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 剩余勞動力;勞動力市場;產業結構;非均衡分析

［中圖分類號］ F29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7)09-0078-06

一、問題的提出

經濟增長依賴于結構轉換，隨著一國經濟的增長，工業和服務業產值比重和就業比重不斷上升，農業的產值比重和就業比重不斷下降，結構轉換完成之時也即是一個國家工業化實現之時，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過程正是一個經濟體工業化的過程。[1]因而，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是一個國家現代化進程中不可回避也不容忽視的重大問題。20世紀中期以來，眾多經濟學家都對這一經濟社會現象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其中影響較大的有英國經濟學家劉易斯（W.A.Lewis）、美國經濟學家拉尼斯（Ranis.Gustav）、費景漢（Fei.J.H）、喬根森（D.Jorgenson）和托達羅（M.P.Todaro）等。中國學術界對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卓有成效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發展經濟學的奠基者、著名經濟學家張培剛先生1945年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而在此之后是學術界長達40年的沉默。直到20世紀80年代后，農民工在全國范圍內的大規模流動才引起了中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學術界對農業剩余勞動力問題的廣泛關注。20多年來，從事理論研究的國內學者，圍繞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的現狀以及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出路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并在該領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為我們認清現階段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的現狀、充分發揮政府和社會的力量，努力探索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途徑和方法提供了新的視角，也為中國政府推進新農村建設、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提供了決策參考。但正如西方學者關于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理論中存在缺陷一樣，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的研究也存在著一些不足或需要進一步深化研究的問題：

1. 基礎研究不夠深入。如：至今沒有一個在學術界公認的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定義，大多數研究都從各自的研究目的出發給出了中國剩余勞動力的測算辦法，進而給出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定義，這最多算是一個操作上的定義。農業剩余勞動力的理論定義要說明的是：以什么作為剩余勞動力的理論標準。也有學者將農業剩余勞動力定義為：從農業部門抽走后不影響農業總產量的農業勞動力。這個定義暗含的假設是農戶生產的目標是產量最大化，而產量最大化的生產目標只有在“傳統農業”這個大前提下才是成立的，當農業處在現代農業或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過渡階段時，這個定義也就失去了其成立的基礎。

2. 試圖在勞動力市場均衡的框架下解決中國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從勞動力市場發育的角度來研究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問題的一個前提是中國農業勞動力剩余的主因是勞動力市場的不健全。中國勞動力市場發育不充分是一個不爭的實事，但任何一個國家的勞動力市場也不可能發育到新古典經濟學假設的完全競爭程度，勞動力市場的均衡只是一個假設，勞動力市場的均衡工資也僅是一個“影子價格”。勞動力市場的充分發育無疑有利于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但很顯然，勞動力市場的充分發育不可能解決中國由于產業結構變動而產生的龐大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問題。

3. 把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途徑集中在第二、第三次產業，忽略了農業本身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吸納作用。研究者多根據產業結構演進的規律，認為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農業的產值比重和就業比重會不斷下降，工業和服務業的產值比重和就業比重會不斷上升，農業作為衰退產業，不可能容納更多的勞動力。從長期來看，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正如有的學者已指出的那樣，農業的產業化和農業經濟組織的變革可能會吸納相當多的農業勞動力，如果選擇合適的農業技術道路和農業產業政策，農業至少在短期內可以緩解農業勞動力過剩的矛盾。[2]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涉及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的相互作用，必須在研究農業剩余勞動力需求的同時也關注農業剩余勞動力供給的數量和質量，才有可能看清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的全貌。

4. 對中國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大背景關注不夠，導致對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的長期性認識不足。農業剩余勞動力是經濟結構（主要是產業結構）轉型過程有的經濟社會現象。只要工業化的過程沒有結束，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就不可能停止。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任何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研究和政策都必須兼顧其在短期內的緊迫性和在長期內的艱巨性。

對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的研究必須以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為時代背景，在弄清楚農業剩余勞動力內涵的前提下，跳出勞動力市場均衡的分析框架，以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變動為主線，從剩余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來探求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存在的真實原因和可能的轉移途徑。

二、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內涵分析[3]

1. 傳統農業社會。在傳統農業社會中，我們假設：沒有產品和要素市場；人們把生育看得比提高生活質量更重要；家庭是農業經營的基本單位；家庭人口數等于家庭勞動力數。如圖1所示，在一定的生產技術條件下，當家庭在給定的土地面積上投入的勞動力人數為8人時，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為0，如果此時的平均產量（10個單位）正好是維持生存所需要的最低產量，那么，毫無疑問，此時，多于8人的勞動力人口為剩余勞動力，家庭內的糧食缺口為四邊形ABCD的面積。（1）如果全社會有一部分家庭有剩余勞動力，而另一部分家庭有多于人均10單位的農產品數量，并且這些多余的農業品正好能夠養活其他家庭的剩余勞動力，那么這些農產品將通過乞討、搶劫等形式轉移到剩余勞動力手中，使社會得以維持。（2）如果全社會中農產品數量多于人均10單位的家庭所擁有的多余農產品總量不足以養活社會農業剩余勞動力的總量，那么社會將通過戰爭、瘟疫等形式進行調節。（3）如果當多于10單位的農產品總量在養活全社會剩余勞動力總量后還有剩余時，社會的生育率提高，多出的人口將把剩余的農產品消耗掉，這正是馬爾薩斯描繪的“人口陷阱”，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根本不可能發展工業。（4）如果當多于10單位的農產品總量在養活全社會剩余勞動力總量后還有剩余時，人類沒有生育更多的人口而是將多余的農產品用于發展工業（人類正是按照這種模式發展的），那么工業的發展將吸收邊際勞動生產率為0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農業剩余勞動力變為產業工人，此時社會農產品剩余一部分變為工業資本，一部分變為產業工人的工資，掌握大量農產品剩余的人將變為工業資本家。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工業資本家提供的工資不低于相當于10單位農產品的工業工資，就會得到無限供給的勞動力，這正是劉易斯定義的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內涵。可見，劉易斯定義的剩余勞動力是由于家庭農產品數量不能養活家庭人口的剩余，因而也可稱為絕對剩余。

2. 現代農業社會。在現代農業社會中，戶主按照農業生產的利潤最大化目標進行生產決策，當產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完全競爭時，農戶按照勞動力的邊際收益產品（MRPL）等于勞動力價格（W）的原則決定農業勞動的投入量，即：MRPL=MPL×P=W。如圖2所示，對于單個農業家庭來說，當家庭勞動力數少于L0時，戶主將向社會雇傭勞動以增加利潤，當家庭勞動力數多于L0時，家庭則傾向于將這些勞動力轉移出去以增加家庭收入。顯然多于L0的家庭勞動力為農業剩余勞動力。在此，家庭農業剩余勞動力顯然不是因為家庭農產品數量不能養活家庭人口而產生的剩余，而是由于家庭為了提高農業經營的效率和家庭收入而產生的剩余，因而可稱為相對剩余。

事實上，在現代農業社會中，勞動力是極為稀缺的資源，農業部門一旦產生剩余勞動力將會很快被非農產業部門吸收。理論上農業部門不存在剩余勞動力。

3. 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過渡階段。在這個階段，先進的城市工業和相對較落后的農業并存，即社會是典型的二元社會。我們假設：在二元社會中，農戶同傳統農業社會一樣是農業經營的基本單位；但農戶同現代農業社會一樣是理性的；農產品一部分自給，一部分供應市場，農產品的價格是客觀存在的，這就意味著即使某些農戶的農產品全部用于自給，他們也能夠根據農產品的市場價格計算出農業經營的收益；農業部門內不存在勞動力市場，而工業部門和服務業部門的勞動力市場發育健全，這意味著，農業勞動力可以清楚地知道其它行業的勞動力市場價格。如圖3所示，在短期內，（1）由于農產品價格是給定的且農業技術不變，因而農業勞動的邊際勞動產品MPL不變，農戶的勞動需求曲線為DL=MRPL，為一條向右下傾斜的曲線，農業工資等于人均家庭收入，因而無論投入多少家庭勞動力，農戶都實現了利潤最大化目標，即農業經營無論如何都是有效率的，在家庭內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農業剩余勞動力。（2）如果一個家庭投入的勞動力總數為L1并獲得W1的工資，而生存工資為由L0決定的W0，那么由于W1

