關心人類社會，儒家文明更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共生關系；因此，中國人的基本思維方式就是由人而物、由內而外、由社會而自然，將從對社會秩序的探究中獲得的知性逐漸反思到自然社會中，這是天人感應乃至于天人合一哲學的基礎。正如楊國樞指出的，“所謂美國心理學，無非是美國人的本土心理學：所謂德國心理學，無非是德國人的本土心理學：所謂法國心理學，無非是法國人的本土心理學。但在近代史的不同階段，中國心理學卻曾先后將這些國家的本土心理學當作‘世界心理學’或‘(全)人類心理學’，甚至將之視為可以照樣適用于中國人的心理學。試問，任何單一國家的本土心理學能夠置諸天下而皆準嗎?能直截了當地成為世界心理學或全人類心理學嗎?美、英、德、法大都是屬于基督教文化圈的國家。然則，基督教文化圈之人民的本土心理學能代表人類的心理學嗎?它能適用于儒家文化圈(中國、日本及韓國)的人民嗎?”顯然，這里把心理學一詞換成“經濟學”一詞，意思同樣存在；杰寧斯就強調，文化不僅保證了人類社會行為和社會內在安排的連續性，而且也意味著，社會過程不是由一個普遍規則所支配而是互動和歷史地決定的。

因此，經濟學本質上無法像自然科學那樣科學化、客觀化和通用化，而是具有強烈的本土化色彩：特別是，隨著經濟學研究對象從原先狹隘的物質資源配置領域轉向更為廣泛的社會關系領域，經濟學本土化的重要性愈發凸顯了，現代經濟學根本上面臨著一個本土化的問題。然而，盡管早期的古典經濟學本身就包含工程學和倫理學兩方面內容，但自新古典主義以降，經濟學日益局限于稀缺性資源配置的探究，而“人”這一因素在經濟行為中的影響逐漸被主流經濟學所忽視了；相反，它開始盲目地接受自然主義的思維方式，刻意模仿物理學等自然科學以求研究的“客觀”和“科學”，從而逐漸形成了與工程學的研究內容相適應的抽象化方法論。特別是，迄今為止的經濟學理論仍然建筑在西方的科學主義基礎之上，從而抹煞了經濟學的人文性和本土性，也使得經濟學理論與不同社會的具體制度安排相脫節。哈耶克就感慨，“20世紀肯定是一個十足的迷信時代，其原因就在于人們高估了科學業已取得的成就；所謂人們高估了科學業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說人們高估了科學在相對簡單現象的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意指人們高估了科學在復雜現象的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因為事實業已表明，把那些在相對簡單現象的領域中被證明為大有助益的技術也同樣適用于復雜現象領域的做法，是極具誤導性的”。為此，本文通過對經濟學說史中的本土化現象來對當前中國經濟學的走向作一分析。

二、經濟學說史及流派中的本土化現象

關于經濟學的本土化問題，我們可以從經濟學說史的發展以及各個流派的特性中窺見一斑：正是基于經濟學的這種本土性，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所形成的經濟學往往具有較大的差異，而這些不同特質的經濟學流派共同推動了經濟學的發展。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英國和法國，這兩個國家在歷史上形成了兩種相差很大的理性傳統：一是經驗的和演化的理性傳統。一是先驗的和建構的理性傳統：即為盎格魯的經驗主義傳統和高盧的唯理主義傳統。其中，法國受啟蒙主義時期的百科全書派學者以及盧梭等的建構理性主義影響較大，充滿了笛卡爾式的唯理主義；相反，英國傳統主要是由一些蘇格蘭道德哲學家所明確闡明的，他們當中的杰出者首推大衛?休謨、亞當?斯密和亞當?福格森，這些思想家所利用的資源主要是那種根植于普通法理學中的思想傳統。正因為兩個國家在思維特質上存在差異：從英國傳統發展的是演進理性，而法國發展的則更凸顯建構理性的特點；因而這兩個國家產生的經濟思想、理論和政策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法國的經濟學特別重視均衡和數理的分析，這一點顯然不同于與英國傳統強調演化和連續性的思想。事實上，在從重商主義向古典經濟學的過渡方面，英國就采取了較為溫和的方式，繼承和接受了重商主義重視商業和貿易的傳統：而法國的重農主義則是18世紀法國的資產階級在對重商主義的激勵批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把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因而更有效地探討財富的增加問題，并開始思考整個宏觀經濟的均衡問題。而且，在古典時期形成強調供給等于需求的薩伊學派與強調演化的斯密學派也存在很大不同，也正因如此，在邊際效用興起之后，瓦爾拉斯開創的洛桑學派主張與古典經濟學斷裂，也正是在繼承這種建構理性主義的思維傳統的基礎之上拓展了一般均衡的分析；相反，以馬歇爾為首的新古典經濟學則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和信奉“自然不會跳躍”的格言，充分將邊際分析與較早的以李嘉圖和穆勒為其冠冕的英國經濟學早期傳統結合起來，并基于演化理性主義的傳統構建了在特定域里的封閉性的局部均衡模型。

經濟學本土化現象更為突顯的例子是德國，德國本土孕育出來的經濟學說與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存在很大的不同，它特別強調歷史的意義和國家的作用，這主要源于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化上具有強烈的集體主義和文化主義色彩；二是歷史進程上的落后狀態使它無論是思想上還是經濟形態上都深受中世紀的影響。事實上，德國承襲了日耳曼部落人的民主政治傳統和立約、守約精神，在早期的日耳曼公社制度中就有民眾大會以及民選王的制度：民眾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它有權決定部落中的一切重大事務，包括立法等事項，并具有審判的功能；在日耳曼部落的民眾大會開會時，所有成年男子均全副武裝參加，由王來主持，但在開始時王的權力并不大，王由民眾

