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與文化交融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文化交流與文化交融，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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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遼金元夏 文化建設 文化發展 風俗融合 【中圖分類號】K2 【文獻標識碼】A

遼金元夏時期是我國歷史上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時期，在這一階段，北方地區的文化生態發生了重大變化。由于都城的轉移，其文化中心也逐漸發生了變化。同時，北方地區的民族構成也變得更加復雜，契丹、女真、黨項、蒙古等眾多少數民族開始雜居并通婚，由于漢族文化處于先進地位，很多少數民族受其影響而日益漢化，其語言、風俗及生產生活方式也逐漸與漢族趨同。

書面文化發展迅速、保留民族文化特質，是遼金元夏時代的文化特點

書面文化發展迅速，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少數民族都創立了自己的民族語言。由于資料的散佚，使用少數民族語言的文學作品很少流傳下來。但從流傳至今的文獻資料中，我們仍然可以找尋到一些印記。如元代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集》中收錄了一首《醉義歌》，原詩用契丹文寫成，共有120句，是僅存的遼代長篇詩歌?！蹲砹x歌》原作現已不存，但從漢譯文中也可以看出，原詩中多用典故，藝術成就頗高，可見契丹的語言和文化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平，此詩亦為少數民族與漢文化交流的生動例證。女真的本土文化也達到了較高的發展水平，當時的文化作品數量也不少，但因缺乏翻譯和有效保存，我們現在只能看到一些文字片段。在元世宗時期的歷史記載中，就有用本民族語言創作的一首贊美祖先的頌歌。蒙古族人民在創建書面文字之前，有大量的口頭文化作品。在創建了統一的文字和語言之后，書面文化在反映蒙古人民的時代和生活上被運用得越來越多，著名的歷史文學長卷《蒙古秘史》便是這方面的突出代表。

保留民族文化特質。在遼金元夏民族文化特質的形成過程中，有三種因素起著重要作用：一是自然與文化環境，二是民族的遷徙與融合，三是不同民族的價值選擇，其中以自然與文化環境最為關鍵。生態環境（包括自然與文化環境）對文化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尤其是在民族文化形成的初期，一個民族對文化內涵的選擇很難超越自然環境的范圍，這種在自然環境下形成的文化環境對族群的原始文化特質起著決定性作用，并反過來積淀成為一種文化基因。盡管遼金元夏各族群經歷了近千年的民族遷徙，與西南各族群以大雜居、小聚居的方式長期混居，自然環境與經濟方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變，但根源于遼金元夏民族數千年的文化特質依然是其穩定的核心與基礎。

遼金元夏時代，多民族的交匯、融合使文化煥發出新的生機

遼金元夏文化起步雖晚，但進步較快。遼金元夏時期是我國歷史上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時期，多民族的交匯、融合使文化煥發出新的生機。各民族在傳承本民族文化的同時，也在積極借鑒其他民族的先進文化元素，從而促使游牧民族文化從落后走向成熟。契丹、女真、黨項、蒙古等民族雖然發展相對滯后，但在與各種文化的交融中卻得到了快速發展，使得頗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由此而興，并達到了新的發展高度。

為鞏固統治，遼金元夏四朝統治者皆十分重視中原文化，他們對儒家思想尤為看重。通過對儒家思想的學習和運用，四朝逐漸形成了與中原文化融合發展的新模式。遼政權的成立基于契丹族游牧文化的基礎之上，而遼政權的發展離不開游牧文化與中原文化的結合。金（女真族）建國之前一直為遼政權所統治，在建國后又占領了遼和北宋，與南宋王朝形成南北對峙之勢。在這一過程中，金政權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響，由此形成了金文化。文化的多樣性使得遼金夏元文化表現出鮮明的特點，在文化融合的過程中展現出獨具特色的面貌。

文化建立在聯想之上而以人類的智慧為基礎，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以人類對自然的無知為基礎?！叭f物有靈觀”不僅成為遼金元夏統治集團的哲學基礎，而且也成為民族走向文明的哲學基礎。遼金元夏各領域的文化是同漢族文化融合的產物，二者雖有文化傳統的差異，但在理論與實踐上卻存在著共同的哲學基礎。在民族歷史上處于相對隔絕狀態的遼金元夏統治者傳承了游牧民族文化中最原始、最本真的文化因子，并將其作為一種“文化遺留”保存在族群始祖創生神話與傳統文化中。

民族文化交流與風俗融合造就了不同的都城形態

文化具有地域性，其繁榮發展需要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基礎上賦予自身創新發展的活力，中國南北方不同的自然環境造就了民族文化的地域差異。中國南方，溫暖濕潤，水草豐美，多為魚米之鄉。而北方尤其是長城以北及西北地區，氣候相對干旱，植被較為稀疏，相對惡劣的生存環境和地廣人稀的地理面貌也造就了四朝主體民族粗獷大氣、率真勇敢的民族性格和質樸豪邁的民族文化。