4. 二元經濟社會中農業剩余勞動力內涵的進一步分析。根據以上分析：（1）我們可以把農業剩余勞動力定義為：農戶實有勞動力數與由農戶農業經營的收入目標所決定的勞動力數之差。農業剩余勞動力包括由生存目標所決定的絕對剩余和由高于生存目標的收入目標所決定的相對剩余兩部分。（2）在一個嚴格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并基本實現溫飽的二元社會中，農業剩余勞動力主要是由農戶經營的收入目標所決定的相對剩余。（3）在相對剩余的情況下，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無限供給的農業剩余勞動力。（4）農業剩余勞動力與產業之間的收入差距正相關，當非農產業的收入提高時，如從W2變為W3時，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數量增加。（5）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數量與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負相關，當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率提高時，如果農產品的價格不變，MRPL將向右上方移動，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數量減少。（6）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數量還與農產品的價格正相關，當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率不變、農產品價格上升時，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數量減少。

三、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分析

農業剩余勞動力存量并不等于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供給量，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供給取決于戶主的剩余勞動力供給決策。

1. 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家庭供給[4]。我們假設在農戶家庭內與就業有關的分工協作關系已經存在，在決定家庭成員是否到其他產業就業時，家庭有一定的農業收入，即戶主對家庭內其他成員是否到其他產業就業的決策是在一定的家庭收入基礎上做出的。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家庭供給如圖4所示。在圖4中，橫軸表示收入，縱軸由O點向上表示閑暇時間，縱軸由H點向下表示工作時間，HT為制度工作時間，Oya表示農戶已有的家庭收入，Ui表示農戶的閑暇―收入無差異曲線，U1

2. 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市場供給。在發展中國家，由于各地區發展的不均衡及各農業勞動者個體對收入―閑暇的偏好不同，不同地區不同的農戶勞動力轉移的成本是不同的，對轉移到非農產業所要求的臨界凈收益也是不一樣的，在高于臨界凈收益的前提下，只要勞動力能夠轉移出去，就可以增加農戶的收入，而且非農產業的實際工資越高，農業剩余勞動力就越愿意轉移到非農產業，非農產業的實際工資越高，剩余勞動力供給就越多，非農產業的實際工資越低，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供給就越少。

農業剩余勞動力供給曲線在長期內還要受到農業生產的物質資本存量、生產技術條件、農業勞動人口增長率和勞動參與率、農業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存量等因素的影響。當農業生產的物質資本存量如土地面積擴大時，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供給量減少；農業人口增加但勞動參與率不變時，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供給量增加；農業勞動的人力資本存量增加時，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供給增加；農業技術條件變化對農業剩余勞動力供給的影響比較復雜，既可能減少也可能增加剩余勞動力的供給，這取決于農業技術進步是節約勞動型的還是節約資本型的。

3. 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市場需求。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需求只能來自于非農產業。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非農產業的廠商只可能按照勞動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的原則決定對勞動的需求，勞動的需求曲線是一條向右下傾斜的直線，某個行業的勞動需求曲線是行業內所有廠商勞動需求曲線的疊加。在短期內，如果整個社會經濟處于均衡狀態，就不會產生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需求。但是長期內如果社會需求、技術條件、資本存量或其他生產要素的價格發生變化時，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需求就會發生變化。在非農產業勞動力存量不變且充分就業的情況下，當社會總需求增加時，廠商傾向于擴大產量，增加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需求；當資本等生產要素價格上升時，廠商也傾向于使用更多的農業剩余勞動力以替代價格上漲的要素，只要廠商的生產要素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技術的變化對廠商勞動需求的影響是復雜的，在短期內取決于廠商所采用的技術類型，從長期來看，一般應有利于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吸納。總之非農產業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需求是一種派生需求，必須考查社會總需求、生產要素價格、資本存量及生產條件變化時的影響；非農產業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需求與勞動力的價格負相關。

四、一個非均衡分析框架

如圖5所示，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供給曲線為SL，非農產業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需求曲線為DL，如果農業剩余勞動力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市場在A點實現均衡，均衡工資為W0，均衡的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就業量為L0。當非農產業的工資為W非時，農業剩余勞動力的總供給為L總，實際就業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只有L實，此時就會有L總-L實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處于“失業”狀態。當非農產業的工資足夠高時，L總可能會是農業剩余勞動力存量的全部至少是絕大部分，當一個經濟體的人均土地資源較少而農業勞動力總量很大時，流動到第二、三產業的“失業”量（L總-L實）的絕對數就會大。盡管這一部分農業剩余勞動力由于在農村擁有土地的剩余索取權而與城市失業有本質的區別，但這一部分勞動力將同城市失業一樣會帶來效率損失（L0-L實）和收入損失（L總-L0），如果這部分剩余勞動力在產業流動的同時也伴隨著空間上的流動，而且都流入城市的話，就會引起城市污染、城市道路擁擠、犯罪等社會所關注的所謂“城市病”。這一部分流出農村而沒有就業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就會由“農業剩余”變為“社會剩余”。

當我們繼續分析農業勞動力 “社會剩余”的原因時，不難看出L總-L實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正是凱恩斯論及的總量失業，考慮到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擁有土地剩余索取權的事實，我們稱之為“總量剩余”。顯然，造成總量剩余的原因同總量失業的原因一樣，是由經濟波動引起的。而經濟波動主要是內生的，經濟增長正是在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中實現的。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資本積累和勞動投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因，發展經濟學家則認為，結構轉換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因，[5]事實上經濟增長和波動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有不同的動因，中國目前正處于工業化的中級階段，同時也面臨著知識經濟的沖擊，產業結構調整無疑是經濟波動和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因而也可以說由經濟波動引起的農業勞動力的“社會剩余”的本質是產業結構變動所引起的結構性剩余。

凱恩斯對總量失業開出的藥方是：通過政府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刺激需求，使社會總供求實現均衡。那么農業剩余勞動力龐大的總量剩余是否可以通過政府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在短期內解決呢？當我們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就會發現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早在17世紀末，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就在他的著作《政治算術》中指出，從事制造業比從事農業，從事商業比從事制造業能得到更多的收入，因此勞動力會從農業向制造業和商業轉移。1940年英國經濟學家柯林?克拉克（Colin Clark）在《經濟進步的條件》中也證明了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會逐步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呈階梯式轉移。繼克拉克之后，庫茲涅茨（Kuznets）也從實證的角度驗證了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這種變動規律。霍利斯?錢納里（Hollis Chenery）和莫塞?賽爾昆（Moises Syrquin）等人進一步研究了在不同發展階段上，勞動力轉移與包括產業結構變化在內的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數量關系。他們在1975年出版的《發展模式：1950―1970》一書中，通過對100多個國家的統計分析，發現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就業結構的變動要滯后于產出結構的變動。而就業結構變動滯后于產值結構變動的現象正是包括結構性剩余勞動力在內的結構性失業。產業結構的變動為什么會引起勞動力的結構性剩余或結構性失業呢，從需求的角度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1）科技進步所摧毀的就業崗位少于其所創造的崗位；（2）市場需求結構變動通過生產結構、投資結構導致產業結構變化，而擴張的新興的產業所創造的就業崗位少于萎縮的、傳統的產業所減少的崗位；（3）資源枯竭或減少產業所消滅的崗位暫時沒有可吸納的產業；（4）國際經濟技術往來引起上述因素變化以及國際競爭中由于競爭力較低直接導致的產業衰退、外商投資減少所導致的就業崗位減少，大于中國產品、技術輸出所能增加的崗位。

從供給的角度看，引起農業剩余勞動力結構性剩余的原因則是農業剩余勞動力在年齡、性別、健康狀況等自然特征和受教育程度、職業技能、工作經驗、人文素質等能力特征與非農產業所提供的崗位要求有差異。