大會選出。隨著氏族貴族和軍事貴族勢力的增強，在日耳曼部落中也曾出現過“貴族議事會”，有關戰爭、媾和、土地分配以及對外交涉等重大事務，都先由貴族議事會審議，然后再在民眾大會上討論。這種形態也在神圣羅馬帝國中得到繼承：當時眾多邦國林立和封建主地方割據，為了解決教會的神權與皇帝的王權、國王與邦主之間的利益沖突，德意志皇帝、教皇以及大封建主之間經常進行爭斗，而每次較量的結果都會制定一項“詔書”、“條例”或“合約”之類的性法律性文件。因而帝國皇室的權力實際上很小，并形成了德國通過封建領主選舉方法產生君王的獨特歷史傳統。也正因如此，德意志地區長期以來都處于諸侯割據的狀態，直到18世紀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德國的思想家也尚未經歷過市民社會的生活：因此，德國的啟蒙運動在康德那里達到了其頂峰：但并沒有成熟就開始消逝了，而他的學生海德格爾將康德的啟蒙思想扭向了另一個方向，成為啟蒙運動的批判者，代表了前浪漫主義運動觀念的最初發展，其關注的焦點問題是文化差異觀、民族精神、各民族在歷史中的地位等。同時，為了快速提升國家和民族的力量，德國社會又特別贊頌國家的作用，認為個人是附屬于國家的分子。個人財富不僅依賴、而且必須服從整個民族國家的福利和權力；因此，德國的經濟學思想深深地打上了歷史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烙印，這不但與英國存在著差異，敵視孕育斯密思想的世俗化自然法則，而且與法國也有很大不同，敵視功利主義和強求來自理性的一般規則。

事實上，這種區別自從德國的官房學派就已經表現出來了，后來的歷史學派則更深刻地體現出了這一點；而且，即使二戰后受到了英美制度的改造，但德國的弗萊堡學派的經濟思想依然殘留著歷史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特征。其中，關于德國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的差異突出地體現在古典時期，當時以李斯特為代表的德國歷史學派就強調德國人的行為和社會環境與英國的不一致性，并以此出發認為，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存在這種普遍的經濟規律，而只可能有適用于某特定國家的經濟規律：從而嘗試建立以國家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提出需要確立一些新的適合于經濟落后的或正在興起的國家的原則，而且根據這種思路，李斯特等又將古典經濟學視為“英國的國民經濟學”。譬如，李斯特就認為，“政治經濟學或國家經濟是由國家的概念和本質出發的，它所教導的是，某一國家處于世界目前形勢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國際關系下，怎樣維持并改進它的經濟狀況”：因此，經濟學的任務就是將經濟現象加以歷史的經驗的敘述。從德國的民族立場出發開始著手建立德國的國民經濟學，李斯特強調，國家經濟學的任務是“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國家憑農工商業取得富強、文化和力量”，并研究“國家為了改進它的經濟狀況所應該遵行的政策”：而且，基于歷史發展的事實，他提出了經濟發展階段說，認為在不同的時期應該有不同的政策，相對于當時工業化程度最高的英國，相對落后的德國就應采取保護政策。特別是，盡管德國的歷史學派是根基于本國的歷史，但它對經濟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影響了本國的經濟學發展，而且派生出了美國的早期制度學派等。

正因如此，盡管20世紀30年代后美國逐漸把英、法兩大經濟學傳統合流起來，但德國經濟學卻仍然作為一個重要思想流派或泉源而存在著；直到現在，德國仍樂于將經濟學稱為國民經濟學，推崇自由市場的同時仍然偏好國家干預的弗萊堡學派仍然以新自由主義旗幟飄揚在當今世界經濟學界。顯然，這種經濟思想存在著明顯的歷史淵源和連續性傳統，如弗萊堡學派的創始人――歐根早期就比較傾向于歷史學派，只是由于面對一戰后魏瑪政府時期空前嚴重的通貨膨脹，歷史學派卻束手無策，歐根才放棄歷史學派的傳統，而走向經濟理論的研究；但不管如何，歐根的思想卻深受歷史學派的影響，他和他的追隨者反對概念式的經濟理論研究，而主張重視現實世界的經濟分析，而這被視為是歷史學派的精粹。而且，弗萊堡學派推崇的“奧爾多秩序”這一詞匯就是從中世紀歐洲基督教會關于“ordo”的觀點中直接脫胎而來的，它強調的是一種合乎人和事物本質的秩序，體現為一種有用和公平的秩序，從而具有較強的規范性色彩。事實上，根據中世紀基督教會的觀點，世界秩序是神授的秩序，這種秩序是“本質秩序”、“自然秩序”或“奧爾多秩序”，是合乎理性的人和事物的自然本性的秩序；而且，這種秩序特別強調連續的或適當的順序、有規則的排列，所以政治上往往用于指公民的等級、階級級別等，而教會也用來指教會內部的等級。此外，德國歷史學派的一些方法論和政策主張對經濟學的發展也作出了積極貢獻：一方面，目前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已認識到歷史經驗研究對于解釋現在、檢驗舊理論、發展新理論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歷史歸納法也已經被普遍接受并成為抽象演繹法的補充；另一方面，歷史學派認識到不加限制的自由企業不一定為整個社會生產出可能的最佳產出，因此對自由放任的批駁也已經成為經濟學的一般共識。

