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市場基本要素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勞動力市場基本要素，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新疆；加工貿易；要素；優勢；劣勢

中圖分類號：F7　文獻標識碼：A

根據比較優勢理論，一國的比較優勢來源主要有要素優勢(如勞動力成本優勢、技術和管理優勢)、規模經濟優勢以及市場和需求方面的優勢，等等。加工貿易方式通過對各國不同優勢的結合，從而使世界資源得以充分利用。這一點對于新疆發展加工貿易來說也不例外，通過開展加工貿易，新疆的優勢資源和中亞的優勢資源將發揮最佳效益。客觀地來看，加工貿易在全球產業鏈條中的位置首先取決于要素優勢，要素優勢直接影響著引進技術的水平及其外溢效果，制約著配套產業的發展。要素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本、企業家才能等。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技術、信息也作為相對獨立的要素投入生產。其中，勞動力、土地是生產的最基本要素之一，而技術革新則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因此，本文對勞動力、資源、資本和技術四種要素進行優劣勢分析。從新疆的具體情況來看，新疆目前處于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源豐富、資本相對稀缺、技術落后的階段。因此，新疆的要素優勢主要表現為勞動力成本優勢、資源成本優勢，而在資本和技術方面處于相對劣勢地位。

一、勞動力要素優劣勢分析

(一)勞動力豐富且成本低廉是新疆加工貿易的比較優勢之一。新疆正處于發展建設時期，勞動力數量自1980年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來，新疆總人口數量由1，283.24萬人增加到2009年的2，095.19萬人，年均增長2.34％。勞動年齡人口(16～65歲)年均增長4％。新疆21世紀前20年，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年齡人口仍將保持著繼續增加的趨勢，新增勞動力數量變化比較平穩。供給對就業產生的壓力仍將處于上升態勢。隨著開放性經濟的深化，新疆勞動力市場的開放程度更大，未來勞動力市場新增的勞動力主要由以下幾部分組成：第一，來自勞動年齡人口的自然增長。“十五’期間，由于第三次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開始逐步進入勞動年齡，新疆勞動力資源呈持續上升趨勢。第二，技術進步帶來的剩余勞動力轉移。主要表現在農業和企業勞動力人口方面。隨著新疆農業科學技術進程的加快、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企業技術裝備的改進、科學的管理水平以及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節省了更多的勞動力資源。第三，高校畢業生持續進入勞動力市場。一方面自高校擴招以來，新疆大學生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加；另一方面新疆職業教育迎來新一輪的高速發展，職業院校的畢業生每年以6％的增速進入現代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的勞動力市場。第四，離退休人員成為勞動力供給隊伍中一支不應忽視的力量。目前，新疆老年人口達到171萬多人，并以每年4.36％的速度增長，高出全國平均增長速度1.36個百分點；另外，新疆勞動力相對內地沿海地區成本比較低廉。

(二)新疆勞動力市場質量發展前景較好。新疆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的教育程度分為小學以下、初中、高中、大專和本科以上。近幾年，國家越來越注重西部建設，加大了對西部教育事業的投入，1996年新疆教育經費僅為435，879.0萬元，2006年較1996相比增長了3.52倍，達到1，532，702.9萬元。在國家、新疆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的投資下，新疆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有較大提高，新疆各大高校、職業技校為新疆培養了一批批高素質且具有一定技術的人才，2007年普通本科、專科畢業生分別為23，376人、22，752人。新疆小學及小學以下教育程度的勞動力構成持續減少，初中教育程度的勞動力也有所下降。本科教育程度勞動力的比重大幅提高，是新疆勞動力市場上新增動力的主要組成部分。由于加工貿易主要面對的是國外市場，對產品的質量要求高，而加工產品的質量不僅取決于產品的設計，產品的生產技能也很重要，因而需要熟練的工人和高素質的勞動者。如商務部在東莞調查顯示，外資、臺資進行電腦主機板的裝配組裝，基本都是高中畢業的女孩，這些員工具有相當的文化程度，因此極易成為熟練的勞動力，保證了加工產品的質量，因此在新疆這個少數民族聚集區，就更需要提高勞動力市場質量，培養具有高中文化以上的熟練工人和技工，高級技術工人和高級技師。在大學生的就業高峰與勞動力市場總體就業高峰重疊的大好時期，高級技能人才在未來新疆勞動力市場上所占的比重較低，將會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

二、土地要素優劣勢分析

本文主要探討土地要素中的資源要素的優劣勢。首先，新疆水能資源豐富，理論蘊藏量在1萬千瓦以上的河流有340條，總蘊藏量為3，355.45萬千瓦，占全國的4.96％，可能開發的總裝機容量為853.51萬千瓦；其次，新疆礦產種類多，配套程度高，資源量大，開發利用潛力很大。截至1997年，新疆已發現各類礦產138種，已探明儲量的礦種68種，總潛在價值超過6萬億元。全區已探明的616個礦區中，規模屬大型的75個，中型的169個，小型的372個。在探明儲量中，居全國首位的有5種，居全國前十位的有41種。一些重要礦產質量較好，富礦比例較高，如煤、鉻、蛭石、鐵、銅、鎳、膨潤土、石灰石等，并擁有新疆軟玉、鈉硝石、皂石、水硝堿鎂釩、蛋白石等一部分特色礦產。雖然有資源豐富的優勢，但是地質勘查程度低，部分資源保護程度低。資源遠景潛力大的礦產主要有煤、石油、天然氣、石灰巖、銅、鎳、黃金、鉻、鉛鋅、鈹、鋰、石棉等。巨大的資源優勢能為各個行業提供豐富的原材料，這是很多省份所沒有的優勢，就地取材可以最大限度地節約流通費用，降低成本。但是，新疆的深加工行業和資源的利用率都是比較低的，因此提高產業在深加工和提高產品質量、科技含量等方面的空間是新疆經濟發展的方向。發展對外加工貿易是發展新疆加工業的深度、質量、科技含量的必要途徑，把外商的科學技術引進來，把我們的產品推出去，這個也是加快新疆經濟發展，擴大新疆國際影響力的重要途徑。

