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協同發展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協同發展，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根據經濟區的同質性和集聚性特征，區域經濟可分為同質性經濟區和異質性經濟區或極化性經濟區(陳秀山、張可云，2003)。隨后，同質性和極化(集聚)性兩種基本方法被許多國家在對經濟區進行劃分時采用。兩相比較而言，以同質性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區發展更具有競爭性(孫紅玲，2012)，而以集聚性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區發展則更需要加強以區域互補和合作為重要內容的區域合作。(一)同質性劃分思想同質性劃分強調的是區域經濟發展內部的一致性和外部的差異性。同質經濟區依據區域之間的某一種或某一類經濟活動、經濟要素、經濟問題等的一致性或相似性進行劃分的。從這種意義上看，中國國民經濟的東、中、西三大經濟地帶是采用同質區域方法進行劃分的同質區域經濟。同質經濟區的“勻質”特征具有相對性。例如，按照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中國國民經濟可以劃分為東、中、西三大經濟地帶(經濟區域);在具體區劃實踐中，也按照發達程度將經濟區域劃分為發達經濟區域和欠發達經濟區域。在中國國民經濟的區域經濟板塊劃分中，縱向劃分的東、中、西部三大經濟地帶被廣泛接受，國家分別針對東、中、西部三大經濟地帶制定了不同的區域經濟政策，并產生良好政策效應，對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但是，這種同質區域的劃分方法，在認識經濟區域的一致性或相似性特點時，忽視了經濟區域內實際存在的異質性，不能完全反映出區域的經濟要素和經濟活動的空間聯系性和內聚性。而且劃分時往往照顧到省級行政區劃的完整性及地理空間連續性(楊開忠，姜玲，2010)。如果舍棄區域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去關注區域內的差異性，那么區域內的經濟板塊的存在也是客觀事實。以我國西部地區為例，從整體上講這是一個典型的欠發達區域，屬于同質區域。但事實上，西部地區內部經濟發展水平和自然地理條件也是有較大空間差異的，有發展水平較高、集聚程度較強的城市經濟板塊，也有發展水平較低且處于貧困狀態的農村經濟板塊。因而，對同質經濟區的“勻質區域”特征的理解不能絕對化。(二)集聚性劃分思想極化經濟區是中國國民經濟中具有內在經濟功能聯系的經濟區，是由若干互補性強的異質區域構成、在功能上聯系緊密的經濟集聚區。極化經濟區是以在某種區域的共同利益和集團意識基礎上所形成的內聚力作用而形成的，由經濟中心、經濟網絡和經濟腹地等要素構成(劉本盛，2009)，對這種區域進行劃分的主要依據是組成極化區各部分之間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程度。因此，它強調的是區域內事物的相互聯系性和內聚力，它所反映的是一種結構(郝壽義，安虎森，1999):極化經濟區的區域內各組成部分存在著高度相關性，即不同行業按其內在的相關性共占同一區位而相鄰、相互影響，以至共同發展，具有一種在共同利益或系統基礎上形成的內聚力。極化經濟區具有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內在要求。從空間過程來看，區域經濟一體化表現為各種生產要素的空間流動;從空間狀態來看，則表現為生產要素流動所形成的經濟集聚核心和經濟擴散點(聶華林、王成勇，2006)。極化經濟區形成的關鍵機制是市場機制作用下經濟主體的自組織行為過程中形成的空間相互作用。綜上所述，兩種經濟區劃分思想都具有各自的適用性和合理性，應根據國民經濟不同發展階段的差異化需求來確定。經濟區劃不是目的，而僅是識別特定經濟區域、制定相應的差異化區域政策的必要手段，應根據不同時期、不同發展目標的戰略需要而加以調整。

