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意識的功能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法律意識的功能，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法律與企業經營、管理的關系

企業經營、管理等活動與國家法律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主要體現在：

一、依法治國已經作為國家的基本方針寫進了《憲法》。在現代法制社會，國家對社會的管理主要通過各種法律法規的實施來實現。企業作為國家經濟活動的基本主體，必然也在國家法律法規調整的范圍之列，受國家法律法規的約束。企業的經營、管理活動，必須在國家法律法規規定的范圍內進行。

二、市場經濟是建立在各經濟主體相互平等的基礎上的。各平等經濟主體之間相互關系的調整，主要依靠國家的法律法規，所以說所謂市場經濟也即法制經濟。參與市場經濟的企業，如果不知法，不懂法，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之間因違法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時在企業的合法權益受到不法侵害時，也往往會由于不懂法而錯失依法維護企業合法權益的機會。而知法守法的企業，則完全可以依法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使之免受任何不法侵害。

三、企業經營、管理的整個過程，從宏觀上看，也可以理解為即各種經濟合同的談判、簽訂、履行、解決糾紛的過程。企業的經營目標，主要依賴各個經濟合同的正常、實際履行來實現。而各個經濟合同的談判、簽訂、履行、和糾紛的處理，均必須符合國家的法律法規。

四、企業依法簽訂的經濟合同，是確立企業在經濟活動中的權利和義務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也是企業實現其經濟目的、解決經濟糾紛的重要依據，所以，經濟合同也可以理解為是國家法律法規在該企業的具體延伸。簽訂經濟合同，對企業來說如同立法一樣重要。所以，企業在經濟活動中，如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識或專業的法律工作者的參與，經濟合同簽訂不好，企業的經濟目的也往往難以順利實現。

企業法律事務工作的特點

企業作為國家法律調整的對象，企業法律事務工作必然有著不同于國家司法機關的自身的特點：

一、企業法律事務工作的內容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企業領導重大決策過程中的法律事務。包括企業的設立，投資項目的選擇、談判，重大經濟合同的簽訂，企業的改制、上市，企業重大問題、突發問題的處理等。主要涉及企業法、投資法、公司法、合同法、金融法等內容。

2、企業經營、管理過程中的法律事務。如企業規章制度的制定，勞動人事的管理，經濟合同的管理，金融稅收的處理等等，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相關的法律問題。

3、解決各種經濟、民事糾紛過程中的法律事務。除經濟、民事糾紛涉及的有關經濟、民事法律問題外，還有關于仲裁、訴訟、執行等程序性法律問題。

轉貼于

二、企業法律事務工作不享有任何的執法的權力，而是著重與知法守法，防止發生法律沖突，依法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

三、企業法律事務工作主要以預防為主，以避免發生法律糾紛為目標，其次才是依法解決、處理已發生的法律糾紛。

四、企業法律事務工作涉及面廣，涉及的部門、人員較多，涉及的工作內容復雜，企業法律事務往往處于配角地位，帶有服務性質，所以要求企業法律事務工作人員除必須掌握全面的法律知識外，還必須有高度的服務意識和良好的協作精神、奉獻精神。

企業法律事務工作的功能

企業法律事務工作的功能主要三項：

一、預防功能

通過為企業領導進行重大決策提供法律意見，就企業經營、管理活動中有關法律問題提供法律意見，參與、協助企業領導和員工的有關工作，起草、審查企業的經濟合同和有關法律事務文書，解答企業職工的法律咨詢等，使企業依法進行各項經營、管理活動，防止出現違法行為和各種法律漏洞，預防企業發生法律糾紛，避免企業經濟損失。

二、挽救功能

在企業發生法律糾紛或企業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通過企業進行協商、調解、仲裁、訴訟等活動，依法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避免或挽回企業的經濟損失。

三、宣傳教育功能

篇2

關鍵詞:功能翻譯 法律語言 目的論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1-157-02

一、引言

法律語言屬于語言功能的變體范疇，作為一個邊緣學科源于法學和語言學，其目的是建立和溝通關于權利、義務、利益和責任的信息。隨著中國對外貿易不斷發展，使得中國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在依法治國道路上面臨一種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而準確、全面、及時的法律語言翻譯是完善法制建設的重要舉措之一。正如Susan Sarcevic所說：我們現在處于多語時代，翻譯在地方和國家法規、國際法方面都起著主要的溝通媒介作用。法律語言的翻譯作為一種特殊文本的翻譯在全世界乃至中國都有著悠久的歷史，但其在翻譯及法律研究領域都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國際社會每日大量的法律文本的翻譯實踐相比，對法律翻譯的理論研究卻很滯后。語言學家和法律工作者往往只從術語和句法等微觀層次來研究法律翻譯，認為普通的翻譯理論也適用法律翻譯。實際上，作為特殊文本的法律文本翻譯有其自身的特點，需要特定翻譯理論的指導。德國學者提出的功能派翻譯理論為法律翻譯提供了新的方法。