三、資本要素優劣勢分析

資本包括資本貨物(機器設備、廠房建筑物和原材料等)和金融資產(股票、債券和借款等)。本文主要探討資本貨物。在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意見中從20個方面詳細闡述了國家針對西部大開發的具體措施，其中包括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加大金融信貸支持、實行稅收優惠政策、放寬利用外資有關條件、大力發展對外經濟貿易和推進地區協作等諸多方面良好投資環境。加工貿易企業在新疆進行加工貿易的機器設備、廠房建筑、原材料進口等方面都享受各項優惠政策。但是，從目前加工貿易企業的數量上看，1999

年在海關注冊的加工企業數為58個，2000年注冊的加工企業數為39個，2001年注冊的加工企業數為32個；至2009年，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為6個，呈嚴重下降趨勢。不少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的注冊資本是以負債的形式取得的，擴大經營規模缺乏資金，流動資金靠銀行貸款，資產負債率較高，個別企業平時資產負債率在50％～60％，特殊時期的資產負債率高達70％，連年虧損，所有者權益幾乎為零。因此，加工貿易企業在擁有資本要素優勢的前提下要更能利用這些優勢才能使新疆的加工貿易企業得到長足發展。

四、技術要素優劣勢分析

(一)新疆的技術要素優勢。經過長期的發展，新疆以石油、煤炭等礦產資源為依托，已經形成了一批以石油、冶金、電力、煤炭、紡織、建材、機械為支柱，以化工、皮革、印刷、食品、塑料制品等為分支的工業體系。在石油加工、棉花加工以及番茄制造等方面已具備良好的技術和設備條件。新疆還有部分優勢產品和領先技術。例如，新疆在開發風能方面具有資源、規模、技術等獨特優勢。新疆達坂城百里風區已建成亞洲最大的風電場，技術水平一直保持全國領先水平，發電量也居全國第一。此外，新疆的八一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擁有國內外冶金行業最先進的各種技術，新疆的眾和鋁箔占全國市場的70％之多；其次是在新疆的農業技術和設備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新疆農業科學技術工作在動植物良種培育、作物林木栽培、動物飼養、農業季節化和高技術應用方面取得了許多科研成果。隨著先進科學技術的推廣和應用，農業的發展向科學化前進，農業機械化、電氣化、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新疆農業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

(二)新疆加工貿易中技術要素的劣勢。產品附加值較低，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不夠是首要存在的問題。產品附加值低，對國內產業的關聯帶動作用小。近五年，商品出口以工業原材料、初加工產品為主，受國際市場原材料價格影響大，產品增值較少、附加值較低。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不夠。長期以來，加工貿易穩定的、主要的出口產品是以加工貿易方式進口包裝物的番茄醬、氫氧化鋰、鋁錠、木制家具及為數不多的腸衣、相框、石油產品等，產品品種單一，且附加值低。除木制家具外，大部分產品作為工業原材料出口。由于國際市場原材料價格變化較快，對新疆加工貿易出口產品影響較大；同時缺乏技術創新優勢，自主研制開發能力不足。從發展實際來看，技術的消化吸收和模仿創新是后進國家發揮后發優勢、實現經濟和技術趕超的關鍵所在，沒有對轉移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在此基礎上的模仿創新，東道國通過引進外資達到促進自主技術能力的發展和產業升級換代的目標就難以實現。新疆產業的技術吸收和模仿創新能力距離現實產業發展的要求和未來產業發展的目標還有很大的距離。在新疆，技術研發主要由科研院所及高校承擔，而技術應用的主體則是企業，這種技術研發與實際應用脫節的現實使技術進步進展乏力，因而使之發展緩慢。同時，新疆加工貿易企業在引進先進技術時只獲得了部分低級技術，而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都被外國所控制，如果核心技術一直得不到提高，所導致的經濟后果就是我國加工貿易的利潤率越來越低；其次，研發經費不足是其主要障礙；再次，機制問題制約技術進步，市場機制不完善，經濟結構調整不到位，都制約了加工貿易的技術進步。因此，加工企業缺少自主研發的主動性。

通過對新疆勞動力、土地、資本和技術等要素的分析，我們發現解決新疆加工貿易的發展問題，其中方式之一就是利用原有要素比較優勢，并且不斷培育和發展新的比較優勢，從而在國際貿易中獲取利益。對于新疆加工貿易來說，勞動力成本和資源優勢是最主要的比較優勢，在此基礎上，我們所應考慮的則是對這一優勢的發揮以及培育新的比較優勢，關注資本的靈活運用和產品技術革新的比較優勢的加強和培育，重點建設以區域優勢資源為依托、面向中亞市場急需的產業園區，促進以產業帶動貿易、以貿易刺激產業升級的良性產業鏈的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1]韓潤娥，中國發展加工貿易的要素分析，黑龍江對外經貿，2008.11

篇2

關鍵詞：技能形成；勞動力市場；生產系統柔性

中圖分類號：F24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0)06－0119－06

近年來，我國制造業轉型已成為理論界和實業界關心的話題，現代制造業是未來的發展方向，但是在現階段還存在很多困難。首先，現代制造業是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需要巨額的資金投入。其次，高級技術工人的匱乏制約了現代制造業的發展，現代制造業不僅需要先進的機械設備，而且需要有維修、改造和自創的能力，否則花大量資金購入的設備，不久又會面臨淘汰，因此，高技能工人的培養是重要的一環。然而，高技能工人的培養不僅僅是建立技工學校，我們需要借鑒當年英國的經驗，英國面臨技能工人短缺時雖然也開辦了許多技工院校，培養了大量的熟練技術工人，但是由于沒有建立起完整的勞動力市場秩序、技能形成模式和雇用制度，導致勞動技能無法實現高級化，并因此喪失了其在制造業的競爭優勢。筆者認為，一國制造業的競爭優勢源于一國技能形成模式與生產系統柔性之間的高度耦合，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國勞動力市場秩序。因此，有必要研究如何在特定勞動力市場環境下提高勞動者技能，從而增強企業生產系統對市場需求和技術進步的柔性適應能力。本文試圖從技能形成模式與生產系統特性相契合的角度，通過對各國制造業勞動者技能形成(尤其是勞動力市場條件下)與生產系統柔性之間關系的分析，在借鑒國際經驗基礎上，探尋提升我國制造業競爭力的途徑。

