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遺文化傳承的現狀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非遺文化傳承的現狀，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現狀調查

為了完成湖南省教育廳社會科學“湘西民族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現狀與發展對策研究”課題，筆者于2014年7月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龍山縣和鳳凰縣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工作進行了為期半月的實地調查。調查結果表明，兩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工作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還存在一些問題，需引起當地相關部門的重視。

一、兩縣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之現狀

1.非物質文化遺產各級代表性項目名錄情況

截止到2013年，龍山縣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6項，分別是土家梯瑪歌、土家打溜子、土家咚咚喹、土家擺手舞、土家毛古斯舞、土家織錦技藝，其中4項為第一批國家級項目，2項為第二批國家級項目。省級非遺12項，州級50項，縣級116項。鳳凰縣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6項，分別是土家織錦、苗族鼓舞、苗族銀飾鍛制技藝、鳳凰紙扎、藍印花布印染技藝、苗醫藥，其中3項為第一批國家級項目，2項為第二批，1項為第三批。鳳凰縣省級非遺項目4項，州級16項，縣級49項，具體詳見表1。

2.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的學術研究及展演情況

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的學術研究方面，兩縣每年都會舉行1-2次研討會。龍山縣已出版《漢語土家語辭典》、《武陵四言八句》等書籍10本，鳳凰縣有三套集成出版。兩縣都發表了科研論文，龍山縣5篇，鳳凰縣20篇。龍山縣平均每年參加3-4次國內“非遺”展演，1-2次國際展演。鳳凰縣平均每年參加10次左右國內“非遺”展演，1-2次國際展演。表2是兩縣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學術研究及展演情況。

3.非物質文化遺產各級代表性項目傳承人名錄情況

截止到2013年，龍山縣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6名，省級8名，州級42名，縣級148名。鳳凰縣截止到2013年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6名，省級4名，州級15名，縣級79名。

4.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傳承人的保護與培養情況

兩縣政府對已評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的都會給予一定的資金補助。除此之外，縣里還會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出外演出或是在縣里舉辦“非遺”傳習活動，以此來鼓勵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為了培養新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人，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都面向全體大眾公開招收學徒，通過家庭、社區、學校、傳習所這幾種形式培養新一代傳承人。

5.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承與保護的情況

兩縣都注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與保護。在職業學校設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相關專業、設置了“非遺”的相關課程。中小學校通過“非遺進校園”活動進行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知識教育傳承。龍山縣還成立專家委員會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進行教育指導，而鳳凰縣偏向于鼓勵社區創辦社區劇團和家庭作坊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

二、兩縣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之問題

兩縣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方面雖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可仍有不少問題：

1.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投入與需求不匹配

湘西自治州是一個少數民族的聚居地區，擁有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然而隨著社會的進步，很多珍貴的“非遺”瀕臨消失，需要保護的“非遺”繁多，而投入保護的人力，財力還遠遠不夠，只能選擇那些比較重要、比較有代表性的項目優先保護。筆者調查發現，兩縣省級以上的代表性傳承人的資金補助較多，州級以下的代表性傳承人資金補助較少，龍山縣級代表性傳承人資金補助每年200元，鳳凰縣級代表性傳承人無資金補助。

2.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代表性項目傳承人老年化

由于代表性傳承人的認定是以年長者且從業時間長的為先，導致代表性傳承人的人才隊伍年齡偏大。省級以上代表性傳承人最年輕的也有47歲了，83.3%省級以上代表性傳承人年齡已過60，70.8%州級以上代表性傳承人年齡已過60，“非遺”傳承人顯老年化趨勢，詳見表3。

3.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學校教育傳承不深入

龍山縣與鳳凰縣教育局都要求中小學校積極實施“非遺進校園”活動，兩縣中小學有的把傳承人請進課堂，有的在課間活動學生同跳擺手舞或進行苗族民歌擂臺賽，有的將非遺編進教材……。筆者調查發現，兩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承限于搞幾個“非遺進校園”活動，缺乏明確的非遺教育目標。另外，在非遺課程開發上由于缺乏統一的理論指導，非遺課程缺乏層次化、體系化，沒有建立非遺教育長效機制。

三、兩縣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之對策

1.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資金投入多元化

為了更好地搞好非遺傳承與保護工作，兩縣可以通過以下幾種途經籌措資金，使“非遺”資金投入多元化。首先，通過減免稅收等方式吸引企業或個人投資開發非遺產品。其次，成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專項基金會，吸引廣大民眾投入資金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群眾力量籌集資金。第三，加大公共財政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資金的投入。

