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的基礎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社會治理的基礎，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賄選；社會基礎；法律制度

【寫作年份】2009年

【正文】

一、浙江省M村村委會選舉與提出問題

M村處在浙江省沿海城市城郊結合部，全村有11個村民小組和2300人口，2005年人均收入有8900元，村級集體經濟較為發達，為本市的富裕村莊。該村有1個大姓6個小姓，大姓為李姓，約占全村人口的50%，小姓有施、陳、葉、黃、張和金等姓氏，其中施姓和陳姓分別占有16%和13%。2005年該村采用海選方式進行村委會換屆選舉，參與村主任競選的有李某、施某。選舉前幾天，村里十分熱鬧，白天宴請不絕，夜間串門頻繁，不時傳出送錢送物的消息。正式選舉后，施某以10票之差的微弱優勢獲勝，李某不服結果，以流動票箱投票有“鬼”和施某有賄選行為為由狀告本次選舉不規范，要求重新選舉，市鄉兩級有關部門接到投訴后迅速派人進行調查，調查結果為：證據不足，選舉有效。

李某是上屆村主任，家里開辦了小型電子器件加工廠，經濟實力較強，又是李姓中有影響力的人，實屬本村經濟和宗族文化雙重性質精英。而施某也在本村開辦五金加工廠，賺了一些錢，是本村數二數三的富人，同時由于其妻子又是本村的李姓，其房頭較大，兄弟較多，所以施某在李姓中也有人脈。據村民金某反映，“李某和施某分屬于兩大不同派系，勢力相當，他們是兩派中的主要人物。李某為上屆村干部，人眼較熟，但任職二屆后自然得罪了一些人，這是其失敗的一個原因，至于選舉中送錢送物的事情，外人難以搞清楚”。

據本人調查，如M村的選舉情況，在其它地方特別是在其它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中相當普遍。隨著村民自治制度的不斷推進，村民委員會選舉的競爭性越來強。這不僅激發了廣大村民的政治參與熱情，而且也激發了各競爭主體充分利用自己的資源優勢參與競爭的積極性，作為內生性賄選行為由此產生出來。

賄選是指候選人以金錢或其它好處做手段，影響選民的投票意愿，使選民將選票投給候選人自己。按照黨國英的理解，賄選有三個顯著特征：第一，賄選者只給那些承諾給他投票的選民某種好處，而對其他選民不施以任何好處。第二，賄選者對選舉過程進行某種監督或控制，以確保得到自己好處的選民給自己投票。所以，凡是發生賄選的選區，選舉過程一定是不合法的。第三，賄選者在給選民施以某種好處時，采取秘密行動（黨國英，2006）[1]。近二年來，一些學者和地方官員紛紛從法律規范視角上研究賄選行為，認為產生賄選的主要原因在于現行法律制度對賄選界定不夠細化，適用性不強，如預選階段送一包煙或一瓶油，怎么定性（方立明，2007）[2]；對賄選行為的懲罰力度不夠，制度缺乏剛性；監督主體不明確，監督虛化（胡建，2005）[3]；理性的民主觀念不強，行賄者從功利出發，用盡各種手段獲取勝利，從而謀取個人或群體的經濟利益；收賄者本著實用主義的精神放棄公共利益，獲取個人經濟利益（黃寶久，2005）[4]；所以，要完善現行的法律制度，增加賄選成本，使競選者不敢賄選，不愿賄選；強化教育，提高廣大選民的政治素質，使行賄選者不能得逞（徐延山，2006）[5]。

制度規范越完善和越剛性，對賄選行為的約束力越強，這是以上學者和基礎干部把現行相關法律制度作為主要考量的基本邏輯，但是，在認定現行法律不夠完善的前提下必須注意到一個事實：無論是沿海發達地區諸如M村莊選舉，還是內地相對落后村莊的選舉，盡管地方性法律制度正在不斷完善，但賄選現象越來越突出，賄選手段越來越隱蔽，制度邊際效應遞減越來越明顯。是何種因素在反作用于法律制度呢？

由于村莊是一個有結構的系統，構成這系統的結構要素有：自然空間、制度規范、利益取向、村莊派系、人際信任和半熟人社會中的“面子”等。其中，利益取向、村莊派系、人際信任和半熟人社會中的“面子”等要素共同構成人們行動的社會基礎，由此支撐賄選行為的產生和蔓延，并反作用于現行法律制度。

二、賄選行為的社會基礎

利益是賄選產生的動力來源，競選者的利益目標誘導出他的理性計算，從而產生賄選行為。從廣義上講，這種利益目標包括經濟利益與非經濟利益二個方面。經濟利益目標是競選者把賄選當成一種風險投資，并能夠獲得經濟利益回報的預期。非經濟利益目標主要指精神層面上的一些需求，諸如“爭口氣”、“有頭面”、“過把癮”等等。經濟利益目標是競選者的主要取向，相對經濟需求來說，純粹的精神利益需求促使村莊精英產生賄選行為也是存在的，但并不普遍。一般而言，多數賄選者獲勝后在獲得經濟利益的同時，也能獲得精神利益。所以賄選可能發生在經濟不發達的村莊里，更也有可能發生在經濟發達的村莊里，兩者的差別在于賄選普遍的程度和成本的大小上。