需要說明的是，有關結構性失業的經典分析是建立在勞動力市場總體均衡的框架內分析的，而且假定勞動力的流動無障礙，在這種嚴格的假定下，結構性失業一定是失業數量與崗位空缺相等的失業，因而可以通過培訓和完善勞動力市場信息、勞動力的充分流動機制等措施加以消除。但這種嚴格的假定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結構性失業的常態是失業數量與崗位空缺不相等且呈反方向變化。[6]

技術進步當然也是造成農業剩余勞動力結構性剩余的重要因素，但技術進步對農業剩余勞動力就業的影響主要是通過產業結構變動引起的，而且技術進步對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

農業勞動力結構性剩余的供求紐帶是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在既定的有差異的勞動力市場條件下，勞動力市場的完善程度會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產生重要的作用。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表現形式主要是總量剩余和結構性剩余，而結構性剩余是農業勞動力剩余的本質。技術進步、勞動力素質及勞動力市場的完善程度都會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產生重要的影響，對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的研究必須考慮到這些因素，才有可能抓住問題的實質。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的分析框架可用圖6表示。

這個分析框架的內在邏輯是：通過技術進步促進農業產業結構的變化，一方面通過拉長農業的產業鏈條增加農業內部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直接減少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市場供給，另一方面通過培植新的經濟增長點，增加農民收入，縮小農業與非農業的收入差距從而間接減少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供給，同時通過增加對農業勞動者的人力資本投資，不斷提高農業勞動者的素質，增強農業剩余勞動力自主創業和在非農產業就業的能力。技術進步促進第二、第三產業的結構升級，為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使農戶的收入增加，而農戶收入的增加將擴大對工業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拉動工業和服務業規模的不斷擴張，從而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使農業剩余勞動力形成良性互動的轉移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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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占俊英，方齊云.中國農村走勢［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6.

［3］【美】平狄克，魯賓費爾德.微觀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4］趙領娣，付秀梅.勞動經濟學［M］.北京：企業管理出版社，2004.

篇2

【關鍵詞】 招工難 就業難 勞動力市場 結構性失衡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下，一批批農民走出農村，進入城市，增大了普通勞動力的就業人數，成為中國建筑業、制造業的主力軍，中國也逐漸成為制造業第一大國。然而近幾年來，在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區，建筑業、制造業招工難現象日益嚴重，而且工人缺口數量巨大。各企業只能提高工資吸引更多的農民工，而加薪終究解決不了用工荒的問題。而與農民工就業情況不同的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難度不斷增大。一項對2012年應屆大學畢業生的調查顯示：到畢業離校前，2012屆本科畢業生簽約率不足百分之五十，近七成的大學畢業生起薪竟然不到兩千元，低于農民工月均收入水平。當前，我國出現了大學生就業難和農民工招工難并存，部分應屆大學生工資低于農民工工資的怪現象。這一現象的背后也體現了當前我國存在大學畢業生供過于求、農民工等普通勞動力供不應求、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衡的問題。

我國農民工長期處于社會底層，提高農民工收入，可以提升農民工社會地位，促進社會和諧。在當前大學生就業難，農民工招工難的現狀下，農民工的收入有所提高，但是就業難與招工難并存的現象對社會具有不利影響，大學畢業生供過于求，農民工供不應求，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衡問題會帶來諸多社會問題。一是相當部分大學畢業生的學業給家庭帶來了巨大的經濟負擔，畢業后就業難，工資低的狀況，將更加加重這些家庭的經濟壓力。二是部分大學畢業生在畢業后長期處于待業狀態，給社會的穩定帶來不安定因素。三是長期的民工荒將使我國建筑業、制造業產出水平降低，影響相關產品的供給，降低社會福利。四是考大學不如當民工的怪現象使讀書無用論不斷滋長，很多同學、家長開始對讀書改變命運的期望產生了質疑，甚至有些家長讓孩子輟學外出打工。長此以往，將不利于我國高等教育的普及。五是普通勞動力的收入增加過于突然，企業用工需求得不到滿足，使得大部分普通勞動力的工作量大增，工作壓力過大。六是大量農民工收入突然增加，收入增加使他們的生活條件提升過快，收入效用的作用使得大量農民沉迷賭博，敗壞農村風氣。

一、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衡的產生原因

第一，高校擴招增大了大學生的供給，減少了普通勞動力的供給。上世紀末，國企改革后出現的大量下崗工人將進入就業市場，需要擴大高校招生規模以緩解就業壓力。我國大學生數量遠低于世界上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高校擴招，可提高國民素質，提升學歷，縮小與國外受教育水平的差距。另外，教育也是一種需求，高校擴招可以拉動內需，刺激經濟增長。1999年，高校開始擴大招生規模，大學錄取人數不斷上升，1998年錄取人數為108萬人，至2012年，錄取人數增加至685萬人。高校擴招，加上長期的唯讀書論，使大量即將成為普通勞動力的青年進入大學，成為大學生。大學生的供給不斷增加，普通勞動力的供給不斷減少。這是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衡的供方原因。

第二，大學生勞動力需求增長不足。當前我國產業尚處于勞動密集型粗放生產階段，在GDP總量中，第二產業的比重最大，建筑業、制造業對普通勞動力的需求消化了大部分從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的剩余勞動，中國經濟對大學生的需求較少，對普通勞動力的需求較大。

一般情況下，企業使用勞動力的數量，會保持在勞動力邊際產出等于勞動力成本時的規模下，由于勞動力邊際成本遞減，在工資水平下跌時，企業會使用更多的勞動力，使邊際產出等于成本。大學生數量的增加和普通勞動力數量的減少，大學生工資的降低和普通勞動力工資的增加，將改變勞動力供給中高知識高技能的勞動力的比重，使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的供給曲線右移，社會資源從普通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或者將尋求勞動力替代，增加機器投入，改造生產線，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一過程將促使企業更多地招用大學生，減少使用勞動力。

然而，高校的擴招伴隨著放低要求和標準的降分錄取，擴招入校的學生平均素質降低。人類的智力發展呈正態分布，智商特別高和特別低的人比較少，大部分人處于中間層次，當高智商的人被招入大學以后，進一步擴招，就只能降低質量錄取一般智力水平的人。大學擴招使大學教育從精英式教育變為大眾化教育，大學生質量良莠不齊，不想學習而只想混張文憑等各種不良現象逐漸增多。教育管理難度加大，教育資源不足等問題突出，影響教學質量，學生學風日下，相對數量的大學畢業生水平有限，缺乏工作能力和創新能力，難于適應就業市場，這部分大學畢業生進入知識技術密集產業的就業市場時，會增大大學生勞動投入所增加的邊際產出，甚至使邊際產出低于工資成本，因此知識密集型產業不會因為大學生供給的增加而擴大產業規模，大學生勞動力需求增長不足。

第三，需求結構不合理，產業結構的失調導致了供需結構的脫節，也造成了勞動力供求結構的失衡。2009年，中國出口總量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出口占GDP比重快速上升。外需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國外需比重的大幅上升主要是加工貿易出口的大幅上升，是發達國家和地區將附加值較低的普通勞動力密集的產業轉移來中國的結果。中國的出口，是對中國普通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的出口，是對中國普通勞動力生產因素的出口，中國知識和技術型勞動力生產因素在世界范圍內沒有競爭力。同時，由于我國人均收入較低，國內購買力不足，對高附加價值的產品的需求長期被抑制，對國內產品的需求，也主要是普通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的需求。

因此，我國當前的需求結構中，對低附加價值的普通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產品服務的需求占大部分。如果低附加價值產品的生產企業轉變生產模式，增加高附加價值產品的產量，發展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會由于需求結構不合理而不利于產業的成功轉型，產業結構的失調導致了供需結構的脫節，也造成了勞動力供求結構的失衡。

二、改善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衡的幾點中長期對策

第一，保證高等教育的規模與國家經濟建設發展的需要相適應。高校擴招開始于1999年，大學生就業難現象開始于2002年。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為大學生就業難就是擴招的結果。不得不指出的是，擴招雖然使得大學畢業生就業競爭加劇，但擴招卻不是大學生就業難的真正原因，其主要原因是需求增長不足。根據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需要，大學生的數量還沒有達到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要求，無法滿足社會對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的發展有其自身規律，擴招規模要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發展的需要，但不能隨意超越國家的經濟、政治和科技發展需要。