二、中國國民經濟的空間結構特征

在生產要素區域流動基礎上，區域發展過程中的空間關聯日益深化，區際經濟聯系模式也不斷演化，形成經濟發展的空間依賴。而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依賴最終表現為經濟空間結構的規律性特征。考察我國國民經濟空間結構特征，可以對區域經濟發展中形成的聯動模式加以識別，進而為區域規劃、區域政策制定奠定基礎。城市經濟增長是國民經濟增長的核心空間(李郇，徐現祥，2011)，選擇城市經濟作為考察基本空間單位，分別從人均GDP、人口密度、經濟密度及區域發展度等4個指標加以分析(如圖1－4所示)，國民經濟空間結構呈現人口、經濟等的空間分布具有相似性與規律性，以城市為基本單元呈現出空間組團化趨勢。第一，三大極核區域已經形成。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與環渤海城市群已經成長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三個核心“牽引空間”，不僅是經濟重心區域，也是要素集聚中心、經濟集聚中心與創新中心，是牽動國民經濟發展的空間“動力核”。第二，核心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已逐漸顯現。區域聯動發展過程中，距離衰減效應顯現，臨近區域經濟發展相對快于距離稍遠區域。隨著極核區經濟發展過程中伴隨的產業結構轉換與產業升級過程形成的產業擴散日益加強，空間溢出效應不斷引領各區域經濟板塊式演進。這一產業升級過程與區域比較優勢變化相協同，從而確保新產業中的企業具備自生能力(林毅夫，2012)。這一過程更多依賴的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是建立在區域經濟發展空間關聯關系基礎之上的。要素的空間集聚與擴散成為推動空間聯系及相互作用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這種經濟自組織機制的宏觀表現是區際發展的空間依賴程度日益加深，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尤其在一國內部，區域的相互作用強度日益增強，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空間相互作用在空間取向、強度變化等方面都呈現出規律性。由于區域主體消費者及企業，其空間流動的規模往往受到一定約束條件的限制，如空間距離、轉移成本、適應成本、政策引力等等，在其空間取向、轉移規模上往往具有一定的空間特征，形成毗鄰效應，即空間位置靠近的區域之間更易于成為相互作用的方向，相互作用的強度往往隨距離的增加而衰減，這就是很多學者由實證研究得出的“距離衰減率”。獲取經濟相互依賴和增長傳遞在一經濟系統內運行的渠道，最好的方式是研究跨區組織的空間結構(Pred，1976)，如企業跨區域組織生產行為的空間結構等。第三，依托重要交通干線，形成經濟擴散通道。通過城市群內部交通網絡連通整個城市群，通過城市群間網絡連通全國(程前昌，2013)，形成以城市群為發展核心，沿交通干線溢出格局，城市化與區域一體化進程有效融合。中國經濟空間結構呈現又一典型特征是城市群經濟在區域經濟中的戰略地位日益顯現，無論是沿海的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環渤海城市群，還是中部的中原城市群、武漢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環鄱陽湖城市群等，已經成為區域經濟發展重要的“牽引空間”，在人口、經濟集聚力日益提高的同時，其規模效應產生的增長極作用對區域經濟發展發揮著戰略核心作用。城市群經濟區是城市經濟向區域一體化發展的重要形式。城市群中的每一個城市通過生產、流通方面的協作和合作，形成城市經濟板塊之間的內在聯系和城市經濟一體化運行機制。近年來，中國國民經濟中的城市群經濟區的內在經濟聯系得到增強，尤其是城市群的一體化基礎設施和制度創新不斷取得突破，從而不斷深化區域城市化與城市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例如，長三角經濟區中的長三角城市群的內在經濟聯系的強化，推動著長三角經濟區一體化發展，就是城市群經濟區這種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形式具有強大生命力的例證。通過重要的交通干線連接作用，構成城市間、城市群間空間經濟聯系的要素流通道基礎，如橫向的新亞歐大陸橋快速交通束(主要由鐵路、高速公路構成)、長江快速交通束及縱向的京滬、京廣、京九快速交通束等形成的網絡化、現代化交通體系，在我國沿海－內陸城市群間形成有力的空間經濟聯系基礎，為增長傳遞的實現提供了通道，也為空間協調發展的實現提供了支撐。綜上所述，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特征已呈現出區域城市化、城市集群化發展趨勢，因勢利導制定相應區域經濟空間管治政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中國國民經濟橫向劃分的“三大泛經濟區”

