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學概述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唐宋文學概述，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唐宋詩之爭；歷史；要點；風格特點；意義影響

一、唐宋詩之爭的歷史

有關唐宋詩之爭的爭論從南宋至今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南宋時期

唐宋詩之爭的起源于南宋呂本中的《江西詩社宗派圖》，但追其本源，可究到宋初以來詩歌的流變。宋朝初期，詩歌的風格仍舊沿襲唐風，尤其是中晚唐的詩歌風格，宋朝的文人對此不滿并進行改革創新，經過梅堯臣、蘇舜欽、歐陽修等人的努力，開創了宋詩風氣：詩歌的內容包括談笑、諧謔、人情、物態等；在形式上“以文入詩”，“以議入詩”。坡、黃庭堅在宋詩上更是各成風格，尤其是黃庭堅寫詩遵循法度，自創理論，易于被后世學習。他的詩擅長煉字、用體，引經據典，被稱為“奪胎換骨”、“點鐵成金”。江西派便是蘇黃的擁護者，自北宋末60余年，江西派影響極大并發展至極端，這引起了許多文人的不滿，南宋人對江西派評論，從而引發了唐宋詩之爭。出現了永嘉、江西兩派的對壘，永嘉派工為唐律，專以晚唐賈島、姚合為法。而嚴羽則從另一個角度反駁江西詩派，他以盛唐為法，說江西詩病。王若虛、元好問也極力貶斥宋詩、蘇黃與江西派。但從總個時期來講，宗宋的思想占主流。

（二）元明時期

元明時期總體上由宗唐的潮流站主導。先有元朝四大家以唐詩為準，如白樸的《墻頭馬上》，此劇的素材，便源于白居易的《井底引銀瓶》一詩。后有明朝復古尊唐之論，雖然明初有宋濂等支持宋詩的文人，但他們遠遠不敵于前后七子，前后七子高舉“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之說，以致不僅明初主唐音。之中公安派以三袁為代表，反對前后七子的擬古風氣，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竟陵派也反對七子，倡導一種“幽深孤峭”風格加以匡救，主張文學創作應抒寫“性靈”，反對擬古之風。認為他們的主張“救七子學唐之流于膚廓”。只有毛先舒維護七子學說并因此著有《竟陵詩解駁議》。但縱觀整個明代宗唐是明顯的形勢。

（三）清代時期

清代的唐宋詩之爭簡而言之就是有開始的宗唐之風的流布發展到宗宋之風的興起――及由唐入宋，到最后的唐宋詩融合的發展歷程，到晚清宋詩更受尊崇，清詩的唐宋之爭以宋詩勝出為結局。從清初到康熙初期，宗唐占優勢，大約康熙十年左右，宋詩開始蓬勃發展，到康熙中葉唐音回歸直至乾隆初年。乾嘉時期沈德潛的格調說宗唐，袁枚的性靈說力主無分唐宋，融合唐宋，翁方綱的肌理說主宋，這三派三足鼎立，這之后融合唐宋的思潮不斷高漲，是乾嘉時期的主導潮流，宗宋派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壯大。道咸同年間詩風大轉，宗宋派為主干力量，其中有桐城派，這引起的湖湘派的不滿，唐宋詩之爭變得激烈，這一時期依然有融合唐宋的趨勢。光宣民初，陳衍的同光體積三元說構建了時代性的宗宋理論體系，河北派與詩界革命派支持融合唐宋，王]運，南社及章氏師徒宗唐，但總的來說宗宋派無可阻擋，導致近代詩壇的宋詩運動。

（四）五四以來的時期

魯迅、聞一多、錢鐘書等人結對唐宋詩之爭進行了一定的評論。

二、唐宋詩之爭的要點

（一）唐宋詩之爭“非朝野之別，實風格之殊”。

就是說唐宋詩之爭爭論的不是詩是唐人寫好的還是宋人寫的好，因為有的唐人如杜甫，所寫的詩開創了宋詩的風格，宋人中如陸游等寫的詩中也有的具有唐詩風范。唐宋詩之爭真正爭論的是對于“唐、宋詩風格的不同”的看法。

（二）唐宋詩之爭中的“唐”究竟指的是那一段？

唐代的詩歌一般被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時期，并且這四個時期詩歌的風格差異較大。自古至今都有唐詩宋詞的說法，這證明唐詩受到的大多數人的支持，是詩歌的頂峰甚至可以用唐詩來代表整個詩歌，但在這里更多的是對盛唐（初唐）時期的贊美。中晚唐時期，尤其是賈島、姚合等為代表的詩人創造出了苦吟體，而恰恰是宋初詩風沿襲中晚唐，導致的唐宋詩之爭的發生。

（三）自南宋以來，各個時期都有宗唐、宗宋的情況。

如江西、永安兩派對壘，明七子與公安、竟陵的對峙，格調說、性靈說、肌理說的共同存在等等。區別在于宗唐、宗宋誰占主導，在研究是要兩方面都考慮到。其次在清代有了融合唐宋的潮流。

三、唐宋詩之爭的風格特點及形成原因

唐詩的總體特點是尚意興，相對于宋詩更加的雄渾、雅正、豪放、外向、寬容，唐詩是高亢明暖的色調，詩文形式求新出奇，充滿了尚武的精神氣息。比如孤篇蓋全唐的《春江花月夜》，全詩以流動多姿的春江花月夜為明麗的背景，對宇宙人生探索，情、景、理交融，體現了一種意興。王維的“熟知不向邊庭苦，縱死尤聞俠骨香”，有一種大氣、尚武、豪放的積極的氣息；還有王維的山水田園詩如《過香積寺》中的“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終南山》中的“白云回望合，青靄入看無。分野中峰變，陰晴眾壑殊”等，表現了色彩的層次感，體現了心境的空明，有求新出奇之妙。之所以形成這樣的唐詩風格，是因為唐朝開放的總體風氣及唐朝的經濟繁榮。唐朝的統治者有鮮卑血統，受胡人文化影響，對外族的文化寬容并能進行吸收。唐朝經濟繁榮，唐人的生活形式多樣，從飲食、衣著、樂舞到生活趣味都東西雜糅，對女性的束縛也較小。在這種繁榮與開放下唐人對人生充滿了積極、進取的態度，擁有恢宏的胸懷氣度，能夠對不同文化兼容（比如佛道思想），這些都反映在唐詩上。唐代的繪畫、書法、雕塑也很繁榮，也影響了唐詩。唐代士人喜歡漫游，他們的足跡遍布名山大川、邊塞與通都大邑，唐人還有讀書山林的風氣，很多士人經歷過入幕與貶謫的生活，而這些從不同層面豐富了唐詩的內涵，構成了唐詩多彩的情思格調。

