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價勞動力資源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廉價勞動力資源，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 鍵 字：廉價勞動力 國際貿易 優勢 劣勢 發展對策

引言

    20世紀90年代我國制造業人均實際工資的年遞增率為7.1%，而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率為6.75%，二者幾乎相當。但是包括非工資費用在內的勞動力成本的年均實際增長率已達10.4%，是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速度的1.5倍。盡管如此，在90年代末，我國勞動力成本的相對水平仍然低于國際勞動生產率的相對水平。1999年，我國的勞動生產率分別是美國、韓國和墨西哥的9.08%，21.98%和51.50%；同期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分別是這些國家的3.94%，11.27%和35.66%。我國勞動力成本的相對水平只相當于美國等發達國家和一些地區勞動生產率相對水平的40%-70%，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十分明顯。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的看到，我國目前低廉的勞動力，在國際貿易競爭中，仍存諸多劣勢。因此，我們必須正視其優劣勢，采取措施，妥善解決這些問題，切實提高廉價勞動力的國際競爭力。

一、我國廉價勞動力在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分析

   我國經濟賴以成功的廉價勞動力絕大部分為低級勞動力，所謂低級勞動力系指未受國高等教育的，主要從事體力勞動的勞動者。在我國，低級勞動力的主要來源是農民、下崗工人和因為各種原因中斷教育的青年。由于這類人口的巨大基數，使得我國的低級勞動力資源遠遠供過于求。在供求關系作用下，勞動力作為一種商品的價格極其低廉，相比國外，在我國進行生產的企業其產品制造成本中的工人工資可以壓縮到很小的比例。廉價勞動力資源不僅為國內的制造企業所利用。同時也吸引了外國企業來華投資，在國際市場的大門打開后，遍布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加工制造企業便如雨后春筍般林立，這些企業中決大部分是引進資金和一條生產線便可以開工的低級制造企業，如玩具、紡織、制鞋業等。即使是高段如需要較大規模的機電制造業，倚靠的依然是廉價勞動力，因為技術工藝可以引進，最終需要的仍然是裝配流水線的熟練工人。利用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所形成的競爭優勢，我國的加工制造企業在國際上以驚人的低價迅速搶占市場。同時還有更多的企業在國內市場上進行激烈爭奪。

   從國際背景來看，任何一個國家在邁向工業化的進程中，都面臨著如何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稀缺性資源的問題，能否保證自然資源、資本、勞動力、技術等要素的投入與產出之間的最優置換關系，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效率。在過去的 20年經濟增長中，我國制造業充分發揮了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我們的出口產品大部分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因為我們國家的勞動力價格水平是美國的五十分之一，歐洲的四十分之一，日韓的三十五分之一。據稱，我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和地區差異使這種低成本的優勢有望保持10年到20年。

   應當承認，在一定程度上，這種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是存在的。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以下簡稱 H—0理論）對此作出了解釋。該理論認為，在不同國家同種商品之生產函數相同的條件下，比較優勢產生的根源在于各國或區域生產要素相對稟賦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產在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別。因此，各國應當生產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充裕要素的產品，而進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稀缺要素的產品。這一邏輯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假定各國之間單位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國的生產函數都是相同的。H-O理論被稱為“新古典貿易理論”。無論是亞當 ·斯密或是大衛 ·李嘉圖的“古典 ”，還是上述“新古典”貿易理論，所強調的比較利益結構都是建立在一國產業之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的。通常的情況是，發展我國家缺乏資本與技術，而有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豐富便宜的優勢。發達國家則具有資本和技術方面的優勢。因此，比較優勢的貿易格局一般表現為：發達國家進口勞動密集型或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品。發展我國家則進口后者，出口前者。應該說，上述理論在解釋現實中的某些貿易格局上是相當成功的，因而在相當長時期內構成了國際分工與貿易理論的主流。

二、我國廉價勞動力在國際貿易中的劣勢分析

   我國勞動力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低效率，因此所謂的低成本優勢也就要小得多甚或不存在。其原因在于：

   首先，雖然發展我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因其工資低而勞動力成本較低，但發達國家面臨國內充分就業的壓力，會以各種壁壘阻礙廉價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入。如配額，反傾銷稅和各種各樣的技術標準都部分抵銷了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1996年至今，我國已經連續8年成為世界反傾銷頭號目標國。世界貿易組織公布的2003年年度報告指出，去年全球貿易有所恢復，但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我國成為反傾銷的重災區。

   其次，加入世貿組織后，隨著跨國公司在我國的部署，中外企業同時享受著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如果勞動力素質不能獲得一個全面的提升，勞動力的市場供給必然會出現結構性的短缺，也就是說，勞動力市場可能會充斥大量沒有就業機會的勞動力，但是企業迫切需要的崗位卻沒有合適的人選。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必然會因為這種結構性矛盾而趨于緊張，勞動力的價格水平也會隨之上漲。到那時，豐富的勞動力供給的優勢也就蕩然無存了。20世紀80年代，我國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較大，但90年代以來逐步減小，已經降低了2 /3。平均工資上升過快、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會導致投資者將通過增加資本和技術投入，而不是勞動力投入來獲取利潤的增長。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城市職工的平均工資上升較快，導致就業不充分。比如2002年城鎮職工工資上升約14%，大大高于經濟增長率的水平。這實際上是降低了我國勞動力的競爭優勢。

   學者胡鞍鋼曾表示，工資增長過快會導致資本的有機構成提高，人均資本，特別是人均凈資本向資本密集的方向延仲，它不是吸納勞動力，而是排斥勞動力；而目_正規部門工資增長過快，不利于整個部門的就業。美國經濟高速增長的10年累計下來，工資也不過增長了12個百分點，而我國2002年一年就增加了14%。的確如此，我國的正規部門特別是公共機構如政府工資增長過快，導致一些部門，如文教衛生等的工資跟著增長，它只利于正規部門的少數人就業，不利于非正規部門以外的人就業。這也是很多發展我國家勞動力眾多，卻無法成為資源優勢的原因之一。而且如果沒有形成一個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沒有勞動力的流動，勞動力的供求關系就有可能在局部地區失衡，從而出現工資水平上升的情形，勞動力資源的優勢就會大打折扣。