二、功能翻譯理論的形成發展和重要理論

縱觀西方翻譯理論近30年來研究的發展，可謂學派林立、人才濟濟、內容豐富多彩，而以凱瑟林娜?賴斯(Katharina Reiss)、漢斯?費米爾(Hans.J. Vermeer)等為領軍人物的西方功能翻譯理論更是獨具異彩，影響深遠。

1.凱瑟林娜?賴斯(Katharina Reiss)的翻譯標準功能分類說(Text Typology)。德國功能主義翻譯是以目的論(Skopostheory)為核心的強調文本和翻譯的功能的一種翻譯流派。德國功能翻譯理論流派的出現是以1971年凱瑟林娜?賴斯的《翻譯批評的可能性與限制》（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一書的出版為標志的。此書中將文本功能列為翻譯批評的一個標準，她提出翻譯應具有具體的翻譯要求(translation brief)。理想的翻譯應該在內容、語言形式和交際功能等幾個層面與原文建立起等值關系，即從原文、譯文兩者功能之間的關系來評價譯文。賴斯的翻譯批評模式是建立在原語文本與譯語文本的功能關系基礎上，她認為理想的翻譯應當與原文在概念性內容、語言形式和交際功能方面與原文對等，即她所謂的綜合性翻譯(integral communicative performance)。雖然賴斯沒有擺脫以原作為中心的等值觀，但是作為一名有經驗的譯者和翻譯培訓者，賴斯意識到實際翻譯中有些情形下，對等是不可能的或不需要的，后一種情形正是由于翻譯要求造成的。因此，翻譯批評家們不應依據原文的一些特征來判斷譯文的優劣，而應當依據譯文是否在一定的翻譯情境下實現了它的功能來判斷譯文的優劣。

2.漢斯?費米爾(Hans.J. Vermeer)的翻譯目的論(Sko-postheorie)。賴斯的學生費米爾進一步打破了等值理論的束縛，創立了功能派的主要理論:目的論。費米爾所提出的目的論是功能派翻譯理論中最重要的理論。目的論的主要觀點如下：翻譯是一種基于原語文本的有意圖的、人際間的、部分地通過語言媒介的跨文化互動行為；翻譯有三個基本規則:目的規則(skopos rule)、連貫規則(intratextual rule or coherence rule)和忠實規則(intertextual rule or fidelity rule)，其中目的規則是第一位的，其他兩個規則從屬于目的規則，忠實規則從屬于連貫規則；目的論認為翻譯過程的發起者(initiator)決定譯文的交際目的，規定翻譯要求。翻譯要求向譯者指明了需要何種類型的譯文，譯者根據翻譯要求采取相應的翻譯策略，制作出目標文化的文本，以表達原語文化文本接受者的交際意圖；翻譯的標準應當是充分(adequacy)，而不是等值(equivalence)。充分是指譯文要符合翻譯要求，翻譯要求決定譯文充分的翻譯屬于哪種形式的等值。

3.賈斯塔?赫茲?曼塔利(Justa Holz Manttari)的翻譯行為理論(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action)。曼塔利比費米爾更進一步地拓展了功能主義翻譯理論適用的領域，她避免使用翻譯這個名稱，而將翻譯的外延擴大至各種跨文化轉換。她的理論以行為理論為基礎，翻譯行為是她的核心基礎理論。她區別了“翻譯(translation)”與“翻譯行為(translational action)”兩個概念。她認為“翻譯(translation)”是一個狹義的概念，它只是一種文本形式上的跨文化轉換活動，它涉及原語文本的使用。而“翻譯行為( translational action)”則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涉及譯者為翻譯所做的一切，指為實現信息的跨文化跨語言轉換設計的信息傳遞過程，包括在翻譯過程中給予文化或技術上的參考意見，針對包括文本轉換在內的所有跨文化轉換形式，而重點放在翻譯過程的行為、參與者的角色和翻譯過程發生的環境三個方面。

4.諾德的“功能加忠誠”(function plus loyalty)的翻譯觀。德國功能派翻譯理論第二代代表人物諾德在繼承目的論基本思想的基礎上做了進一步發展，提出了“功能加忠誠”的翻譯觀。“功能”就是使譯文在譯文語境中按預設的方式運作的因素，“忠誠”即譯者、原文作者、譯文接受者及翻譯發起者之間的人際關系。諾德的忠誠原則是指“譯者,原文本發送者,目的文本收話人和發起人之間的人際關系”，指目的文本的目的應該與原作者的意圖相容，指當發起人、目的文本接受者和原作者三方之間合法利益發生沖突時,“譯者必須協調，必要時尋求各方理解”。“忠誠原則”有助于在原語與目的語中間取得一定的平衡，并限制了譯文可能的功能范圍。