四朝文化在傳承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吸納了佛教文化，并在與中原漢族交往的過程中逐漸接受并認同了儒家文化。遼金元夏民族文化傳統屬于游牧文化，在未南下、未與漢族進行廣泛交往并逐步從事農耕之前，其都城文化同樣受到游牧文化影響，他們的居所多以終飾主，且具有流動性。在南下并與漢民族進行交流、交往的過程中，他們的生產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農耕文化的影響，其都城建制也改變了過去的流動風格，開始適應新的生產生活方式。

在任何時代，都城既是政治中心、軍事中心，同時也是文化中心。遼金元夏時代的文化演替，也莫不圍繞都城而展開。遼代實行“五京制”，其都城設施與建筑風格具有濃厚的游牧文化特色，帶有逐水草而居的特點，與漢民族都城高大、巍峨和莊嚴的風格截然不同。然而，在與北宋達成“和議”的一百多年間，遼代的都城文化開始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出現了相對固定的都城治所，即上京。同時，遼的都城仍然保留著契丹民族的文化傳統，在將都城固定于上京的同時，還保留了另外的“四京”作為陪都。后來建立金朝、西夏和元朝的女真人、黨項人和蒙古人，同樣在都城文化的發展中體現出與遼代相似的特點，即對農耕地域占據范圍越大，對農業生產方式的接受就越深，其都城文化也更為固定，同時也開始注重都城的莊嚴氣勢和神圣權威。此外，在建筑紋飾、都城格局、建筑風格等方面，他們大多還保留著民族傳統的文化元素，呈現出明顯的民族文化交融趨勢。

文化交流與風俗融合造就了不同的建筑形態。一方面，遼金元夏在自身特有的文化基礎上對其他文化的精髓加以吸收借鑒，形成獨特的風格。如硬山式建筑，用彩色琉璃埠頭進行裝飾，其奢華程度遠超越其他宮殿；國家的重要寺廟則將高浮雕二龍戲珠的雕塑與繪畫進行有機結合，從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裝飾風格。豐富多彩的建筑標志著遼金元夏的建筑文化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代，這也說明漢族和其他民族的藝術融合有力促進了民族文化的繁榮發展。

四朝都城文化是中國古代建筑文化的瑰寶，對中國后世的都城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四朝主體民族中的文化基因也延續了下來，成為促進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作者為安順學院副教授）

【參考文獻】

①史念海：《中國古都和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②吳瓊、周亞成：《游牧文化中的生態環境觀淺析》，《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③[元]脫脫等：《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④楊英法：《大中華文化的漢語根基探究》，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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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化文化交流，把握學習語言知識的關鍵

文化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各個社會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傳播工具。文化因素是影響語言理解的重要因素，英漢文化差異直接影響中國學生對英語語言的理解。接觸和了解英語國家文化有益于對英語的理解和運用。因此，教師在教學中應根據學生的年齡特點和認知能力，逐步了解文化知識的內容和范圍，提高學生對英語的理解與把握。

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準則就不可能真正學習語言，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能教好語言。離開了特定文化背景的語言是不存在的，如果不了解目的語的文化，我們就很難理解某些詞語項目的意義。，所需要的文化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中國五千年來沉淀下來的優秀傳統的中國文化和當今中國的基本國情；另一方面是指英語國家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 、行為規范和價值觀念等。所以教師要在課內外著重上述文化內容的交流。

二、遵循教學規律，處理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的關系。

首先，文化教學應與語言教學同步、互補、循序漸進，要以中國文化作為英語教學中的文化對比對象，通過這兩種文化的比較，找出其中的差異及其影響因素，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和跨文化交際能力，進而發現英語教學中的難點與重點，最終提升英語課堂教學的效率與質量。其次，要以平和的心態去對待英語教學，在吸收英語文化的同時，注意弘揚中國傳統的優秀文化，要結合課文進行跨文化知識的介紹與教學，培養學生文化意識，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

三、優化語言教學模式，實現培養人才的目標。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了解文化的前提是學習語言。因此英語教學必須遵循語言教學的基本模式。語言教學的實質就是交際和語言的應用。目前我國中學英語學習的周學時很短，這就要求我們在課堂上除了完成基本的語言學習，包括單詞、句法、語法外，還應充分為交際提供時間、環境和實踐的機會。精講多練、大信息量的現代英語課堂模式，對我們的教學方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選擇和語言材料相關的背景文化知識，如何利用這些手段調動學生去理解文化背景知識，是需要我們努力的。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與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中國與世界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外來文化的侵入給國內青少年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因此，在英語教學的過程中進行文化交流，不僅有助于幫助學生辯證地看待外來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差異，在最大程度上避免盲目地全盤接受外來文化，摒棄中國傳統文化，還有助于增強學生對自身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最終實現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共同發展進步。而且中國文化的傳播需要英語作為媒介，因此，在文化作為國家綜合國力競爭重要內容的今天，要想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就需要加強對中國文化的傳播，讓西方了解中國文化，喜歡中國文化。培養學生的英語聽說能力與英語應用能力，這都需要學生要有自己的思維與思想。在英語的教學中的文化交流，不僅可以幫助學生學會如何利用英語表達中國傳統文化的神韻，而且有助于培養學生自身的思維與思想。

