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0-10 15:34:00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一 國有經濟發展現狀
2003年到2011年,全國國有企業實現營業收入從10.73萬億元增長到39.25萬億元,實現凈利潤從3262.3億元增長到1.94萬億元,上繳稅金從8361.6億元增長到3.45萬億元,年均分別增長了17.6%、25.2%和19.4%。1994年我國國有企業500強全年銷售收入總和還不及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一家,而在2012年我國已有54家國企進入世界500強。特別是中央企業表現更為突出,這期間央企總數由196家減少為117家,但資產總額卻從7.13萬億增加到28萬億。同時,國有企業還在科技創新、重大工程建設、“走出去”和履行社會責任等方面走在了前頭。
目前看,國有企業發展中主要存在“三個較大差距”:一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與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存在較大差距。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國有企業這個市場主體完善治理結構和經營機制,但到目前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仍不合理、經營機制也不靈活。同時,政企不分、政資不分矛盾突出,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制度亟待完善。二是轉變國有企業發展方式與科學發展要求存在較大差距。許多國有企業發展方式粗放,重速度輕效益現象比較突出,消耗高、浪費大、污染重問題尚未根本解決;布局結構也不合理,傳統產業改造進展不快,戰略性新興產業占比較低。三是提高國有企業競爭能力與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要求存在較大差距。目前諸多國有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較弱,產品更新換代較慢,“走出去”水平較低,遠不適應國際激烈競爭需要。
二 民營企業發展現狀
我國民營企業經歷了從無到有、由小到大的發展過程,現在已是鋪天蓋地、頂天立地了。數字顯示,民營經濟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率超過60%,表明民營企業對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發揮了較大作用,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企業從業人員的總數達到1.04億,民營企業成為城鎮新增就業的主渠道。國家工商總局統計,截至2011年底,全國工商系統共登記私營企業967.68萬戶,注冊資本(金)25.79萬億元;民營企業科技創新成果約占全國總量的比例為70%。除了繼續在傳統制造業、服務業保持優勢外,民營企業正加速向資金、技術密集型行業發展。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支生力軍,是支撐我國縣域經濟的主體,有力推動了縣域經濟的發展,加速了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
當前,我國民營經濟的主體還停留在低層次產業和產業鏈低端,高耗能、高污染、低技術的產能主要集中在民營經濟。在調整經濟結構、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攻堅階段,民營經濟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和發展壓力。同時,民營經濟的發展環境也需要進一步優化。所謂“玻璃門”“彈簧門”等仍阻礙著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民營企業普遍面臨一個發展的‘天花板’。造成這一現象的深層原因還在于對民營企業的不認同。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民營企業將長期缺乏上升動力,做大做強非常困難。”中國企業聯合會副理事長李建明說。
三 二者之間的關系
我國經濟得以長足發展,主要是三股力量支撐的。一是國有企業。二是民營企業。三是外資企業。據統計,2001年到2011年這10年間,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幅分別為16.7% 、31.2% 和20.1%,國有企業比民營企業增幅低了14.5個百分點,比外資企業增幅低了3.4個百分點。這些數據表明,不是“國進民退”,而是三者都進,并且民進最快、外進居中、國進居后。遍布社會各個角落的中小企業,對社會需求、對市場機遇最敏感。而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和控制力,國有大企業在企業創新中處于主導地位。因此,國有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在科技創新方面可以有機互補。大企業可以把生產環節轉移到中小企業去,中小企業把對市場的敏感度和市場對科技創新需求的緊迫感傳遞給國有大企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謀創新發展的狀態。
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二者唇齒相依。國有經濟發展壯大了,就能為民營經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民營經濟獲得健康發展,會進一步形成良好的、平等的競爭氛圍,促使國有經濟轉變發展理念,增強發展活力。總之,只有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共同發展,才能進一步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打破“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魔咒,早日實現趕超戰略。
中國要實現經濟趕超,必須推動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共同發展。經濟趕超需要依靠技術創新來實現。為此,需要加大科技創新投入,大力研發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開發出新的產品和現代服務。國有企業具有人才和資金的優勢,應該成為科技創新和技術研發的主體,在引領技術進步中實現發展,占領市場競爭的制高點。同時,中國成為世界的制造業中心,民營經濟功不可沒,它已成為我國出口創匯的生力軍,今后也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盡管民營企業的很多產品仍處于低端行業,但生產低端產品并不意味著企業在競爭中就缺乏優勢。實際上,這些產品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只要企業能夠在精細化上做文章,在企業管理、技術創新、生產工藝、產品設計、產品質量以及品牌推廣上下功夫,同樣能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可見,單純地依靠任何一種所有制,都會阻滯現階段生產力的發展。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共同發展,成就了中國三十多年的經濟奇跡,縮小了與國外的差距。
四 如何實現二者之間的共生共贏
從前些年的“國退民進”到近兩年的“國進民退”,對之進行深入思考,應該看到的是,民營經濟自然有其強大生命力,但國企也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必要,雙方并非在任何場合都是零和博弈的關系。華旗資訊集團總裁馮軍說:“當兩個1方向一致,定位不同的時候,就有可能實現一個非常有效的、非常積極的、也非常值得咱們去實現的增值公式。1+1等于多少?等于11。這就是說,當國企和民企目標一致的時候,其實各有各的優勢,在很多結合點都可以產生很好的結合,為整個的民族和市場,為大家共同的發展創造增值的空間。”
國有經濟應當分布于原材料能源等基礎工業、基礎設施和壟斷業,而應從日益喪失競爭力的一般競爭性產業退出;民營經濟應當集中于廣大競爭性產業領域,并且從手工業、簡單加工業、貿易流通業開始,逐步向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
從微觀角度縱觀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早期可以概括為“國退民進”,而后期特別是近來則可稱作“國進民退”。對應在理論上,早期的學說主要在證明“國退民進”的有效性,而后來的一些學說在于說明“國進民退”的合理性,兩種觀點是截然對立的。但是,它們卻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和方法,即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是不能共生的,兩者之間是一種“零和”游戲關系。顯然,這是一種簡單和極端的分析方法,難以對復雜的現實問題起到解釋和指導作用。
事實上,國有經濟經歷了“退縮”期之后,現正在有序地擴張,而民營經濟經過多年的發展,也正在壯大和成熟,現實中已經出現了國有和民營共同成長的新局面。針對這一現實,我們需要摒棄傳統思維,用新的思想來重新理解國有與民營之間的關系。
我們的基本觀點是: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是兩類性質不同的經濟,但它們又共處于同一經濟結構之中,兩類經濟的競爭與合作不可避免。只要滿足一些條件,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可以協調共存,通過發揮其各自的比較優勢,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問題是這些條件是什么,我們如何才能創造這些條件呢?