三、功能翻譯理論在法律語言翻譯中的應用

國外法律語言學從無到有，并作為一門學科確立以來，學者們對其翻譯方法從各個角度做出了不少論述。從功能翻譯理論發展的全過程來看，不論是賴斯、費米爾還是諾德、赫茲?曼塔利，始終貫穿著一個核心思想，即翻譯是一種文化轉換，一種交際互動，一種目的。這個互動過程當然少不了交際者的參與，因此在翻譯過程中，尤其是應用英語的翻譯過程中必然產生原作者、翻譯發起人、譯者、譯文讀者之間的交際互動。這種互動絕不是僅限于語言層面的“符碼轉換”過程，而是一種更高層面的文化轉換活動，關注的是原文發送者與譯文接受者之間交際情景下的互動。既如此，原作者的意圖、翻譯的要求和目的、譯文讀者對譯文的期待等等自然成為翻譯中務必考慮的要素，作為應用翻譯的組成部分，法律語言翻譯也需要功能翻譯理論及其目的論所起的重要指導作用。

1.法律語言的文本與語言特征。作為專門用途語言，法律語言正式程度最高，其文體屬于莊重文體，注重準確性，正式性，嚴謹性，精練性和莊嚴性。從功能角度出發，法律文本可分為：規定性的文本；描寫性的但也有規定性成分的文本；純描寫的文本。我們所看到的法律、法規、合同和條約等屬規定性文本類；司法決議、判決書、答辯狀等屬描寫性加規定性文本類；而法律教科書、論文等屬純描寫性文本類。

除了法律文本的功能性，法律語言特征還包括：詞匯特征，如在法律語言中存在著大量的專業術語；法律語言詞匯保留了大量的古英語和中古英語詞匯；法律語言詞匯在詞源上大量收錄采用了拉丁語、法語、德語和西班牙語中的法律詞匯；日常用語被賦予全新的法律意義等。句法特征，如長句是法律語言的最大特征，法律語言的句法特點是和法律語言的文體特征密切相聯的，正式的法律條規和文本中由于對中心詞的限定過多，對某一法律概念成立的條件限定很多，所以法律語言的長句居多，短句少。法律語言的文本特征和語言特征直接影響到法律語言翻譯時的翻譯策略和翻譯方法的選擇。

2.法律語言翻譯的標準和原則。法律語言翻譯有其自身的特點和規律，適合法律語言翻譯的原則也應該與眾不同，法律語言翻譯的特點可歸結為綜合性：主要體現在必須綜合運用語言學和法學各分支學科的知識；實踐性：指法律語言的基本知識、基本理論都是立法司法等法律實踐的總結；技術性：體現在固定格式、專業化和技術性語言的運用上。但是，長期以來對法律語言翻譯的標準一直是按忠實于原文的程度來衡量的。法律語言翻譯者以傳統的語言學方法為主導，主要集中在字詞面，強調譯文與原文間的“對等”。然而，法律語言翻譯并不是用譯入語中的概念和制度來替換原來的法律體系中的概念和制度的簡單過程。法律語言翻譯是法律語言的轉換，要做到譯語準確無誤地表達原語的真正含義，無論在用詞及句子結構上都必須體現法律的權威性，保證譯語的準確性，完整體現原語的翻譯目的，只有把深層的含義譯出，才能做到對原語的準確反映。概括的說，法律翻譯有以下應用性原則，包括準確性及精確性；一致性及同一性；清晰及簡練；專業化；語言規范化以及集體作業等。由此可見，在翻譯實踐中譯者的主要任務是翻譯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文本，這時譯者的任務，不只是理解詞、句的意思，更要考慮在譯文當中具有的法律效力及如何實現這種法律效力。所以我們有必要以追求翻譯充分為前提，首先考慮到法律語言翻譯中法律文本的目的，為實現譯文的交際功能而選取相應的翻譯策略。

3.基于功能翻譯理論的法律語言翻譯。根據功能翻譯的目的論，任何翻譯活動都是有目的的交際行為。法律語言翻譯也是如此，目的法則是開展法律語言翻譯活動的最高指導原則。在目的論中，目的性法則是最高法則，換句話說，翻譯行為決定于翻譯目的，并由此制定翻譯要求。翻譯目的指的是譯者必須根據某個與譯文有關的原則前后一致地進行翻譯。根據功能翻譯理論的目的論，翻譯過程的至高原則是該翻譯活動的目的。在實際操作翻譯之前，譯者需要和委托人共同商榷法律翻譯活動所要達成的目的。而后，譯者通過對原文和譯文的預定功能進行分析來確定采用何種翻譯策略可以使譯文符合翻譯活動的目的，從而完成譯文在譯入語境和文化中的交際功能。

