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的問題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老齡化的問題，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日本　少子化　老齡化

“少子化”簡言之即出生嬰兒減少，無法保持現有的人口數量動態平衡之意。日本1995年生產年齡人口達到最大值，1997年正式步入少子化社會。老齡化問題伴隨著少子化現象的加劇而日益顯現，現已成為日本嚴重的社會問題，成為日本政府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

一、日本少子老齡化現象的形成與現狀

日本以1973年的人口數為頂峰，從1974年開始，人口出生率一直低于人口置換水準。日本在人口轉變之后，出現了出生人口持續減少、總和生育率不斷下降的情況，總和生育率遠遠低于更替水平，進入了名副其實的少子化時代。日本《2009年版少子化社會白皮書》稱，日本的勞動力人口（15至64歲）09年為8164萬人，到2055年將減少至4595萬人。少子化不僅使日本的人口數量趨于減少，也加速了日本的老齡化進程。日本是世界上人均壽命最長的國家，與少子化同時到來的老齡化問題，使日本面臨了前所未有的考驗。人口年齡結構將嚴重不合理，呈倒金字塔形，導致人口比例的失衡和人口質量的整體下降。

二、日本少子老齡化問題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少子老齡化的形成給日本社會帶來巨大的影響和壓力，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首先，少子化直接導致日本人口減少。當未來進入嚴重的少子化社會后，人口均衡將難于恢復，人口衰退也將不可避免。其次，少子化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導致勞動力供給不足，經濟增長后勁乏力，勢必成為抑制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再次，由于人口老齡化嚴重，社保負擔本已沉重。而經濟低迷和少子化進程的不可扼制，必然進一步加重醫療衛生、福利保障等社會保障系統的負荷。日本現有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受到嚴重的挑戰，國民的生活水平受到影響，也在無形中加大了民眾的負擔，國家財政支出的壓力也逐漸增大。

三、日本少子老齡化現象的成因分析

1．人口學因素

首先，低出生率是造成少子化的原因之一。伴隨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為了提高生活質量而傾向于少生子女，這種意識使日本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同時，現代人的晚育傾向使女性的平均生育數減少，由于女性參加工作，生活方式發生改變，結婚、育兒在人生中所占的優先順位下降。其次，晚婚晚育是導致少子化產生的直接原因，未婚化也是少子化產生的重要因素。另外，日本政府認為，少子化日趨嚴重的背景原因在于臨時職業者和不就業者人數的膨脹造成因經濟收入不穩定而無法結婚的年輕人增多。

2．社會經濟因素

第一、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社會為女性就業提供了越來越多的機會，女性的就業率不斷攀升。但日趨激烈的就業環境導致用人單位和各大企業對育兒母親“另眼相看”，其實質無外乎降低成本和追求生產效益的最大化。此外，女性為了自身提高，在日本這個根本上的男權社會，真正達到與男性同工同酬，并在工作中得到晉升機會，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對職業女性來說，兼顧就業和育兒是很困難的。由于兼顧就業的困難和育兒環境的不夠完善,晚婚和晚育現象開始增多,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生育率的降低。

第二、日本適齡青年特別是女性的婚育觀念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隨著女性就業機會的增多和生活方式的時代性變化，結婚不再是人生必然的軌跡。作為個人的人生規劃，結婚生子只是可選擇的方案之一。結婚行為從約定俗成的社會規范變成個性化的人生抉擇，更多的不是從俗從眾而是尊重個人的主體意愿。晚婚、終生不結婚以及婚后不要孩子的女性比率上升，人們對構建家庭和延續生命的觀念進一步淡化。

第三、當今日本，物價水平偏高，各地經濟發展普遍不太景氣，生育子女的費用和和隨之而來的巨額教育費用，成為小家庭的嚴重負擔，而孩子從出生后到將來求學就業的過程中又將不可避免的面臨無數種可能的社會環境。基于此種現實情況考慮，實際生育子女的數量必然少于理想的出生人口數量。特別是日本的很多年輕夫妻認為婚后即生育子女會使生活重心偏離并影響生活質量，成為心理和生理上的雙重負擔。

另外，日本的社會經濟長期不景氣、持續低迷。青年失業者比例很高，無固定職業的人口數量日益增加。青年人工作不穩定，經濟基礎較差，影響了適婚年齡人口的結婚率。當然，人口生育率也必然受到影響。而日本政府和社會各界對緩解這一問題所做出的努力還遠遠不夠，特別是對女性婚育所給予的支持方面不夠。日本媒體多方報道，頻繁指出政府和有關官員對少子化問題重視得太晚，出臺的政策和實施力度也不到位。日本針對少子化的對策從1990年就開始著手制定，但相比于日本整個經濟大氣候的不給力，這些對策始終是力不從心的。