第二，提升大學生能力水平，提高勞動力的知識含量，促進產業向高附加值方向轉型。國內高校應該采取各種可行的措施，改革高等教育培養模式，深化教學及管理制度改革，加強學風建設。充分調動和發揮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引導學生不受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樹立正確的學習觀、成才觀、就業觀。加強師資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加強專業建設，調整高等教育專業和課程結構，培養多元化人才。加快培養一批結構合理、數量適中、高知識高技能的創新型人才。增大勞動力供給結構中知識含量，推動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

第三產業的比重標志著一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我國當前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的比重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們應該改變偏重重工業的發展觀念，轉變投資方向，提高第三產業的投資比重，重視加快發展第三產業，改善當前第二產業產值比重偏高，第三產業產值比重偏低的狀況，優化產業結構促使產業結構趨于合理化，消除產業結構不協調帶來的隱患，引導國內市場需求。與此同時，在一些大量使用普通勞動力的企業中，改變生產要素的投入配置，增大機器等資本投入，采用先進生產方式，減少普通勞動力的用工數量，逐步從普通勞動密集型的企業過渡為資本密集或知識技術密集型的企業。增大對高知識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促進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

第三，調整需求結構，保證產業轉型，促進勞動力市場的均衡調節。我國內需的比重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是比較低的，違背了大國以內需為主的一般規律。要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完善居民的市場化收入形成機制，推進收入分配從“資本偏向型”向“勞動偏向型”轉變，增加居民收入，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另外，提高財政資金用于醫療、養老、教育、住房等具有公共產品屬性的支出，完善保障體制，提升國民消費信心，有效調整需求結構。

此外，我們要鼓勵與扶持高附加值產業以擴大其產品出口，實現內外需求均衡的大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促進產業升級，提升國際貿易和出口產品競爭力，放棄單一的出口導向型戰略。雖然短期內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出口規模，但通過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將會有效調整需求結構，保證產業轉型，促進勞動力市場的均衡調節。

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失衡問題，關系到我國經濟的平穩健康可持續發展，只有著力解決當前的招工難就業難并存的問題，才能改善勞動力市場環境，促進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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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于平：產業結構要與需求結構相適應[J].新，1999（10）.

篇3

［關鍵詞］ 凱恩斯就業理論；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生成機制

［中圖分類號］ F241.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7）01－0035-05］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長的態勢，通貨膨脹也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國際收支狀況良好，但就業形勢卻日趨嚴峻。在此，筆者從凱恩斯就業理論中所提出的周期性總量性失業模型入手，從理論上的整體失業概念闡釋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的生成機制及其治理對策。

一、凱恩斯就業理論與中國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的提出

對就業的理解可以從三個層面上進行考察，第一個層面是潛在的就業規模。它是指意愿勞動力的總需求與意愿勞動力總供給相等時的就業規模，即均衡就業規模。第二個層面是充分就業規模。它是指非自愿失業為零時的就業規模。在新古典理論中，均衡點右邊的失業均為自愿失業，只有在均衡點左邊才存在著非自愿失業。因而，在均衡就業規模上就消除了非自愿失業，實現了充分就業。潛在就業與充分就業雖然內涵不同，但外延是一致的。第三個層面是實際就業規模。它是指經濟社會中所實際存在的就業規模。

凱恩斯就業理論中所提出的失業類型是周期性總量性失業。他認為，潛在就業就是充分就業，解析非自愿失業的基本思路是將實際就業規模與潛在就業規模分離開來，而分離開來的基本工具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在一個信息不對稱和未來不確定的社會里，價格向量（包括工資）是呈剛性的，有效需求可能是不足的。如果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市場蕭條，企業就會通過解雇工人來對付產品滯銷，從而一部分工人就會被迫離開他們的供給曲線，成為非自愿失業者，這種失業不能通過實際工資的變動而減少，必須提高總的有效需求，使商品供大于求的狀況消失，才有可能重建充分就業均衡。在他的理論框架中，充分就業規模是一個外生變量，而實際就業規模受到有效需求的調節。有效需求限定了總供給，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使社會總產出與有效需求趨于一致。這一自發均衡產出規模決定了廠商對勞動力的實際需求，進而決定了實際的就業規模。實際就業規模與充分就業規模之間的差額就是非自愿失業。他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論解釋了總量性的非自愿性失業的存在，并系統地提出了一套治理非自愿失業的宏觀經濟政策。雖然這種非自愿失業是總量性的，但是這一理論只能解釋在經濟周期的蕭條階段有效需求不足時的非自愿失業，而對在經濟周期的繁榮階段，有效需求旺盛時的非自愿失業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釋。這種周期性失業具有階段性，只有當有效需求不足時，總量性失業才能得到合理解釋。實質上是他對總量性的非自愿失業只作出了短期回答，而沒有作出長期回答，他僅解析了短期的總量性失業。

從中國的失業的實際情況出發，中國的失業問題主要應該歸結為勞動力的總供給超過了總需求，而不是市場的功能障礙或者有效需求的不足。不可否認，在中國，摩擦性、結構性和周期性失業都是存在的，但是中國失業人口的主體應該是勞動力總量大大多于就業崗位的總量而造成的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人口。即使在經濟處于時期這一失業仍然是存在的，只不過這時的失業率稍低一些。在中國的失業人口中，既不能由自然失業解析，也不能由周期性失業解析的那一部分就屬于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人口。據有關專家估計，中國的總失業率在30%左右，而周期性失業率只能解釋5%左右的失業率，自然失業率只能解釋4%~6%的失業率，還有20%左右的失業率屬于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因此，現階段解決好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問題對中國社會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將產生積極的影響。

二、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模型的建構

（一）相關經濟學流派對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模型的相關闡釋

古典經濟學認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薩伊，1803），經濟社會不可能出現總量性的經濟危機，社會資源可以得到充分利用。這一觀點實際上是否認了總量性失業存在的可能性。

馬克思的相對過剩人口理論（1867）認為：相對于勞動人口的絕對數而言，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是一個獨立變量。資本家以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為目標，資本只有在其增殖的范圍內才會雇傭勞動。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只是把工人人口分為產業現役軍和產業后備軍。同樣，相對于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而言，勞動人口的絕對數量也是一個獨立變量。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減少了單位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限制了資本總量擴張，因而，勞動力的總供給不可避免地超過資本增殖對勞動力的需要，從而產生相對過剩人口。這種相對于資本價值增殖需要的過剩人口（產業后備軍）顯然就是長期的總量性的失業人口。相對過剩人口的提出揭示了長期的總量性失業產生的機制。相對過剩人口理論表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可能存在著一種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人口。但是受當時的歷史條件局限，他未能對這種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人口的形成機制作出深入的分析。

新古典經濟學確定了勞動的邊際成本等于勞動邊際收益的就業邊界的原則，合理地解釋了自愿失業的存在。但是它沒有解釋現實經濟社會中存在的大規模的非自愿失業現象。

現代新古典經濟學將失業的成因歸結為勞動力市場的功能障礙。依據新古典就業模型，工資的自由浮動可以出清勞動力市場。失業的持續存在，一定是工資的下降遇到了市場力量以外的其他障礙因素。這些因素引起了自然失業（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它對經濟社會長期的失業作了部分回答，即它僅能對長期的摩擦性和結構性失業作出合理解釋，而對其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缺少解釋的功能。雖然它可以說明長期的失業，但這種失業主要是由摩擦和結構性原因引起的。