2.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的培養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保護，離不開致力于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播的代表性傳承人。因此，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強“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的培養。首先，鼓勵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開辦家庭作坊或傳習所，招收學員，組織傳習活動，讓“非遺”薪火相傳；其次，開展“非遺”知識進校園活動；第三，在村落、社區成立展演劇團、建立技藝傳習基地，培養“非遺”傳承人[1]。

3.深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學校教育傳承

“社會公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參與保護的程度從根本上決定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未來命運。因此，要通過一系列的活動進一步增進社會公眾，特別是年輕一代自覺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文化自覺。”[2]為此，縣教育部門首先應組織人員制定各年齡非遺教育目標，以各年齡階段目標為依據編制非遺教育教材，形成非遺教育課程體系，對各年齡階段兒童實施循序漸進的一體化非遺知識教育。其次，教育部門應致力于培訓非遺師資隊伍。要對在職教師非遺知識培訓或對具有非遺知識的傳承人進行教育教學相關知識培訓。最后，學校應配備非遺知識習得與技能獲得的相關設備，完善各校非遺教育的制度建設和持續保障機制，以真正把學校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傳承工作落到實處。

參考文獻：

[1]劉霞.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教育策略[J].岱宗學刊.2009.6，13（2）.

[2]王文章.增強非遺保護的文化自覺[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09-14（1）.

篇2

土特產主要是指在當地生產加工的富有地域特點的產品，其存在具有一定的歷史文化內涵。湘西南一帶土特產產品非常豐富，苗族的臘肉，侗族的油茶，還有各色鹵菜、米花、豬血丸子、辣椒、龍山百合、米酒等等。然而在商業化日趨繁盛的今天，湘西南土特產包裝設計存在設計雷同、缺乏文化內涵和藝術價值的現狀。如寶慶豬血丸子是當地富有盛名的土特產，但是其包裝設計卻是參差不齊，有的僅以真空塑料袋進行密封，僅考慮到產品的保護功能而忽略了商品包裝的促銷功能。而出現這類問題的原因是以下幾點：

1、企業對于產品包裝設計不夠重視

湘西南地區的土特產生產企業以及加工商大部分都是小公司，一般都只對產品質量較為重視，而忽略了產品的包裝設計，同時他們缺乏較為前瞻的設計眼光，不能理解合理優秀的包裝設計對于產品的促銷作用。

2、創新設計人才的缺乏，品牌意識淡薄

一套好的土特產包裝設計，不僅在視覺傳達上具有良好的審美感，還應符合產品的文化內涵，它需要設計者對產品進行市場相關的調研工作，充分了解產品當地的文化特點，能讓包裝既具有好的保護性，又能傳達產品的地域特色。而創新設計人才的缺乏，使得湘西南土特產包裝設計不能取得較大的突破。同時，企業的品牌意識淡薄，也使得湘西南土特產僅在當地銷售較為順暢，不能更好地在全國各地發展壯大。

二、非遺傳承與湘西南土特產包裝設計發展結合新方向

基于以上觀點，將湘西南地方非遺文化傳承與湘西南土特產包裝設計相結合為湘西南土特產包裝設計的發展提供了新方向。湘西南非遺文化面臨的瓶頸與湘西南土特產包裝面臨的發展狀況一致。深入挖掘湘西南非遺文化，通過湘西南獨特豐富的非遺文化來進行當地土特產的包裝設計，無疑是提升湘西南土特產包裝文化內涵的有效途徑。

1、以非遺文化來進行湘西南土特產包裝設計容器結構的改善

產品包裝容器設計是包裝設計中非常重要的結構要素，進行容器設計時需要考慮到產品的不同形態、不同特征。同時也要符合商品運輸和存儲的要求。近年來，綠色包裝設計的興起，也讓包裝容器環保耐用的設計需求凸顯。在湘西南非遺文化中，學習寶慶竹刻器型制作的年輕一輩銳減，現今僅剩下竹藝器型加工廠的楊廠長藝人在從事這項國家非遺文化的傳承工作，究其原因也是因為器型制作過于復雜難學，而且銷售前景不堪；面臨同樣困境的還有高沙土陶制作，高沙土陶也是湘西南地區的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過去土陶制品的陶罐也曾銷往全國各地，而目前高沙土陶的制作者也僅剩下兩家作坊，四五個傳承人。如果能將這些湘西南本地面臨瀕危的非遺項目與當地的土特產包裝設計結合起來，不僅能從包裝的器型上對土特產包裝進行創新，還能吸引更多年輕人加入傳承非遺項目，創新包裝容器設計的隊伍中來。