以法律術語的翻譯為例，它是法律語言的構成要素之一，對于法律術語的理解和翻譯直接影響法律文件的準確性和權威性。法律術語的作用在于以最簡潔的詞或詞組敘述一項普遍接受的復雜的法律概念，使法律工作者能用較簡潔的語言相互交流溝通，因此詞的內在意義通常要比起外在形式復雜得多。譯者如果單就字面意義直譯，或望文生義，就無法將詞的真正含義正確完整的表達出來。在翻譯之初，譯者將盡量尋求在本國法律中與原詞對等或接近對等的專門術語。英語和漢語中的法律術語都各有其特定的法律上的意義與效果，不可隨便改變形式。為了達到法律上的效果對等，譯者應盡量尋求在本國法律中與原詞對等或接近對等的正式用語而不是任意自創新詞，以免誤導讀者，引起歧義或解釋上的爭議。但是，在正確理解原詞在上下文中的確切意義和對等翻譯的基礎之上，功能翻譯理論的目的論和無對等的翻譯才是翻譯的關鍵。對等的概念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由于法律制度的差異，英美法中許多術語所指涉的概念、原理或規范在本國制度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也無對等或接近的對等語。遇到這種情況，在法律語言翻譯的目的下，譯者不妨通過對原詞涵義作正確理解后將之譯為非法律專業用語的中性詞以免發生混淆。

因此在翻譯的過程中，并不是所有的法律用語都能根據字面意義直接翻譯成目標語。如果貿然直譯原法律文本中的詞匯，而譯文表達的法律概念卻在目標法律體系中根本不存在，或者恰巧和目標法律體系的某個法律表達吻合但卻表述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則不可避免地會造成目標法律文本讀者對譯文產生困惑和誤解。解決這類問題的出路在于認真理解原法律文本術語內在的法律含義，用目標文本中帶有相同法律含義的法律術語翻譯。

四、結語

傳統的翻譯屬于一種自下而上的翻譯，而功能翻譯則屬于一種自上而下的翻譯，因此功能翻譯更具有前瞻性。翻譯是一個涉及多方面的復雜過程，譯文是翻譯過程中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翻譯發起者雖然很重要，但決不是唯一的因素。法律語言的翻譯應該是譯者在法律翻譯活動所要達成目的的指引之下，對這一行為過程相關的各方進行分析，權衡選擇后確定翻譯策略，而后進行翻譯形成的結果。法律翻譯策略的出發點是成功實現預期目的和文本功能，使譯語讀者能理解并且自然地接受。功能翻譯理論以目的語為視點，更注重目的語的遣詞造句習慣，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可以擺脫傳統“對等”原則的束縛，在分析原文的基礎上，采取多種翻譯策略，使譯文能夠達到預期目的，為法律語言的翻譯提供科學而有效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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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介詞of；語義功能；名詞化；法律英語

0、引言

漢語和英語分屬漢藏語系和印歐語系。雖然人類的思維規律基本相同，但不同民族反映現實的思維角度和思維順序存在差異。作為思維反映現實的工具，漢語和英語既存有許多共同點，又存在許多差異。在進行漢英翻譯時，充分了解兩種語言的差異性，對翻譯出符合文本規范的譯文很有益處。

1、漢語和英語

英國語言學家認為，英語中的介詞是英語中最活躍，搭配能力極強的詞類，英語也被認為是一種介詞的語言。一方面，介詞屬于活躍詞，數量不多，但搭配能力極強，詞匯通過介詞連接構成地點、時間、關系、動作、原因等概念。另一方面，介詞使用頻率極高，據統計，英語文本中每8個詞中就有一個介詞。（Kennedy G.， 2000： 139）與英語相反的是，“現代中國語根本就沒有真正的介詞”。（王力， 1984： 241）漢語屬于分析語，沒有嚴格意義的形態變化，所以動詞沒有形態變化的約束，使用起來十分自如、簡便；無需頻繁使用介詞，介詞顯得貧乏。英語中多將名詞、介詞置于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前面，名詞的優勢自然又導致了介詞的優勢，使介詞使用頻繁。（劉二林， 2004： 100-102）反過來說，英語介詞為名詞化的實現提供了很好的媒介。總而言之，英語慣于用介詞和名詞來表達，而漢語少介詞，傾向于用動詞來表達。

2、名詞化與法律文本

根據《現代語言學詞典》（2000：204）的界定，名詞化是“指從其他某個詞類形成名詞的過程或指從一個底層小句得出一個名詞短語的派生過程” 。由于歷史發展變化原因、哲學思維方式特征、人類認知心理方式及其意義表達多樣性需求等因素，造成了英語的名詞化現象。（杜玉生， 2009： 120-124）