在國民經濟發展空間結構特征考察基礎上，調整區域規劃戰略思想，破除行政區域經濟發展思維的制約，以區域聯動發展為紐帶，遵循集聚性經濟區劃思想，重塑中國經濟區劃，將中國國民經濟橫向劃分為“三大泛經濟區”:泛長三角經濟區、泛珠三角經濟區與泛環渤海經濟區，將適應區域經濟發展新階段的內在要求。泛經濟區是經濟區的特殊形式，是具有極核區及其經濟腹地區的區域板塊。中國國民經濟已經或正在形成“泛珠三角”(泛珠江三角洲)、“泛環渤海”和“泛長三角”(泛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等，這些泛經濟區的形成與發展標志著中國區域規劃與管治向著更廣域化的方向發展(方創琳，2007)。泛經濟區極核區與其經濟腹地的內在聯系日益增強，區域合作及其一體化發展的程度日益加深，區域治理、區域政府等區域協調發展的路徑日益拓展。從這種意義上說，泛經濟區是具有內在的經濟區性質和“寬泛”外延特征的極化經濟區。按照區域經濟的橫向集聚性或異質性劃分要求，中國國民經濟中的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經濟區是極核區，三大極核區各自的極化和輻射區是經濟腹地，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經濟區與其各自的經濟腹地構成泛珠三角區、泛長三角區和泛環渤海經濟區。因此，“三大泛經濟區”是中國國民經濟橫向劃分的三大極化經濟區。(一)“三大泛經濟區”的空間范圍界定(見圖5)珠三角經濟區率先提出建立極化經濟區即構建“泛珠三角‘9+2’模式”的戰略設想。泛珠三角經濟區由珠江三角洲的廣州、深圳等14個城市經濟板塊為經濟極核區，以廈、漳、泉等福建沿海岸城市經濟板塊為副中心，極化和輻射帶動粵、閩、瓊、桂、湘(部分城市)、贛(部分城市)、黔、滇等珠江流域經濟帶的省、市、區和港、澳特別行政區經濟板塊組成。泛長三角經濟區由長三角經濟區及其經濟腹地區組成。以“22城市”、“一市兩省”內涵的長三角為極核區，長三角城市群經濟的快速發展“牽引”著長三角經濟腹地發展和空間結構演化。以長江流域經濟帶和新亞歐大陸橋經濟帶(主要為隴海－蘭新經濟帶)為“動力軸”，極化和輻射的蘇、浙、皖、豫、鄂、湘(部分城市)、贛(部分城市)、渝、川、陜(部分城市)、甘、青、藏、新等省(市、區)域經濟板塊組成(朱舜，2009)，具有“一極兩帶”空間結構的經濟區，是中國國民經濟的舉足輕重的極化經濟區之一。泛環渤海經濟區，即以環渤海城市群為區域經濟中心并連接黃河下游區域和華北、東北平原腹地的經濟區，主要包括京、津、遼、魯、冀、晉、陜(部分城市)、吉、黑、蒙、寧等省(市、縣)域經濟區，形成以北京、天津、濟南、青島、大連等構成的環渤海城市群為增長極的大扇形經濟區板塊。從整體上看，泛珠三角經濟區、泛長三角經濟區和泛環渤海經濟區的現有人口、經濟規模和政府財力都接近，因而無論是總量指標還是人均指標，“三大泛經濟區”基本處于同一競爭平臺(孫紅玲，2005)。概括地說，極化經濟區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類型。發展程度不同的增長極總是極化和輻射著一定的經濟腹地。因此，從空間經濟意義上看，中國國民經濟中的區域經濟不具有同質經濟區的特征;從內在經濟聯系看，中國國民經濟中的區域經濟板塊是快速發展的極化經濟區，因而“三大泛經濟區”由具有極化經濟區特征的極核經濟區及其經濟腹地組成。(二)“三大泛經濟區”劃分意義1.與區域經濟空間結構特征相協調。“三大泛經濟區”的形成是區域經濟空間關聯與相互依賴的結果，以三大核心區域港口群及區際快速交通網絡形成的要素流為物質基礎，在核心區與腹地區間形成緊密的空間經濟聯系，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政策導向作用，推動著核心區與腹地區間的極化與輻射作用的發揮，形成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泛長三角經濟區的形成和發展顯示出明顯的極化經濟區的區域發展梯度特征，從整體層面來看，一方面存在長三角經濟區、長三角經濟腹地和長三角經濟弱影響區(以新亞歐大陸橋中國段西安以西部分及與之相連接的青藏鐵路和高速公路等基礎交通束形成的經濟帶及其極化和輻射區域)。長三角經濟弱影響區還不具有長三角經濟腹地的特征。隨著長三角及其經濟腹地的快速發展，長三角經濟弱影響區與長三角經濟區、長三角經濟腹地的內在經濟聯系必然增強。長三角經濟區和長三角經濟腹地的內在經濟聯系與日俱增，形成極化－腹地區，即長三角及其經濟腹地。長三角經濟腹地不是具有長三角經濟區性質和特征的經濟區，而是受“一極兩帶”極化和輻射的經濟腹地。另一方面，長三角經濟腹地中有類似長三角經濟區性質和特征的經濟區，例如，皖江、環鄱陽湖、長株潭、武漢、成渝、東隴海(淮海經濟區)、中原、西安等城市群，是次一級區域的經濟發展核心區域。泛珠三角與泛渤海經濟區亦具有類似層次特征，形成多極帶動區域經濟發展格局。2.與勞動力等要素空間關聯模式相協調。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的空間流動取向取決于經濟發展的梯度差、交通便捷度、社會資本等，中國目前已基本形成要素流動的板塊化，表現為三大泛經濟區內部、在不同發展階段城鄉間、城市群間形成較密集的勞動力流、資本流、商品流、資源流、技術擴散等，要素空間配置模式不斷隨經濟發展演化，兩者形成相互促進的自組織過程，且不斷自我強化。以勞動力流動為例，皖、豫、鄂、湘、川等人口流出構成中，相當比例流向長三角經濟區，而長三角經濟區的資本、技術等要素也成為推動經濟腹地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三大泛經濟區”的劃分不但反映了現實中要素空間關聯模式，而且通過區劃與合作網絡的協同，為各區域發揮比較優勢、實現優勢互補集成奠定了基礎。3.行政區域經濟與經濟區域經濟的有機融合。“三大泛經濟區”的劃分在保持市級行政區劃的完整性基礎上，充分考慮城市經濟輻射形成的集聚區特征，以地級及以上城市作為經濟區劃的基本單位，實現行政區域經濟與經濟區域經濟的有機融合。“三大泛經濟區”的劃分并不追求省級行政區劃的完整性，而是以城市經濟發展空間關聯模式作為識別基礎。現代區域經濟發展與競爭，日益表現為城市及城市群競爭力之比較。城市經濟活力的增強、經濟實力的提升，推動行政區域經濟下較固化的行政等級系統管理模式不斷演化，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這一過程正是經濟區域經濟不斷形成發展的過程，將有力破除行政區劃剛性約束作用產生的消極影響。4.城市化與區域一體化進程的耦合。橫向劃分的三大泛經濟區具有促進區域和城鄉協調發展的內在機制，可以使中、西部擁有內在聯系的東部沿海城市群極核區。三大泛經濟區的經濟腹地也是東部沿海城市群極核區空間結構擴展的必然要求。區域經濟板塊的內在經濟聯系的加強有利于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從而推動經濟腹地的農民工進城務工和落戶，使“三農”問題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得到解決。以城市群協同發展為戰略取向的“三大泛經濟區”內部，在集聚與擴散機制作用下，形成空間關聯基礎上的區域分工與合作關系，在城鄉間、城市間、城市群之間，以及由城市群空間關聯形成的區域間，不斷深化一體化進程，同時也是區域城市化與城市區域化耦合發展的過程。尤其是處于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發展水平城市群之間橫向合作聯系的加強，更有利于區域比較優勢的發揮，避免低水平競爭造成的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問題。(三)“三大泛經濟區”與“三大經濟地帶”的比較中國國民經濟縱向劃分的東、中、西部三大經濟地帶和橫向劃分的泛珠三角、泛長三角和泛環渤海三大泛經濟區在空間結構、協同發展機制等方面存在顯著的差異性。1.經濟區空間結構差異。泛珠三角經濟區、泛長三角經濟區和泛環渤海經濟區由各自起龍頭作用的經濟極核區和廣闊的經濟腹地構成，是有內在經濟聯系和協調發展機制的極化經濟區。從整體上看，東、中、西部三大經濟地帶的同質經濟區特征十分明顯，與泛珠三角經濟區、泛長三角經濟區和泛環渤海經濟區的空間結構差異十分顯著。泛珠三角經濟區、泛長三角經濟區和泛環渤海經濟區從整體上看屬于異質經濟區，各經濟區內部表現為異質性或集聚性;東、中、西部經濟地帶內部表現為同質性。這就說明，在縱向劃分的三大經濟地帶的同一個大經濟地帶板塊內，經濟同質性就意味著更多的競爭，而異質經濟要素和資源的互補性又不在同一個大經濟地帶;在橫向劃分的三大泛經濟區空間結構中，由于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經濟的異質性和互補性是在同一個大經濟區板塊內，因而有利于協調經濟極核區與經濟腹地的分工與合作，在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市場的基礎上，推動區域經濟空間結構指向優化方向演化。2.協同發展機制差異。同質經濟區的三大經濟地帶缺失增強區域經濟核心競爭力的內在機制。區域經濟核心實力主要表現為產業規模優勢、企業群體優勢和產品質量優勢，而這些優勢又取決于區域專業化分工與合作的程度和范圍。同質經濟區的三大經濟地帶劃分，割裂了東部沿海區域資本、技術優勢與中、西部自然資源、勞動力優勢的互補關系，造成東部資本、技術要素和中、西部自然資源、勞動力要素空間異質特征難以協同，環境資源利益補償機制缺失，核心城市群帶動中西部經濟發展作用不明顯，不利于區域經濟整合(張子云、于武、楊柏，2007)，難以保證經濟要素高效使用和升級換代，使國家實施的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并沒有實現縮小區域差距的政策預期。三大泛經濟區的經濟本質是具有拓展橫向經濟分工與合作內在聯系的經濟區，具有人流、物流、資本流等內在聯系機制，一體化運行從而有利于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和提升區域經濟綜合實力核心競爭力的“驅動力”，具備協同發展的內在機制。三大泛經濟區中的東部經濟極核區擁有廣闊經濟腹地，不僅使經濟腹地能更好地接受沿海經濟極核區的輻射和帶動，更重要的是伴隨著經濟要素的有序流動，沿海城市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條件和腹地空間，從而使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等沿海大城市群得到更大發展。