四、開展文化交流活動，提升跨文化交際水平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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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華留學生中國文化課程的開設

在國內來華留學教育迅猛發展的時期，越來越多的高等學校著手以各種形式在來華教育中開設中國文化類課程。我校從2005年招收來華留學臨床醫學本科生，現有來自巴基斯坦、贊比亞等十幾個國家地區的留學生一百余人。經過幾年的教學探索和嘗試，我校在原有的對外漢語教學的基礎上為留學生專門開設中國文化課，并使之在整個課程體系當中占有不小比重。為何學習漢語還要繼續開設中國文化課？因為語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對外漢語教學當中更注重語言基本要素的講授和練習，也就是說對外漢語是教授學生如何使用漢語作為交流的工具，在授課過程中也會有中國文化的講授，但基本上都是根據需要學習掌握的語言知識點進行的教學設計。而專門設置的中國文化課程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漢語語言知識點的學習，從文化的角度對課程進行編排和講授，不要求授課內容和進度與漢語語言學習同步。簡言之，來華留學中國文化課程的開設是讓學生更早、更全面地了解中國文化。

二、來華留學生中國文化課程中的本地文化元素

來華留學生進入中國后，就會在不同地區的學校進行學習和深造。中國幅員遼闊，歷史悠久。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不同地區的本土文化不斷地演變。將本地文化元素融入中國文化課程的重要性在于更好地讓學生認識中國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差別，使得來華留學生在今后對中國文化有更完整、更理性的認識，通過課程學習讓他們不會對中國文化有以偏概全的誤解。本地文化的有效輸入能夠更好地讓學生融入當地社會。以贛南醫學院中國文化課程為例，在課程初期主要介紹中國概況，讓學生對中國的地理、人文、風俗有最基本的了解。在此基礎上將富有贛州本地文化特點的內容選入課程。在實際的課程編排中結束中國地形、地貌的講授課程之后，開始江西和贛州的地形、地貌的講解，再與贛州的地理位置和歷史進程相結合，讓留學生更真切地感受到他們所生活的城市從古至今在中國的地理位置和不同歷史變革時期這座城市的命運。這里面提取綜合了客家文化、宋城文化和紅色文化等諸多贛州本地文化的重要元素，這種以文化元素為主線的本地文化提取模式在中國文化教學中頗有益處，能夠使得中國文化課程更生動、豐富。以點與點結合的方式便于課程的教學實施，不是單獨地講授地理或者歷史，而是以文化元素表現的文化點為載體，以講故事的形式將一個個本地文化元素有機的串聯在一起。這種依托點對點的課程設計方式可以自由地將文化點進行串聯，可上可下，使得中國文化課程很好地在中國文化和本地文化中以點相連形成適合本校留學生的實際學習情況的文化面，最終讓學生將不同的文化立面進行組合，經過他們學習過程的加工處理讓這些文化元素有效地得到傳播。作為我校中國文化課程的組成部分，教師定期帶領或引導學生前往在理論課程中提到的相應地點進行實地了解，從而把中國文化課程變生動、變具體。在教學方式和技術上，課程在多媒體教學中主要突出適時播放中英文視頻，以及豐富的圖片和音頻等。在課程之后，留下一定的文化元素讓學生通過各種渠道主動尋找，從而讓學生擁有更強的自主學習能力。

通過與贛州本土文化融合的中國文化教學，贛南醫學院國際教育學院在來華留學生對中國文化和贛州本土文化的了解明顯加深。從在入學之前對中國文化的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了解到對中國文化有了大概的印象，再到對贛州本地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和興趣，留學生在贛州留學期間學期本地文化不僅使得他們在當地生活期間獲得更好的文化認同、彌合一部分文化差異。同時經過幾年的學習，將中國文化和贛州本地文化更好地以自己的方式帶到他們的國家進行有效的國際傳播。這一自我內化的傳播過程，以及不同的傳播途徑，能夠更好地讓中國文化和贛州文化在國際上得到認同，最終讓教與學產生良好的雙向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1]任雁.關于我校國際學院留學生《中國文化概況》課程教學的思考.首都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2]王璦琿.留學生對中國文化知識的態度與需求.北京大學，2012.