三、本土化現象對中國經濟學范式的啟示

當然，盡管西方經濟學說在發展過程中由于歷史發展界定和特殊文化的差異而產生出不同的流派，但是，整個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質是大體相通的：都是發源于希臘理性和希伯萊信仰，并且都受到基督教文明的長期洗煉；正因如此，西方社會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機理也大致相似，這為西方經濟學的趨同提供了相應的文化心理基礎：英、法兩大經濟學傳統逐漸被統一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旗幟下，德國學派的很多思想也不斷地被吸收進主流經濟學中。其實，李斯特并未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基本行為基礎，仍然把英國的古典經濟學稱為“世界主義經濟學”：但是，他認為，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經濟理論是不同的，英國的古典經濟學不適合德國的實際經濟狀況，因而主張德國要建立更適合自己經濟發展背景的經濟學，并基于歷史發展階段提出了國民經濟學。也正因為如此，當西方各國的經濟發展狀況開始趨近以后，原來具有濃郁本土化傾向的各流派就開始逐漸統一起來；當然，這種統一也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也更趨同化的情況下的(如德國社會的個體主義意識已經明顯增強)。與此同時，這種統一也與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日益集中在資源配置領域有關，這可以更好地引入自然主義思維，并以物理學和生物學為效仿的榜樣；正因如此，我們說，以美國為中心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實際上是源于西方各國的理論和思想之綜合，并逐漸用數學分析和經濟計量學來作為經濟學的統一語言。正如斯皮格爾所說，“盡管很多不同的民族都對經濟思想作出過貢獻，但大體上說，經濟思想是整個西方文明遺產的一部分”。

然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人的行為卻與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別，即使像日本這樣已經高度西方化的國家。在一系列的社會制度上也與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別；因此，經濟學的東方化就不像李

斯特所講的那么簡單。這需要對經濟學基本的微觀行為機理進行修正。事實上，我們知道，盡管日本的經濟實力已經非常高，且社會制度也與西方存在如此的差別，但在經濟學領域并沒有取得相應的成就和聲望；究其原因就在于，當前的經濟學話語權還為西方社會所掌握，而東方社會迄今也沒有提供一個相應的經濟學理論體系，盡管日本學者也正在朝這方面努力。楊國樞說，“時至今日，儒家、佛教、伊斯蘭教三大文化圈的心理學者大都仍在東施效顰，以盲目模仿基督教文化圈的本土心理學為能事，所發展的只是一種西方本土心理學(特別是美國本土心理學)的復制品――西化心理學”；顯然，經濟學更是如此，因而經濟學更自詡為客觀的一般化的科學，這種一般化實際上也就是將西方經濟學一般化。正因為經濟學基本研究范式，特別是其基本微觀行為基礎是西方的，那么，當前的經濟學也只能是“西方”經濟學，沒有以自身的行為機理為基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本土化理論。顯然，目前社會上流行的那些本土化口號也僅僅是膚淺的將研究對象本土化而已，而其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思維也都是西方的，也必然無法真正搞清楚中國社會現象的內在機理。

篇3

目前，國內對休閑體育產業的研究還處在起步階段，大多數的研究都還處在產業模式、產業發展現狀等一些基本概念的定性描述上，或者從產出比研究具體企業的核心產品或核心競爭力，而很少有學者從決定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的消費者，消費者本身所具備的可見的經濟能力、消費條件，強大消費潛力進行研究。所以，結合現在我國的政策、區域劃分和對人們的意識導向及國家對不同產業的重視與投入研究，從人口經濟學特征和其它一些關聯指標并以行政區域劃分研究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無疑是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和研究角度，有其研究的價值，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問題和切人點。 

而對于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的評價問題研究也還處在起步階段，國內目前從這個角度去研究的學者還很少。所以，本文運用經濟學相關理論建立了適合休閑體育產業特性的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方法，并用統計學方法對13個省市休閑體育產業的競爭力水平進行實證分析。它的理論意義在于開辟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抓住了我國正在研究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熱點議題；實際意義是為13個省市休閑體育產業的發展建立了實際的指標體系，各行政區域可根據白身的情況有針對性地提升自身的休閑體育競爭力水平。 

1 人口經濟學特征及其相關指標 

人口經濟學是研究社會發展過程中人口與經濟相互關系及其變化規律的學科，它的任務就是揭示人口經濟關系運動的規律性，而這種規律性是用人口經濟學的一些具體特征描述，比如人口的數量與經濟總量的關系，人們的種種需要以及各種需要變動的相互聯系，人口質量影響經濟過程以及社會經濟如何影響人口質量的發展，人的專業化分工和經濟結構的多元，人的不同時期需求催生出多樣化的產業。而所有的人口經濟學特征又可用與之相適應、可量化的人口經濟學指標體現，如：以一定區域為單位（國家、省、地區）的人口數量、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地區生產總值、區域內產業結構、產業競爭力，各產業就業人數、恩格爾系數、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本課題是研究一定區域內人口與經濟中一定產業（休閑體育產業）的相互關系，所以與這些人口經濟學中的特征指標密不可分。同時，本文是從消費者角度研究產業的競爭力，決定消費者能力的是區域內一定數量的人口應有的余暇時間，一定的經濟能力和區域內休閑體育產業所具備的產業基礎，通過人與經濟互為運動，相互發展，提高其產業競爭力。所以，本文根據休閑體育產業的特點以及決定其競爭力的消費者兩層面，有針對性地選取極具相關性的人口經濟學指標體系：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恩格爾系數、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休閑體育產業就業人數、居民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居民人均公園綠地面積、體育用品制造企業生產總值等。 