以Halliday為代表的系統功能語言學派從語境的角度對名詞化結構進行了研究，認為該現象與語篇類型有著密切的關系。如Hasan（1977： 125）認為，語篇類型與語境配置中的語場有關，而語場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交際中詞匯的選擇和語言的語法特征，語篇中的名詞化結構的數量必然反映在語篇類型上。在名詞化的過程中當表示過程的動詞結構或表示屬性、特征的形容詞結構轉化為名詞化結構后，就具有了名詞的屬性，可由修飾詞去修飾，可被量化或質化，可以進行分類等，從而使得表達更加準確和嚴謹，適宜于法律英語語體表達抽象的法律思維。（范文芳， 1999： 10）法律英語作為正式語篇的典型代表，其語句正規，專門用于嚴肅客觀地表述所涉及事項。為了突出客觀公正性，不帶主觀性色彩，法律英語語篇較多地使用名詞化結構。

3、介詞of

英語介詞of作為英語中使用最頻繁的介詞之一，在法律文本中出現的頻率也相當高，比如，在《物權法》中出現的概率為4.9%，在《中國證券法》中約4.4%，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約5.5%。表面上，歸類為簡單介詞的介詞of及其所構成短語似乎十分簡單，但奈達（2004： 54）在關于典型句法結構的語義分析中寫道，“也許，所謂的of短語中，其組成部分之間的語義關系是最復雜多樣的。” 《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7版）就對介詞of做出了13種解釋。由于介詞of的多義性，以及它作為實現名詞化的典型媒介之一，在漢英法律文本翻譯中，很有必要對它在此文本中常見的語義功能進行分析歸類，從而為翻譯實踐提供一些參考借鑒。此外，了解of名詞性短語對促進法律文本正式性的具體意義，有助于我們更好地運用該結構，從而使譯文更加符合法律文本抽象、正式、客觀的特點。

4、原文與譯文的對比分析

4.1 介詞of的語義功能分析

據統計，研究的法律文本里of共出現250次，約占總文本的5.48%，出現的頻率相當高。通過對法律文本進行對比分析，統計結果表明，按照語義功能類型可大概將of的使用結果分為4類（備注1），按頻率高低排序，依次為所屬關系，動賓/主謂關系，同位關系，后置定語。

4.1.1表示所屬關系時，具體表現為屬于，來源，方面，包含等關系。例如：

Article 5 ...interests of consumers from infringement. （表N1屬于N2）備注2）

ST：國家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

Article 28 ...to the complaints of consumers and their public organizations as to the transactions of business operators and the quality of their commodities and services...（第一個of 表N1來源于N2，第二個of 表N1是N2的一個方面）

ST：...有關行政部門應當聽取消費者及其社會團體對經營者交易行為、商品和服務質量問題的意見，及時調查處理。

Article 29 ... the provision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表N2包含N1）

ST：有關國家機關應當依照法律、法規的規定...

通常of所有格大多用于無生命物體名詞或較長的雙重所有格，而且在兩種屬格形式均正確時，of所有格形式更正式，其目的就是為了突出主體，因此，翻譯時還應注意此時文體和語體的表示。（樊軍，2007）在研究的法律文本中，除開一些固定說法外，均用of結構表示所有格，這符合法律文本客觀正式的特點。

對比分析發現，在中文法律文本中，通常以“的”字標志（除開“的”字在句尾表條件假設的情況），兩個小語義間常常表達所屬、包含、來源的關系。但需注意的是，當前面小語義單位是后面小語義單位的一個方面時，該大語義單位通常不包含“的”字。此時，這樣的語義單位常常被翻譯成of結構。

4.1.2作為結構標志，表示動賓或主謂關系，這也是of名詞化結構的主要來源方式。例如：

Article 5 ...safeguard consumers' exercise of their rights...

ST： ...保障消費者依法行使權利...

Article 11 ...or using of commodities or receiving of services...

ST： 消費者因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受到人身、財產損害的...

Article 12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ir own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

ST： 消費者享有依法成立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社會團體的權利。

Article 37 ...from the holder of the business license.

ST： 消費者可以向其要求賠償，也可以向營業執照的持有人要求賠償。

Article 2 ...shall b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resent Law， or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other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

ST： ...其權益受本法保護；本法未作規定的，受其他有關法律、法規保護。

通過對文本的對比分析發現，在法律英語的漢英翻譯中，漢語中的“V + O”結構常常被翻譯成“N + of + O”的結構。本人把特殊的一類“的”字結構也歸類為此，并譯成“Actor + of + O”的結構，該結構可以還原成“Act + O”結構。在中文法律文本中，“受”字往往是被動的標志，在翻譯時，常翻譯成“N + of + Actor”的結構，該名詞是謂語動詞名詞化后得來的。

4.1.3 表同位關系時，具體表示名詞語義中心的性質或內容。例如：

Article 13 ...raise their consciousness of self-protection.

ST： ...正確使用商品，提高自我保護意識。

通過對比分析發現，在法律英語的漢英翻譯中，漢語中表示同位關系的大語義單位往往不包含“的”字，而是以具體語義單位加抽象語義單位疊加的方式出現，翻譯時，常以“抽象N + of + 具體N”的結構表達。

4.1.4 介詞of表達后置定語關系也較常見，以對前面名詞或名詞詞組作限制說明。例如：

Article 25 ...may not search the body of consumers or...