一、技能的界定

不同國家在技能(skill)的界定上具有其自身的工業導向性，即不同國家對技能定義本身就反映出該國具有競爭優勢的制造業領域。以美、英、德、日為例，對技能的定義可做如下歸納：首先，美國對技能定義有兩個特征：一是較明顯的行為主義特征(受時間動作研究和勝任力模型的影響)。二是強調與工作相關的技能(job-related skill)。其次，英國對技能的定義，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推行國家主導的職業技能概念，使技能向通用職業化方向發展(Knasel&Meed)，Chivers認為這一職業技能包括認知能力、就業能力、行為能力、倫理能力和無能力，這樣英國更側重于“可雇用性”等方面的研究。再次，德國對技能的定義受“雙元制模式”的影響，技能的概念深深地扎根于Beruf概念基礎上，包含了通用技能和工業技巧兩個方面。最后，日本對技能的定義，小池和男從“知的熟練”的角度對現代企業中技能熟練的涵義進行了重新解釋。松本雄一在綜合相關研究成果基礎上，認為技能應包含以下要素：是練習和經驗的產物；是一種可以實現預期成果的能力，不僅指運用體力的作業能力；技能本身和使用技能的能力，以及在此結構基礎上的對環境的應對能力。

通過對以上技能理論的梳理，可認為技能實際上包含兩重含義：一是勞動者保有的技能(skill)，所謂技能形成實際上就是指技能現存能力和潛在能力的形成；二是勞動者如何發揮其技能的能力(ability)，它受企業雇用制度和人力資源管理模式的深度影響。

二、技能形成及勞動力市場的國際比較

技能形成(skill formation)的研究涵蓋了很多領域，包括教育學、勞資關系、勞動力市場和政治經濟學等，相應地在這些領域中，技能形成的主要模式包括如下典型分類：Furth劃分為學院模式、雙元模式和混合模式；Green劃分為雇主拉動模式、教育拉動的學院基礎模式；Calloids劃分為企業基礎模式、制度基礎模式和雙元制模式；國際勞工組織劃分為合作模式、企業基礎模式、意志模式和國家驅動模式(又可分為需求拉動模式和供給推動模式)；OECD劃分為市場驅動的高技能模式、市場驅動的低技能模式、交互模式、企業基礎的交互模式和中介驅動模式。然而，在討論制造業競爭優勢的前提下，技能形成模式研究則主要聚焦于“勞動力市場研究”視角，勞動力市場下的技能形成是以“生產系統對技能的需求”為邏輯起點的，所以本文將以勞動力市場視角對技能形成進行深度闡述。

1、技能形成與勞動力市場的類型

根據各國熟練勞動力市場(skilled labor markets)的現實狀況，可以將勞動力市場大致分為兩種類型，即“內部勞動力市場”(Internal Labor Markets，以下表示為ILM)和“職業勞動力市場”(Occupational Labor Markets，以下表示為OLM)。這兩類勞動力市場的共同點在于它們都具備完整的技能形成機制。

ILM的技能主要是在OJT(On The Job Training)的基礎上形成的，通常被稱作“基于工作的技能”(job-based skills)。由于ILM中的“工作”是企業內部定義的，因而這種“契合工作”的技能形成通常有“企業特殊性”(firm-specificity)；而OLM則基本以徒弟訓練為主，其形成的技能被稱為“基于職業的技能”(occupation-based skills)，由于職業通常是獨立于個別企業而存在的，因而這種“契合職業”的技能形成方式相應也具有更大的企業間可移動的特性。以OLM為主要技能形成機制的國家，如德國和英國，其技能具有更大的企業間可轉移的性質；而以ILM為主要技能形成機制的國家，如日本，其技能則具有更多企業特殊的性質。

2、制度化的技能形成及運用體系

從技能形成的角度，熟練勞動力市場可被分為ILM和OLM兩種類型。那么，技能在這兩種勞動力市場中是如何形成的，又有什么特點呢?

(1)OLM模式――基于職業的技能形成。在德國，勞動者的技能形成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通過徒弟訓練，指的是就職前的“初期訓練”(initial training)，形成的是在整個行業都能通用的技能，并通過社會化的職業資格制度保障其企業間轉移的可能性。二是被特定企業雇用后通過追加形成的部分，是技術工人晉升到高級技師(master diploma)所需的訓練。由于這種訓練是由所在企業進行的，因而有著更多的企業特殊性。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追加訓練，不僅是對企業內部經驗的學習，還包括以脫產培訓形式在專門學校和工科大學等外部教育機構進行

的專業學習培訓。這種初期訓練和追加訓練相結合的方式，構成了德國型技能形成的“雙元制”特征。

而英國的OLM模式則有所不同，其技能不是根據職業而是根據職群(craft)來劃分的，因此在經過了徒弟訓練之后，形成的是一種多技能的熟練，并能夠在職群的范圍內從事多種職業工作。這些經歷了徒弟訓練的熟練勞動者通過成立行業工會來保障其權益。但行業工會一方面保障了熟練勞動者對保全和修理等熟練技能崗位的獨占，另一方面卻又阻礙了他們技能的進一步提高。從勞動者的角度來看，由于工人與管理層的分離，隔斷了工人向管理層晉升的可能性，同時又未在全社會范圍內建立起相應的職業資格制度來保障熟練勞動者的權益，因而員工缺乏進一步提高自身技能的意愿。而對企業來說，由于工會成員對熟練勞動崗位的獨占，企業無法通過對一般勞動者進行追加訓練來將其安置在熟練崗位上，只能從市場上直接雇用現有的技能勞動者，這也構成了英國低技能的現狀的主要原因。

從德國與英國的國際比較來看，雖然它們都屬于OLM的技能形成模式，由于在勞資關系、社會教育體制上的差別，使得二者分別向著OLM高技能和OLM低技能方向發展。這種高技能與低技能的差異在ILM中也同樣如此，即美國ILM低技能和日本ILM高技能。

(2)ILM模式――基于工作崗位的技能形成。與科學管理密切結合的OJT，將各個階段的技能培育限制在局部工作范圍內，通過短期內在職培訓使大量沒有工作經驗的勞動者能夠適應崗位的技能要求。OLM模式中的徒弟訓練過程，如果除去脫產專業課程的學習，與美國工廠勞動型初級技能形成實質上很相似。在美國企業的崗位結構中，其職務被嚴格定義和細分化，因此面向工作的技能形成也是細分化的，特點就是定型化和標準化，但其“技能熟練程度”并不高，即與日本相比形成了低技能局面。正如小池和男研究發現：在日本和美國的很多產業里，在ILM中都存在通過OJT來提高技能水平的機制。但是，日、美兩國在技能形成過程中，在平均水平上，日本的技能工人對工作中發生的變化和異常問題的處理能力要明顯高于美國工人的處理能力。