參考文獻：

[1] 少子化社會白書—少子化対策の現狀と課題[R].東京:內閣府, 2005

[2] 坂本幸一.少子化と私學経営の課題[N] //少子化·高齡化との対策.東京:日本私立學校振興.共済事業団, 2006: 103-115

[3] 金貞任,山本豊.少子化時代の福祉と教育———介護保険制度改正·社會參加·教育改革[M].東京:圭文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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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正邁入老齡化社會，生育率低、人口結構老化、社保制度滯后已成未來發展的重大隱患。面對人口老齡化日益加劇的趨勢,不少人為此憂心忡忡。我國已成為老齡化速度最快、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2020年,我國老年人口的比重將從現在的7%上升到11.8%,預測當峰值到來時,65歲以上老人比例將達到23%。特別引人注目的還有高齡化問題－－21世紀中葉8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到時將可能超過1億,是現在老齡人口的10倍左右。在不少人眼中,老齡化就是沉重的負擔,甚至一些老年人也認為自己正在成為社會的包袱,產生了巨大的心理壓力。

1 綜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呈現以下五個特征

1.1老齡人口絕對值為世界之最

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加上20多年改革開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醫療衛生條件得到明顯改善,人口預期壽命日益延長,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 目前 已接近1。41億,我國成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占世界老年人總數的1/5,占亞洲老年人口的1/2。2004年, 我國的老年人口僅占總人口的11%。但到2040年,我國老年人總數將達到4。11億,占到總人口的29%,它將超過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英國目前的人口總和。解決好我國老年人口 問題 ,對亞洲和世界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1.2 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快來勢猛

老齡化可能是由于年齡金字塔底部少兒人口增長減慢所造成,也可能是頂部的老年人口增長加速所導致,人口學中稱之為底部老齡化和頂部老齡化。發達國家經歷了由底部老齡化到頂部老齡化的漫長演變過程。而我國,由于計劃生育政策和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底部老齡化與頂部老齡化同時”夾擊”,人口老齡化的速度發展很快,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從成年型進入老年型僅用了18年左右的時間,與發達國家相比,速度十分驚人。法國完成這一過程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美國用了60年,英國用了45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由于我國人口政策的作用,改變了世界老齡人口的發展格局,即人口老齡化不僅成為發達國家的問題,而且也已經開始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問題。

1.3 人口未富先老對經濟壓力很大

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伴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呈漸進的步伐。當它們的60歲以上老齡人口達到10%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一般在1萬美元以上。發達國家的人口是先富后老,我國是未富先老。我國在2000年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才達856美元,屬于剛剛邁過最低收入門檻的中等收入國家。中國婦女的平均生育率已由1949年的6.1變為2002年的1.8,其中北京和上海兩地的嬰兒出生率甚至已經降到了1.0；而人口預期壽命則由1949年的41歲延長到了70歲,使得我國成為世界上人均壽命最長的低收入國家之一,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的壓力很大。

1.4 老年人口在區域分布上不均衡

在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經進入老齡化階段。如上海市老年人口2000年已達238萬,占總人口的18。5%,到2025年將達到最高峰468。8萬,占總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為188萬,占總人口的14。6%,到2025年將會猛增到416萬,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過現在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的程度。而在中西部地區,人口老齡化的程度低于東部。另外,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就靜態而言,由于農村嬰兒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齡化程度城市高于農村；但就動態而言,隨著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地從鄉下涌到城市,農村老人因此經常無人照護,因此城鄉老齡化的程度正在接近。

1.5 老齡人口高齡化趨勢十分明顯

人口學中認定,60-69歲為低齡老年人口,70-79歲為中齡老年人口,80歲以上為高齡老年人口。過去說”人活70古來稀”,現在說”活到70不稀奇”。我國高齡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長,高齡人口已從1990年的800萬增長到2000年的1100萬,到2020年將達到2780萬。高齡人口喪偶和患病的機率高,高齡女性多于男性,高齡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因此他們不僅需要經濟上的供養,而且需要生活上的照料。

2 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從人口經濟學的角度考察，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一般具有負面作用，需要積極應對。國民生產總值中用于老年人的費用份額大幅度增加，勢必限制社會擴大再生產，影響生產部門的資本投資和經濟效率的提高，加重國民經濟的負擔。隨著人口老齡化的迅速發展，這就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經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應適當提高勞動年齡上限；另一方面，可適當擴大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面和提高退休金標準。人口老齡化對增加儲蓄也會產生相當的減退效果，這主要是由養老金制度的推廣引起的。根據經濟學理論，儲蓄等于投資，儲蓄減少等于投資減少，從而對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因此，強化個人儲蓄養老，籌措養老基金，成為資本投資的重要來源。

人口老齡化對勞動人口數量和質量的影響。隨著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勞動年齡人口所占比重相應下降，不利于經濟發展。而且，老年勞動力較難適應快節奏的生產活動，特別是在勞動密集型的生產中，不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人口老齡化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影響。老齡勞動力接受新的知識和科學技術比青壯年要慢，對新興產業的適應能力相對較弱，企業的新產品開發和技術革新也受到一定影響。在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知識進步速度加快和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勞動力人口老齡化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增長更顯不利。