劉易斯在其提出的二元經濟的傳統經濟部門進行分析時認為：在傳統經濟部門勞動邊際生產力很低，甚至為零或負數。但勞動者的工資必須要能維持勞動者的最低生存，按這種價格提供的勞動超過對勞動的需求，勞動的供給是無限的。在勞動力供求均衡點之外，盡管勞動的邊際成本高于勞動的邊際生產力，但在傳統的經濟部門中，勞動者都能直接與生產資料相結合，實現就業，勞動者實際上是處于隱性失業狀況，其勞動邊際生產力小于這個給定的不變工資的勞動人口。如果把它從傳統經濟部門擴展到整個國民經濟部門來考察，他們就是一種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人口。他是從基于勞動邊際生產力水平的角度來分析失業的，為解析長期的總量性的非自愿失業提供了一個思路。但是他是在傳統經濟的隱性失業的形態上研究失業問題，而不是在失業的一般形態上的研究。同時他只解釋了國民經濟整體中的一個局部（傳統經濟部門）的失業總量，而沒有解析國民經濟整體的失業問題。他對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只作出了局部回答，而沒有作出整體的回答。因而，要構建一個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模型，需把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原理推廣到整個國民經濟。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古典經濟學認為社會是不可能存在總量性失業的；馬克思用相對人口過剩理論指出了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存在的可能性；新古典經濟學僅解釋了自愿失業，沒有解釋非自愿失業；現代新古典經濟學也只解析了長期的摩擦和結構失業，沒有解析長期的總量性失業；劉易斯也僅是在從國民經濟的局部解析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沒有從整體上有所闡釋。長期的總量性的非自愿失業的生成機制在理論上并沒有得到完整的詮釋。

（二）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模型的生成機制

筆者首先分別從勞動力供給曲線和勞動力需求曲線的形狀分析著手，然后在此基礎上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分析，構造出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模型。

1. 勞動力的供給曲線。古典經濟學認為，工資（勞動的自然價格）是由工人為維持其自身及其家屬的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的，而這些生活資料的價值則是由生產它們所耗費的勞動量決定。勞動的供求關系不調節勞動的自然價格，而是勞動的自然價格調節著勞動的供給量趨向于勞動的需求量。不是勞動的供給數量調節工資水平，而是勞動的工資水平調節勞動的需求量。正是因為在長期勞動的供給量總是趨向于勞動的需求量，勞動資源總是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依據其工資理論，勞動的供給曲線與橫軸平行，終止于與勞動需求曲線的交點。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決定勞動的需求價格，勞動的邊際負效用決定勞動的供給價格，勞動的供求均衡決定了均衡的工資水平。勞動的邊際負效用決定勞動的供給價格依據的是古典經濟學勞動成本決定工資的決定理論，它是把勞動的邊際效用和勞動的邊際成本結合起來分析均衡工資的決定。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勞動成本決定勞動的供給價格（W）進而決定勞動供給量（L）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勞動成本應是勞動的生產成本與勞動的使用成本之和。勞動的生產成本主要是指生產維持勞動者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而勞動的使用成本主要是指補償勞動者因其勞動而帶來負效用所需生活資料的價值。古典經濟學只研究了勞動的生產成本，而忽視了勞動的使用成本，因而只得出了勞動的供給曲線與橫軸平行的結論；而新古典經濟學只研究了勞動的使用成本，忽視了勞動的生產成本，因而只得出了勞動供給曲線向右上方傾斜的結論。它們都是片面的。所有的勞動者都要求工資必須補償勞動的生產成本。有些勞動者不僅要求工資補償勞動的生產成本，而且還必須補償勞動的使用成本。不同的勞動者對勞動的使用成本的評價各不相同。因此，與勞動的生產成本所決定的工資水平為最低工資水平，勞動供給曲線不能向左下方無邊界地延伸，在最低工資水平之下，勞動的供給為零。而在最低工資水平上，所有的不要求補償勞動負效用的勞動者愿意工作，勞動供給曲線與橫軸平行。到了平行線的右端以后，要再增加勞動的供給，就必須要有更高的工資水平。依照對勞動負效用的評價由低到高的順序供給勞動，勞動供給與工資水平正相關變化，勞動供給曲線表現為向右上方傾斜。到勞動的供給量到達勞動存量水平時，勞動供給就達到了極限。無論工資水平怎樣提高，勞動供給量都不能增加，勞動供給曲線與橫軸垂直。因此，總的勞動供給曲線如圖1所示。

2. 勞動力的需求曲線。勞動力需求曲線的位置決定于勞動邊際生產力曲線的位置。對勞動力邊際生產力變化的分析可以從短期和長期兩個維度進行。

（1）勞動邊際生產力曲線的短期分析。勞動邊際生產力遞減是以資本存量不變為前提的，它是一種短期現象。若資本存量發生了變化，勞動邊際生產力曲線就會發生位移。在不同的短期有不同的資本存量，其勞動邊際生產力曲線的位置也就不一樣。一般來說，隨著資本積累的增加，勞動邊際生產力是向右上方移動的。資本積累對勞動邊際生產力曲線位置的影響，實際上表現為不變投入――資本的變化所引起的短期邊際成本曲線的位移。因為在短期，資本的投入是固定的，其邊際成本為零，產品的邊際成本全部表現為勞動成本，短期邊際成本的變化從反面反映了勞動邊際生產力的變化。而只要有了足夠的資本積累，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在短期，勞動人口是一個既定的數量，在資本積累的推動下，勞動邊際生產力曲線總可以調整到勞動邊際生產力等于工資率的位置，從而勞動力的總需求就可以吸納所有的勞動人口。但在現實經濟中資本積累是普遍不足的，這是因為資本存量已經調整到最優規模，無法再進行資本積累，即使進行了資本積累，資本增量也無法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只有擴張資本存量的最優規模，廠商才有資本積累的需求。而資本存量的最優規模有限是一個長期的制約因素，不僅在短期調整內無法解決，在長期調整中也是難以解決的。所以，總量性非自愿失業從這個角度看就不可避免地帶有長期性了。（2）勞動邊際生產力曲線的長期分析。從長期來看，資本品是一種中間產品。對資本品的需求是一種派生需求，是由對最終產品的需求所決定的。資本品的價格受初級生產要素的優劣的影響。而由于初級生產要素都是有限的，而且在質量上有優劣之分。同時人們在進行資本品生產時，按照從優到劣的順序使用初級生產要素。筆者在此假定產品的需求價格是既定的。當使用最優等的初級生產要素生產產品時，如果產品的供給價格低于產品的需求價格，這說明這種產品還有擴大生產的利益空間。但是，最優等的初級生產要素的數量是有限的，當這種等級的初級生產要素被充分利用以后，要繼續擴大規模，只能使用次優等的初級生產要素。這個過程持續進行，直至產品的供給價格等于需求價格，擴大生產的利益空間完全消失。而資本品的供給價格是由資本品的邊際成本決定的。因為資本品的供給價格有資本品的成本耗費和普通利潤構成。這就要求使用最劣等的初級生產資料的廠商也必須得到普通的利潤，否則這些生產要素在經濟上就無法利用，因而資本品的供給價格是逐漸遞升的，這就引起最終產品的成本上升。

假設產品的邊際效用線不變，而最終產品的邊際成本線是上升的，兩條線必定會在某一點上相交，這個交點就是效率約束條件的邊界。這一點是宏觀意義上長期調整所達到的最佳產量狀況，整個社會的福利也是最大化的。在這個產量水平上，如果還有勞動力資源沒有利用，那么這些勞動力資源只能處于一種閑置狀態，這種失業是一種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這些閑置的勞動力資源不是不能利用，只是利用這些資源生產的產品的供給價格高于需求價格，經濟上是不合理的。因而，只要確定了社會對最終產品的需求，就可以確定資本存量的最優規模，因為最終產品的需求決定了對資本品的這種派生需求。而該最優規模又是由效率約束條件所決定的產出規模來確定的。資本存量最優規模的確定就進而決定了廠商對資本品的投資需求。而廠商對資本品的需求限定了資本品的供給，資本品的供給一旦確定，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曲線也隨之確定了。