2、以非遺文化來進行湘西南土特產包裝設計材質設計的改善

包裝設計中材料運用主要是指制作包裝所使用的材料，在設計時可以根據不同的包裝內容物來選擇適合的包裝材料。而湘西南各類不同的非遺項目也能為土特產包裝設計的材料運用帶來革新。如藍印花布、侗族織錦、花瑤挑花都是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非遺項目，不僅制作原料源自當地，具有當地質樸環保的特點，其紋樣也是非常美觀大方的。自古以來，粽子包裝以其天然材質延續千百年而經久不衰，而湘西酒鬼酒的瓶裝也是因其借鑒麻袋材質的造型而享譽中外，由此便可以看出優秀傳統材質對于土特產包裝的深遠影響，同時，合理利用非遺文化進行湘西南土特產包裝材質設計也符合綠色環保的健康標準。

3、以非遺文化來進行湘西南土特產包裝設計視覺傳達上的創新

魯迅先生在《且介亭雜文集》中說：“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土特產包裝也是如此，將本地的傳統非遺文化合理融入到本地土特產的包裝設計中來，是對土特產包裝視覺傳達部分的創新，在湘西南非遺文化中，許多優秀的項目其紋樣設計都頗具民間紋樣的吉祥寓意，是勞動人民千百年來智慧的結晶，其紋樣創作手法和寓意方式都值得我們在進行現代包裝設計時借鑒及發揚。

三、結語

篇3

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黨委書記王天凱、黨委副書記陳偉康，文化部非遺司副司長王晨陽，國家民委文化宣傳司副司長鐘廷雄等紡織行業領導、專業機構專家和致力于紡織非遺傳承的有關人員參加了座談會。會議由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副會長、中國紡織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孫淮濱主持。

會上，中國紡織經濟研究中心非物質文化遺產辦公室主任張家洲首先介紹了我國紡織類非遺保護現狀和自身特點。截至目前，我國政府分四批公布了1372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中紡織類82項，分布于民間美術、傳統手工技藝和民俗三大類。紡織類非遺具有自身顯著特點，一是底蘊深厚、品種豐富；二是促進就業、精準扶貧；三是精工細作、彰顯個性；四是親和百姓、融合生活；五是綠色環保、拓展性強。

文化部非遺司副司長王晨陽就文化部關于非遺保護工作的重點規劃和任務做了全面介紹，他強調，尊重傳統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同時融入現代生活、滿足大眾需求是傳承非遺文化的關鍵。希望紡織行業、企業積極參與非遺保護與創新工作，加強文化領域與產業領域的交流合作。

國家民委文化宣傳司副司長鐘廷雄重點談了在少數民族地區如何開展紡織類非遺生產性保護。他指出，在82項紡織類非遺項目中有52項為少數民族項目，一方面說明少數民族非遺項目內容豐富、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也說明國家對少數民族紡織類非遺的重視，希望紡織行業、企業能夠共同參與少數民族非遺的傳承與保護。

廣東名瑞集團董事長蔡民強、北京皇錦品牌創始人張雪梅、北京雪蓮集團董事長孟澤、著名中式服裝設計師顧林，以及孫穎、王國英、鄭芬蘭等非遺傳承人，都是對中華優秀文化及傳統技藝有著深深情懷、執著堅守、不斷創新的人。這些與會嘉賓認為，紡織行業開展非遺生產性保護工作具有明顯優勢。首先，產業鏈條完整；其次，企業品牌資源豐富；此外，成功模式可供借鑒。

之后，與會嘉賓就如何有效開展紡織類非遺生產性保護工作形成幾點共識：市場專項調研、培育共建基地、豐富產品設計、規范生產標準、增強產權意識、發揮網絡優勢、建立專項基金、推進跨界合作。

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黨委書記王天凱在總結發言中指出，紡織非遺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其工作的根本是保護，工作的難度是傳承。

篇4

關鍵詞：檔案機構；非遺保護；邊緣化；重要參與力量

一、新《檔案法》實施給非遺保護帶來的機遇

2004年的《關于加強我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工作的意見》未提及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以下簡稱《非遺法》）中沒有明確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主體地位，也無非遺檔案必須向各級檔案機構移交的相關條款。新《檔案法》在第四章的第三十四條提出“鼓勵檔案機構開發利用館藏檔案，通過開展專題展覽、公益講座、媒體宣傳等活動，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由此可見，新《檔案法》是鼓勵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1.參與非遺保護有法可依。非遺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檔案法》由以前的“只字未提”到“鼓勵”，肯定了檔案機構在非遺保護中做出的重大貢獻。雖然“鼓勵”看起來變化不大，但是對檔案機構能夠積極借助檔案館藏資源參與到非遺保護意義重大，是有法可依的。2.有利于提升檔案機構公共文化服務能力。新時代檔案機構尤其是檔案館利用館藏和現有的平臺來實現宣傳非遺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非遺的檔案式保護讓非遺的文獻資源保存得更久，且檔案機構利用參與非遺保護，來重塑檔案館公共文化服務機構的形象，提升檔案機構公共文化服務能力。

