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意識的概念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法律意識的概念，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論文摘要】“加強教育法制建設，全面推進依法治教”已成為當今教育發展的重要命題。依法治教工作的推廣和實施、教師隊伍的教育法律素質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提高教師隊伍的教育法律素質，培育法治精神是依法治教的基礎工程。筆者將教師的教育法律素質分為：教育法律知識、法律意識和法律行為。為提高教師教育法律素質的法制宣傳和普法教育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制建設迅速發展，公民法律意識逐步覺醒。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時代背景下，現代社會的教育已逐漸成為在法制軌道上運行的教育。“加強教育法制建設，全面推進依法治教”已成為當今教育發展的重要命題。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依法治教的一個重要條件是絕大多數的教師有較強的教育法律素質。沒有這一條件，依法治教就只能是一句空話。一個法律素質水準不高的民族絕不可能建成一個良好的法治國家和法治社會。同理，依法治教工作的推廣和實施，教師隊伍的教育法律素質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教師教育法律素質的研究經歷了從關注教師素質結構研究到教師法律素質結構研究，再從教師法律素質研究到關注教師教育法律素質研究的過程。這一研究歷程體現了人們對教師素質認識不斷深化，解構與建構交互作用的過程。教師教育法律素質實際上是法律素質在教師行業中的具體體現，教師法律素質的特殊性是由教師職業的特殊性所決定的。它不僅強調教師一般的法律素質，更加關注的是教師的職業法律素質。教師教育法律索質是指教師經過學習和培訓所獲得的關于教師職業法律法規知識、能力以及在此過程中形成的相應思想觀念、態度、意識等，它由教育法律法規知識、教育法律意識和教育法律的行為能力等方面構成。

法律素質的核心和關鍵是法律意識，而法律意識的首要內容是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是指尊重法律、維護法律的勇氣和毅力。“假定人人都有這種勇氣和毅力，經過相當時間，便可行成一種風氣，風行即久，便會變成習慣，這種習慣一日不形成，法治實現便一日靠不住，真正的法治是把這種習慣作為條件的。”教師的法治精神是推動教育法治化進程的源動力。中國有幾千年的專制傳統。從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演譯下來的中國現代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重人治輕法治的傳統習慣，現行教育管理中人治的現象仍較為普遍，如果再不強化法制宣傳和普法教育，教師隊伍的法治精神就無從談起，依法治教就難以實現。因此提高教師隊伍的教育法律素質，培育法治精神是依法治教的一項基礎工程，是依法治教的奠基石。

對于教育活動基本的倫理規范地遵守，在我國，長期以來主要通過《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范》來約束教師的行為。而對于這些規范與教師個體及專業團體本身“德一福”一致的關系缺乏起碼的確認。《規范》中更多的是教師的義務，而“教師專業生活和基本權利更需要有專業的道德規范給予保障。以確保教師在行使專業權利時免受非專業人士非理性指責與侵犯。”隨著教育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相關的法律出臺，不僅是對教師，更是對全社會的人對于教育領域的倫理規范地遵守，提供了基本的要求和底線。教師教育法律素質的提高，不僅在于他們能夠按法律的規定遵守基本的倫理規范，履行自己的義務；更在于能夠主張自己的基本權利，享受幸福人生。

為準確把握教師教育法律素質的內容，確立合理的概念維度，筆者以法律素質的理論抽象性、內容涵蓋性、形式穩定性為坐標，將教師的教育法律素質分為三個層次的內容：教育法律知識、法律意識和法律行為，又在每一個層次中確定了不同的層次結構。

一、教育法律知識

知法是教師守法、用法和護法的前提條件。法治國家是法律主治而不是權力主治的國家，是法律操作者主導而不是行政官僚主導的國家。同理，以法治教意味著教育正進入法律調節領域，是用法律管理、規范教育活動或教育行為，解決教育領域的矛盾和糾紛，更多的是依靠法治而不是人治。西方社會幾百年的法治實踐經驗和中國二十多年的教育法治建設里程表明，依法治教需要執法公仆，更需要護法、守法的廣大教師這要求廣大教師首先要知法、懂法，在此基礎一L人們才能真正運用法律武器，參與教育教學管理和實踐。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勇于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自覺維護法律的尊嚴。

二、教育法律意識

法律意識是人們對法律規范的接受和認可程度，包括人們對法律的評價、態度、關注和期待，換句話說，法律意識就是法律知識在人們心中的內化。作為一種自覺的精神力量，公民法律意識的社會作用是巨大的。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識，是法制建設內在的精神支撐，是法制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法治建設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在依法治教的歷程中，教育法律規范的貫徹程度和效果依賴于教育法律關系主體的法律意識，良好的教育法律意識是教師自覺、自愿守法的內在基礎。完善教育法制是實行以法治教的前提。但依法治教的實現必須建立在教育法制發揮作用的基礎上。良好的教育法律意識能推動教師自覺守法。教師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識，才能使守法由國家力量的外在強制轉化為教師對法律的權威以及法律所含的價值要素的認同，從而嚴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權利和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權利和自由，積極尋求法律途徑解決糾紛和爭議。自覺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和利益，主動抵制破壞法律和秩序的行為。同時，良好的法律意識能驅動教師理性守法，實現法治目標。理性守法來自以法律理念為基礎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認知。據此，又可將教師的教育法律意識分解為法律態度、法律評價、法律關注和法律期待四個層次。法律態度是指教師在教育法律認知的基礎上對教育法律所持有的情感，它是教師對法律直觀的體驗感受。法律評價是指教師依據某種理性的標準，對教育法律的好與壞所做的價值判斷，它是教師對教育法律的理性評價。法律關注是指教師對當前的焦點教育法律問題和熱點教育法律問題注意留心的程度，它反映了教師主觀上參與法制建設的程度。法律期待是指教師對教育法律制度進一步改革、完善的期盼和希望，它反映了教師對未來教育法制建設走向和趨勢的期望。

三、教育法律行為

法律行為是指具有法律意義的一切合法行為。在以法律為主體的現代社會中，每個人的行為在受到法律約束的同時，也受到法律的保護。不管是法律制約功能，還是法律的保護功能，都存在一個如何最有效地實現法律規則的問題。任何法律不過是一定行為規則而已，規則是法律的存在形式，行為是法律的調整對象。離開了法律行為，法律的意義就無法確定。美國著名的法學家勞倫斯·弗里德認為：“我們一直花費很多時間研究法律規則及其結構，以制定和執行規則。但需要強調指出，法律系統并非僅指規則及其結構。在任何法律系統中，決定性的因素是行為，規則不過是一堆詞句，結構也不過是被遺忘的缺乏生命的空架子。除非我們將注意力放在被稱之為法律行為的問題上，否則就無法理解任何法律系統，包括我們自己的法律系統在內。”法律僅是紙上的規定，要轉化為社會的現實，必須依賴法律行為。法律行為既是法律調整的對象，也是法律調整的手段。沒有作為法律調整對象的法律行為，法律就會毫無實際意義；沒有作為法律調整手段的法律行為，法律就無法貫徹實施，就無法實現自己的意義。