社會福利、利潤最大化與國有、民營之間的協調
眾所周知,國有經濟就是指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的一種經濟類型。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國有經濟的功能和目標主要在于彌補“市場失靈”,或者“市場創造”。美國經濟學家謝潑德曾指出,對于私人公司的投資來說,一個新行業或項目可能太大或太有風險,它們將會要求政府擔保、提供補貼和其它津貼,因此,直接使其成為國有企業更為合理。
從西方國家賦予國有企業目標的實踐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處在商業領域的國有企業才被賦予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即使屬于制造業中的國有企業也并不主要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在具有一定壟斷性質的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領域,國有企業的首要任務是增進對國家或社會的服務,或者說,國有企業的目標主要在于社會福利的最大化。
所謂民營經濟是指民間私人投資、民間私人享受投資收益、民間私人承擔經營風險的一類經濟,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一類經濟。市場經濟體制下民營經濟的主要功能在于,為消費者提供各種日用消費品;為其它廠商提供原料、中間品和技術裝備等中間產品;在競爭機制的作用下,推動技術進步;發現成本與創業。由于競爭和擴大企業附加價值的內在驅動,企業具有發現成本的動力,而發現成本并降低成本是創業的本質,因此,市場經濟中的民營企業必然承擔著創新創業的社會功能。實踐證明,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國有經濟與私營經濟已經實現了共存和協調。
目前我國的經濟既是一個快速增長的經濟,也是一個轉軌中的經濟,我們尚不具備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為國有和私有經濟在功能分工上提供的條件,我們始終面臨著國有與民營經濟之間矛盾重重的局面。但我們已看到了國有與民營協調發展的良好趨勢。
在改革和轉軌之初,國有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中占有較高比重,民營經濟的稀缺性決定了國有經濟的主導性本身是符合社會福利最大化要求的。隨著轉軌的加速,民營經濟的生成和擴張不僅表明社會中有一類經濟開始承擔起利潤最大化的職責,也表明國有經濟應當專注于“市場失靈”狀態下的社會福利最大化。
已經有理論證明,在經濟增長和轉軌狀態下,伴隨著民營經濟的壯大,國有經濟將其收益用于再投資時,更多地用于社會公共福利是合理的。隨著人均資本擁有量的不斷提高,隨著民營經濟不斷提高的增長率,國有經濟的收益更多地用于社會公共福利,而減少用于經營性的比例同樣是合理的。所以,在發生了經濟較快增長和經濟轉軌的情況下,只要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在功能上實行合理分工,兩類經濟就可以實現共存共榮。
公共產品、私人產品與國有、民營之間的協調
經濟學早已證明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有著自身的自然和社會特性。多數學者都認為,國有經濟通過其所提供的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來履行其使命,民營經濟通過向社會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就是私人產品而承擔自身的職責。當然這是一種理想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并不存在于同一個市場上,也就不存在競爭和對立,兩者肯定可以共同存在。
然而,在轉軌經濟的實踐中往往難以達成這種狀態,通常是國有經濟過于強大,不僅生產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而且還大量生產私人產品,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在同臺競爭。即使在經濟轉軌中期,這一問題依然十分突出。國有經濟承擔了提供過多的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這的確會使得社會分配更公平,但這是以犧牲社會效率為代價的。
根據“生產可能性邊界”理論,如果在社會的生產可能性邊界上,每增加一單位國有經濟提供的公共產品就必須相應地減少一單位民營經濟生產的私人產品。由于投資生產公共產品的資金必須從社會中的經濟組織或個人通過稅收獲得,而稅收存在著效率的替代效應,據世界銀行對幾十個人均收入相仿的國家所進行的對比分析,每增加l%的稅率,經濟增長率下降0.36%,投資增長率下降0.66%,生產率的增長率下降O.28%。顯然,如果稅收過高,整個社會生產的效率就會降低。社會通過征稅由國有經濟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其結果就會減少人們的收入和消費,也會減少私人投資,社會的稅收水平最終也會減少,社會福利不升反降。
相反,如果假定國有經濟的投資為零,公共產品完全由民營經濟生產,這會出現兩種情況:如果是純公共產品,由于這類產品不具有競爭性而無法定價,也無法實現消費的排他,私人生產無法實現投資的效率,投資不可能收回,私人資本最終肯定得退出,甚至根本就沒有進入,最終就會出現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如果由民營經濟提供更多的準公共產品,由于這類產品要不可以定價,但受益不具排他性,要不受益可以排他,但價格無法確定。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會出現效率不足問題。假定民營經濟對可定價的準公共產品實施了定價,維護了企業的利益,具有積極的一面,并且通過人為方式限制消費的范圍。然而,從全社會角度看卻就是一種效率減損;如果民營經濟針對社會受益可排他而確定了受益人群,維護了企業的支出,也具有積極意義,但在難以定價的情況下,企業確定的價格往往高出消費者愿意支付的價格,社會的不公平程度就會增加,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也會因此而下降。