2 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 

產業競爭力是一種生產力，它通過為國際或國內市場提品或者服務的效率和質量表現出來，其產品或者服務在市場上的占有率即為該產業競爭力的強弱。隨著全球經濟的不斷發展，某產業的競爭力不僅表現在國內不同區域間的競爭，還表現在全球范圍內的國際間競爭。 

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是產業競爭力的具體化，它是為國際或者國內市場提供休閑體育產品或者服務的競爭能力，它比較的是休閑體育產業的生產效率、產品和服務的質量以及消費者的經濟能力。由于各個區域的政府政策、經濟結構、資源優勢、居民的消費習慣、消費能力等不同，休閑體育產業的發展不可能有一個固定的模式，任何區域也不可能把休閑體育產業各個方面都發展到最強作為最終目標，應該集中力量去發展其他地區不具有但本地區擁有的休閑體育產業特色和優勢，做出選擇性的競爭，揚長避短，發揮區域特色和優勢，最終提高休閑體育產業的綜合競爭力。 

從研究的規范和嚴整，本研究有針對性的認為：一定區域范圍內的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是指區域內休閑體育產業相關的部門和企業及消費者能夠持續有效的提供和消費休閑體育產品和服務，并具有強大消費潛力的能力。 

3 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評價體系的建立 

3.1 評價指標體系的內容 

從人口經濟學特征和其它一些關聯指標看，能夠反映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的指標有區域內人的經濟因素、人口因素、人均休閑體育資源因素、相關產業與政府投入因素等四個方面來設計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3.1.1 區域內人的經濟因素指標地區經濟的發展是休閑體育產業發展的基礎，人的經濟因素指標選取：人均地區生產總值（X1）、恩格爾系數（X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3）。

3.1.2 人口因素指標人是生產力的主體，人是社會各個活動進行下去的必要條件。人口的數量與質量直接影響著休閑體育產業的發展。人口因素指標選取：居民閑暇時間（X4）、休閑體育產業就業人數（X5）。 

3.1.3 人均休閑體育資源因素指標休閑體育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各種客體資源的支撐。資源因素是整個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中最主要的部分。休閑體育資源因素指標選取：健身和戶外俱樂部數量（X6）、居民人均體育場地面積（X7）、居民人均公園綠地面積（X8）、家庭平均每百戶擁有健身器材數（X9）、每年休閑體育的研究成果數（X10）。 

3.1.4 相關產業與政府投入因素指標休閑體育產業在我國還屬于新興產業，該產業的健康持續發展與其相關的其他產業發展緊密相連。休閑體育產業要想做大做強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還需要政府給予足夠的重視和政策上的支持，因為政府對該產業的態度將對本地休閑體育產業的健康發展意義重大。相關產業與政府投入因素指標選取：體育彩票收入（XII）、體育用品制造企業生產總值（X12）、交通密度（X13）、政府支持力度（X14）。 

交通密度=（公路總里程+鐵路總里程）/土地面積 

政府支持力度=政府在文教事業的財政支出/政府財政總支出 

3.2 評價指標體系的分析方法 

選取中國13個省市作樣本，采用因子分析法，從消費者的人口經濟特征對區域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水平進行評價。因子分析法（Factor Analysis）是主成分分析法的延伸和擴展，就是在評價某一問題時，把影響這一問題的關聯性強的指標劃分在一起，這些指標就總結歸納為少數幾個因子，這幾個因子能夠反映出評價問題的全部信息，這樣就在壓縮各個分析指標的同時，又保存了這些分析指標與所總結的幾個因子之間的聯系性。通過因子分析法，可以綜合評價某地區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水平的高低，以及在選取樣本中的具體排名，同時還可以把指標數據歸納總結為少數的幾個影響因子，從而為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據。 

4 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的實證研究 

根據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對13個省市2011年、2012年、2013年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指標數據收集和整理（當年的經濟數據都是一年半后公布，所以沒有2014年），運用因子分析法對指標數據進行分析處理，對因子分析的結果進行分析評價，得出13個省市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反映在12個具體評價指標體系中的優劣勢，為各省市在休閑體育產業做頂層設計時提供具體細分而又量化的指標依據，強優改劣，有針對性的調整體育產業結構，真實的做到把休閑體育產業作為“拉動內需和經濟轉型升級”的國家戰略層面上來。 

4.1 數據的收集 

本文選取了我國13個省市作為研究的樣本區域。主要是選取東南沿海省，因這些省從地域上相似，都是沿海經濟較發達地區，4個直轄市選了3個，同時，選取3個相鄰的內陸省，因為這些省市經濟發展水平大體相近，因為一個產業的發展離不開這個地區經濟的發展，這樣才具有可比性（主要是通過每年各省市GDP進行比較，相對講其它省與選取的省市相差太大，不適合做因子分析）。由于居民閑暇時間、健身和戶外俱樂部數量這兩個指標的數據難以獲得，因此，在實證研究中，將其從指標體系中刪除。剩余12個指標重新調整為：人均地區生產總值X1（萬元）、恩格爾系數X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3（元）、休閑體育產業就業人數X4（萬人）、居民人均體育場地面積X5（㎡）、居民人均公園綠地面積X6（㎡）、家庭平均每百戶擁有健身器材數X7（個）、每年休閑體育研究成果數X8（篇）、體育彩票收入X9（億元）、體育用品制造企業生產總值X10（億元）、交通密度X11（%）、政府支持力度X12（%）。上述12個指標數據值直接從中國統計年鑒、地方統計年鑒、中國體育年鑒以及各種統計網站中獲取。 

