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市場的作用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勞動力市場的作用，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 職業教育 勞動力市場 就業結構 工資 失業

勞動力市場是勞動供求之間在勞動使用權轉讓與購買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勞動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是完全出于自愿而進行的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交換為基礎的勞動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只有當這種活動與關系成為一種普遍而非單個偶然的社會現象時，才能成為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市場的基本功能是配置勞動力資源。而影響勞動力市場均衡的因素主要有：就業結構、工資、失業等。下面就這幾個方面來論述一下職業教育對其影響。

一、職業教育與就業結構

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交易，與物品的轉讓與購買的交易不同，不是轉瞬即逝的，而是一個與勞動資料相結合使用的過程。勞動供給者按照勞動合約規定的時間、定額、質量要求進行勞動，否則就要受到處罰如削減工資、罰款或解除合約。另一方面，勞動供給者服從個人效用最大化原則，等量勞動要求獲得相同的工資率，一定職種及受過一定教育的勞動供給者總傾向于在福利最高的行業和勞動需求單位謀職，一般來說，工資越高，勞動供給越大。因此說，職業教育是通過影響勞動者的工資從而對就業結構產生影響的。

當工資達到一定程度后，勞動者便會覺得除勞動以外的休息以及從事文化、教育和娛樂等方面的價值越來越高。因此，當工資繼續提高時勞動的供給反而減少。如圖所示：

勞動曲線S3出線內彎現象。對勞動需求者來說，工資越高，勞動需求越小，勞動需求曲線向右下方彎曲。當SL、DL相交時，勞動市場達到均衡，即在一定工資水平下的勞動供給量和需求量相等。這種均衡是動態的,如圖1中的E1、E點。由此,當一個企業或行業、地區同一勞動的工資率很高時，它會吸引其他行業的勞動力流向自己，反之則會引起勞動力的反向流動。可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資源在各部門、各企業、各地區之間的分配，是勞動供給在工資率引導下，通過勞動力自由流動實現的，這是勞動資源市場配置的典型模型。

對于廠商來說，他購買勞動要素，必須支付報酬，這是他所購買的勞動力的價格，即勞動力成本。另一方面，按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分析，勞動要素對總產值的貢獻只是一部分而并非全部，而且在其他要素不變的情況下，勞動力也存在邊際產品遞減規律，故廠商是否繼續增加勞動需求，完全取決于新增勞動的成本支出和新增勞動帶來的產值增加之間的平衡。在這一平衡點上，相對應的勞動需求量會保證廠商獲得最大利潤。這一過程，可用圖2說明。當勞動邊際產品MPL上升時，勞動總產量TPL迅速增加;MPL下降時，總產量緩慢增長;當MPL=0時，TPL最大。廠商雇傭工人利潤最大化規律是MPL=W，即邊際勞動產品等于邊際成本。

二、職業教育與工資

在競爭性市場中，一切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一切產品的價格都取決于各自的相對稀缺程度。不同產品、不同勞動的相對價格體系，反映的是不同產品、不同勞動的比價關系。這種不同勞動之間的比價調節著勞動資源在多利用途之間的配置。

在前面我們已經講過，廠商根據邊際產品等于邊際成本即MPL=W的原則確定勞動力的需求量，故工資率是其主要影響因素。而影響勞動供給量的主要因素則更多一些:

1.勞動的價格――工資率。工資率是指一定時間內一定勞動量的價格，如每人每小時的工資或每人每月的工資等，也就是人們習慣上所說的工資。

2.勞動者的偏好。指勞動者對工作和閑暇的權衡與選擇。

3.人口的規模。人口規模越大，要求就業的人就會越多。

4.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職業及地理分布。

在上述諸因素中，勞動的價格――工資率被看作是勞動供給函數的內生變量，其他因素被看作是勞動供給函數的外生變量。這樣，勞動的供給函數曲線就直接反映著勞動的供給量變動與工資率變動之間的關系，其他變量則只作為影響勞動供給曲線移動的因素來考慮。而現在重點討論一下職業教育所造成的勞動力差異對工資及就業的影響。

造成勞動者工資差異的原因主要有四個:各種職業性質的區別;勞動者生理及自身能力的區別所造成的勞動邊際生產力的差別;不同勞動所生產的產品的價格差異;市場的不完全性。

由職業特征所造成的工資差異被稱為補償性報償或報酬，它表示對工作差異的一種純粹補償。造成這些差異有多種因素：如培訓成本不同，工作成本不同，工作的難易程度不同，職業風險程度不同，工作實習所需時間不同工作準備成本，工作的穩定程度不同，所從事職業的時間長短不同，工作環境不同，地區差異等。在這些因素中，職業教育或培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勞動者所接受的教育或培訓不同會產生職業培訓成本不同。有些職業培訓需要大量投資，而有些職業培訓費用卻很少。要取得醫生資格證書，從事醫生的職業就需幾年，到期十幾年的學習和實踐，在培訓或接受教育期間不但要放棄收入，而且還必須支付巨大費用，而一個熟練的建筑工人的培訓時間和成本就要少得多。

這種由職業教育所造成的工作準備成本的差異，是造成工資率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受過較高教育和工作準備成本較高的勞動供給者總是傾向于在工資率或總福利更高的行業和勞動需求單位謀職。如果這種要求難以實現，在勞動者中間就會產生這樣一種信息：某種職業準備所需投資和機會成本大，而回報率低。這樣的信息一旦被傳開，愿意接受此種職業教育的人就會越來越少，從而造成勞動供給減少，最終實現工資率的上升，投入與收益形成正比。

假定只有兩種勞動，一種為熟練勞動，另一種是非熟練勞動，后者的供給曲線完全沒有彈性。而職業教育是形成熟練勞動的最主要途徑之一。各種勞動的市場需求是所有廠商邊際收益產品的總和，勞動市場需求曲線是由單個廠商的邊際收益產品曲線加總而來的。

1.如果職業教育不甚發達，只有一部分人接受職業教育和培訓，形成熟練勞動，而另一部分人則沒有，那么，在接受職業教育時，勞動者就預期自己在教育完成后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者工資率更高。一旦這種愿意難以實現，他寧愿繼續尋找；而廠商也愿意以比非熟練勞動者更高的工資率來雇傭熟練勞動者。這樣熟練勞動的價格就會高于非熟練勞動。兩種勞動市場的供求及價格確立如圖3、圖4所示