3 人口老齡化對企業的影響

目前我國企業正面臨著人口老齡化的問題，這問題勢必影響到企業的發展。統觀全國來看，我國目前已經進入老年型社會,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帶來的挑戰是中國養老金制度面臨的長期問題。

1997 年我國頒布了《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確定了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制度框架,也就是部分積累制。雖然公共養老金制度從現收現付制向部分積累制轉軌的必要性一直受到置疑,但在制度轉軌已經進行到今天,再回到現收現付制似乎并不現實。因此,考慮到我國已經確立了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現實,有必要立足于現有的制度設計,考察人口老齡化對當前制度的具體影響。2005 年國務院又出臺了《關于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要求擴大基本養老保險范圍,逐步做實個人賬戶。同時,改革養老金計發辦法,個人賬戶規模和養老金月標準都有所變化。此后,基礎養老金的替代率已經不再是20%,整個制度的目標替代率也略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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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化發展 人口老齡化 養老醫療保障

城市的發展與城市化過程

鉆木取火標志著人類開始走向智慧和文明。火的使用和人工取火的發明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點燃了人類原始文明。從石器時代進入奴隸、封建社會，由母系社會發展到族群、村落，由村落的“市井”物質交換貿易擴展到集市，由集市發展為城市。

從古代“市井”擴展到現代文明經歷了不同的歷史變革。城市的產生有著綜合的社會背景。隨著社會經濟實力的增強，社會化集中，統治者將具有一定規模的市集周圍筑起了高墻，以防止外敵入侵。在中國的古代城墻外大部挖掘出壕溝，用城墻與壕溝作為防御工事以抵御外來入侵。又因城市建筑防火需求與防御并舉，將溝壕注滿了水，稱為“湟”。封建社會的需求將“城”與“湟”搬上了神座，建立了漫長的城市封建文化。又因封建社會集權統治，在城市中建立了有等級制的御道、宮城，凸顯了封建城市的特征。而西方文化特征的拜神主義產生的“神權”統治與中國的皇權統治，卻具有同樣的統治形式。文化背景不同、信仰不同，導致城市建筑群與市井的差異。城市又因城市信仰的不同，發展水平也不同。

西方工業革命和科技進步推動了城市的發展規模的擴大與發展質量的提升。由于工業的發展，貿易的擴張，西方國家利用以蒸汽機作動力的鐵甲艦，打開了工業落后國家的大門，建立了殖民化城市。中國香港就是典型突出的殖民城市。電機、內燃機的出現，使西方工業高速積累和擴展、由于爭奪資源而出現了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巨大的災難。中國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民族尊嚴被踐踏，城市被破壞，物資被掠奪。

中國城市在改革中發展。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隨著科技的進步，政策的開放，我國已建起了強大的經濟體系，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今后我們將逐步建立城市現代化，實現現代化城市轉型。

世界城市化發展與我國城市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分析

根據（表1）世界城市化發展趨勢來分析：1950年至2020年，世界城市人口將由739百萬增長到4488百萬人，世界城市化水平由29.2%發展到57.4%。其中，發達國家在1950年城市人口447百萬，城市化水平為53.8%，在2020年將達到1063百萬，城市化水平達77.2%；發展中國家在1950年城市人口為287百萬，城市化水平為17%，預計到2020年城市人口將達到3425百萬，城市化水平達53.1%。

表1

表2

根據（表2）我國城市化發展趨勢分析：1957年，中國城市化水平為24%，1996年達到36%，僅增長12%，截至到2011年我國城市化水平達到50%以上，1996年至2012年增長水平最高。中國城市化文化發展速度與規模與經濟發展緊密相連，黨的十提出：到2020年中國城市化水平基本達到68%，離世界發達國家發展水平的77%還有一定距離，由此帶來的社會問題也日益突出。

首先，中國城市發展帶來的城市老齡化問題最為明顯。國家的管理體制和機制直接影響著城市化的發展水平。我國實行計劃生育國策，大多數城市家庭的孩子都是獨生子女，城市一體化直接影響到中國城市人口老齡化。

其次，中國城市發展導致用地面積緊張。城市人口大約2.21億，將產生4400萬個家庭（每個家庭按5口人計算），需要大量的土地用于建造住房。因此，城市化發展的同時將產生影響我國土地戰略的負面作用，土地作為有限資源是城市化發展的主要矛盾焦點。

最后，中國城市老齡化局限特征明顯。從1978年到2011年，中國城市化水平從17.9%上升至50%。在城市化大潮的沖擊下，人們體驗著巨大的社會心理變遷。自1977年實行城市獨生子女政策以來，自此出生的城市居民子女均為獨生子女，1978年我國城市人口僅有7898萬人，而目前已達到4.68億人，按照男性、女性平均年齡25歲計，延伸到2018年，獨生子女家庭將進入老齡化，家庭人口構成比例將產生4：2：1。一對夫妻將擔負照看4個老人和1個孩子的重擔，成為“421老年工程”。推算到2042年，獨生子女將進入老齡化，而他們的父母已進自然死亡高峰期，那時我國城市將出現人口急劇下降。到2028年老齡化進入“421工程”高峰期，將給社會帶來巨大壓力，如果中國的城市化在2020年達到發展中國家53%水平，“421工程”將更大規模出現，制約生產力發展，給社會帶來巨大壓力。發展在于質量，在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由于獨生子女政策造成城市人口老齡化問題極為突出，盡快解決社會養老問題乃是涉及國計民生的頭等大事，為此需要研討公共社會投資問題，公共服務設施、服務半徑設置等問題。老有所養，老有所醫是社會的神圣職責。