篇2

關鍵詞：廉價勞動力工廠 中國勞動保障法 產業轉移 經濟全球化 產品內分工

中圖分類號：F 062 文獻標識碼：A

一、廉價勞動力工廠

從2010年1月23日到2010年5月26日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富士康發生“十二連跳”震驚了社會，人們在尋找這十二條鮮活的生命逝去原因的同時，也漸漸注意到了富士康“中國出口老大”的繁榮背后員工們所處的惡劣生活環境：一站就是好幾個小時，森嚴的等級制度，刻薄的安檢，微薄的底薪，超長時的加班時間……由于其對效率、速度的強調與追求，對工人的機械化管理，富士康被英《星期日郵報》指為“廉價勞動力工廠”，每一名普通員工只是富士康這部龐大機器中的一個運行環節，但對于“富士康是廉價勞動力工廠”的說法，社會各界反應不一。

富士康究竟是不是“廉價勞動力工廠”，這還是要從廉價勞動力工廠的本質說起。“廉價勞動力工廠”是指跨國公司在勞動力廉價的地方設廠，并雇用當地的工人，支付廉價的勞動費用，后來這一概念又擴大到高激勵計件工資和高速流水線作業等安排?！傲畠r勞動力工廠”一詞最早于1867年出現于美國，在世界范圍內，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廣泛存在。2016年第100屆美國普利策獎中美聯社對東南亞“血汗海鮮工廠”的系列報道獲得最有分量的公共服務獎。東南亞“血汗海鮮工廠”中許多沒有人身自由的勞工長期被迫在海鮮工廠勞動，其中有不少是童工，許多人的雙手因為被刺或過敏而傷痕累累。孟加拉制衣工廠倒塌，造成一千多人死亡，經過調查后發現，盡管是為國際時尚奢侈品牌制衣，但員工的工作環境差，安全得不到保障。在美國曾一度掀起了“反廉價勞動力工廠”的運動。

二、廉價勞動力工廠背后的產業轉移理論

“廉價勞動力工廠”只是表象，它的產生是由于跨國公司的外包活動，即跨國公司通過將組裝、制造的部分轉移到其他國家，來獲取產品的更大利潤，其背后反映的實質是產業轉移和經濟全球化。企業將產品生產的部分或全部由原生產地轉移到其他地區，這種現象叫作產業轉移。隨著新航路開辟以及兩次工業革命，世界市場逐步形成，各國的聯系日益緊密。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庇護下， 借助科技革命的力量 ，資本通過國際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 ，跨越國家的邊界實現了全球性流動 ，形成了全球性生產體系。與此同時 ，資本的積累方式、 生產組織方式和盈利方式都發生了明顯變化，在進入“后工業社會”的歐美發達國家 ，制造業面臨全面的衰退 。從 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 ，發達工業化國家逐漸衰退的制造業在香港、 韓國、臺灣地區等新興工業化地區和國家獲得了發展。70年代開始 ， 隨著勞動力成本的逐步提高 ， 制造業資本從歐美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地區， 通過“外包制造”的方式涌向勞動力資源豐富的亞洲、拉美和非洲的發展中國家 ，減少了企業生產的勞動力資本，為發達國家發展第三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提供了空間，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的財政收入，推動世界經濟的發展，產業轉移使得世界范圍內的資源得到更合理配置，見圖1。

三、文獻綜述

“廉價勞動力工廠”是一種跨國公司外包的結果，是由于出口加工區內“專制性工廠體制”為資本在生產領域降低勞動力成本 ， 提高勞動生產率 ，追求利潤最大化提供一種可能性。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資本榨取剩余價值的種種手段又重新被利用， 即通過延長勞動時間和加大勞動強度來提高產能 ，通過無報酬加班 、克扣工資和福利 、彈性用工制度來降低勞動力成本等等 。（Burawoy ， 1985：150）僅從“廉價勞動力工廠”這個說法就會看出，工人的工作條件差，并且社會對工人的待遇及福利方面爭議頗大。一些批評家認為跨國公司要付給勞工和其本國工人同樣的工資，并且保證工人基本生存條件以及工資水平。但這些看法都存在著缺陷，首先，一些公司給勞工發的并不是所說的“奴隸工資”；其次，若只是簡單地要求跨國公司提高工人工資，則會打擊他們建立世界工廠的積極性（李佳珈 2010）。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擁有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1978年做出的改革開放的決定為外國產業向中國轉移提供了可能，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逐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引進來”“走出去”相結合的戰略方針，優惠的政策吸引了多數外資的投入。但由于中國仍處于發展中國家的階段，投資體制還不完善，各地把擴大出口和吸收外資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戰略重點。某些地方政府追求出口數量規模，其激勵政策使得企業更傾向于外貿出口，而企業為了實現出口數量規模，在原料成本不變的情況下更熱衷于通過降低勞動力成本以實現出口數量的增加，同時政府監管存在著漏洞。因此使得我國在承接產業轉移的同時，出現了“廉價勞動力工廠”等不良現象（王宗光 周鵬 李軍） 。

但我們不能因為廉價勞動力工廠的存在而否認產業轉移對我國發展的積極意義，“珠江三角洲”作為我國最早改革開放的地區，就是成功接受產業轉移的典范；深圳地區由一個偏遠的漁村發展為中國面向世界的窗口，離不開改革開放的成功實施與對外交流的不斷發展。因此，產業轉移對于中國來說是把雙刃劍，面對機遇與挑戰，要想充分抓住機遇，有效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必須利用政府在宏觀信息上的優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豐富產業轉型和升級的實現方式，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趙玲玲 2011）。

綜合上述學者的意見，我們可以看出，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之下，資本、生產、經營的全球化是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進行產業轉移有利于促進全球資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勞動力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的轉移，有利于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大力發展第三產業與新型產業，推動社會的進步；同時，對于發展中國家解決就業問題，引進先進科技與管理經驗，增加財政收入，促進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從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經驗來看，他們起初承接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利用外資，注重自我創新和產業提升，逐步走上了技術密集型產業，實現了產業的轉型優化升級，帶動經濟的發展。因此，面對產業轉移，我們不能因為“廉價勞動力工廠”等現象的存在而對產業轉移持否定態度，應積極地應對挑戰，抓住機遇，不斷調整政策，以此促進國家的進步。