3. 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模型（如圖2）。在該模型中，ON0為在一定時點上經濟社會的勞動人口的存量。在E點左邊的勞動人口ON2處于就業狀況，在E點右邊的勞動人口N1N0因為不愿接受均衡的工資水平而失業，屬于自愿失業，而N2N1的勞動人口的失業則具有如下三個方面的性質：（1）非自愿性。這部分勞動人口是在愿意接受均衡工資水平的條件下仍然處于失業狀況，因而是一種非自愿失業。（2）總量性。這部分勞動人口之所以處于失業狀況，是由于廠商對勞動力的總需求小于勞動力的總供給，因而是一種總量性失業。（3）長期性。社會對勞動力的總供給是一種長期的總供給，廠商對勞動力的總需求是一種長期的總需求，供求之間的不平等的狀態無法通過短期調整來消除，因而是一種長期性的失業。從整體來看，這一部分失業是一種長期的總量性的非自愿失業。

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模型把勞動力供給曲線不看作一條完全向右上方傾斜的曲線，而是把它分為三個不同的區間，一個區間與橫軸平行，一個區間向右上方傾斜，一個區間與橫軸垂直。當廠商對勞動力的總需求曲線在勞動力的供給曲線與橫軸平行的區間（勞動力無限供給區間）相交時，潛在的就業規模與充分就業規模不僅在內涵上發生了分離，而且在數量上也發生了分離。勞動力無限供給區間終端所對應的經濟規模為充分就業的經濟規模，而勞動力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相交的交點所對應的經濟規模為潛在就業的經濟規模，這兩種經濟規模之間的差額將引致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這時的勞動力需求曲線的位置特別的重要。如果勞動力需求曲線不與勞動力無限供給區間相交，那么經濟社會將不會存在長期的總量性的非自愿失業；如果交點位置位于這一區間，那么長期的總量性失業就必然會產生，并且交點的位置越往左，長期的總量性的非自愿失業規模就越大；反之，這種失業的規模就越小。在勞動力需求曲線的位置不變的情況下，勞動人口的增加表現為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區間的延長，從而表現為長期的總量性的非自愿失業人口的增加；反之，則減少。

三、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的治理對策

凱恩斯就業理論中對治理周期性總量性失業的對策是運用財政與貨幣政策擴張有效需求。這些對策對治理周期性總量性失業是有效的。但是用擴張有效需求的政策來治理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卻是失效的。因為這種擴張有效需求最多只能將實際就業規模調整到潛在就業規模，而要將潛在的就業規模調整到充分就業規模，只能依靠擴張效益約束邊界。凱恩斯認為，假定商品價格普遍上升而貨幣工資率不變，勞動力需求將增加，而勞動力供給保持不變，從而，效益約束邊界可以擴張。因此，如果存在失業，通過增加貨幣量使價格提高就可以減少失業。但這種效益約束邊界擴張僅是一種貨幣幻覺，而這種貨幣幻覺是不會長久，工人及其工會會覺察到價格上升所造成的實際工資下降，從而要求提高工資，并且在以后簽訂工資合同時把現期的通貨膨脹率考慮在內。這樣，工人逐漸將他們的預期價格水平調整到實際水平并且力求使實際工資調整到與價格上漲一致的水平，以彌補購買力的損失。因此，從長期來看，不能通過擴張需求的方式來擴張效率約束邊界。在到了效率約束邊界以后如果再繼續擴張有效需求，不能解決失業問題，只能拉動通貨膨脹。

凱恩斯對治理非自愿失業的對策主要是將實際就業規模調整到潛在就業規模。這種調整對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是不產生影響的。根據上面的分析，對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的治理應當是將潛在的就業規模調整到充分就業的規模。當潛在經濟規模小于充分就業規模時，兩者的差額所對應的勞動力人口就是長期的總量性非自愿失業人口。這種調整就是要消除長期的總量性失業。這一方面，應該縮減充分就業規模。充分就業規模是由勞動力無限供給區間的終端位置決定。因此，縮減充分就業規模，實際上就是要減少在生存工資上的勞動力供給量，即縮短勞動力供給曲線上的勞動力無限供給區間，其主要手段是控制人口的過快增長、降低勞動參與率和適當地縮短勞動時間，實行靈活的就業制度等；另一方面，擴張潛在就業規模，引致資本積累增加，從而推動勞動力需求曲線向右移動，使勞動力市場的均衡點向勞動力無限供給區間趨近。經濟增長是解決就業的根本手段。從比較靜態的角度考慮，經濟增長的問題實際上是經濟規模擴張問題，實際經濟規模的擴張以潛在的經濟規模為基礎，潛在的經濟規模由效率約束邊界限定，而擴張效率約束邊界一方面可以提高社會總產品的邊際效用，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社會產品的邊際成本。其基本方法是技術進步、制度創新和管理改善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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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結構性失業；影響因素；理論分析

中圖分類號：F241.4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7-0137-03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飛速發展，取得世人矚目的顯著成果。隨著改革的繼續深化，目前中國經濟處于體制轉軌和結構調整的關鍵期，受體制轉變和產業興衰轉移的巨大影響，中國出現大量失業人員與職位空缺并存的現象，即結構性失業。從世界各國實踐來看，一個國家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與該國特定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背景緊密相連的。造成中國結構性失業問題的因素有很多，有歷史的、體制的、企業的以及勞動者素質等方面的。由此可見，中國的結構性失業問題是一個綜合癥。

一、結構性失業的定義

中國的結構性失業表現形式和形成根源紛繁復雜，許多經濟專家和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結構性失業作過一些定義。目前，中國學者對結構性失業問題的研究在理論方面逐步達成共識，普遍認為結構性失業是由于勞動力供給結構與勞動力需求結構不相適應，如勞動力的教育水平、知識技能，甚至性別、年齡結構等不能滿足勞動力需求結構。同時導致這種結構不適應的原因主要有兩大類，一類為引起對勞動力的需求結構發生變化的因素，另一類為導致勞動力供給結構沒有隨需求結構發生相應變化的原因。

二、結構性失業的類型

結構性失業表現形式多樣、形成根源復雜。為了更加深入研究結構性失業，我們有必要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依據一定的劃分依據，對結構性失業進行歸類劃分。本文依據其形成根源對結構性失業進行劃分。

1.結構調整型。主要指由于產業結構、地區結構及所有制結構等的調整導致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結構發生了變化，而勞動力的供給結構不能及時作出調整而引起的失業。比如產業結構調整通常促使傳統農業部門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現代工業和服務業對勞動者的需求增多。而不同產業對勞動者在工種、技能、知識、經驗上的要求顯然是不同的，如果原來勞動者無法對自身各方面素質及時作出調整就不能滿足新興產業的需要從而導致失業。同時產業結構的升級會促使企業提高對勞動者素質的要求，不能滿足要求的低素質勞動者也會陷入失業狀態，而企業需要的高級工卻處于缺位狀態，從而引發結構性失業。

2.體制轉軌型。指由于經濟體制轉變導致勞動力供求結構不一致而產生的失業。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以實現充分就業為目標；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在嚴格的成本約束下，國有企業中那些邊際生產力低于社會平均邊際生產力的職工（無效勞動力）就會下崗失業。而與此同時，市場經濟條件下，非公有制經濟迅速崛起，對勞動力的需求量非常大。但由于種種原因和條件的限制，國有企業中下崗的員工和新增勞動力并不能很好地轉入非公有制企業。因而下崗失業也是由于供求結構不一致造成的結構性失業。

3.教育發展滯后性。指教育體制落后、教育結構不合理導致勞動者素質不能及時得到提高或勞動者學非所用使勞動力供給結構滿足不了需求結構的要求而引起的失業。如中國目前教育投資主體單一，教育形式發展滯后且市場化程度不高，再加上體制僵化，導致高等教育專業設置無法滿足勞動力市場需求，同時職業教育一直得不到重視，結果大學畢業生失業現象加劇。總之，教育發展跟不上經濟發展的需要，一方面導致因勞動者文化素質不能隨著經濟發展需要及時得到提高而失業；另一方面導致專業難以對口的高學歷人才也被迫流入失業人群。

