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最重要的概念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學最重要的概念，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哈耶克；教育；興趣；高考

中圖分類號：C40-059.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4156(2012)05-170-03

哈耶克在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他對現代自由主義理論的轉向和當代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拓寬更是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正如s.Gor—don在評論哈耶克的政治經濟學時所指出的：”哈耶克要比羅爾斯、弗里德曼、熊德特或J.克拉克更重要，甚至比任何以經濟學為基礎而對政治哲學給出綜合論證的學者更重要。”在哈耶克的社會理論中，有關教育的論述占有重要的地位，哈耶克利用自己的社會科學理論對教育問題作出了精辟的闡述。

一、哈耶克的基本理論觀點

哈耶克首先是一位經濟學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證明了他在經濟學中的地位，他的社會理論大廈奠基于他對經濟學的研究。在解決經濟學難題中，哈耶克提出了“自生自發秩序”這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它類似于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理論。但是哈耶克認為，“自生自發秩序”這個概念具有廣闊的適用范圍，不像“看不見的手”那樣僅僅能夠利用在對市場的研究中。哈耶克甚至認為“自生自發秩序”這個概念是所有社會理論的核心概念，而由“看不見的手”所形成的“市場秩序”只是它的一個范例…。

所謂“自生自發秩序”，就是獨立于人類的控制、組織和設計而由社會自發生成的秩序。這里的“秩序”，我們可以理解為“社會結構”，也可以理解為“人類文明”。也就是說，哈耶克認為社會結構和人類文明都是“自生自發”而來的，而不是人類理性所主觀創造出來的，哈耶克的經典表述是，“人類的一切文明皆由進化而來”。哈耶克認為，道德、法律、語言、文字等人類基本文明成果的形成和變革，都是由其本身“進化”而來。從“自生自發秩序”這個概念出發，哈耶克區分了“進化論理性主義”和“建構論理性主義”，從而更加深刻地闡述了他的理論，同時也更加透徹地解釋了“自生自發秩序”這個概念。

建構論理性主義所提出的基本命題是，人生而具有知識、智慧和道德的稟賦，這種稟賦能夠使人通過審慎的思考來創造文明。建構論理性主義認為人類所有的制度、文明形式都是、而且應當是人類主觀思考和設計的產物。然而，進化論理性主義者則認為，人類文明乃是經過不斷試錯、日益累計而獲得的結果，或者說，它是“獨立于人類理性”的人類行動的結果。進化論理性主義的命題可以表述為，文明于偶然之中所達到的種種成就，乃是人的行動的“非意圖”的結果，而并不是人類知識、智慧和主觀設計的產物。簡而言之，建構論理性主義認為文明(包括道德、宗教、法律、語言、貨幣、市場以及社會的整個秩序)都是人類“設計”或“組織”的產物，而進化論理性主義則認為文明是由本身進化而來的，文明的進化是“人類行動”的結果，但不是“人類組織或設計”的結果，也就是說，人類文明是“自生自發”而產生的。

對建構論理性主義與進化論理性主義的區分和對前者的批判，哈耶克提出了他最重要的一個觀點：人類理性是有限的。在奧妙無窮的社會面前，人類的理性無法窮盡對社會的無限知識。因此，如果人類完全拋棄傳統和歷史，妄圖利用已經掌握的關于社會的有限知識對社會進行根本性的改造，必然會導致失敗。

在人類理性優先這一根本性的約束條件下，如何才能使我們的社會更加完美和諧呢?哈耶克認為最重要的就是實行決策主體的多元化。決策主體的多樣化與哈耶克理論中最核心的一個概念——自由是一致的。決策主體多元化就是允許每個人運用自己擁有的知識、獲得的信息去實現自己的目的。自由不僅是我們要追求的目的，而且也是導致社會進步的手段。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人類有限理性這一約束條件下，只有自由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人類濫用理性帶給人類的傷害，哈耶克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不同結局來說明了自由的重要性。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個人自由受到了巨大的抑制，決策主體高度一元化，個人的決策都由不同級別的國家機關作出，這種體制不僅影響了經濟運行的效率，而且也影響了文化和思想的進步。相反，市場經濟中每個人都被賦予了法制下最大限度的自由，從而使市場經濟始終保持著勃勃生機。