二、我國檔案部門參與非遺保護的現狀

（一）調查概述

1.調研方式。為明確檔案部門參與非遺保護的現狀，采取直接訪問省市級檔案機構網站的形式，具體調研中是采取對省級檔案網站和百度以“非遺”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對檢索結果的文獻進行統計。2.調研內容。明確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形式。趙躍博士在公開發表的論文中表示：截至2019年8月，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主要形式為收集、征集、采集建檔、建數據庫、展覽傳播、申報支持、業務指導共7種。結合檔案機構實際工作，在結合趙躍博士的分類基礎上，稍做調整，保留征集、采集建檔、建數據庫、展覽傳播、申報支持5種，將收集更改為接收（含捐贈），增加移交、修志2種形式，共計9種參與形式（見表1）。

（二）調查結果統計分析

1.參與數量少且比率低。截至2019年年底，全國共有國家綜合檔案館3337個。調查中發現僅有107家不同級別檔案機構參與到非遺保護，占比3.2%，比例低；參與的107家機構中，按照檔案機構的級別劃分，有13家省級（直轄市）檔案機構，36家地市級檔案機構，58家縣區級檔案機構。可見，檔案機構整體參與的數量較少，參與比例低（見圖1）。2.參與形式呈現被動性。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的9種形式中，征集、編史修志、建數據庫、采集建檔被歸入主動參與形式，而接收、展覽傳播、業務指導、申報支持、移交則歸入被動參與形式。調查發現，對107家檔案機構涉及的9種形式統計后共得到總參與數為145次，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接收34家、采集建檔29家、展覽傳播28家，后三名的依次是移交3家、修志4家和建數據庫5家；主動和被動形式分別占比為40.69%和59.31%。對接收非遺保護中心移交的非遺檔案的檔案機構僅有3家統計，分別為湖北省武漢市、江蘇省常州市和河北省固安縣的檔案機構。調查發現，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還以接收、展覽傳播等淺層次的被動參與形式為主，而編史修志、建數據庫的主動參與形式占比不高。3.參與類型單一。為掌握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形式的豐富度，對檔案機構參與類型進行統計。統計發現，有81家檔案機構僅有1種參與形式，占比高達75.7%；而參與形式在3種、4種和5種的檔案機構分別有1家（云南省）、2家（湖北省和張家港市）、2家（武漢市和揚州市），占比均不足2%。由此可見，檔案機構參與類型單一、不豐富。

三、我國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現狀原因分析

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實踐存在數量不多、參與形式單一等問題，這與學界期望存在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身份未得到“官方確認”

目前，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主管機構是文化部門。自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后，國家層面就非遺保護已出臺《非遺法》《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標識管理辦法》等9部政策法規文件，其中《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列舉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科技館等公共文化機構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認定、保存和傳播的主體機構；文化部牽頭的非遺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的9個成員單位，也沒有國家檔案局身影。官方確認的非遺保護主體機構中并沒有提及檔案機構?！稒n案法》規定，檔案館具有接收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定期移交檔案的職能。但早在全國部署非遺普查工作時，文化部就指出：“在普查中搜集的非遺實物資料所有權歸國家，由各級政府授權的有關保護機構保管?！薄斗沁z法》中也未有非遺檔案必須移交到檔案機構保管的相關條款。新修訂《檔案法》特別規定“博物館、圖書館、紀念館等單位保存的文物、文獻信息同時是檔案的，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可以由上述單位自行管理”，這意味著非遺保護中心等主體機構產生的非遺檔案不一定得向檔案館進行移交。文化界和檔案界相關法規政策均未將檔案機構列入非遺保護的主體機構，這意味著檔案機構在非遺保護中只能充當“社會參與”力量，參與非遺保護的地位也很難得到其他相關主體的認可，這也是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數量少的原因。

（二）檔案機構工作機制不適應非遺保護

檔案機構改革后，檔案館屬于文化事業機構。一直以來，檔案機構保管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移交的檔案，是一種基于傳統檔案形式的服務官方機構的工作機制；而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公共文化服務具有公開性和廣泛的包容性，兩類型機構存在本質區別。具體到參與非遺保護工作中，由于很多非遺項目是植根于民間，屬于非官方機構的工作，檔案的官方機構身份與非遺植根民間存在天然的不適應。檔案具有保密性，檔案應當自形成之日起滿25年向社會開放；經濟、教育、科技、文化等類檔案，可以少于25年向社會開放；而非遺傳承在保障非遺傳承人的知識產權和利益的前提下，是以傳播和傳承、振興為目的，需要更多人了解非遺、使用非遺，甚至是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活態傳承。檔案的保密性與非遺的社會參與性存在矛盾。