ILM型的技能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存于其職務結構的，但與美國型ILM的工作控制型細分化職務結構不同的，日本型ILM由于實行的是職能資格制度，其職能的范圍較寬。在美國企業中，人力資源管理是以特定的職務為依據的，因而對勞動者的崗位變更比較困難，同時勞動者的晉升也要受到特定崗位是否空缺的影響。而日本由于實行的是職能資格評價，因而增加了晉升可能性，職能資格是與職務范圍的擴大、作業范圍邊界相對模糊、較靈活的崗位配置轉換，及以對工作內容變化的適應性為導向的寬幅技能形成是相輔相成的。因此，日本企業的勞動者能更深刻地理解各個生產設備和生產環節之間的相關關系，從而提高員工處理工作中發生的變化和異常問題的能力。這也就形成了日本高技能ILM和美國低技能ILM的對比局面。

三、技能形成模式、生產系統柔性與制造業競爭優勢

為了解勞動力市場下的技能形成模式與制造業競爭優勢的關系，需要在技能形成模式與企業生產系統之間建立對接關系，這種對接關系就是一個國家的社會生產體制，它限定了一國的優勢產品種類，并決定了勞動力的技能需求結構，所以有必要分析生產系統及其柔性對技能的需求。

1、生產系統與生產系統柔性

生產系統是由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的生產要素組織，其充分利用生產方法和生產技術，并將輸入的加工對象轉換為具有一定功能的產品過程。生產系統包括硬件(hard-ware)、軟件(soft-ware)和人件(human-ware)三部分：硬件涵蓋了車間的物理因素，包括了類似于設備設計和細胞式生產等；軟件則聚焦于生產流程與制度，包括物流、信息流、拉力系統、快速換模、質量內建和工作組織等；人件則是生產車間的最基本要素，包括持續改進、團隊作業、工作擴大化和對同事的尊重與信任等。

生產系統柔性則是指生產系統應對不確定性的能力，具體體現在引進新產品的能力、調整產量的能力、產品組合的變化能力、交貨周期的變化能力和客戶定制變化的應對能力。因此在實現生產系統柔性的過程中，要釋放硬件、軟件和人件的柔性潛能。但生產系統柔性的實現是以一定穩定性為前提的，正如De Leeuw和Volberda研究指出：一個柔性生產系統具有天然的穩定性，不穩定性是柔性不足或柔性過多的結果。因而生產系統柔性必然要求具備穩定性，這一穩定性的實現是通過“人一機”匹配得以實現的。以日本的JIT柔性生產為例，多功能機器(硬件)與快速換模時間(軟件)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作業人員對細微操作技術的不斷改進，這對多能工、頻繁崗位輪換、團隊自主活動等內部柔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時作業人員的這種內部柔性必須以長期雇用承諾為保障，即雇用制度起到了穩定器的作用。

2、生產系統柔性的實現方式

至此，技能及其對應的勞動力市場的差異性通過“人一機”匹配系統表現在生產系統的差異性上，可從兩個維度來衡量：一是作業崗位配置的自由度。二是雇用調整的自由度。前者可稱之為內部柔性維度，后者可稱之為外部柔性維度。那么日本和德國的生產系統屬于內部柔性和外部剛性相結合的模式，即其崗位配置的柔性較大，而雇用調整的柔性則較小。美國和英國恰好相反，其生產系統屬于內部剛性和外部柔性相結合的模式，即其崗位配置的柔性較小，而雇用調整的柔性較大。根據前述內容和對各國生產系統比較研究的歸納，可以對各國代表性生產系統做進一步地映像，如表1所示。

3、技能形成模式的社會基礎

各國勞動技能的形成和生產系統柔性特征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在內外環境變化下進行不斷的演變。總體來看，經濟全球化的競爭壓力正在迫使現有體系向更加柔性化方向發展，因此內部柔性和外部柔性，即崗位設置柔性和雇用調整柔性相結合的模式似乎是最好的選擇。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向更加柔性方向的轉變是需要很大代價的，不僅包括教育體系和技能評價體系等的重構成本，還包括原有的雇用制度和勞動管理模式變革的成本。各國原有典型生產系統的競爭優勢越大，其轉變的成本相應地也就越高。因此，生產系統與技能形成的發展之間不存在簡單的線性關系。

Lloyd和Payne則認為，在對技能進行經濟學分析時，必須高度重視勞資之間的根本利益沖突以及國家在解決這種利益沖突中所扮演的角色。由于企業內部的權力關系與外部的制度約束這兩個因素，在影響工作的組織方式以及勞動者技能水平的提升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所以要轉變技能形成方式就需要優化制度環境和平衡勞資力量方面進行重大變革。因此，我們可以這樣概括：技能形成、生產系統和勞動力市場秩序(包括雇用慣例、教育制度和勞資關系等)等所

有這些制度形態共同構成了一個國家的社會生產體制，這一社會生產體制受其初始狀態的影響，具有較強的路徑依賴性，而對技能形成體系和生產系統柔性的改變往往要受到這一路徑依賴性的限制。P0weⅡ認為，一個國家要實施一種高技能發展路線需要具備以下條件：首先，需要開發一種能夠鼓勵并且支持工人進行持續性終身學習的工作環境。其次，必須確保所有相關利益者齊心協力于技能形成過程，并且積極參與對這些過程進行規劃和執行的實踐。最后，在開發那些有利于技能發展的國家戰略時，需要確保各種決定是建立在最新的精確勞動力市場信息基礎之上。