[3]梁艷.宋城贛州地名的文化透視.文教資料，2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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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兩岸社會融合的兩岸文化交流出現的新問題

兩岸文化交流出現的一些新情況與新問題，對兩岸社會融合將會產生不利影響，需要引起關注。

1、出現了偏離“認同”核心價值的“物質化”傾向

文化認同與文化價值認同一樣，都可以使兩岸人民產生強烈的“自己人效應”。所不同的是，文化價值認同比文化認同有更強烈的情感因素、更深刻的理性思考、更主動的踐行。文化認同只能使兩岸產生我們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血緣聯想，價值認同卻能使人產生我們可以生活在一起的政治聯想。兩岸文化交流有著心靈對話與情感溝通的重要作用，但兩岸文化交流的終極價值是要在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逐步形塑出兩岸新的文化認同，結成促進兩岸全面融合的新的文化紐帶。“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開展各種形勢的文化交流，使中華文化薪火相傳、發揚光大，以增強民族意識、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②由文化認同走向價值觀的整合，在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上實現國家的統一。

因此，兩岸文化交流必須牢牢把握“認同”這個核心價值。但從兩岸交流的實際情況看，文化交流不但明顯滯后于經貿交流，而且文化交流出現了偏離“認同”核心價值的“物質化”傾向，如兩岸文化交流中的重文化市場輕文化內涵，重文化消費輕文化整合，重經濟文化輕精神文化等現象。兩岸文化交流的泛物質化傾向，不利于兩岸社會融合，不利于尋求兩岸文化價值認同中的共識與差異，更無法達到兩岸文化交流的最終目標，即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包容差異、互利共贏、心靈相通中形成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最終實現統一。

2、對臺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系存在認知差異

在長期的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兩岸中國人有著共同的歷史和文化底蘊，共同的傳統價值觀念，共同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毋庸諱言，臺灣在歷史上經歷過荷蘭、日本等殖民主義的統治，多少會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1949年政權退臺后，臺灣民眾在長期的生活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個性。從這個意義上說，臺灣文化是相對獨立的，與母體文化有著不盡相同的新特征。但這些從自己母體文化發展邏輯基礎上衍生出來的差異性特征，并不能改變自己從屬于母體文化的本質屬性。也正是這些差異性的存在和具有地方性特征的文化，才有今日博大精深、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因此從根本上講，臺灣文化并沒有生成一種與中華文化完全不同、存在著本質差別的文化，臺灣文化與大陸各民族、各區域文化一樣，都是中華文化的一個分支。因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瑰麗燦爛，是兩岸同胞共同的寶貴財富，是維系兩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紐帶。中華文化在臺灣根深葉茂，臺灣文化豐富了中華文化內涵”。可有些臺灣同胞卻認為，臺灣文化來源于中華文化但已經形成了自主的臺灣文化，或者說跟中華文化已經沒有關系，否認大陸文化和臺灣文化都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將臺灣文化和大陸文化對立起來。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認知上的偏差，主要在于執政后，在教育文化領域中宣傳“臺灣文化主體性”，大肆推行“去中國化”。

出現這樣的認知偏差后果非?？膳?，否認大陸文化和臺灣文化都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否認臺灣文化就是中華文化，實際上就使兩岸文化交流所追求的價值目標發生了變化，這會對兩岸的文化教育交流帶來困難，對兩岸的文化融合形成阻力，對構建兩岸共同的文化認同十分不利而且有害。

3、對中華傳統文化在兩岸的傳承及現代化存在認知差異

對中華傳統文化在兩岸的傳承存在認知差異。部分臺灣民眾因20世紀60--70年代大陸在對待中華傳統文化上曾走過一段彎路，認為傳統文化在大陸支離破碎，質疑大陸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代表性。就大陸而言，贊賞臺灣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保護，但并不贊同島內某些并不理性的指責；更不主張打著各種旗號，進行中華文化正統性之爭。

對中華文化現代化存在認知上的差異。兩岸對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有較為一致的認同，但自上世紀40年代末以來，兩岸選擇了不同的政治社會制度，走上不同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由于兩岸長期處于隔絕狀態，期間兩岸又都曾在意識形態宣教上有過一定程度的極端做法，導致兩岸對中華文化現代化發展產生認知差異。臺灣將大陸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異化”。大陸也并不贊同臺灣過度依賴所謂西方民主、自由，過于強調本土文化的做法。

兩岸文化交流中的這種矛盾雖與異質文化間的沖突有本質的區別，但不利于兩岸敵對情緒的緩解與不信任感的消除，也會阻礙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深入推進。