宋詩具有雅俗共賞的文學文化。宋詩相較唐詩，更加的內省精致含蓄，細微渾沉，保守封閉，內傾淡雅。宋詩重文，呈現出一種舒緩的冷色調。在形式內容上，宋詩重議論，以文入詩，以議入詩，有一種散文化的傾向，使得宋詩思考性強，娓娓道來，但卻少豪氣。而宋詩形成這樣的風格，有一下幾方面原因。宋朝的產生起源于兵變，于是統治者實行崇文抑武的國策，這導致宋人重文的風氣。宋朝的理學發展使得宋人宋詩內斂、重思考，而“文、道”的關系的討論使宋詩更加重議論，有散文化傾向。宋朝文人對國家、對民生的使命感也體現在宋詩中，宋詩中有干預政治的主題。宋朝市井文化的崛起影響了宋詩的雅俗共賞的特性。

四、唐宋詩之爭的意義及影響

從以上的論述不難看出，通過唐宋詩之爭不僅可以了解南宋以來的歷代詩壇的風尚的變化，還可以了解唐宋詩的風格特點及形成原因，同時也對古典詩歌、文學史及文學批評史有了一定的了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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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恕誠中國詩學研究[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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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1. 引言

宋詞是中國古代影響最為廣泛的文學體裁之一，以其通俗的形式而能夠自由豐沛的表達作者的情感和感受。意象在宋詞中發揮巨大的作用，可謂是詞的精髓所在，那么在宋詞的翻譯中，意象的成功翻譯對于再現原詞藝術美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文將選取宋朝著名女詞人李清照的部分詞的翻譯為例，從格式塔意象再造的角度，分析詞中意象翻譯，探討宋詞的翻譯如何實現原詞中意境美在譯文中的審美再現，實現譯文的自然和諧。

2. 格式塔意象再造理論概述

格式塔意象再造理論起源于格式塔心理學，是該心理學同翻譯美學結合而形成的全新的翻譯理論，強調翻譯中意象的整體性即格式塔意象。該理論認為，格式塔意象包含了語言信息和美感體驗，是這兩者結合之后的整體效果；譯者的任務是在譯文中再現這個格式塔意象而達到同原文中一致的整體效果。格式塔意象在整個翻譯過程中作為一個中介發揮作用，格式塔意象并不是一個絕對的概念而是相對的，于此同時，該理論認為，作為整體而存在的格式塔意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各個語言成分所構成的"格式塔質"有機綜合到一起的。對于"格式塔質"的整體把握則有利于加深對原文本中各個語言成分的認識和理解，同時利于在譯文中更好的再造符合原文的格式塔意象。

3. 宋詞翻譯中的格式塔意象再造分析

意象在所有的文學形式中都很常見，李清照詞中也不例外。實際上，在所有的中國文學中，"意象"是表達作者思想感情的重要承載物，也是作者主要的描述方式。"描述"既是作者表達自己所見所聞所感的表達方式，又是意象這種抽象概念的可見結構形式，通過它描述意象這種抽象的概念得以用語言充分的表達出來。如：

賣花擔上，買得一支春欲放。淚染輕勻，猶帶彤霞曉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鬢斜答，徒要教郎比并看。（李清照 《減字花木蘭》）

譯文1: ...Should my beloved chance to ask,if my face weren't fair as a flower's，I'd put one aslant in my hair,then ask him to look and compare.( Eugene Eoyang譯)

譯文2：... Lest my lover should think.The flowers are lovelier than my face. I pin it slanting in my thick black hair. And ask him to compare us.（Kenneth Rexroth譯）

原詞可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分描寫了一朵鮮艷美麗的花朵的意象，后半部分表達了女詞人的心情和感受。女詞人對于不會得到情郎愛慕的擔憂和前半部分描寫的花的意象形成強烈的對比。把兩種譯一對比發現，譯文2更好的再造了描述意象的格式塔意象，充分再現了女詞人為愛惆悵的心情和感受。譯文1中的"Should my beloved chance to ask, if my face weren't fair as a flower's"根本沒有傳遞原詞"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中所流露的淡淡的憂愁。與此不同，譯文2"Lest my lover should think, the flowers are lovelier than my face"則成功的再造了原詞中所構造的描述意象的格式塔意象。譯文1將"云鬢"簡單的譯為"hair"，根本不能喚起目標語讀者與源語讀者相同的美感體驗，因此也大大削弱了譯文中格式塔意象的完整性。譯文2中將此譯為"thick black hair"，生動的再現了女詞人美麗動人的意象。

相比較而言，譯文1沒有把原詞所表達的情感作為一個整體的格式塔意象來看待，而是拘泥于詞匯層面的對等，從而使譯文喪失了原詞中所蘊含的審美效果，而使得譯文中所再造的格式塔意象缺失了內涵，與原詞中的描述意象相去甚遠。在翻譯宋詞時，過分拘泥于詞匯上的對等，而忽視原詞中所構造的描述意象的格式塔意象，將會破壞譯文中格式塔意象再造時的完整性，也就不能再現原詞中的審美體驗。根據格式塔意象再造理論的論述，筆者認為，譯者在翻譯宋詞的時候，首先在欣賞的時候要把詞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并在大腦中形成一個格式塔意象圖式，然后再用目標語再造一個既包含語言認知又包含審美體驗的格式塔意象。

4結語

宋詞是中國文學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獨特的魅力，而作為詞所蘊含的美感載體的各種"意象"的成功翻譯則是宋詞翻譯的關鍵所在。本文通過對比分析著名女詞人李清照詞中常見的意象的譯文得失，認為譯者能夠在目標語中成功的再現原詞中的意象的審美體驗，那么該譯文就成功的再造了符合原詞意象的格式塔意象，而也成功的翻譯了原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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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Image-G Actualization of Images in Ci-Poem