應盡快建立和完善養老醫療機構

根據我國規定，60歲以上的居民屬于老年人，其主要健康問題在于正常生理機能衰老、生活方式的改變及心理因素變化。如意外受傷、功能減退、急慢性呼吸系統、心血管系統、腎臟及精神疾患等，并大多呈現出慢性病征，生活不能自理狀態，需長期住院和社區治療。十報告提出，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大力發展老齡服務事業和產業。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逐步做實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建立兼顧各類人員的社會保障待遇確定機制和正常調整機制。

據調查，目前我國多省份已初步形成了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照料為依托，機構養老為補充”的養老服務體系，但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建設的步伐相對緩慢；城鎮無養老退休金、無固定收入老年人的養老保障工作才剛剛起步。未來幾年，西安市將進一步完善老年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實現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應保盡保，不斷提高醫療保險待遇水平；重點解決農村失能、特困、留守、空巢、低收入等老年群體的養老和醫療問題；積極改善農村養老服務基礎設施條件，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制定獨生子女父母及失能老人長期護理保障制度并試點推廣。

關于建立老年醫療體制應注意的幾點問題。養老機構存在整體數量少、規模小，布局不合理等問題，體現在：全國普遍存在養老機構數量少，整體入住率低，主要原因是養老機構遠離城市，硬件設施不好，服務項目單一，老人得不到更貼心的服務。

此外，醫療保健制度不完善，養老院看病難、看病貴。以西安市為例。2011年的《西安市養老機構現狀調研報告》中顯示，全市各類養老機構共55家，床位總數6816張，平均每百位老人擁有0.55張。不少養老院都存在有“位置偏，采風差，設施陳舊，環境不適合老年人居住”的問題。有的養老院自身沒有醫療機構，周圍也沒有醫院，老年人生病了要跑很遠的路程就醫；有的養老院對于康復治療要另外收費，而且收費標準還不低，加之每月近3000元的入住費用，加重了家庭養老的經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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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老齡化；社會養老；社會保障

中圖分類號：F84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3）09-0085-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9.20

一、人口老齡化——“未富先老”的困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與醫學科技的飛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國民平均預期壽命越來越長，我國人口出現嚴重老齡化。人口老齡化是指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的過程，其表現為人口年齡中位數的升高。在發展中國家，如若總人口中年齡在60歲及以上的人口超過10%（發達國家是65歲及以上的人口超過7%），則這一類型的人口通常稱為老年型人口。

2012年末，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19390萬人，占總人口的14.32%，相比2005年末提高了3.26%；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9.39%，相比2005年末提高了1.67%。我國作為經濟欠發達的發展中國家，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超出10%的界定標準達4.32%之多，表明人口老齡化已較嚴重，“未富先老”已成既成事實。專家估計，到2050年這一比例還會上升至30%，屆時60歲以上人口可能達4億多。

二、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經濟與社會保障問題

（一）勞動力數量逐漸下降，就業供需之間矛盾加深

與人口老齡化相對應的顯著特征之一就是勞動力數量的下降。據國家統計局2012年末最新數據及表1顯示，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比2011年減少345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比2011年末下降0.6%[1]。由此可看出，目前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總數較大，短期內還有一定的勞動力資源優勢。但隨著老齡化的加快及生育率的下降，低齡人口補給的速度較慢，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將日漸明顯。隨著我國人口紅利的逐漸衰竭消失，勞動力供需之間的矛盾也會進一步加深。

（二）老年人口負擔系數遞增，社會與家庭養老負擔加重

老年人口的日益增多及“少子化”的存在，也促使社會養老和家庭養老負擔逐漸加重。因為目前我國基本退休年齡為60歲，本文用60歲及以上人數（老年人口數）與15至59歲的人數（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作為我國老年人口負擔系數。近年我國來老年人口負擔系數連年遞增，由2005年的16.05%遞增到2012年的20.69%，未來幾十年我國老年人口負擔系數仍會遞增，養老負擔有加重的趨勢。由于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建立較晚且不夠完善，曾經為國家貢獻了幾十年的老員工們正相繼退休，而國家的養老保險模式在上世紀從現收現付制向“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混合型養老體制轉變時，轉軌的成本沒有明確由誰來承擔及落實。另外，養老金替代率過高且覆蓋范圍較窄，于是出現了混賬管理、個人賬戶資金被挪用等情況。數據顯示，2011年我國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空賬額度已超過2.2萬億，若沒有財政補貼，多個省市早已收不抵支。有專家分析，到2015年有可能出現支付缺口，足可見養老金空賬問題亟待解決。