根據本文上面的分析，這種影響是通過大的社會生產體制來實現的，在于技能形成模式與生產系統柔性之間匹配關系，這樣的邏輯關系如圖1所示。

4、對我國制造業競爭優勢的解釋

美國的大批量生產體制始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當時美國大的同類市場逐漸形成的，競爭完全基于價格，規模經濟和標準化生產成為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在生產系統上，生產設備專用化，生產技術穩定且變化緩慢，技術并不復雜，同時生產環節傾向于垂直整合。這樣的生產系統要求職務被嚴格定義和細分化，技能形成體系的特征是細分化、定型化和標準化，并且在較窄的職業領域中技能具有企業間的轉移性，即前文強調的技能形成模式。這種技能形成模式增強了美國企業的系統分工能力――能夠拆分相互磨合的產品組件并迅速地連接產品組件，并逐漸在模塊型產品架構上展現出競爭優勢。Fujimoto等人認為，美國的這一歷史一直延續至今，從過去的福特互換型產品到近年來的數字網絡化產品(消除設計上的相互磨合)，都可反復看到美國企業減少“相互磨合”的實例。

日本的生產體制也被稱為靈活性生產體制、綜合性生產體制等，始于戰后日本企業在資金和人力短缺情況下針對異質性的市場而形成的。由于市場存在更多不同的偏好，競爭完全基于質量，在生產系統上較多采用多功能生產設備，生產環境傾向于垂直分解。因此其職務范圍的擴大、作業范圍邊界相對模糊、較靈活的崗位配置轉換，技能以寬幅技能或多項技能為主，技能具有企業特異性。這樣的柔性生產體制使得日本企業擅長的技術即統合一體化的組織能力，例如對產品組件之間的微妙相互調整、開發與生產的聯合、自始至終的工序管理、工作現場的密切交流等。因此，在汽車、小型家電產品、需要精密加工技術的機械產品等磨合型產品領域，Fujimoto認為日本企業的制造優勢持續至今。

如果以本文技能形成模式的觀點來考察，美國在模塊型產品和日本在磨合型產品上的競爭優勢差別，就存在著其歷史必然性。那么，如果以社會生產體系的視角去觀察中國，其優勢的競爭產品是什么呢?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我國研發與創新資源大都向國有研發機構集中，因此造成了當時我國制造企業設計資源不足的現象，因此海外技術授權、代工生產或模仿海外產品成為制造企業的主要生產方式。同時，由于勞動力流動性較高和二元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勞動力的主要形態不是以長期雇用為前提的多技能工，而是優秀的單技能工。這樣便形成了我國在所謂的“準模塊化”產品中展現出競爭優勢。概括而言，即流動的勞動力市場和單項技能形成體系造就了我國制造業在所謂勞動密集的模塊化產品具有了競爭優勢，但是這樣的競爭優勢卻因為勞動力成本低和產業結構轉型而逐漸衰弱，也為我國制造業的發展提出了挑戰。

四、研究啟示

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技能形成體系、雇用模式和生產系統特征的形成有以下特點：首先，形成的周期較長，少則四五十年(如日本)，多則長達一百多年(如德國)。其次，生成的路徑各不相同，由于這些系統的生成要綜合考慮各國歷史、經濟、社會和文化情況，因此，在不同的路徑依賴下，所產生的技能形成、雇用模式和生產系統也有所差別。再次，優勢領域不同，在不同的產業領域所發揮的效用有較大差異。例如，德國在高精尖產業有著獨特的優勢，但在對成本要求嚴格的產業如日用消費品方面的發展卻極為有限。最后，從當前應對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來看，生產系統整體的柔性已經成為日益重要的問題。以上提到的各個國家的技能形成、雇用制度和生產系統特性都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但是，Brown認為，由于原有體系的慣性，其可能改變的途徑和范圍都有較大的區別，對其制造業競爭優勢的強化或重構的作用也有很大不同。

篇3

【關鍵詞】高職教育 轉型升級 專業結構設置 產業結構

高職教育與區域經濟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關系，高職院校培養的專業技能人才是促進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要素，而區域經濟的發展又是推動高職院校建設的動力源泉。廣東省作為國家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正面臨著產業轉型升級的重大使命。因此，對廣東省的高職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通過對廣東省高職院校的專業結構設置和珠三角勞動力市場供需的現狀分析，力圖找出廣東高職專業結構設置與勞動力市場需求對接的方向，以促進廣東省產業轉型升級的重大使命順利完成。

一、廣東省高職專業結構設置現狀分析

今年5月，教育部公布2013年具有普通高等學歷教育招生資格的高等學校名單，在粵高校中，具備招生資格的學校一共137所，包括本科院校41所、高職院校79所、獨立學院17所。高職招生占高校總數的57%，高職院校占領了廣東高考招生的半壁江山。在現有的這些高職院校中，位于廣州市的高職院校有45所，占到了57%。

廣東省2013年高職院校招生人數超過26萬人，占今年高等教育招生總數的一半以上，高職教育在廣東省經濟發展中擔任著重要的任務，尤其是基層一線高技能人才的培養更是占領著無本科院校無法比擬的地位。因此，加大力度發展高職教育是廣東省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源泉，也是順利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的必備要素，應該給予高度的重視和政策支持。

2013年，在廣東省79所高職院校的招生計劃中，財經、電子信息、制造、文化教育四種大類專業規模最大。在三大產業中，與第二產業相關的開設專業差不多占36%，招生人數占到總招生數的27%；第三產業達到62%，招生人數占到72%，基本符合廣東省“三二一模式”的產業結構。

上述數據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廣東高職教育在專業結構設置上與廣東省產業結構的發展基本相符，但由于最近幾年來廣東省經濟快速發展，并進入轉型升級期，廣東省高職教育專業結構設置也呈現了突出的問題。

（一）增速過快問題

由于缺乏全省性的統一布局與合理規劃，高職院校在開設新專業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各大高校爭相擴招，使得新增專業不斷增加以及各專業在招生數量上快速擴張。根據數據顯示，自2006年以來，廣東省高職招生人數增加了近34%，在校生人數增加了近39%。由于過度擴張，學校人均辦學資源相對減少，使得教學質量水平有下降趨勢，最終導致畢業生在就業上出現“畢業等于失業”等問題。

（二）特色專業不明顯問題

近些年來，學校間為了爭奪生源，新增專業缺乏專業論證的比比皆是。許多高職院校在專業設置過程中，以“人有我有”作為指導思想，缺乏長期利益的考慮，過度追求數量規模，最后導致學校間專業過度重復，并且缺乏特色。辦學標準在不同的地區和學校間缺乏統一性，在辦學硬件上差異較大，導致同一專業在不同地區的學校培養的學生在質量上差異較大，這不僅使得教育質量得不到保證，也影響畢業生的就業，造成有限的社會資源極大的浪費。歸咎原因：第一，對發展觀的誤解，擴大辦學規模成為學校發展的唯一標準，校舍、專業、招生的規模擴張帶有盲目性；第二，對教學質量的誤解，由于對高職教育的評價監控機制的不完善，學校為了贏得認可，只在規模上擴大，以吸引公眾的眼球。