四、政策啟示

篇2

關鍵詞：區域經濟；協同發展；驅動機制

從概念層面分析，區域經濟的協同發展，是指對相鄰區域的經濟發展情況進行系統性分析，通過資源的合理配置，推動各個區域經濟的共同發展。推動區域經濟協同發展，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舉措，也是推進共同富裕的有效措施。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將各個區域放在平等的位置，堅持客觀公正，通過內部子系統與外部系統的互動，推動相互協作，實現整體發展。

一、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理論依據

協同理論對于區域經濟發展有著不容忽視的指導作用，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區域經濟的發展不可能獨立進行，任何一個區域想要獲得長遠穩定發展，就必須對外開放，推動人才、技術、資金、信息等的自由流通；二是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一方面需要對區域之間的良性競爭與合作關系進行維持，另一方面需要確保各個區域的高度自主性，對區域經濟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進行強化和鞏固；三是區域經濟協同發展需要滿足客觀事實，不能盲目進行，通過合理有效的措施，實現經濟的有序發展，提升經濟運作效率[1]。協同理論為區域經濟的協同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撐，也為深入探究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驅動機制奠定了理論基礎，對于相關部門而言，想要真正對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驅動機制進行明確和完善，就必須做好全面細致的分析，尊重驅動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推動和促進作用，分析區域經濟協同發展中的序參量，提升驅動機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二、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驅動因素

1.區域比較優勢。在區域經濟協同發展中，自然資源、技術、土地、勞動力、資金等共同構成了區域比較優勢，是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主要驅動因素之一[2]。在區域經濟協同演變的過程中，不同的演化階段所對應的區域比較優勢也有所不同，其演化特征包括：（1）靜態向動態的轉變。初級階段的區域比較優勢為核心層、中心層和層的靜態比較優勢，高級階段的區域比較優勢則可以根據實際需求進行適應性變動，屬于動態比較優勢，能夠依照大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整體效率要求，對子區域的資源配置進行即時調整。（2）資源向知識的轉變。資源型比較優勢主要是通過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知識型比較優勢則是通過能夠體現區域核心競爭力的高級要素，如信息、技術、經驗等，帶動區域經濟的持續發展，與自然資源等初級要素相比，高級要素和核心帶動作用更強。同時，在初級階段，區域經濟一般都是依靠自然資源進行產品的開發，比較優勢的核心是自然資源，信息、技術等高級要素的作用并沒有真正體現出來，具備較大的提升空間，同時也需要對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狀況進行改善；在中級階段，依靠區域比較優勢，各個區域都加強了對于產業分工的重視，加強了與其他區域之間的協調與配合，推動了經濟發展結構的持續調整，使得大區域內的經濟發展環境更加穩定，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資源等初級要素的作用逐漸被知識、信息等高級要素所取代，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狀況有了很大改善[3]；而在高級階段，區域經濟的發展逐漸穩定，需要做好發展要素的合理規劃和配置，形成區域自身的區域比較優勢，確保其能夠根據實際需求進行動態調整，從而使得經濟子系統之間的協同作用大大增強。2.區域經濟聯系。一方面，區域經濟聯系的強度和能量損耗直接決定了其演化階段，對應了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不同階段，從整體層面分析，區域經濟聯系在不斷的演化過程中，表現出了幾個比較顯著的特征，一是強度的提升，區域之間的經濟聯系越發緊密和牢固，子系統之間相互依賴和相互影響的程度大大提升；二是損耗的降低，區域經濟聯系的效果越好，能量的損耗也越少，實現了對于有限資源的充分利用，減少了資源浪費問題。另一方面，區域經濟聯系使得信息的交流變得更加便捷和高效，完善的信息支持也使得區域經濟的發展更加合理，逐漸由初級協同向著高級協同的方向轉變，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趨勢越發顯著。如果區域逐漸能夠形成完全通暢的要素流動，則不僅可以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化，降低能量損耗，還可以實現對區域經濟的高度整合，完成協同躍升[4]。3.區域產業分工。在演化過程中，區域產業分工呈現出幾個比較顯著的特診，一是持續優化的分工模式，從原本的雜亂無章變為規則有序，產業分工更加明確也更加合理；二是持續增加的子系統數量，各個區域基本上都開始融入到了大區域經濟的分工協作中，需要明確的是，子系統始終都處于大區域產業分工中，并不存在逐步加入產業分工的情況；三是持續弱化的個體特征。與網絡整體不而言，子系統的個體特征在產業分工過程中逐步弱化，更多地突出了整體效率[5]。