Li Chao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China)

Abstract:Ci-poem is another high-peak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 translators to actualize it in English. This paper makes a tentative 　study to see how to actualize the image-G of those images in Ci-poem to realize this goal, proving a new perspective in thi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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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順之的文學思想和詩文觀是不斷演變的，從追隨何李，詩仿初唐，再到取法唐宋，倡言本色[1]。唐順之在詩文中的歷史成就是唐順之詩文成熟的體現。作為明代中期的一位重要的文學家，唐順之在古文詩歌以及時文上都有著極大的成就。唐順之的文學思想和經世的意識是復雜矛盾的，他的詩文既有繼承，也有創新。從唐順之的詩文中可以體味不同的風味。對此，本文將進行詳細的分析。在本文中，作者分別從唐順之的詩詞和他所撰寫不同形式的文章成就來進行概述。

一、唐順之的詩詞成就

唐順之的詩歌內容以及詩歌的風格是伴隨著唐順之的生活閱歷以及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在唐順之的早期詩歌創作中，詩歌的內容多為酬和之作，詩歌的風格所效仿初唐詩歌的風格，詩律精嚴，詩的風格清麗有幽逸沖淡之感。例如，出自唐順之的《塞下曲贈翁東?侍郎總制十首》中的這四句“四月旌?出白狼，千山晴雪照油幢。預知水草軍無乏，試辨風云虜欲降”，文筆張弛有度，詩律精嚴。

嘉靖初期，一批詩人欲開先河，從開始學習初唐的詩歌。在這樣的背景下，唐順之也開始學習初唐的詩歌，并且開始創作自己的風格。所以，唐順之早期的詩歌中是帶有初唐詩體的風格和韻味。唐順之早期的詩歌章法很嚴謹。從他早期的詩歌中看出，唐順之很少有五言的詩歌，除了少數幾篇七言詩歌外其余的基本都是律詩。這主要是受到了唐順之在早期學習初唐詩歌的影響。因為初唐的詩歌開始向律詩定型，因此唐順之在這個時期也就開始創作大量的律詩。從唐順之早期創作的詩歌語言來看，這些語言中還蘊含了初唐詩歌的痕跡，而且還主要集中在沈、宋身上。不過，唐順之學習初唐詩歌那種華麗的語言也使得自己的真實情感受到了束縛。從唐順之的一些優秀詩歌中可以看出他運用不同的藝術技巧游刃有余，而且還能真實的表現出自己的情感。例如唐順之的《楊教師槍歌》中的“老楊自是關東客，短衣長軀棗紅面。千里隨身丈八矛，到處尋人斗輕健。謂余儒生頗好武，一揖滾滾發雄辯。坐驚平地起波濤，蠕蠕龍蛇手中現。撥開雙龍分海嬉，攢簇兩蛇合穴戰。爭先盡教使機關，縮退誰知賣破綻。”這首詩其實也就是寫唐順之自己，唐順之是抗倭名將，槍法很準，這首詩里正表達了唐順之抗倭的決心。

唐順之文風的轉變主要是受王慎中的影響，王慎中學習宋儒之書后因發現宋人文章之好開始學習唐宋的散文。唐順之對宋代散文的追求也開始對宋儒之書。而唐順之學術思想的轉變也是以程朱理學為基礎的。他的詩歌中除了體現了禪趣以外，其中還流露了唐順之歸于自然堂，閑適的思想。如《曉發喜峰》“客心流水與爭馳，寒壘疏星度峽時。未返王孫猶草色，初來戍卒是瓜期。去鄉?覺蟬聲似，出塞方知馬脊危。辛苦下情何計達，早年曾誦《采薇》詩。”

唐順之在嘉靖十四年因為得罪張璁開始罷工歸于田園，回歸到自然中過著鄉居的生活。唐順之自己曾一度認為自己歸隱后除了侍奉父母和兄弟閑談之外也無他事可做。

唐順之的理氣詩一般都是和他的人生感受以及生命的境界相聯系的，從理氣的發展方向來看，唐順之的理氣詩是符合這個方向的。但是由于唐順之在悟到本心之后很少作詩，因此唐順之的理氣詩的創作成就不高。

最后，唐順之的詩歌還提倡本色，也就是符合自己的理想和價值觀念，唐順之強調詩歌見正面目則是本色，但是唐順之也認為本色有高尚和卑下之分，不是所有詩歌表現出了真性情就是好詩。唐順之強調文學的道德意義，他以維護道學的立場出發創作的本色詩都是信手寫出，直接抒發自己情感的和他原來的理氣詩中不掉不格有異曲同工之處。唐順之還強調詩歌要沖破舊程式束縛，向自由的格式發展。而唐順之這種無拘的表達方式對于傳統的詩歌來說產生了很大的沖擊。他的本色論不僅影響了公安派，也為后人開創了新的領域。后人在他的影響下開始創作出各種新的詩文，賦予了文學界新的面貌。

二、唐順之的散文成就

唐順之的散文可謂是各體兼備，皆有可觀者。唐順之的碑傳文中描寫的人物栩栩如生，敘事的內容也十分詳盡，故事的波瀾起伏別有一番韻味。而且，唐順之的碑傳文還打破了以往泛泛鋪敘描寫傳主人公履歷的俗套，而是以體現人物的精神事件為主，在矛盾中描寫人物，有很強的文學色彩。其《周襄敏公傳》中描寫的周金處理兵變之事就表現除了傳主臨危不懼，隨機應變的風度。

唐順之的記敘文也具有很強的文學性，他的《敘廣右戰功》是他的記敘文中最具有文學性的一部作品。這部作品深得《史記》的精髓，以太史公的筆法描繪了沈希儀的戰斗，塑造了一個英勇善戰，膽識過人的大將形象。文章的以先聲奪人和精煉的筆法描寫了沈希儀經歷的幾個戰斗，把沈希儀富有生氣的大將之風生動的描繪在紙上。