（三）專業建設資金投入不合理問題

廣東省多數高職院校都設置都以文科占比例居高，而文科專業的投入成本相對人均較少。與之對比，工科類投入成本相對較高的專業，只有少數幾個重點高職院校開設，招生人數也較少，比例偏低。現實的勞動力市場上相對緊缺的高技能人才往往都是工科類專業，這種局面的形成與高投入專業本身的特點和高職院校自身的辦學定位有關。高投入專業往往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昂貴的設備、較系統的實訓基地的開發運營與維護，其人才培養往往也需要較長的周期，這就使得很多高職院校望而卻步；而低投入專業則與此相反，具有靈活、容易控制、周期較短、易見效益等特點，相對容易贏得高職院校的青睞。

二、珠三角區域勞動力市場供需現狀分析

由于產業轉型和產業結構升級，企業勞動力需求改變，而教育改革卻跟不上步伐，加上各種制度限制勞動力的流動，目前廣東勞動力市場出現了結構性失衡，其突出地表現為技術崗位缺口大與部分新增勞動力和下崗失業人員就業難并存的結構性矛盾。這種失衡導致企業生產水平下降甚至停產，更有可能導致勞資關系不和諧的社會后果，最終導致產業轉型升級缺乏適合的勞動力支持，無法順利轉型。廣東省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衡的主要原因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產業轉型升級使得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發生改變

廣東省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首要窗口，以出口型制造業為主的民營企業發展帶動經濟發展，成為全部經濟大省。民營制造業的發展對勞動力地需求規模巨大。大規模的勞動力需求市場吸引了無數的外省勞動力進入廣東，而這些勞動力絕大部分的水平都相對較。廣東省到了轉型升級期，面臨著產業結構重新調整，材料、技術更新換代以及消費需求的改變，新的產品不斷涌現，許多產業日益衰退。改革開放初期所發展起來的傳統產業的衰退導致某些行業整體性失業。而這些失業者短期內很難被其他產業所吸收，而勞動者本身的技術比較單一，再加上新產業的進入壁壘，如果沒有良好的新崗位技術培訓，這批早期為廣東經濟發展付出巨大貢獻的勞動者可能就會一直失業。而另一方面，廣東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以高新技術產業、高新技術為方向，在此基礎上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因此勞動力的需求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高新技術和裝備的應用需要高素質復合型人才的支持，但目前的人才供應情況顯然不能適應產業結構調整的變化。

（二）高職教育不符合勞動力市場需求結構

產業轉型帶來的大量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但近年來大學生“一畢業就失業”暴露出高校教育的專業設置問題，大學生所學專業知識與勞動力市場不能對接。廣東省高等教育也不例外。一方面，本科教育與高職教育缺乏統一規劃，在發展速度、發展層次、特色辦學等方面缺乏長期規劃，成人高等教育泛濫嚴重，重學位輕崗位培訓。另一方面，專業設置缺乏統一規劃，其比例和經濟結構比例不協調，人才培養結構失調，培養質量得不到保證等。其結果是，大學生畢業后不能順利就業。

（三）中西部崛起使得廣東省高技能型人才流失

隨著我國中西部發展戰略進一步深化，一部分高新技術企業在中西部落戶，這些企業一方面能夠提供優越的待遇水平，另一方面能夠提供新時代的發展平臺。廣東的高技能型人才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中西部地區，他們企盼回到家鄉發展，渴望以自己的知識能力為家鄉的經濟發展貢獻力量。因此，中西部的崛起必然導致廣東省高技能型人才的流失，使得原來較缺乏技能人才供應情況更加嚴峻。

三、結論

綜上所述，產業結構與高職專業設置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一方面，高職專業設置應以產業結構調整所催生出來的人才需求作為出發點，高職專業設置的方向和思路應以產業結構的發展趨勢來決定；另一方面，合理設置高職專業，是高職院校成功培養出社會急需的高技能應用型人才的關鍵，也是產業結構發展目標能夠實現的基礎條件。因此，在廣東省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的背景下，廣東省高職教育的重任是研究如何實現產業結構與高職專業設置的高度融合，以培養出能夠適應廣東省產業轉型升級所需求的高技能型人才，實現廣東省經濟的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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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人力資本，概括來說是一個經濟學概念，布迪厄將“資本”分為四種：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人力資本應該是聯系這四種資本之外的另一種資本或將它作為經濟資本的一個構成部分。有關“人力資本”學術上認為起源于經濟學范疇，它是指人類消耗在社會保障、人員教育、培訓等方面的費用之后所生成的資本。就它的形態來說，是人體所擁有的勞動力、身體健康、閱歷、技術和技能及其他非物質存量的概括。它可以在以后的行為中給有關主體帶來相關的價值或利潤收入。

對比非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的最基本特點是：這種資本是表現、結晶和儲備在某些特定的自然人身上，與這些特定的自然人是不可分割的，并由這個特定的人塑造、控制和管理才能創造功效；其他任何個人、集體或管理部門對控制人力資本的個人而作為的。在這個方面來講，人力資本是一種具有顯著獨立性或私有性的資本，個人擁有的資本屬于一種上天賜予的個性化權利。

這種特殊性把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技術資本等非人力資本區分開來。物質資本是體現在機器物料等物質生產資料上的資本，又被稱作“資本品”；不僅包括機器能源、設備車輛等固定資本，并且包括消耗品、半成品等流動資本。人力資本是人類利用其大腦智慧或人體其他能力反映、表現和認識物質世界而塑造出來的，但作為一種表現化了的知識存量，它可以區別自然人個體獨立存在，因此不可與表現在人身上的資本存量混為一談，后者是作為人力資本形式存在并創造功效的。“人力資源”這個術語早被人類社會廣泛接納和使用，而“人力資本”這個學術概念的使用還很局限，主要局限于學術界和文化界，尚未普及。嚴格來說，這兩個術語表達的確實是兩個不同范疇的定義。“人力資源”概念在管理學中指集體人事管理，它側重表述人力的構成和數量等方面的硬性的量化的規定，強調其稀缺性和功用性以及人力作為一種存在的資源應如何開發使用的問題。在勞動經濟學中主要是指勞動人口或勞動力，當人力資源為某一實體使用或控制時，即可稱作“人力資產”，它可以定義為這個經濟主體所使用的和控制的、能以經濟數量計量的、可以帶來利益和利潤的人力資源。當人力資產是某一經濟主體預先投資而形成的，并作為生產經營要素或獲利手段來使用，以取得預期收益時，可稱作“人力資本”，它強調投資物質增殖、收益回報率、、所有者權益和人力的個體素質或非物質存量的形成和積淀。這幾個概念雖相互聯系但卻是含義不同、外延有異的概念，在實際使用中應恰當、準確使用。