四、產業轉移的成功案例

作為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地區，中國東部沿海的迅速發展受益于國際產業轉移。20世紀80年代，中國東部沿海從承接亞洲四小龍及其他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增加了就業，經濟迅速發展，形成了珠三角經濟圈和長三角經濟圈等東部沿海發達經濟帶。中國以其廉價而又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優惠的開放政策吸引了美、日、歐等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大規模投資，制造業迅速發展，推動了城市化與工業化，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已接近世界新興工業國水平，奠定了“世界工廠”的基礎。而隨著中國進入國際產業轉移新的高速增長階段，發達國家也開始以成熟的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大規模地向中國東南沿海轉移。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生產環節向我國大規模轉移，珠三角、環渤海、長三角等地區已初形成各具特色的信息產業基地。

五、結論與建議

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面對廉價勞動力工廠存在的客觀事實和背后體現的產業轉移理論，對此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是由國家進行科學的宏觀調控，政府作為國家政策的掌控者和產業發展的調控者，應綜合運用經濟、行政、法律手段，全面把握不同地區特色與優勢，加強對區域經濟和產業發展的指導，利用承接產業轉移的機會，加快產業的優化與升級。同時，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加強對于工人的工作環境檢查力度，切實保障工人的基本權利。完善中國勞動保障法，加強法律的落實監督監管。積極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優化調整產業結構，逐漸淘汰低端、勞動力需求大、利潤低、競爭力不高的加工業，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正如現在珠江三角洲產業結構轉型與空間結構調整，著力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城市區域的模式。

其次是從勞動者自身出發，勞動者應了解相關法律法規，學會依法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不斷學習新的技能，促進自身綜合素質的提高。

再者，跨國公司也應加強對“代工廠”的了解與監管，為國外勞工改善工作環境，尊重勞工的基本權益。

六、結束語

綜合上文我們可以看出產業轉移是一把雙刃劍，由于發展中國家制度不完善、監管存在缺陷，會出現“廉價勞動力工廠”等不良現象，損害勞動者的正當權益，但同時產業的轉移又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大量的就業崗位與資金收入，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提供了動力支持，推動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因此我們應冷靜地對待“廉價勞動力工廠”現象，準確把握產業轉移規律，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實現國家經濟的轉型與騰飛。

參考文獻：

[1] 陳剛，劉珊珊.產業轉移理論研究：現狀與展望[J].當代財經，2006（10）：91- 96

[2] 高連奎.中國血汗工廠背后是什么[J]，世界財經報道.

[3] 李佳珈.對當今社會“血汗工廠”的思考[J].經營者管理，2010（10）：85.

[4] 王宗光，周鵬，李軍.跨國公司“血汗工廠”問題研究[J].商業時代， 2008（4）：36- 37.

[5] 趙玲玲.珠三角產業轉型升級問題研究[J].學術研究，2011（08）.

[6] 汪斌.國際產業轉移理論評述[J].浙江社會科學，2003（11）.

[7] 周新德.中國跨國公司發展現狀、問題及對策探析[J].黑龍江對外經貿，2007（02）.

[8] 余曉敏.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老公運動：現象、問題與理論[J].社會學研究，2006（03）： 188- 218.

篇3

幾年前涌動全國的“民工潮”為什么變成了大面積的“民工荒”？它將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三個原因引起“民工荒”

為什么會出現“民工荒”？我想可能有三個原因。其一是國家扶持“三農”的政策起了一定的效用，使得某些地區的農民減少了外出打工的比例。其二是多年來農民工外出打工的生存環境太惡劣。農民工進城多集中于低級制造業和建筑業，這些領域的勞動環境相對比較艱苦，而一些黑心雇主忽視職業保護更使農民工飽受其苦。更有一些地方的小老板具有“黑社會”性質，使部分農民對外出打工產生了恐懼感，不到萬不得已，不愿再進城打工。其三是農民工市場的區域化特征非常明顯。一個村的人，干什么就都干什么，到哪里就都到哪里?？坷相l來傳遞就業信息，也加劇了部分地區的“民工荒”。

問題是，眼下的“民工荒”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周期性問題，還是農民工的供需狀況出現了拐點？這是一個很難輕易作出判斷的問題。在這個問題難以作出準確的判斷之前，我建議有關部門且慢采取行動，靜觀市場自身的調節。我現在擔心有些地方政府出面用行政手段干預，反而打亂了市場。（黨國英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摘自2004年7月23日《經濟日報》)

“民工荒”可能是表面假象

2004年6月底最新的數據表明，全國外出打工的農村勞動力首次突破1億大關。因此，從本質上來說，我認為目前的事實依然是“民工潮”，“民工荒”很可能是一種表面的假象。

按照基本的經濟學常識，如果在自由競爭的市場里，需求迅猛增長，必然導致供給品價格的上漲。但是我們奇怪地看到，農民工的工資卻已經有近十年沒有上漲了。統計表明，今年上半年農民人均收入增長了16%，可是農民工工資并沒有明顯的上漲。因此，是不是真的像那些老板說的那樣存在大面積缺工，值得懷疑!像福建一些地方制造業的小企業，十年來沒怎么漲過工資，這怎么能說是招工難呢？

對于地方政府職能部門口中的“民工荒”，我們也應當抱以懷疑的態度。他們的立場是很容易和企業家站在一起的，因為當地企業的發展和地方財政直接相關，企業和政府在利益上具有一致性。企業當然希望毫不費力地找到廉價的農民工，這種愿望也可能通過他們的利益同盟者政府官員的口來表達。

市場已經發出信號，接下去應該由價格杠桿來發生作用。反過來說，如果價格杠桿發生作用了，“民工荒”現象就不會存在。我很擔心有些地方政府采取行政手段來解決“民工荒”，把市場的信號都搞亂了。（楊宜勇 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摘自2004年7月23日《經濟日報》）

“民工荒”的本質

勞動力成本上升的信號 所謂“民工荒”實際上僅僅表明了廉價勞動力的供給不足，并不是說整個勞動力市場已經出現了供給短缺，是在既定工資水平下低級勞動力供給的減少。試圖在接近甚至低于法定最低工資以及不提供相應福利待遇條件下招收足夠的勞動力確實已經成為困難的事情了。即便是在經濟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很多公司也面臨著提高工資的壓力。從宏觀角度看，這應當是一個可喜的信息，因為它意味著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成功的，中國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已經有了實質性提高。而對企業來說，企圖繼續依靠廉價的勞動力來獲得競爭優勢恐怕將面臨更多危機，有意識地向技術、資金、技術勞動力密集的行業轉移將是企業的必然選擇。