在每一個勞動力市場上，均衡工資都由其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的交點決定，熟練勞動和非熟練勞動之間的工資差別是WuWs,這就是說經過職業教育所產生的熟練勞動者的就業機會更多，工資更高。圖3中的非熟練勞動供給曲線為WuCuUs，圖4中的熟練勞動供給曲線為WUSS’。由供求曲線的交點所決定，非熟勞動的工資將為WU，熟練勞動的工資為WS，如果熟練勞動工資率Ws在非熟練勞動工資WU之下，將沒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技術勞動提供給熟練勞動力市場。這時，熟練勞動的供給為零，而培訓該種熟練勞動的職業教育也將大受沖擊，這一點已經為20世紀九十年代以前中國的現實情況所證明。在計劃經濟體制中，工資計劃分配存在著平均化和腦體倒掛等不合理現象，教育的經濟價值與勞動脫鉤，教育經濟得不到承認和激勵反饋，人們參與教育的積極性不高，教育難以迅速發展，職業教育更是無從談起。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后，雖然教育隨著經濟的發展而迅速發展，職業教育開始起步，但腦體倒掛現象嚴重，復雜勞動的價格低于簡單勞動的價值，教育的經濟價值難以凸現,“知識無用論”此起彼伏,對教育發展的負面影響巨大。

從1978年到1990年十三年間，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行業(如工業和建筑業)和以腦力勞動為主的行業(科研、教育和機關)的工資水平都在逐年上升，但是前者的工資水平一直高于后者，腦體之間的負差距不斷增加，從1978年的105元增加到1990年的410元，腦體倒掛率(腦力工資水平/體力工資水平)從1978年的14.6%,上升到1990年的16.2%。腦體倒掛混淆了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區別，產生價值導向的逆反，對教育的經濟價值起著負調節和負刺激作用:一方面，它不是鼓勵體力勞動者向腦力勞動者轉化而是鼓勵腦力勞動者向體力勞動者退化;另一方面,它會使社會陷害入一種“經濟發展落后――人才貶值――經濟發展更落后”的惡性循環。

2.工資差異在一定時期間可以擴大也可以縮小。如果經濟發展迅速，對熟練勞動的要求不斷擴大，而教育發展滯后，難以培養出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人才，這時工資差距就會擴大；同時經濟的發展使人們對教育的重要性的認識越來越清晰，職業教育發展迅速，報酬較高的工作會誘導人們去獲得所需技能。人們參與職業教育積極性的提高，企業對大量非熟練勞動進行培訓的需要以及政府的各種鼓勵措施，會使熟練勞動的供給增加，就業人員的整體素質增加，這將使熟練勞動供給曲線向右移動，非熟練勞動供給非線向左移動。（如圖5、圖6）這些變動將增加非熟練勞動工資，減少熟練勞動的工資，其結果是勞動者工資水平差距減小。這就是說，由于職業教育的發展，高素質的勞動者大量增加，勞動者能力差異減小，收入差距縮小。

3.如果教育進一步發展，整個社會成員都接受了較高程度的教育，情況會如何呢?首先隨著教育的普及化，全體成員都接受了較高程度的教育，并且通過教育，勞動者的技術能力有較大程度提高，勞動者之間的能力差異縮小，那么，在勞動力流動過程中，勞動者所經受的轉移能力約束程度便會減弱，勞動力的流動趨于順暢，人與生產條件結合的均等化在流動中便趨于實現。顯然，這對于社會主義的平等，消除兩極分化會有所裨益。如圖7所示：

圖中AB是轉移技術能力約束曲線，其中a區域表示轉移可行區域，區域里的轉移方案是力所能及的；OC線表示轉移損失分界線，轉移能力約束范圍愈大，OC線趨于能力差異線。該圖中的轉移能力約束曲線形狀是任意畫出來的，對于我們的抽象理論分析來說，重要的是能力約束曲線的確存在，并且隨著教育的發展，可以使轉移減少損失。這條曲線的具體形狀對于我們所作的定量分析來說不是很重要。

其次，社會成員都獲得較高的教育不僅可以縮小人們的轉移能力差異，而且可以縮小人們勞動能力差異，并使勞動生產率普遍提高，人們的收入差異便會減少，從而可以縮小基尼系數，并改善實際收入分配曲線的懸殊狀態，從而消除貧富兩極分化。

圖8是洛倫茨曲線：a線為收入分配絕對平均曲線，b線為實際收人分配曲線，a線與b線間的距離為區域A，b線與c線間的距離區域為B，當b線與a線距離愈小時，收入分配愈平均，基尼系數K=A/A+B便愈小。影響b線移動的因素很多，但只要收入分配與能力之間具有較強的正相關關系，b線便因能力差異縮小，而趨于與a線重疊，從而基尼系線趨于零，即人們的貧富差距消失。

三、職業教育與失業

失業者是指那些沒有工作而且正在尋找工作的成年工人。一個人作為失業者，他就應該想找工作，積極找工作，而且現在還沒有找到工作。符合這些條件的人就是失業者。一個人如果沒有工作，但他并不愿意工作，或者不去尋找工作，那么就不能作為失業者。勞動力是就業者與失業者的總和。衡量失業嚴重程度的指標是失業率。失業率是失業人數在總勞動力中所占的百分比。失業率的計算公式為：

根據引起失業的原因，經濟學家把失業大體分為三類：摩擦失業、結構失業與周期失業。

摩擦失業是由于人們在不同的地區，職業或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不停地變動工作而引起的失業。這就是說，在一個動態的經濟中，總有一部分人或自愿或被迫離開原來的地區或職業，從離開舊工作到找新工作之間總有一段時間間隔。在這一時期中，這些人就處于失業狀態。這種勞動力的正常流動造成的失業也是失業隊伍流動性大的重要原因。

結構失業是勞動力的供求結構不一致時引起的失業。這時勞動力的供求在總量上也許是平衡的，但在結構上不一致，這就是一方面出現了有人無工作的失業，另一方面又存在有工作無人做的空位。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對某一種勞動力的需求增加，對另一種勞動力的需求減少，這就形成各種職業或地區之間勞動力供求不平衡，出現失業。由于這種失業的根源在于勞動力的供給結構不能適應對勞動力的需求結構的變動，所以稱為結構失業。

周期失業是由于對勞動力的總需求減少（而不是個別部門對勞動力需求的減少）而引起的失業。在經濟周期的衰退階段，整個社會的總支出和產量水平下降，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這就必然產生普遍的失業。

在經濟學中，充分就業并不是人人都有工作，摩擦失業和結構失業被稱為自然失業。自然失業是由經濟中一些難以克服的因素所引起的，是無法避免的失業。在宏觀經濟學中分析的重點以及政策所要解決的主要是周期失業。但職業教育對周期性失業作用不大，我們這里主要探討一下職業教育對自然失業的影響。自然失業雖然無法消除，但可以采取措施降低自然失業率，這些措施包括提供職業教育或培訓，改進勞動力市場的服務，通過向勞動者組織職業教育與培訓來降低失業率。