二、人力資本投資政策與經濟增長

鼓勵教育和培訓的一種渠道是政府支出。該方法使政府負擔了巨大的支出，而且不一定可行。近期中國的企業經濟利潤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但仍然有較大空間可挖掘；在這種情況下，繼續由政府直接負擔是不大可行的。

提高人力資本的產能，使政府承擔較少成本的另一種方法是實行靈活自由的勞動力市場。靈活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允許與日益增長的政府資本和產品市場一樣采用相同的激勵措施，盡管它離促進技能的形成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不過，這對提高人力資本有很重要的影響。如果人們能得到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的30%-40%，他們會愿意支付學校教育的成本。

靈活自由的勞動力市場促使個人激勵作用的發揮。支付個人受訓的成果可以不花費政府任何費用，而促進個人獲得技能。允許個人激勵作用的發揮可創造人力資本投資庫。中國通過放松對個人激勵限制創造財富，并會提取受教育工人的儲蓄創造物質資本的財務庫。這種方法會得到更多的稅收收益。

促進經濟增長的另一項政策是平衡各地方對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資。當前中國政策依舊重視某些地區勝過其他地區。政策也允許地方政府在教育費用的支付上占主要地位。富裕地區比貧窮地區擁有更多的資金來投入教育。要減少地區工資的差異性，就需要開放市場，允許勞動力自由流動。自由尋找工作的機會將促進經濟的發展。所以有必要實施集中化的教育財政支持政策，這項政策是中央平均分配政府資金到不同地區，不同的農村和城鎮地區。目前，西部和農村地區收入低，因此對教育支持很低。而教育投資的回報率則很高。如果把更多的教育和培訓資源分配到貧窮的地區，國家收入會增加。

許多中國人反對開放勞動力市場，因為開放勞動力市場會導致工資的差距增大，至少在這一代。然而，此政策鼓勵人們去獲得技能，如果支付人們適當的獎勵，開放資本市場資助教育，如果支付人們適當的獎勵，開發資本市場資助教育，他們就會很高興為學校正規教育支付學費，因為教育會帶來高收入。中國可以依靠個人激勵性去辦好學校，因此學生可以自由在學校中選擇，而學校可直接從他們教育的學生獲得資源。

為了使制度有效地運轉，必須發展學校教育的信用市場允許學生借貸。由于缺乏這種市場，只有有錢家庭的學生能夠支付學費，因為學費高達目前農村地區平均收入的30%-40%。如果只有富人才能送小孩讀書，代際之間的差距將會變大。而當前限制勞動力地區間流動的政策進一步惡化了當前的局勢。與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策相比，當前在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方面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但針對移民子女的5%-10%的學費增額減少了社會流動性，加劇了幾代人的貧困。

三、中國人力資本投資對策

根據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和問題，以及知識經濟時代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提供的歷史機遇和帶來的挑戰，跨世紀中國發展在總體上應選擇和實施人本方略。人本戰略方案是指牢牢抓住“以人為本”這個根本戰略的涵義及思想精髓，依靠增強人力資本投資、整頓并加大人力資本生產和形成框架以及加快人力資本產權制度變革，為推動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框架演變和制度變遷，充分利用人力資源優勢的同時促進和發展科技教育產業化及其主導作用，并保證在21世紀中葉實現經濟發展的“第三步戰略目標”：人民生活水平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

人本經濟發展方略的增長對策是，把增長支撐點切實放到人力資本投資上，加大教育投資力度，以促進經濟效益可持續增長。主要來說，具[第一論文 網 ]體有兩點：一是采取制度化、政策化的手段方法足夠保證公共教育支出隨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調整政府公共教育投資方向和框架，加強政府投資的教育經費作為義務教育投資主要渠道的職能；二是以非義務教育為主要范疇，加大社會多方向投資的力度，主要是通過建立“高投入高回報”的教育投資激勵機制和政策環境，充分調動社會經濟體和家庭個人教育投資的自主積極性。

人力資本的發展方略的結構調整策略，簡言之，就是以人為本促進結構優化。要點主要有二條：第一是把大力開發農村人力資源作為主要出發點，通過加大農村基礎教育投資、調整農村教育輸出結構、優化和開拓辦學思路等，大力提高農村人力資本結構，真正建立起雄厚的農村經濟賴以長期穩定發展，、進而徹底突破二元結構的人力資本基礎；其次是建立適應社會需求、調控人力資本生產和構成的教育運行機制，使教育生產結構能動地適應社會需求結構，從而使人力資本生產和形成對整個經濟結構優化演進起到長期戰略性主導作用。

改革戰略的基本要素就是制度創新，但這個制度創新的前提是以人力資本產權變革為核心推進在教育領域，要建立“政府間接調控教育運行、學校面向市場自主辦學”的制度框架，牢牢控制非義務教育產業化這個要點推進整個教育制度的改革。加快人事制度變革，促進人力資本市場化流動，重點突破戶籍二元化、干部身份終身化等制度障礙；特別注意建立各個經濟單位人力資本的市場約束機制，創造有利于吸引國際人力資本流入的微觀機制和宏觀環境，進而促進人力資本結構效率不斷優化。在各經濟體改革戰略的指導思想上，應把人力資本產權放在經濟體所有權安排的突出位置，突出人力資本產權的主導性作用，鼓勵各地企業和個人在一個相對寬松的制度環境中大膽創新，勇于嘗試，主動探索符合各地實際情況、各具特色、多樣化的企業制度模式。