反映出我們對廉價勞動力的過度依賴 中國工人的平均工資大約只是美國的1／50、日本的1／30和韓國的1／15。廉價勞動力不僅是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獲得競爭優勢的基本源泉，也是中國吸引國外資本的最主要的因素。近年來，中國加工制造企業以驚人的低價迅速搶占國際市場，也是得益于國內低廉的勞動力資源。

在國內市場上，由于居民購買力水平仍然較低，價格便成為產品能否在市場上獲得成功的關鍵。在國內居民收入沒有大幅度提高的情況下，價格將始終是產品站穩市場的首要因素，也就是說，國內市場上對廉價勞動力也有強烈的依賴性。

在國內市場上的低收入水平、低產品價格、低勞動力成本和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低品質、低價格、低勞動力成本，形成了兩個“穩定三角”。任何超出既定價格地雇傭勞動力都有可能導致這兩個三角的破壞，從而形成了一個低價勞動力陷阱。

這樣，當勞動者生活水平以及對工資的期望提高以后，在原來所設定的不變工資率(接近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資)水平下，勞動力供給減少便是必然的?？梢哉J為，所謂的“民工荒”是中國勞動力市場對廉價勞動力過分依賴的必然結果。(徐林清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博士 摘自2004年8月4日《南方日報》)

從“民工荒”反思我國的發展戰略

我認為，出現“民工荒”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在21世紀初還在死守著上個世紀70年代末的發展戰略。二十五年前，中國一貧如洗，沒有基本的發展資金，除了依靠廉價的人力資源、走勞動力密集型的道路，別無他途。如今，中國已經完成了初期的資本積累，并且很快就會面臨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勞動力不足的危機。但是，我們卻沒有根據這兩個完全不同的經濟現實，完成必要的戰略轉型。

篇4

[關鍵詞] 對外直接投資； 國家特定優勢； 區位選擇； 投資動機； 投資能力； 戰略資產

一、 問題的提出

自2002年實施“走出去”戰略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以年均25%的增長率出現持續激進式擴張，并以高于中國GDP增長率2―3倍的發展速度引起國內外學者矚目[1]910。伴隨“蛙跳式”（leapfrogging）的總量增長，中國OFDI區位選擇也同樣表現出一定的特殊性，尤其是強烈偏好自然資源和戰略資源稟賦豐裕國家、傾向于投資風險較高地區、對東道國或地區選擇違反由近及遠的一般性規律等，這引起了學者廣泛探討[23]。

圖1展示了2003―2010年中國OFDI存量集中曲線為避免“回程投資”及資本外逃問題，本文刪去了我國香港和澳門地區、英屬維爾京群島、百慕大、開曼群島、新加坡這六個國家或地區。本文第五部分研究結果顯示，是否刪去新加坡對樣本回歸結果無實質性影響。。從圖中我們發現，中國OFDI流向遍布全球170多個國家和地區，但基本上前50個國家和地區便承接了中國OFDI 90%―95%的存量，雖然不同年份之間的國別排名有所變動，但總體來看，2003―2010年承接中國OFDI排名前50位的國家和地區基本穩定2007年中國商務部調整了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統計口徑，2007年及以后加入金融行業OFDI存量統計。2009年發生了全球金融危機，但從數據來看，承接中國OFDI存量排名前50位的國家和地區依然穩定。。總結這些國家特征，可歸為三類： 第一類是尼日爾、肯尼亞、阿富汗、伊拉克、贊比亞、尼日利亞、伊朗等自然資源豐裕但風險較高的欠發達國家； 第二類是廉價勞動力資源較為豐裕的發展中國家，主要為緬甸、柬埔寨、泰國、越南、老撾、印度尼西亞等亞洲國家； 第三類是美國、日本、德國、英國、韓國、西班牙、法國等技術先進的發達國家。

二、 文獻綜述

OFDI區位選擇從微觀層面來說是企業綜合考慮投資動機和投資能力的最終選擇，從宏觀層面來看是中國整體經濟發展在對外投資領域的一個側影，立足母國經濟發展和政府作用角度理解中國OFDI投資行為，是目前國內外學者較為一致的研究立場。Deng指出，中國投資驅動經濟增長以及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方式催生出對能源和資源的極度渴求，這是中國OFDI流向自然資源稟賦豐裕國家或地區的最主要原因[1]1012。同時，隨著國際化經驗的積累和中國產業競爭程度的加劇，中國對技術和品牌的戰略資產尋求動機不斷強化，推動了中國OFDI投資技術發達的歐美國家。一些學者認為，中國OFDI之所以偏好投資制度較差的東道國或地區，是因為長期處于母國不完善的制度下進行商業經營，導致中國OFDI企業經營方式與不完善的制度高度契合，因此，同為制度不完善的東道國或地區，賦予了中國企業別樣的競爭優勢，也就是所謂的“母國內嵌效應”[4]718[5]。此外，從母國角度來看，中國政府以國內制度為基礎，通過政府干預影響中國企業OFDI區位選擇，這一現象與大多數新興工業化國家OFDI早期發展階段類似。此類研究還指出，中國早期制度不完善迫使中國資本以OFDI形式投出國境以求制度規避，而這部分OFDI資本偏好流向制度完善的發達經濟體，尤其是避稅天堂、歐美發達國家等； 直到近期，隨著中國政府對OFDI態度由限制轉為支持，中國OFDI受益于國內體制不完善，尤其是資本市場不完善，以低于市場價格的融資成本獲得海外投資資金[4]721，從而加強企業所有權優勢，最終以并購形式投資于戰略資產以及自然資源豐裕的國家或地區。

總之，現有中國OFDI區位選擇實證文獻都聚焦到了中國OFDI區位選擇特殊性解釋，一方面從企業動機和企業競爭優勢兩個角度同時加以把握，另一方面將中國OFDI區位選擇嵌入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框架內加以理解。這一思想被裴長洪與樊英用“國家特定優勢”加以完整闡述。所謂國家特定優勢，就是“利用兩種資源，開拓兩個市場”，簡言之就是政府基于資源安全以及產業結構調整戰略，通過自身作用提高中國OFDI企業競爭優勢，并統一國家利益和企業微觀經濟利益[6]4648。雖然裴長洪和樊英從中國經濟發展視角將中國OFDI企業的投資動機和企業投資能力在宏觀層面上進行拓展，但并未對國家特定優勢如何影響企業OFDI區位選擇機制進行分析，更沒有區分出國家特定優勢對不同類型OFDI的影響有何差異，而這種差異會進一步體現為區位選擇偏好。延續這一思路，本文一方面補充國家特定優勢下OFDI區位選擇機制，另一方面甄別出不同類型OFDI企業的國家特定優勢有何差異，從而解釋國家特定優勢如何影響企業OFDI區位選擇偏好。