二、哈耶克的教育思想

沿著人類理性有限性和決策主體多元化這一邏輯思路，哈耶克提出了他對教育的主張。哈耶克引用了約翰·穆勒(J.s.Mill)的一段話，深刻地表明了哈耶克的教育觀點：

一般的國家教育(state education)，僅是一項將人們模塑成完全相似的人的人為設計，而通過此種教育強加于人們的模型，則又決定于那些能令政府中的支配型力量——不管是君主、牧師、貴族，還是當今社會的多數感到滿意的東西；隨著這種國家教育的效率及成功程度的提高，它將漸漸確立起一種控制人們心智的專制，而這勢必會導致確立一種對人身的專制。

這段話深刻地表明了哈耶克對教育的基本觀點：反對國家對教育嚴格的、統一的控制，即“國家教育制度”。

從經濟學上看，教育具有明顯的外部效應。作為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哈耶克完全清楚教育對社會的巨大作用，也清楚國家在一定范圍對教育進行支持、干預的必要性。哈耶克所反對的，是國家對教育的過多干預和控制，以至于教育成為國家機器一部分的現狀。哈耶克對國家教育制度的擔憂，在其作品中處處流露，如“正是那種高度集權化的，且由政府支配的教育制度，將控制人們心智的巨大權力置于權力機構的操縱之中；這種境況當會使人們不致貿然地接受這種教育”，再比如，“教育領域中的重大問題，或許很快就會轉變成一個如何防止人們濫用其已確實擁有的能力的問題……真正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乃在于：政府不再充當教育的主要管理者和提供者，而應當成為個人公正的保護者，以防止一切濫用此類新近發現的能力的做法”。

哈耶克強烈反對國家對教育的干預和控制，首先是因為：教育對人的發展具有強烈的引導和塑造作用，而在人類有限理性這一前提下，我們并不能準確知道如何才能“最好地”塑造和引導青少年的發展。而且，人的發展是否有“最佳的”模式和發展路徑，同樣值得懷疑。即使我們真的找到了一條“最適合”青少年發展的路徑，讓所有青少年遵循同樣的發展路徑、學習同樣的知識、養成同樣的思維模式、形成同樣的世界觀就應該成為我們的目標嗎?很顯然，我們并不能簡單地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

實際上，目前的國家教育制度就是利用了我們“已知的最佳模式”對青少年進行了統一性的引

導和控制，而這種模式已經阻礙了青少年成就多樣化的形成，也阻礙了社會的多樣化和豐富性。為了防止根據我們已有的有限理性對青少年作出錯誤的引導和控制，就需要減少國家對教育實行的過多干預和控制，在教育領域內實現決策主體的多元化和教育內容的豐富化。哈耶克以德國著名教育家馮‘洪堡及其他所倡導的國家教育制度為例，來證明國家對教育嚴格控制的危害。

馮。洪堡在倡導國家教育制度之前，曾是個人自由的積極倡導者，他甚至論辯說，公立教育(public education)是有害和必要的。馮·洪堡認為教育完全超出了政治機構應當受到恰當限制的范圍。后來，由于普魯士在拿破侖戰爭期間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國防的需要，致使馮·洪堡放棄了他此前的立場。雖然普魯士的經濟崛起以及德國后來經濟的迅速發展主要原因在于國家教育制度所帶來的人們教育水平的提高，但是，哈耶克反問說，在此后幾代人的時期內(一戰和二戰期間)，德國所扮演的角色完全有可能被人懷疑，普魯士那種曾經備受贊譽的國家教育制度，對于世界，或是對于普魯士本身，可能并不是一種純粹的幸事。

三、哈耶克教育思想對我國教育改革的啟示

根據哈耶克的教育思想來看我國的教育改革，就會發現在我國的教育中，國家對教育的干預和控制過于強烈、統一和僵化。在教育領域中，最重要的決策是由國家統一作出的，國家通過對教育實施嚴格的、統一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學生的選擇范圍，從而限制了學生多樣化發展的可能性。