因此,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國有經濟最好留存于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的生產領域,應當從競爭領域退出,而民營經濟應主要集中于私人產品的生產領域,只有這樣,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才可以實現協調存在。
壟斷產業、競爭性產業與國有、民營之間的協調
產品是有形的或總能被人們所感知的,在有形的產品背后對應著的是產業。生產純公共產品的產業是社會公益性產業;生產準公共產品的產業多數是自然壟斷產業;生產私人產品的產業就是廣大的競爭性產業。
然而,就世界范圍來看,產業的所有制形式——即某種所有制在產業中的比重卻很復雜。在多數市場經濟國家中,社會公益性產業由政府舉辦的國有組織來維持,競爭性產業是私營經濟的天下,這一點具有普遍性。而不同的是在自然壟斷產業,美國主要采取私營為主,政府規制的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民營化以前的英國、法國和德國,主要采取國有制為主,再加一定的政府規制的模式。80年代以后,歐洲的這些國家也開始逐步采取美國模式。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所有產業都是國有制的,最典型的就是前蘇聯,這種模式已經被證明是沒有效率的,也是不可維持的。在經濟轉軌國家,許多國家首先將競爭性產業實施了民營化,然而,在自然壟斷產業、社會公益性產業中,依然保持著國有制模式,最典型的就是目前的中國。
然而,自然壟斷又分為強自然壟斷和弱自然壟斷,或可競爭的自然壟斷和不可競爭的自然壟斷。由于目前國有經濟具有政府權威、政策優先、市場壟斷、資本和技術等比較優勢,應當分布于原材料能源等基礎工業、基礎設施和壟斷業,而應從日益喪失競爭力的一般競爭性產業退出;民營經濟具有低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企業家精神、硬預算約束、與本土市場的親和力、靈活的生產規模調整和市場退出機制等比較優勢,應當集中于廣大競爭性產業領域,并且從手工業、簡單加工業、貿易流通業開始,逐步向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從當地市場向全國市場、國際市場擴散。只有這樣,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才能實現產業上的協調發展。
控股、參股與國有、民營之間的協調
對國有和民營經濟的協調不僅要考察其外部關系,還應深入到企業內部。就企業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由產權結構引起的控制權分配。粗略地講,企業的產權結構可分為控股和參股模式。如果企業由國有經濟控股,企業的性質就是國有的;如果民營經濟控股,企業的性質就是民營的。如果企業是國有控股,民營經濟參股,由于企業并不完全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民營經濟最終會選擇退出或根本就不參與。除非這種企業是壟斷性的,即便減除掉外部性仍能獲得高額壟斷收益。
關鍵詞:民間借貸危機 國有經濟 民營經濟
我國經濟健康發展需要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并驅齊驅,在主導性產業和關系國民經濟命脈重要產業領域民營經濟尚不具備替代國有企業主體地位的實力;在一般競爭性領域民營經濟應加快推進轉型升級更好地發揮主體地位;在基礎性行業和國計民生行業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應發揮各自優勢,有機互補,良性競爭。
2010年下半年,溫州民間借貸危機爆發,以浙江信泰集團公司和溫州立人集團案件為代表,本次危機表現出“層次高”、“情勢急”、“涉及廣”等特點。據不完全統計,危機涉及未償民間貸款總量高達近萬億元,金融糾紛案件超過萬起,近150名企業主因無法償還銀行信貸或民間借貸而“跑路”、“蒸發”,80多家規模以上企業破產倒閉,溫州民營經濟步履維堅。與此同時,溫州國有企業改革如火如荼。自2010年10月67戶國有企業整合重組為十大國資集團公司開始,到目前已有16家國有企業集團掛牌成立,重組后的國資集團資產總額大幅上升,企業整體實力和融資能力明顯提升。
于是,關于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關系的論題再次被推到風口浪尖。一些學者認為,在宏觀調控政策缺乏靈活性、針對性的前提下,一邊是國有經濟吃穿不愁,一邊是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此次民間借貸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宏觀調控”和“國進民退”。這些觀點認為國有經濟的改革發展是以犧牲民營經濟為前提,從根本上將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放在了完成對立的兩面,認為兩者完全是“對立競爭”關系。筆者認為以上觀點于理論、于實踐都有失偏頗,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之間并非是“對立競爭”,更多的應該是“互補合作關系”。
1.民間借貸危機主因是其系統內部法律規則意識缺失,不能盲目歸因于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對立競爭”
溫州民間借貸危機原因錯綜復雜,筆者認為其關鍵原因在于民間金融體系本身缺乏法律意識和規則意識,其次是資本盲目逐利和宏觀調控銀根緊縮等問題。
1.1民間金融風險防控體系缺失
民間金融是推動溫州民營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在溫州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功不可沒,但這并不能掩蓋民間金融體系的自身問題。信用和交易安全金融的核心要素,而信用和交易安全必須以相對健全的法律體系和風險防控體系為基礎,純粹建立在血緣、親緣和地緣信用之上的金融體系風險不可避免。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抬會”為主要形式的民間融資在溫州樂清等地盛行,規模已達數十億之多,最終由于利率不斷抬高導致泡沫產生,爆發于1986年的“倒會”危機與本次借貸危機一樣,其根本原因就是這種游離于法律之外的、人格化的信用和交易體系。