三、 國家特定優勢影響中國OFDI區位選擇機制及假說

企業投資動機和企業投資能力是企業OFDI區位選擇的兩個微觀決定機制。這一思路與Makino等不謀而合，他們認為，受不同投資動機驅動，企業首先將投資目標鎖定在相應資源豐裕的國家或地區，根據自身能力，企業最終決定是否投資該目標東道國或地區[7]。國家特定優勢下的中國OFDI企業區位選擇也恰恰基于這一微觀機制： 出于資源安全和產業結構調整國家戰略動機考慮，政府通過國內政策體系以及國別雙邊關系，綜合影響企業在特定東道國具備的企業能力，從而左右企業OFDI區位選擇。

（一） 國家特定優勢影響中國OFDI區位選擇機制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發展以投資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為支撐，耗能生產卻對應著人均存量低下的資源儲備現實，對資源的高度需求和國內低水平供應之間的落差引致了中國對石油、礦產品等自然資源的渴求[1]11；此外，已有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短期扭轉，路徑依賴進一步推動中國演變成為“饑餓之龍”（ravenous dragon）。另一方面，持續的經濟發展不斷提高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人口紅利日漸式微，勞動力結構轉變宣告過往以低端生產為核心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方式難以維系。依賴勞動密集型生產技術的企業不斷外移，印證了小島清提出的“邊際產業轉移”趨勢。此外，經濟增長內生引致的生產效率普遍提升以及產業競爭激化，迫使學習能力較強的中國企業通過技術研發和品牌運營來進行產品差異化生產，從而跳出低端產品競爭循環?？傊?，中國現有經濟發展方式在自然資源和產業結構方面遇到了新的挑戰，資源安全及產業結構調整成為國家層面的戰略動機。

本文從企業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角度考察政府作用調節OFDI企業投資能力的路徑： 一是直接影響OFDI企業所有權優勢的國內政策與服務； 二是直接影響企業內部化優勢的兩國雙邊關系，包括政治和經濟雙邊關系； 三是間接影響OFDI企業投資能力的政策與服務，主要體現在影響OFDI企業國際化經驗的政府政策。自2002年明確提出“走出去”戰略以來，中國政府采取一系列財稅政策降低企業OFDI融資限制，這些做法與曾經的韓國與新加坡政府如出一轍。但區別是中國政府利用國內不完善資本市場，以大大低于市場價格的資金成本為OFDI企業提供融資，從而令中國OFDI企業具備極強的資金優勢，這一優勢最直接的表現就是近來廣為西方媒體關注的中國OFDI企業并購案例。中國與東道國或地區雙邊經濟關系主要包括簽署雙邊投資協定和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兩者都有助于優化東道國或地區投資環境。較為特殊的是，境外經貿合作區在海外構建產業集聚條件，促進中國企業發揮產業集聚優勢，彌補中國“走出去”企業規模小、經驗少和競爭力不足的劣勢。中國政府影響OFDI企業國際化經驗的間接政策主要為外資引進和出口導向兩項宏觀政策。得益于引進外資政策，中國本土企業通過 “內向國際化”（in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利用企業合資、技術溢出等途徑，迅速熟悉境外企業技術操作、管理方式和國際商業網絡，以此提速國際化進程[8]。

（二） 國家特定優勢下的中國OFDI區位選擇偏好假說

中國OFDI企業投資動機從未脫離市場尋求、自然資源尋求、戰略資產尋求以及效率尋求這四類傳統投資動機[9]。基于資源安全及產業結構調整兩大國家戰略動機，自然資源尋求、戰略資產尋求以及廉價勞動力尋求這三類企業OFDI動機得到強化。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H1a：中國OFDI偏好選擇自然資源稟賦較高的東道國或地區。

H1b：中國OFDI偏好選擇廉價勞動力豐裕的東道國或地區。

H1c：中國OFDI偏好選擇戰略資產稟賦較高的東道國或地區。東道國或地區經濟穩定有助于降低投資企業在當地經營的實際交易成本，下調企業投資風險預期，促成企業長期投資經營決策。不論是何種類型投資，中國OFDI企業都傾向于選擇經濟風險較低的東道國或地區。但另一方面，中國自然資源尋求型OFDI基本上由大型國有企業承擔，國家特定優勢下的自然資源尋求型OFDI國有企業具備兩個特殊性： 一是投資目的不單純，并非完全追求企業利潤最大化，還要幫助促進中國經濟發展，達成國家外交政治目的[1]14； 二是擁有特殊投資能力，自然資源領域的大型國有企業因壟斷特權和國家信貸優惠而享受特殊企業所有權優勢，這種優勢有利于其在經濟風險較高的東道國或地區發揮競爭優勢。相比于其他類型OFDI，國家特定優勢下的中國自然資源尋求型OFDI對東道國或地區的經濟風險偏好增加。

