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帶來的市場機會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老齡化帶來的市場機會，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金磚國家；人口轉變；人口老齡化

一、 引言

世界正在經歷一場由生育率下降和預期壽命延長帶來的人口轉變。低生育率浪潮始于發達國家，目前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人口都已轉變為老年型人口。同時，多數新興市場國家的生育率也已大幅度下降，不少新興市場國家利用人口轉變過程中的人口機會窗口期取得了經濟的迅速增長，同時他們也在經歷迅速的人口轉變和老齡化過程，已經或即將轉變為老年型人口。需要注意的是，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機會窗口只是一個一次性機會，過去的迅速發展并不意味著新興市場國家必然引領一個更繁榮的新時代。是否能成功利用人口機會窗口期，取得經濟進步，依賴于各國的政策、制度環境。另一方面，隨著人口轉變的繼續展開，老齡化迅速發展，將徹底改變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如不能適當應對，人口老齡化將對經濟和社會產生巨大沖擊，因此識別和防范可能的風險極其重要。

本文將注意力集中在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巴西這四個金磚國家――多數學者都認同這四個國家是最重要的新興市場國家，其經濟表現對全球經濟增長十分重要；四國同為人口大國，都經歷著人口轉變，但各國轉變速度不同。四國立體式展現了人口轉變的不同階段，本文將關注這四個國家不同的人口發展軌跡，以及由于制度、經濟和文化環境不同其經濟和社會發展面臨的不同機遇和風險。

二、 金磚國家的人口轉變與經濟增長

俄羅斯最早開始人口轉變，1990年至今俄羅斯的總和生育率甚至一直低于發達地區的總體水平。中國則是金磚國家中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國家，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和經濟社會發展，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由20世紀70年代的接近5下降至20世紀80年代初的2.61，并在20世紀90年代初達到更替水平，此后持續下降。印度和巴西生育水平下降緩慢，目前巴西的總和生育率剛剛穩定在更替水平，印度目前的總和生育率為2.54，也是四國中唯一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的國家。隨著人口轉變的推進，少兒撫養比下降，老年人口比重還未迅速升高，社會進入一段總撫養比較低，勞動年齡人口大幅度增長、勞動力供給充沛的人口機會窗口期。1970年～2010年金磚國家的總撫養比全部穩步下降，同時各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均穩步上升。總撫養比較低、勞動力供給充沛的人口機會窗口期為各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機遇。

從正處于人口機會窗口期的三個金磚國家――俄羅斯、中國和巴西的經濟增長情況看，中國的經濟進步最為突出。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至今30余年中大部分時間中國處于人口機會窗口期。加之這期間有效的體制改革與宏觀經濟政策，以及大量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中國經濟以年均9.6%～9.8%的速度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并不是每個處于人口機會窗口期的國家都能成功利用這一點。俄羅斯和巴西在人口機會窗口期的經濟表現相對于中國遜色不少。1990年～1996年俄羅斯人口總撫養比均低于50（15歲～64歲人口=100），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均低于12%，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67%，正處于人口機會窗口期，但1990年～1996年俄羅斯GDP增長率均為負，2000年至今多數年份俄羅斯GDP年增長率甚至低于還未進入人口機會窗口期的印度的GDP年增長率。2002年～2007年巴西正處于機會窗口期，這期間巴西的人均GDP增長率僅為同期印度的1/2和中國的1/3。

經濟增速不同的原因是各國在政策、制度、環境方面的巨大差別，如基礎設施建設、公共部門的規模及能力、市場化程度、人力資本積累、社會和政治凝聚力等。這些更廣泛的外界條件將決定各國能否有效利用人口機會窗口期并促進生活水平提高。巴西繁冗的商業規章制度、過于龐大的公共部門、老舊的福利制度，俄羅斯過度依賴自然資源、人力資本遭到破壞都限制了其經濟的快速增長。各國的政策、制度、環境不僅影響各國在人口機會窗口期對人口紅利的利用，更重要的是這些條件將決定這些國家在人口轉變末期、人口老化時能否適應更高的老年撫養負擔。