首先是摩擦失業。在市場經濟中，就業是一個雙向選擇的過程，也是一個勞動力資源最優化配置的過程，人們所得到的工作，并不一定適于他的工作能力，他們要花費一定的時間去尋找自己認為最合適的工作，才能使自己的專長和興趣與所從事的工作一致，這樣才能使人發揮出最大效率。人盡其才是在勞動市場上不斷尋找的過程中實現的。同時，整個社會勞動力的最優配置是在勞動力的流動中形成的，這種配置是動態的。隨著生產技術與需求的變動而改變工作就是勞動力配置最優化的過程。這種勞動力的流動和轉移是市場經濟的內在需要和活力所在，但其代價就是摩擦失業。

職業教育在摩擦失業中可以發揮巨大作用。職業教育可以提高就業者的綜合素質，使其擁有熟練的技能，甚至適用多種工作的技能，這樣勞動者之間的能力差異減少，自信心增強，勞動者所經受的轉移能力約束程度便會減弱，勞動力的流動會更趨于活躍，這有可能在短期內擴大摩擦失業數。但同時，勞動力的流動是有成本的。這些成本包括遷轉費、離職成本、風險等，由于職業教育使勞動力的流動更加順暢，在信息交流順暢的基礎上，可以縮短摩擦失業的時間，減少失業所造成的損失，從長期看可以減少摩擦失業的數量。

職業教育對結構性失業的作用更加明顯。勞動力結構性失業問題的解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勞動者技術水平的提高。一般來講，在勞動力市場上，技術熟練和非熟練的勞動者較之半熟練的勞動者尋求工作要容易得多。這是因為從整體上看，一個國家在它的經濟增長過程中，真正能夠提供工作崗位來擴大就業機會的行業和領域，是那些由于科學技術進步所開辟的新行業和新的經濟活動領域。但是，這些新行業和新的經濟活動領域所需要的勞動者，不是缺乏技術的一般勞動者，而是在技術上達到一定程度的勞動者。因此，尋求工作的勞動者如果掌握了一定的文化和專門技術，就能比較順利地就業；否則就很難在勞動力市場上尋求到工作。而一定的文化和專門技術獲得的最佳途徑是職業教育或培訓。這樣，才能使勞動力的供求結構趨于一致，從而達到減少結構性失業。

在現代生產條件下，要提高勞動者的技術水平，關鍵在于建立結構合理的職業技術教育體系。職業技術教育是對后備勞動者所進行的一種文化技術教育，其目的在于使后備勞動者獲得一技之長，以適應勞動力市場和用人單位的需要。經濟的發展總會有經濟結構的調整，新的行業、企業，新的工作種類不斷出現，舊的行業企業不斷衰落，其結果就是結構性失業。在我國的經濟改革中，一些傳統行業如紡織 、煤炭、 軍工 、森工等逐漸走向不景氣，企業內大量的富余人員被迫下崗。這些人員要么缺乏適應結構調整的技能，要么技能過于單一，甚至老化，通過職業教育或培訓可以使失業人員迅速擁有適應新工作、新崗位的必要的技術和能力，實現重新就業。我國許多地方所開展的下崗再就業培訓，就是職業教育發揮其作用的重要表現。但面對三千多萬的失業大軍，我國的職業教育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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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分割;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F241.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8-0120-02

《珠三角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09―2020年》明確指出,“統籌城鄉發展”是廣東省今后重大發展任務之一。要“按照城鄉規劃一體化、產業布局一體化、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公共服務一體化的總體要求,著力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率先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新格局。”其中“統籌城鄉就業,加快建立城鄉一體的人力資源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是實現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的必要條件。

一、新古典經濟學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新古典學派在勞動經濟學領域一直是公認的主流學派。該學派有許多代表人物,但都遵循著一個共同的理論框架:第一,強調市場機制以及市場要素在決定工資水平和勞動力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而將其他影響因素如法律、制度、文化等作為事先給定的因素;第二,對人類行為模式的假設為:經濟人、理性選擇、偏好獨立;第三,對勞動力市場本質的假設:勞動力市場具有高度的競爭性,存在大量的需求者和供給者,雙方都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可以在市場自由進入和退出,通過勞動力市場的均衡可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研究方法有兩個特點,一是大量運用邊際決策原則,即在經濟人假設前提下,只要邊際收益大于邊際成本,就是有利可圖的。二是常常運用從一般到特殊的邏輯推理方法,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假設條件少,能夠推斷出精美復雜的經濟模型,但是這種方法也存在致命缺陷:一旦假設條件稍有偏差,模型和預測結果便可能被全部。

根據上述對新古典勞動經濟學派的簡短回顧,可以看出,在其理論框架中,勞動力市場被當做是富有競爭性的、統一的整體,不存在地區、城鄉等的隔離現象,這是分析個人和企業行為的前提和出發點。

二、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分割的勞動力市場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LMS)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與新古典勞動經濟學派的假設截然不同,認為新古典學派的競爭性假設無法解釋勞動力市場的許多現實(如貧窮、歧視、與人力資本相悖的收入分配等),忽略了勞動力市場職業結構的性質和制度因素的作用。

該理論的特點是:勞動力市場不再被看做為一個連續的統一體,而是被分割為幾個不同的市場,各個市場有不同的特點,它們有不同的分配勞動和決定工資的方式;各個勞動力市場是相對封閉的,造成這種封閉的因素是集團因素的聯合和制度因素的約束。該理論在研究方法上表現為:第一,側重從需求的角度研究勞動力市場均衡和工資的決定,而新古典學派側重從供給的角度研究勞動力市場,人力資本理論是其重要的理論基礎。第二,強調制度、組織、習俗包括社會歧視對勞動力市場的重要影響。

最早全面闡述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是多林格和皮奧里,他們將勞動力市場劃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主要勞動力市場是有高度組織的正式勞動力市場,有詳細的雇傭決策原則,市場力量基本不發揮作用。其需求方生產的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工資分配遵循的并非新古典的邊際原則,勞動者收入高,升遷機會較多。而次級勞動力市場的雇傭與工資分配則根據邊際決策原則決定,市場力量工資和就業決定中發揮主要作用。其需求方為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小公司或行業,工資低、工作條件差、就業不穩定、缺乏培訓與晉升的機會,一級市場與次級市場之間存在流動障礙。

關于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有兩種不同的觀點。新古典學派從勞動力供給角度出發,認為人力資本是主要的決定因素。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則從勞動力需求角度出發,認為分割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產業結構的影響,如果企業面對的是產品需求穩定的市場,則企業創造的是一級市場,反之,則創造二級市場。另一方面是制度和工會的影響。二級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并非能力低,而是因為歧視等制度,難以進入一級勞動力市場。