4、對兩岸文化交流的意義存在認知差異

中華文化是連結兩岸同胞的文化臍帶，在兩岸政治對立、軍事對峙的特殊歷史年代，對維系兩岸同胞的民族情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當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背景下，兩岸文化交流、合作與整合，在增進兩岸同胞了解、加深兩岸同胞信任、促進兩岸社會融合上也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時兩岸文化交流也有推動消除兩岸政治歧見、推進政治和解的功能；兩岸文化交流特殊的溢出效應，對包括經濟、社會、政治在內的兩岸全面交流起到獨特的作用。

然而兩岸在這一問題上的認知有差異。大陸并不贊同將兩岸文化交流泛政治化的做法，但同時認為兩岸理應尊重并充分發揮文化交流在消解兩岸政治歧見、弱化兩岸敵對情緒、促進兩岸統一方面的作用。而臺灣在藍綠對峙的政治生態及美國壓力下，某種程度上希望兩岸的文化交流是脫政治性的、“柏拉圖式”的交流，或者希望兩岸文化交流的溢出效應僅限于經濟、社會領域。等“”勢力更是將兩岸文化交流污名化，將其視為大陸“吞并”臺灣的前奏，當然不會理性看待兩岸文化交流對兩岸政治關系促進的正面意義。

若兩岸長期就兩岸文化交流的功能無法聚同化異，兩岸文化交流的意義與效果將會大打折扣。

5、對兩岸文化交流的制度化存在認知差異

目前兩岸文化交流的廣度與深度還遠遠不夠，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多為區域性、局部性、短期性，缺乏統籌性、全局性、長遠性的規劃，更談不上科學的規范性。由于交流機制的長期缺位，兩岸文化交流中政策措施的不對等、交流規模的不對稱、交流領域受限等問題無法得到很好處理，所引發的如學歷采認、知識產權保護、文化市場規范、共同傳承弘揚中華文化等現實問題，都亟待通過穩固的交流平臺，通過制度性的文化交流逐步解決。因此適時商簽兩岸文化交流協議，推動兩岸文化交流正?；⒅贫然?，已成為兩岸不可回避的重要議題。

6、對民主等政治價值觀念與祖國統一的關系存在認知差異

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同兩岸統一之間有一定的關系。因此，早年臺灣拒絕同大陸統一的理由是強調兩岸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兩岸的生活質量不同，甚至擔心統一了大陸會把臺灣的財富拿走。

伴隨著大陸的改革開放，大陸經濟快速發展，目前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綜合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當兩岸在經濟發展水平上有差異但生活水平越來越接近時，臺灣島內出現了另外一種拒絕和平統一的理由：大陸的民主制度不如臺灣的民主制度先進和優越。從臺灣的學者到普通民眾，從藍營到綠營，對大陸的政治體制不認同甚至有攻擊言論，對臺灣的民主、自由等價值觀念和政治體制十分認同并將臺灣的政治制度看成是絕對優越于大陸。

但大陸對這一問題有著完全不同的認知：民主制度與和平統一沒有必然聯系；大陸目前的民主政治是適應經濟發展、社會穩定需要的。

二、基于兩岸社會融合的兩岸文化交流的途徑

兩岸社會的大融合，需要不斷擴大兩岸民間交流的廣度與深度，“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不但要厚植共同的經濟利益，而且要加強中華文化的精神紐帶，增強休戚與共的中華民族認同?！睘榇俗髡呋趦砂渡鐣诤咸岢隽诉M一步加強兩岸文化交流的建議。

1、樹立共生與發展理念，構建兩岸文化價值認同

有學者指出：“實現兩岸和平發展，促進祖國統一進程，根本路徑就是透過兩岸共同發展，培植兩岸共同利益，形塑兩岸共同價值，加快兩岸同胞情感趨融、價值趨近、認同趨合的進程，加快兩岸一體化進程，建構兩岸共同體?！眱砂段幕瘍r值認同，誕生于兩岸同胞頻繁交流的實踐活動中。透過兩岸經濟合作、人員往來，形成共同的生活圈、生活方式，促成兩岸語言、價值的趨同化、同步化。

近年來，大陸的和諧社會理念、科學發展理念，都獲得了臺灣民眾廣泛的認可。因此，不僅應當讓臺灣民眾了解大陸同胞在經濟、文化、體育等方面建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而且應當讓他們了解大陸民眾價值觀的最新變化，使兩岸民眾互相認可與接受，為兩岸最終的統一奠定心理基礎。

同時，努力尋求兩岸文化的共通之處，包容兩岸文化的差異，尋求兩岸文化價值的對接。為此，可以加強兩岸在文化古跡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方面的交流。目前，大陸涉及臺灣民間民族文化遺產（如祖廟、祖墓、寺廟、禮儀、民間音樂、工藝和民間建筑等）需做好普查、搶救、傳承工作。此外，臺灣提出將阿里山、日月潭等公園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大陸要鼎力支持。兩岸“要共同繼承中華文化優秀傳統，挖掘和提煉有益思想價值，發揚光大中華文化的民族性和包容性，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2、正確梳理臺灣本土認同感，將臺灣鄉土情懷引向對中國的國家認同