篇2

究其原因，蓋文學作品表現的是人類的生活和情感，人性的精髓因民族、地域、文化傳統所產生的差異也許可以忽略不計，翻譯高手能夠從語言文字中提煉出人類感覺的共同“精魂”，“投胎轉世”之后，語言習慣的差異便通過翻譯家的再創作“化”之而去，出落的是“依然故我”的仙女。然而法律概念是法律制度的載體，翻譯往往是從無到有的過程。用目的體系（本土的）法律術語對譯出發體系（比如英美的）法律術語，意味著把不完全相同的兩種制度牽強地疊合在一起，即使二者所代表的制度內涵有著共同的“精魂”，但細微的差別也可能影響移植制度的功能。當然，如果立法者的本意是要用本土的制度“化”掉本源的制度，著意把出發制度的內涵植入目的制度，又另當別論。但許多情況下并非如此，象《海商法》這樣一部強調保持淵源制度完整體系的法律，法律術語之間的差異一旦“化”掉，就無法實現法律規范的功能和法律移植的目的。[3]

我們不妨剖析一個《海商法》制度“海上貨物留置權”為例，分析Possessory Lien，[4]翻譯方法如何給法律概念解釋造成困惑，由此看出法律術語翻譯方法在以法律移植為主要立法淵源的我國具有怎樣特別的意義。這一問題至少在具體學科的比較法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夠重視。

一、海上貨物留置權產生背景和由此引出的法律解釋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開創了我國將國際公約直接變為國內立法方式上的先例，并且成為我國大陸第一部系統引進英美法制度的立法。這一立法特色對海商法中的概念界定和制度內涵的解釋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從法律結構上看，《海商法》幾乎全部是對國際公約或構成國際航運慣例重要組成部分的國際標準合同形成的。由于公約的邏輯結構十分嚴密，加之公約淵源于英美法，概念、制度自成體系，與隸屬大陸法傳統的我國一般民商法體系難以融合，故只能采取整章移植國際公約或國際標準合同的方式，構成我國《海商法》各章的內容。如涉及本文討論的海上貨物留置權的兩章內容，分別為第四章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第六章船舶租用合同，第四章是移植《海牙公約》、《海牙—威斯比公約》及《漢堡規則》的內容，只是根據我國的航運政策進行了取舍，具體規范結構則是翻譯原文；第四章中“航次租船合同”一節還參考了國際標準合同如使用率較高的“金康”合同（GENCON）；第六章主要是參照幾個國際標準合同制定的[5].

由這種移植方法所形成的我國海商法概念獨具特色――公約或標準合同中的概念按照其在本章中的特定含義翻譯，《海商法》各章的概念涵義都在本章中加以解釋，同一中文法律術語并不要求其涵義在整部法律中是一致的，相應地，同一英文法律術語的多個涵義則在各章中分別被譯成不同的中文概念，某些英國制度的分支概念被譯成不同的中文后甚至代表互不相干的制度。例如Lien是英國法中重要的財產擔保制度，我國傳統中譯為“留置權”，但它的內涵為“優先權”，遠遠大于我國“留置權”概念[6]，其中包括Possessory Lien、Maritime Lien和Equitable Lien（衡平法留置權）[7].Maritime Lien是Lien制度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國民商法中沒有對應的術語，《海商法》第二章采用文義譯法直譯作“船舶優先權”[8]，譯出了Lien的“優先權”含義――優先權毋須占有標的物，而直接依法律規定的受償順序從標的物中優先于其他債權獲得清償；而Possessory Lien在在英國財產擔保法中是基于合法占有（留置）標的物而取得優先受償權，這一制度與我國民事留置權制度的功能有諸多方面相似（而不是相同），按本義譯出為“占有留置權” （或“占有優先權”）， 而按照我國民事“留置權”的特征解釋，留置權本身就是一種以“占有”為前提而產生和存在的權利，因而翻譯者為了避免同義重復，去掉了“占有”二字，成為《海商法》第四章中的“留置權”[9]，亦即本文所討論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如此以來，在對法律規范進行比較法解釋和比較法研究時至少引起了兩個問題：

（1）同源于英國法中的Lien制度體系的海上貨物留置權與船舶優先權在我國海商法中卻變成了兩個互不相干的制度――Maritime Lien在我國作為船舶“優先權”構成獨立的制度體系，Possessory Lien作為我國的海上貨物“留置權”成為我國民事留置權的一個分支。原有Lien制度體系下的兩個分支概念之間以及分支概念與總概念之間的內在聯系被完全切斷了。不只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在譯為英文本時，把“船舶優先權”被譯作priority（而不是其原始術語[10] Maritime Lien），進一步切斷了以英文詞義為線索回溯到出發體系中去尋找制度淵源關系的途徑。

兩大法系的留置權制度與各自體系內的優先權制度密不可分、協同作用，在功能設置上此消彼長、相互彌補，共同調整海上貨物運輸關系，擔保承運人和船舶出租的債權實現，構成完整的制度總和。而僅就留置權制度而言，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在兩大法系海商法律制度中，優先權制度與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是密切相關、協同作用的，二者功能互補，此消彼長，各國對于單一制度的設置各不相同，甚至名稱都不盡一致，但的功能之和卻大致相同[11].因此研究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時必須同時研究各國的優先權制度，否則無法知曉各國在保護海上貨物運輸法律關系中的債權人的制度。《海商法》在制度移植中卻由于翻譯方法問題切斷了英國法中具有明顯聯系的兩個法律術語所代表的制度之間的聯系。

篇3

究其原因，蓋文學作品表現的是人類的生活和情感，人性的精髓因民族、地域、文化傳統所產生的差異也許可以忽略不計，翻譯高手能夠從語言文字中提煉出人類感覺的共同“精魂”，“投胎轉世”之后，語言習慣的差異便通過翻譯家的再創作“化”之而去，出落的是“依然故我”的仙女。然而法律概念是法律制度的載體，翻譯往往是從無到有的過程。用目的體系（本土的）法律術語對譯出發體系（比如英美的）法律術語，意味著把不完全相同的兩種制度牽強地疊合在一起，即使二者所代表的制度內涵有著共同的“精魂”，但細微的差別也可能影響移植制度的功能。當然，如果立法者的本意是要用本土的制度“化”掉本源的制度，著意把出發制度的內涵植入目的制度，又另當別論。但許多情況下并非如此，象《海商法》這樣一部強調保持淵源制度完整體系的法律，法律術語之間的差異一旦“化”掉，就無法實現法律規范的功能和法律移植的目的。[3]

我們不妨剖析一個《海商法》制度“海上貨物留置權”為例，分析Possessory Lien，[4]翻譯方法如何給法律概念解釋造成困惑，由此看出法律術語翻譯方法在以法律移植為主要立法淵源的我國具有怎樣特別的意義。這一問題至少在具體學科的比較法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夠重視。

一、海上貨物留置權產生背景和由此引出的法律解釋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開創了我國將國際公約直接變為國內立法方式上的先例，并且成為我國大陸第一部系統引進英美法制度的立法。這一立法特色對海商法中的概念界定和制度內涵的解釋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從法律結構上看，《海商法》幾乎全部是對國際公約或構成國際航運慣例重要組成部分的國際標準合同形成的。由于公約的邏輯結構十分嚴密，加之公約淵源于英美法，概念、制度自成體系，與隸屬大陸法傳統的我國一般民商法體系難以融合，故只能采取整章移植國際公約或國際標準合同的方式，構成我國《海商法》各章的內容。如涉及本文討論的海上貨物留置權的兩章內容，分別為第四章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第六章船舶租用合同，第四章是移植《海牙公約》、《海牙—威斯比公約》及《漢堡規則》的內容，只是根據我國的航運政策進行了取舍，具體規范結構則是翻譯原文；第四章中“航次租船合同”一節還參考了國際標準合同如使用率較高的“金康”合同（GENCON）；第六章主要是參照幾個國際標準合同制定的[5].