三、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驅動機制

針對上述三種主要驅動因素，雖然明確了其各自的演變特征和動態作用機理，但是從構建完善驅動機制，推進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角度分析，需要深入研究系統序參量的識別問題。1.驅動因素間的序參量識別。三種驅動因素都可能成為系統序參量，而實際上，在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不同階段，系統序參量會出現動態變化，遵循區域比較優勢—區域經濟聯系—區域產業分工的動態演變規律。在初級協同階段，子系統之間尚未建立起緊密的聯系，產業分工也沒有形成，子系統個體特征顯著，區域比較優勢是決定子系統發展的關鍵因素。換言之，在這個階段，系統序參量是區域比較優勢。在中級協同階段，子系統之間的經濟聯系逐步加強，個體特征持續減弱，區域經濟聯系與區域產業分工在大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推動作用越發凸顯，也使得系統序參量產生了動態變化，在這種情況下，系統序參量相對模糊，既可能是區域經濟聯系，也可能是兩種或者三種驅動因素的融合。在高級協同階段，經濟子系統的區域比較優勢更加明顯，區域經濟聯系也得到了強化，區域產業分工成為了系統序參量，這也是實現整體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的關鍵驅動[6]。2.驅動因素間的協同作用。伴隨著區域經濟協同階段的變化，系統序參量也會發生相應的轉變，而無論系統序參量是三種驅動因素中的哪一種或者哪幾種，驅動因素之間的協同作用始終是實現序參量與相關變量可靠連接的重要紐帶，不僅充分體現了協同學伺服原理的經濟學內涵，同時也成為了決定系統協同演變的關鍵環節。驅動因素之間的協同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區域比較優勢與區域經濟聯系的相互促進。區域比較優勢是由資源稟賦決定的，能夠推動不同區域之間區域經濟聯系的建立，而可靠的區域經濟聯系又會反過來銳化區域比較優勢。在區域間，要素的交流主要用來商品貿易，而在利益的驅動下，各個區域會加強相互之間的經濟聯系。與此同時，區域經濟聯系使得不同區域的比較優勢得到了更好的發揮，可以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2）區域經濟聯系與區域產業分工的相互引導。子系統之間的信息傳輸使得反饋的數據量不斷增大，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加強必要的引導工作，實現對經濟系統的優化和改善，以保障了分工的合理性和科學性[7]。不僅如此，通過對區域產業分工的優化，可以提升產業結構的合理性，實現資源的科學分配，對子系統的要素流動可以得到持續改進，形成良性循環，從而實現區域經濟聯系與區域產業分工的共同升級和轉變。（3）區域產業分工與區域比較優勢的相互依托。區域產業分工與區域比較優勢是相互提托的關系，前者是后者的保障，后者則是前者的依據。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想要切實提升區域產業分工的水平，需要以區域比較優勢為依托，確保其能夠參與到產業分工中，使得區域在經濟系統中發揮出最為高效的節點作用，而保證節點的穩定性，則是實現大區域經濟系統高效性的關鍵。區域產業分工可以為節點的規劃設置提供指導，并且為區域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提供良好的保障。可以說，區域產業分工和區域比較優勢互為基礎，相互依托[8]。

總而言之，在區域經濟協同發展中，應該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構建完善的驅動機制，針對不同的協同階段，采取差異化的發展策略。在發展初期，應該強調區域比較優勢，提升核心競爭力；在發展中期，應該完善要素流動機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強化區域經濟聯系，構建起高校的信息交流機制；在發展后期，應該優化區域產業分工，為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不同的區域應該結合自身特點，選擇相應的產業轉移模式，從改進大區域經濟的整體效率出發，構建區域間產業協調機制。

作者:梁衛平 單位:陜西國際商貿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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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紹杰，王有強，殷存毅.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功能界定與機制分析[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2)：141-148.

篇3

序參量選取協同學理論是1947年德國物理學家赫爾曼•哈肯(Hermann•Haken)創立的，是系統科學的重要分支理論。協同學理論的核心思想即開放系統通過內部子系統間的有機聯系、協作和配合，自發地形成時間、空間和功能上的有序結構。而決定系統的最終結構和有序程度的變量稱為序參量，它是描述系統的宏觀行為并表征系統的有序化程度的參數變量［10］。重慶保稅港區港口物流系統的運作涉及到運輸、倉儲、配送、港口裝卸、包裝加工、商檢、海關監管、信息交換等供應鏈服務的各個環節，國內目前尚未形成科學統一的統計體系。從港口物流的功能出發，本文選取港口集裝箱吞吐量(φs1)和貨物吞吐量作為重慶保稅港區港口物流系統的序參量指標，他們不僅反映了港口規模狀況和經營狀況，而且可以衡量港口的經濟發展狀況和趨勢。此外，基于重慶保稅港區獨特的空港+水港模式，將貨物吞吐量序參量細分為空港貨物吞吐量(φs2)和水港貨物吞吐量(φs3)兩個指標。至于區域經濟系統，本文選取地區生產總值(φe1)、工業生產總值(φe2)、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φe3)、進出口總額(φe4)和固定資產投資(φe5)等具有權威性且得到專家廣泛認可的序參量指標。由式(3)可知，U∈(0，1)，且U越大，復合系統的協同發展水平越高，反之則越低。模型同時考慮了兩個子系統的有序發展程度，當一個子系統有序度提高幅度較大，另一個子系統有序度漲幅不大甚至降低時，整個系統的協同狀態較低或者根本不協同。從而可以從整體上定量分析復合系統的協同水平和變化趨勢。