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夾雜了許多體制性、制度性因素,而且這種制度性分割與西方國家的制度分割存在很大的差別,最明顯的表現是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

三、發展經濟學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

發展經濟學是以二元經濟結構為理論基礎的,該理論揭示了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以及一體化的趨勢。最有代表性的是劉易斯模型和托達羅模型。

劉易斯模型的主要觀點是:第一,經濟體系中有兩個部門,一個是只能維持最低生存水平的、以傳統方法進行生產的農業部門,在該部門中,工資不是由農民的邊際生產力決定,而是取決于勞動者平均分享農業的產量;另一個是以現代化方法進行生產的城市工業部門,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較高;第二,傳統部門存在大量過剩的勞動力,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或負數;第三,由于兩個部門在生產率和工資方面存在巨大差別,農村勞動力會向工業部門轉移,由于農業部門人多地少,即使資本主義部門現行工資不變,農村勞動力供給也是無限的。第四,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生產率逐漸提高,農業勞動力生產將會出現拐點(劉易斯拐點),即農業部門工資隨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而上升;第五,當兩個部門的生產率接近一致時,工業部門對農業剩余勞動力吸收完畢,此時,農村勞動力不再向工業轉移,二元經濟結構就轉變為一元經濟結構。

劉易斯的這一模型,后來得到了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費景漢和拉尼斯的補充,故稱為“劉易斯―費景漢―拉尼斯人口流動模型”。但是卻受到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達羅的批評與否定。托達羅認為劉易斯人口轉移模型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實際,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其主要觀點是:第一,決定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因素并不僅僅是城鄉的實際收入差別,而是轉移的預期收入。而影響他們的預期收入有兩個因素:城鄉實際工資差異以及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第二,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并不能自動實現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的轉化。因為,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很可能造成城市大量的失業。第三,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的有效轉化途徑是農村和農業的發展。在政策上, 應改變重工業輕農業的發展戰略,將發展重點放在發展農村經濟上。

從劉易斯模型和托達羅模型可以看出,兩種模型隱含著一個共同的假設:城鄉勞動力市場是處于分割狀態的,各自具有不同的用工機制和勞動報酬決定機制。分割的原因在于工業和農業兩個生產部門的生產方式和勞動效率存在巨大差別。兩種模型重要的區別在于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條件不同。劉易斯認為,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的流動會促進勞動力市場一體化。這種城鄉一體化會伴隨資本主義部門的不斷擴大和自給農業部門的逐漸萎縮,是農村完全融入城市的模式。其政策含義是加速城市工業部門的發展,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但卻不注重農業部門的發展。托達羅認為,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條件是農村和農業的發展。在政策上,傾向于發展農村經濟,建議政府應當改變重工業、輕農業的發展戰略,提高農業勞動者的實際收入水平,在農村勞動力轉移上主張實行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

此外,雖然兩種模型都隱含著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假設,但是,都將分割歸因于勞動力需求因素,沒有考慮到勞動力供給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響。

四、勞動力市場理論演進的啟示

各學派對勞動力市場的認識從最初的整體觀,演變為分割觀,進而演變為城鄉分割觀,表現為對勞動力市場的理論假設越來越接近社會現實。目前,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是中國勞動力市場發育最突出的問題,勞動力市場要從分割走向一體化,關鍵要加快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融合,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

以上理論也蘊涵著實現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不同路徑和條件。新古典學派將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歸結為勞動力供給方的差異,其政策含義是通過發展教育培訓,提高人力資本,減少勞動力的質量差異來增進勞動力市場的融合。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則將勞動力市場分割歸因于產業結構等需求方面的因素和制度因素,其政策含義是通過提高產品市場的競爭程度和制度改進來促進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劉易斯模型和托達羅模型側重研究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將分割的原因歸結為工業和農業兩個生產部門存在勞動效率的巨大差別。其中劉易斯模型主張通過發展城市工業部門來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推動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托達羅模型主張通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縮小農業與非農業的收入差距,促進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

因此,中國要建立一體化的城鄉勞動力市場,可從多個方面同時推進:第一,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不是以城帶鄉,也不是以鄉帶城,而是城鄉的協調、同步發展,對于城市問題與農村問題、農業與工業的發展問題不能割裂處理,要有統一的規劃和整體的布局。第二,發展農村教育事業,建立農村社區學院,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技能培訓,通過縮小城鄉勞動力的質量差別來增進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融合。第三,提高各產業勞動生產率,在深化農業和工業改革的同時,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第三產業的發展將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發揮重要的吸納作用。第四,加快相關制度改革促進勞動力在城鄉之間、產業之間的自由流動,減少勞動力流動的障礙。比如,實行更靈活的土地政策,更寬松的人口流動政策以及建立統一、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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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競爭；分割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勞動力資源配置

市場經濟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運行方式，其核心是通過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使社會有限的資源、特別是勞動力資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門或領域。市場機制之所以能夠對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種市場經濟規律綜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發調節資源合理分配的機理。這種機理突出表現在市場信號（市場供求與市場價格）能夠正確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場競爭機制作用下，誘導資源由供給過剩向供給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門或領域流動。由于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配置與重新配置，是以市場信號為導向，以市場競爭為動力，以勞動力流動為條件。唯有不息的流動才能不斷地配置勞動力要素于社會生產率最高或勞動力邊際產出最大的部門或領域。因此，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之一。

同其他社會形態的市場經濟一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其配置對象不僅僅是生產資料，還包括其他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要素。在諸生產要素中，勞動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產要素是由市場配置的，唯獨勞動力這個活的、能動的要素，是由行政計劃配置的，企業一定活不了，國民經濟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勞動力要素排除在市場機制配置之外，這種市場經濟就稱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迄今為止，不管是哪一個實行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都沒有把勞動力排除在市場機制作用范圍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沒有勞動力市場的市場經濟。又要搞市場經濟，又不承認存在著勞動力市場，這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勞動力市場作為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是與傳統經濟體制下行政計劃配置勞動力資源方式相對而言的。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同其他資源一樣，是伴隨著政府的計劃而確定的，而政府的計劃又是跟著政府的決策轉，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所依賴的客觀經濟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市場對勞動力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作為彌補市場失靈的政府計劃和決策，不但不能破壞這個基礎，還必須服從于市場的健康運行，有利于市場配置基礎作用的有效發揮。只有用市場機制配置勞動力資源，才能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

所謂勞動力市場，概括地說，就是勞動力供求之間在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是完全出于自愿而進行的勞動力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力交換合約為基礎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只有當這種關系成為一種普遍而非單個偶然的社會現象時，才成為勞動力市場。就其結果而言，社會上大量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過程，同時就是勞動力資源在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過程。只不過這種分配是通過勞動力交換并由價格引導而自發實現的。可見，勞動力市場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勞動力資源。進一步說，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勞動力交換活動，但這種交換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