1.2民間資本的逐利性使然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在國際市場不景氣導致企業訂單銳減,原材料、企業用工等成本急速上漲的雙重壓力下,民營傳統制造行業企業利潤極其微薄。在此背景下,傳統的甌越“義利”文化和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逐利性”形成“推力-拉力”效應,溫州民間資本逐漸游離于實體經濟之外,不銹鋼、泵閥、鞋革、醫藥、眼鏡、太陽能、醫療器材、五金家電等多個行業出現“空心化”現象,游資象無頭蒼蠅瘋狂沉迷于“快錢游戲”,從“炒棉花”、“炒房產”、“炒煤礦”、“炒有色金屬”直到“炒錢”。按投資人風險喜好及產品類別分類,回報率在10-18%之間里就明顯具有風險,回報率超過20%時就屬于高風險投資。當民間借貸平均年利率從2003年的8-15%上漲到2011年的25-35%,民間資本的盲目逐利性使其脫離經濟實體流入借貸領域。2011年央行溫州支行調查顯示,在第二季度,民間借貸首次超越房地產投資成為儲戶投資首選,到7月份在溫州有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高回報與高風險并存,當金融泡沫最終破滅,不僅直接導致溫州民資的直接損失,也導致溫州實體經濟空心化問題嚴重。
1.3宏觀調控引起資金緊張,擔保公司趁火打劫
在艱難維持的前提下,中小企業對宏觀貨幣政策變化的敏感性增強。為了遏制寬松貨幣政策引發的流動性過剩,2010年上半年以來,央行連續多次上調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鐘擺式”式的宏觀調控讓民營企業措手不及。與此同時,銀行金融系統提高貸款門檻,并通過擔保公司的介入變相提高貸款利率。據統計,截止2011年11月,溫州涉及民間融資的各類融資機構多達1800多家,這些以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為代表的融資機構,凌駕于銀行與民營企業之間,直接導致民營企業與銀行金融無法實現通暢對接,“麥克米倫缺口”凸顯①。為了應對資金緊缺,中小企業不得不向擔保公司等融資機構進行資金求助,民間借貸利率順勢拉高,民營經濟和民間金融陷入惡性循環。加上“調地產、控通脹”靠宏觀政策導致房地產業資金凍結,資金無法及時回收,民間資本鏈條斷裂。宏觀調控成為引發民間借貸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以看出,民間借貸危機成因錯綜復雜,但主因在于其內容系統缺乏法律意識和規則意識,由此而推論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之間是“對立競爭”關系的觀點站不住腳。
2.宏觀調控與國有經濟改革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出發點不是“與民爭利”
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2006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關于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國有經濟應對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保持絕對控制力,對基礎性和技術產業領域保持較強控制力。因此我國國有經濟體制改革方向是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需要以及發揮國有經濟控制力的需要為依據的。
2.1宏觀調整政策目的是用“有形之手”調節經濟運行,不是“與民爭利”
在國有經濟是否“與民爭利”的辯論中,“四萬億”救市計劃成為討論焦點。2008年11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規定了救市的十項措施,內容分別涉及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交通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生態環境建設、產業結構調整、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稅制改革以及金融改革。可以看出,四萬億資金投資有兩個最主要的方向:一個是基礎設施建設,一個是民生經濟投資。
現代市場經濟理論告訴我們市場是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的基礎,政府不能弱化市場,更不能干擾和取代市場的作用,但市場也不是萬能的,它存在著局限與缺限,即市場失靈。放任市場失靈和經濟失衡,會引起國民經濟的不穩定,影響其健康發展。因此當市場失靈,就需要通過政府“有形之手”來適度調控市場,實現經濟的穩定和增長,這也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性質所決定的。盡管宏觀調控也存在失靈的可能,也確實給我國經濟后期發展帶來一定后遺癥,但這并不能否認宏觀調控在我國應對全球金融危機過程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危機后美國等西方國家被迫采取“非自由”市場經濟的國有化手段避免了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擴大化,也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從本質上講,四萬億救市計劃就是運用政府“有形之手”調控經濟,應對危機,目的是保證我們經濟可以穩定健康發展軟著陸,不存在“與民爭利”的問題。