人口機會窗口期給予的機遇期并不能永久持續。隨著人口轉變的繼續展開，老年人相對數量的增長將最終超過出生人口的相對數量下降，總撫養比由下降轉為上升，各國終將進入老齡化時代，并將面臨與今日發達國家相同的挑戰。

三、 老齡化與金磚國家未來發展

1. 金磚國家老齡化趨勢。隨著人口轉變的繼續，金磚國家已經或正以驚人的速度經歷由年輕到老化的人口過程。俄羅斯和中國已經或開始接近人口結構開始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的轉折點。1970年俄羅斯就步入了老齡化社會，現在正處于人口長期下降過程的早期階段，2011年俄羅斯老齡化水平已達18.2%，老齡化程度在金磚國家中最高。中國于1999年進入老齡化社會，2011年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已經達到了12.8%，老齡化發展非常迅速。巴西2010年剛剛跨入老齡化社會，其老齡化步伐慢于中國，快于印度，2011年巴西老齡化水平為10.6%。印度的年齡結構相對年輕，2011年印度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只占總人口的7.8%，未來還能享受較長人口年齡結構年輕、勞動力供給充沛的時期，并在四國中最晚、在2030年步入老齡化社會。

隨著人口轉變的繼續深入，老齡化迅速發展，至本世紀中葉，老齡化將成為金磚各國社會的常態現象。屆時金磚國家中最“年輕”的印度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將達到13.5%，巴西和俄羅斯的老齡化水平將分別高達22.5%、23.1%，中國在四國中最“老”，老齡化水平最高，達到了25.6%，與同時期發達國家的總體老齡化水平相當。至本世紀末，金磚各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各國總人口的比重均超過20%，巴西的老齡化水平更是達到驚人的30%，成為金磚四國中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2100年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28.2%，比同時期美國和歐洲老齡化水平還要高。老齡化的迅速推進不僅意味著老年人口規模的擴大和老齡化水平的提高，與此同時各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將停滯，隨后勞動力規模逐漸減小并伴隨勞動力老化。

與全球化趨勢一樣，人口轉變帶來的全球老齡化趨勢不可逆轉。人口老齡化將徹底改變人類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基礎。正在享受人口紅利的新興市場國家有一個重要但在迅速或逐漸收緊的機會窗口以應對老齡化挑戰。如果其未能適當應對，老齡化浪潮可能會引發普遍的經濟困難和社會動蕩。

2. 老齡化與未來金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多數研究認為老齡化對發達國家經濟的影響總體來說是負面的。到2020年很多發達國家會經歷財政危機、經濟停滯和由老年人福利制度引發的政治問題。隨著人口老化，儲蓄率和投資率將會降低，養老金和醫療支出為政府預算帶來巨大壓力，并對教育等重要項目產生擠出效應。由于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停滯和規模縮減，有可能發生勞動力短缺，同時勞動力老化也是必然趨勢。

金磚四國中中國、俄羅斯和巴西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且老齡化發展迅速，印度也將在20年后進入老齡化社會。金磚各國已經或即將面臨與今日大部分發達國家同樣的挑戰，但金磚國家和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有一個重要的區別，老齡化浪潮到來之時，這些新興市場國家并不像發達國家那樣富裕。由于中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四國人口發展軌跡各不相同，制度、經濟和文化環境不同，這些國家未來面臨著不同的機遇與風險。

（1）中國。中國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雖然未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不會使中國經濟增長停滯，但是必定會減緩經濟增速。中國經濟規模巨大，但遠不是經濟強國，人均生活水平不高，屬于典型的“未富先老”，應對人口結構變化的經濟實力和社會政策尚很脆弱。其次，隨著人口老齡化的推進，中國勞動力和就業增長將受到影響。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以每年2%的平均速度增加，而到本世紀30年代，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將以每年0.7%的速度減少。除非生產率或勞動參與率能迅速提高，否則經濟增長會無法避免地減緩。此外，通過國內遷移流動調劑勞動力布局的余地已經很小，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并非不竭源泉，中國正逐漸失去低技術水平制造業的競爭優勢。最后，由于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人們年老后依靠子女贍養的思想在逐漸弱化，經典生命周期模型關于人們在工作期間進行儲蓄，退休之后用儲蓄養老的效應在中國可能比發達國家更強。這意味著中國的儲蓄率會在未來老齡化水平、老年撫養比攀升的時候迅速下降。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完善，養老金制度、家庭養老和機構養老未來都將受到極大挑戰。