村莊派系是競爭性選舉的始作甬者。因為村莊精英的利益博弈實際上是其背后派系的利益博弈，派系力量的對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競選的結果，所以賄選與村莊派系密切相關。從M村的調查情況來看，村莊派系活動往往滲透到賄選的整個過程。這一過程是：派系核心精英在本派系內部組織競選“班子”并進行動員——秘密調查選民意向并分析可能的得票數和失票數——確定失票對象并分析其社會關系——跟蹤觀察其對方的賄選方式與程度——確定一般賄選與重點賄選對象----班子成員分工實施——投票跟蹤監督等。賄選始于組織競選“班子”，組織班子的目的不僅在于擴大競選者的動員和控制選舉能力，而且在于構建賄選平臺。因為“班子”由派系內成員產生，是“可信賴的自己人”，競選者不是直接面對選舉人參與賄選，而是秘密指揮這些“班子”成員進行賄選活動，這樣有利于他們規避法律制度的調整。

村莊派系是指人們以特定的關系為紐帶聯結起來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現實功能的非正式組織。在當今中國農村，聯結派系的既可以是血緣、業緣、地緣等傳統因素，也可以是利益、文化背景甚至人的性格等因素。各種因素在派系形成和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著客觀差異，但在經濟導向型的村社區中，利益無疑是派系的最終訴求和終極定位。而且，在現代農村社會中，伴隨派系應運而生的派系競爭，實質是以派系為組織依托，旨在改革現存的權力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集團性競爭行為。（孫瓊歡、盧福營，2000）[6]，一般而言，村莊派系結構有三個層次，一是派系中的核心精英，他往往是村莊選舉中的候選人和競選者，也是“班子”中的核心成員。他的性質取決于派系紐帶的性質，如果派系紐帶是宗親、地緣、業緣或者是利益性質的，那么對應就是宗親精英、地緣或經濟精英，也可能是以上多重性質交叉的精英，如M村的原村委會主任李某屬于宗族和經濟雙重性質精英；而施某屬于姻親和經濟雙重性質精英。二是精英系中的精英，他們是圍繞著派系核心精英的次級精英。在競選“班子”中這一層的精英扮演主要角色，是競選者信得過的人。三是一般派系成員，他們人數最多并處在派系的最外層（吳思紅，2007）[7]。

由于賄選是一種非法行為，并為現行法律制度禁止，所以法律制度越完善，賄選活動的組織性越高，這就進一步強化了派系成員參與賄選的一些過程。據溫州W鎮駐村干部張某反映，在賄選過程中派系的核心精英即競選人的主要行動就是從本派中選擇可靠人員，組織競選“班子”，收集信息，評估自己的力量，以確定自己的失票數和重點“公關”對象，并對班子成員進行分工實施賄選，所以派系中的核心精英往往是幕后的指揮者，也是賄選的間接操作者。而精英系中的精英即“班子”成員的主要任務是收集信息，接受核心精英的指揮，直接實施賄選。派系中的一般成員，主要是提供信息，投票于本派系競選人。由于派系成員往往處在差序格局的外層，與核心精英的利益關系相對松馳，在物質利益的誘導下，他們的思想容易產生動搖性，所以往往成為另一派系競選者賄選的對象。

篇2

[關鍵詞]非營利組織 評估機制 問題 對策

近年來,隨著非營利組織的興起和發展,非營利組織的評估成為當今國際上流行的熱點問題。在非營利組織發展初期,人們首先關注的是他們能否將捐贈的資金真正用于社會公益事業,能否正常遵守非營利組織的行業規范和道德準則,能否真正取信于民;非營利組織的誠信評估機制就此建立。隨著經濟社會的進步、發展,社會資源的分配日趨緊張,能否有效利用稀缺資源以實現組織所追求的目標成為當代非營利組織管理和發展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因此,構建涵蓋誠信評估、使命與戰略評估、績效評估和組織能力評估的多元、全方位的非營利組織評估框架成為當代非營利組織健康、全面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驟。

一、非營利組織評估機制概述

非營利組織體現政府職能的延伸、企業職能的優化,在現代社會其影響和功能不斷擴大。構建多元、全方位的評估機制是非營利組織發展完善的必然選擇。

“評估”是近年來使用頻率較高的詞匯,然而不同的人從各自的角度出發,對評估卻有著不同的理解。廣義的評估是指評估主體對評估客體的價值大小或高低的評價、判斷、預測的活動,是人們認識、把握某些事物或某些活動的價值的行為。狹義的評估是指在一定的時限內,盡可能系統地、有目的地對實施過程中或已完成的項目、計劃或政策的設計、實施和結果的相關性、效果、效率、影響和持續性進行判定和評價。這里所講非營利組織的評估是指運用科學的標準、方法和程序,根據管理效率、服務質量、公共責任、公眾滿意度等方面的判斷,對非營利組織在公共管理過程中投入、產出、最終結果所體現出來的績效進行評定和認可。

非營利組織的評估具有評估的一般屬性,同時由于其評估對象的特殊性,它又具有不同于一般企業績效評估和政府績效評估的獨特方面:

1.評估對象的特殊性。非營利組織評估的對象是非營利組織,它具有組織性、民間性、非營利性、志愿性和自治性的特點。非營利組織的上述特點反過來又深深地烙印在其行為和績效上,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非營利組織評估區別于企業、政府評估的特殊的規定性。