2.2國有經濟改革是其自身發展和轉型的必然要求,方向是“有進有退,進退有序”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國有經濟要發揮其主導和主體地位,必須增強綜合實力和競爭力,適應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目前,講我國國有經濟發展仍存在許多不足:一是國有經濟布局分散、結構不合理,二是國有經濟管理不規范,存在權力缺乏約束、壟斷企業收入過高等問題,三是國有經濟監管體制不夠完善等。以上問題的解決,需要不斷深化國有經濟改革,進一步完善國有經濟的產業結構和管理體制,以促進國有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溫州國有企業的整合重組改革論證了這一點。2008年,溫州全市國有企業617戶,資產總額為715.91億元,戶均為1.16億元,實現利潤總額僅為8.03億元,負債率平均為69.1%,而且管理體制混亂,除市本級的174戶劃歸國資委監管,其余的400多戶企業均沒有統一的監管單位。為了改變國有企業低、小、散,企業布局不合理、企業資產良莠不齊、管理體制落后的局面,2010年10月溫州市市委、市政府《溫州市市級國有企業整合重組實施方案》通知,決定全面啟動新一輪國企改革,實現資源重組和優化配置,明確提出要通過整合重組,加快國資從競爭性領域退出步伐,加速向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領域集中,同時有效盤活存量資產,合理用于改制企業職工安置和困難企業幫扶,促進企業健康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2010年10月第一輪整合重組啟動,將61家國有企業整合重組為10戶國有集團公司。經過一年運作,改革呈現出三個明顯特點:第一,行業結構向國計民生產業和基礎性產業高度集中,主要涉及城市建設、交通運輸、交通建設、機場、港口和鐵路與軌道交通等行業。第二,企業實力明顯增強, 截至2011年底企業平均資產達到76億元,固定資產投資資達118億元,投資著重偏向惠及民生,包括城市交通、城市環境、保障性住房以及基礎設施領域。第三,這10家國資企業所涉及到的競爭性行業,如工業、商貿業、服務業等,由于體制創新尚未理順,盈利能力尚未顯現。
國有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是國有經濟自身轉型和發展的客觀要求。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色的國有經濟改革應該如何改、怎么改,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但是改革的根本方向不會變,那就是堅持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
3.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互為補充,缺一不可
近年來,我國國有經濟的主導性地位和基礎性作用日益突出,而民營經濟比重持續上升,據統計2011年民營經濟總量超過GDP 的50%以上,在民營經濟發祥地溫州的民營經濟GDP總量已經超過80%。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都是我國國有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共同推進經濟健康穩定發展。
3.1對于關系國民經濟命脈行業,民營經濟尚不具備替代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的實力
在關于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關系的爭論中,有部分觀點認為應該提高民營經濟整體地位,因為其比國有企業更具有活力和適應力。我們不能否認民營企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尤其是擴大就業、創造稅收等領域發揮的巨大作用,但目前階段,民營企業擔任國民經濟主導地位的條件尚不成熟。據《2009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計算,在大中型工業企業中,國有及控股企業的整體實力與技術實力遠遠超過民營企業。例如,在專利申請數、發明專利數和擁有發明專利數的構成中,國有及控股企業分別占30.8%、35.6%、32.9%,私營企業占18.4%、9.5%、13.8%;在新產品項目數、開發經費、新產品產值、新產品銷售收入及出口銷售收入構成中,國有及控股企業分別占44.4%、41.2%、42.8%、43.4%、21.2%,私營企業占10.9%、10.3%、8.6%、8.4%、7.1%。因此說,《關于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2006)規定,主要包括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七大行業,這一領域國有經濟要發揮自身優勢和整體實力,逐步發展成為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這是由目前我國經濟的總體特點所決定的,也是為了保證國民經濟安全穩定運行。
以溫州模式為代表的中小型企業雖然為國民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在推動作用,但整體來說尚處于發展的初步階段,往往難以擺脫以下特點:第一,數量大、比重大、規模小、壽命短。2007年“溫州民營企業生命周期專項調研課題”研究認為溫州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為10.99年,2011年上半年溫州共有民營企業7.7萬戶,占企業總數90%以上,注冊資本金2200多億元,戶均不到300萬元。第二,技術裝備率低、創新動力不足、競爭力不強。民建中央的《2011年千戶民營企業跟蹤調查報告》指出,民營企業認為當前企業經營發最主要的困難是“人工成本上升、能源原材料成本上長”,這反映出民營企業發展長期依賴于低價格的要素成本、追求低成本擴張,技術創新動力不足的的問題。第三,管理模式帶有“家族”色彩,缺乏現代管理制度,人才流失嚴重。
綜合來看,在目前階段,盡管民營經濟總量超過GDP的50%,但企業規模小、產業組織結構分散、國際競爭力低下的問題使其在關鍵領域還不具備與西方先進企業相抗衡的實力,無法替代以央企為代表的國有經濟成為主導和引領國民經濟的力量。
3.2對于基礎性行業和國計民生行業,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并駕齊驅