二、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運作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經濟早期雇傭工人起源的研究，撇開了對勞動力資源的分配功能，勞動力市場反映的是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這一交換關系，這一交換關系是與雇傭工人的形成聯系在一起，并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的產物。馬克思的分析表明，現代雇傭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縛的農民，農民之所以成為雇傭工人，必須具備兩個基本前提：一是農民與土地等生產資料相分離而變得一無所有，轉讓勞動力使用權是唯一的謀生手段；二是農民擺脫封建宗法關系的束縛和人身依附而成為自由人，從而擁有對自己勞動力自由的轉讓權。馬克思的上述分析，顯然是從勞動力供給這個側面闡述了早期勞動力市場形成的歷史條件，但對于勞動力市場分配勞動力資源的功能，以及勞動力市場實際運作過程中勞動力供求雙方交易的行為規律及行為基礎并未深入探討。

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動，但這些交易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勞動力買賣當事人的行為及動機怎樣，構成了勞動力市場運作最基本的規定。勞動力市場運作對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及動機的基本的規定是：一、勞動力供給者只有通過勞動力的出售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因此，他必須是一個具有理性行為的自由人。所謂“理性行為”，即勞動力的供給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動機。正是這種動機支配著勞動力供給者的行為。所謂“自由人”，即勞動力供給者對其勞動力具有自由的轉讓權，沒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關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經濟的強制。因為，對于商品交換來說，除了它自己的性質所決定的交換者雙方以契約形式表現的權利關系以外，不應帶有任何形式的強制關系。貨幣所有者能夠在市場上找到勞動力，只是因為勞動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勞動力當作商品出售。而勞動力要成為商品，首先必須是勞動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夠支配自己的勞動力。其次是勞動力需求者必須是獨立自主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乃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經營動機，這個動機決定著廠商對勞動力的需求。顯而易見，只有勞動力供求雙方作為“理性的自由人”和“獨立的經濟人”的身份出現時，才能發生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的自由交易活動，而正是這些活動本身構成了井然有序的勞動力市場的實際運作。

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運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場主體地位明確，通過雙向選擇實現就業。勞動者作為就業主體，具有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利，可以根據自身的條件和市場價格的信號，選擇用人單位；用人單位作為用人主體，具有按照生產經營需要和工作崗位特點選擇必要數量、相應素質勞動力的權利。這就是勞動者的擇業自主權和用人單位的用人自主權。這種雙向選擇權利的充分貫徹，需要有一個統一、開放的市場，不僅要消除所有制、職工身份的界限，還要沖破城鄉隔離、地區封鎖的格局。勞動力必須能夠自由地在各個部門、地區和企業之間流動，不存在任何行政規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礙這種自由流動。勞動力的供給方能否自主決定勞動力使用權轉讓或是否為自由人這一勞動力市場的基本規定之一，是由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來體現和印證，而勞動力的現實流動則是實現勞動力資源在各部門、各地區、各企業優化配置的充分條件，沒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調節資源分配的勞動力市場就失去了生命。（2）是價值規律、供求關系調節著勞動力的流動。勞動力供求雙方的行為都接受價格信號（工資率）的引導，這一信號引導或調節著勞動力資源在社會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在勞動力市場上，價值規律的作用，是通過收入分配反映出來的，勞動者主要是根據勞動力價格信號來決定就業或轉業；用人單位則主要根據社會平均勞動力價格信號及經營情況調節分配和用人數量。在一定時期內，需要就業的勞動者或多或少，用人單位需要的用人數量也各有不同，這種供求關系也直接影響著收入分配的變化。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共同決定著勞動力的配置和組合，推動著勞動者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的合理流動。顯而易見，價格（即工資率）作為勞動力需求與供給之間的一種比例，既是反映現有勞動力在各部門、各企業供求狀況的顯示信號，同時又給出了引導勞動力供求狀況，以及進一步調整的指示信號；不僅引導勞動力供求行為調整，而且同時也受勞動力供求狀況的左右，由勞動力供求雙方利益的共同平衡點來決定工資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單個勞動力供給者和需求者都以這個社會決定的工資率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則決定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數量。如果說，在勞動力市場上有誰來主持勞動力資源分配和保證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必須按照市場規則行事的話，那么，它決不是具體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勞動力的價格即工資率這只“看不見的手”和勞動力供給之間、勞動力需求之間以及勞動力供求之間的優勝劣汰的生存競爭。競爭的規律會為勞動力供求雙方恪守勞動力合約并在合約范圍內行事強制地開辟道路。利益驅動和自由競爭是勞動力市場調節勞動力資源分配至高無上的權威，是勞動力市場的靈魂。

從目前中國勞動力資源配置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弊端來考察，也大都可以從排斥市場機制和市場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這些問題同樣有待于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來解決。因此，提出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確認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方式，不僅是理論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國勞動就業體制改革和勞動力資源配置方式轉換，如何適應整個經濟體制市場取向改革客觀要求的必然選擇。

篇4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競爭；分割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勞動力資源配置

市場經濟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運行方式，其核心是通過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使社會有限的資源、特別是勞動力資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門或領域。市場機制之所以能夠對勞動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種市場經濟規律綜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發調節資源合理分配的機理。這種機理突出表現在市場信號（市場供求與市場價格）能夠正確地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場競爭機制作用下，誘導資源由供給過剩向供給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門或領域流動。由于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配置與重新配置，是以市場信號為導向，以市場競爭為動力，以勞動力流動為條件。唯有不息的流動才能不斷地配置勞動力要素于社會生產率最高或勞動力邊際產出最大的部門或領域。因此，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之一。

同其他社會形態的市場經濟一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其配置對象不僅僅是生產資料，還包括其他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要素。在諸生產要素中，勞動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產要素是由市場配置的，唯獨勞動力這個活的、能動的要素，是由行政計劃配置的，企業一定活不了，國民經濟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勞動力要素排除在市場機制配置之外，這種市場經濟就稱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迄今為止，不管是哪一個實行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都沒有把勞動力排除在市場機制作用范圍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沒有勞動力市場的市場經濟。又要搞市場經濟，又不承認存在著勞動力市場，這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勞動力市場作為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是與傳統經濟體制下行政計劃配置勞動力資源方式相對而言的。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同其他資源一樣，是伴隨著政府的計劃而確定的，而政府的計劃又是跟著政府的決策轉，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所依賴的客觀經濟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市場對勞動力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作為彌補市場失靈的政府計劃和決策，不但不能破壞這個基礎，還必須服從于市場的健康運行，有利于市場配置基礎作用的有效發揮。只有用市場機制配置勞動力資源，才能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