4.2 計算過程 

4.2.1 公共因子的確定 用因子分析法進行產業競爭力分析時，必須首先確定能夠解釋變量指標值之間相關關系的最少公共因子的個數。 

表2為變量共同度表（Communalities），變量共同度表示公共因子對原始變量的信息反映程度。由表2可知，大部分變量的變量共同度分布于0.7-0.9之間，表示公共因子比較充分的反映了原始變量的信息。 

4.2.2 因子得分的計算 計算樣本的總得分如表4、表5、表6所示。 

第一個公共因子F1主要包括人均地區生產總值（XI）、恩格爾系數（X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3）、家庭平均每百戶擁有健身器材數（X7）、交通密度（X11）等5個指標。這些指標主要反映了影響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因素，這個公共因子為經濟社會發展因子。 

第二個公共因子F2主要包括休閑體育產業就業人數（X4）、居民人均體育場地面積（X5）、政府支持力度（X12）等3個指標。這些指標主要反映了影響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的政府相關行為因素，這個公共因子為政府行為因子。 

第三個公共因子F3主要包括居民人均公園綠地面積（X6）、體育彩票收入（X9）、體育用品制造企業生產總值（X10）等3個指標。這些指標主要反映了影響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的相關產業與設施因素，這個公共因子為相關產業設施因子。 

通過整理表4、表5、表6得到2011-2013年的13省市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綜合得分排名及平均得分，如表7所示。 

5 實證結果分析 

5.1 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的公共因子得分分析 

通過表4、表5、表6的分析得到3年來13個省市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水平的具體情況，即某地區在哪些因子上得分比較高，在哪些因子得分上比較低；哪些因子對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具有較大影響，哪些因子對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影響較小。

       　從表4來看，2013年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排名第1的是上海，它的F1在當年也排第1位，雖然F3排第13位，F2第4位；北京排第2位，它的F1也排第2位，而F3排第8位；再看第3位的山東，F1排第3位，可F2排到了第12位；廣東F2排第1位、F3排第3位，但是F1排第10位，所以它的競爭力排名在第6位。四川F2雖然排第3位，但F1排在第13位，它的競爭力水平排在第12位。所以F1是決定一個區域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的關鍵因子，因為這個因子是代表本區域居民的經濟指標，反映居民所具備的消費條件。同時，各省市F1因子在連續3年內的排位沒有變化，這表明一個特定區域內人的經濟因素不能在短時間內會有明顯的改觀，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持久性。所以F1占優的省市無疑在發展休閑體育產業上具備了競爭力的優勢。 

第4、5、6位的是浙江、江蘇和廣東，浙江F1、F2排第5位，F3排第4位，3個因子數平均，決定它的綜合排名也不俗；江蘇F1第4位，F2第10位，F3第2位，綜合起來排第5位；廣東雖然F1在第10位，但F2排第1位，F3排第3位，所以它的綜合排位在第6位（從表5、6分析2012年和2011年也存在類似的現象）。所以除了F1關鍵指標因子外，F2、F3在發展、培養和決定本區域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時的重要性也不可小視，應均衡對待。 

從連續3年各省市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綜合排名看，三年來，排名幾乎沒有大的變化，一般也就是上一個或下一個名次，說明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的培養和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一蹴而就，政府要有長期的政策、規劃和布局，不能急功近利，搞形像或面子工程。但是，從表4、5、6中各因子數據的變化可以看出政府行為的急迫性、任務性及不連續性（不知是好是壞？）。按表的順序依次往下探討：四川省，2011年F3因子排第3位，到2013年就下降到了第9位；北京2011年F2在第13位，到2013年到了第2位，F3從第4位到第8位；上海，2011年，F3第1位，到2013年排第13位了，而F2從第10位排到第4位；浙江，201 1年F3在第1 1位，到2013年排在第4位；江蘇2011年，F2在第2位，到2013年就下到第10位；山東，201 1年F2排第1位，到2013年就下降到第12位，而F3從第7位上升到第1位；云南2011年F3在第12位，到2013年排在了第7位。F2、F3因子在許多省市3年中上下波動較大，而這兩個因子主要體現是與政府行為有關的指標體系，如：休閑體育產業就業人數、居民人均體育場地面積、政府支持力度、居民人均公園綠地面積、體育彩票收入、體育用品制造企業生產總值。 

綜合這3年的13個省市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在3個公共因子上的得分情況，可以得知各省市的因子得分在連續3年內都存在著參差不齊的現象，存在著所謂的“短板”，影響了各省市休閑體育產業整體競爭力水平，部分省市休閑體育產業沒有實現質與量的協調發展，各具體區域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水平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5.2 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的綜合得分分析 

通過對表7的分析比較，可以看出我國13個省市2011-2013年3年來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水平的整體情況及發展趨勢。我國13個省市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水平整體上保持著越來越好的發展水平。 

根據2011-2013年的競爭力平均得分可以將這13個省市劃分為3個等級：競爭力強勁省市、競爭力中等省市、競爭力落后省市，如表8所示。 

競爭力強勁省市都是經濟發達地區，競爭力落后省市都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由此可以得出，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水平很大程度上和該區域內居民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關。 