4.技術進步性。是指由于技術進步使勞動者的需求結構與供給結構在工種、技術、知識上不相吻合而造成的失業現象。科技革命、技術進步是現代社會前進的動力，而勞動者又是技術進步的主要載體。如果勞動者不能及時更新知識和技能，就無法滿足新技術崗位的需求，必然會被拋入失業的隊伍中，而與此同時出現大量的新技術崗位空缺，繼而引發結構性失業。中國高技術人才普遍缺乏就反映了這種類型的失業。

5.地區差異性。指勞動力供給與需求在區域間的差異而造成的失業。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有差異，這種差異一方面導致人才為追求高收入，由經濟落后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從而導致落后地區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導致大中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人才過于集中，出現失業現象。由于教育水平往往取決于經濟水平，經濟落后地區的勞動力素質相對偏低，更容易被市場淘汰，從而最終導致這些地區失業率的上升。

三、結構性失業的形成機理

結構性失業實際上是結構失衡理論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表現，勞動力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的失衡是結構性失業的根本引發機制。經濟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客觀上要求勞動力需求結構處在不斷變動之中。然而，相比而言，勞動力供給結構的調整具有較大的滯后性，因而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結構失衡是經常存在的，它們的現實作用結果就是結構性失業。下面用經濟學模型來分析結構性失業的形成機理。

為了便于分析，作如下假設：假設經濟中存在這樣一個系統，該系統勞動力總量和勞動參與率保持恒定，系統中有兩個勞動力市場I和II，兩市場教育培訓費相同，且職工工資是完全剛性的，也就是只升不降。在該假設下，該系統處于均衡且充分就業的初始狀態。如圖1，DI和DII分別是I和II市場的勞動力需求曲線，SI和SII分別是I和II市場的勞動力供給曲線，可以看出系統均衡的勞動力供給量為O1O2，為I和II兩市場供給量之和，均衡的工資率為W0。

圖1I 和II兩市場的均衡

隨著經濟的發展變化，市場I和II的需求發生變化，可能出現三種情形：

一是I和II兩市場需求同時擴張，設兩市場需求各自擴張量為ΔDI和ΔDII，勞動力需求增加，但勞動力總量恒定，出現需求大于供給，無失業。

二是I和II兩市場需求同時縮小，設兩市場需求各自縮小量為ΔDI和ΔDII，勞動力需求減少，而勞動力總量被假定恒定，這樣需求小于供給，出現總量性失業。

三是一個市場勞動力需求收縮，一個市場勞動力需求擴張。假定I市場勞動力需求收縮了ΔDI，需求曲線DI向下移動為DI1，II市場勞動力需求擴張了ΔDII，需求曲線向上移動為DII1。如果此時勞動力可以在兩市場間自由移動，由于兩市場存在工資水平的差異I市場勞動力會部分流向II市場，當兩市場供給曲線由SISII移動到SI1SII1時，兩市場工資水平一樣，系統達到新均衡。原有的市場均衡工資率從W0移到W1，在工資率W1水平下實現了新的充分就業（如圖2）。

圖 2結構性失業的模型分析

但如果勞動力不能在兩市場間自由移動，市場I的勞動力供給曲線就不會移動，仍然是SI，這樣需求的收縮會引起勞動力供大于求，如果工資有彈性，I市場供給曲線與新的需求曲線DI1形成新的均衡工資率W2；如果工資完全剛性，則會出現失業。而市場II勞動力供給曲線也不會移動，仍然是SII，需求的上升使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如果工資有彈性，II市場供給曲線與新的需求曲線DII1形成新的均衡工資率W3，如果工資完全剛性，則會出現崗位空缺。因為我們已經假定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參與率不變，因此系統中的失業不是由于總量供給過剩造成的，而是由于勞動力市場的供求結構不一致造成的，是典型的結構性失業。由此可得：結構性失業必然導致不同勞動力市場工資水平拉開差距，結構性失業越突出，工資水平差距就越大。此外在同一系統內，即使勞動力總量供求平衡，只要存在勞動力供求結構不對稱，勞動力又無法在不同勞動力市場中轉移，結構性失業就在所難免。上述結論對多個勞動力市場構成的系統，也同樣適用。

四、中國結構性失業的成因分析

結構性失業產生的根源在于勞動力供求結構的不一致。而引發這種不一致的原因很多，既有供給方面的原因，又有需求方面的原因；既有客觀上的原因，也有主觀上的原因。加上中國某些政策的偏頗或推行力度不夠，不利于結構性失業問題的解決，從而加劇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1.產業結構調整對結構性失業的影響。隨著一國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的變化調整是客觀的經濟規律，即使政府無主動的調整意識，由于經濟本身的發展，產業結構自身也會不斷發生變化，以適應發展了的經濟。任何產業都有產生、發展和消亡這樣的一個生命周期，分別對應三種存在形式，即新興產業、成熟產業和衰退產業。在各產業此消彼長、分化組合的過程中，要求勞動力也要相應在各產業間調整轉移。但因為新的勞動技能的獲得往往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培訓，一些衰退產業自動或被迫退出的勞動力并不能馬上滿足新興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事實上衰退產業往往是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業，技術含量要求不高，職工受教育程度偏低，新興產業多屬于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對于他們來說，勝任難度很大，甚至是可望而不可即。再加上一系列制度的限制，使勞動力流動本身存在滯性，導致就業結構調整滯后于產業結構調整，這樣就會造成新興產業崗位空缺，衰退產業大量失業的局面，即結構性失業。由此我們得出，產業結構本身的調整并沒有直接導致結構性失業，相反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是經濟發展的標志，它對于經濟增長、技術進步、社會發展都是極大的推動力。之所以將它列為結構性失業的一個因素，是因為與之配套的各方面調整遠遠不到位，使它本應該帶來的經濟正效應反而表現為負效應，但從宏觀和長遠的角度來看，產業結構的調整對經濟是有利的。這對我們的啟發是在治理結構失業問題時，著眼點應該是大力倡導合理產業調整，制定產業調整相關政策，積極改善配套調整，而不應該是限制產業調整。

2.行業結構的非平衡發展對結構性失業的影響。行業是產業的細分類，在不同的經濟階段有不同的行業結構。行業發展的核心是技術支撐，不同的科技水平帶來不同的行業格局。它也是經濟發展的主動因子，由于現代科學技術飛速發展，依托新技術的行業不斷誕生，而基于淘汰技術的行業也會逐漸被淘汰。這注定了行業之間的發展是非平衡的。同產業結構調整一樣，它也并不直接導致結構性失業，它也是技術進步的表現。問題在于不同行業對勞動力素質和技能要求不同，勞動力不具備在各行業間轉移所要求的素質和技能，導致結構性失業。

3.所有制改革對結構性失業的影響。計劃體制下，企業實行就業配額制。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是市場主體，經營目標是利潤最大化，企業不得不大量消除冗余人員以削減成本。在由計劃向市場轉軌的過程中，隱性失業公開化是必然的。但由于國企改革的同時吸納勞動力的另一主體即中小企業的發展卻沒有得到相應重視，發展緩慢，同時相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滯后，導致結構性失業問題凸現。所有制改革必然會導致失業，但由于相關改革未到位，使結構性失業凸現，加劇了失業危機。由此給我們的啟發是在治理結構性失業問題時，政府理應采取必要手段，如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大力扶植中小企業發展、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

4.勞動者自身素質對結構性失業的影響。中國正處于經濟高速平穩發展，產業優化升級的關鍵期，要求大量高素質和高技能的勞動力。但中國勞動力的基本狀況卻是總體素質低，結構不合理，高技能人才相當缺乏。這不僅嚴重阻礙了經濟發展、產業升級，而且也成為勞動力自身就業難的主要障礙。中國勞動力的這一狀況，成為結構性失業的一個誘因，再加上產業優化升級關鍵期的背景，必然造成結構性失業加劇的現狀。因此在應對結構性失業問題時，應該致力于提高勞動力整體素質，加強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投入力度，調整高等教育結構等，改善勞動力供給結構。