國家實施對教育的控制和干預，主要是通過全國統一的高考制度來進行的。高考制度在實際上規定了學生要學習的內容，而在諸多教育決策中，學習內容無疑是最為重要的教育決策，也是對學生發展影響最重要的因素。這樣，國家通過統一的高考，就控制了全國學生的發展。從理論上說，高考并不是我國的教學大綱，但實際上，高考這根指揮棒比教學大綱有更大的影響力。因為在我國，要進入高等學府進行深造，雖然有比較多的渠道，但是通過全國性的高考還是最重要的一條。對于家境貧寒的學生來說，高考還是這些學生的唯一渠道，就是于那些家庭條件優越的學生，可以通過經濟渠道或其他渠道雖然可以進入高等學校，但是要進入最好的大學，也必須在高考中有一定的表現。因為能夠進入高校，尤其是重點院校學習，對于個人的發展十分重要，所以，高考就成為我國教育的最重要指揮棒，也成為評價學生、老師、學校和一個地區教育質量的最重要標準。對于高考與應試教育之間的關系，有學者曾經作過專門的論述。

國家通過全國統一的高考對全國學生進行統一的規定，是導致應試教育在我國盛行的一個重要根源。但是現在看來，導致應試教育的盛行還不是高考的最大弊端。畢竟，激烈的應試教育提高了我國學生對基礎知識的掌握水平，這從我國學生在歷年的國際奧林匹克競賽中的表現就可以看出來。筆者認為，全國統一的考試對我國教育的最大影響是對學生多樣化發展的戕害。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引入興趣這個因素作為中間變量進行分析。

興趣是教育學和心理學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概念。杜威高度強調興趣在教育中的作用，他說，“興趣顯示著最初出現的能力”，“成年人只有通過對兒童的興趣不斷地予以同情的觀察，才能夠進入兒童的生活里面，才知道他要做什么，用什么教材才能使他工作得最起勁、最有效果”。皮亞杰在著作中也引述了另一位教育學家的話說，“興趣的規律乃是整個體系隨之運轉的唯一軸心”。興趣依賴于獨立的個人，具有不同生活經歷、生活背景和智力稟賦的學生，對不同課程興趣肯定是不同的。一些學生可能對某些課程感興趣，而另外的學生可能對這些課程不感興趣。我們的教育要承認興趣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就要承認和尊重學生在興趣上的差異。但是，我們現行的教育體制則不管學生對某些課程是否有興趣，要求所有學生對所有學科(至少是考試科目)同等對待。

目前的教育體制，在不顧及學生興趣、強制所有學生學習相同課程的時候，實際上也禁止了學生學習其他某些課程。以音樂和美術為例，音樂和美術是美育的主要內容，經典的教育學理論認為美育對于人的發展至關重要。但是，到我國的中小學(特別是農村)去看看，就知道音樂和美術大部分都是其他課程的陪襯：一般沒有專任老師、上課時間經常被侵占，而在大部分高中根本就沒有音樂、美術課。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如果有些學生對音樂或美術感興趣，企圖利用自習課的時間鉆研一下樂譜或美術，一定會受到老師強烈的批評和制止。

哈耶克的教育思想及其對教育改革的建議，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反對國家對教育的過多干預和控制，實行教育決策的多樣化。而這正是教育滿足兒童興趣的必要條件，也是兒童興趣得到滿足后教育發展的必然結果。對學習內容這個最重要的教育決策，除了國家，學生、家長、老師、中小學、高校都應該成為重要的決策主體。目前，我們需要特別強調落實學生和高校的決策權力，因為給予學生和高校教育決策權在目前最具現實性。學生自己決策，是實現興趣滿足的一個重要條件，而讓高校成為教育的決策主體——給予高校充分的招生自，可以對學生的興趣進行正確的引導和激勵，而不致使學生的興趣漫無邊際地發展。高校的獨立決策和國家的統一決策具有完全不同的后果，不同高校的獨立決策可以保證教育決策的多元化，而國家的統一決策只能阻礙學生發展的多樣化。