我國13個省市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水平之間的發展不平衡，競爭力強勁省市與競爭落后省市之間的綜合得分差距還是很大。 

6 結論 

（1）F1（經濟社會發展因子）是決定一個區域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的關鍵因子，F1占優的省市無疑在發展休閑體育產業上具備了競爭力的優勢。同時，各省市F1因子在連續3年內的排位沒有變化，這表明一個特定區域內人的經濟因素不能在短時間內有明顯的改觀，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持久性。 

（2）連續3年F2（政府行為因子）、F3（相關產業設施因子）指標數據上下波動大，表明各省市政府的行為表現出急迫性、任務性及不連續性特征，不利于該產業的培育和發展，違背了休閑體育產業競爭力需要長期性發展和培育的特點，切記不應搞形像或面子工程。 

篇4

一、地方院校辦學特色的基本特征

1.獨特性。

辦學特色獨特性是一所大學在長期辦學過程中形成的較為穩定的發展思路、發展方式和區別于其他大學的發展成就，并達到了其他大學不可替代的效果，即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新。但是，并非獨特的東西都能稱之為辦學特色。從哲學意義上說，特色是個性與共性的關系，即大學辦學特色不能離開大學本質屬性，而要與大學基本職能――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與文化傳承創新聯系在一起，在此共性基礎上形成的個性，才能稱之為大學獨特性。

2.先進性。

辦學特色的先進性是指一個學校的辦學特色在獨特的基礎上具有較高的質量和水平，符合大學辦學規律和社會需要，走在時代前列。這是對辦學特色在“質”上的要求，即不僅是獨特的，而且是優質、先進的。如果某個學校的辦學特色僅僅是獨特的，但目前已被淘汰，盡管其項目獨特，也不能稱其為特色。如蘇州大學開設過蘇州評彈專業，其專業確有獨特性，但隨著評彈行業逐漸被時代所淘汰，該專業已不是優質和先進的了，也就不能稱之為特色了。

3.發展性。

辦學特色應反映時代要求，推動社會發展。高等教育作為社會的一個子系統，其生存、發展離不開社會的影響和制約。一方面，它需要政府、社會的資源供給以求得生存，另一方面，要通過社會服務的方式與社會進行資源交換，以獲取更多資源促進更大的發展。因此，一個學校辦學特色的培育與建設，必須與社會需要緊密結合，并在發展中不斷更新完善。一個學校辦學特色的凝煉，要跟學校自身辦學歷史和辦學實際結合起來，并隨著外部辦學環境的變化與時俱進，不斷豐富和發展。

4.評價尺度的社會性。

一個學校的辦學特色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長期的辦學過程中積淀形成并被社會認可后形成的。大學是需要環境認同的，即學校培養的人才如何，學校辦學實力怎樣，學校校園風氣如何，學校對社會所作的貢獻怎樣，等等。在美國，大學公眾形象常常被作為中介機構評估學校的主要指標之一。因此，一個學校的辦學特色必須在與社會的互動中形成，其價值主要取決于其為社會發展所做出的貢獻的大小，離開這一指標談大學辦學特色是沒有價值的。

二、地方院校辦學特色的建設路徑

1.面向地方，培養區域特色人才。

（1）以“地方性”為主線，合理設計人才培養目標。一是要在人才培養目標上確立自己的標準，不迷信、不盲從。與“985”、“211”大學人才培養目標不同的是，地方院校人才培養主要是面向地方經濟建設主戰場，即地方院校人才培養的重點是為本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文化傳承創新服務的，其人才培養目標應根據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和文化建設對人才的需求確立，而不是盲目跟風，求全、求大。

（2）從社會發展對人才需求來看，由于社會分工不同，存在著不同的職業崗位，這就意味著社會需要不同規格的專業人才。伯頓?克拉克說過，實施高等教育最差的辦法就是把所有雞蛋都往一個籃子里裝――高等教育最忌諱單一的模式。楊福家教授也指出：不同的學校要構成一個系統，就好像是一架鋼琴一樣或者是一支交響樂隊，你要奏出動聽的音樂來，必須由不同的鍵或不同的樂手發出不同的聲音。如果大家都發同一個音，這個交響樂就奏不出來了。地方院校如果在社會發展中找不準自己的定位，就不可能辦得好。

（3）根據社會需要找準自身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生態位。如果學校在發展中生態位定位不準，學校在確定辦學定位時容易“冒進”，這不但不符合高等教育發展規律，反而極易導致學校在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錯位，失去自身提高優勢與特色的機遇。因此，地方院校必須找準自身生態位，準確定位，才能走出一條富有區域特色的科學發展之路。在2002年全國高職高專“產學研結合”經驗交流會上，被中國工程院院長、原教育部部長周濟充分肯定的湖南永州職業技術學院便是抓住了當地經濟發展迫切需要理論適度、技術應用能力較強，能在生產、管理第一線服務的高等應用型人才的機遇，在人才培養目標上堅持將培養本科“壓縮型”專科知識型人才和中專低層次應用人才轉變為培養真正意義上的高等技術人才，走出了一條永州特色發展之路，成為地方院校成功辦學的一個典型案例。

2.以區域經濟結構為基點，調整學科專業結構。

（1）保持與發展傳統優勢，強化特色學科。每個學校在其發展歷程中都會形成一些特色優勢學科，繼承并強化這些特色優勢學科往往會取得事半功倍之效。高校還應結合區域發展條件和現實需要，對特色優勢學科進行調整重組或改造升級，優勢特色學科群，以增強學科的社會適應性和辦學活力。如蘇州大學的蠶絲學科是一個傳統優勢學科，它是目前全國唯一實現了從種桑、養蠶到絲織、印染、服裝設計和制作等一條龍的特色學科群，因其“全”且“特”，在國內外產生了重要影響。