2.評估過程的復雜性。非營利組織由于其非營利的本質特征決定了它不可能像企業評估那樣可以通過市場交換以價格信息的形式體現出來,同樣,它不像政府評估那樣可以通過公民的支持率這一政治投票機制反映出來;一般情況下,非營利組織的評估需要借助評估指標、評估方法等工具得以實現,具有復雜性。

3.評估機制的多元性。非營利組織的評估機制是一個涵蓋誠信評估、使命與戰略評估、績效評估和組織能力評估等多個方面在內的多元、全方位的評估框架。另外,非營利組織的評估具有內部和外部兩種不同的評估機制:外部評估機制為非營利組織的評估提供制度保障,內部評估機制為外部評估機制功能的正常發揮奠定基礎。

4.評估體系的開放性。非營利組織的評估體系是一個動態的信息收集、傳遞、處理和輸出的過程。評估體系與評估環境之間存在著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外界的評估環境可以對評估主體、評估過程產生重要影響。同時,社會、政治、文化等因素對評估過程的影響,更加證明了非營利組織評估體系具有開放性。

5.評估效用的公益性。非營利組織評估的目的在于監測和評估非營利組織工作和服務的績效能力和水平,為整個社會其他方面的決策提供參考。與企業和政府的評估不同,非營利組織的評估能夠對所有顧客群的生產、生活提供普遍的、廣泛的、平等的信息資源,實現公益資源配置的合理化。

在當代社會,構建科學合理的非營利組織評估機制是十分重要的,更是十分必要的。目前學術界的研究認為,開展非營利組織評估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從廣義的角度講,非營利組織之所以要致力于效率目標的一個理由是當今世界存在著嚴重的公益資源匱乏、資源配置不合理甚至浪費的現象。公益制度也是一種配給制度,而非營利組織引入效率意識的目的在于實現公益資源配置的合理化。開展非營利組織評估,有利于管理部門公平公正地評價非營利組織,有利于優化政府監管部門的監督管理,有利于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維護社會穩定。從狹義的角度講,非營利組織的評估對于非營利組織自身良好健康發展也是非常必要的。一是評估有助于為非營利組織承擔公共責任建立一種約束機制;二是評估有助于改善非營利組織的服務質量,提高管理績效,可以為組織自身的人力資源管理提供客觀依據;三是評估有助于非營利組織對外樹立形象,提高組織的公信度。

另外,非營利組織服務質量和效率的提高要求非營利組織建立評估體系。非營利組織的志愿性特點,加上資金來源有公眾的捐贈和政府的支持,組織結構不是等級森嚴的官僚科層制。這些優點使人們認為非營利組織在提供社會服務時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然而,事實上非營利組織在很多時候的表現卻效率低下、質量不高、不盡人意。因此,構建多元、全方位的評估機制成為非營利組織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的重要手段。

二、我國非營利組織評估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非營利組織得到了快速發展,從1999年的大約6000個注冊團體發展到2005年的約150000個。截至2007年底,全國共有各類民間組織38.1萬個,其中社會團體20.7萬個。但總體而言,我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還面臨許多困難和問題,諸如資金來源單一且不穩定;人才短缺,志愿者參與不足;組織內部管理不完善,治理結構不盡合理,持續發展的后勁不足等等。這些問題的存在已經成為我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瓶頸,為了提高非營利組織的運營效率,使政府、公眾能夠有效地對非營利組織的行為進行監督,非營利組織需要引入一套科學的評估體系,尤其是要構建多元、全方位的評估機制,才能在現有條件下推動非營利組織健康、全面發展。

1.非營利組織發展的新環境

除受到國外非營利組織評估風潮的影響外,我國的非營利組織在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宏觀環境和微觀環境變化的時代大背景下興起和發展。

宏觀環境的變化主要體現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政府職能轉變、社會改革、法制環境和全球化六個方面,也正是這六個方面促進了非營利組織在我國的興起和發展。它們一方面在數量上刺激了非營利組織的發展,一方面在質量上提高了非營利組織的服務能力;為非營利組織在我國的發展提供完善的法制環境,使得我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有了更為寬松的環境和更為廣泛的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改革,以及相關的民間組織法律法規的制定為我國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提供了必要條件,從宏觀環境上為非營利組織的健康、全面發展提供法律和制度的保障。與此同時,我國非營利組織生存與發展的微觀環境也發生了許多顯著的變化,具體表現在:對非營利組織的需求日益增加、社會中間層的形成、公眾參與和志愿者行為以及西部開發。

總之,非營利組織在現階段的發展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發展一個健康的、富有能力的非營利部門已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

2.非營利組織評估的現狀

隨著經濟社會的前進以及國外非營利部門的發展,非營利組織在我國日漸受到重視和關注。改革開放為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物質基礎和環境支持;近年來,我國非營利組織崛起的速度進一步加快。然而,我國非營利組織總體上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與發達國家相比,在數量和規模上仍有較大差距;在組織和管理方面,整體素質偏低。為了進一步優化我國非營利組織的管理和運行機制,構建一套多元、全方位的評估機制顯得日趨重要。

我國非營利組織興起時間較晚,非營利組織的評估一開始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非營利組織在我國的社會地位日漸提高,我國對非營利組織的評估機制也越來越重視;非營利組織開始嘗試構建多元、全方位的評估機制,使得非營利組織的評估在實踐上取得長足進步。