ST： ...不得搜查消費者的身體及其攜帶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費者的人身自由。

Article 18 ...indicate the correct ways of using the commodities or receiving services as well as the methods of preventing damage.

ST： ...并說明和標明正確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發生的方法。

通過對文本的對比分析發現，在法律英語的漢英翻譯中，中文法律文本中表達修飾、限定的定語結構時，常常翻譯成“N1 + of + N2/V-ing”結構。

4.2 of名詞化結構與語篇正式性

由上可知，通過介詞of，漢語動詞、形容詞被名詞化，翻譯成了英語中的of 名詞化結構。名詞化是法律英語語體的一大特征，具有“囊括”和“濃縮”功能（Thompson，2000：170）。本文中的of 名詞化結構具體功能如下：

4.2.1 文本內容方面，增加語句的信息量。名詞詞組的特征之一就是信息的密度性。（Halliday， 1979：221）

Article 1 The present Law is formulated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umers， maintenance of the socio-economic order and promotion of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T： 為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制定本法。

4.2.2 語言形式方面，通過名詞化，原先的動詞、形容詞變為名詞，可以被修飾，量化和質化，還可以進行分類，從而使得表達更準確和嚴謹，符合法律英語的抽象思維。

Article 4 In transactions between business operators and consumers a principle of voluntariness， equality， fairness， honesty and credibility shall be followed.

ST： 經營者與消費者進行交易，應當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誠實信用的原則。

4.2.3 名詞化在法律英語中還具有語篇銜接功能，使得主題選擇多樣化，有利于上下文的連接順暢。具體表現是前一句的謂語動詞經過名詞化后成為名詞，在第二句中作主語，通過建立新的主謂關系達到銜接的目的，從而使語篇具有很強的連貫性。（杜廣才，2010）

5、總結

綜上所示，我們可以得出關于在漢英法律文本翻譯中，通過恰當地運用介詞of 將原中文轉化為符合英語法律文本規范的目標語的結論。首先，我們需要對原中文文本進行合理地語義單位劃分，再分析這些單位的內部各小單位間的關系。常見的是以的字和受字為標志進行劃分，但也要注重一些不含的字和受字的情況。

同時，本文通過對of名詞化結構的文本內容、語言形式和語篇銜接三方面的分析，旨在引起大家對該結構的重視，并對該結構的具體使用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從而在今后的實際翻譯中，有意識地合理利用該結構，達到譯文通暢自然、客觀嚴謹、符合法律英語抽象思維的目的。

備注：

1.本文主要討論名詞性of短語結構，因此不包含“V+ （...） + of” “Adj + of” 以及of 與其它介詞組合形成固定搭配的情形。由于本文討論的是法律文本的漢英翻譯，因此也不包含of 用于一個名詞修飾另一個名詞的情況，這類情況往往用于比喻、強調、夸張，比較具有文學色彩，在法律文本中不常見。

此外，of 還可以表示計量關系，但主要是用于一些固定搭配中，因此本文的文本對比分析沒有包含此種關系。

2.本文名詞性of 短語結構和of 名詞化結構均用“NI + of + N2”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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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公民法律意識；理性階段的公民法律意識；法治

Abstract：“Building a socialistic country by law”has become an essential strategy of our country's policies. However，administrating a country by law is a gradual process and i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among which 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 is essential and also difficult to handle，to which people，today，still don’t have a unanimous consciousnes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in this period，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 is “rational 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 Taking ethical value as a base and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s main content，this legal consciousness accords with objective law and becomes one of the basic goals in the rule of law.

Key words：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citizen’s legal consciousness at rational stage；the rule of law

一、 法治的含義

法治是什么?古今中外的法哲學家、思想家莫衷一是。《牛津法律大辭典》是這樣表述“法治”的：“一個無比重要的，但未被定義，也不是隨便就能定義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權威機構、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機構都要服從于某些原則。”[1]概括地講法治問題包括三個層次，法律意義的法治，價值意義的法治，社會意義的法治[2]。

筆者認為，法治不可定義，但無疑其含義不僅僅是法律規則、國家的命令，還應當包含法律的目的，法律的價值，這也是歷史給我們的啟示。1935年9月，在希特勒和其“司法部”、“內務部”各部官員的討論中，德意志帝國國會通過了臭名昭著的紐倫堡法。由此血腥、殘忍的種族歧視、種族滅絕被納粹通過“合法”途徑披上了法律的外衣，每一項“判決”都是與“法”有據，有“法”可依。可是每一部種族立法每一項判決又都是那樣無視正義、人權、自由、民主、平等、理性等人類至高價值準則，都是踐踏人類尊嚴的典型例證。