由這種移植方法所形成的我國海商法概念獨具特色??公約或標準合同中的概念按照其在本章中的特定含義翻譯，《海商法》各章的概念涵義都在本章中加以解釋，同一中文法律術語并不要求其涵義在整部法律中是一致的，相應地，同一英文法律術語的多個涵義則在各章中分別被譯成不同的中文概念，某些英國制度的分支概念被譯成不同的中文后甚至代表互不相干的制度。例如Lien是英國法中重要的財產擔保制度，我國傳統中譯為“留置權”，但它的內涵為“優先權”，遠遠大于我國“留置權”概念[6]，其中包括Possessory Lien、Maritime Lien和Equitable Lien（衡平法留置權）[7].Maritime Lien是Lien制度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國民商法中沒有對應的術語，《海商法》第二章采用文義譯法直譯作“船舶優先權”[8]，譯出了Lien的“優先權”含義??優先權毋須占有標的物，而直接依法律規定的受償順序從標的物中優先于其他債權獲得清償；而Possessory Lien在在英國財產擔保法中是基于合法占有（留置）標的物而取得優先受償權，這一制度與我國民事留置權制度的功能有諸多方面相似（而不是相同），按本義譯出為“占有留置權” （或“占有優先權”）， 而按照我國民事“留置權”的特征解釋，留置權本身就是一種以“占有”為前提而產生和存在的權利，因而翻譯者為了避免同義重復，去掉了“占有”二字，成為《海商法》第四章中的“留置權”[9]，亦即本文所討論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如此以來，在對法律規范進行比較法解釋和比較法研究時至少引起了兩個問題：

（1）同源于英國法中的Lien制度體系的海上貨物留置權與船舶優先權在我國海商法中卻變成了兩個互不相干的制度??Maritime Lien在我國作為船舶“優先權”構成獨立的制度體系，Possessory Lien作為我國的海上貨物“留置權”成為我國民事留置權的一個分支。原有Lien制度體系下的兩個分支概念之間以及分支概念與總概念之間的內在聯系被完全切斷了。不只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在譯為英文本時，把“船舶優先權”被譯作priority（而不是其原始術語[10] Maritime Lien），進一步切斷了以英文詞義為線索回溯到出發體系中去尋找制度淵源關系的途徑。

兩大法系的留置權制度與各自體系內的優先權制度密不可分、協同作用，在功能設置上此消彼長、相互彌補，共同調整海上貨物運輸關系，擔保承運人和船舶出租的債權實現，構成完整的制度總和。而僅就留置權制度而言，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在兩大法系海商法律制度中，優先權制度與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是密切相關、協同作用的，二者功能互補，此消彼長，各國對于單一制度的設置各不相同，甚至名稱都不盡一致，但的功能之和卻大致相同[11].因此研究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時必須同時研究各國的優先權制度，否則無法知曉各國在保護海上貨物運輸法律關系中的債權人的制度。《海商法》在制度移植中卻由于翻譯方法問題切斷了英國法中具有明顯聯系的兩個法律術語所代表的制度之間的聯系。

（2）相似而不相同的兩種制度??英國法中的占有留置權與中國法中的留置權制度??之間的差異隨著“占有”二字的省略而被抹去，作為淵源制度的英國占有留置權制度被賦予了目的體系中國民事留置權制度的全部特征，這成為長期以來我國研究、解釋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概念時套用民事留置權法律特征的根源。其實，兩類“留置權”存在著許多差異：民事留置權制度淵源于大陸法系擔保制度，而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淵源于英美擔保法制度。突出的問題是，英國法中的占有留置權制度以合約留置權為主體，法定留置權只是一種對于法律主體和法律關系適用范圍很小的補充性權利；而大陸法的留置權制度以法定為重要特征之一，不允許自行約定留置貨物。在海上貨物留置權被強加以民事留置權特征之后，這種差異成為法律適用中的最大難題。比如提單中大量存在的留置權條款的效力如何認定，成為司法實踐中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否定合約留置權的判決一再受到航運界振振有詞的質疑，[12]相比之下，司法部門的論證在邏輯矛盾中顯得有些乏力，比如一面在文章的開頭“海上貨物留置權的法律特征”的命題下否定約定留置權的效力，一面又用文章的主要篇幅討論英美合約留置權條款的內容及其約束力。[13]另一種肯定約定留置權效力的論證是依據民法學關于大陸法系“物權性留置權”與“債權性留置權”劃分的理論，把“債權性留置權”與合約留置權混為一談。[14]可見以大陸法留置權理論解釋淵源于英美法的概念只能削足適履。

《海商法》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的規定只有三條，本身并沒有肯定或否定合約留置權的效力，留置權的成立要件、留置權的行使方式、以及留置權與訴前扣貨的關系問題等等，界定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的特征依賴于對海上貨物留置權概念的解釋，而解釋的方法卻全依賴于法律原理??究竟選擇我國民事留置權理論抑或適用英美擔保法理論作為解釋海上貨物留置權概念的依據，成為實踐和理論都無法回避的問題。

二、法律術語的翻譯方法及其對于法律解釋的意義

法律術語的翻譯在法律移植中的意義遠非文字技巧問題，它直接決定法律概念能否作為制度移植的載體，準確、完整地傳達立法者移植某項制度時的意圖，換言之，能否按立法意圖繼受外國法律規范的內涵，充分體現其制度功能，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翻譯方法。所以港臺民商法專家對于法律術語特別是英美法術語的翻譯方法都十分重視。綜合起來大概分為兩大派論：

從事大陸法學民商法研究的學者認為，“應將英美法之概念用語，納入我國既有之法律體系，使之與現行法概念用語相契合。”[15]主張將出發體系概念所代表的功能相同或相近的制度統一用目的體系的相應概念來表示（本文稱之為“制度功能對譯法”或“功能譯法”）。

從事英美法研究的學者則認為，“憑一兩個相同的地方把一個法律體系的術語與另一個法律體系的術語劃上等號，很容易把術語在一個體系的意義帶入另一個體系里去”，主張“只有當兩個概念之間的差異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具重要意義時才可以劃上等號，否則寧可生造詞語。”[16]（本文稱之為“概念內涵直譯法”或“文義譯法”）