唐順之的尺犢序文主張本色，收發隨心，有時候顯得缺乏剪裁不夠精煉。他尺犢序文有的談的是學問，有的是說事議事，有的是抒感，思辨精深，筆調十分老辣。但是唐順之的序和記諸文的遣詞造句都是經過推敲的，具有藝術性。在他的《任光祿竹溪記》中，雖然題目是以“記”命題，但是它的內容卻是以議論散文的形式出現。文章本應是為竹園作記，但是文章卻是沒有直接描寫竹園的布局等，而是通過對竹子的品格和人物對珠竹子的態度進行描繪來贊揚主人公高尚的情操和品德。文章的結構十分嚴謹，層次分明，安排有度。

篇4

大約在1986年秋天，筆者與李涵中、水天中先生南行考察，曾拜訪陸儼少先生。筆者當時值不惑之年，正思用功補課，也便關心前輩如何修行。斯時，《陸儼少自敘》一書剛剛出版，余喜得先生簽名贈書一本，喜不自勝。歸而讀之，獲益匪淺。書中有一段話，記述陸老青年時代從前清翰林王同愈讀書之事：“我得到王同愈先生的指導，一面讀書，一面寫字，和畫分頭并重，互相促進。我自己有一個比例，即十分功夫：四分讀書，三分寫字，三分畫畫。我知道的東西不多，不會琴，不會棋，也不會其他娛樂，只有此三者有癖嗜，而且常常鞭策自己，要學得好一點，把詩、書、畫三者，當作我一生的寄托，鍥而不舍，定下目標，以不辜負諸位前輩的期望。”

我當年從理論上知道修養的重要，但萬萬想不到一個畫人卻把讀書放在首位，而且占得比例最大。那么，陸儼少青年時代從王同愈讀什么書呢？其《自敘》言，每夜讀詩，各家讀選集，唯獨杜集通讀；古文則是《史記》《韓昌黎文集》《世說新語》等。為畫山水，加看《水經注》《洛陽伽藍記》、柳宗元《山水記》《蘇黃題跋》等。

現在看來，讀書惠陸儼少先生頗多。若無那“四分讀書”的功夫，也便沒有到浙江美術學院任教的機遇。因為潘院長“素來主張畫畫的人，兼應有些文學修養，又能寫幾筆毛筆字，所以用此標準來物色山水畫教師”。斯時，潘與陸素昧平生，陸還是剛剛摘帽的“”，能得潘天壽青睞真賴于那“四分讀書”的學養。就日后的藝術而言，陸老若沒有那杜詩功夫，絕畫不出2 0世紀5 0年代的《杜陵詩意畫卷》八段和6 0年代的《杜甫詩意圖百開冊》這畫史空前之作。杜詩“孤舟一系故園心”“聽猿實下三聲淚”“白頭吟望苦低垂”那懷鄉憂國的深情對陸老精神的影響更無以計量，對陸老畫風、節律的啟發亦非表面文章可以概述。環顧今日之山水畫壇，恐無一人有陸老那詩思文意，恐無一人有陸老那般一畫既竟“綴小詩短文”“興到點筆，隨意數行，以攄寫性靈”的文化境界。每念及此，便免不了有些文化失落的悲涼。

古人有“三絕”“四全”之說，近現代亦不乏例。黃賓虹一輩子讀書研史，深得傳統文化之堂奧，方有那渾厚華滋的美學追求。齊白石出身寒微，乃一牧童、木匠，如“蘇老泉，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籍”，讀完了唐詩，讀《孟子》，又讀唐宋八家古文，他感到是“人生最大的樂趣了”，這樂趣也涵養了他的書畫，那畫中也便多了層文思。當今許多畫人，功夫真不錯，但總覺得離“大家”“大師”還有一步之遙，我想這一步恐怕就是讀書，就是文。宋鄧椿言“畫者，文之極也”，潘天壽曰畫乃“文中之文”，若無那“四分讀書”的功夫，也便無文，亦無真畫人，更難臻藝術高端。吾儕不學，老來遲悔，仍愿與友共勉，“四分讀書”做畫人。

（中國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副主任）

篇5

〔關鍵詞〕 南宋；類書；博物學；文化史

〔中圖分類號〕I2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17）01-0181-07

古代中國的博物學，是古人通過對物的廣博知識，表達對自然、人事、社會等復雜關系的理解與想象，其思想發源于傳統學術文化內核中天人合一的精神理念，其發展演進伴隨整部文化史的始終。目前學界對傳統博物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魏晉至隋唐即所謂中古時期①，以及明清以后西學影響下近代科學化的博物學。事實上，學者對于博物學的探討，不管是強調中國博物學科學屬性共同性，還是堅守傳統博物學的獨特性，其理論和方法預設都很難脫離西方近代科學的自然史觀念。因此，堅持獨特性的研究，特別關注中古博物學所具有的殊方異物色彩；而重視共同性的研究，則努力條理出博物學的科學史因素，指出其最終在西學沖擊下完成博物學向近代科學轉化的歷程。從學科背景上看，前者多出于古代文學領域，后者則多出于科技哲學或自然科學史領域。唯獨科舉應試知識興盛、強調個體成德的兩宋時代，既無奇物異產所激發的知識興趣，也無西學東漸下的科學探索活動，其博物學研究明顯相對較為寂寥。但正因為如此，在一個方術與異域想像漸漸落幕，近代科學尚未涉足，固有傳統創新復蘇的特殊時期，應更能展現出博物學在自身文化語境影響下，如何吐故納新、承襲轉化的進程。科舉社會中的宋代博物學，不僅未走入式微，反而是在其影響下，表現出多元并進的趨勢，在專門著作、經學名物訓詁、類書、筆記、方志、本草、譜錄等方面，均有新的發展，涉及的博物知識領域和文獻載體十分龐雜，本文擬以宋代類書中的博物學知識為對象，討論宋代博物學知識世界的獨特圖景與演進。

一、瑞物與博物：宋代類書分類體系中的博物學圖景

唐宋類書數量眾多，其發展大體上處于從官修為主向文人私撰為主的過渡時期，北宋真宗《冊府元龜》以前，類書修纂大體以官修為主，此后至宋亡，類書均由文人私撰，成為科舉應試、學校教育的重要工具書。南宋末，受到印刷術和科舉應試的影響，民間士人不斷參與到商業編書活動中，根據日常生活所需知識而匯聚成編的民間日用類書逐漸增多，元明以后成為類書重要組成部分。就兩宋時期而言，類書編撰主體主要分為三個層次，而以文人私撰為主，因此討論宋代類書則往往以文人私撰類書為主，兼及官修類書和民間日用類書。