中國自然資源尋求型國有企業投資動機并非單純為了企業利潤最大化，這似乎有違理性經濟人假設，但究其本質是因為： 國有企業投資行為評價一部分體現為企業內部的企業利潤，另一部分體現為企業外部的國家利益，尤其是母國資源安全利益以及外交政治利益[4]722。不單純追求企業利潤最大化的投資行為，對東道國或地區經濟風險引起的利潤波動敏感度低。此外，國有制身份及與政府之間的曖昧關系帶給國有企業包括原材料、資金、人力等一系列投入要素便利，尤其是大大低于市場價格的廉價資本。中國國內過高的儲蓄率、以國有銀行為主導的信貸資金分配體制，為政府便利國有企業融資需求提供了制度條件[4]720723。為充分利用這一西方資源型企業不可比擬的廉價資本優勢，同時也避免在資源開采技術方面的比較劣勢，中國自然資源尋求型國有企業在東道國或地區的區位選擇上，更傾向于融資體制不完善的國家或地區。國有企業在這些東道國或地區采用的投資模式通常為： 中國對當地進行融資貸款，當地允許中國國有企業進行資源開采，并以自然資源替代資金償還。融資制度較差的東道國或地區往往伴隨著較高的政治和經濟風險，中國國有企業充裕的資金幫助企業更好地抵抗東道國或地區經濟風險引致的收益波動。因此，得出如下假設：H2a： 相比其他OFDI，國家特定優勢下的中國自然資源尋求型OFDI對東道國或地區經濟風險的偏好加強。地理距離一般對東道國或地區承接FDI起到負面阻礙作用，主要是由于地理距離越遠，兩地文化、語言、制度等差異越大，企業投資東道國或地區的“外來者劣勢”（foreignness liability）提高。因此，不論何種類型的OFDI，都傾向于選擇地理距離較近的國家或地區。但從國家特定優勢來看，中國傳統生產企業具備兩個特殊優勢： 一是擁有靈活性生產技術，契合東道國或地區廉價勞動力豐裕的稟賦結構； 二是產業集聚優勢，幫助企業克服外來者劣勢。從這個層面上說，國家特定優勢下的中國廉價勞動力尋求型OFDI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地理距離帶來的負面影響，因此，相比其他類型OFDI，其選擇地理距離較近東道國或地區的偏好減弱。

產業轉移趨勢下的中國OFDI企業，其投資能力主要體現為匹配東道國或地區廉價勞動力的低端生產技術[10]，或是經過局部創新而具備靈活生產特性的技術[1112]。這一比較優勢來源于中國國內長期充分的低價勞動力供給[6]48，因此，當這些企業將廉價生產復制海外時，傾向于選擇勞動力充裕、價格低廉的東道國或地區。除了微觀層面具備的局部比較優勢技術，此類企業還具備另一種較為重要的企業競爭優勢來源，那就是產業集聚優勢。中國廉價勞動生產企業多為規模較小的傳統制造業企業，就單個企業的競爭優勢來看，無法與發達國家優秀跨國公司相抗衡，但這些企業因在母國經營過程中不斷積累產業集聚優勢，企業競爭優勢更多體現在產業層面的外部規模經濟、創新效益和競爭效益。加之中國政府2006年后在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積極推進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創造產業集聚所需的外生條件，盡力促成企業以“抱團”形式“集體走出去”。憑借產業集聚優勢，中國規模較小的廉價勞動力尋求型OFDI企業具備一定市場議價能力、貿易摩擦和爭端規避能力，從而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克服地理距離較遠帶來的外來者劣勢。因此，我們做出如下假設：H2b： 相比其他OFDI，國家特定優勢下的中國廉價勞動力尋求型OFDI選擇地理距離較近東道國或地區的偏好減弱。隨著企業競爭力不斷提升，越來越多的中國制造業企業高調“逆流投資”（upstream investment）歐美發達國家，以期獲得技術和品牌資源，從而突破國內低端生產困境[1]15。聯想、海爾和華為等對發達國家發起的資產并購行為便是最好的佐證。觀察這些戰略資產需求較強的企業，我們發現，此類企業不僅通過發展積累了一定的資金和技術優勢，更重要的是，它們在以往經營過程中有過出口或與外商合資的經歷。Mathews等學者認為，作為“后發者”（latecomer），出口和外商合資經歷有助于企業獲得國際化經驗，從而助推企業OFDI行為[13]。對于戰略資產尋求型企業而言，能否消化吸收已獲得技術、是否熟悉品牌的商業運營，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成敗。因此，能否利用已有的國際化經驗克服在技術承接和品牌持續運營方面的外來者劣勢，顯得尤為重要[6]730。已有國際化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中國企業熟悉東道國或地區企業運營管理模式，并通過以往與外商企業合作獲得技術溢出效應，積累了相關的技術基礎。這為中國OFDI企業逆向投資發達國家、并購東道國或地區的戰略資產提供了消化基礎。而這一國際化經驗從宏觀上來說得益于中國政府引進外資以及出口導向政策，由此我們做出以下假設：H2c： 國家特定優勢下的中國戰略資產尋求型OFDI偏好有過相應國際化經驗的國家或地區。

四、 實證分析方法及數據

（一） 國家特定優勢下投資動機驅動的區位選擇偏好

回歸1和回歸2的結果顯示，中國OFDI的確偏好自然資源和廉價勞動稟賦豐裕的國家或地區，假設H1a和假設H1b得到驗證。戰略資源稟賦對中國OFDI吸引作用的顯著性并不穩定，本文嘗試分別采用高技術產品出口以及R&D投入占GDP比重作為戰略資產變量，回歸結果與專利申請無差異。雖然H1c假設沒有通過檢驗，但不能就此斷定中國OFDI偏好戰略資產豐裕地區的投資行為不存在?？赡苡腥齻€原因降低中國戰略資產尋求動機在模型中的顯著性： 一是GDP和專利申請呈現高度線性相關，在樣本中，兩者相關關系達到087，這一結果也呼應了Buckley同時使用GDP和專利申請回歸時，出現GDP非穩健性顯著、專利申請不顯著的結果[14]515。二是以專利申請作為戰略資源的變量不能準確刻畫中國OFDI戰略資產尋求動機。專利申請覆蓋了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成果，中國OFDI更多追求的是面向市場的應用研究成果以及品牌、銷售渠道等非技術戰略資產。三是中國戰略資產尋求動機下的區位選擇高度集中，并非均勻分布所有戰略資產豐裕國家或地區。這也是用東道國或地區戰略資源稟賦中國OFDI戰略資產尋求動機的關鍵缺陷，為克服這一缺陷，本文采用其他影響中國OFDI戰略資產尋求動機的因素，用兩者相乘的交互項反映出東道國或地區戰略資產因素真正吸引中國OFDI的機制，這也是本文考慮設置回歸3―6的重要原因。

（二） 國家特定優勢下企業投資能力引致的區位選擇偏好

對比回歸1和回歸3發現，若不進行交互項操作，經濟穩定性在回歸1中并非穩健性顯著。但當將經濟穩定性根據自然資源稟賦進行剝離時發現，經濟穩定性對中國OFDI作用存在兩個截然不同的機制： 一是負向阻礙機制，體現為負顯著的lnEcoSt，該機制對任何類型中國OFDI都成立； 二是通過自然資源稟賦發揮正向調節機制，體現為正顯著IR_NEco，只針對自然資源尋求型OFDI有效。進一步對這兩個機制進行聯合檢驗，卡方檢驗在0000 01水平下顯著。這就是說，對中國非自然資源尋求型OFDI而言，東道國或地區的經濟越不穩定，企業越排斥對其進行投資； 但對中國自然資源尋求型OFDI而言，東道國自然資源稟賦越高，其經濟不穩定性的負面影響就越不重要。這一結果較好地解釋了我們在現實中觀察到中國OFDI區位選擇為何偏好伊拉克、尼日利亞、贊比亞、秘魯、剛果（金）、伊朗這些自然資源豐富但同時穩定性較差的國家，至此，本文的H2a假設得到驗證。