《海商法》移植Lien制度時實際上分別采用了上述兩種不同方法進行翻譯??把Maritime Lien譯作船舶“優先權”采用的是文義譯法[17]，反映了出發概念自身的內涵；而把Possossory Lien譯作“留置權”，采用的是功能對譯，亦即出發概念所代表的制度與目的體系中的某一制度具有相同或相似功能時，直接用目的體系中的相應概念來代替出發。如果按文義譯法直譯，則possessory Lien應譯為“占有優先權”或“占有留置權”。（總概念Lien可譯作“優先權”或留置權）。這種在同一部法律中采用兩種不同方法翻譯同一體系的分支概念的作法，進一步增加了進行比較法解釋時尋找法律制度源頭的難度。

筆者認為，功能對譯法的弊端在于，它把一個體系中的術語的內涵強加于另一個體系的術語內涵之中，或者導致出發概念內涵的遺落，或者導致其內涵的增衍，實際上造成對所移植制度規范的任意縮小解釋或擴大解釋。所以，文義直譯法更符合法律術語翻譯的內在要求，能夠盡可能客觀地表達概念所代表的制度內涵。象“優先權”（ Lien）這樣的概念，我國現行普通民事法律體系中并沒有相應制度，采用直譯生造詞語反而提供了尋找法源的線索，我國司法實踐中對于如何適用“船舶優先權”制度的討論普遍從英美法制度中去尋找解釋依據，在比較法研究方法上沒有分歧，這與術語翻譯保持了英國制度的原貌是分不開的；而屬于同一制度的Possossory Lien（占有優先權）由于按功能對應譯為我國已有固定內涵的 “留置權”，因而順理成章地被納入我國留置權制度體系，海上貨物留置權變成為我國民事留置權中的特殊制度，從而改變了這一制度與母體的淵源關系，進行比較法解釋時常常陷入異化概念的陷阱找不到出口，在信息不全情況下司法實踐中只能套用我國留置權概念特征去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其牽強附會已如前述，直接影響對規范內涵的理解和制度功能的發揮。比如根據我國民事留置權理論，留置權是法定擔保物權，因而不承認約定留置權的效力。如果適用民事留置權的法律特征來界定海上貨物留置權，認定海上運輸合同中約定留置權的效力就缺乏法理依據，然而在海事審判實踐中扣貨的依據恰恰是提單的留置權條款，對留置權法律規范中所確定的留置權成立條件加以解釋時，也又能不適用英美法中合約留置權理論，包括對留置權條款進行解釋的合同解釋理論。

當然，采用何種方法翻譯要視具體情況而定，王澤鑒反對“個別法規定之基本概念皆因循其所繼受國家之法律理論”，主張“設法使之與整個體系相配合，融為一體” ，也是為了使法律的有機體內“部分與整體調和，以實現其規范之功能”[18].從前面介紹的《海商法》立法背景來看，我國海商法移植追求的是海商法制度自成體系，甚至各具體制度自成一體，因而其中的個別概念若要“與整個體系相配合，融為一體”，應當首先考慮與海商法的相關制度相協調，由此構成完整的功能體系。如果為了與本國既有的民商制度概念一致而牽強地采取概念對譯，則破壞了《海商法》內的部分與整體的調和關系，影響法律規范功能的實現。

無論我們如何選擇翻譯方法，法律概念作為“部分”都難以同時兼顧與本源制度體系的“整體”和本土制度體系的“整體”協調關系，所以，討論法律術語的翻譯方法對于法律解釋和理論研究的意義主要在于，當我們對移植的法律術語及其代表的法律制度進行解釋時，切不可忘記這些術語并不一定反映了制度的原貌，術語的內涵有時只是由翻譯者確定的。表面上完全相同的概念所代表的制度可能不完全相同；而表面上毫不相干的概念之間實際上卻存在著某種制度聯系。所以即使主張把英美法術語納入我國概念體系的學者，也特別強調要“通過解釋途徑”，否則會造成望文生義，穿鑿附會。這一點，在解釋主要通過翻譯所產生的《海商法》時應受到格外的重視。換一個角度說，如果在法律適用和理論研究中都時時意識到這個問題，那么，討論使用什么方法來翻譯法律術語的問題也就沒有意義了，因為術語本身不過是一種文字符號而已，它并不等于法律制度本身，制度的內涵是通過解釋途徑附于這個符號之上的。

三、“概念還原解釋法”?? 海上貨物留置權解釋方法的一個啟示

盡管法律術語的翻譯作為法律制度移植的方法具有內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其所代表的法律制度在移植中可能經常發生增衍或遺漏，然而，只要法律移植仍是我國生產法律的主要方式，我們就別無選擇。彌補這種缺陷的途徑是比較法解釋。比較法解釋的目的就在于“將外國立法例及判例學說作為一種解釋因素，以求正確闡釋本國現有法律規范之意義內容”。[19]筆者主張，在進行比較法解釋的過程中，應當深入分析和認識我國法律制度與所繼受的外國立法例之間的淵源關系，把特定概念的內涵及其法律特征還原到所繼受的該外國法中，以最大限度地尋求對法律概念作出準確、完整、合乎邏輯的比較法解釋。這種解釋方法本文稱之為“概念還原解釋法”。采用這一解釋方法，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的概念特征與制度功能之間的諸多矛盾都得到了合理的解決。

運用“還原解釋法”的第一步，是準確無誤地找到法律概念賴于產生的“祖籍”。在許多情況下這并非一件直截了當的事情。如前所述，《海商法》的立法背景為追索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的淵源提供了一個路徑。然而，即使海商法全部是從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移植而來，這些公約和慣例卻是兩大法系各國制度長期博羿、借鑒和融合的結果，僅就具體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而言，如何能確定它淵源于英國財產擔保法中的而不是大陸法系的擔保物權制度呢？從法律文本中找不出任何線索，所有的線索都在翻譯中被切斷了（已如前述）。這個答案只能通過對公約、英國擔保法和大陸法系擔保法中的“留置權”制度進行比較，找出與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規定最相近的制度。

經對公約與英美海商法制度比較，筆者看到，海運公約和慣例基本上是英美等海運大國海商法制度的翻版，至少在技術結構和法律體系上如此。為遵從國際法規則，公約成員國都會以不同的立法形式把國際條約的內容納入內國法律制度體系，非成員國的海商法制度與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的聯系往往也比與本國普通民商法制度體系的聯系更為密切，國此各國海商法成為一個相對封閉的獨立體系，即使在海商法制度與本國民商法制度整合得較好的大陸法各國，在研究海商法制度時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英美法理論。雖然這已成為常識，然而在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與淵源于大陸法系的民事留置權具有共同的法律特征的情況下，筆者得出這種結論需要拿證據才能服人。

面對如何協調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與本國民商留置權制度的關系問題，筆者研究發現，實行民商分立的大陸法各國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都與本國民事留置權制度都大相徑庭，而且就功能（而不是概念）而言，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實際上是由“留置權”概念下的同時履行抗辯權制度[20]和不同名目下的優先權制度[21]共同構成，亦即大陸法各國將英美法Possossory Lien（占有優先權或占有留置權）制度分解為留置的權利和優先受償的權利和兩個功能互補的制度，從而把英美法制度（而不是概念）納入本國民、商法體系，使之與本國既有的概念和制度相契合，但在法律用語上，幾個國家都避免直接稱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為“留置權”或“優先權”（這樣就避免了前文所說的術語對譯造成的概念內涵增殖或遺落的缺陷），只是具體規定了海上貨物運輸債權人如何通過占有標的物獲得優先受償的權利。這一信息進一步排除了用民事留置權特征解釋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概念和制度的合理性。與我國大陸同樣實行民商合一體例的臺灣，是采用“特別留置權”制度來解決這一問題的。臺灣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屬于特別留置權，與普通民事留置權之間具有巨大差異 .[22]國內學者習慣于引用臺灣學者的觀點作為論證依據，對于臺灣的特別留置權不可不特別留意。盡管我國理論界主流意見趨向民商合一，但海商法制度相對于國內其他民商法的獨立地位已如前述。