雖然中國未來老齡化形勢嚴峻，經濟和社會發展面臨種種不利因素，但是中國人口機會窗口關閉和老齡化浪潮全面到來要到2025年左右，那時購買力平價下中國的經濟規模幾乎將趕上美國，中國還有一定時間對未來可能發生的風險進行應對。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和社會的負面影響提醒政府和全體國民，必須努力提早采取應對措施，適應人口老齡化社會的人口基礎。

（2）印度。印度的人口轉變不像中國那樣快，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將面臨不同的人口前景。中國的人口紅利期即將結束，而印度的人口紅利期即將開始并將持續至本世紀中葉。在較長時間內，印度的人口年齡結構將既不會太年輕也不會太老，這將是印度巨大的優勢。

印度未來發展的最主要阻礙因素是公立教育制度。印度僅有12.5%的學生可以完成1年級～12年級的學業，20歲以上成年人中僅有少于50%的人接受了中等教育。根據2011年印度人口普查報告數據，印度15歲及以上文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26%。15歲及以上人口識字率在世界銀行有統計數據的114個國家中排名80，而中國2010年文盲率為4.08%。隨著中國開始發展高附加值產業，中國面臨勞動者技能與職位要求不匹配的問題，印度這一問題更嚴重。其次，按行業劃分2010年印度制造業占GDP比重僅為23.7%，2009年經濟活動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僅為40%，均遠低于其他金磚國家。印度的跨越式發展忽略了基礎制造業，而工業正是推動相對貧困國家GDP增長和提供就業機會的行業。此外，雖然法律廢除了種姓制度，但種姓制度造成的不平等依然頑強存在。印度人口轉變的速度有較大的地區差異，南部各邦生育率下降較北部地區快，未來南北部發展可能不平衡。

篇2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金融市場

1、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現狀與預測

人口老齡化是指社會中老年人口數量占總人口數量增加使人口結構發生變化的過程。國際上通常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1999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達到10%以上，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2011年底達到13.7%，占全球老年人口近24%。

預計到2014年年底，我國老年人口總數將達到2億，2026年將達3億，2037年超過4億，2051年達到最大值4.37億，之后將一直維持在3、4億的規模。到2100年總量仍高達3.18億，占總人口的31.09%。老齡化問題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我國的社會生活以及經濟生活帶來顯著影響。人口老齡化也將影響金融市場的發展。隨著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增加，社會的總消費與總支出會發生重大變化，人們對資金以及證券的支配方式將不同于以往，因此，人口老齡化會對金融體系產生消極與積極的影響。

2人口老齡化對金融市場的影響

2.1消極影響

2.1.1儲蓄角度

根據生命周期儲蓄理論，人口增長初期，社會年輕人口較多，高生產力帶來高額財富，可用于儲蓄的資金充足，社會凈儲蓄為正值；隨著年輕人口年齡增長，人口結構發生變化，人口老齡化現象隨之產生，一方面年輕人口減少造成社會中可儲蓄的資金顯著減少，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巨大消費需求將進一步減少總儲蓄金，甚至使社會凈儲蓄接近于零。

另外，從家庭角度來說，老年人口越多，家庭養老負擔越重，家庭資產配置將發生變化，其中用于老年人日常消費、醫療保健等的支出會顯著增多，從而減少商業銀行中的儲蓄金。從社會角度來講，對社會養老保險以及醫療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擔心使得現階段家庭和個人選擇將更多的資金用于儲蓄，而當人口老齡化階段到來時，為維持老年人日常消費支出，大量儲蓄資金將從金融機構抽離，造成金融機構資金短缺，周轉困難，從而影響企業的融資與擴大再生產，減緩社會經濟的發展速度。