首先,在非營利組織評估的基礎理論和方法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績。一方面,充分地借鑒吸收西方發達國家非營利組織評估機制方面的先進經驗,并加以改造,探索符合具體國情的理論和方法。毛壽龍的《現代治道與治道變革》、俞可平的《治理與善治引論》、張璋的《治理公共行政的新理念》、唐賢興的《全球治理與第三世界的變革》等,都是將國外治理理論應用于非營利組織的評估之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利用國內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起來的理論與方法,對非營利組織的評估理論進行原創性開發。在經濟學領域,邏輯框架法、綜合指數法等定量分析方法在非營利組織評估機制中的應用,極大地提高了非營利組織評估結果的客觀性、科學性和準確性,增強了評估結果的效度和信度。然而,目前國內關于非營利組織評估的方法和理論大都有所局限,屬“拿來”的成分居多,“吸收”改造的成分較少,形成一套規范化、制度化的評估體系日漸重要。

其次,隨著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壯大,非營利組織的評估越來越受到重視,我國在非營利組織的評估實踐上進行了有益的嘗試。我國非營利組織的評估實踐大致可以概括為三種類型:國內外部專家評估、非營利組織自我評估和國際組織評估。這三種類型的評估實踐各有利弊,在我國非營利組織的評估實踐中較為常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曾委托中國科技促進發展會對“希望工程”進行的評估屬于第一種類型的評估實踐,在這次實踐中,中國科技促進發展會便是非營利機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高費用聘請的“外部專家”;第三方的引進保證了評估結果的客觀性和可信性。近年來,隨著全球化趨勢的日益強化,國外的資助機構、國際NGO組織、國際金融組織、聯合國體系對所資助的非營利組織進行的評估實踐也日漸流行。另外,非營利組織的自我評估由于其評估費用相對較低而在國內非營利組織的評估實踐中最為常見。

3.非營利組織評估的問題和不足

非營利組織的評估是非營利組織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提高非營利組織運營績效、充分發揮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作用的基本手段。我國非營利組織的評估尚未形成全國性的體系,評估的理念還未在非營利組織及相關人員、機構中普及,構建多元、全方位的評估機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我國非營利組織的評估總體上仍然還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現在:評估機制在非營利組織管理中的運用較少,缺乏“評估文化”和評估的制度化;現有的評估機制缺乏規范性,難以真正發揮評估的功能和作用;現有評估機制和評估框架不全面,難以全方位反映機構的運營管理狀況;評估行為的動機和目的不端正,忽視自身管理水平的改進和完善;評估結果得不到及時的擴散和反饋,浪費評估資源。

總而言之,當前我國非營利組織評估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方面是由非營利組織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帶來的,另一方面則是非營利組織評估本身存在的困難。研究我國非營利組織評估的問題和不足,就必須把非營利組織自身發展面臨的困境和挑戰與非營利組織評估自身環節出現的問題有機地結合起來考慮、分析。

首先,我國非營利組織運營、管理的獨立性欠缺,主要包括法律地位的低微和獨立人事權的缺乏。依據我國《社團登記管理條例》的規定,一個機構要想在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為社會團體必須找到一個業務主管單位。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國非營利組織獨立性的缺乏,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業務主管單位的附屬物。另外,有數據表明我國有近2/3的非營利部門的主要干部或者直接來源于業務主管部門,或者由組織負責人提名并得到業務主管部門的審核和批準。由此可見,我國非營利組織普遍缺乏獨立的人事任免權,其負責人的管理控制權也相對較小,不僅造成非營利組織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低迷,而且也造成非營利組織運作效率的低下。獨立性的缺乏使得非營利組織評估的質量難以保證,評估目的、評估過程、評估結果缺乏公正性和客觀性,更為重要的是,非營利組織的評估結果無法落實、無法正確歸位到提高機構管理效率、提升人員素質、優化人員結構的功能和價值上來。

其次,我國非營利組織的財政困難使得評估的實施缺乏堅實的物質基礎。在我國,絕大部分的非營利組織被理解為政府部門的下屬單位,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由政府機構改革轉換而來,真正由民間自發形成的所占比例很小。對政府的過度依賴,使得我國的非營利組織缺乏競爭的動力和機制;非營利組織服務數量不多、服務質量偏低、營利性收入過少,造成了當前非營利組織的財政危機。

然后,我國非營利組織評估的出現尚屬新興事物,其理論和方法仍處于起步階段,遠未形成規范化、制度化的評估體系。首先,由于不同的非營利組織往往采用不同的評估形式和規范,非營利組織評估的理論很難得到全面系統的發展,無法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全方位的非營利組織評估的指標體系與方法。其次,評估方法過于單一。非營利組織評估的方法包括邏輯框架法、對比法、快速農村評估法、參與式評估法等多種手段,然而,我國非營利組織所采用的評估手段基本沒有超出經濟學的范疇,僅局限于非營利組織的直接投入和產出,而忽視了對社會效果與影響的推定。另外,有些非營利組織的評估方法難以在我國實地推廣和應用,我國非營利組織的評估容易受到倫理道德、價值理性和個人偏好等因素的影響,難以擺脫主觀判斷的片面性。再次,評估指標體系不全面。科學、合理的評估機制是包括誠信評估、使命與戰略評估、績效評估和組織能力評估四方面指標在內的多元、全方位的評估機制。我國尚未形成全方面、規范化、制度化的非營利組織評估機制。最后,開展評估所必需的相關配套措施不完善。截至目前,非營利組織沒有建立全國的評估數據網絡,評估資料不足,評估結果的反饋和擴散能力較差,缺乏專門的評估人員,缺少評估的管理保障體系。