一些學者認為,從2005年的“非公經濟36條”到2010年的“新36條”都存在玻璃門現象,把民資不能通暢進入能源、金融、電信、鐵路、市政、教育、衛生等領域的原因一味歸結于央企壟斷,這種觀點很片面。某些行業中的某些企業由于在技術創造、資源占有或權力的分配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優勢,從而在生產、交換和價格的形成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從而形成某種形式的壟斷,這種情況無論在國有企業還是私有企業都可能存在。我國國有經濟確實存在壟斷或寡頭壟斷現象,但僅限于國家電網、南方電網、中鹽總公司、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這幾家企業,其中電網在世界各國都屬自然壟斷,石油開采屬于國家宏觀戰略不可能隨意放開,而電信基礎業務則是由于需要巨額基礎投資。其余120多家央企及地方國有企業都不具有“市場禁入”、“主宰定價”等壟斷性質。
民資進入基礎性行業和國計民生行業有幾個影響因素:第一,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大型國企都建立了比較完整的上下游產業鏈,民資要打破這種利益格局存在一定困難,可先采取參股的方式進入其產業體系。第二,許多基礎性行業,回報率低、周期長。例如2010年溫州整合重組的十家國有集團公司有七家開展了基礎性和國計民生產業,比例提升為70%,且主要以鐵路、公路、航空等交通建設和城市建設改造為主,屬于投資大、周期長、回報率小的項目。溫州有6000億的民間資本,但這些國有項目資金短缺問題嚴重,融資來源仍主要是銀行貸款,其融資項目并不十分受民資青睬,主要原因就是項目前期投入大,加上勞動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對利潤空間的再壓縮,民資進入意愿不強。
國家發改委明確表示,將于2012年上半年,出臺“新36條”實施細則,破解民資“玻璃門”,鼓勵民資進入能源、金融、電信、鐵路、市政、教育、衛生等領域。溫州正在積極申報全國金融改革示范區,著力整合規范民間資本,打造“民間資本集散中心”。對民間資本科學規范管理,將有助于減緩中小企業信貸壓力,科學引導民資進入國有企業的重組改革,并進入預期有收益或者通過收費補償可以獲取收益的基礎性公共項目領域,實現國資與民資的互利共贏。
3.3加快轉型升級,提升民營實體經濟在一般競爭性領域的比重和優勢
國有經濟要按規定逐步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這里所指的一般競爭性領域是相對于“特殊競爭性領域”而言的,主要指除涉及國家安全、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企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一些重要骨干企業之外的行業領域。
改革開放30年,以溫州為代表的民營經濟發揮著驚人的生命力和活力,在傳統制造業、服務業等競爭性領域取得了飛速發展,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本次民間借貸危機暴露出中小企業發展的問題。2011年8月,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的一份報告指出,溫州民企 “產業空心化”現象嚴重。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企業外遷。溫州經濟一直是“走出去”經濟,目前溫州在外商會達184個,企業5.4萬家,工業企業約為2.8萬家,涉及民資約為2400多億。包括正泰、德力西等在內的本地龍頭企業也已經擴大在外投資比重,且均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第二,資金未進入實體。溫州人行調查表明,近年來銀行對工業的信貸規模增長明顯,但工業增長卻沒有顯現大幅增長。據對“2010溫州市百強企業”的抽樣調查中,除2家房地產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其他40多家制造業企業均涉足房地產開發。在借貸危機發生后,2011年第四季度溫州民企類計向銀行借貸近170億,本地銀行存款凈流出約134億,但企業整體用電量、產值、物流運輸量等指標均沒有明顯增強,資本陷入借貸與償貸的惡性循環。
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每一次金融危機既會帶來危險也會產生機遇。溫州是改革開放的先沿地帶,溫州民企的生存現狀也反映出目前乃至將來中國中小企業可能面臨的困境。溫州經驗表明,長期依賴于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環境成本等要素資源價格扭曲,產業結構低下、自主創新能力低下、核心競爭力低下的經營模式已經不適應新時期國際國內經濟環境的需要。民營企業要加快轉型升級,發展高新技術,開發和生產技術密集型產品,提升企業市場拓展能力和打造企業品牌;發揮龍頭企業帶頭作用,發展產業集群優勢,形成產業規模;發揮企業協作機制,在橫向上實現管理、技術、品牌和營銷優勢互補,在縱向上形成產業縱深鏈,往產業鏈兩端轉移,最終實現由資源驅動轉向投入、創新和品牌驅動,提升民企的整體實力和國際競爭力。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既有賴于民營經濟逐利的驅動機制,也有賴國有經濟公共利益的實現機制。沒有民營經濟,市場就失去了活力和生命力,難以活躍和繁榮;沒有國有經濟,就可能無法實現資源公平合理配置,陷入過度自由市場經濟,導致宏觀經濟不穩定。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合理分工,并駕齊驅,既可以通過功能分工相互制約,又可以通過良性競爭相互促進,兩者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互為補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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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位特征分析1.地緣特點分析本文所闡述的東北地區是指包括我國黑龍江省、吉林省、遼寧省三個省份,土地面積79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的8.2%。從自然地理區位來看,東北地區處于東北亞的中心地帶,東鄰朝鮮、北接俄羅斯,西連蒙古,與日本、韓國隔海相望,具有參與國際經濟發展的地理優勢[3]。但就我國國內版圖來看,東北三省是遠離沿海的內陸省份,交通相對閉塞,無論在地理、氣候、文化、歷史等方面都與我國東中部經濟發達地區具有一定的割裂性。東北地區遠離長三角和珠三角經濟繁榮發展地區,受其經濟輻射效應幾乎為零,為其經濟發展帶來一定局限性。