《海商法》關于承運人的貨物留置權制度的規定采用的是“金康”合同格式，其中的“留置權”特征與英國法Possossory Lien制度的特征一樣，所列舉的留置權項目包括運費或租金、共同海損分攤、滯期費、承運人為貨物墊付的必要費用，以及應當向承運人支付的其他費用，其范圍大于大陸法各國海上貨物留置權的范圍[23]，而囊括了合約留置權中任何可能產生的費用；從《海商法》條文的內容來看，留置權的實現須經法定程序而不得自行變賣，這一明確規定反映了英法“占有優先權”效力特征；從留置權與訴扣貨兩項制度的關系來看，體現了“占有優先權”與“衡平法優先權”制度功能互補的特點。整個海上貨物留置權規范無不滲透著英美法Possessory Lien制度的特征，換言之，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整合了大陸法海商法以“留置權”制度和優先權制度共同承擔的功能。由此可以確信，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與英美法占有留置權同源，與淵源于大陸法留置權制度的我國民事留置權制度有著不同根系。

把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概念還原為Possossory Lien，從英國財產擔保法中尋找解釋這一制度特征的理論，實踐與理論的邏輯矛盾就得到合理的解決：

（1）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的性質和留置權條款的效力問題。

在英國法中，Possossory Lien 既可依法律規定而產生，也可依合同約定而產生。普通法規定的留置權（即法定留置權）不僅在范圍上小于合約留置權，而且適用條件限制很多。就二者的效力而言，法定留置權只是作為當事人之間關系或他們之間交易定情形下的默示條款或法律后果。所以只有合同沒有約定或沒有相反約定的情況下，才起作用。亦即，約定的留置權效力優先，普通法留置權為補充性或選擇性的權利。因此，我們不必借助大陸法留置權理論，依“法定擔保物權”說否定合約留置權的效力或以“債權性留置權”為佐證肯定合約留置權的效力，而應當依據英美法的合同解釋規則確認留置權條款的效力，“概念還原解釋法”為這種實踐提供了理直氣壯的根據。

（2）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的成立要件和行使方式問題。

P>

《海商法》規定了兩類不同的貨物留置權：承運人的貨物留置權和船舶出租人的貨物留置權，它們分別源于Possessory Lien中的“特別（占有）留置權”（Special Lien，或“特別占有優先權”） 和“一般（占有）留置權” （General Lien，或“概括留置權”，“一般占有優先權”）[24].這兩種貨物留置權的效力規范[25]、成立要件及行使方式都不相同，這一重要問題在海上貨物留置權研究中被忽略，是不了解二者的淵源制度所致。

作為承運人留置權淵源的特別留置權與我國民事留置權制度相似，是指留置權人扣押占有某項財產直到該特定財產所生費用全部清償為止的權利。這解釋了我國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承運人留置權成立的條件??留置權人只能就留置物產生的費用留置該特定財產，卻并不必問該財產的所有人（貨主）是誰。同時，特別留置權不含有債權人出賣標的物的權利，只有當制定法明文規定的情況下，留置權人才可以按規定的程序出賣留置物，這為解決我國承運人行使貨物留置權的方式問題找到了依據；留置權與法院扣貨之間的關系也從中找到了答案??在英美法中，通過申請扣押把留置權轉移給海事法官的做法，是行使留置權的主要方式，也是實現優先請求權的唯一方式。留置權僅僅是一種抗辯權，法院扣押貨物所實現的是優先權，這一優先權因留置權人占有標的物而取得，但海上貨物留置權人不能象民事留置權人那樣自行處理留置的財產，而只能通過司法扣押拍賣標的物而實現其優先受償的權利。

一般留置權則是為了擔保一般債權而設置的擔保，更類似于我國的質權。根據一般占有優先權，留置的財產可以不是留置請求權的標的，它可以基于行業慣例產生，也可基于雙方認可的持續性先例而確定，還可以由雙方在合同中明確加以規定。我國船舶出租人行使留置權必須以貨物為租船人所有，卻不以置于船上的貨物為產生請求權的標的物為限，即源于此。

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的其他一些爭論不休的問題，運用“概念還原解釋法”，把翻譯過來的“留置權”概念還原到它基于產生的制度土壤中去，都能獲得完整、合理的解釋。索本求源不僅適合于解釋象海上貨物留置權這樣處于兩大法系夾縫中的概念，也不僅僅對于象《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這樣一部典型地成體系移植的法律的解釋具有意義，筆者相信，作為比較法解釋和比較法研究的一種思維方式，“概念還原解釋法”對于由移植產生的所有法律概念的解釋都是一種啟示。如果運用這種比較法解釋方法通過統一的司法解釋把概念的內涵加以確定，會避免實踐中的大量爭議而在許多問題上實現司法統一。

「注釋

[1] 載于《北大法律評論》第2卷第1輯，轉載于《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0年第6期。

[2] 錢鐘書：《林紓的翻譯》，載于《錢鐘書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269頁。本段加引號的部分都是錢先生描述文學作品翻譯的“化”境時使用的詞匯。

[3] 各國海商法都極少照顧與本國其他法律之間的銜接，因為海商法主要由航運慣例構成，國際一體性很強，在各國國內法體系中都處于相對獨立的地位。

[4] 《海商法》中譯為“留置權”， 用于指稱我國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筆者主張按字義翻譯為“占有留置權”，本文后面將用重要篇幅專門介紹《海商法》譯法的由來和筆者譯法的理由。

[5] 這一部分內容參見郭日齊：《我國＜海商法＞立法特點簡介》，載于《〈海商法〉學習必讀》，交通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頁。作者是制定、頒布《海商法》期間國務院法制局顧問。

[6] 考證這兩項制度之間的關系真是煞費苦心，因為我國海商法論著一般只有關于Maritime lien 的介紹，Possessory lien在英國海商法中主要由合同約定，適用各種國際標準合同，很少有海商法理論對于Lien制度進行系統討論；而我國民事留置權理論又幾乎不介紹英美留置權Possessory lien制度，個別提及這一制度的文章對英美留置權制度的功能也有嚴重誤解。例如用英國學者Treital的觀點??“留置權可以填補國內時履行抗辯適用范圍的有限性所留下的空白”，來說明我國留置權與同時履行抗辯權適用范圍上的差異（參見王利明：《民商法理論與實踐》，吉林人民出版社，第278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研究大陸法為主的我國民法學界對于英美法留置權和優先權制度的陌生。實際上，Treital 所指的留置權正是英國法中Lien，英國法的這項擔保制度具有多重功能，《布萊克法律辭典》（Black‘s Law Dictionary）列舉了Lien的9個內涵，其適用范圍比同時履行抗辯權廣泛得多；而大陸法系的情況恰恰相反，同時履行抗辯權的適用范圍要比留置權廣泛。本文主張在研究以移植英美法為立法資源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時，盡可能深入探究兩大法系在相同的“留置權”概念的標簽下隱藏的制度差異。