三、非營利組織評估的發展對策

21世紀,隨著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全面發展,非營利組織在社會中的地位日漸重要,構建多元、全方位的非營利組織評估機制成為當前非營利組織發展、崛起所急需解決的問題,不僅是推進非營利組織發展的根本要求,也是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

1.加大宣傳力度,增強非營利組織的社會認同感和社會公信力,共同關心和促進非營利組織的評估工作。非營利組織的評估機制在非營利組織的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理應受到全社會的普遍重視,然而,非營利組織至今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評估機制。政府應首先加大對非營利組織本身的宣傳力度,將非營利組織的相關理論和知識盡可能地普及到全體社會公民。與此同時,政府應進一步強調評估在非營利組織發展中的重要性,引導社會公眾樹立“評估意識”,形成“評估文化”。非營利組織應該遵守非營利組織的行為規范和道德標準,不斷加強自身能力建設,實現社會稀缺資源的優化配置,做到取信于民。通過政府和非營利組織的努力,幫助全體社會成員改變對非營利組織評估機制的漠視、消極態度,正確對待評估工作,從各方面對評估工作予以配合和支持,推動非營利組織評估事業的發展、進步。

2.從多方面體現非營利組織的獨立性,為非營利組織的評估提供自由發展的空間和平臺。當前,我國絕大部分非營利組織受到政府的強力干預,無論在組織管理還是人事調用方面都缺乏獨立性。今后,政府應將部分權力逐漸下放,實現“小政府、大社會”的目標發展模式,在政治、經濟、法律、人力資源等方面給予非營利組織足夠的空間放任其獨立發展。首先,政府需要完善法律法規,放松對非營利組織的政府規制,放任其在政府控制的范圍內自由發展,保證非營利組織的評估遠離政府干預的影響,保證評估目的、評估過程、評估結果的公正性和客觀性。另外,政府需要健全治理機制,給予非營利組織獨立的人事任免權,保證非營利組織評估回歸至應有的作用和導向上,保證非營利組織員工積極性、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的高效發揮。最后,政府應返還非營利組織部分社會管理職能,給予非營利組織評估以更加廣闊的舞臺和空間。

3.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評估機構,構建多元、全方位的非營利組織評估機制。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評估機構是推進評估事業發展,提高非營利組織評估水平的關鍵。目前,我國缺少專業的非營利組織評估機構,絕大部分的評估缺乏專業性的指標體系和方法論支持。世界各國的實踐經驗表明,不僅要在非營利組織內部建立評估機構,而且必須在立法、審計部門建立一整套的評估的實施和監督部門。另外,在評估機構的監督和支持下,各非營利組織應加強合作與交流,致力于構建包括誠信評估、使命與戰略評估、績效評估和組織能力評估四方面指標體系在內的全方位的、統一的評估體制,共同促進非營利組織的健康、全面發展。

4.培養評估人才,為非營利組織的生存、發展奠定人力基礎。非營利組織的評估是一項涉及領域廣泛、技術性很強的專業性工作,人才的培養是開展非營利組織評估不可缺少的基礎性工作。因此,非營利組織一方面需要加強對機構內現有員工的培養,形成比較完善的人才培養體系;一方面需要多途徑、多渠道“廣納賢才”,不斷吸收、引進機構外的優秀人士,使機構擁有一批高素質的評估人才隊伍,提高非營利組織及社會對評估機制的認識水平,推動非營利組織評估工作的全面發展。

5.建立一個開放的評估信息溝通平臺,保證非營利組織評估的準確性和有效性。高效、全面地利用信息資源,全方位、系統地收集評估資料,成為當今信息時代下非營利組織生存和發展的必然要求。非營利組織應該充分利用計算機和現代通訊技術,將全國范圍內的非營利組織評估的數據、結果以及開展評估所需的資料,匯總成全國非營利組織評估的數據庫,進而實現非營利組織評估信息系統的現代化、評估信息傳遞的網絡化、評估信息利用的高效化,為構建全國統一的、多元全方位的非營利組織評估機制提供信息交流的平臺,保證非營利組織評估實踐的高效、現代化運行。

參考文獻:

篇3

關鍵詞：和諧社會;交易費用;制度;生產函數;基模

中圖分類號：F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7）11003801

1和諧社會的新制度經濟學定義

新制度經濟學堅持交易費用分析范式，將和諧社會定義為交易費用最小的社會，即和諧社會最大限度地節約了交易成本，從而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Matheus(1986)認為，交易成本是人與人之間打交道的成本，生產成本是人與物之間打交道的成本。交易成本包括事前為達成一項合同而發生的費用和事后監督、貫徹該合同而發生的費用，與之相對應的生產成本則是指為執行合同本身而發生的費用。在現代經濟中，交易成本是經濟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隨著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人們之間交往的日益緊密和擴大，交易成本對現代經濟的影響和制約作用越來越大，特別是由于物質生產成本在一定條件下彈性很小，交易成本卻伸縮性很大。交易成本的高低往往決定著經濟效益的大小乃至經濟活動的成敗。因此，只有盡可能降低經濟活動中的交易成本，才能提高經濟效益。需要強調的是，此處的交易費用最小是指每單位交易的平均交易費用最小，并非全社會整體交易費用最小。因此實證研究發現（諾思1990），經濟發展水平逐漸上升的同時，社會總體交易費用是上升的。