現有研究較少關注經濟穩定性對中國OFDI的影響作用，更多關注政治穩定性或以政治穩定性為代表的制度環境對中國OFDI的影響。根據本文回歸結果，我們可以推斷這或許是因為經濟穩定性對中國不同動機類型的OFDI作用機制并不一致，因此，難以從整體平均水平觀察到其綜合效果。此外，經濟不穩定因素一般涵蓋了政治不穩定因素： 政治不穩定情況下難以維持宏觀經濟穩定，但政治穩定不一定就必然保證宏觀經濟的穩定，歐債危機以及美國金融危機就是一個較好的例子。 我們進一步在回歸3―6中加入政治穩定和自然資源稟賦的交互項發現，其余變量顯著性無原則性變化，且原有的IR_NEco和EcoSt始終穩健性顯著，而政治穩定和自然資源交互卻并非穩健性顯著。我們認為，關注宏觀經濟穩定性對自然資源尋求型OFDI的影響，比關注政治穩定性及以此為代表的制度環境對中國自然資源尋求型OFDI影響，更具一般性。

東道國或地區相對中國的地理距離對吸收中國OFDI存在兩個影響機制： 一是負向阻礙機制，表現為負顯著的lnDistw，針對所有類型投資都成立； 二是正向調節機制，表現為IR_LDis正顯著，只針對廉價勞動力尋求型OFDI有效。兩個機制的聯合檢驗在0000 1水平下顯著。因此我們接受這樣的假設： 相比于其他OFDI偏好選擇地理距離較近的東道國或地區，中國廉價勞動力尋求型OFDI卻因一國或地區的廉價勞動力稟賦豐裕程度而相對削弱對近地理距離的偏好。本文還用首都距離替換加權處理的運輸距離，發現回歸結果相當穩定，至此，本文的H2b假設得到驗證。

非洲廉價勞動力豐裕國家相對中國的地理距離遠遠大于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若能夠驗證中國OFDI對非洲國家也存在廉價勞動力尋求動機，那么，H2b假設將得到穩健性證明。為此，我們在原有數據基礎上刪除戰略資產稟賦變量戰略資產稟賦以專利申請為指標，非洲和亞洲欠發達國家該指標缺失較為普遍，為擴大穩健性回歸樣本容量，我們刪除對此變量的控制。，用方程1對非洲國家進行回歸，得到lnLabRe在001水平下顯著，這意味著中國OFDI對非洲國家的確存在廉價勞動力尋求動機。我們進一步篩選出亞洲和非洲國家，并刪除日本和韓國兩個國家日本和韓國自然資源與廉價勞動力資源皆貧乏，且吸收了大量中國OFDI投資存量，為避免其對穩健性回歸的干擾，我們對其進行刪除。，檢驗廉價勞動力尋求型OFDI的地理距離偏好機制。結果顯示，廉價勞動力尋求稟賦和地理距離的交互項IR_LDis在0001水平下顯著，中國廉價勞動力尋求型OFDI對地理距離偏好機制得到穩健性證明。這幫助我們理解為何地理距離較遠的非洲國家依然有中國非資源型傳統產業投資，這正是由于當地具備了較為完善的產業配套建設。以尼日利亞廣東經濟貿易合作區、埃及蘇伊士經貿合作區為代表，中國政府在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先后推進了19個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創造了中國企業產業集聚優勢發揮的基礎，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企業投資能力。由此可見，中國廉價勞動力尋求型OFDI不僅普遍投資越南、柬埔寨等亞洲發展中國家，還逐漸向非洲發展中國家開展投資活動。這也從另一側面說明，中國對非洲國家投資激增，不僅是出于自然資源尋求動機，還受廉價勞動力尋求動機驅動。

觀察lnInvFl和IR_SInv發現，雖然兩者聯合檢驗高度顯著，但由于兩者線性相關度高，且lnInvFl在未加入交互項情況下高度顯著，而加入交互項后lnInvFl顯著性并不穩定。對比回歸1和回歸3我們還發現，當把lnInvFl換成IR_SInv時，變量高度顯著，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中國戰略資產型投資并非直接受東道國或地區戰略稟賦資產的誘惑，而是間接與該東道國或地區是否曾對中國進行FDI有關。這也解釋了為何中國對美國、韓國、德國、英國等國家投資較多，而對戰略資產同樣豐裕的挪威、波蘭、以色列等國家投資卻相對較少，這些國家是否擁有投資中國的經驗，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該國戰略資產對中國是否具備吸引力。由此，我們認為，本文H2c假設得到驗證。

六、 結論

根據資源安全及產業結構調整兩大國家戰略動機，本文甄別出國家特定優勢下三種不同類型的中國企業OFDI，分別為自然資源尋求型OFDI、廉價勞動力尋求型OFDI、戰略資產尋求型OFDI。本文主要得到以下三個研究結論：

首先，改革開放以來高速增長的投資驅動型增長方式加劇中國對石油、礦產等自然資源的渴求，且廉價勞動優勢逐漸喪失令中國企業表現出“邊際產業轉移”之勢，這也是中國將資源安全及產業結構調整視為國家戰略動機的宏觀背景。政府通過融資優惠、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外資引進政策等一系列直接或間接措施影響中國OFDI企業投資能力，使企業在利潤最大化框架內開展投資，而這些投資行為從宏觀上符合國家戰略動機需要。

篇5

一、中國廉價勞動力現狀

自2005年以來，東南沿海地區勞動力短缺的警報就不時拉響，當地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都發現，工人不像以往那樣好招了；而新聞里和生活中，也發現越來越多的越南，印度的產品。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造就“中國經濟奇跡”的“人口紅利”優勢，好像不在了。當國際競爭的愈演愈烈，環境成本越來越高，我們發現廉價勞動力的劣勢越來越明顯，以廉價勞動力為發展動力的情形已經重大轉折。