2.自然資源特點分析東北地區自然資源十分豐富,不僅是我國的糧食主產區,同時擁有大量的石油資源、煤炭資源。建國初期,東北地區的鋼鐵、純堿、燒堿、變壓器、原煤、原油、電力和水泥等產量居全國重要位置。伴隨經濟的發展,東北地區憑借豐富的資源優勢,多年來始終采取粗放型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隨著資源的消耗和枯竭,經濟發展面臨停滯和不可持續性。由于長期的粗放型資源開采,東北地區資源開發的高峰期已過,自然資源嚴重枯竭,生態環境遭遇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正面臨資源枯竭帶來的一系列的后續問題。2002年國務院確定的44個資源枯竭型城市名單中,東北地區的資源枯竭型城市有16個,占總數的36.4%。3.思想觀念特點分析東北地區是我國最早進入計劃經濟體制,最晚退出的地區,由于長期的計劃經濟,導致東北地區居民觀念仍具有較強的計劃經濟思想慣性。人們在思想上偏重于國有經濟,計劃經濟思想強烈,特有的“黑土地思想”導致東北地區百姓開放意識、商品意識和市場競爭意識較差。同時在改革開放之初,政府對民營經濟發展認識不足,對民營企業重視和支持不夠,服務意識較差,政府官員的官本位意識較深,這些都嚴重制約了民營經濟發展。
(二)所有制結構特點分析建國初期,東北地區作為我國“工業基地”,國家不斷地將一系列的重點項目建設在東北地區,“一五”“二五”期間建成大批大型國有企業,成為東北地區經濟發展重要支柱,是我國國有經濟最集中的地區之一[4]246-271。60多年來,面對國內經濟發展和市場環境的變化,東北地區的體制性、結構性、階段性矛盾日益顯現,內生增長力量受到抑制,東北地區國有企業逐步走向衰退,但自始至終國有經濟比重過大,嚴重制約東北地區經濟增長。直至今日東北地區市場機制尚未充分得到發揮,延緩了市場化進程,嚴重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空間。2005年東北三省共有規模以上工業企業17171家,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2673家,占工業企業總數的15.57%,創造工業產值11911.82億元,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產值的63.23%。受東北地區所有制結構特點影響,國有企業控制較多產業,民營經濟必然會受到排擠。因此,東北地區民營企業發展空間相對較小,無論是政府扶持力度、人力資源投放還是金融投資等方面,都受到嚴重制約。
(三)產業結構特點分析東北地區作為我國工業基地,“一五”、“二五”期間在國家傾斜政策和大規模投資下,形成了以汽車制造、化工、冶金為支柱的三大產業,重工業發展突出,第一、三產業發展薄弱,產業結構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直至20世紀70年代初期,東北重工業基地的第二產業已經呈現出衰退態勢,但由于東北地區第二產業比重遠超過第三產業,而且第二產業多數為投入大,產出慢的行業,進入的門檻較高,因此民營經濟很難進入,經濟衰退態勢并沒有得到有效抑制。尤其是國有經濟在東北國民經濟占比中明顯偏大,國有企業多數集中在第二產業,擠出效應導致東北地區民營經濟只能集中在附加值較低、技術和資金門檻較低的第三產業。
二、發展東北地區民營經濟的優勢因素分析
(一)具備優良的基礎設施東北地區作為我國的重工業基地,在改革開放前是我國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地區,具有完整的重化工業生產和配套體系,當年國家大量投入的基礎設施,為民營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5]。與其他地區比,東北地區擁有完善和高密集的鐵路網,沈陽鐵路樞紐更是在鐵路客、貨運量上名列前茅。東北南部擁有海岸線2178公里,已經逐步形成東北亞航運中心,不僅有大連港,還有新的億噸級大港營口港,以及具有發展潛力的錦州龍棲灣港、丹東海洋紅港和葫蘆島石河港,完善的交通基礎設施為東北地區民營經濟提供新的發展空間。
(二)具有優秀的人力資源東北地區具有大規模的國有企業,這些發展成熟的國企中具備大量優秀的產業工人,這些工人的勞動技能和綜合素質較高,是技術創新發展的堅實基礎。當面臨國有企業改革,工人下崗,這些勞動工人為民營企業發展提供優秀的勞動力。另外,東北地區教育水平相對較高,集中了大批高校和科研院所,目前擁有普通高校154所,占全國普通高校的11.3%,本科院校78所,占全國本科院校12.4%;專業技術人才210萬,占全國技術人才10%[4]246-271。教育綜合水平和科技力量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為社會發展提供了充分的高素質專業人才。
(三)國有企業改革機遇東北地區作為我國老工業基地,國家曾大力扶持東北地區建設,固定資產投資較大,國有企業擁有巨大的資本存量,并培養和聚集了大量專業技術人才。改革開放后,隨著國家區域發展政策的調整和市場化經濟的發展,資源配置發生改變,而東北地區國有企業轉變較慢,相當一部分的國有企業資產呆滯、效率低下。當這些國有企業從一般競爭性行業和領域退出后,所形成的產業空間、國有資產和大量的下崗人員,都必須而且只能由民營企業來承接。通過民營企業將這些生產要素重新整合,不僅為國有企業保值增值提供保障,也為民營經濟的資本擴張和行業拓展提供條件[6]。
三、東北地區民營經濟發展路徑選擇
(一)采取外向型發展,突破區位限制東北地區的地理區位雖然遠離我國東南沿海等經濟發達地區,受到輻射效應幾乎為零。但其東臨俄羅斯、韓國、日本,是東北亞中樞地帶,是我國參加東北亞區域經濟發展合作的前沿陣地,可以充分利用這一區位優勢,加強與俄、韓、日的合作與交流,開展多邊貿易合作、參與東北亞國際經濟開發,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吸引外資,加強與外資企業合資合作,進一步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當前由于東北亞地區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因此為各國之間形成優勢互補的垂直型經濟合作與分工提供可能。因此我國東北地區利用區位優勢,即可發揮優厚的加工工業基礎,承接日本和韓國的產業轉移,也可利用俄、蒙、朝的資源優勢,加強產業加工發展[7]。1.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改變粗放生產方式東北地區資源豐富,多年以來民營經濟發展主要以豐富的資源為依托,采取粗放型生產模式,生產技術落后,產業鏈條短,加工度低。