交易費用是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新制度經濟學中“科斯定律”指出：如果交易費用為零，那么通過市場交易就可以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這個世界就會既不存在企業，也不存在政府了。實際上，現實世界交易費用肯定大于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通過制度的重新安排來較低交易費用，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實現社會福利最優，達到社會和諧。

2制度建設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

根據理性“經濟人”的基本假定，人總是追求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英國哲學家邊沁首先提出了“功利原則”的概念，英國經濟學家約翰•穆勒則在功利原則基礎上第一個用了“功利主義”的概念，這都體現了以下兩點：人們的行為有自利動機，一方面人們能夠通過計算判斷自己是否獲利即“理性”，同時又由于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和信息的不完全與不對稱，會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這就使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和摩擦成為一種必然，導致了人與人的嚴重不和諧。因而就有了制度設計的必要，從另一方面講，由于正的交易成本和人的有限性，使得人自身又經常處于一種自我防范意識之中。用霍布斯的話來講，“人都有怕死的本能”用羅布斯的“無知之幕”進行分析，每個人的命運都具有偶然性，任何人都可能成為最少受惠中的一員。所以，軟理性和規則遵從又使得制度機制的設計成為可能，再一方面而言，經濟主體按“經濟人”假設的行為模式行動，必然導致生態危機，造成人與自然關系的不和諧。“經濟人”把利益絕對化，極端化、忽視生態價值人與自然的關系無非是一中利用與被利用，投入與產出的關系。“經濟人”勢必競相開發“免費”的自然資源，非理性地向自然萬物進行擴張，通過犧牲生態利益來換得一時的經濟利益，導致了人與自然的嚴重不和諧。因而制度，法規的約束成為不得不實施的手段與措施。

3和諧社會下的“制度”分析

制度是集體行動對個體行動的控制，是市場交換中的合作規則與習慣。制度起源的重要原因是：競爭帶來的“囚徒困境”、“搭便車”帶來的“集體行動的邏輯”都加劇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沖突和相背離。制度有三部分組成：非正式約束、國家規定的正式約束、實施機制。如“意識形態”就屬于非正式制度形式，它是“軟性”的具有較強的滲透力，為最重要的制度安排，諾思認為意識形態為個人其環境達成協議的一種節約費用的工具，提高意識形態的一致程度可降低費用，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和諧；國家規定的正式約束指人們有意識創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規。兩者相互影響，規則早就觀念，正式約束可以改變非正式約束。健全的實施機制是制度的有力保障。“有法不依”比“無法可依”的性質更惡劣。制度本身是經濟主體之間相互博弈而形成的策略均衡，它為人們在廣泛分工過程中的相互合作創造了條件，有效地制度安排應該使個人收益率盡量接近于社會收益率的安排。因此，要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相互兼容、相互依存、穩定有序、運行協調、共同發展的和諧社會必須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來約束經濟主體，鼓勵經濟主體創新，達到制度創新，從而實現動態和諧。

（1）制度變量在生產函數中的引入。

古典經濟學理論視經濟增長為資本和勞動力投入增加的結果，并認為生產要素的投入基本遵循規模報酬不變或邊際報酬遞減規律，任何難以解釋的經濟增長原因等被貼上“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標簽，它包括：規模經濟效率改善及技術進步等。但是，任何經濟增長過程都是在一定制度的環境安排下發生的，都不可能脫離大的制度背景而獨立存在，有效率的經濟組織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刺激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于社會收益率的活動，從而達到全社會的和諧。因此，在對經濟增長模型不斷的研究過程中，人們不斷將制度變量加進了生產函數。在此做了以下嘗試，建立生產函數：

Y=AΠni=1MXβii

M為制度變量，MXiβi表對相應制度下生產要素的度量。該式直接把制度變量納入到標準的經濟增長模型中，制度對經濟增長具有間接動力。所以，在建立生產函數時，制度因素是不能作為“顯性”變量或“解釋”變量出現的制度，制度變量是描述制度環境，制度安排和制度變遷的變量，具有抽象難以量化等特點，但現實中并不存在這樣一個獨立的變量，因此，必須找到能夠近似描述整體制度以及制度變強的一系列經濟變量的集合。這些變量就是所謂制度的變量。

（2）引入制度因素的生產函數。

制度作為一種要素引入到生產函數，通過制度的變量來反映制度實施過程中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假設，在同一個制度下，隨著實施這個制度所投入的人力物力的增加，單位投入帶來的產出是遞減的，如果假設整個經濟中只有一種產品，用Ci表示貫徹實施i制度所投入的產品數量，用Y表示產出，則可以將生產函數設為Y=Cαi其中0