二、實證研究

(一)數據來源及處理數據來源于《重慶市統計年鑒》及重慶保稅港區年度統計資料，見表1、表2。表中的上、下限指標值分別取2008—2013年各項指標的相應數值。為了弱化數據計量單位不同對分析結果造成的影響，首先利用SPSS19．0軟件對各評價指標的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數據處理的矩陣表達結果如下。

(二)子系統評價指標的賦權在計算各子系統的有序度之前，需要合理賦予各序參量指標不同的權重。本文采用常用的客觀賦權法、CRITIC法來確定各序參量指標的權重，CRITIC法的基本原理為。如圖1所示，重慶保稅港區港口物流—區域經濟系統整體處于協同狀態(C＞0)，但復合系統協同度不高，系統協同度平均值不到0．2，系統協同度最大值為0．26219，最小值為0．0527，波動較為平穩。此外，區域經濟系統有序度大于重慶保稅港區港口物流系統有序度，說明重慶保稅港區港口物流對區域經濟的帶動作用不強，系統有序化發展程度尚有較大提升空間。

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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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沈陽經濟區 產業集群 協同創新；

沈陽經濟區是2010年4月6日獲批的我國第八個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包括以沈陽為核心的八個遼寧中部城市。其中，沈陽、撫順和鞍山經濟發展態勢較好，而遼陽、阜新和鐵嶺經濟發展相對較弱。區域經濟的共同繁榮要以協調發展作為主要發展戰略，而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是以產業體系的協調發展為核心的。因此，區域經濟的繁榮與發展取決于區域內優勢產業的發展情況，尤其是區域內的潛在優勢產業對區域經濟的未來發展更具有決定性作用。

一、產業協調發展對沈陽經濟區的意義

在沈陽經濟區內大力發展其優勢產業，用以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并增強區域內產業集群的競爭優勢，增強區域經濟的競爭力。明確優勢產業的成長路徑，一方面可以使地方政府少走彎路，合理配置資源；另一方面可以使優勢產業的內在優勢充分發揮出來。

二、沈陽經濟區優勢產業分析

沈陽經濟區產業基礎較好，各個城市都已經具有了自身的優勢產業，在充分利用本地資源優勢的情況下加強與其他城市的合作和共贏，使得整個經濟區的綜合競爭力快速提升。

資料來源：根《遼寧統計年鑒（2015）》、《沈陽統計年鑒（2015）》、中國統計信息網

通過定量分析，橫向比較2014年沈陽經濟區產值及三大產業結構可以發現，總體來說8個城市的產業結構的排序都是為二、三、一，但其比重中存在明顯差異。營口近幾年依靠港口經濟發展，第二、三產業比重提升幅度較大。阜新、鐵嶺由于是我省的糧食主產地，第一產業比重較大，整個經濟區內的產業結構趨同。這樣的產業結構會導致各地區產業重疊，造成重復建設，通過經濟區內的產業協同發展方式，可以使經濟區內的產業得到優化，更有效的利用資源把各個城市的優勢產業做大做強，并能夠有助于產業鏈的延長和加深，提高產業的競爭力和產品的附加值。

根據分析可以確定沈陽經濟區的優勢產業如下：

1.高端裝備制造業：主要以沈陽為中心，沈陽目前已經擁有了以沈陽機床、沈飛集團、北方重工、新松機器人為龍頭的新型裝備制造業研發、制造中心，產品在國際上也享有盛譽。其他七個城市應該積極開展裝備制造業的配套產品的生產和研發，形成一個協調發展的產業布局和優勢互補的發展方向。

2.生物制藥產業

目前在本溪和桓仁已經建立了由遼寧成大、東北制藥、天津天士力、吉林修正藥業等國內知名制藥企業入駐的生物醫藥產業園區，沈陽藥科大學也搬遷到本溪，形成產學研一體化的新醫藥產業體系。

3.鋼鐵深加工產業

沈陽經濟區內擁有鞍鋼、本鋼、撫順特鋼、營口新鞍鋼、北鋼等諸多大型鋼鐵企業，伴隨著6年發改委鋼鐵企業去產能的政策，以粗鋼生產為主的生產方式不再具有競爭力，經濟區內的鋼鐵企業應該客觀評估自己的資源、技術優勢，發展適合的鋼鐵產品深加工生產和特種鋼材的生產，繼續保持鋼鐵基地的優勢。

4.農、林產品加工產業

沈陽經濟區內在農產品方面的龍頭企業沈陽輝山，鐵嶺堅果、菌類等農產品極具特色，阜新地區的農業資源優勢形成產業集群，并應加大力度開展休閑農業一體化產業發展，大力發展縣域經濟，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農產品深加工產業，建設全國的農產品深加工基地。林業產業方面新民的紙漿產業近年來發展勢頭較好，帶動了紙漿產業鏈上下游行業的發展。

5.石化產業

沈陽經濟區的撫順、遼陽是全國重要的煉化基地，在石化產品產業鏈方面有了延展和深入，按照國家發改委對沈陽經濟區建設的配套改革意見可知當下石化產業重點要發展新能源、新材料，環保和精細化工生產為主的石化產業鏈。

6.汽車產業

沈陽作為自主品牌汽車華晨、合資品牌汽車華晨寶馬以及上海通用北盛汽車的整車生產地，對工業產值的貢獻率超過30%，在這三大品牌的帶動下，諸多零配件生產企業落戶沈陽，華晨寶馬鐵西工廠的投產使用將帶動沈陽汽車產業的蓬勃發展，這是一個極具潛力的行業。我國的專用車生產基地落戶鐵嶺，基地內已入駐企業近百家，實現工業總產值1000億元。

三、沈陽經濟區產業協調發展的對策

1.沈陽經濟區產業架構

今年4月，國務院批復沈陽、大連為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沈陽經濟區的架構要以促進沈大高新示范區協同發展為方向，以實現遼寧老工業基地振興為目標。構建雙核心、多軸線的產城融合模式。更好的發揮沈陽、大連兩個副省級城市的極核作用，構建城市聯動體系。