（三）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主動性不高

在官方身份沒有得到明確的情況下，檔案機構主動參與非遺保護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一定的魄力。但很多地方檔案機構對檔案館職能的理解十分狹隘，認為只需做好本職工作即可，不愿主動介入，也不愿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競爭，更不愿“越位”參與非遺保護。目前，僅有江蘇省、云南省、湖北省的檔案機構主動與文化部門聯系洽談非遺檔案移交事宜并付諸實踐。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需要社會各方的積極參與，不主動參與非遺保護勢必會造成檔案機構在非遺保護中的重要性越來越弱。

（四）保存類措施相較保護類措施處于“弱勢地位”

《意見》明確非遺建檔是運用文字、錄音、錄像、數字化多媒體等各種方式，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真實、系統和全面的記錄，建立檔案和數據庫。由此可見，非遺建檔僅被窄化理解為“收集、整理”，和檔案界界定的建檔是“收集、整理并保存下來”相比，唯獨少了“保存”。可能從語義上理解，非遺的建檔“保存”本身就是一種“保護”。但是無論是《公約》《“十二五”文化發展規劃》，還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都將非遺保護措施分為保存類措施和保護類措施，其中認定、記錄、建檔保存類措施針對所有非遺項目，而特別優秀的且具有歷史、文學、藝術、科學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采取傳承、傳播等措施予以保護，容易造成保護優于保存的印象。而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多為認定、記錄、建檔的保存類工作，保存類措施的“弱勢地位”可能導致檔案部門在參與非遺保護工作中被邊緣化。

四、新《檔案法》實施背景下我國檔案部門參與非遺保護的檔案特色化出路

（一）充分發揮檔案機構專業優勢，筑牢非遺檔案式保護

1.保持“前端”業務指導優勢。檔案機構參與非遺保護應主動與文化部門加強聯系，協助完成非遺保護規章制度的制定，介入并指導非遺中心對非遺檔案進行分類整理，確保對非遺檔案規范完整等方面的“前端”業務的指導，利用業務優勢積極參與非遺保護。2.利用檔案技術延長非遺檔案保存時間。檔案修復技術是檔案保護技術的一項重要內容，能提高檔案耐久性。在開展非遺保護過程中，會重點關注傳承人的實物檔案、紙質檔案以及聲像檔案，而在保護過程中又形成不少的紙質檔案，利用先進的檔案修復技術進行殺蟲、除菌、脫酸等服務，延長非遺檔案的保存時間；還可以主動向采用家庭式保管非遺的傳承人提供免費的檔案修復、加固、裝裱等修復服務，以解決非遺家庭式保護條件局限造成非遺檔案保管不規范的問題。3.通過編史修志來開展非遺保護。檔案機構利用編史修志的優勢，聯合地方志主管部門、文化旅游部門，編寫全面反映地區非遺項目規模及非遺保護工作的志書，如《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志》，用檔案機構獨有的編史修志方式，記錄非遺保護的脈絡的形式來開展非遺保護。4.檔案記憶工程延續非遺傳承脈絡。國家檔案局于2000年正式啟動“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工程”，“鄉村記憶工程”是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建立具有本土地域特色、完善的鄉村記憶檔案信息資源庫，有效提升檔案部門的公眾文化形象。檔案機構在開展鄉村傳統村落檔案建設工作時，要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地方文化特色資源的搶救性保護結合起來，在搶救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民風民俗等過程中，尤其重點收集含有非遺項目的資料，創編成文字、視頻資料形式，并按照故事、技藝、習俗等分類整理成專項檔案數據庫。通過鄉村傳統村落檔案的建檔工作，將檔案資源數字化，建設資源庫，在保障傳統村落完整性、真實性和延續性的同時，保障非遺等傳統文化的延續，保護各個時期的歷史記憶。