本土認同感、鄉土情懷，是一種正常的心理需求與正當的情感訴求，與中國國家認同是并行不悖的。臺灣與大陸長期分離，有著不同于大陸其他地方文化的特殊性。要充分了解臺灣獨特的歷史文化脈絡和現實政治文化生態，客觀地看待臺灣民眾的歷史悲情，不要簡單地把“臺灣意識”理解為“”意識。因此，大陸要在學理上梳理本土化的合理成分，將鄉土情懷引導向對中國的國家認同。

3、加強歷史記憶，構筑兩岸共有的精神家園

共同的歷史記憶和共有的精神家園，構成兩岸同胞國民身份的核心和安全保障，是增強臺灣同胞中華民族認同和中國認同的核心內容。為拉近兩岸民眾的情感，增強臺灣民眾的中國認同，一方面，要強化兩岸共有的歷史記憶，與此同時，還可以采納一些臺灣學者的建議，選擇一些合適的歷史文化議題，如、、等，“以藉此培養兩岸民眾共同的歷史記憶”。

另一方面，要逐步消解兩岸間差異性的歷史記憶。通過加強兩岸的文教交流，來不斷消解兩岸的差異性歷史記憶。

為進一步加強兩岸文化交流的整合，可以考慮設立兩岸社會文化交流合作基金，資助不同層次的政黨、城市、學校、工會、協會、學會交流，擴大兩岸文化交流范圍與基礎。

4、兩岸文化交流合作可秉持“先易后難”的原則。努力構建制度化的互動體系

“協商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協議，推動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邁上范圍更廣、層次更高的新臺階”?！拔幕疎CFA”的協商簽署，已經成為兩岸的共識。有學者提出可先談框架后充實補齊細則。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文化管理機構的對話機制、文化交流的可持續性機制、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機制、文化專業人才的培育機制。兩岸可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來協商簽署“文化ECFA”事宜。但目前在雙方尤其是臺灣方面認為商簽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兩岸可秉持“先易后難”的原則，先就具體的文化行業和文化產業如教育、影視、出版傳媒等商簽交流合作協議。

事實上，兩岸交流合作一直秉持“先易后難”的原則在推進。如在國共第三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上，提出了“積極促進兩岸教育交流與合作”的7項建議；在2009年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提出的6大類29項“共同建議”中，有5大類26項涉及兩岸文教、文創產業和新聞交流的內容。在第六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提出的22項“共同建議”中，有10項涉及兩岸文教交流合作的內容。上述建議內容有許多已取得積極進展。

5、設立文化辦事機構，為兩岸文化交流合作建立完善的機制

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兩岸建立交流與溝通的平臺，針對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的相關議題，持續進行深入且全面性的討論與協商；此外，兩岸可設立文化辦事機構，辦理、推動并維系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事務，為兩岸文化交流合作建立完善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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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流動兒童 教育 融入 文化沖突

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農村產生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這些剩余勞動力開始紛紛向城市轉移，形成了規模龐大的流動人口群體。近年來，流動人口出現家庭化趨勢，約四分之一流動人口舉家遷移，除了勞動力進城外流動人口子女也紛紛流入城市，這種“人口流動家庭化”趨勢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造就了流動兒童這一群體。根據《2006 年世界兒童狀況報告》， 目前中國

至少有1981 萬多名流動兒童。流動人口由于經濟、政治、文化以及社會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其在城市的融入情況并不容樂觀，常常處于被排斥和隔離之中，作為流動人口派生物的流動兒童在接受教育方面能否很好的融入到城市教育環境，文化沖突會對他們的教育融入造成什么樣的影響是本文將要分析的主要問題。

社會融合是個體和個體之間、不同群體之間或不同文化之間相互配合、互相適應的過程，并以構筑良性和諧為目標（劉成斌、吳新慧，2007）。社會融合是融入的最終目標，本文研究流動兒童在城市教育環境的融入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遷入地教育環境對流動兒童的接納；另一方面是流動兒童對遷入地教育的適應。當前對流動兒童融入的研究主要是對流動兒童整體各方面籠統的進行研究，探討的也是各種因素的交互影響。因此，本文以流動兒童為研究對

象，以文化沖突為視角研究當前流動兒童在城市教育環境中的融入情況，以發現其融入現狀、存在問題，探討其對策。

一、數據來源與方法

筆者針對南京市流動兒童做了調查了解。此次調查以南京市所有流動兒童為研究總體，通過按分層抽樣對南京市內的幾所農民工子弟小學的實地問卷調查，共發放學生問卷300份，回收298份，有效率為99%。另外，征得被調查者的同意，調查還有針對性地進行了深度訪談，以期能彌補問卷調查的相應不足之處。