實現分工協作、優勢互補、產城融合的階段目標。例如在高端裝備制造業產業，沈陽的中德產業園與大連金普新區可以通過城市聯動的模式實現跨區域聯動，形成技術上的戰略聯盟，促進科技成果的產業化。

結合產業區各城市優勢產業特點在城際交接帶處構建特色產業園，打造特色產業集群。這樣的軸線更具有延展性和發散性。例如在沈撫連接帶發展汽車零部件加工、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在沈本城際帶構建生物醫藥產業園，使本溪這個資源型城市從鋼鐵城市轉變為現代化藥都。在沈阜城際帶大力發展專業物流園區，為經濟區第一第二產業做好物流服務。在沈遼鞍遼南連接帶做大做強裝備制造產業園、鋼鐵、石化深加工的產業發展，這是經濟區的支柱行業，做大做強才能具備競爭力，高科技人才的配套也尤為重要。

以沈陽為極核，兼顧與大連的戰略聯盟關系，在東西南北各方位都形成城際連接帶的產業園區，這樣的模式可以實現多城多方位的聯動，達到最好的協同發展的效應，也能夠加速產城融合的發展，對于沈陽經濟區的產業結構優化會起到極好的促進作用。

2.加快農業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在國家供給側改革的持續推進過程中，沈陽經濟區的農業產業結構有待于進一步優化。目前除鐵嶺和阜新外，其他六市農業比重都保持在5%左右。農業與二、三產業融合的體系基本形成，要加大對農業示范企業、農業新興行業的規模化培育，打造龍頭企業帶動農業產業鏈的延伸和拓寬，推進農業產業化、規模化、標準化和特色化。

3.調整工業布局重點發展優勢產業

根據本文分析可知，沈陽經濟區各城市在資源稟賦上的差異和歷史背景導致當前的工業各行業發展水平不均衡，雖然整體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各自的優勢產業不同，各地區應該認真審視自身的資源和已有的優勢產業，改變重工業發展的思路，集中資源做大做強支柱產業。逐步向高附加值，高端市場邁進，加速產品的更新換代和技術革新，在高端裝備制造業、戰略性新型產業、電子信息技術領域保持領先地位。

4.培育具有特色的現代服務業

沈陽經濟區是我國唯一一個以新型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試驗區，作為與工業化相輔相成的現代服務業，則需要具備提高制造業產業競爭力，促進新型工業化的形成的能力和特色。在金融、物流、法律、信息服務、旅游和會展業等第三產業增加特色，實現與工業的有機融合和相互促進。

5.產業集群戰略在發展沈陽經濟區優勢產業的應用

前文分析了沈陽經濟區的優勢產業，由此可形成的優勢產業鏈，通過產業集群的培育，實現產業集聚和技術集聚，延伸產業鏈，以主導產業為核心形成一般產業互補的協作體系。

仍然以前文所述的優勢產業為核心首先l展高端裝備制造業產業集群，這是國家戰略基礎產業，是我國工業發展的母機，科技含量高，對其他產業有聯動作用，進而實現輸變電設備、冶金礦山設備、石化設備的高端發展。

其次沈陽經濟區的汽車產業也是頗具有潛力的產業，汽車產業對于鋼鐵、石化、電子等相關產業的拉動作用極為明顯。寶馬汽車產業園這樣規模化，集合程度較高的汽車產業集群對于經濟區的汽車產業發展以及相關行業的帶動作用是非常明顯的。

6.打造有深度、有廣度的優勢產業鏈

在制定對策時要把沈陽經濟區當成一個整體統籌規劃，各地區政府要把整個經濟區的協同發展放在首位，要打破地區和行業限制，避免產業結構重復建設，避免產業雷同，延伸產業鏈條，提高產業集群化發展的關聯度和互補性，形成差異發展的局面。在高端裝備制造、現代農業、生物醫藥、信息產業、汽車產業等領域不斷延展產業鏈條，向精深化方向發展，提高產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增強國際競爭力。

7.加強極核城市的影響力和輻射力

沈陽位于沈陽經濟區的極核部位，在整個經濟區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沈陽不僅要具有極核的核心競爭力，還有具備對周圍城市的輻射力和影響力。因此，加強對沈陽的投入會對帶動整個經濟區的發展。加快實施人才先行的戰略，這對于沈陽經濟區乃至沈大高新技術開發區的發展都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篇5

關鍵詞：協同發展；一體化；區域經濟；京津冀

基金項目：保定市科學技術研究與發展指導計劃項目（14ZR065）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5年6月16日

一、概述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逐漸成為制衡各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關鍵因素，而區域整體的競爭力取決于城市之間功能的有效分工與合作。作為我國重要的國家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必將實現區域內城市的功能專業化，發揮各區域的比較優勢和區位優勢，強化區域內城市經濟聯系。因此，加強河北省政府工作的創新研究，不僅是加快京津冀協同發展、促進京津冀一體化的要求，也是實現河北省跨越式發展，形成經濟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由于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典范，因此目前關于京津冀一體化的研究是區域經濟研究的熱點。許多學者對區域經濟的宏觀戰略進行研究，其中覃成林、姜文仙詳細闡述了區域協調發展的內涵和動因，張燕、魏后凱以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穩定性為研究對象，對影響協調發展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范恒山對我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理論進行總結，為區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指導。另外一些學者對河北在京津冀中的定位進行分析，王盼盼與趙志國對京津冀協同發展中河北省的地位進行研究，提出提升河北省經濟地位的發展戰略。張彥臺進一步研究河北的戰略定位，明確河北在京津冀一體化中的具體策略。還有許多學者對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具體領域進行深入研究，趙莉琴等對京津冀的物流與城市建設相關問題進行分析；陳自芳通過對比長三角區域，以產業結構升級為重點，探索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路徑；劉曉輝等對京津冀中環境保護問題進行了研究。