王坤慶老師在一次學術報告中，提到了臧克家報考國立青島大學的例子。臧克家僅僅在試卷上寫了一首詩，就被國立青島大學錄取。如果臧克家現在報考大學，可能就不會如此順利了。國際影星鞏俐就是一個例子。鞏俐雖然很有表演天賦，但因為文化課不理想，幾次報考山東藝術學院等院校，都名落孫山。后來她報考中央戲劇學院，也差一點因為文化課而被拒之門外，最后由文化部表演藝術司作出特批才勉強進入中央戲劇學院。我們不否認臧克家時代的多元化教育決策模式有其缺陷，我們也同樣承認目前統一的高考模式有其長處。但正是因為每種體制都有利有弊，而且，對每種模式的利弊進行準確的比較和評價，可能超出了我們目前人類的有限理性，我們才需要實行教育決策主體多樣化。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教育領域中人類濫用已有的有限理性帶給人們傷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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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美]約翰·杜威.明日之學校學校與社會[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3-14.

篇2

記得幾年前在一次創業項目展銷會上，大家都在爭相詢問一款產品。其大小厚薄就像現在的蘋果手機一樣，外觀時尚，攜帶輕便，最重要的是擁有它，好像就能展現出低碳生活的環保品味。這款產品是太陽能電池板。后來得知，該電池板給手機充電的效果竟然連5%都達不到。然而當時，在政策扶持的帶動下，正掀起一波大力進口多晶硅的熱潮，市場更是借此機會，春光燦爛的炒作了一把，直至太陽能概念泡沫的破滅。正如現在市場上各類概念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在實體經濟中最終會不會又是下一個太陽能泡沫呢？

我們正走在改革的路上，在轉型的過程中，“”的思維一直在我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超前”政策的扶植導向也許違背了自由市場的基本規律，最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難免陷入“碎片化”，一味機械化的追求，只起到了拔苗助長的作用，華而不實，必不長久。依然清楚的記得在剛經歷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全國報紙媒體熱衷討論的問題都是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時過境遷，回首來看當初討論的新經濟增長點，幾乎沒有在后來的經濟增長中貢獻出特別的力量，反倒是悄然啟動的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加入世貿，著實為我國經濟再上臺階貢獻了重要力量。

這不禁讓我聯想到近期媒體熱炒的“克強經濟學”。總理的改革有濃烈的個人特色，比如《金融時報》等外媒曾經提出過一個“克強經濟學”的概念。有專家認為經濟學核心有三條：一是強化市場經濟的概念，二是放寬管制，三是改善供給。摩根大通把經濟學總結為三要點：一是不刺激，二是簡政放權，三是要素市場改革。無論哪種解讀方式，“克強經濟學”都被描繪為一種“減法”。他的各項改革措施都以激活市場活力為目標，進一步剔除經濟體制中殘留的雙軌制。在擔任副總理和總理的六年中，他用自貿區、減少審批和直接面見支持標志性企業家的方式，來給企業松綁和打氣。和“馬上辦”、“這就去”相比，更多的是“馬上停”、“不要做”。和進取的調控相比，削去政府向企業亂伸的手，是更加直接奏效的，也是在中國經濟放緩了數字速度、忍受轉型壓力的時候，企業最需要的一大支持。

回到我國資本市場上來說，近些年中國資本市場不斷地進行改革，但缺乏認真、系統的思考，反而從局部的、有針對性的視角著手，喪失了市場建設的大格局，結果是“按下葫蘆浮起瓢”，問題不斷。改革似乎陷入了一個怪圈，新推行的制度在現實面前遇到問題之后，又試圖以技術手段小修小補，加以解決。所謂大格局，就是要跳出部門利益和行政桎梏，在高度要求市場化的資本市場，確定監管者的定位是什么？中國資本市場的根本問題有哪些？有了這些思考，才能系統的解決好資本市場最重要的進入、退出問題。

目前資本市場建設最欠缺的，就是各方對市場的認知和理解。大家要知道在市場當中，哪些是應該規范的，哪些是該交由市場來解決的。只有充分認知市場的力量，尊重市場的規律，才能完成資本市場的改革建設任務，而不是創業板熱了，就都推出類似板塊來跟風，藍籌股熱了，就都推出大盤板塊來。