二、 公民法律意識的作用

價值意義的法治必定是法治概念不可缺少的一個層面。而對于價值的法治來說，公民法律意識有如下作用：

(一) 公民法律意識有助于法治價值的構建

價值元素有很多：真、善、美、公平、正義、秩序、效率、利益、自由等等，不同的社會制度將由人們確定不同的價值追求，而不同的價值追求又將確定不同的法律制度。在法治化進程中，由于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社會意識，多元化的生產關系決定了多元化的價值理念，善與惡、道德與非道德、權利與權力、平等與等級……非理性的法律意識是人們對法律現象錯誤的、混亂的、麻木的認知與評價，將導致人們選擇惡的、非正義的價值觀。而理性階段的法律意識作為一種理性的主觀認知和評價，不僅僅是一種對制定法的正確認識，它還包括心理活動的全部基本功能，包括意志、情感、想象力，以及人的一切文化的和經濟的心理技能，是一種具有生命力和創造力的積極狀態，是人們追求善的法律的內心動因和巨大精神力量，從而指引人們確定法律應有的基本價值：公平、正義、自由、秩序、效率。而在這種良法的統治下才有法治。

(二) 公民法律意識是法制運行的驅動力

人們的行為是以自己的思想意識為指引的，是思想意識的外化和物化。公民的法律行為的合法性程度，在一定意義上取決于支配它的法律意識的健全與發達程度。只有當公民樹立起崇尚法律權威的意識時，才可能自覺地接受、服從法律的治理。“如果一個規則體系要用暴力強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須有足夠的成員自愿接受它；沒有他們的自愿合作，這種創制的權威，法律和政府的強制權力就不能建立起來。”[3]

三、理性階段的公民法律意識

法律意識是社會意識的一種，是指人們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對現行法律和法律現象的心理體驗、價值評價等各種意識現象的總稱。它包括人們對法的本質和功能的看法、對現行法律的要求和態度、對法律適用的評價、對各種法律行為的理解、對自己權利義務的認識等等，是法律觀點和法律觀念的合稱[4]。它作為人們對法律及法律現象的認知，可以分為感性和理性階段。然而迄今為止，人們對理性階段公民法律意識概念的認識尚未統一，有人稱之為“法觀念”，認為“法觀念是人們認識法現象的理性階段，表現為法律思想、觀點和理論，是人們對法現象由片面的表象的感覺和印象，經過大腦的加工而上升為全面的、深刻的、反映法現象內部聯系的、科學的法律思想理論體系。”[5]也有人稱之“法律理念”，是指“公民對法律的理性認識基礎上對法律產生的理性心理體驗，是法律情感和法律認知的理性升華，是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價值追求為皈依的法律思想和信仰。”[6]還有人稱之為“理性化的法律意識，是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階段。”[7]

筆者基于法治社會構建的目標將此階段的公民法律意識界定為“理性公民法律意識”，指以倫理性價值為根基，以主體性意識為主要內容的對法和法律現象符合客觀規律的認識，是法治的基本目標之一。其內涵主要有如下四層含義：

篇5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

大學生

法律意識

法律是當前法治社會中最具普遍約束力的規范，也是道德要求的最低限度，強化人們的法律意識，可以有效地規范他們的行為。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加強大學生法律意識的培養，有利于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以往，中國傳統文化非常注重道德作用，而法律講究嚴刑峻法，認為道德無用，不認同道德教育的功能。在當前社會背景下，這兩種觀念實際上都是不全面的，道德和法律同等重要，對于每一個人來說，不僅需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同時也需要樹立法律意識。強化法律意識，不僅僅是使學生樹立強烈的法治觀念，更重要的是法律意識對人的積極影響，有助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更加符合新時期對人才的需求。

1.當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1 法治社會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現階段，我國法治建設不斷完善，正在逐步踏入法治社會，民主法治觀念日益深入人心，對于任何個人而言，都生存在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環境中。當代大學生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他們的思維極為活躍，接受新鮮事物的能力較強，對大學生法律意識的培養以及大學生對于民主法治教育的接受力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我國社會整體法律意識，也會影響到我國的法治建設。因此，作為大學生，要充分融入到這個社會，不單需要先進的意識形態，更重要的是具備強烈的法律意識，掌握基本的法律技能。

1.2 互聯網的發展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難度

不斷發展的互聯網，目前已經滲入到人們日常生活以及社會生產的各個領域，大學生的生活以及人際交往也受到很大的影響，進而使大學生的思想觀念以及價值取向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的確，互聯網加快了信息傳播速度，拓寬了傳播渠道，為人們獲取信息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有利于拓展大學生的視野，但與此同時，也給大學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互聯網具有開放性，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通過網絡成為信息的者以及接受者。大學生的文化程度較高，計算機技術水平也相對較高，對于網絡的依賴性也比較強，他們獲取信息的途徑主要是通過互聯網。但是網絡信息比較混雜，沒有經過針對性的篩選，信息真偽很難辨別，這樣很容易使大學生受到不良思想的影響，不利于大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在這種背景下，加強大學生的法律意識教育非常必要。