2.1.2投資角度

首先，對于行業發展來說，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從1990年到2000年，我國人口期望壽命從68.55歲上升到71.40歲，2010年上升為74.83歲。可看出我國人口的期望壽命不斷提高，家庭數量減少速度不斷放緩，房地產需求量攀升。另外，房地產作為保值增值效果較好的投資方式之一，受到了眾多個人以及企業投資者的青睞，也使得房地產行業迅猛發展。然而，近年來人口老齡化趨勢越來越明顯，而年輕人口的數量卻在下降。2008年我國年滿18周歲的人口有2800萬人，2012年下降到1800萬，新增年輕人口減少了1000萬；預計到2013年底，我國老年人口數量將達到2億人，遠超世界其他國家。這對房地產行業來說是個極大的危機，住房需求將出現不可逆轉的下降。一旦房地產行業出現疲軟態勢，房地產投資個人以及企業將面臨巨大損失，銀行的呆賬、壞賬將增加，與之相關的房地產信貸融資、房地產保險、房地產證券、房地產信托等眾多金融業務將陷入危機，從而對整個金融體系帶來巨大沖擊，阻礙經濟發展、社會穩定。

其次，對家庭與個人來說，根據生命周期投資理論，個人財富由金融資產以及人力資本價值構成，當人力資本價值較高時，購買金融風險資產的行為會增加，而當人力資本價值下降時，人們會主動減少高風險金融財富的持有。未來老年人口數量增加及年輕人口數量相對減少會降低年輕家庭數量，即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財富下降，高風險的股票、基金等金融資產的持有率會下降，這將不利于我國金融體系的發展和完善。

2.2積極影響

2.2.1個人理財。人口老齡化影響著個人和家庭的理財方式。目前我國政府為老年人提供政府養老保險，但這部分資金遠遠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為了應對老年人所需的各項生活支出，人們希望通過購買適當的理財產品緩解壓力。隨著金融產品多元化的發展，人們傾向于將儲蓄資金分別投資于不同的理財產品上以分散風險，獲得最大收益。這不僅會為老年人提供便捷且高收益的養老保障，同時促進年金市場、保險行業的發展，有利于銀行開展相關理財產品與理財服務，為金融創新也提供了機會。另外，與其他投資產品相比，債券安全性高、收益較為穩定，符合老年人對資金的需求，債券到期償還本金更可滿足老年時期較大開支的要求，因此，債券市場將會在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中較快發展。

2.2.2行業發展。人口老齡化將大大促進契約型儲蓄機構發展。契約型儲蓄機構包括各種保險公司和養老基金公司，以合約方式定期定量從持約人手中收取資金，再按合約規定向持約人提供保險服務和養老金。通過對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分析可知，老年人期望在低風險的前提下獲取較高收益。與商業銀行、儲蓄銀行等存款型金融機構相比，契約型金融機構的資金流動性較差，但能提供較低風險和較高收益，同時有助于個體在進入老年前做好養老金的規劃，避免沖動消費。因此，契約型儲蓄機構在未來發展空間較大。

3、結語

有效推動金融體制改革、完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將促進人口老齡化社會的平穩發展。開發滿足老年人需求的創新型金融產品可為金融機構帶來利益，優化老年人資產配置。金融市場制度不完善導致民眾在非銀行類金融市場中投資較少，而人口老齡化會加劇這一現象，因此在此過程中應加大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力度，提升投資者的信心。

對金融市場而言，人口老齡化既可能是一次挑戰，也可能是一次機遇，把握好未來的發展趨勢，及時為可能發生的變化做好準備，才能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與發展。

參考文獻：

[1]杜本峰.人口老齡化與金融市場[J].經濟學動態，2006，（5）.

篇3

關鍵詞：老齡化 老齡產業 療養服務貿易

在《聯合國2003年全球人口報告》中指出，人口過快增長和老齡化是當今世界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主要人口問題。世界上許多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同樣面臨著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建立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直致力于“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既然老齡產業是在開放的市場經濟環境中成長并發展起來的，那么加強合作，并用開放的眼光尋求解決老齡化所帶來的諸多問題應成為一條重要的途徑。