篇3

機會成本，是指企業為從事某項經營活動而放棄另一項經營活動的機會，或利用一定資源獲得某種收入時所放棄的另一種收入，另一項經營活動應取得的收益或另一種收入即為正在從事的經營活動的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是經濟學原理中一個重要的概念。在制定國家經濟計劃中，在新投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中，在新產品開發中，乃至工人選擇工作中，都存在機會成本問題。它為正確合理的選擇提供了邏輯嚴謹、論據有力的答案，在進行選擇時，力求機會成本減小，是經濟活動行為方式的最重要的準則之一。

（來源：文章屋網 ）

篇4

關鍵詞：稅收效率 福利經濟學 稅收中性 配置作用 扭曲稅

目前，財經界主流的稅收原則理論主要源于凱恩斯主義和福利經濟學思想，基本上是圍繞稅收在經濟條件下的職能作用立論。雖然具體提出的各種稅收原則名稱不盡相同，但綜合起來最主要的兩大稅收原則是稅收公平原則和稅收效率原則。稅收公平原則著重于社會問題，矯正收入分配不均和財富兩級分化，對于維護社會穩定，避免社會動亂是不可或缺的。稅收公平原則同本文關系不是很大，在此不再贅述。而稅收經濟效率原則的意義在于使稅收有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體制的有效運行，不僅要使微觀經濟效益提高，宏觀經濟也要穩定增長。本文正是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稅收政策的制訂中，對不同的征收對象征稅對經濟效率的影響。

一、市場均衡及經濟效率

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是研究社會經濟福利的一種經濟學理論體系。它是由經濟學家霍布斯和庇古于上世紀20年代創立的。帕累托效率是福利經濟學在經濟分析中既是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工具，這個工具也經常被其他經濟學流派所借用，它在經濟分析和經濟研究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已得到公認。

福利經濟學第一公理和福利經濟學第二公理闡述的是市場均衡和經濟效率之間的關系，是經濟學中最基本的結論之一，他們的正確性已經通過艾奇沃思方框圖等工具中得到論證。這兩個公理也是本文研究稅收效率的理論依據，在此簡單介紹如下：

福利經濟學第一公理是指在沒有消費的外部性效應條件下，市場競爭價格下所達成的均衡都是帕累托有效率的。簡單的講就是競爭市場的特定結構具有實現帕累托有效率配置的特性。聯系實際情況，經濟生活中每一個參與交易的人都參與了社會資源的配置，而每一個參與者不必知道所購買的商品如何生產、制造原理、成本結構等情況，他們做出購買決策時只需要掌握商品的價格這一信息即可。競爭市場可大大減少每個參與者需要掌握的信息量，而這一事實有力的證明了市場競爭確為一種配置資源的好方法。這也是我國最終確定市場經濟為主體的經濟結構的重要理論依據。

福利經濟學第二公理是指如果所有交易者的偏好是良性的（凸性），則總會有一組這樣的價格，在這組價格上，帕累托有效率狀況是在適當的商品稟賦條件下的市場均衡。簡單的講就是任何帕累托有效率的配置都能得到市場機制的支持，市場機制在資源和財富的分配問題上是中性的，無論打算如何在在經濟中分配財富，都可以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這種計劃。在此，我們有必要著重區分兩個詞語：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分配作用是指確定資源的歸屬，屬于所有權、產權等法律范疇的概念；配置作用是指根據商品的稀缺性，使資源流向最能實現其價值的地方，是一個地道的經濟學范疇的概念。福利經濟學第二公理告訴我們，這兩種作用是完全可以區分開來的，在市場競爭機制中，價格就能實現這兩種作用。而我們即將展開的稅收經濟效率分析正是在市場價格實現其“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的過程中體現出來的。

二、稅收經濟效率分析

稅收制度研究中，無法規避的一個概念就是“稅收中性”，稅收中性原則要求：首先，稅收的成本盡量以所收到的稅款為限，盡量避免社會額外稅收成本；其次，稅收盡量避免干擾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影響經濟的正常運行。然而，稅收中性僅僅是一個理論上的目標，是可不能完全實現的。稅收通過稅負的轉嫁最終都會或多或少的增加額外稅收成本并干擾市場經濟的配置作用。