調查將研究對象限制為“流動兒童”，所以本文將流動兒童界定15周歲以下的隨父母移居城市上學的進程務工就業的農民子女，與留守兒童相對應。

二、結果分析

（一）樣本概況

要對流動兒童的教育融入情況進行研究，首先要了解一下該群體的一些基本特

征。通過調查我們了解到南京市流動兒童群體中，男性與女性比重差不多，分別為49.5%和50.5%；年齡段集中在10-13周歲，比重達77.9%，平均年齡為11.9歲；流動兒童從流出地來到南京平均年限為7年；最后在流動類型上84%的流動兒童屬于跨省流動，最大的流出地是安徽占53%。

（二）遷入地教育環境對流動兒童的接納

探討遷入地教育環境對流動兒童的接納情況是研究流動兒童教育融入的一個重要方面，主要包括兩個部分：流動兒童就學狀況及城市市民對流動兒童受教育態度。

1、流動兒童的就學狀況：

2000年進行的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表明，全國適齡流動兒童的在學比例為

96.1%，未按要求接受義務教育的比例為4.8%，高于全國兒童包括農村地區的兒童的相應比例3.3%。

目前已就學的流動兒童少年， 其就學渠道主要有三種：在公立中小學借讀、在流入地政府批準的民辦私立學校就讀以及在民工子弟學校就讀。

公辦學校的借讀費以及繁瑣復雜的就學手續、私立學校的高昂學費、以及民工子弟學校的不規范不合法性這一切政策、制度以及經濟等多種因素阻礙了城市教育環境在就學這一環節對流動兒童的接納，使得流動兒童在就學這環節融入城市教育環境有一定的困難。

2、城市市民對流動兒童受教育的態度

為了解城市市民對流動兒童受教育的態度，我們主要選取與流動兒童受教育密切相關的兩個主體：城市兒童以及其父母。

（1）城市兒童父母

我們通過問卷中對“到城里同學家里玩時，同學的爸爸媽媽對你熱情嗎”“到同學家里玩時你害怕見到他們的爸爸媽媽嗎”以及“為什么害怕”問題的回答來測量城市居民對流動兒童的態度。在調查中我們發現有66.7%的流動兒童都到過城里同學家里玩過。

表1 到城里同學家玩時，同學的爸爸媽媽對你熱情嗎

通過表1我們發現，在流動兒童感覺中，54.8%的人感覺城里同學的父母對自己很熱情，41.8%的感覺一般。在后面有關是否害怕同學父母以及害怕的原因的調查中發現，72.9%的流動兒童對城里同學的父母感到害怕，其中59.1%無原因害怕，22.2%是感覺同學父母太嚴肅，另外14.8%是感覺同學父母不愿意自己同他們孩子玩。由調查可以得知當前大多數城市居民對流動兒童的歧視有很大改善，他們不會明顯的歧視流動兒童并阻止自己孩子同流動兒童交往。但流動兒童仍然會對城市居民心存害怕，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流動兒童一直以來被灌輸的“城里人會歧視流動人口”的刻板印象起作用，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一些城市居民盡管表面不會歧視他們，但潛意識中卻不能平等對待接受他們。

（2）城市兒童

城市兒童對流動兒童的態度與其父母的態度有很大關聯，甚至是其父母態度的傳承，近年來由于對于流動兒童關注的增加，不少城市居民開始改善自己對流動人口及其子女的態度，通過對城市兒童的訪談中我們發現大多數城市兒童提到父母不會反對他們與流動兒童的交往，但也有一部分城市兒童反映由于流動兒童與他們在生活習慣以及自身素質方面有很多不同，導致自己不愿意同他們交往。在對一些城市兒童訪談中他們提到“（流動兒童）不注意自己的個人衛生衛生，常常說臟話”“我們班上的流動兒童有的脾氣很暴躁，一點小事就發脾氣，所以我不喜歡和他們玩”還有一些城市兒童提到他們父母不愿意他們同流動兒童交往，怕自己被帶壞，“我媽媽說那些同學（流動兒童）學習不好不讓我和他們一起玩” ，“我們班上從農村來的同學到我家玩過幾次，我媽媽聽到他們說臟話就不讓我和他們在一起玩了”這說明現在由于市民意識增強來自于城市兒童的歧視也有很大改善，大部分城市兒童樂意接受流動兒童，但對于流動兒童的歧視仍然存在。