與官修類書講究體例嚴整，內容無所不包，或受限于帝王特定的修撰目的不同，文人私撰文獻的最大特點之一，便是學者文人創造性生命意志的參與。真宗以后的類書，因此“充滿了編纂者的意志和對知識結構的想象”，“各類書編纂者呈現出來的知識編排傾向，越來越多元化”〔1〕，事實上北宋中期以后至南宋類書，均表現出獨辟蹊徑的編纂創新意識，不再簡單遵循唐宋之際官修類書，內容全面、分類嚴密為準則，如高承《事物紀原》以考辨名物原始為主，章如愚《群書考索》專注匯編類纂經史、職官、制度方面的文獻，并以典章制度為類目編題，節錄摘引文獻，構成專題考證體式，又如陳景沂《全芳備祖》屬于花草果木專科類書，林o《古今源流至論》則是以議論綜述為主的、道學知識為中心的科舉類書。宋代官私類書中，匯集天文、地理、金屬、器物、礦石、動植物等博物知識者主要有《御覽》、吳淑《事類賦》、高承《事物紀原》、葉廷《海錄碎事》、佚名《錦繡萬花谷》、宋惠父《記纂淵海》后集、祝穆《古今事文類聚》、陳景沂《全芳備祖》、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等。

從體例結構上看，唐宋類書多以天、地、人、事、物為基本分類體系，展現的天人合一、王權中心的價值信仰系統。然而詳加比較唐宋諸類書，在此一貫的分類體系下，實際上存在不少差異，這一差異正體現私撰類書編撰者的意志和活力。

中古時期的中國，以結合儒家政治倫理、神仙方術、佛道異說的天人感應學說為基本信仰體系，天地宇宙之物及其行為變化與具體政治社會生活存在相互影響、相互印證，有流傳甚廣的祥瑞符命與災異感通之學。中古博物知識的重要底色，即來自漢代天命感應之學，包括星象、山澤、動物、植物及變化異常作為博物知識圖景的一部分，表現出濃厚的奇幻神異色彩。鬼神靈異與自然博物知識也相容不分，如崔豹《古今注》將鬼神、草木、蟲魚歸為一類，“生而有識者，蟲類也；生而無識者，草木也”，“不生而有識者，鬼神也”。〔2〕類書中讖緯符瑞知識與自然博物構成并行部類，也體現了這一靈異之物與自然之物不分的觀念。如唐代四大類書均輯錄有此類讖緯物感知識，《北堂書鈔》以帝王、政術、設官、禮儀、藝文、服飾、酒食、天地、歲時為大類結構，其中《帝王部》二有“征應”一目〔3〕；《藝文類聚》以天地、歲時為首，其余部類秩序與《北堂書鈔》相近，唯文末有《祥瑞部》（上、下）和《災異部》三卷，將體現讖緯博物列于果、木、鳥、獸、鱗介、蟲豸諸部之后〔4〕；玄宗朝的《初學記》沿襲《藝文類聚》的分類體系而未列祥瑞部，只于《帝王部》“總敘帝王”一目“事對”中輯錄祥瑞災異故事〔5〕；白居易《白氏六帖》則于卷三十六中列帝德、祥瑞、圖書等類目，而將鳥獸、草木、花果置于文末。〔6〕

宋初《太平御覽》則采用《藝文類聚》的體式，以《休征部》、《咎征部》及《鬼神》、《妖異》為先，次以鳥獸、鱗介、蟲魚、果木等動植物部類置于全書之末。《冊府元龜》則與《北堂書鈔》更為接近，均以帝王治國言行為主要分類和抄錄主題，未設立其他博物知識部類，并且同樣將“征應”“符瑞”等目置于卷首《帝王部》中。與北宋初期以前祥瑞部的游離變化不同，北宋中期以后的私撰類書中有關祥瑞博物知識的歸屬更為統一。首先，真宗朝以后的部分宋代類書，以至民間日用類書如《事林廣記》，多已不再設祥瑞、災異等相關門類，其主體結構表現出重視歷史與現實制度經驗的知識興趣，甚至以經史典籍、典章制度為類書編撰專題。其次，部分宋代私撰類書保存的祥瑞門類，不但篇幅往往相當簡略短小，如《錦繡萬花谷》前集卷八《帝王符瑞》目下，僅13條文字，其內容多抄自正史、唐宋史料筆記等，包括《漢書》、《晉書》本紀、《邵氏見錄》、《涑水記聞》、《宋朝事實》等，無一錄自中古讖緯、歷法、小說之書。〔7〕第三，宋代私撰類書有關祥瑞災異門類，均置于天地、時令部與帝王、職官部之間，不再置于動植博物相關部類之中：《錦繡萬花谷》前集卷八《帝王符瑞》、后集卷七《帝五符、讖記》；《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十九、二十《祥瑞門》、《災異門》；淳v八年（1248）宋惠父編《記纂淵海》后集一百二十五卷，分類體系與潘自牧前集（今存宋刻本）迥然有別，其中卷三十至三十四《祥瑞》、《災異》（《四庫全書》本分別為卷四、卷五），也位于天文、皇親、時令與地理、郡縣、禮儀之間，其最后二十卷仍為花果、木竹、禽獸、水介等。①

①關于潘自牧《記纂淵海》前集與宋惠父后集及相關版本流傳情況，見李偉國《〈記纂淵海〉作者、體例及版本考略》，收入李偉國著《宋代財政和文獻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249-260頁。

主要作為科舉、教育實用工具的宋代私撰類書，其知識分類、取舍固然受科舉內容影響，也是自然宋代學術文化史變遷的反映。相對于讖緯、術數博物之學作為政治常識的中古神文時代〔8〕，祥瑞災異已不再是宋代士人普遍必需的知識領域，“藝祖即位，始詔禁讖書” 〔9〕，宋代以后之政治文化中，五德終始說衰落，災祥符瑞之說僅留存于帝王權術工具，或下沉為民間巫術方伎，不再是社會文化知識的重要部分，北宋歐陽修已謂“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圣之書”。〔10〕在類書編撰者的知識圖景中，讖緯符瑞之物，是人類歷史記憶的一部分，而不再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正如《冊府元龜》將符瑞知識歸于帝王部中，其《博物》一門序并言：“古之學《詩》者，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其博物之謂乎！”在真宗朝士人看來，所謂博物，就是指鳥獸草木等自然萬物，所謂奇物靈怪，只是由于此物“不時而出”，少見多怪，博物洽聞之士便能洞悉其性，即可稱博物君子。〔11〕因此，宋代類書將符瑞之物回歸古代帝王之學的歷史典故，另一方面則將博物之學回歸日常鳥獸草木實用之學，而不再主要是神仙方術所聽聞的殊方異物之學，南宋人鄭樵曾言：