（二）借助特殊檔案建檔契機，豐富非遺保護的多元化形式

1.將家庭建檔和非遺建檔相結合。檔案機構抓住為非遺傳承人建立家庭檔案和非遺傳承人個人檔案契機，全面、客觀、真實記錄非遺傳承人表現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多元的藝術內涵，并借助文字、聲像、實物及口述等載體形式實施非遺保護。例如張家港市已經為48位非遺項目傳承人全部建立家庭檔案，并完成檔案的數字化。2.口述檔案建檔和非遺建檔相結合。口述檔案將歷史“原音再現”，可以很好記錄那些瀕臨失傳的老記憶、老手藝。檔案機構合理籌劃、多方聯系，積極開展非遺傳承人口述檔案建檔工作，逐一對非遺傳承人口述對象實地走訪，并進行口述檔案視頻采集、現場錄制，待后期加工制作完成后，將資料存檔于檔案館永久保存。3.方言建檔和非遺建檔相結合。地方方言承載著鄉愁、鄉情，其中不乏許多優秀的非遺項目，如南京的吆喝、南京白話和南京白局。檔案機構在開展方言建檔工作中，要善于抓住方言中的優秀非遺項目，比如傳統方言戲曲、方言童謠、方言故事、方言說唱等，通過方言建檔的形式更好地保存方言、留住鄉愁，并傳承優秀非遺文化。如陜西省檔案局的《傳承非遺文明，紀錄方言文化》就是以方言建檔的形式開展非遺保護。4.精準扶貧建檔和非遺建檔相結合。2018年的《精準扶貧檔案管理辦法》就對精準扶貧檔案的收集、整理、管理和開發利用做出明確規定?！胺沁z+扶貧”過程中必然會形成很多精準扶貧檔案，檔案部門要注意收集非遺扶貧過程中這部分特色形態的檔案，將其歸入“精準施策類、精準脫貧類”兩類中，真實、完整、準確、全面地記錄和保存精準扶貧工作的全過程，同時也是對非遺的保護。

（三）遵循非遺保護趨勢，加強非遺文化傳播

1.關注非遺傳播工程，加強非遺文化知識傳播。檔案機構作為我國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應積極關注文化傳播工作的新動態，加強非遺文化知識的傳播。首先，利用檔案館建成的檔案網站開展非遺知識傳播，可以在檔案展覽下設立非遺文化傳播專欄，開展非遺文化的圖片、視頻形式的傳播。其次，利用檔案機構已經建成的官微官博進行非遺文化的傳播，通過撰寫推送非遺小知識等相關推文的方式傳播非遺文化。再者，可以借助抖音、快手、微視等短視頻平臺，通過制作非遺短視頻等方式來推進非遺文化的傳播，促進社會共享。利用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從活態傳承的文化服務、文化教育、文化傳承等方面繼續把握新機遇。第四，拍攝專題片進行非遺傳播。檔案機構可以拍攝以“傳承地方優秀文化”為主題的宣傳片開展非遺保護。如浙江省檔案館面向全省檔案館啟動電視系列節目“跟著檔案去旅行”，傳承以浙江歷史為依托的優秀傳統文化，主要包括傳統古城古鎮古村文化，運河、錢塘江等世界文化遺產，地方傳統曲藝、傳統手工藝、飲食等非遺文化，鄉賢文化、浙商文化等鄉土文化，詩書畫文化等。2.重視文化傳承服務，開展檔案非遺知識服務。非遺傳承是非遺保護永恒的話題，尤其是教育、培訓是非遺傳承的重要方式。因此，檔案機構除了提供非遺檔案借閱等服務外，還可利用現有的非遺檔案資源，與其他部門合作，通過引入傳統編研的成品、VR等先進技術的視頻形式來構建非遺教育資源庫，為教育和培訓的傳承提供知識服務。3.尋求多方互動合作，集中優勢資源保護非遺。檔案機構利用現有的非遺檔案資源，并積極與文化部門、文化產業等主體機構合作，吸引社會力量共同參與，推廣社會化合作模式來打造檔案特色的非遺文化產品。利用新媒體形式加強非遺檔案資源宣傳，如采取舉辦展覽、編輯書籍、錄制聲像作品等形式進行傳播，助推非遺走出國門，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的非遺。檔案機構應把握非遺保護的前沿趨勢，提升參與非遺保護的主動性，發揮專業優勢，“有為才有位”，做歷史的守護者、記憶的傳承者和文化的傳播者，成為非遺保護的重要參與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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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非遺；文化傳承；創新研究；校企合作