療養服務貿易問題的提出

二戰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世界各國的人口再生產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傳統類型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現代類型轉變，由此形成人口年齡結構從“年輕型”向“老年型”過渡的結果。特別是發達國家，普遍進入了老齡型社會。依據聯合國有關規定，一個國家65歲以上的老年人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超過7%，或60歲以上的人口超過10%，便被稱為“老年型”國家，我國于2000年跨入了這一行列。但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老齡化有著自身獨特的特征，有學者將我國老齡化特征概括為“二高三大”，即高速、高齡；老年人數量大，老年人扶養比大，地區差異大，真實地反映出我國老齡化的現狀，同時也表明老齡化將給整個社會和經濟發展帶來巨大挑戰。

隨著社會發展，我國人口老齡化將經歷快速老齡化、加速老齡化和穩定的重度老齡化三個階段。2030年到2050年是我國人口老齡化最嚴峻的時期；而到2050年，老年人口總量將超過4億，需要撫養的老年人口將占人口總數的40%-50%。屆時，重度人口老齡化和高齡化將日益突出，我國將面臨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總量過多的雙重壓力。

雖然老齡化一定程度上可以減輕就業壓力，提高就業水平，但也會造成勞動力比例下降，形成勞動力供求不足的新矛盾。加之過去人口高增長帶來的“人口紅利”終將消失，由此導致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下降。不僅如此，老齡人口的過快增長提高了社會負擔系數，客觀上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一個因素。目前我國的老年扶養比為0.11左右，即大約9個多勞動年齡的人就要供養1個老人。據測算，到2050年將上升到0.4左右。如此高的社會負擔系數需要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社會保障作支撐，也決定著傳統的居家養老方式難以維繼。而到2005年底，我國養老金“空賬”已達八千億。這需要大量的養老資金投入，但同時，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提前步入老齡社會使得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和現代化，與發達國家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條件下進入老齡社會相比，我國成為世界上惟一進入老齡社會的發展中國家，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這種狀況表明在解決老齡化問題上我國面臨著嚴重的資金缺口。

老齡化也同時引發了嚴峻的產業結構矛盾，集中體現在與老齡人口消費需求相關的第三產業發展滯后上，包括醫療保健、生活撫養、休閑娛樂等方面。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一方面存在前景廣闊的老齡市場，但另一方面卻對老年市場多元化的需要供給不足，同時又需維系并加強老年市場的購買力。更為重要的是，我國人口老齡化還存在地區發展不平衡、城鄉倒置顯著等特征，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差距及養老方式的城鄉差異交織在一起，使老齡化問題愈加復雜、艱巨。

上述分析指出的種種矛盾是化解老齡化危機不能回避、必須正視的問題。然而事情總有利弊的兩面。因為在壓力背后是開拓老齡市場和老齡產業的機遇，這必將對我國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帶來巨大的影響。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加確實形成了相當規模的市場需要，但那僅僅是一種潛在的市場，要真正形成市場供求，就需要老年人具有持續且具有一定水平的購買力，從而推動老年市場供給的增加及老齡產業的發展成熟。

療養服務貿易是指以國外人口、特別是老齡、高齡人口為主要服務對象，以醫療保健、旅游、休閑消費、養老托老等綜合服務功能為主要內容，以創匯為主要目的的新型國際服務貿易。最早提出發展療養服務貿易的設想是在上世紀末。然而由于發展條件和認識條件所限，并未在實踐中引起重視。近年來，經濟的繁榮增長和老齡化趨勢的進一步加劇使得從人口、市場、產業等多重角度的綜合審視具備了較為充分的條件，因而該領域的發展也正日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

療養服務貿易潛在的國際市場

目前跨國醫療、旅游、養老的人數不斷增加，全球“醫療旅游”人數已經上升到每年數百萬以上。到2010年，國際“醫療旅游”行業的年營業額將上升到400億美元。發達國家醫療保健費用高漲，為亞洲的醫療服務公司提供了賺錢的機會。如面對日本老齡市場巨大潛力，東南亞各國政府紛紛放遠眼光，在住房、醫療、旅游等領域制定中長期計劃。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已經修改了移民、稅收和房地產購買的法規，以吸引富裕的外國退休者。雖然醫療旅游并非等同于療養服務貿易，但它是療養服務貿易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見開拓這一市場的巨大前景。