所謂勞動力市場，概括地說，就是勞動力供求之間在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上達成一系列合約的總和。勞動力使用權的轉讓與購買，是完全出于自愿而進行的勞動力交換活動，反映了以勞動力交換合約為基礎的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只有當這種關系成為一種普遍而非單個偶然的社會現象時，才成為勞動力市場。就其結果而言，社會上大量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過程，同時就是勞動力資源在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過程。只不過這種分配是通過勞動力交換并由價格引導而自發實現的。可見，勞動力市場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勞動力資源。進一步說，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勞動力交換活動，但這種交換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

二、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運作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經濟早期雇傭工人起源的研究，撇開了對勞動力資源的分配功能，勞動力市場反映的是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這一交換關系，這一交換關系是與雇傭工人的形成聯系在一起，并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的產物。馬克思的分析表明，現代雇傭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縛的農民，農民之所以成為雇傭工人，必須具備兩個基本前提：一是農民與土地等生產資料相分離而變得一無所有，轉讓勞動力使用權是唯一的謀生手段；二是農民擺脫封建宗法關系的束縛和人身依附而成為自由人，從而擁有對自己勞動力自由的轉讓權。馬克思的上述分析，顯然是從勞動力供給這個側面闡述了早期勞動力市場形成的歷史條件，但對于勞動力市場分配勞動力資源的功能，以及勞動力市場實際運作過程中勞動力供求雙方交易的行為規律及行為基礎并未深入探討。

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形式上是勞動力供求雙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動，但這些交易活動實際完成的卻是勞動力資源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配。勞動力買賣當事人的行為及動機怎樣，構成了勞動力市場運作最基本的規定。勞動力市場運作對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及動機的基本的規定是：一、勞動力供給者只有通過勞動力的出售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因此，他必須是一個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謂“理”，即勞動力的供給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動機。正是這種動機支配著勞動力供給者的行為。所謂“自由人”，即勞動力供給者對其勞動力具有自由的轉讓權，沒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關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經濟的強制。因為，對于商品交換來說，除了它自己的性質所決定的交換者雙方以契約形式表現的權利關系以外，不應帶有任何形式的強制關系。貨幣所有者能夠在市場上找到勞動力，只是因為勞動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勞動力當作商品出售。而勞動力要成為商品，首先必須是勞動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夠支配自己的勞動力。其次是勞動力需求者必須是獨立自主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乃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經營動機，這個動機決定著廠商對勞動力的需求。顯而易見，只有勞動力供求雙方作為“理性的自由人”和“獨立的經濟人”的身份出現時，才能發生勞動力使用權轉讓與購買的自由交易活動，而正是這些活動本身構成了井然有序的勞動力市場的實際運作。

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運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場主體地位明確，通過雙向選擇實現就業。勞動者作為就業主體，具有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利，可以根據自身的條件和市場價格的信號，選擇用人單位；用人單位作為用人主體，具有按照生產經營需要和工作崗位特點選擇必要數量、相應素質勞動力的權利。這就是勞動者的擇業自和用人單位的用人自。這種雙向選擇權利的充分貫徹，需要有一個統一、開放的市場，不僅要消除所有制、職工身份的界限，還要沖破城鄉隔離、地區封鎖的格局。勞動力必須能夠自由地在各個部門、地區和企業之間流動，不存在任何行政規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礙這種自由流動。勞動力的供給方能否自主決定勞動力使用權轉讓或是否為自由人這一勞動力市場的基本規定之一，是由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來體現和印證，而勞動力的現實流動則是實現勞動力資源在各部門、各地區、各企業優化配置的充分條件，沒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調節資源分配的勞動力市場就失去了生命。（2）是價值規律、供求關系調節著勞動力的流動。勞動力供求雙方的行為都接受價格信號（工資率）的引導，這一信號引導或調節著勞動力資源在社會各種用途之間的分配。在勞動力市場上，價值規律的作用，是通過收入分配反映出來的，勞動者主要是根據勞動力價格信號來決定就業或轉業；用人單位則主要根據社會平均勞動力價格信號及經營情況調節分配和用人數量。在一定時期內，需要就業的勞動者或多或少，用人單位需要的用人數量也各有不同，這種供求關系也直接影響著收入分配的變化。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共同決定著勞動力的配置和組合，推動著勞動者跨地區、跨行業、跨部門的合理流動。顯而易見，價格（即工資率）作為勞動力需求與供給之間的一種比例，既是反映現有勞動力在各部門、各企業供求狀況的顯示信號，同時又給出了引導勞動力供求狀況，以及進一步調整的指示信號；不僅引導勞動力供求行為調整，而且同時也受勞動力供求狀況的左右，由勞動力供求雙方利益的共同平衡點來決定工資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單個勞動力供給者和需求者都以這個社會決定的工資率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則決定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數量。如果說，在勞動力市場上有誰來主持勞動力資源分配和保證勞動力供求雙方行為必須按照市場規則行事的話，那么，它決不是具體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勞動力的價格即工資率這只“看不見的手”和勞動力供給之間、勞動力需求之間以及勞動力供求之間的優勝劣汰的生存競爭。競爭的規律會為勞動力供求雙方恪守勞動力合約并在合約范圍內行事強制地開辟道路。利益驅動和自由競爭是勞動力市場調節勞動力資源分配至高無上的權威，是勞動力市場的靈魂。

從目前中國勞動力資源配置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弊端來考察，也大都可以從排斥市場機制和市場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這些問題同樣有待于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來解決。因此，提出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確認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方式，不僅是理論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國勞動就業體制改革和勞動力資源配置方式轉換，如何適應整個經濟體制市場取向改革客觀要求的必然選擇。

三、現實經濟運行中的勞動力市場分割

理論意義上的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在部門間、行業間、區域間的配置，表現為市場供給與市場需求之間，通過自由交換而自動平衡的結果。這種純粹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勞動力在部門間、行業間、區域間的流動，形成競爭性勞動力市場。在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作為流動行為主體的勞動力供給者（即流動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勞動力的權力，即勞動者作為流動行為主體，對于其是否流動，以及怎樣流動，具有完全決定權。對于流動者即勞動者來說，流動行為是否發生，主要取決于流動的機會成本與預期收益的差數。當然，勞動力流動的規模和程度，還要受經濟結構變動因素的制約。正是經濟結構的變動，直接導致勞動力在部門間、行業間、區域間的流動。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或者說，現實的勞動力市場競爭是不充分的，存在著形形的勞動力轉移障礙，以及由此引起的勞動報酬上的顯著差別。西方經濟學家把它稱為勞動力市場歧視。勞動力市場歧視，指的是在所有經濟因素方面都相同的個人之間的報酬差別。這些勞動者具有同等的生產能力，但由于某些社會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從而引起勞動報酬或待遇上的懸殊差別。對這種現象的研究，旨在確定歧視對報酬差別的影響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勞動不能獲得同等報酬，由此引起的勞動報酬上的顯著差別，是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具體表現。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是把這種被分割了的勞動力市場，看成是同一個勞動者由于從事不同種類的工作，因而領取不同的勞動報酬。換句話說，這些勞動者之所以領取較低的勞動報酬，并不是因為其勞動素質低，而是由于他們無法進入可以領取較高勞動報酬的那部分勞動力市場，失去了在其中謀職的機會。出現勞動者素質和勞動報酬不相對稱的情況，即同工不同酬。