本文以京津冀一體化為出發點，結合京津冀三地差異，尋求新形勢下河北省加強政府工作的新路徑，完善政府職能的新舉措，力圖為河北省政府工作提供可靠的理論支撐和實踐基礎，促進河北省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地位的提升。

二、京津冀協同發展現狀

河北省作為京津冀經濟協同發展的重要一員，一直承擔著疏解京津壓力，保障京津兩地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與人才需求的功能，但是無論從經濟、社會還是文化、生態環境，河北省與京津都是相差懸殊，發展的不均衡已經成為京津冀一體化的突出矛盾。下面，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多個角度，分析制約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主要因素：

首先，產業結構的差異性。對比京津兩地與河北省GDP在三大產業的比重，可見河北省在產業結構上與京津存在嚴重的差異。在河北省，以重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仍占主導地位，以高能耗、高污染為代價的畸形經濟發展依然存在，而京津兩地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發展勢頭強勁，由此催生高新技術產業蓬勃發展。產業結構的巨大差異，使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合作基礎空缺，制約著京津冀一體化的進程。

其次，發展方式的滯后性。在京津迅速進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同時，河北省發展方式轉變滯后，從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發展向環境友好、資源節約的集約型發展轉變困難，以高科技人才帶動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遲緩，創新、研發新技術，構建新型經濟增長極遠遠落后于京津兩地，吸納京津優秀科技人才，應用京津前沿科技成果能力疲軟。

再次，社會建設的不協調性。京津兩地無論在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社會公共服務、環境建設、民生建設等方面都向國際化大都市邁進，而河北省城市建設遲緩，公共服務空缺，社會保障力度不夠，由于經濟發展方式滯后造成資源、環境污染現象頻發，嚴重影響河北省整體形象，由此造成的人才倒流、企業投資減少，導致河北省目前的不利現狀。

最后，人才基礎的薄弱性。由于京津在社會建設、就業前景及教育資源等方面的優越性，促進兩地劇烈的人才虹吸現象，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投入京津的經濟社會發展，而河北省卻與之相反。可以說，經濟社會發展最終取決于人才，破解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核心是實現人才的均衡化。作為協同發展的意愿，制約河北省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關鍵因素是人才資源的薄弱。

三、提升河北省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地位的有效措施

根據我國經濟轉軌時期京津冀經濟發展的基本情況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需要，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河北省政府必須充分發揮以下職能，助力京津冀一體化。

第一，加強政策與制度建設，破除產業壁壘，為京津冀協同發展創造合理的產業環境。受經濟體制改革區域推進的影響，京津冀的經濟市場化程度不一，這是轉軌時期京津冀經濟差異加劇的重要原因。因此，一致的市場經濟體制環境是實現京津冀經濟協調發展的最基本的前提，是產業在河北省和京津之間合理流動、優化配置的基礎。其一，加強京津與河北產業發展合作。通過把河北省與京津的相關產業聯結成一個整體，發揮河北省資源與勞動力的優勢，發揮京津的人才和技術優勢，進行優勢互補，提高綜合競爭力和效益；其二，促進京津高新技術產業群向河北省轉移。產業轉移是河北省區域產業結構有序調整、協調發展的有效方式。同時，政府在信息提供、信貸、產權變更、職工安排等方面要給予相應的支持，使產業轉移更為有序、合理。

第二，以民生建設為重點，著力推進河北省社會建設，為京津冀一體化構建統一的社會環境。社會建設的發展程度是代表一個省甚至一個國家的形象，表明了社會的文明程度。推進以基礎設施建設、社會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生態文明為主的社會建設，不僅有利于提升河北省形象和人民的幸福指數，而且有利于河北省的人才吸引、資金吸引，縮短與京津地區的社會差距，鼓勵更多的高科技人才或企業服務于河北省的經濟社會建設，創造綠色GDP產出的現代化經濟模式。另外，提升河北省與京津兩地的交通系統與物流系統等基礎建設，為三地的資源配置簡化成本，消除三地的交流與合作的障礙。

第三，推進文化建設，提高河北省文化軟實力，營造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文化氛圍。京津冀協同發展歸根結就是底大力發展教育、科研事業，提高教育投入。堅持重點發展，扶持重點高校、科研院所，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智力支撐；注重人才培養，完善京津冀人才引進和合作，采取人才激勵政策，吸引有志于河北省經濟發展的高素質人才投入到河北省各項事業中去；提高科研成果轉化效率，形成產學研三者的有效體系，促進科學研究與實踐轉化的有機結合。

第四，提高河北省自主創新能力，助力京津冀協同發展。自主創新能力是河北省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潛力所在。首先，可以加大政策扶持，為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其次，對高新技術產業加大資金投入，實現其持續發展，確保科技投入重點用于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傳統產業改造提升，重視和保障對原始創新的基礎研究的投入；最后，加大教育服務力度，培養創新人才，建設創新體系，提供政府支持。加快公共創新服務平臺建設，占領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制高點，切實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從業人員的待遇，穩定和集聚人才。

四、結束語

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河北省需要認清京津冀經濟發展的特點和面臨的主要矛盾，把握好三地經濟發展的定位和趨勢，從京津冀三區域的特點和差異入手，結合河北省發展現狀，轉變政府工作的重心，著力從資源配置、產業優化、物流重構、環境保護等角度，穩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1]覃成林，姜文仙.區域協調發展：內涵、動因與機制體系[J].開發研究，2011.1.

[2]張燕，魏后凱.中國區域協調發展的U型轉變及穩定性分析[J].江海學刊，2012.2.

[3]范恒山.我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理論與實踐[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1.6.

[4]王盼盼.京津冀一體化背景下河北省發展戰略分析[J].經濟論壇，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