（三）空巢、失能老人的養老問題突出

在我國計劃生育、獨生子女等多重政策背景下，人口老齡化具有特殊的復雜性，其空巢化、高齡化、病殘或失能化等特點明顯。由于大批城鎮或農村青壯年去異地讀書、就業、務工、經商、居住等，造成空巢現象非常嚴重，這給空巢老人、失能老人的養老帶來了較為突出的問題：一是子女不在身邊，起居生活沒人照料；二是不斷延伸的精神需求很難滿足。民政部的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65歲以上“空巢老人”已達4150萬人，城鄉空巢家庭超過50%，部分大中城市甚至達70%。同時，農村留守老人約4000萬人，已達農村老年人口的37%，2013年這一比例將會進一步擴大?！翱粘布彝ァ睂⑹?1世紀我國城市乃至許多農村地區家庭普遍存在的現象，這對中國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形成較大沖擊。

（四）社會養老體系薄弱，“一床難求”普遍存在

民政部2012年的數據顯示，我國城鄉養老機構已達4.18萬個，養老床位365萬張，但平均每50個老人擁有不到一張床，還存在養老護理員短缺且專業程度低的問題。據全國老齡辦與老齡科學研究中心開展的“全國城鄉失能老年人狀況研究”顯示，2010年末全國城鄉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約有3300萬，預計到2015年達到4000萬。因此，即使按4：1的比例配備養老護理員，也需1000萬名，而目前從業人員不足百萬，且近一半是文盲。雖然社會公辦養老機構“一床難求”問題較為突出，但一些民辦養老機構的入住率并不高，民辦養老事業發展緩慢且缺少政府及社會有力的支持?？傮w而言，目前社會養老體系薄弱，難以滿足我國快速老齡化引起的巨大養老需求。

（五）少兒人口占比下降，影響未來經濟活力與創新

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少兒人口（0～14歲）占總人口比重只達16.44%，低于世界27%的平均水平和發展中國家29%的水平，比2005年的20.33%已下降了3.89個百分點，且八年來一直處于下降趨勢，“少子化”加劇問題比較突出。

三、人口老齡化帶來經濟與社會保障發展的機遇

（一）老年人消費需求增加，市場空間巨大

老年人口的增加勢必推動老年人相關產品消費的增加。例如，近年來針對老年人開發的護理保險、保險理財產品、老齡手機、助聽器、電動車、紙尿褲、多功能拐棍、養老保健產品等，在市場上均取得了不俗業績。2010年統計局公布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達74.83歲，并且還會繼續延長。而現階段我國正處于快速老齡化階段，隨著科技醫療水平發展，這一趨勢未來仍將保持，這將極大地推動老年人市場需求。

（二）養老需求增加，帶動社會基礎建設和相關產業發展

隨著社會進步和老齡化加速，老齡群體的養老需求不斷增加且逐步多元化。傳統的物質生活需求已經不能滿足老齡人，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注重精神需求。目前，國內的社會養老體系還較薄弱，基于老年人的生活居住、護理服務、醫療保健等需求，國家和企業對于養老機構和社區等的建設會帶動建筑、家具裝飾、物流運輸、醫療衛生、家政服務等各大行業的發展。而老年人精神層面的需求，也會推動老人教育、休閑娛樂、養生保健等老齡相關產業的發展。

（三）老人出游意愿增強，旅游市場潛力巨大

近年來，各大旅游公司競相開發老年人旅游市場，以老年旅游為主題的各種旅游活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因老年人口的特殊性及要求較高的老年旅游服務需求難以跟上，我國老年旅游市場雖然潛力巨大，但仍處于較落后的發展階段。據中國老齡委調查，當前我國每年老年人旅游人數已占我國旅游人口總數的20%以上。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我國老年人旅游市場潛力巨大，有很大發展空間。

（四）刺激科技創新，彌補勞動力不足和滿足老人的多元化需求

老齡化加劇造成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當達到一定程度時，若沒有替代品產生，勞動力不足將較為明顯。而“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內在的矛盾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科技創新。創新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促進高科技的全自動化生產線與機器人作為時代的產物應運而生，以彌補勞動力的不足；二是為搶占巨大的老人市場空間，各大企業也會不斷創新，開發各式各樣的老齡產品，以滿足老人的多樣化需求。

四、應對老齡化、完善社會保障的對策建議

（一）柔性提高部分行業的退休年齡，緩沖勞動力下降和彌補養老金支付缺口

隨著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對老年的界定也有所變化，提高退休年齡已成為許多國家在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方面的重要舉措。中國目前規定的退休年齡為男性職工60歲，女性職工50歲（部分特殊行業另有規定）。2010年我國平均預期壽命已達74.83歲，而養老金缺口已達2.2萬億元。若柔性提高部分行業的退休年齡，既可緩沖勞動力的下降又能夠彌補養老金支付缺口。據分析，退休年齡每延遲一年，那么養老統籌基金便可增長40億元并減支160億元，即減緩基金缺口約200億元[3]。筆者建議，我國可以考慮一般退休年齡柔性推遲到65歲（男女可以試行同步退休），先在部分發達地區和行業試行，成功后再推廣。但需注意兩點，一是根據身體實際機能狀況，鼓勵支持精力充沛、經驗豐富的老齡勞動者，允許推遲退休到更高年齡，而對于實在無法繼續工作者可以申請提前退休；二是參考發達國家對60歲以上的老齡勞動者建立養老金提前支取制度，以更好地保障尚未達到法定支付年齡的高齡者的需要和利益[4]。