廣東是我國四大制鞋基地之一，位居沿海發達城市，地理位置的優越，省外、海外品牌紛紛入粵，使廣東成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鞋都和鞋業生產基地和出口基地，有“中國十雙鞋，廣東有其五”“全球十雙鞋，廣東有其三”之稱。在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幾乎都有廣東鞋的蹤跡。但無須諱言的是，廣東自主品牌及產品的研究及創新工作做得相對有限。近些年來，廣東制鞋行業正奮起直追，著力加快品牌發展。要發展，就要有創新，要創新就要有新的技術和藝術灌入其中。非遺創新，既是時代的產物，又是聚焦非遺與時尚融合之美，推動非遺活化傳承、價值轉化的過程。作為時尚之都的廣州，助力文化產業新發展是當下發展的重中之重。今年，廣東省文化和旅游廳在全省范圍內開展了省級非遺工作站申報工作，其中服裝服飾工作站落戶廣東省服裝服飾行業協會。廣東省非遺工作站（服裝服飾工作站）應運而生，將深度整合時尚產業鏈上下游資源，通過非遺文化賦能，優化提升全產業鏈，促進跨界合作，形成多業態、跨區域影響力，推動灣區時尚產業融合發展。制鞋行業作為服飾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將在品牌建設及產品創新等方面有重大突破。

1價值所在，引領國潮

1.1應用價值

要推動非遺文化傳承與經濟發展融合，以文化產業為載體，運用先進技術手段改造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傳播方式，提升廣東制鞋在中國乃至世界制鞋行業中的主導地位。使我國制鞋行業一改往日低端、廉價的加工狀況，能夠健康、飛速的發展，在這種情形下，以傳統文化催生經濟轉型發展，在弘揚傳統文化上具有很好的現實社會意義和經濟意義。近幾年，隨著我國在傳統文化的大力推廣下，國潮品牌應運而生。其設計理念將本國文化、元素添加在設計中從而形成。廣東制鞋緊抓社會發展命脈，經過多年發展和培育，現已形成非常完善的皮革、制鞋產業鏈。據中國市場調研在線的中國女鞋市場調研與發展前景預測報告(2017年)顯示，雖然我國制鞋行業受歐美市場受金融海嘯影響進口數量下降，而消費者對品牌的需求日益旺盛，所以在未來的十年里，中國制鞋市場仍將呈現迅猛上升的趨勢。而廣東，作為我國制鞋行業引導國內潮流的重要基地，接受最新國際流行訊息以及時尚元素的重要城市，企業對設計水平的發展非常重視，品牌建設更是行業轉型、產業升級的重要發展趨勢。產品升級、品牌轉型、發揚傳統文化，無疑未當今鞋類設計師提供了很好的設計靈感，產品遵循在不同品類或風格的鞋產品當中，融入中國元素，既展示出新時代鞋靴個性的一面，又發揚我國傳統文化。

1.2學術價值

目前在全球經濟與文化一體化背景下，文化創意產業已經融入各行各業。廣東制鞋產業鏈以達到全國領先的生產制造水平，年產品出口總值遠超越其他生產制造國家，如印度、越南、巴西等國。而在設計與文化引領方面，國外一線大牌仍處于主導地位，中國制鞋業沒有形成屬于本國獨特的文化創意，加之當前本土鞋類優秀設計人才緊缺，中國鞋類設計環節較國際一線品牌有明顯欠缺。如何打破設計環節，打造屬于中國的鞋類世界品牌，廣東制鞋行業的轉型與升級是發展必然趨勢。提高整體制鞋產業鏈，向全球制鞋產業鏈上游邁進，是廣東制鞋產業發展急需解決的問題；進一步品牌建設、產品研發設計是目前廣東制鞋企業迫切需要加強培育的方面。隨著新時代文化創意全球發展的步伐，呈現以傳統文化為主導，以產品創新創意為主要導向的發展現狀。本著“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弘揚時代創新精神”的宗旨，以弘揚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帶動傳統制鞋行業轉型升級，對廣東制鞋行業的資源整合、技術創新、文化素質提升等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非遺文化傳承下廣東地區制鞋行業設計目的、開發方向與工藝技術等問題，行業、企業以及高等教育制鞋專業進行研究探討，有利于轉變當今制鞋行業“模仿”設計現狀，努力推動和發展廣東制鞋行業產業升級，企業轉型。同時，依據企業、社會需求，對高等教育鞋類專業提供行業需求，從而提高專業教師綜合素質、教學質量，有利于高職、本科等鞋類設計專業的可持續發展，更好的培養適合新時代企業需求的高級專業人才。