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識《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惟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學之者，務在識真，不比他書只求說也。〔12〕

在鄭樵的知識視野中，鳥獸草木之學與本草之學一樣，都屬于田野之物，即當是實踐求證所得的真實知識。一方面是求證于田野農圃的自然世界，另一方面也需參合《詩》《書》文獻。鄭樵所謂之重視實踐和重歸經典，正是宋代博物學的重要轉型和特征，在親歷目驗中求博且信，是唐代晚唐《北戶錄》以來博物學的新動向〔13〕，沈括《夢溪筆談》為代表的宋人筆記博物學無疑拓展了這一路向。類書的編撰者當然未必認同田野實踐，在回歸經史典籍方面則更為突出，參合經典探求博物知識的務實求真精神，代表了宋代博物學的重要轉變。類書分類體系中祥瑞異物之學與草木鳥獸之學的分立，既是中國政治文化演進的結果，也是讖緯符瑞在士人知識體系中邊緣化的結果：天命感應知識不再作為單獨部類列于類書之中，而其進入的二級子目附屬于其他部類之下。

二、述異到識真：宋代類書博物內容所呈現的知識演進

古代中國的類書，雖被后世稱為百科全書，但二者本質不同之一，后者呈現的是客觀性的學科知識，前者則是追求知識體系背后的信仰價值秩序。如前所述，宋代文人私撰類書，不僅在分類體系上有所創新，其文獻輯錄內容和方式上也體現了編撰者的知識興趣和學術文化追求。

古代類書以輯錄前代和當代典籍文字為特點，如果說中古博物學著作的博物知識主要來自于實踐和文獻記載兩部分，并且以記載所謂親歷、目驗或聽聞的靈異物怪為主，那么隋唐以來類書中的博物知識，則顯然基本源自文獻知識。不同類書所征引四部典籍各有側重，表現出不同時代編撰者各不相同的知識體系和價值圖景。以唐宋類書有關草木、蟲魚、鳥獸等博物知識部類所征引五部主要文獻為例，其引用頻次較多者分布情況如下表：

唐宋各類書引經部文獻涵蓋各經，其中以《詩》（毛詩）、《禮記》以及解經訓詁之《說文》、《爾雅》等為最多。《詩》以動植物比興，多涉及博物，至孔子以《詩》教化，以其“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 〔14〕，為歷代博物學知識獲取的基礎典籍。考慮到草木鳥獸相關部類在類書中的卷數篇幅，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對《詩》的引用率遠高于其他文獻，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所引《詩》同樣也位居白孔《六帖》之外的前列。《禮記》等禮學之作則涉及各類禮制器具、物品，也成為類書博物之門知識淵藪之一。古代博物學的重要知識方式，是辨析物名物性，名物學與博物學緊密相連，郭璞《爾雅序》云：“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于《爾雅》。”〔15〕博物學往往始于名物之辨，因而解經之作也成為歷代類書博物的共同知識基礎。不論是官修還是私撰，唐宋類書修撰者均表現出以儒家典籍為博物知識的重要資源和知識根柢，儒家經典和經學博物知識，始終是傳統社會各階層博物知識圖景中相沿不變之鈐鍵所在。

與經部文獻相關聯，史部文獻中正史，特別是《史記》《漢書》，作為正統教育的重要部分，也始終是傳統士人博物知識的重要資源，類書征引頻次至南宋末仍未衰減。正史以外的其他史部文獻，如雜史、地理類，則表現出明顯的演進差異。此類文獻多記載西南、西北以及西域、八荒之地風俗物產、異聞奇物。漢唐間以《異物志》為名之作，據學者統計至少曾有21種〔16〕，包括如《臨海異物志》《嶺南異物志》《南州異物志》《涼州異物志》等，外加《山海經》《嶺表錄異》等，在中古時期曾是史部博物之作的重鎮，至北宋初以前類書均中有較高頻次的引錄。而在南宋類書中，此類文獻的征引頻次均迅速減少，或已散佚不傳，或不為士人所重視，逐漸淡出宋代士人博物知識世界的中心。事實上諸種《異物志》應當正是在北宋間逐漸亡佚。考諸家書目，《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均載有6種，《新唐書?藝文志》載9種，《崇文總目》載3種，而南宋私家書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則未見著錄，至《宋史?藝文志》僅錄3種，所錄與《崇文總目》，反映的當是北宋留存情況。而引錄種類最多者如《太平御覽》，共計15種200余條。可見諸家《異物志》在《御覽》及歐陽修的時代仍有至少部分存世，至南宋初年當已不見完書。中唐至北宋以降儒學復興，文學領域中小說觀念發生重大變化，漢唐博物地理類文獻逐漸被視為荒誕不經的“小說”而不受士大夫正統觀念所接受，與此同時學術性雜史筆記與小說分化明顯，成為文人世界新的著作形式，大量六朝志怪錄異類文獻在北宋前后亡佚，由此也帶來了北宋以后博物學觀念的變動。