（二）鼓勵支持養老相關產業發展，嚴格監管確保數量與質量

發展養老產業離不開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監督管理。鑒于目前國內各種養老機構的發展困境，國家可以考慮加大對社會公辦養老機構的財政投入，適度擴大規模，解決“一床難求”的尷尬，重點幫扶家庭困難的孤寡老人和空巢、失能老人。同時，積極吸納和鼓勵民間資本參與養老事業，緩解社會養老工作的壓力。加大對民辦養老機構的扶持力度，給予各種優惠政策、便捷服務以及相關技術指導，規范我國民辦養老產業的發展。另外，可考慮與企業合作建設集老年教育、休閑娛樂、護理服務、醫療保健等滿足老人多元化需求的養老社區和機構，同時鼓勵企業、居民和志愿者等社會力量進行一對一幫扶，大力倡導和推動民間力量到養老事業中來。積極做好服務與監督管理，將部分地區成功的經驗在全社會進行推廣，推動整個社會養老及相關產業發展。

（三）鼓勵創業、科技創新和企業轉型升級，應對勞動力不足

市場競爭及逐步老化的人口狀況，會選擇性地淘汰部分企業。政府各職能部門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應對勞動力逐步下降局面。第一，出臺部分鼓勵扶持政策，獎勵科技創新，扶持重點產業，引導和幫助企業進行轉型升級，鼓勵發展第三產業；第二，針對中小微型企業，給予一定幅度的稅收減免及優惠，對有困難的企業提供技術指導和幫扶；第三，基于創業解決就業和帶動就業的雙重效應，進一步加大對創業人群（尤其是大學畢業生、農村創業青年、下崗職工等）的支持力度，政府或者社會創業基金組織可給予創業初期啟動資金的一定支持，并在初期給予稅收優惠政策和提供便捷服務，鼓勵銀行為其提供國家貼息小額貸款；第四，大力鼓勵和支持下崗職工再就業，并進行免費再就業培訓。鼓勵支持企業招聘殘疾人等就業困難的人、健康體能好愿意繼續就業的老年人，根據招聘比例，對于其給予一定補貼或稅收優惠。

（四）鼓勵支持老年人旅游市場開發，完善配套服務及景點安全設施

我國老年人旅游市場潛力巨大但處于初級發展階段，由于老年群體的特殊性，建議從以下幾方面努力。第一，政府主管部門出臺相關政策，鼓勵支持老年人旅游市場開發，給予針對老年團體旅游業務的支持，如高速路通行及進城免費或者優惠，旅游公司老年團體旅游業務收入的稅收優惠，以調動旅游公司積極性等；第二，政府和旅游景區開發公司聯合完善景區安全設施，加強安保措施，提高其安全保障和旅游率；第三，保監會要鼓勵保險公司針對老年人推出適當創新型旅游保險，并加強支持與監管力度；第四，加強對旅游公司老年旅游業務的安全監管，督促其做好安全配套服務；第五，旅游公司針對老年人團體做好旅游安全知識培訓，提高老年人自身安全防護意識和技能。

（五）推進我國老年護理保險制度的建設

老年護理保險制度屬于健康保險范疇，在國外的發展比較成熟，但在我國還處于試點階段。其一般規定是，當被保險人生病或者衰老時，因生活無法自理而需要專業護理或家庭護理及其他相關服務項目，其支出由保險人承擔。由于我國人口老齡化形勢比較嚴峻、護理需求很大，且面臨未富先老的局面，我國在推進老年護理保險制度建設時，可以考慮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雙管齊下的模式。社會保險解決老年人的基本護理需求，商業保險解決有購買能力的人更深層次護理需求。在社會保險方面，建議把老年護理保險納入醫療保險，通過制定相關費率和設定繳費起止年限（例如45歲開始繳費直至退休），在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的同時保障退休后的護理需求。同時，鼓勵專業護理人才的培養、支持商業護理保險的發展，例如，給予相關稅收優惠或補貼政策，協助其擴大市場覆蓋率，以保障更多有購買能力的人的深層次多元化需求。

（六）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輔以差別化職業養老保險

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作為社會保障重要組成部分，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中國勞動人口眾多，職業千差萬別，不同工作環境對身心的耗費也不盡相同，退休后的保障需求也有所差異，故養老保險在設計上有必要考慮職業差異性。筆者認為，這種輔助的差別性職業養老保險，應根據不同職業性質，設計不同的費率及相應的退休養老保障制度。這既能增進對不同行業勞動者保障能力的需要，又能很好地促進社會保障事業發展，滿足國民退休生活的差異化需求。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全國2012年經濟運行情況[R].2013.