（三）流動兒童對遷入地教育的適應

1、流動兒童對學校的選擇

對于流動兒童的學校選擇意愿我們通過問卷中的“假如可以自由選擇的話，你想去哪種學校上學”問題的回答來測量。

表2 假如可以自由選擇的話，你想去哪種學校上學

轉貼于 根據調查，有59%的流動兒童選擇在流入城市上學，其中選擇在城市公辦學校的最多占41.6%，另外29.7%的人對于去哪種學校持無所謂的態度，只有10.6%的流動兒童想回到老家的學校。這組調查數據說明流動兒童對流入城市的教育有很高的認同感，他們愿意接納和適應城市的教育環境。那么為什么流動兒童對于城市教育有如此高的認同感呢？一方面，許多流動兒童在城市出生，他們接觸的是城市的環境與價值觀念，因而很容易對城市的教育產生認同；另一方面，一些流動兒童在進入城市以后，通過城市教育與家鄉教育對比，很容易感受到城市教育的優越性，此外長時間的城市生活容易使他們與以往生活經歷產生斷裂，因而會認同城市教育。

2、流動兒童的在校適應

（1）在校學習

我們在對城市兒童的訪談中發現，公立學校的流動兒童成績往往處于班級中下游，他們很少尋求老師和同學的幫助， 很少參加興趣小組或科研活動， “農村來的同學有的成績不錯，大部分不好，班里的活動如果老師強制要求的話就會參加，否則很少參加，因為他們都沒有自己的興趣特長”。這種現象在民工子弟學校不是很突出，調查發現民工子弟學校的流動兒童在校學習適應較好，只有18%的流動兒童認為城市兒童比他們優秀，52.7%的認為兩者差不多，29.3%的流動兒童甚至覺得他們比城市兒童更優秀，因為那里大多都是流動兒童群體，同質性強，學生基礎差不多，老師的授課方式也接近農村。所有這些不會對他們的在校學習產生壓力。

（2）在校交際

很多流動兒童不懂得如何與別人相處，以及由于生活背景、習慣的差異，他們的交際圈很窄，主要是與同他們一樣的流動兒童群體進行交往。一位城里男孩反映說“我們班上有幾個農村來的男生，他們不喜歡和我們一起玩，因為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主要討論電腦游戲，好多游戲他們都不知道也沒有玩過，所以不和我們一起”。

（3）師生關系

與城市兒童相比， 流動兒童在與老師交往中的沖突性更高，滿意度更低。流動兒童往往覺得“班主任不太喜歡自己”、“老師對自己不公平”。而在民工子弟學校，74.8%的同學認為老師對自己和其他同學是平等的，如果不平等學習因素也是主要原因，82.4%的同學對老師是滿意的。

經過調查我們可以發現，如果不考慮其他，只從流動兒童在校適應情況出發，民工子弟學校的流動兒童的在校適應要優于對流動兒童與城市兒童混合學校的適應，這主要是由于兩個群體間的差異導致的，總體而言，從在校學習、交際、師生關系看流動兒童對城市教育環境的適應并不樂觀。

三、流動兒童在城市教育環境中融入的文化沖突解讀

美國的社會學家塞林在《文化沖突與犯罪》一書中對文化沖突作了系統概述，將文化沖突看作是社會變遷的結果，社會的變遷導致社會上不同群體的出現，每個群體都有屬于自己群體并被自己群體認可的文化價值規范等，同時在變遷中不同群體開始頻繁接觸，不同的文化在交往中發生沖突與對立。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流動人口與城市居民的碰撞摩擦，是以中國農村為代表的傳統鄉土文化與以城市為代表的現代都市文化融合與沖突。這種鄉土文化與都市文化的沖突直接導致“污名化”效應，即著名社會學家埃利亞斯提出的一個群體將人性的低劣強加在另一個群體之上并加以污名化過程。城市居民認為流動兒童不講衛生，沒有素質等便是污名化下產生的歧視，會直接影響到對流動兒童的接納。

同時，在城市中，相比現代都市文化的主流文化的地位，擁有傳統鄉土文化的

流動人口他們的身份不僅是戶籍意義上的“外來人口”，更是一個“異質文化群體入侵者”。來到一個異質文化空間的流動兒童城市文化與他們自小接受的鄉土文化發生碰撞，除了要面對城市人群的歧視還要面臨自身的文化焦慮。流動兒童進入城市教育環境后會面臨諸多不適應，這種不適應歸根結底是文化不同導致的。

四、結語

通過調查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研究流動兒童融入城市教育環境的問題時，文化沖突已漸浮出水面，如何解決好城市中的文化沖突因素不是簡單的制度政策所能實現的，是一個長期的文化磨合的過程，也是一個實現誠實文化多元化的過程。

當前流動兒童在流入城市教育環境中的融入并不樂觀，造成這一現狀的因素很多，本文認為主要是由于流動兒童所擁有的傳統鄉土文化與城市主流的現代都市文化的沖突，這主要是從文化沖突的視角看，也應該有其他較為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這是本文的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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