子部文獻中，不同小類的征引頻次彼此消長差異甚大。與史部地理類文獻情形相近，魏晉六朝博物志怪小說，如西晉博物名著張華《博物志》，晉宋時期廣博物志之書郭義恭《廣志》，以及《異苑》《述異記》等，構成北宋以前類書的主要知識來源，而南宋類書對此類文獻的征引頻次逐漸下降，中古地理博物類雜記小說正逐步淡出南宋士人的知識結構。另一個相關例證，是秦漢時期成書的《（神農）本草經》及曹魏吳普的《吳氏本草》，在巫醫治疾共存的時代〔17〕，受重視服食丹藥、求仙不死世風影響〔18〕，其中所輯錄動植物、丹藥礦物知識，帶有明顯的鬼神、方術色彩，以“鬼精物、蠱毒惡氣”解釋疾病成因，或以服藥能如“神仙不死”等，體現出與地理博物小說相近的神仙方術色彩，故《本草經》卷下《蟲獸部》上品“丹雄雞”條云雞頭“主殺鬼”，雞蛋“可作虎魄神物”〔19〕，《博物志》引《神仙傳》亦云“松柏脂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化為琥珀”。〔20〕松脂經數千萬年形成琥珀，卻非茯苓所化，此與雞蛋化琥珀恐同為傳聞異說。不過“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學之者，務在識真”，唐宋以后的各類《新修》《證類本草》中，這一色彩逐漸淡化，《本草》原有的草木蟲魚博物特征日益增強。體現在類書征引《本草》文獻中，北宋初《御覽》所引四百條中，此類神仙方術色彩仍較明顯，卷九百八十六《部三》“芝下”條引《本草經》曰“食之身輕，不老神仙”，卷九百六十七《果部四》“桃”條引《本草經》曰“梟桃在樹，不落殺”，卷九百八十八《藥部五》“空青”條引《吳氏本草》曰“久服有神仙玉女來侍”等等。〔21〕至南宋本草“務在識真”的觀念更受重視，本草博物知識進入儒學多識傳統之中，乃是“天地間玉石，草木、禽獸、蟲魚萬物性味，在儒者不可不知”，“亦窮理之一事”。〔22〕宋代儒醫取代巫醫的興起，已將《本草》視為博物窮理之事，南宋類書延續了《本草》作為動植博物知識重要來源和良性互動的傳統，表現出去神仙巫鬼色彩的新變。如《全芳備祖》所引《本草》頻次居各家之首，卻剔除神仙、鬼神之說，而皆為草木名稱、種類、性狀相關材料，不復中古博物草木述異色彩。

此外，唐代段成式的《酉陽雜俎》、白居易及宋人孔傳續輯之《六帖》，《御覽》僅見一條《雜俎》引文，卻是南宋私撰類書征引頻次最高的文獻。兼容博物筆記與志怪小說的知識雜俎類編文獻，伴隨著唐宋興起各種文人筆記，筆記雜纂類文獻已逐漸取代中古博物志怪小說，成為南宋科舉類書編撰者更為直接的知識來源。文人筆記不斷進入并成為類書重要的知識底色，改變了唐宋類書以綴緝博覽、志怪逸聞提供統治者綴文御覽的基本價值取向，而成為南宋士人科舉教育、讀書格物的窮理學問之具。南宋類書作為科舉類書具有商I出版的特征，開始注重簡單抄錄前人類書以成書，相較前代表現出更突出的承襲現有文獻，知識常識化、理性化特征。

總之，南宋士人私撰類書的知識體系中，中古神仙方術、志怪傳奇類博物小說從中心走向邊緣，而傳統經史文獻以及《莊子》等子部傳統經典文獻，則始終保持并不斷凸顯其作為宋人博物知識的基礎性角色，這體現出宋代以降知識世界，真正超越《博物志》體系，逐步由方域、奇幻與現實世界并存的多重知識圖景，內轉為歷史、現實經驗世界的單重圖景，由鮮活生動的感受想像，轉化為人文常識理性的辨析反思。

三、博物到格物：宋代類書博物學的知識追求

傳統博物學，并非一個科學知識增長的體系，而是古人認知世界的方式和學術史演進的知識基礎。在早期中國，博物知識仍是天命觀的一部分，鳥獸草木除了作為生產實踐，包括飼養、馴化、祭祀、狩獵的對象，在精神文化層面，它們既是統治“權力的對象和媒介”〔23〕，政治運行和變化的象征，也是情感激發和文化道德教化的象征。所謂多識之學，目的在于通過博物知識認知社會政治、道德情感，并最終體悟天命價值所在。中古中國，隨著權力符命和讖緯感應為核心的天命學說不斷瓦解，從政權中分離出來的神仙方術和異域傳入的宗教觀念，為戰亂分裂時代的古人打開了現實世界之外的域外、神秘、靈異世界。方術和宗教之士正是通過博物知識，引導世人相信并構筑的“自然”和超自然的彼岸世界，由此進入生命和精神的解脫安頓。宋代以后的近世中國，人文和理性的文化傳統得以復興，宗教的虛幻世界或者心性哲理化，或者進一步民間化，博物知識不再需要承擔描述中古想像和異域世界的功能，而重歸現實世界的常識自然，“凡物有相感者，出于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俗而習知之。”〔24〕物出于自然，有其自身道理，不附屬于人類理性知識，從累積習俗經驗中反復探究方能獲知。不論是古籍所記載的博物知識，還是親驗實踐所收集的自然之物，均加以經驗合理的重新挖掘和求證。近古中國的世界圖景，越來越只是一個合乎“理”的同一世界，自然萬物與人是社會同處其中，博物學所要完成的不再是敘述多個不同的世界，而是印證一個普遍之理的世界。

宋學興起之前的《御覽》編撰時代，即有僧人贊寧的《物類相感志》，開啟博物求理之先。釋法道紹興十四年（1144）《重開僧史略序》云：“觀師所集《物類相感志》，至于微術小伎亦盡取之，蓋欲學佛，遍知一切法也。”〔25〕在博學僧人看來，一切微術小伎皆法，欲窮究佛理，須遍知博物。北宋博物學家沈括于其《夢溪筆談》中多處申辯當求天地自然博物之“常理”，物類中有“天理不可易者”〔26〕，而對前人文獻博物之說“妄說”予以辨證。宋學興盛之后，格物之學為博物學轉向提供了思想學術指導。南宋類書則直接以格物為學，將博物知識作為窮理盡性的學術起點和基礎，韓境寶v元年作《〈全芳備祖集〉序》言：“盈天壤間皆物也。物具一性，性得則理存焉。《大學》所謂格物者，格此物也。”〔27〕天地自然之物，各具其性，而天理即存于其中，認為其有人陳景沂的草木之學，盡錄文獻，乃“窮性理之蘊”，正是恢復孔門多識之訓。“六經不語怪，宜吾圣人之門不及”〔28〕，這是南宋類書編撰者的普遍意識。《古今合璧事類備要》自后集始，每于條目之下先以總序概括議論，如“古今源流”、“歷代沿革”、“輿地提綱”概述典章名物沿革源流，“事理發揮”總論人事性行。其別集卷二十一至九十四，則以“格物總論”或“格物叢話”總論名稱、體態、性狀等每一物自身相關知識，更直接表明博物窮理之旨。而此后分主題抄錄前代四部文獻以成類事、纂言結構，則是常識化、文本化的知識綴緝，真正展現宋人文化精神特質的，正是格物總論文字。博物學在格物窮理的思想框架下，獲得了全新的知識圖景：自然之物重歸常識之境，為明清博物學朝向和接納西學自然觀提供了思想前提。