篇5

時至今日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已廣受社會關注，其可能的發展形勢、影響以及應對之策也逐漸得到了廣泛的研究[1-3]。面對老齡化的嚴峻形勢，社會關注的最大問題莫過于養老。而這個問題在中國卻又存在兩個不同的層面，一個是城市層面的，另一個是農村層面的。幾十年以來特別的發展模式使中國社會面臨嚴重的城鄉割裂，任何問題可能在農村與城市都有著完全不同的邏輯。而恰恰，在中國特殊的發展模式之下，大量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入城市，并且大部分時間在城市生活但同時卻又不能真正定居城市。這帶來了兩個問題，其一是致使農村社會普遍成為老人社會，其二是這些未能定居城市的農民工以后的著落在哪里。由此可見，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在農村確實較城市嚴峻且復雜。用更為專業一點的話來說即中國社會人口的老齡化狀況不僅呈現未富先老的特點，而且還存在著嚴重的城鄉倒置。未富先老使社會經濟發展面臨人口老齡化的潛在負面影響，而城鄉倒置又使這一問題在農村尤為突出。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在目前的情況下對農民養老問題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期在問題真正出現之前做好充足的應對準備。

有鑒于此，本文將采用內部視角，從農村老年人口面臨的養老現實困境出發，并結合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對農村老年人口的養老問題進行前瞻性研究。研究將采用案例陳述的方式試圖盡可能全面地展示農村老年人口養老可能遭遇的問題，因此在個案的選擇上本研究不要求代表性，而是寄望于將這一問題可能的各個方面展示出來。本文只做問題的展示，并不探討對這些問題的具體解決之策。在結構上，本文將根據農村老年人口的特點將個案分為兩大類，其一是有關當下“留守老人”的案例，其二是有關第二代農民工的案例，即隨年齡增大而可能成為“留守老人”的案例。同時本研究所選個案的來源并不拘泥于一時一地，而是盡可能將自己調查或者公開出版物上出現的個案集合起來，這樣做的目的還是如前所述盡最大可能展示老齡化背景下農民養老問題的各個層面。

一、已成為“留守老人”的農村老年人的養老

所謂留守老人，在某種程度上不過是空巢家庭的另一個稱謂罷了。只是空巢家庭這個概念的涵義更廣，任何一個核心家庭在子女長大成人后只要子女長期離家也就成為了一個空巢家庭。而所謂留守老人則不過是農村空巢家庭中的老人而已，農村家庭的子女進入城市并大部分時間在城市生活而造成老人“留守”家園。如果要下個定義的話，似乎可以這樣來界定：常年居住在戶籍所在地 、 年齡不低于60周歲的農村老人，且其子女及子女配偶常年不在身邊者。那么這樣一個群體在養老方面會面臨哪些問題呢？

案例1：年近八旬的莊稼漢

張老漢生于上世紀30年代，至今已年近八十，老漢家里有3個兒子。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3個兒子相繼南下廣東打工，其中小兒子通過努力在2005年左右終于自己翻身成為老板，在虎門自建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制鞋廠。鞋廠的收益相當不錯，張老漢的另外2個兒子也放棄了原來的工作而進入其三弟的鞋廠。但是即便是在這樣一個家境富裕、兒女孝順團結的家庭中，張老漢卻一直未放棄農業生產。雖然張老漢的3個兒子曾多次勸其父母放棄耕田轉而到城市去與他們一起生活，但每次都遭到老漢的強烈反對。（訪談時間：2012年7月）

通過案例1的描述其實可以看到：首先是農民的養老訴求較低。從單個個案得出的結論并沒有代表性，實際上，陳文娟[4]曾以規范的問卷調查方式對農村居民的養老意愿進行過專門調查，并指出農村居民的養老預期總體并不樂觀，對養老問題的擔心較高。遺憾的是其調查主要是針對中年農民，缺乏對老年農民的調查。但是可以理解的是，在傳統家庭養老的觀念中雖然養兒防老具有很強的正當性，但現實中年老一代對年輕一代的要求卻絕非不講人情。在多地農村的調查中筆者亦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很多農村的老人與子女分居住在低矮的“老屋”當中，其生活水準明顯低于子女。但就是這樣的老人，對生活的滿意度并不一定就低。反而，只要生活能維持正常的一般標準，做父母的更希望子女過得比自己好。這樣，社會保障在制度設計上可能會面臨一個問題，即農村老年人認同的標準低于社會認同的養老標準[5]。如此一來可能伴隨而來的問題便是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的認同度較低。筆者當然不認為既然農民本身的養老訴求較低就應該因此而設置較低的社會保障標準，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提高農民的養老意識。