（2）尋求學科與區域結合點，發展特色學科。社會需要是學科發展的主推動力。學科發展取決于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對本學科的需求程度。地方院校學科建設必須緊密結合區域社會發展的需要，才能有所作為、有所創新，才能辦出特色。例如，與廣西蔗糖相關的知識生產、積累和傳播都在廣西蔗糖所產地高校及其他研究機構進行，而域外的其他院校涉及該學科的很少，甚至從未涉及，廣西大學順勢依托廣西糖業支柱產業優勢，建設了制糖工程特色學科群，其中甘蔗糖業工程學科的糖品系列加工及甘蔗（渣）纖維綜合利用等學科方向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3）依據區域社會發展趨勢，打造特色新學科、新專業。地方院校要充分利用與地方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之間已有的地緣、親緣關系，全力發展重點高校沒有的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并積極主動與其開展產學研用合作，實施錯位經營，著力打造特色新學科、新專業。如浙江工業大學始終以浙江社會需要為導向，合理規劃專業布局。該校三分之一以上的本科專業（機、電、化、藥類）和一半的碩士學位點直接與浙江的四大主導產業，即機械工業、電子工業、化學工業和醫藥工業相關，并且在這些領域已形成強勢專業群，為浙江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3.立足地方，研究區域特色課題。

（1）利用“親緣”關系，找尋區域經濟發展現實課題。一是要做好地方政府參謀助手，促進軟科學研究區域性特色的形成。地方院校可通過干部培訓、政策研究及技術服務等方式間接支持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并在支持地方發展中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地方院校還可通過關注地方政府改革發展中的社會熱點問題，采取發表文章、出版著作、舉辦論壇等方式，充分發揮高校人才“思想庫”、“智囊團”的作用，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優質服務。

（2）面向區域實際提供科技服務，促進區域性特色形成。地方院校應充分發揮自身在科技、人才方面的優勢，通過參與科研攻關、進行技術推廣和開展科技咨詢等形式，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全方位的科技服務。如天津農學院與天津靜海縣簽訂了科技合作協議，在靜海縣雙塘鎮西雙塘村與農業科技企業結對子，并為該村養殖戶進行現場技術咨詢、開辦科技講座。天津農學院的這一科技服務得到了當地領導和群眾的高度贊譽，并被央視《焦點訪談》欄目以《專家教授到我家》為題予以報道，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益。

（3）利用“地緣”關系，推進產學研合作。一是要與當地企業聯合開展科研，促進區域性科研特色的形成。如揚州大學與揚州制藥廠共同組建的江蘇科陽轉基因工程研究中心，就是以揚州大學為技術依托，采用基因工程和胚胎工程手段，研制乳腺生物反應器生產蛋白質藥物的新藥開發基地，旨在將江蘇省基因工程藥物的生產推進到一個新水平，也推動了該校生命科學研究特色的建設。二是依托當地高新技術開發區，哺育高新技術產業。可以說，美國沒有斯坦福大學、伯克利等高校，就沒有“硅谷”的出現；沒有杜克大學、北卡州立大學和北卡大學查柏崗分校三所高校，就沒有“研究三角園（RTP）”的誕生。因此，地方院校要充分發揮自身人才、科技密集的優勢，以科技園區為中心，以高新技術產業群為基礎，形成產學研結合的科技研發基地，縮短高科技由創造加工到傳播應用的周期，增加地方經濟的科技含量，提高地方企業整體競爭力。高科技園區的發展也有助于推動地方院校科研模式的轉變和科研特色的形成。

4.貼近地方，提供區域特色服務。

（1）發展繼續教育，提升區域勞動者素質。當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知識更新速度加快，在不同崗位工作的勞動者都面臨著知識更新的要求。因此，接受繼續教育成為各類人才完善自我、提高工作能力、爭取更好就業機會的內在需求。為此，地方院校可通過在職培訓與脫產學習、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傳統課堂教學與現代網絡教育相結合的形式，構建不同目標、層次和類型的課程體系，滿足區域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學習需求，提高區域勞動者素質，從而提高自身服務能力。

（2）發揮文化優勢，促進區域文化發展。地方院校的實驗室、圖書館、報告廳和體育設施等，除了供本校教育與科研使用外，應盡可能地向社會開放，并充分利用自身學術文化優勢，推動學習化社區、社會建設，實現學校資源與社會資源的共享，使地方院校真正成為輻射本地區的文化中心，凸顯院校的文化服務特色。如寧波高教園區院校在園區的中心大道旁規劃建設了一條文化綠化帶，建有“寧波名人園”、“服裝博物園”等人文景觀。“寧波名人園”中樹立了74名寧波籍兩院院士的群體雕塑，通過這種“鄉指先賢”形象來激勵園區學生和社區居民，“服裝博物園”則致力于展現寧波“紅幫裁縫”悠久的歷史和高超的技藝，凸顯寧波服裝大市的風采，這些人文景觀使園區成為寧波休閑、旅游觀光區域和文化長廊。

（3）利用人才信息優勢，推動區域社會全面進步。高校學科齊全、人才薈萃，信息來源廣泛、及時迅捷，這是地方經濟發展的寶貴資源。因此，地方院校應充分利用自身人才、科技、信息等方面的優勢開展社會服務，推動社會進步，打造特色服務：一是可通過為本地區創建新企業、吸引外來企業、保留和擴建現有企業等方面提供新信息、新思想、新技術等信息咨詢服務，二是可以發揮社會實踐的橋梁、紐帶作用，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各種學以致用的社會公益活動，如法律宣傳、心理咨詢、信息收集、社會調查等，把校內與校外有機結合起來，搞好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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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余瑾.特色辦學:地方大學發展的必然選擇.高教論壇，2004，（12）.