從產業屬性來看，療養服務貿易屬于消費者服務貿易，其不僅包括對相關服務供給能力的規定，從而對國內產業、消費結構和水平以及發展趨勢有所要求，同時又需要順應、吸引、引導外部需求以形成市場。而它也不同于一般服務貿易，需涉及自然人較長時期的跨境移動以及多方面的綜合服務內容，所以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國家之間的合作。由此來看，發展療養服務貿易需要從供給與需求及外部條件和環境進行綜合審視，其自身較強的專業特征使得除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及服務的相對價格這樣的決定需求強弱的因素外，消費者對服務的評價越加困難，所承擔的風險逐漸加大，因而消費服務的尋找及經驗特征減弱，信任特征加強，因此對相關服務質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國發展療養服務貿易的可行性分析

療養服務貿易則從開放經濟的視野下為解決我國老齡化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途徑。我國在開拓療養服務貿易新領域中較之開發“醫療旅游”的東南亞各國，除了共同的有利環境外，更有著自身厚實的優勢和基礎。主要表現在：

（一）療養保健資源是療養服務貿易的優勢和前提

首先必須充分發揮我國豐富而獨特的療養保健資源的功效。這些資源涉及自然、技術以及社會人文各方面，其中以自然及技術資源為基礎，以社會人文資源為依托，形成療養資源層級、互補結構。具體而言，我國地域遼闊，自然療養資源豐富，以這些資源為基礎已經開發出眾多旅游度假及療養勝地，為發展療養服務貿易奠定了基礎。此外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及民風民俗等對療養及形成健康、和諧的療養環境同樣重要。

（二）國內外消費能力的不斷提升是療養服務貿易的關鍵

從服務的提供地來看，本地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對于開發療養資源及形成配套設施和措施而言比較重要；從服務的消費群體來看，目前能夠成為我國療養服務貿易市場開拓對象的國家和地區基本屬于發達國家和地區，其經濟實力及消費能力不成問題，而關鍵在于如何吸引并為自然人流動創造條件。如同旅游市場劃分等級一樣，療養客源市場依據地緣、經濟實力、消費能力等標準同樣可以確定需要開拓的不同等級的目標市場。顯然依據我國旅游業及服務貿易合作的發展形勢判斷，療養客源市場的開拓具有很大的地域空間。

（三）不斷增長的老齡人口是療養服務貿易的客源基礎

老齡人口無疑是療養服務的主要對象，尤其是人口老齡化及家庭結構、養老托老方式的變化，為該市場的開發注入了更強的動力。統計顯示，到2030年，西方7個主要工業化國家65歲以上人口將占全部人口的22%。因此，越來越多的富有的老年人選擇在國外消費和養老。如西班牙，憑借自身的旅游資源優勢，大力吸納日本的“出口”老人，積極支持國內企業在本國的療養度假地興辦日本老人村來接待和托管日本老人，為老人提供完善的醫療保健、生活和文化娛樂等方面的服務，賺取了可觀的外匯，還引進了日本現代科學管理和先進的科學技術，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我國開發療養服務貿易具備相關條件，并有著自身獨特的資源優勢和價格競爭力，通過積極的應對措施，可以形成廣泛而穩定的療養服務客源市場。

（四）開放條件下的區域合作是外部成長動因

開放經濟條件與封閉狀態相比，在謀求經濟發展的途徑、動力等方面顯然具備很多優勢。療養服務貿易的開展就是基于開放條件下的雙邊及多邊合作，它為解決各國及各地區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如人口老齡化提供了一個合作平臺。基于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勞務合作、對外旅游等方面合作的加強，在解決療養服務貿易所涉及的一些關鍵性問題上的難度會逐步降低，合作空間將進一步拓展。

結論

毫無疑問，依據療養服務貿易的內涵，深入挖掘本國開展療養服務貿易的各種資源，采取支持、鼓勵、引導的政策措施促其發展，不僅順應了世界老齡化的趨勢，充分開拓了該領域的市場，將與療養服務相關的醫療保健、旅游住宿、養老托老等行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形成較長的產業鏈，從而對開展該服務的東道國的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產生重大影響，而且發展了無煙而高利潤的產業，帶動了旅游保健資源豐富但經濟落后地區的發展，對于解決本國老齡化問題提供了強有力的財力和實踐保障，因此開拓療養服務貿易的新領域是化解老齡化危機的重要戰略選擇。