其次，農民對作為財產的土地的認識是影響其養老觀念的一個重要方面。正是因此，即便是家境頗富的張老漢也一直不愿意放棄種田。農村土地的社會保障作用早已為學界所認識，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該從哪個角度去看待這個問題：有人因此而強調維持當下土地制度的重要性，也有人強調土地的社保功能阻礙了土地正常經濟功能的發揮。從社會保障的角度來看，農民“戀土”而不愿離開土地，無非是因為心憂離開土地后生活沒有著落或者說“保障”，以至于不論土地收益高低，在未尋得城市立足之前是很難愿意棄土離鄉的。之所以需要土地擔當社會保障的功能，不過就是因為與城市里的“單位人”相反，除了土地之外很難說還有什么可靠的依賴。這一點即便是國家大力推進農村醫療與社會保障的今天似乎依然如此。

實際上，以上兩方面的分析反映的是同一個問題，即老年農民表面上看來是因為觀念落后而出現不愿意參與社會養老并且對自己的養老狀況也不甚在意，其實際反映的還是他們對子女有無真正穩定生活的擔憂。這種觀念或許顯得陳舊、保守甚至于在很多激進的人看來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但是無論怎么說，不可回避的一個事實卻是如果不能從制度上解決農民向市民轉變的過程中建立穩定事業以及獲得穩固財產的可能性，而僅僅是企圖將適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保體系擴展到農村的話，這樣的做法可能并不討好。畢竟，從個人的角度而言生活最大的保障只在于所在家庭是否建立在一個穩定的事業基礎上。

二、即將成為“留守老人”的農民的養老

留守老人是現階段已經進入60歲以上的農村老人，那么比他們更小的一輩，即現階段年齡在50歲邊緣到60歲之間的農民（學界通稱的“第一代農民工”）則是可能很快就要成為“留守老人”的一代。據國家統計局的《2011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我國農民工總量已達25278萬人，其中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4.3%，首次突破3600萬。然而，2011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我國參加養老保險的農民工人數僅為4140萬人，占比只有16%。盡管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達74歲，50歲上下的人似乎仍未嫌老。但是作為主要在工廠或工地從事體力勞動的農民工而言，進入50歲以后顯然意味著進入了一個體力衰退的高峰時期。那么這個群體面對的又是什么呢？

案例2：超齡務工者老謝等[6]

59歲的謝國萬說，64歲的老伴身子不好，去年得了一場大病還動了手術，如果在家陪老伴不去打工，就斷了家里的生活來源。為此，他很糾結。謝國萬是開縣團鳳村人，36歲開始外出打工。自2009年始，早報記者已連續5年采訪了謝國萬，每年春節他都在糾結“走還是留”，但在吃完元宵節的湯圓后，他最終都扛起行李，坐上了南下廣州的客車。5年來，打工所得占謝國萬總收入的比重一直在攀升，2012年已高達90%，若停止打工的腳步，就只剩下960元/年的養老金，1000元/年的低保，外加500元/年的土地收益（算上其愛人1000元/年的低保，兩人一年的收入只有3500元），根本難以維持夫妻倆的生活。為此，年近六旬的他還是想著咬牙再賺幾年100元/天的苦力工資。 （《東方早報》2013年2月26日）

如果說對于60歲以上的“留守老人”而言，養老最大的障礙在于觀念問題的話，那么對于這些50多歲的老農民或農民工而言則面臨的困難要多得多。他們一方面面臨自己事業的轉折，即到底是回農村還是留城市的兩難選擇；另一方面對于他們中的大部分而言，子女的問題可能仍遠未解決。對于這樣一個群體，如果連最低的“社會保障”都沒有（事實上大多數確實沒有）則顯然有失社會公義，但如果說只要提高其養老標準，每個月多發點保險金就能解決其“保障”問題，這恐怕亦只是天方夜譚。

面對老齡化問題，中國的城市與農村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狀況。城市或許還真能像一些樂觀的海外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城市化發展至少不會因為老年人口而面臨主要資源匱乏。相反，它們很可能會用一群活躍的或相對活躍的老年居民，能夠并且將為城市社會做出廣泛的貢獻而非依賴于城市?！盵7]相比之下，第一代農民工的工作年齡即便再往后推延5年，在自身并無穩定事業又缺乏社會養老保險的情況下，要使他們在社會生活甚至于消費領域變得“活躍”或“相對活躍”怕也只能僅僅是一種美好的愿望罷！

三、結論與討論

對于農村人口的老齡化發展趨勢，楊青哲[8]在其博士論文中做過詳細的估算。他以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中關于農村人口的相關數據做基礎，預測了未來40年（2010～2050）中國農村各時期總人口數、少年兒童人口數、勞動力年齡人口數、以及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根據他的估算，即便是按照最高可能的總和生育率（2.3）進行推算，農村少年兒童人口和勞動年齡人口在未來40年時間內將保持遞減趨勢，在 2025年，65歲及以上人口數超過1億，到 2040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達到峰值，約為 1.5 億。40年鄉村老年人口比重的變化，從 2010 年的 10.06%上升到 2050 年的 44.18%，共增長了36.33 個百分點。這一變化趨勢必然導致社會撫養比的提高，楊青哲估計到2050年總撫養比將超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