[7] 關于英國優先權和留置權的介紹參見董安生：《英國商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449頁；司玉琢：《優先請求權·時效·碰撞責任限制》，大連海運學院（內部發行），第55頁；司玉琢：《新編海商法學》，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頁。

[8] 朱曾杰：《關于＜海商法＞第二章》，載于《〈海商法〉學習必讀》，第54頁。作者解釋，按傳統通譯法譯為“海上留置權”，多數專家現在認為不恰當，譯為“優先權”是按字義譯出的。另參見徐新銘：《船舶優先權》，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頁。作者在書中列舉Maritime lien的許多譯法：海事優先權、海上留置權、海上優先請求權、船舶優先請求權、船舶優先權，等等。

[9]參見司玉琢主編：《新編海商法學》，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頁。

[10]筆者原系海事法院法官，了解到最高法院交通審判庭和海商法專家對這種譯法普遍給予批評，但尚未見對這一術語見諸文字的討論。

[11] 海上貨物留置權與優先權制度的功能互補關系，在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比較研究中也沒有給予充分注意，這一問題筆者將在另文發表的畢業論文的第二部分《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的功能比較研究》中詳述。

[12] 參見徐霆：《淺析提單與租船合同的留置權條款》，載于《中國海商法協會通訊》，1996年3月刊；湯凱：《論海上貨物留置權》，載于1991年《中國海商法年刊》，第208頁；?（香港）陳承元：《承運人之留置權》，載于《國際海商法律實務》，郭國汀主編，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頁。司法部門也有個別文章贊同這一觀點，見伍治良：《淺論海上貨物留置權》，載于《海事審判》1998年第4期，作者是某海事法院海商庭庭長。

[13] 參見傅緒梅：《中國海商法詮釋》，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頁，作者是前任最高法院交通審判庭庭長；同時參見金正佳等：《海上請求保全專論》，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第178頁，作者是某海事法院業務院長。他們的觀點在司法實踐中具有很大權威性。?

[14] 劉志文：《論我國海上貨物運輸中貨物留置權的性質及其影響》，載于《中國海商法年刊》，1995年卷，第161頁。

[15] （臺）王澤鑒：《附條件買賣買受人之期待權》，《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一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頁。

[16] （港）何美歡：《香港合同法》（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頁。

[17] 朱曾杰：《關于＜海商法＞第二章》，載于《〈海商法〉學習必讀》，第54頁。作者解釋，按傳統通譯法譯為“海上留置權”，多數專家現在認為不恰當，譯為“優先權”是按字義譯出的。我國對大陸法系“留置權”概念的翻譯也采取了功能對譯法。

[18] 王澤鑒，上引書，第130頁。

[19]梁慧星：《民法解釋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頁234.

[20] 關于法國、德國“留置權”概念下的制度僅具同時履行抗辯權之功能，國內民法學界基本上沒有分歧；其實日本“留置權”概念下的制度功能與法國和德國差異不大。筆者主張對各國制度作功能比較而不是概念比較，亦即各國保護同一類法律關系的制度之功能設置上的異同，故在此不作“物權性留置權”與“債權性留置權”之劃分。日本學者林良平指出，“談論某種權利是物權或債權沒有意義最好是對債權利能夠發生什么樣的具體權利、發生那樣的權利是否妥當，作個別判斷”。（轉引自梁慧星、陳華彬：《物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頁）。對此筆者在畢業論文的第二部分以比較法學理論為據另有詳述。

[21] 法國為“特定動產優先權”、德國為“法定質權”、日本為“先取特權”。參見1966年《關于海上物運輸合同和租船合同的法國法令》第3條，《德國商法典》第397條、410條、614條、623條；《日本商法典》第753條、第757規定。

[22] 《臺灣民法典》第445條、647條、938條、960條、962條，《海商法》162條；另參見（臺）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下冊），第426頁。

[23] 德國的海上貨物留置權為“法定質權”，與約定質權的項目分開規定。

篇4

關鍵詞：法律意識；公民；生成；社會意識

中圖分類號：D92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07-0117-02

一、法律意識的概念分析

對一種事物或者現象的研究一般從其概念入手，分析其內涵本質及與其他概念的界限，以構建邏輯的合理性，也為學術的交流探討提供一個共同的平臺。

法律意識作為社會意識的一種，是人們對法的情感、理性、意志和信念等各種心理要素的有機綜合體，受文化等多種因素影響，并最終決定于社會的經濟基礎。關于法律意識的概念，《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是這樣分析的：“人們對于法（特別是現行法）和有關法律現象的觀點和態度的總稱，它表現為探索法律現象的各種學說，對現行法律的評價和解釋，人們的法律動機（法律要求），對自己權利和義務的認識（法律感），對法、法律制度的了解、掌握、運用的程度（法律知識）以及對行為是否合法的評價等。”我國學者對法律意識概念的界定各有自己獨到的分析，在沈宗靈教授主編的《法理學》中，對法律意識是這樣界定的：“法律意識是社會意識的一種特殊形式，是人們關于法律現象的思想、觀點、知識和心理的總稱”[1]。張文顯教授在其主編的《法的一般理論》中寫道：“法意識是與群體或個體（個性）心理特征相連的、人們關于法現象的認知、情緒和意志的總和，法意識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是法現象的特殊組成部分。”[2]劉金國和舒國瀅教授主編的《法理學教科書》對法律意識概念的表述更為具體：“它包括人們對法的本質和作用的看法，對現行法規的理解、要求和態度，對社會成員的法律權利和義務的看法以及人們的行為是否合法的評價。同時還包括人們法律知識的多少和法律水平的高低。”[3]

由此可知，法律意識是一個內容十分復雜、外延及其廣泛的法律現象，法律意識所體現的是社會主體對法律現象主觀的心理感受和認知狀況，是人們對法的各種心理要素的綜合體。法律意識有其豐富的內涵：

第一，法律意識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是一般社會主體對“法”這種社會現象的主觀把握。所謂社會意識，指的是人們對各種社會現象的本質、結構、功能和價值的認識、態度、情感等主觀反映。法意識是社會意識的一種，是人們對“法”這種特殊的社會現象的情感、認知、態度、信念等各種心理因素的總和。

第二，法律意識受到社會各種因素的影響，最終由社會物質條件決定。馬克思在其經典論著《序言》中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主體的主觀意識都由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并決定，作為社會意識一種的法律意識自然也不例外。當然，社會意識同樣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一個國家的政治模式、權力運行機制深刻影響著法律在整個社會調整體系中的地位，法律的功能、價值取向以及法律調整的社會效果，也直接決定著法律意識。與此同時，社會主體的一般法律意識也反作用于整個社會的民主和法治進程。