5.勞動力市場不完善對結構性失業的影響。中國經濟體制已逐漸轉向市場體制，這要求有以市場調節為基礎的完善的勞動力市場來有效配置勞動力資源。但中國勞動力市場改革起步晚，成效還不顯著，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使得勞動力配置的基礎平臺不能有效運行，這從根本上制約了勞動力的有效配置，直接導致了結構性失業問題，對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帶來隱患。為此政府理應建立一個適應向知識經濟新時展的要求，高效、有序、開放、規范、公平，能積極合理配置人力資源，調配勞動供需，吸引各方人才，提高人口素質的社會主義人力資源大市場。

總之，結構性失業問題是一個社會綜合癥狀，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要客觀地分析各個影響因素，理清各因素的作用機理，才能更深刻地認識目前結構性失業問題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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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中部地區;勞動力轉移;農村

中圖分類號:F24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3-0109-02

一、中部地區勞動力供給的劉易斯拐點是否來到

在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中,由于傳統部門中無限的勞動力供給,現代部門可以用不變的工資水平不受限制地獲得所需要的勞動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在長時間內呈現一種二元經濟格局,一方面是以維持生計的工資源源不斷地提供勞動力的傳統部門,另一方面是由積累率制約的不斷擴張的現代部門。直到現代部門的發展把傳統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吸收殆盡,二元經濟增長才逐步被合成一體化的和均衡的現代經濟增長。剩余勞動力被吸收完的這個時點,被稱為劉易斯轉折點。

中國長期以來都是一個劉易斯模型式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的二元經濟。但是,從最近在勞動力市場上發生的一些新的變化,我們可以判斷,一個從勞動力無限供給到勞動力有限剩余的轉變正在發生(王德文,等,2005;蔡,2005),意味著局部性和結構性的勞動力短缺現象將會經常出現。主要表現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出現的“民工荒”、“技工荒”等現象,就是這個新趨勢的端倪。伴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兩個標志性變化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結合這兩個標志性特征,我們來分析中部省份的勞動力供給情況。

2000-2008年中部六省和全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的平均水平。除了2000年中部地區人口自然增長率與全國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以外,中部地區其他年份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都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尤其是從2003年以來,中部地區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速度明顯減緩,說明相較全國而言中部地區的勞動力供給有上升趨勢。事實上由歷年統計年鑒的資料顯示,中部地區由于人口基數大,且自然增長率一直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1世紀以來,中部地區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平均高于全國水平0.2個百分點。從這個角度來看,中部地區的劉易斯拐點似乎還沒有到來。

再從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發展進度來分析。由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后從事的職業多為制造業、建筑業和住宿餐飲業,本文從這幾個行業進行比較。從近幾年統計年鑒中我們可以看到,農林漁牧業平均工資水平與其他三大行業的平均工資水平的差距沒有明顯縮小的趨勢。2003-2005年的差距呈擴大的趨勢,2006-2007年總體呈現下降趨勢,但是,建筑業和制造業的下降幅度較小,與2003年水平相比,行業間的差距沒有縮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部地區的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發展進程似乎沒有取得太大的成效,不能形成一個總體良性的趨勢,且各行業工資的年均增長率差距擴大,這勢必進一步惡化勞動力市場一體化。

綜上所述,針對劉易斯轉折點的兩個標識性變化,可以得到以下結論:(1)從勞動力供給狀況來看,中部地區的農村勞動力增長仍處于一個不斷上升的階段。(2)從勞動力市場發展情況來看,中部地區的勞動力市場分割狀況并沒有明顯改善。在二元經濟條件下,作為傳統經濟的代表性部門,農業部門以不變工資率為現代部門源源不斷地提供勞動力,工資水平長期處于生存水平。當現代部門的擴大把農業中剩余勞動力吸收殆盡時,相應地引起農業中工資水平的提高。而中部地區目前的狀況是,盡管農業工資水平近年來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與其他行業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沒有實現一體化。因此,從勞動力供給及勞動力市場這兩個方面來說,中部地區的劉易斯轉折點仍未到來。

二、合理的產業結構調整才能緩解就業壓力

從長期發展來看,資本密集程度和技術水平的提高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為跟上世界信息化及科技革命浪潮和應對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中部地區加快改造傳統產業,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升產業技術層次和結構,許多地區的產業結構開始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變,從而使各市產業結構的差距逐漸拉大,例如湖北省花大力氣打造號稱中國硅谷的光谷產業園以及湖南省的長沙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園區。這些措施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優化了該地區的產業結構,可是產業結構的差異也引起了第二、第三產業農村勞動力吸納彈性的差異。

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加速和國有企業改革繼續深化,國有企事業單位對新增勞動力的需求是有限的,就業容量還將進一步收縮。由于歷史的原因,中部地區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還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地吸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能力。一個現實的辦法就是大力發展中小企業。從經驗來看,世界各國的中小企業都是吸納就業的主要載體。改革開放以來,中部地區鄉鎮企業發展勢頭增強,吸收了大量農村勞動力。伴隨著國家實施中部崛起戰略,中部地區鄉鎮企業發展勢頭良好,取得明顯成效。2006年中部地區鄉鎮企業增加值達到15653億元,占全國的27.01%(西部地區鄉鎮企業5.73%),新吸納農村勞動力111.4萬人,中部鄉鎮企業發展對農村就業的貢獻進一步上升。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僅促進了區域經濟發展,也為當地農民創造了就業崗位,為農民就業和增收提供了有效途徑。如何進一步促進鄉鎮企業的發展也成為中部崛起過程中必須考慮的課題。

三、中部地區政府是否應該干預勞動力轉移?

圖中,Q代表勞動力的數量,P代表勞動力的價格。在政府沒有參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情況下,農村的勞動力轉移一般是通過勞務中介或熟人等方式到異地就業,而且一般是提供初級工業勞動或簡單的體力勞動,其價格比較低廉,勞務輸出數量較少。此時勞動力的供給曲線為s1,需求曲線為D1,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的均衡點就為E。,原始勞務輸出量是Qn,達到此均衡時轉移到城鎮的農村勞動力的供求均衡價格為Pn。若當地政府將待轉移的勞動力組織起來,通過政府的一些中介組織或者鼓勵經濟市場上的中介組織帶動勞動力輸出,使得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最終,勞動力的供給曲線由s1上升為s2,均衡點從E1轉變為E。,此時,農村勞動力的供給數量由Q1上升為Q,擴大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但是由于供給的增加,其均衡價格由Pn降為P1,此時0Q。EP與OQ,E1P1的面積難以比較,也就是說,政府干預農村勞務輸出的行為所實現的社會效益并不明顯。倘若政府加大對農村教育及農民素質提高的投入,通過職業教育等培訓方

式,使待轉移農村勞動力具備相關專業的知識,增加其勞動技能,提升了過剩勞動力的價值內涵,從而擴大農民在城鎮的就業范圍。對這種提升價值后的勞動力的需求曲線從D1上升到D:,均衡點從E,變更為E:,此時均衡時的勞務數量仍會增加,即Q1增至Q1,勞務價格由P1上升至P1。對于政府干預前的勞務價格P1和干預后的最終價格P2的大小比較,關鍵要看勞務需求增加的幅度與勞務供給的增加幅度大小關系,如果前者大于后者,那么政府干預后的最終勞務價格P2將大于干預前的價格P1,反之亦然。可以得出結論,如果政府參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對待轉移農村勞動力的培訓及技術指導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影響用工單位對輸出農民的需求量。

從政府職能角度來看,隨著勞動力轉移數量的迅速擴張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干預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成為其職能要求。目前,在我國行政區域經濟占主導的背景下,各地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問題已成為當地政府的經濟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在推動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發揮正確的功能與作用,是當前政府調控社會經濟進程中的應有的義務,重視農村勞動力轉移也是地方政府探尋經濟發展有效途徑的積極探索。

四、中部地區的職業教育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得出結論,政府在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過程中對其實施職業教育和培訓具有絕對的正的外部效應,這從一個方面反映了職業教育可以增加勞動力轉移時獲得工作的概率。而從2008年的統計年鑒中查到的資料發現,中部地區的職業教育存在很好的基礎,但是其社會功能還沒有完全釋放m。對比全國范圍,中部地區的技工學校個數不少,基本上中部六省全部排在中上游,特別是湖北和河南的技工學校數量分別排全國第一和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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