基于對我國老齡化過程中面臨的各種矛盾和挑戰的分析，要用開放的視野去尋求化解老齡化危機的途徑，大力發展我國療養服務貿易。而我國較之于發達國家，有著自身的優勢和良好的基礎來開拓更具綜合性和發展前景的療養服務貿易。這無論從財力保障，還是需求供給來看，對于解決我國不斷增多的老齡人口的生存及多樣化的養老需求都具有重要意義。當然，在發展療養服務貿易的同時要清醒意識到其中存在的困難，畢竟該領域在我國處于初始起步階段。鑒于療養服務貿易涉及的產業部門眾多，利益關系復雜，因此需要政府與服務企業共同努力，將療養服務貿易統一納入老齡產業發展規劃中，在政策、資金上給予引導支持，協調與療養服務相關的旅游、醫療、保險、養老、社會保障等部門，整合療養服務貿易涉及的各種要素資源，發揮地區優勢，促進區域合作，同時要重視服務標準的制定，法規的完善，創造療養服務貿易有利的發展環境，推動該領域的健康發展，使其成為拉動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的動因之一。

參考文獻

1.曾毅.中國人口老齡化的“二高三大”特征及對策探討[J].人口與經濟，2001(5)

篇4

【關鍵詞】人口結構；資產價格；養老體制

0 引言

根據相關的估計，隨著人口老齡化，在歐洲和日本，在2000年每6個在職工作者負擔一個退休者，但到2050年將變為每3個在職者負擔一個退休人口。人口結構老齡化趨勢正在成為一個世界性的難題。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中國的人口機構與養老金制度的特殊性，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還相當低，而人口正在快速老齡化，據聯合國的預期，我國的老年負擔率將在2040年達到20%，超過同期美國的水平，僅次于世界上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歐洲和日本。另一方面，中國具有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儲蓄率，但是隨著人口老齡化，儲蓄率水平將在2020年開始急劇下降，這使得中國在儲蓄和投資方面面臨新的課題。在養老制度和政策方面，不但要解決現有養老金體制的巨大轉軌成本問題，而且，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推進，同時還面臨著解決養老保障的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這些養老方面的問題也會對我們未來的儲蓄和資本形成產生重要影響。

1 理論分析與基本模型

假設個體生命分為兩個階段：年輕階段和老年階段。人們會在年輕階段進入職場工作獲得工資收入，在老年階段退休靠年輕時的養老儲蓄生活。遵從經典的OLG模型，本文假設青年人和老年人是兩組特定的異質易人群：在某一時點上，青年人是唯一的資產需求者，老年人是唯一的資產供給者。青年人有遺產收入和工資收入來滿足消費和投資，老年人失去任何投資來源，只能把年輕時購買的資產出售來獲得消費來源。

假設個體的效用函數是對數可加的：

U（c■■，c■■）=lnc■■+βlnc■■

年輕人從父輩得到遺產a■■，為了簡化分析，我們假設遺產的數量受到社會文化傳統的影響，是一個外生變量。β為時間偏好系數，也就是個人對年輕消費和年老消費的代際偏好程度。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工作獲得工資w■，用于消費支出c■■和投資支出z■；

c■■+z■=w■+a■■

在老年階段退休，沒有工資收入，靠年輕時的儲蓄進行老年經濟支出，并拿出一部分作為留給后代的遺產a■■，我們同樣假設該變量是外生的：

c■■=（1+r■）c■-a■■

這樣個體在其生命周期內面臨的規劃問題是：

maxU（c■■，c■■）=lnc■■+βlnc■■

整個社會的總投資需求為：

Z■=N■z■=N■（■w■+a■■）

由于N■是t期出生的人口數，也是增加的勞動力數量，所以我們看到投資需求與勞動力年齡段的人口數量之間呈正比關系。假設每個年輕人得到的遺產不發生變化，容易得到：

■=■+■

也就是投資需求的增長率應該等于勞動力人口增長率加上工資增長率。這說明資產需求會隨勞動力人口的增長和工資收入的增長而增長。

資產價格方程

在不考慮新的投資機會情況下，老年人通過出售資產來換取消費，是資產的唯一供給者。資產供給量為老年人的消費量：

St=N■c■■=N■[（1+r■）■w■-a■■]