4用系統動力學基模分析和諧社會

從系統論的角度講：“和諧”就是系統內部各個要素的協調有序以及整個系統的平穩運行。“和諧社會”就是整個社會的子系統處于有序狀態，即社會各個領域，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關系穩定、協調、有序。和諧刺激效率、和諧促進發展、和諧體現公平、和諧創造社會價值最優分配。衡量和諧社會的和諧度的問題，有著強烈的路徑依賴性和動態復雜性特征，可用系統科學的方法分析其形成機理。

1977年，著名學者彼特•圣吉所著《第五項修煉》中提出了一種叫“系統基模”（archetype)的方法，該方法體現的思想就是要實現“透過現象看本質”減少“頭痛醫痛，腳痛醫腳”的盲目性，避免“救火模式”的事件――反應方式的惡性循環。通過運用該方法，可以展現出動態系統內部的運作機制，從而在“系統結構”上發現其缺陷并用較小的代價加以改正，使它在更大的，更長遠的時期獲得改進。圣吉稱之為“高杠桿解”，“以簡駕繁的智慧”，也就是俗話所說的“四兩撥千斤”的切入點。引用以上觀點來分析社會和諧度的問題，建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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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權利　權力　法治　法律價值

    在20世紀的最后20多年，中國的改革和面向國際社會的開放加快了民主法制建設的步伐，真正啟動了中國邁向現代法治社會的歷史進程。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政治上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經濟上要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黨在21世紀的奮斗目標。

    然而，中國公民權利意識的淡薄，國家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已成為制約中國法治進程的巨大障礙。

1權利意識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    治發展的必然要求

    權利意識是指每一個公民不論存在多大差別，都具有同等的尊嚴和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并按照法律規定行使自己的權利，依照正當的法律途徑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是法治經濟，同時也是權利經濟，這意味著市場經濟要求市場參與者(主體)具有民事行為能力和民事權利能力，能夠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并承擔民事責任。市場主體既包括各種經濟組織，如法人、企業，也包括作為自然人的公民。市場主體是各種權利和義務的集合體，其權利和義務由法律規定或當事人設定，而不允許有任何人加以侵犯或者非法設定和強加。由于市場經濟是追逐利益的經濟，所以特別強調權利，如果法律不為市場主體設定并保護權利，市場主體就喪失了權利能力，失去生機和活力，也就沒有了在市場中存在的任何價值。市場主體依法享有各種權利，如財產保值增值權、追求經濟利益權、自我管理和自主經營權等，享有這些權利，既是市場經濟要求的權責需明確的一個主要內容，也是市場經濟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重大區別所在。

    傳統的計劃經濟以權力為本位，通過行政命令方式來組織、管理經濟，本應作為社會經濟主體主要組成部分之一的企業，只是國家的一個生產車間，自身沒有獨立的權利;另一個應是主要社會經濟主體的公民則附屬于單位和企業。由于社會參與者不具備獨立的民事行為能力，其相應的權利也就無從談起，因而企業缺乏活力和生機，在市場競爭中步履維艱。從國家最初改革國有企業時采取的措施“放權讓利”上看，即可真切地看出舊體制下的企業“無權無利”或“少權少利”。而市場經濟是以權利為本位的經濟，市場主體及其一切經營活動、投資活動、交易活動都主要圍繞權利或經濟利益而運轉，企業和個人不再是政府的附屬物，不再受政府意志支配、圍繞政府的行政權力和行政意志來運轉，企業有自己的意志利益，其一切活動都體現著“權利本位”的原則而不再體現“權力本位”。

    所以說，提倡并鼓勵市場主體追求經濟利益，并對市場主體及其各種民事權利加以保護，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和本質特征。同時，市場經濟的發展還會產生許多新的觀念、新的權利需要來進一步豐富和發展權利內容。市場經濟為完善和保障公民權利的實現提供了條件和基礎。

    民主政治的基本含義是使政治權力按法律設定的既定途徑運行，防止政治權力的失控和異化，即政治權力的運行不聽從或不利于它的主人—人民。憲法中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保障公民在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權利是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的。而政治權力的失控和異化，是當前社會對公民權利侵犯的最大威脅。因此，完善民主政治實質上是為了保障公民的權利不受侵犯。

2公民權利意識薄弱的歷史原因

    有著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華民族孕育了璀璨的中華法系，并使之源遠流長。中華法系不但影響了中華民族數千年，而且對周邊國家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世界法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任何文化都有缺憾，中華法系也不例外。

   從權利和義務的關系的角度來看，中國法律文化強調義務，輕視個人的權利和利益。首先是由于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在中國古代一直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對事物的價值判斷標準是:只重視行為本身是否正當、是否合乎道德要求，而不管這種行為的后果是否對國家、對他人、對自己有利，儒家思想強調個人對社會、對集體的義務，而不是權利，并設計了理想的中國人模式:集仁、義、禮、智、信于一身的高尚之士。《論語·里仁》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將“義”與“利”和君子與小人相對照，對“利”的不屑一顧一目了然。晉人傅玄曰:“丈夫忠義于泰山，輕利于鴻毛。可謂仁義也。到了朱熹時代，更是將天理與人欲之于生死存亡的境地，所謂“存天理，滅人欲”。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中國人向來羞于、恥于言利，但凡與“利”相關的詞匯大多在文意中帶有強烈的貶意。以經商為業從中謀利的商人在中國古代歷來地位低下，并往往稱之為“奸商”。不注重個人權利，缺乏整個社會對合法利益追求的道德性肯定，使中國封建社會始終未能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并在近代由于落后蒙受了巨大的恥辱和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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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智慧水務 智慧排水 信息化建設