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首先表現為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所形成的城鄉就業隔離政策，不僅是行政上的隔離，同時又是體制上的隔離，即不允許農村勞動力自由進入城市就業。在城鄉兩種就業體制的差別性還沒有完全消除的情況下，徹底啟動城鄉之間長期隔離的勞動力市場閘門，即建立全方位開放的統一勞動力市場，其風險性是不可忽視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特別是80年代中后期以來，政府對農民的自由流動和就業選擇權利的有條件認可，城市對農村勞動力進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鄉之間還存在著明顯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尋找就業機會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呈日益增長的趨勢（目前已突破1億人）。但是，至今還不可能形成穩定的、制度化的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化機制，城市勞動力市場還沒有條件對農村實行全方位開放，農村勞動者和城市勞動者還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競爭的權利。在相當程度上還存在城市勞動力市場和農村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狀況。由于城市的開放性勞動力市場尚未確立以及政府對城市勞動者就業采取不同于農村勞動者的特殊保護制度，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市場性流動方式進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還無法同城市勞動力一樣，進入同等待遇的職業領域并獲得制度性工資。流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大多從業于勞動強度大的、勞動條件差的非技術性行業，領取比城市勞動者相對低得多的勞動報酬。這種對農村流動勞動力的就業限制和歧視，在短時間內還難以消除。它使我國勞動力市場規模難以通過無障礙流動而迅速擴大，也不可能使勞動力在市場競爭中獲得平均價格。

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集中反映在城鄉居民收入的差別上。改革初期由傳統體制遺留下來的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是相當大的，城鎮居民的人均生活費收入與農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費收入或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的比率（簡稱城鄉收入比率）高達2．37。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率先在農村地區展開后，城鄉收入比率開始下降，到1983年達到1．70這一最低點。隨著的進行，從1984年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又開始拉大，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開始超過1978年的差距，1994年進一步擴大到2．86，此后雖然有所縮小，但1999年仍然達到2．65。

勞動力市場分割，也表現在行業之間同工不同酬的勞動報酬的差別上。即在行業之間，也沒有形成統一開放的競爭型勞動力市場。1998年，我國最高行業的平均工資為10633元，最低行業的平均工資為4528元，相差6105元，極值比2．35。我國壟斷行業高工資、高福利狀況的存在，說明城鎮內部不同行業的勞動力市場仍然處于相互分割的狀態，缺乏必要的競爭性和流動性。壟斷行業在缺乏適當約束機制的條件下，將壟斷收益大量地分配給職工個人，形成這些行業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險業、城市供應業、郵電通信業和房地產等行業。這既是市場化不夠、市場機制不健全的結果，也是國家對這些企業監督管理不力的結果。

勞動力市場分割，還表現在地區間居民個人收入差別上。改革開放以來，由于選擇漸進式道路，東部地區率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較快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從而使得東西部的經濟增長速度逐漸拉開了距離。1949－1978年，以現價計算，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東西部之比為7．08：7．52。西部地區高于東部地區0．44個百分點。到1978年東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縮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間，我國經濟按可比價格計算，年均增長速度為12．8％，西部增長速度為8．7％。東部地區高出西部地區4．1個百分點。使一度縮小的地區差距又呈拉大之勢。在近幾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比率中，東部地區占65％以上，西部地區僅占15％左右。在全國人均創造國內生產總值中，東部地區超過平均數4成以上，西部地區只有平均數的一半左右。農民收入的地區差距也進一步拉大。1978年東西部農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東部農民人均純收入超過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東西部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從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絕對收入差距則從西部高于東部的11元變為東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區居民個人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與不同地區之間勞動力缺乏流動性和開放性有關，市場不能通過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來平衡區域間的工資水平差異以及相應的收入差異。歸根到底，在于東西部地區間還存在著勞動力市場分割。

在過去的20年里，越來越多不拘泥于傳統理論的經濟學家，對勞動力市場的運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釋，并試圖構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棄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勞動力市場競爭式分析法，轉而強調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屬性，強調制度性、社會性因素對勞動力流動、勞動者就業以及勞動報酬的重要影響，這種理論就被冠之以勞動力市場分割學派，并被確認為勞動經濟學的前沿問題。

參考文獻：

1科斯．契約經濟學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篇5

【關鍵詞】 人力資源 勞動力市場 存在問題 影響關系

完善措施

一、勞動力市場基本理論概述簡介

勞動力市場，又稱勞動市場、勞工市場、職業市場、就業市場、求職市場、招聘市場、人力市場等，是指勞工供求的市場。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由市場來配置勞動力資源和調節勞動力供求關系的運行機制。勞動力市場在整個市場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勞動力市場在我國市場體系中是一個處于中心地位的獨立完整的市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國的勞動力市場體系已基本發育成型，并呈現良性運轉的態勢。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仍然有許多方面還不夠完善，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勞動力市場建設存在的主要問題

1.市場發育和建設滯后，制度障礙依然存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可讓渡的只是它的使用權，其所有權仍然歸個人所有。但長期以來，由于在勞動力的商品屬性認識上的模糊，使得在生產資料、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作為商品進入市場并得到較快發展的情況下，在勞動力市場的發育和建設方面卻顧慮重重，導致包括建筑勞動力市場在內的社會勞動力市場建設明顯滯后于其他要素市場。再者，由于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傳統戶籍、用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等障礙，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所有制之間仍存在壁壘，勞動力價格的杠桿的作用得不到有效發揮，限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和市場化配置。因此，盡管建筑勞動力用工分配制度改革起步較早，但其市場化進程仍滯后于其他要素市場。