第三，法律意識具有多樣性和統一性的特征。由于個體的經歷，人格品質等對法律意識的形成有重要影響，因而法律意識具有個體性，這使法律意識在整個社會中呈現多樣性的特征。同時，不同主體相同的社會生活背景，類似的法律實踐經歷以及共同的利益需求，使法律意識在一定的范圍內或在一定的時期內有同一性和一致性。

二、公民法律意識的生成

（一）公民法律意識生成的途徑

簡單地說，公民的法律意識生成，主要有三種途徑，即內生型、外生型和混合型。舉例來講，歐洲現代法律意識的生成便是內生型。經過漫長而黑暗的中世紀，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歐洲迎來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洗禮，工業革命帶動生產力飛速發展，市民社會與國家分立，現代法律意識隨著市場經濟應運而生。西方社會的法律意識是其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內生型，正如哈耶克所說，是西方社會“自生自發”[4]的演化結果。相反，中國近代之始的現代法律運動則是典型的外生型。1840年，爆發，西方列強用炮艦打開了中國的國門，打破了國人天朝永固的夢想。一批有志之士開始認清形勢，拯救國家于危亡，他們積極學習西方的先進思想，西方法律思潮涌入中國。由此可見，近代中國法律意識產生之初，是在內憂外患不得不變的情況下，學習西方的結果。20世紀末，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經濟浪潮驚濤拍岸，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意識應運而生，與此同時，政府主導型的現在法治進程并未改變，國家通過引進、學習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規以推進市場經濟建設，現代法治與傳統法律文化的沖突此起彼伏。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公民法律意識的生成便是混合型，既有社會發展的內生需要，又有交流學習的引進。

（二）我國公民法律意識的生成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法治國家建設的日益推進，我國公民的現代法律意識逐漸生成，民主和法治不斷發展。同時，與改革開放相伴的是劇烈的社會轉型，社會轉型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其中的矛盾和沖突必不可少。我們要以此為契機，積極推進民主法治的建設，促進公民現代法律意識的生成，為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添磚加瓦。

第一，應樹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建立公民對法律的依賴感。我國公民法律意識的生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密不可分，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要求。現代法治是法律的統治，“它要求法律的權威高于任何個人的權威，法律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手段；要求法律適用上一律平等，堅決排斥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權；要求通過法律機制促進公民的權利，并且要創造一個正常的社會生活條件，使個人的合法愿望和尊嚴能夠在這些條件下得以實現。”[7]法律至上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表明法律在整個社會調整體系中處于最高地位，是評價主體合法性唯一也是最終的標準。為了實現社會正義、秩序等價值，宗教、道德、法律等調整手段在各自領域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而法律至上意味著法律是眾多調整手段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評價標準。法律至上意味著任何人都要服從于法律的權威，任何組織和個人都要在法律規定的框架內活動，權力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賦予，由法定的程序加以制約，任何組織和個人超越法律的行為都必須承擔責任。如此這般，法律的權威才能樹立，公民習慣于用法律的手段解決問題，現代法治的法律意識才能逐步生成。

第二，應當制定良好的法律，這是公民信任法律，樹立法律正義感的基礎。早在兩千多年前，西方先哲亞里士多德就提出：“法治應該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6]僅僅依靠強制力的后盾，法律不可能得到良好的實施，民眾對法律的信仰更無從建立。只有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良好法度，公民才能真心地認同法律，信仰法律，從而樹立對法律的正義感。“從內心深處產生積極的法律認同感，產生對法律的全面拜從的思想感情。只有這樣，才能在法律意識的現代化過程中形成以理性自律為基礎的法律激情，以激情的理性作為遵守和運用法律的直接心理基礎，進而形成理性認識和情感體驗相統一的現代法律意識。”[7]

第三，促進司法公正，以培養公民對法律的信任。公正是司法的靈魂。對于普通公民，司法活動與生活的聯系更為緊密。司法不公導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公民對法律失去信心，不再信任法律，從而尋求其他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這無疑是法治社會的巨大阻礙。“司法是正義的守護神，對司法績效的評價只能以正義為標準，或者正義為先。一旦義利倒置或者以利滅義，司法就會迷失自我，異變為功利的機器。”[8]推動司法體制改革，增強法官獨立性，加強監督，杜絕司法腐敗，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過程中必須做的事。

第四，持續推進普法教育，這是塑造公民法律意識的重要途徑。普法工作開展二十余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公民法律意識得到普遍的提高，權利意識日益增強。但是，受傳統文化、地域發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影響，普法教育工作仍然任重而道遠。比如在厭訟的法律心理長期影響下，我國公民普遍厭訴，有時寧愿放棄自己的權利，壓抑自己的合理需求，追求一種“和為貴”。受人治傳統的影響，民眾更愿意相信權力而不是法律，遇到問題先尋求“關系”，而不是依法辦事。我國地域廣闊，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分化嚴重，這使我國公民法律意識的發展也呈現不均衡的特點。針對這些問題，我們應加大對普法教育工作的投入，加強普法工作隊伍的培養建設，有針對性有重點地實施普法教育工作。在具體工作中注重實效，避免形式主義，讓普法工作對我國公民法律意識的提高，對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起到切實有效的推動作用。

三、結語

沒有與現代法律制度相適應的社會主體法律意識的支撐，法治社會的理想將永遠可望而不可即。為此，學者對法律意識的概念、特征、法律意識的生成模式和途徑進行了積極的研究探討，筆者在此基礎上也提出了自己膚淺的見解，以期為法治社會的建設作出哪怕是一絲一毫的貢獻，推動法治，任重而道遠，需要我們齊心協力，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1]沈宗靈.法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234-236.

[2]張文顯.法的一般理論[M].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233.

[3]劉金國，舒國瀅.法理學教科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468.

[4]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鄧正來，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5]公丕祥.當代中國的法律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77.

[6]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199.

篇5

關鍵詞企業管理法律意識油田企業

一、關于法律意識的有關概念解讀

根據相應的科學概念分析了解可知，法律意識主要指的就是，人們在日常的現實生活當中對于某些事物的一些感知上，或者情緒意識上的總和，這樣的思維意識也就被稱作為法律意識。但是在法律意識的概念理解當中，還需要注意的一點便是，整個法律意識應當要包括人們對于一些社會活動、生產與生活所展開的交往現象，并且通過科學的法律態度來展開實際上的認知以及感官上的評價，最終形成的最終意識也就可以直接有效的支配具體的行為。總體上來講，法律意識的概念簡單可以總結為，人們將自身融入到一種法律的世界和秩序當中，最終所產生的一種自覺性。但是通過對實際的情況展開科學的分析可知，目前我國的大多數企業員工在實際的工作當中相當的缺乏法律意識，存在著非常明顯的法律盲目性。實際的表現也就是，欠缺基本的法律知識以及法律情感，最終養成了一種極為不正確的法律意識觀念。雖然部分企業充分的意識到了這一點問題，也采取了相應的措施進行法律意識的提升，但是與當前先進的發達國家相比較而言，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與不足。因此，有關企業管理工作人員應當對此報以高度重視。