20多年來，中國人力資本的生產制度，流通制度和使用制度變革的基本趨勢就是市場化，就是認可人力資本產權的個體決定性或獨立自主這個根本特性，明確人力資本產權關系，促進人力資本的自由流動和市場化配置，增加人力資本使用的市場激勵和約束機制。在關于解決人力資本的這些矛盾和困境中，這些并不是某個領導和理論家個人能夠解決的，而是要廣大人民群眾在實踐中通過互相博弈和試錯來慢慢探索、不斷趨向某個均衡的解決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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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就業與GDP增長的實際關系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就業與GDP增長之間表現出一定的規律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非農部門的GDP增加是創造新增就業機會的主要來源。二是非農就業彈性處于波動狀態，但并未表現出遞減的趨勢。三是城鎮新增就業不斷增加，非農就業總量也處于增加的態勢。經濟體制轉軌和城鄉經濟的一體化，是導致這些特點的根本原因。

就業彈性是GDP和就業之間關系的重要體現。有的學者指出，我國就業彈性正在逐步縮小，即GDP吸納就業的能力在逐步減弱。使用這一結論要十分謹慎。因為這里存在兩個問題。第一，總體就業彈性的計算反映的是城鄉全部就業和GDP總量之間的增長關系，但由于非農產業未能吸納的就業都被計入農業部門，這樣，計算出來的就業彈性并不能真實反映就業對經濟增長的反應。第二，現行的就業統計體系中，分部門計算就業彈性，所使用的就業數字不包括單位就業渠道之外的就業，這樣大量的就業增長就被排除在計算之外，會造成就業彈性被大大低估。因此，計算非農部門的就業彈性（包括城鎮非正規就業和農村非農就業）更能反映實際情況。

實際上，由于我國處于迅速工業化的階段，農業排斥勞動力是一個長期趨勢。因此，農業部門很難創造新增就業需求，新增就業崗位主要通過非農部門的GDP增長來實現。根據現有的統計體系，我們可以計算出非農就業的增長情況以及非農GDP的增長情況。如表所示的是根據可比價格計算的非農GDP增長率、非農就業增長率以及由此計算出的非農就業彈性。數據顯示，除了個別年份以外，非農GDP的增長率都在8%以上，“十五”期間的平均值也維持在9.5%左右的水平。根據該表所計算的彈性，可以做出如下的判斷：非農就業彈性有波動，但并未表現出遞減的趨勢。

1991―2003年，非農就業彈性的平均值為0.3，這意味著通過宏觀調控的手段，促進經濟增長，將會收到GDP和就業同時增長的效果。

二、我國每年擬定就業目標的做法和依據

近年來，我國在制訂國民經濟發展規劃時都擬定就業目標，這既體現了就業目標在當前宏觀調控過程中的重要地位，也符合我國這樣一個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的特點。擬定年度就業目標的主要依據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自然變動，每年都會對勞動力供給產生影響，因此，每年的新增勞動力供給總量都會有所變化，需要政府相機決策。二是宏觀經濟形勢的短期波動，會對就業增長產生影響；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也使得就業需求總量和結構不斷變化，需要政府根據形勢的變化調整就業目標。其具體做法如下。

（一）要判斷勞動力供給的總體形勢。

（二）在宏觀調控中，將經濟增長目標和就業增長目標掛鉤。

（三）考慮就業彈性可能發生的變動，將產業布局、調控措施和就業吸納能力掛鉤。

三、今年就業與經濟發展形勢的分析與建議

（一）今年我國的就業形勢和實現就業目標所需的GDP增長速度

當前勞動力供給的形勢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特點：

1．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導致的新增勞動年齡人口處于高峰期。“十五”期間，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每年新增的勞動年齡人口都在1000萬人以上，2004年和2005年每年仍然有1200萬人。其中，初中畢業生和高中招生數的缺口在1100萬以上，形成主要的勞動力供給群體。

2．高校畢業生數在逐年增加。2001年和2002年，兩年的高校招生總數為589萬人，較此前有較大幅度的增加。從2005年的第三季度開始，這些高校畢業生將相繼進入勞動力市場，并形成勞動力供給的壓力。

3．勞動參與率下降的趨勢停止。勞動參與率降低會在實際上減少勞動力供給，但微觀調查結果表明，勞動參與率下降的趨勢在近年趨于停止，維持在66―70%的水平。

綜合上述主要因素，判斷今年的新增勞動力供給總量將在1000萬人左右。

影響勞動力需求的最主要的因素是GDP的增長速度和就業彈性。從宏觀調控的角度看，就業彈性是由相對長期的一些因素所決定，但GDP增速的決定相對短期。如果非農就業彈性維持在1991年以來的平均水平（0.3左右），實現勞動力供求平衡，按照可比價格計算的非農經濟增長率需要維持在8%的水平。如果非農就業彈性處于低位水平（0.23左右），則按照可比價格計算的非農經濟增長率需要維持在10%的水平。將8―10%的非農經濟增長率換算成全口徑的GDP增長率，大約為7.3―9%。

2005年第一季度，我國經濟仍保持了較高速度的增長，GDP增長速度達到8.8%，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增速分別為3.0%、10.8%和8.0%。根據以往經驗統計，后三季度GDP增速要達到7―9%。但如果宏觀調控力度繼續加大，后三季度的增長速度可能會有一定幅度的下滑，將不利于就業的總體平衡。

（二）實現今年就業增長目標的對策建議

1．需要注意宏觀調控目標和時機選擇，對就業可能產生的影響。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今年勞動力供給壓力較大，也有可能出現高失業的時期。因此，必須通過宏觀調控的手段，積極調控就業需求的兩個基本要素：經濟增長率和就業彈性。在宏觀調控過程中要注意，通過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創造就業機會。

2．繼續鼓勵非正規就業，根據就業形勢的變化有側重地推進勞動力市場改革。由于勞動力供求關系趨緊，不僅需要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同時就業彈性也需要處于高位值，這要求鼓勵各種形式的非正規就業。同時，勞動關系管理和其他勞動力市場規制措施的出臺，要審慎地選擇時機。

3．從城鄉一體化的角度動態地調整和統籌就業政策。農業部門雖然不會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但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聯動，仍然會對整體的就業形勢產生影響。農業勞動力向非農部門的轉移速度和數量，受到農業部門和非農部門的相對收入關系的影響。繼續保持對農業的支持力度，將有利于減輕非農部門就業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