2行業快速發展，引導新型人才

制鞋行業屬于工業密集型產業，而中國在全球制鞋行業中一直處于生產大國、出口大國和消費大國，其鞋類產量、出口產量和消費產量分別接近全球的60%、70%和20%。中國鞋業的發展，可以說為全球鞋業消費市場提供了來源穩定的產品供給，與此同時，中國鞋業發展的外溢效應，為周邊國家依托中國鞋業強大的供應鏈從而實現鞋業快速崛起，提供了歷史性的機遇。但中國鞋業同時也面臨著極大的挑戰，其自主品牌及產品的研究及創新工作做得相對有限?；诖朔N原因，借助文化創意的全球化興起，越來越多的原創品牌順應時代的潮流不斷興起，而要獨特，就要創新，要發展中國制鞋行業，弘揚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如何將兩者緊密結合，提升廣東制鞋業的同時，提升全民文化素質水平，創造屬于自己的特色品牌，就要了解鞋靴，了解鞋的各個構造以及從鞋類演變的歷史開始。要發展就要創新，無論是從工藝技術創新，還是造型設計創新，只有根植我國傳統文化，汲取中華民族特色的文化精華，才能彰顯中國鞋靴設計師的人文情懷，并由此形成有中國特色的鞋靴品牌文化產物。目前，國內對于鞋靴文化的整體發展研究，有了一定的進展，研究史學、社會學、民俗學的學者，以及研究紡織服裝學的學者對此都有一些研究成果，例如：《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鞋履藝術在現代鞋靴設計教學的應用研究》溫州大學，劉陽，碩士論文，2018年；《論鞋靴設計中傳統文化的運用》溫州大學，顧任飛，中國皮革，2013年06期；《繼承傳統文化與鞋類時尚創新》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彭艷艷，西部皮革，2011年21期。但專門研究非遺文化并應用到鞋靴產品當中的機構、學者或企業還相對較少。在企業方面，設計師具有傳承與發揚傳統文化的社會使命，是一切文化作品的創造者。只有順應時展，不斷通過新品理念、產品質量、產品特色、產品服務等方面提升品牌產品價值，這就要求鞋類設計師既要有豐富的鞋產品技術設計能力，又要掌握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在審美，同時，鞋類產品必須符合當下時代的審美產物并結合現代科學技術。處理好技術與藝術，非物質文化遺產元素與現代科技等之間的關系，設計出代表具有中國特色的國潮品牌產品，向社會展示創意轉型成果。在院校人才培養方面，隨著市場整合、消費者需求的提升，使得制鞋行業從早期的培訓機構上升到中專層次的《皮革制品設計專業》、高職層次的《鞋靴與工藝設計方向》等，以及本科層次的《皮革專業》、《鞋靴與皮具設計方向》，至現今《鞋屢設計》研究生方向等。教學層次不斷提高，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逐步細化，涉及鞋靴工藝制作、鞋靴款式設計、鞋靴樣板設計等分門別類的進行高等教育教學。依據不同層次鞋類專業培養目標，制定人才培養計劃，從技能型專門人才到設計類創新型高級人才，通過院校理論教育，讓學生掌握該層次教育教學過程中基本理論知識，基本素養，加強非遺文化知識，以及在鞋靴設計當中給予創新，為根除中國鞋靴設計的一味模仿、抄襲現象提供有力依據，為高校鞋類專業及制鞋企業培養具有強烈民族意識，保護和傳承我國傳統文化的新一代鞋類設計人才，給予有益意見。

3校企合作，產教融合共赴新時代

企業發展是高校教育的風向標。近年來，職業性院校不斷深化校企合作和產教融合提高院校與產業發展的契合度，增強高校服務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能力，創新人才培養模式，逐漸形成了以學校為主，企業參與教育的校企合作、產教融合、多方位合作辦學等模式。如：企業管培生合作、學生就業合作、訂單式培養、冠名班合作、名師工作坊等。培養了一大批有知識、懂技術的新型勞動者。對于廣東制鞋而言，早期的樣板師已退出時尚設計舞臺，成為幕后支撐的主力軍，而鞋靴設計師更多為年輕、潮流的90后、00后，在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汲取時尚新理念，將制鞋行業引領國潮達到創新設計新高地。

4總結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歷史的真實見證，也是一個國家珍貴的、具有重要價值的文化信息資源。在研究和傳承前人文化的同時，我們看到中華民族特有的思維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識，然而即便如此，隨著全球化趨勢的加強和現代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的文化生態發生了巨大變化，非遺資源受到很大的沖擊。很多傳承的文化遺產正在不斷消失，許多傳統技藝瀕臨消亡，大量有歷史、文化價值的珍貴實物與資料遭到毀棄或流失境外，因此，在加強保護非遺工作的同時，各行各業也將非遺文化資源、文化傳承引入行業建設當中，力爭通過自己行業向中國乃至世界展現我國特有的文化底蘊。保護和利用好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可持續的經濟、文化全面協調發展意義重大。本文從廣東制鞋行業著手，挖掘并深入中國非遺文化特色，結合院校人陪培養模式的改革與創新，為努力推動或發展廣東省乃至中國制鞋行業的發展里程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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