二、油田企業管理當中法律意識所起到的作用

（一）奠定良好的油田企業競爭市場環境

觀察當前實際的企業發展情況可知，目前我國的市場競爭當中，油田企業之間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并且在我國的市場經濟當中，還存在一部分的國外企業，它們非常明顯的搶奪了我國的大量客源。針對于這樣的情況來看，雖然說我國也采取了一定的科學措施來對這些問題展開有針對性的解決，但是在整體上并沒有起到一定的效果，許多地方的企業在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中，為了獲得應有的利益，仍然忘卻了自身法律意識的培養，最終也就采取了非法的手段展開競爭活動，更為嚴重的是某些企業在發展的同時就已經相對構成了一定的犯罪。正是因為這些問題非常的突出，所以也就對我國油田企業公平競爭的環境造成了不小的影響，而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措施便是大力培養企業管理過程中的法律意識，只有在管理過程中重視法律意識的培養，最終才能將整個市場競爭的環境重新的拉回到公平競爭上來。

（二）積極推動現代社會主義的建設發展

我國在漫漫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已經較為完整的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整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完全建立，其只是在不斷的朝著完整化的方向發展，而不斷的證據都在表明一個問題，那就是在社會主義的建設過程當中，始終都是離不開良好的法律意識的，這一點對于企業的發展來講尤為重要。法律意識在當前現代化的企業制度建設過程中，起到的是一種非常關鍵性的作用。當一個企業的員工以及相應的領導，都不斷的加強了自身的法律意識之后，在后續的管理工作當中，才能切實的讓法律的外在強制性轉變為內在的認可和價值的體現，企業在日常的管理當中才能根據法律的相應指標，正確的處理自身的責任與義務，最終使用合法的方式來有效的解決實際的問題和紛爭事件。這樣一來，整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設才算是真正得到有效建立。

（三）科學有效的解決企業的相應問題

眾所周知，企業在日常的運營管理過程中，難免會因為各種原因而出現一定的糾紛事件，而糾紛問題當中展現最為明確的就要當屬勞動事務糾紛。在勞動事務問題當中，多數情況下都是勞動合同糾紛為主，我們都清楚的明白勞動合同本身就是將法律法規作為最根本的依據的，從始至終都是按照強制性的規定展開規范。在絕大多數的企業當中，尤其是某一些小型企業并沒有按照法律來實行合同制，因此勞動雙方也就沒有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簽訂勞動合同，最終從本質上引發了糾紛事件。而細致分析勞動合同糾紛問題的實質可知，之所以出現這種問題的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在眾多原因當中最為關鍵的就是企業管理人士缺乏應有的法律意識，這一點再次證明了法律意識對于企業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為了避免這樣的問題再次發生，那么企業在日常管理工作當中，就應當切實的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識。企業管理除了勞動合同的問題之外，還存在著其他方面的問題，不論是何種問題，它的最終解決辦法都在于企業管理人士的法律意識得到提高。

（四）可以較好的督促企業合法的履行自身的責任與義務

相對于企業管理的領導來講，一旦整個法律意識都得到了全方面化的提升之后，相應的企業管理制度也能夠較為順利的制定出來，最終在企業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其才能不斷的依法履行自身的責任和義務，最終確保企業朝著科學化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對于企業當中的員工來講，憑借著科學的法律意識，之后企業才能更加有效的促進員工自覺的根據法律的條文規定，來履行好自身的權利義務，這樣反而更能促進自身價值的實現。所以，在企業管理當中切實培養員工的法律意識，是現實的要求，同樣也是時展的需要。

三、在油田企業管理過程中科學培養法律意識的措施

就實際情況研究可知，油田企業的管理活動主體始終都是領導機構以及工作人員，所以要想科學的提升企業管理過程當中的法律意識，那么最為關鍵的就是要從人員的法律意識層面入手，因為一旦相應的企業工作人員的法律意識得到提升之后，具體的油田企業管理工作也會呈現出法律性，最終促進企業不斷朝著科學長效化的方向發展。根據長期的工作經驗得知，相應的措施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三種意識應當牢牢的樹立在企業人員腦海當中

這里所描述的三種意識分別是依法辦理企業法律事務的意識、嚴格按照合同辦理事務的意識以及公平競爭的法律意識，我們可以從這三種意識當中非常明確的體會到，其已經貫穿到了企業的日常發展過程之中。對于依法辦企業的法律意識來講，有關企業工作人員應當明確的認識到，這一種法律意識的增強措施是企業管理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種體現，在眾多的企業法律事務當中，尤其要以公司的法律事務為主，雖然說已經多次進行了修改，但是企業在日常的管理過程中仍然還是需要自覺遵守的。第二種意識就是合同法律意識的培養，提升合同的法律意識一直都是企業發展的核心關鍵所在，當合同簽訂之后，那么此項合同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所以相應的企業管理人員應當切實按照法律所規定的要求，使得整個合同的執行更加的具備規范性，總之，企業管理當中按照合同法律意識處理事務，是非常有利于雙方利益的實現的，同時還能夠以這種方式極好的保證整項交易的順利開展，最終也就維護了交易的相應秩序。第三種就是公平合法競爭意識的增強，企業的發展始終都是離不開市場競爭的，但是在實際的競爭當中，企業一定不能違背相應的法律規范，而是應當采取正當合法的方式展開競爭，這樣自身的商業道德才能得到極好的實現。另一方面，企業管理工作人員也應當對不合法的方式展開較為明確的規范，因為這樣才能科學的劃分出正當和不正當的競爭分界線，這樣對于企業法律意識提升也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二）增強企業管理過程當中的宏觀調控責任意識

宏觀調控責任意識對于企業的良性管理非常重要，同樣它也是企業增強法律意識非常重要的一個體現。所謂的宏觀調控責任意識主要就是指，國家為了對市場的缺憾展開科學性的補救，規避市場出現失衡問題所采用的一種措施。企業管理過程中很好的履行這一個方面的問題，也能夠很好的增強自身的法律意識，這是因為當企業在展開這方面的調控工作時，企業管理的各個環節都會嚴格的依照法律的準則展開相應的工作，最終自覺的遵守相應的社會秩序。另一方面，宏觀調控責任意識是一個非常大范圍的概念，切實的依照這個概念來科學實現企業管理法律意識的提升，將會從本質上有效的確保整個法律意識更加的具有科學性，這也是企業管理當中提升法律意識的重要手段之一。通過上文的分析可知，油田企業切實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識，對于整個企業的管理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能夠極好的推動油田企業不斷向前發展，同時使得企業更好的適應當前社會發展。雖然目前情況下，我國油田企業與發達國家企業相比較而言，在企業法律意識方面差距還相對明顯，但是與以往的情況相比較，整體上的進步是非常明顯的。相信只要之后的過程中，企業管理不斷的重視法律意識，采取科學的措施提升法律意識，最終一定科學的推動企業朝著更高層次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1]劉曉然．新時代企業提高員工法律意識的基本途徑．現代企業．2018(9)．

[2]謝愛珍．企業領導干部的法律意識及其現代化分析．中國商論．2016(35)．

[3]董薇薇、于新霞．淺析企業領導干部法律意識方面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科技與企業．2014(18)．

[4]魯華陽．分析企業管理中的法律風險意識及其培養．科技風．201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