中古博物學總是偏向從“物”中體會和敘述其靈怪奇異之處，是對神怪和異域世界的發現。宋代博物學則將“物”作為認識的對象，力圖從中發現和印證“道理”的存在，物成為辨析和考證的對象，并借此試圖厘清名稱、性狀。北宋博物學家蘇頌以為“博物者亦宜堅考其實”〔29〕，與中古博物學堅持“發明神道之不誣”為“真實”不同〔30〕，宋人所謂考實，多指立足文獻進行考證，沈括《夢溪筆談》中也多博物考辨。類書考論名物，北宋已有先例，神宗時期高承《事物紀原》卷十中有數條考草木蟲魚之原，如“牡丹”條：

隋煬帝世，始傳牡丹。唐人亦曰木芍藥，開元時，宮中及民間競尚之，今品極多也。一說武后冬月游后苑，花俱開，而牡丹獨遲，遂貶于洛陽，故今言牡丹者，以西洛為冠首。《劉公嘉話》云：世謂牡丹花近有，蓋以前朝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禹錫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b。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久矣。《酉陽雜俎》曰：前史中無說牡丹，惟《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除多牡丹。段成式檢《隋種植法》，并不記說，則知隋朝花中所無。（下略）〔31〕

對牡丹花成為觀賞植物及命名始原進行了較為細致的考證辨析。南宋類書的博物考證，包括直接考論和輯錄考證兩種，其中后者實為南宋類書普遍使用之考證方法，最為典型者為《群書考索》與《玉海》對典章名物及藝文目錄的輯考，有所謂“輯考體”之說。〔32〕除《考索》、《玉海》外，南宋其他私撰類書仍有博物考證之例。前者如《備要》別集卷二十四《花門》“牡丹花”條“格物叢話”云：“牡丹，花之富貴者也。按《本草》，一名鹿韭，一名鼠姑，論者以為花王。考之前史無說，自謝康樂集中始言。”考證花王之名始于謝靈運。別集卷九十四《蟲豸門》“蝗”條“格物總論”：“蝗……或以為即螽當考。”〔33〕對蝗與螽的異同存疑。后者如《全芳備祖》前集卷二《花部》“牡丹”條，首先祖述古代異名，“一名鹿韭，一名鼠姑”（《本草》），“唐人^之木芍藥”（《花譜》），再引《酉陽雜俎》證唐前牡丹花“有之久矣”，卻“無牡丹名”，又引《太平廣記》載“開元間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之牡丹”，正與前文構成所謂“事實祖”，推祖名稱之始。牡丹花種植并作為藥用已有兩千多年歷史，《神農本草經》中即有牡丹之名，南宋類書考證似乎不甚準確。不過作為觀賞植物普遍種植，始于隋代前后，“牡丹”作為定名普遍被接受，大約在唐代。在這方面，《事物紀原》與《全芳備祖》相關考證不可謂無所得。又如后集卷六《果部》“枇杷”條，碎錄云“（枇杷）或云：一名盧橘”，雜著引漢賦、宋詩話，皆稱枇杷為盧橘，應該說各條文字前后是有一定邏輯印證關系的。此外，《備祖》也偶有直接考論辨析之語，如前集卷七《花部》“海棠”條雜著云：“惟紫綿色者謂之海棠，余乃棠梨花耳。江浙間有一種，柔枝長蒂，顏色淺紅，垂英向下，謂之垂絲海棠，與此不同類，蓋強名耳。”〔34〕作為《全芳備祖》“必稽其始”的事實“備祖”，其引文當不是隨意無序為之，而是試圖以節錄引文，松散地構成對一物類編題的推原考證，以“究其本原”。這一輯錄而考的編纂方法，正符合陳景沂對于天地生物“理所難知”部分的初衷：“常謂天地生物，豈無所自，拘目睫而不究其本原，則與朝菌何異？”陳氏的知識興趣和追求，正在于借此窮知“萬物所以各正性命”。〔宋〕陳景沂編；程杰，王三毛點校：《全芳備祖》（自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3-4頁。鄭樵《昆蟲草木略》“牡丹”條亦云：“牡丹本無名，依芍藥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藥。古亦無聞，至唐始著。”可見初“牡丹”之名，至唐始著的觀點，在宋代士人中較為流行。〔宋〕鄭樵撰，王樹民點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1992頁。從《夢溪筆談》到《事類備要》的考辨求實，正是宋代博物學考證化、文獻化的體現和結果。一定程度上，宋代博物學已不再停留于對殊方異物的平面鋪敘，而是對自然知識和文獻記載的縱深考述。宋學興起，其探尋形而上義理的精神與方法，大大提升了儒者的思考深度，也改變了他們的博物知識追求方式。

四、結語

博物學是古代中國人精神信仰與文化學術的知識基礎，宋代類書博物部類所呈現的知識演進，是宋代博物學轉變的一個側面，也是精神文化史變遷的一個側面。從唐宋時期士人博物學知識圖景的演變，也可見北宋初期整體知識體系和結構，與中古時代較為接近，不啻為后者的總結，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則真正w現了新的學術范式和思考路徑，以及與中古時代不同的知識圖景。從類書所呈現的這些問題，或許從某個方面印證，“唐宋變革”的真正實現是在兩宋之際。關于唐宋變革的時代問題，參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1期，125-171頁。作為一般士人科舉入仕之前的重要知識資源，在學術文化史、知識社會史視野中，南宋中下層士人的類書編撰，可以并且應當呈現出更多樣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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