二、廉價勞動力的劣勢及其不可持續性

1.國內外條件的變化，國際上，越南、印度、非洲等地區相對我國擁有更大的廉價優勢，中國要面對他們的直接競爭，相對它們，中國的勞動力已經不能稱為“廉價”：以制造業工人的平均月薪為例，越南目前為1000元人民幣，印度在600元左右，柬埔寨和緬甸僅需300至400元，中國東南沿海卻在2500元以上。優勢的喪失，競爭力的下降，直接面對著跨國公司工廠的遷出，中國已經到了一個無路可退的境地。

國內方面，就是工人對長期以來廉價的工資已經開始用行動表現出不滿，“民工荒”只是這一事實的集中體現，隨著新生代農民工的成長，他們需要的不僅僅是高于務農收入的收入，而是更多地休息、娛樂、學習的時間和條件，所以，低廉的工資不能，至少不能長期的吸引他們。以富士康為例，富士康深圳廠區2012的底薪升至2350元，加上加班費每個月的收入可以達到4000元左右，但是這犧牲了大量的休息時間，把人變成了機器的附屬品，并且工人的工資在支付了生活費后，也就所剩無幾了。國內外條件的變化直接體現在工廠由沿海地區遷至內陸地區，比如富士康，由中國遷至外國，資本總是尋找可以利潤最大化的地方。

2.致使追趕時機的延誤，由于30多年來中國一直以廉價勞動力為優勢，大多數“企業家”放棄了技術的開發，放棄了品牌的建立，“生于安樂，死于憂患”，不思進取使得他們在變換的國內外形勢下，尤其是經濟危機以來，顯得分外的脆弱，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倒下了一大批企業。而這又讓中國更加的追不上先進技術和品牌的腳步。

首先是缺乏核心技術和自主創新能力，中國這種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所提供的僅僅是廉價的土地、勞動力和巨大的市場，而關鍵的設備、技術則基本上都掌握在他人手中。目前，我國鋼鐵、機械和建材等傳統工業的技術水平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很大，多數企業關鍵技術的開發與應用能力明顯不足，不少高技術產品及部分高附加值產品仍需進口。

其次是沒有過硬的品牌，近年來，貼牌生產方式成為了中小企業成長的第一選擇，簡單，容易，來錢快。如今外商貼牌生產企業在全國遍地開花，但是大規模的貼牌企業換回的僅僅是極低的利潤。以茶葉為例，中國作為茶文化的發源地，在國際上卻沒有叫得響的茶品牌。七萬家中國茶廠在總體實力上竟難敵一家英國立頓，立頓茶業年產值相當于中國茶業年產值的七成。以廉價勞動力這一單一途徑成長起來的企業，適應能力差，一旦出現危機，便轟然倒下，本來就缺乏核心技術和過硬的品牌，在危急中又不能抓住機遇，便會惡性循環，在低端產業徘徊。

3.帶來額外環境成本，發達國家為了減少本國的環境壓力，從能耗、環保等方面對高耗低產的項目進行限制，漸漸將此類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而由于中國缺乏相關法律制約，已然成為高耗能產業轉移的中心之一。中國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只將勞動力價格計入成本，忽略了生產的環境成本和代價。可是環境成本在制造業中占據了極為巨大的一部分。從中國生態和環境的總體狀況來看，沙漠化、草地退化、水資源短缺等問題說明生態和環境為維持經濟增長的負荷，已經達到或超過了極限。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一直沒有擺脫高投入、高消耗、重污染、低產出的模式。如果把這些環境成本計入中國發展的成本，勞動力的廉價優勢將被大幅度削弱。

4.反傾銷、反補貼，因為WTO的存在，各國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受到很大限制。但是現行貿易規則允許反傾銷措施的存在。這對以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為主導出口產品的中國來說有雙重意義：一方面，中國比以往更有可能利用廉價成本優勢，將產品打入發達國家市場；另一方面，中國產品普遍具有的價格優勢，使得國際上的競爭對手對中國產品采取防御性甚至進攻性的貿易措施，而反傾銷就是最容易采取的手段，因此一些國家紛紛對中國產品提起反傾銷調查。

5.貧困化增長，單純依靠增加勞動密集型產品來提高進出口貿易額，極易陷入“貧困化增長”的陷阱。一般而言，在封閉的經濟體內，經濟增長與福利增加是正相關的，即經濟增長越快，國家凈福利就越大，然而在開放的經濟條件下卻可能出現相反情況，即假如偏重于出口的經濟增長造成該出口國價格下降、貿易條件惡化，使消費者福利的增加不足以抵消生產者福利的減少，導致國家凈福利惡化，出現“貧困化增長”。如果勞動力成本過低，就意味著工人工資低，那么消費能力也不會太強。而且低收入者在獲得工資后，出于對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在滿足日常所需后，更會選擇增加儲蓄，而非消費。因此，中國表現出來的現象往往是消費增長遠遠比不上工資收入的增長?？梢?，勞動力價格低，工資收入低，影響人們的消費心理和消費實力，嚴重阻礙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

三、政策建議

1.加強經濟法制建設，健全的制度是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根本保障和動力。健全的法律是基礎和保障，對于規范市場、促進經濟發展有著根本的影響。法律可以在最低工資標準、拖欠工資、無償加班、惡性競爭等方面制定，保障勞動者的合理權利。完善市場機制，規范政府行為，消除地方保護主義，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2.提升核心競爭力和自主創新能力，當代國際競爭歸根到底是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的競爭。雖然說技術的獲得除了創新，還可以采取引進的方式，但要自己掌握核心技術就必須進行自主創新?？鐕髽I的核心技術是不會轉讓給競爭者的，而國外政府為了保證國家國力和國家的經濟安全，往往通過各種立法或行政措施阻止本國企業將核心技術向國外轉移。因此，對于中國企業來說，自主創新、掌握核心技術已是一件必要的事情。沒有創新就不能得到核心技術，就無法超越，就沒有競爭中的主動權，只能徘徊在世界經濟的低端。

3.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當代國際競爭，誰占據了制高點，誰就能掌握未來競爭的主導權，中國企業不能長久地處于國際產業分工的價值鏈低端。所以必須轉變中國的貿易增長方式，加快對外貿易從數量增長為主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向以質量效益為主的集約型增長轉變，確保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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