2.法規不健全，宏觀調控作用發揮不夠

盡管我國《勞動法》早已頒布實施，但勞動力及其市場運行的配套法規仍不健全。從需求方面看，地區、部門封鎖仍然存在，城鎮和農村間勞動力就業機會仍不平等。從供給方面看，勞動力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充分保障，除部分地區外，符合行業特點和市場建設需要的培訓基地化、輸出建制化的建筑勞動力資源開發體系尚未形成，相當多的地方勞動力仍處于盲目發展和無序流動狀態。在宏觀調控方面，由于法律法規尚不健全。加上傳統行政管理思維的慣性，政府宏觀調控的定位與尺度就難以準確把握，往往是行政干預和具體介入多，而宏觀、間接的調控少，難以與市場調節形成有機的互補作用。

3.中介服務機構建設薄弱，市場交易不規范

有形勞動力市場（交易場所）是建筑勞動力供求公開、公正、公平交易的載體，社會中介服務體系是為供求雙方提供信息、職業培訓等社會化服務的媒介，但二者的發展均滯后于市場的需要。目前我國已建立建筑勞動力力專業市場或建筑勞務分包市場的城市為數很少，建筑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渠道不暢，不正當工程勞務分包交易和非法用工等得不到有效的監督制約。在社會中介服務方面，能夠為勞動力供需雙方提供信息、職介、職業培訓、組織輸出流動等服務的合法中介機構不足，信息采集傳遞方式單一，服務質量和效率不高。尤其是絕大多數來自農村的建筑勞動者未列入社會保障對象，其養老、失業、工傷、醫療等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三、對建立和諧勞動關系的影響分析

1.供求失衡導致的強資本、弱勞工狀況

由于我國目前的勞動力市場是典型的總量上供給大于需求的買方市場，買方約束型的勞動力市場使企業雇主處于主導、控制的地位。在締結勞動契約時，勞動者之間過分的就業競爭壓力，使勞動者不得不在勞動條件、報酬、福利等方面降低自己的要求，削弱以至損害自己的某些勞動權利，以換取被企業選擇就業的機會。勞動者在勞動關系中的平等地位在進入企業伊始就被大大地削弱了，而且，勞動者的這種弱勢狀態還會延續到以后的勞動關系中。由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失衡帶來的勞動關系中普遍存在的強資本、弱勞工狀況是我國和諧勞動關系建立中所碰到的許多問題的根源。

2.工會對和諧勞動關系的建立形成約束

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工會作為勞動者為維護自身利益研究方向：勞動經濟學。而自主結合的組織，其根本宗旨在于代表和維護勞動者的權益。正是這一宗旨推動了工會成為現代勞動關系體制的基本構成要素，在協調勞動關系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國的工會還不能夠充分發揮出其在勞動力市場中應有的代表和維護勞動者權益的功能，這就大大削弱了工會在協調勞動關系中的作用。如果沒有工會的制度均衡作用，勞動關系沖突就非常可能處于自發的、非理性的、破壞性的狀態，其后果就是勞動關系的不穩定和勞動關系的惡化。這種狀況肯定不利于和諧勞動關系的建立。所以，工會角色的不到位會對和諧勞動關系的建立形成約束。

3.市場秩序不規范致使勞動爭議頻繁發生

由于相關法律制度欠缺及執法不嚴，在勞動力市場的實際運行中不規范和無序現象仍比較嚴重，勞動爭議頻繁發生。比如：勞動合同、集體合同簽訂不規范或拒簽；阻撓職工組建工會；壓低或拖欠職工（包括農民工）工資；不繳納或拖欠社會保險費；隨意延長工時；不重視勞動保護和生產安全；隨意解雇職；勞動合同的短期化；濫用勞務工；等等。在勞動力市場秩序還不是非常規范的情況下，一方面是大量的用人單位不遵守勞動法，另一方面勞動者的法律意識又比以前有所提高，因此，我國勞動爭議案件的數量呈逐年上升的趨勢。

四、完善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對策與措施

1.進一步完善工資機制

完善工資機制，使工資由勞動力市場供求決定。確保勞動力市場上的勞動力“價格信號”正常發揮作用。利用勞動力市場上“工資率”的調節功能，對勞動力市場上的勞動力供需進行靈活的調節，是解決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問題的關鍵所在。首先應當按照“市場機制決定，企業自主分配，國家監督調控”的新的工資運作目標模式的要求，繼續加大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工資改革力度，逐步實現完全的工資市場化。其次，要樹立“大工資”觀念，改善、優化職工的收入結構，合理使用工資、社會保險、職工福利三項基金，改變“低工資，多補貼，泛福利”的格局。最后，要逐步建立勞動收入市場化機制。

2.促進勞動力自由流動

有關“農民工”勞動關系問題的根源是勞動力的市場分隔。所以，要想徹底解決有關“農民工”勞動關系問題，就要徹底打破勞動力的市場分隔。因此，目前我國勞動力流動的最大障礙可能還是戶籍制度。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城鄉分隔的戶籍管理制度，已經不適應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對于勞動力資源進行優化配置的要求，是產生勞動力市場分隔、勞動力就業歧視等弊病的重要根源，直接影響了勞動力市場高效、公平、公正的良性運行秩序的建立，成為阻礙勞動力自由流動的一個重要制度因素。為了促進勞動力在全國范圍的自由流.動，真正體現勞動者和企業作為勞動力市場的主體地位，政府必須加大力度改革戶籍管理制度，把擇業權和用人權真正還給勞動者和企業。

3.改善勞動力市場秩序

通過加強勞動力市場立法、嚴格勞動力市場執法以完善勞動力市場秩序，保護勞動者和企業雙方的合法權益，使侵權行為得到應有的懲處，可以促進勞動關系的建立、運行和處理規范化。在加強勞動力市場立法方面的舉措有：建立和完善平等的勞動法律制度：包括建立反就業歧視的法律制度、建立和完善平等勞動合同制度、建立勞動者待遇公平分配制度；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責任制度：包括強化政府責任、強化用人單位責任，完善勞動爭議解決制度：包括建立和完善勞動關系三方協調機制和完善勞動仲裁和訴訟制度。通過勞動管理機構和群眾自我維護權利兩方面的力量，切實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政府要切實承擔起維護市場秩序的責任。

4.建立完善的失業保險制度

一是擴大失業保險金的覆蓋范圍和功能。將失業保險范圍由國有企業擴大到城鎮多種所有制的全部職工，將失業保險的功能由目前以救助為主，逐步擴大到對失業人員的救助與就業和再就業服務兩種功能。二是改革失業保險金的籌集渠道和方法，盡快落實國家已確定的保險金收繳比例和辦法。逐步將失業保險由收費改為收取失業保險稅，通過稅收一個渠道征收。三是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規范各種收費行為。把目前單獨設立的各項有關的基金同失業保險金捆起來統一使用，使其與職業介紹、專業訓練和生產自救等促進就業和再就業的服務措施更好地結合起來，取消其他各項不規范的基金和收費制度。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