生產函數滿足一般的生產函數條件，具有不變的規模經濟特征，根據歐拉定理，工資收入為：w■■=y■-r■k■，即為個人單位產出減去資本利得。這樣資產供給方程變為：

St=N■[（1+r■）■（y■-r■k■）-a■■]

假設資產價格遵從一般的價格調節模型：

q■=q■■+？準（z■-I■）

q■■為資產供需相等時候的長期均衡價格，不受到資產供需因素的影響，由技術創新帶來的新的投資機會有關，我們假設其遵守一個外生的動態變化過程。從方程來看，如果資產供過于求，資產價格就會上漲，反之資產價格就下跌。

在簡化的基于OLG模型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中，人口結構與資產供給結構呈現直接的線性關系，勞動力增長率對應著資產需求增長率。如果人口結構開始老化并一直持續，年輕勞動力人口的比例不斷衰減，老年人的比例不斷增加，就勢必帶來資產供需格局的變動：不斷減少的年輕人對應著不斷減少的資產需求，不斷增加的老年人則對應著不斷增加的資產供給。這樣人口老齡化會帶來資產供需的嚴重失衡，資產供給大大超過資產的需求，勢必帶來實際資產價格的下降。

2 政策建議

人口紅利帶來的高儲蓄率形成對金融資產在內的經濟資產的旺盛需求，促進了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空前繁榮，對經濟增長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人口紅利帶來的黃金時間是歷史的機遇，也是短暫的，我們同樣不可回避從人口紅利向人口負債周期性轉變的自然趨勢。人口紅利不是免費的午餐，其后必然伴隨著巨大的養老壓力，之前獲得的人口紅利將被快速追討，金融市場也將面臨沖擊。

因此，對政府來說，政府可以操作的政策變量有兩個：一個是重新考慮計劃生育人口政策，逐步放開生育限制，減緩人口結構的迅速老化，為其它政策的實施提供時間；二是大力推動人力資本投資和技術創新，用“技術紅利”補充失去的“人口紅利”，來填補由于“人口紅利”消失帶來的資產價格的微觀基礎缺失。對于個人投資者來說，要適時根據價格變化做出資產組合調整，以應對人口老化帶來的資產持續下跌的風險暴露。對金融機構而言，一是大力發展養老金業務和老年產業投資，以對沖人口老化帶來的資產價格下跌風險；二是將有限的金融資源引導到能夠帶來“技術紅利”的高新技術產業上，以提早順應國家產業政策；三是大力推動年金市場的發展，通過年金化的養老保險給付模式來減少資產價格因老齡化帶來的快速波動。

【參考文獻】

[1]Abel， A.B..Will Bequests Attenuate The Predicted Meltdown in Stock Prices When Baby Boomers Retire[R].NBER Discussion Paper 8131，2002.

篇5

由于這個原因，目前就職于中國一所高校的營銷與創新課題的副教授科爾巴赫曾在日本進行了為期11年的人口統計學研究，之后于去年8月移居中國。科爾巴赫從事的是關于老齡化與社會課題的研究。

科爾巴赫稱，因為中國有14億人口，因此人口老齡化首先是規模性的，盡管獨生子女政策已經擴大了這種趨勢。日本在老齡化人口增多前已經是富裕國家，而中國的情況卻不同。他警告稱，“整個(中國)社會體系還未對此作好準備”。

中國政府去年9月的報告指出，中國消費的8%與針對老年人的產品和服務有關，這一市場的價值達到4萬億元人民幣之多。根據這份報告，到2050年，老年人消費所占國民生產總值比例將增加三分之一。

科爾巴赫教授稱，“這是真實的商業機會，盡管2050年可能還比較遙遠，但這應當是即刻引起重視的事情，而很多企業都未對此予以足夠的重視”。他認為，這是一種很難貫徹的態度。“管理者在將這些趨勢轉化為具體的應用上時出現了問題，但是人口統計資料是可以預見實際工作的。”科爾巴赫教授說。

老齡化問題還將對商業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