篇5

摘 要 所謂的競技體育不是單指哪一種運動，而是一個比較寬的范圍，不同層次又有不一樣的競技方式。競技體育在學校教學內容中通過教材式的教學方式進行教授。學校里面的競技教育要有適宜的強度，目的是健身，這些都是競技體育必須學習的內容。本文首先介紹了競技運動教學課程的改革，然后說明了它在高等教學中的作用，之后闡述了對競技運動項目教材化的思考。

關鍵詞 競技性體育 教學內容 特征

高等院校的體育相關教學的改革是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的，與其它專業相比，提出的比較早。在改革的過程中，一直對“競技體育”和“學校體育”有很大的分歧，，因為這個與學校體育的基礎理論內容密切相關，也就是體育教學內容的事情。由于學校體育工作的主要途徑是通過教授課程實現的，那么競技運動相關的項目可不可以教授，怎樣教授，這些問題造成了體育實踐課程教學改革的步伐停滯不前。

一、競技運動教學課程的改革

體育教學課程的改革的渠道之一是形式和實踐，相關的定義解釋應該讓理論界探討，而相應的實踐者要將更多的經歷放在實際成效方面，這樣才能夠提高效率。不管是體育教學改革還是其他專業的改革，只要初衷可以展現出時代的特點和未來的發展趨勢，只要能夠得到大部分的師生的認可，就可以去根據自己的方式去實踐，不要把太多的思慮放在專家們的討論和那些所謂的爭論，眾所周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社會一直在進步，一切都在社會會改變，體育教學改革同樣會面臨各種各樣的挑戰。目前我國正在大范圍的推廣全面素質教育，每一個學生都要銘記健康第一，應該將體育在人才素質中的教育展現地淋漓盡致，對傳統的體育課程教學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比如可以對傳統的教學內容、項目、教學方式進行重新調整和安排。如果研究的理論基礎不同，則他們的看法也就不同，那么相應的做法也就相當不同。不過要要尤其注意的是根據同一個問題，應該彼此啟發和補充，不應該彼此排斥，這樣才可以體現立體思維研究教學的特征，不然的話就沒有什么準則可說。

二、競技運動在高等教學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關于上述的有關的“競技體育” 與“學校體育”地爭論，它們是兩方面的內容，不應該將它們混為一談。事實上，它們本來是同一出處，但是之后才產生分歧導致成為兩方面的內容。學校是一個教育單位，應該將繼承與發展包含競技運動的人類出色的文化遺產作為自己的責任與義務。競技運動同其他文化一樣源遠流長，內容頗多，群眾基礎比較雄厚。競技運動作為一種健身方式，在很早以前就是學校體育的必須內容。不管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競技體育在學校里的地位與學校的教育內容不謀而合。因為競技運動不但可以提高人們的身體健康程度，而且也可以使學生的行為更加規范，陶冶學生情操，提高競爭意識等等，競技運動對學生的影響具有不可磨滅的作用。

三、有關競技運動的相關解釋

學校體育的本質就是每個學生在自己的學習階段應該練習的體育活動，換句話說就是通過身體鍛煉進行教育。所謂的社會體育、少兒體育、老年體育指的是各個階段的人們為了自身的健康、娛樂和恢復正常活動而進行的身體運動。競技體育是有一定的標準，但是又帶有特定的娛樂性，而且也附有某種挑戰性、競爭性，總之只要進行比賽就可以稱之為競技體育。

競技體育只是一種泛指，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目的，也就會產生不同階段的競技體育活動。比如奧運會、殘奧會、冬奧會以及大學生運動會等等各種各樣的競技體育比賽。學校里開展的豐富的體育活動的目的并不是職業化的以爭奪前幾名為目標的活動，而是指與學生密切相關的普通競技體育活動。

體育娛樂性也是如今高等學校體育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有點，體育的優勢之一就是它的娛樂特點。但是目前的體育教學課程僅僅有較少的學生喜歡主動鍛煉，還是有很多學生不想參與其中，就是因為它的娛樂特征不明顯，這樣的體育運動很難收到大學生的喜歡。

四、競技運動項目教材化的思考

有關競技運動項目教材化的問題，大部分覺得7個人打籃球和5個人打籃球是相同的，并沒有特別地不同，不應該將前者視為改革之后的教材，而后者是競技運動不可以使用。根據競技體育本質可以看出，競技運動不但可以使人們的潛能發揮得淋漓盡致，也可以使人們的身體更加健康。學校應該選擇適合學生的運動項目，教師應該因材施教，找到適合學生的方法，選擇強度適中的方式，掌握鍛煉的目的，從而達到更高的健身效果。

五、結論

在新的形勢下，體育的含義一直在改變，但是要始終以健康第一為指導思想，清楚教學的最終目的是使學生更好地發展、全面地發展，教師應該理論聯系實際，將創造性的競技運動應用到課程中，掌握健身的主要目的，可以讓學生按照自己的喜好來選擇相應的競技運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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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愛光.試論競技運動在學校體育中的地位與作用.中國學校體育.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