1.3 大學生資助矛盾突出，加大思想政治教育難度

國家近年來不斷加大對高校教育的扶持力度，但是有的學生并未得到相對公平的資助。當學生向學校相關部門反映這些問題時，相關工作人員大多只是進行簡單地說教，向學生們講一些空洞的理論和道德，并沒有通過法律途徑解決這些問題，學生往往也只能被動接受這種不公平對待結果。這樣不利于培養大學生法律意識，進而形成良好的法律行為，也不利于大學生守法、護法。現階段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日益突出，很多不法招聘單位以及非正規的企業、公司趁著這個機會隨意剝奪大學生的合法權益，這樣會導致大學生懷疑他們在學校接受的正面教育及其真實性。更重要的是，大學生自身缺乏必要的維權意識，在遇到任何法律問題時，只會用校內的思維模式對待和解決問題，不懂得充分利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2.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培養大學生法律意識的策略

隨著我國法治建設步伐的加快，不斷提高大學生的法律意識、維權意識，不僅是對大學生的素質要求，也是推動我國法治建設的重要基礎。但是當代大學生的守法意識、維權意識普遍低下，教師、學校在處理學生之間的各種矛盾、糾紛過程中很少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這不利于大學生法律意識的培養。為此，新時期下，高校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應重視對大學生法律意識的培養，使大學生具備較高的法律素質。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2.1 將法律基礎課的功能充分發揮出來

法律基礎課程是高校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內容，主要教學目標是使學生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識及技能。新時期下，應轉變法律基礎課的教學觀念，注重學生法律意識的培養。以往，不少教師將法律基礎課等同于法律知識教育課，一味地強調向學生們傳授關于法律的相關理論知識，理論性較強，雖然學生可能掌握比較系統、全面的法律理論知識，但是并不是真正的理解、認識法律，這其實違背了法律基礎課教學初衷，必然也會影響法律基礎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法律基礎課應該將教學目標定位于培養學生的法律意識上，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應密切聯系現實生活，使大學生能夠認識到法律對于個人行為以及社會生活的影響，并充分認識到其重要作用和地位。通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開展，使得學生能夠意識到“依法治國”的緊迫性、必要性、重要性，樹立“依法辦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觀，進而使大學生能夠真正做到懂法、守法、用法、護法。

2.2 重視法律信仰教育

目前雖然民主法治觀念不斷深入人心，但是實踐過程并不是非常如人意，究根結底是法律信仰的缺失。要真正實現國家的法治建設，最重要的是使廣大民眾能夠高度認可法律。加強大學生的法律意識培養，對于加快我國法治建設步伐，促進我國社會的健康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法律意識是一種社會意識形式之一，是指人們的法律情感、法律觀點的總和，主要內容包括對法律作用及其本質的認識，對于現行法律的態度以及要求，評價某種行為的合法性，對于自身權利、義務的認識等等。大學生如果缺乏必要的法律意識，守法就無從談起，那么法律法規也就形同虛設。相反，只有樹立良好的法律意識，才會使人們自覺守法、護法、傳法，將自己的法律意識轉變成法律行為。同時，只有樹立強烈的法律意識，才會使人們尊重他人的合法權益，積極地通過各種法律途徑解決各種爭議和糾紛，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打擊各種違法行為。

其次，法治教育的理論性、實踐性、政治性非常強，鑒于教育的特殊性，對于法律基礎課授課教師的要求也相對較高，不僅要求教師應具備較扎實的法律法規基礎知識，同時也要求具備深厚的文化功底。學校應加強對法律基礎課程授課教師的培訓工作，不僅包括法律專業知識培訓，同時還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能力培訓。通過建立復合型的高素質授課教師隊伍，保證在思想政治教學實踐中時刻把法治教育貫穿其中。

2.3 依法辦校，遵循以學生為本的教育思想

新時期下，各大高校應強調“依法辦校、依法治校”的辦學理念，嚴格遵循相關法律法規開展各種辦學活動，通過法律實踐引導大學生養成強烈的法律意識，真正做到“以法育人”。為了達到這一目標，高校應始終堅持黨的教育方針政策，尊重高等教育的內在發展規律以及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規律，根據當代大學生的身心發展實際，樹立“以學生為本”的教學管理理念，充分尊重每一位學生的合法權益，不斷加強培養大學生的法律意識、維權意識，并且鼓勵大學生充分利用各種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對于高校而言，應該根據國家以及教育部門制定的相關法律法規制定合理的規章制度，在對學生的教學管理過程中，嚴格根據相應的法律法規處理，在管理程序上也要做到透明化、公正化、公開化，凡事講求證據，一切都要合法、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