中圖分類號：X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98X（2015）10（c）-0166-02

隨著全球物聯網、新一代移動寬帶網絡、云計算等信息技術迅速發展和深入應用，“智慧地球”和“智慧城市”的理念在世界范圍內悄然興起，許多國家將城市中的水、電、油、氣、交通等公共服務資源信息通過互聯網有機連接起來，智能化做出響應，以改善政府對交通的管理、環境的控制等更好的服務于市民。

水資源是基礎性的自然資源和戰略性的經濟資源，智慧水務，是借助水智能系統形成的水務管理模式，在常規的水處理/管理技術基礎上，借助信息控制融合系統，對自來水、污水、中水等各種水處理設施的運行數據進行一元化管理，從而提高城市整體的水循環經營效率。智慧水務一般通過智慧水網工程予以實施，使水資源管理部門能夠對供水廠、污水處理廠、工廠、水路管道網等進行有關水量和水質的實時最佳控制。

污水處理行業作為國家新興戰略產業之一，國家“十二五”規劃也對城鎮污水處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行業監管的加強、人工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和企業自身盈利模式固化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污水處理廠建設、運營、管理等各個環節的發展得到重視，污水處理自動化、信息互聯化及智能工業化技術的發展也迫在眉睫。

1 智慧污水概述

1.1 概念及內涵

智慧水務包括水務信息采集、傳輸、存儲、處理和服務，全新提升水務管理的效率和效能，實現更全面的感知，更主動的服務，更整合的資源，更科學的決策，更自動的控制和更及時的應對。我國污水處理廠日益增多，且分布廣，傳統的監管方式已無法滿足現在的發展，效益提高的同時運營成本也節節攀升，如何高效的監管好各廠站，這就給水務集團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智慧污水的建設使得生產運行管理者通過物聯網數字化技術實現水務集團對下屬的各污水處理廠、泵站的關鍵生產指標（進出水水量、進出水污染物濃度、集水井水位等）、生產運行數據（設備開關、電流、電壓等）的自動采集、遠程實時監視、智能預警，加強各級管理人員對各廠運行情況的實時監管力度。依托機制創新，整合共享生產現場的各類運行數據并進行分析和數據挖掘，組成基于數據中心的應用系統，為各污水廠運營管理提供實時運行監測、全廠過程控制、工藝運行模擬、運行異常預警、優化運行決策等功能，為公司提供整體綜合運營決策的工藝分析、設備分析、成本分析、風險分析等功能，支撐污水綜合管理、涉水事務跨行業協調管理和提供社會公眾個性化服務，從而達到智慧污水的狀態。

1.2 建設目標

利用先進的信息技術，使污水運營系統更加高效化、生產更加智能化、管理更加精細化、決策更加科學化、服務更加個性化、從而實現智慧化。

1.3 設計內容

大數據全數字化、云平臺化常態管理和經營模式創新是智慧污水設計建設的主要內容。智慧污水平臺的建設內容是對污水系統機房、網絡資源、信息資源等軟硬件環境建設，整合、補充、完善水務系統統一的水務數據資源環境和共享交換體系，建設支持各類應用系統和水利、供水、排水部門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的公共核心支撐平臺。建設內容主要包括[1]。

（1）大數據全數字化。

針對我國現有排水系統信息化發展不均衡、系統功能不完善，應用系統缺少統籌規劃利用程度底、共享程度低等不足[1-2]，大數據全數字化自控系統已經不僅僅限于自動化，重要的還在于基于污水處理廠運營管理體制的信息化與智能化技術應用。大數據應用實踐創新主要體現在工業自動化設備的大數據收集，監控操作以及大數據管理運行維護的趨勢分析。主要分三個方面：①數據收集。將單一水廠或數個水廠自動化系統中的儀表讀數與運行數據（包含水量、水位、水質、電耗、藥耗、設備狀態與環境條件等信息）做遠程傳輸監控，減少人工收集可能的失誤，提高資訊準確性。②監控操作。由中控室與外部連接對運行設備進行操控;運用監控錄像或報警判斷所需操作模式;利用云計算平臺搭配移動式設備，實現現場報警，人機合一的現場加遠端的監控模式。③數據分析。設定運行數據的歷史數據趨勢，以圖形界面提高直觀比較;水質數據與運行模式和原廢水變化的交叉分析;報警處理的過程追蹤與統計分析未來故障前兆之預警。

（2）云平臺化常態管理。

大數據的應用需求將以服務方式通過平臺的管理得到滿足。利用云計算的彈性資源等特性，污水處理廠可以通過多層次信息化平臺將設備維護、企業資產管理、財務ERP、OA平臺、監控平臺、GIS、采購、知識庫等不同模塊訊息平臺有機銜接到一個完整的污水管控云平臺，實現實時線上和線下O2O的工作流程對接，明確職責分配與考核標準，提高整體效率。利用云計算平臺，把所有污水管理的共和服務聚集成平臺，利用平臺便利性提升資訊處理效率，從被動維護轉換成主動性維護，提升設備和污水運行設備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