因此,充分利用毗鄰俄、日、韓三國的地理優勢,以提升生產企業生產技術水平為出發點,通過從俄、日、韓引進先進技術設備等方式,建立新型精細化生產模式,將豐富的自然資源進行深加工和精加工之后,再將產成品出口到國外,最終達到提高產品質量,擴大產品市場的目的。由于民營企業機制靈活,能更好地發揮市場資源配置效率,根據需要有效地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大大促進民營經濟發展。2.引進外資,增強與外企合資合作東北地區大型國有企業主要從事重型機械制造和化工業,行業準入門檻高,因此一般民營企業很難進入,即使想為大型國企生產配套產品也會受到技術制約而很難完成。東北地區利用區域內生產要素和優勢產業,以及為大型國企生產配套產品的契機,大力吸引外資進入,采用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合資合作的形式,提升企業綜合能力,在生產和管理方面達到為大型企業配套要求,與此同時可以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生產技術落后等問題。
(二)積極參與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東北地區是國有經濟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這些國有企業大多控制著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國家對其大量的資產投入使得這些國有企業擁有較完善的基礎設施和企業管理構架。因此積極參與國有經濟戰略調整是發展東北地區民營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但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深化,國有企業結構調整緩慢、部分設備和技術老化,競爭力下降,迫使國有經濟面臨新的挑戰,國企改革勢在必行。民營企業積極把握改革機遇,通過資產重組,兼并、控股、收購、租賃等多種形式參與國有企業改革,借助國企改革紅利,以低成本吸納資本,迅速擴張并壯大,將國有企業改革作為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切入點,國有企業改革同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有機結合為民營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目前東北民營經濟發展具有規模小,技術水平相對落后等發展劣勢,注定民營經濟很難取代國有經濟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因此根據不同行業中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比重確定主導企業,實現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在產業內和產業間的配套生產和協作,充分利用東北地區國有大型企業的優勢和機遇,發展產業鏈和中小企業配套群,大力發展民營經濟。
一、××××年管區重點經濟指標完成情況
××××年全區完成國內生產總值×××億元,同比增長××,其中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分別增長×、×××和×;實現財政收入××××萬元,增長××;引入外資實現零的突破達到×××萬美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億元,增長×××。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元,增長×。以上指標均大幅超出年初計劃,其他各項指標也創近年最好水平。
二、民營經濟發展態勢及主要經濟指標完成情況世界秘書網版權所有,
幾年來,管區堅持把加快非國有經濟發展,作為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要組成部分,強力實施打開管區經濟大門吸收區外法人加盟管區經濟建設,打開國有經濟大門吸收民營經濟加盟國有經濟的“兩個打開”舉措,發揮區位優勢,通過落實各項優惠政策,切實解決非國有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推進非國有經濟的快速發展。深入實施城鎮化戰略,依托小城鎮市場建設,為各類商貿流通企業創造寬松、完善的政策和設施環境,促進個體私營經濟發展,重點在協調土地、工商、銀行等部門,為民營業戶辦理抵押貸款、購置經營場所,加強個體工商業主的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
在具體工作中,重點從規范、引導、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強化管理,加強協調與監管。成立了“個體私營經濟領導小組”,配備了人員,規定了職責。建立和完善統計報表制度、例會制度、信息反饋制,并定期召開全區個體私營企業調度會,加大協調與監督力度。二是深入企業調查研究,強化對民營企業的指導。從××××年×月開始,“發展辦”對全區私營企業進行摸底調查,摸清了底數,為指導企業發展、制定相關政策與措施奠定了基礎。三是積極謀劃發展民營企業的重大舉措,在審批機制、企業保護、投資環境、資金支持等××個方面支持鼓勵民營經濟加快發展。四是積極引導民營企業調整結構、提升檔次、加大投入、壯大規模,使我區民營經濟的發展日趨活躍。
××××年管區民營經濟,特別是重點骨干企業實現了超常發展。全區民營經濟業戶達到××××家,其中民營企業達到××家,年銷售收入百萬元以上達到××家。全區民營經濟完成固定資產投資×××億元,占全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其中僅××有限公司固定資產投入就占全區民營經濟固定資產投入的×××。全區民營經濟完成增加值×××億元,占全區的××,其中××五家企業完成增加值占全區比重達到×××。全區民營經濟上繳稅金××××萬元,占全區稅收總額的××。其中公司上繳稅金×××××萬元,占全區財政收入的×××。民營經濟的全面提速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增添了強大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