上節我們對福利經濟學第二公理的闡述中，我們知道任何帕累托有效率的配置都能夠得到市場機制的支持，而市場機制是通過價格對資源的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來實現這一支持的。在稅收政策討論的過程中，有些政策制定者認為，為了分配公平，應當通過稅收來干預商品的定價，例如消費稅。僅僅從經濟效率的純理論角度來講，這種干預會讓經濟偏離帕累托有效率的均衡，因為價格的改變使消費者無法正視其行動真正的社會代價，在他們做出決策時面臨著一個錯誤的邊際替代（即價格）問題。我們知道，價格在市場中擁有“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其中后者同經濟效率直接相關。如果僅僅是為了分配的公平，我們的稅收只要根據消費者的稟賦價值來征稅，就不會影響經濟效率。

福利經濟學公理給我們稅收政策的制訂的啟示是十分重要的，價格擁有資源的分配作用和資源的配置作用，改變價格的稅收制度從經濟效率角度來講實為低效率的下策，因為通過改變價格達到重新分配財富的同時，也影響了價格的資源配置效率。而通過對稟賦征稅，即可達到公平分配的目的，也保證了價格（即邊際替代率）仍然能夠正確的反應稀缺，以達到最終經濟的帕累托有效率。

三、結束語

稅收政策的制訂需要考慮眾多因素，比如上文中所講的消費稅，除了要考慮稅收的經濟效率之外，它更重要的作用在于調節產業結構，引導消費方向等。然后稅收的經濟效率分析在稅收政策制定過程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我們上面的分析也解釋了為什么目前絕大多數國家稅制結構中，都是以按稟賦征稅的所得稅和不改變商品價格的增值稅（價外稅）為主，其他稅種為輔。同時，相信稅收的經濟效率也是我國部分服務業逐步營業稅改增值稅改革的理論依據之一。

參考文獻：

[1]王傳綸，高培勇.當代西方財政經濟理論[M].商務印書館

篇5

“關中－天水經濟區”是一個非常有戰略眼光的計劃，對于西安的‘國際化大都市’建設，具有重大意義。”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何煉成教授，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如是說。

最重要的是要有主導產業

何教授說，設立關中－天水經濟區，學術界曾討論過一年多，觀點不同，各有說法。持反對者的主要理由是：這個跨越兩省的經濟區，如果不能很好地處理區域間的經濟關系，經濟區就如同虛設，未必能真正達到設想的目標。當然，表示贊同、堅決支持的經濟學專家學者更多。

從未來西安發展的角度來講，關中一天水經濟區區域范圍整體擴大了，盡管甘肅經濟與陜西還有距離，但從甘肅的一些優勢來看，依然是不可忽視的力量，聯合甘肅建立經濟同盟，是一條快速發揮區位優勢的道路。因為天水也有煤炭、天然氣、石油這些能源，有先進的裝備制造業力量l從文化產業發展來看，關中、天水旅游資源有相似之處，比如佛教文化、秦文化等，都是建立聯盟的基礎。

“一個地區要強大，最重要的是要有主導產業，這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撐力量。”何教授反復強調，“如果抓不好主導產業，設立經濟區就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形式，就成了一個炒作的概念，而失去了規劃的戰略意義。”

實現兩地“雙贏”

“關天經濟區”必須在兩地的主導產業合作上實現共贏。何教授認為，依據目前兩地的經濟基礎，無論陜西還是甘肅，虛擬化的軟產業如金融、文化，很難配合，不容易達到共謀發展，強調這樣的軟實力不現實，應該看硬實力，這就是發展工業化的問題。農業很重要，但兩地目前的產值不大，不能擔當主導產業的重任；而煤炭、天然氣、石油這些世界性的產業，無論對陜西還是甘肅的經濟社會發展，都會有強大的促進作用，并且兩地恰好都有這樣的資源優勢，因而能源產業必然是“關天經濟區”的第一大產業。

同時，圍繞能源產業，要積極搞石化工、煤化工產業，以大大提高能源的產值。甘肅有這方面的優勢，比如發揮蘭化集團的作用，推廣“蘭化模式”。

另外，兩地裝備制造業基地的優勢，應該是“關天經濟區”的另一大主導產業，比如石化、有色、電力、鋼鐵、冶金、汽車等產業，像陜汽、陜鼓、西電、比亞迪等著名的企業，都應在經濟區發展中起領先作用。

經營問題如何落實?他認為，“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