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老齡化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勞動力老齡化，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供給；延遲退休

中圖分類號：C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5）003-00000-02

勞動力是經濟生產活動的重要投入要素，改革開發三十多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得益于勞動力規模的持續擴大。但隨著人口增長率的逐漸放緩，人口老齡化也將對未來勞動力供給量產生影響。而對于城鎮化背景下，受教育年限延長、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退休年齡延遲等新的因素綜合作用下，人口老齡化這一人口新變化對勞動力市場產生積極還是消極的影響，學者研究尚未達成共識。閻坤[1]認為，人口老齡化導致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下降，進而導致勞動力內部年齡結構高齡化。趙喜順[2]認為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下降導致勞動力不足，對社會發展和社會穩定可能產生不利影響。

本文首先通過設計不同的勞動參與率變動假設，一方面保持各年齡段勞動參與率維持2010年水平不變；另一方面基于布拉斯相關生命表方法構建分年齡、性別的勞動參與率模型，對未來分年齡、性別的勞動力參與率進行預測，并結合2010-2050年勞動年齡人口預測數據，對未來勞動力供給進行預測。其次，通過設計不同的政策方案（維持現行退休政策方案；根據人社部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方案）將延遲退休政策納入預測過程，探討了不同政策背景下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

一、模型與數據

1.勞動參與率模型

本文根據布拉斯相關生命表模型，在王金營建立的勞動參與率模型基礎上加入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進行模型分析。模型邏輯結構如下：首先對年齡別勞動參與率進行logit轉換：

其中ls（x） 表示以基期勞動參與率的基準，本文以1990年人口的勞動參與率作為基準； Ys（x）為基準的logit轉換值；lt（x）（本文考察時期t=1990、1995、2000、2005、2010），分別為t年份的年齡別勞動參與率，YtYxY為t年份的勞動參與率的logit轉換值。

YtYxY與YSYxY之間呈線性關系：

其中μ為隨機誤差項；α（t）、β（t） 是與時間有關的待估參數，會隨年份t的變化而變化。通過預測α（t）Iβ（t）的變動趨勢，繼而可以按照公式3預測得到未來分性別的 ls（x） 。

2.勞動力供給預測方法

人口老齡化對人口年齡結構和勞動力參與率產生影響，進而對勞動力供給產生影響。本文參考彭秀健[3]的年齡結構分解方法，將總的勞動參與率分解為年齡結構因素、分年齡勞動參與率兩個因素。有效的勞動力供給數量取決于分年齡的勞動年齡人口規模以及分年齡、分性別的勞動參與率。

其中，PRt為t _（）_D_DPRi，t用來表示t年年齡組i的勞動參與率，通常把15～64歲之間人口視為勞動年齡人口；Si，t為t年年齡組i的人口占總勞動年齡人口的份額，Lt為t年勞動力數量，WPt是t年勞動年齡人口數量。

3.數據來源

（1）未來勞動人口預測數據：結合目前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現行政策中放寬獨生子女生育二孩的政策變動現實，采用香港科技大學馬忠東[4]等人研究中關于未來人口預測與勞動年齡人口預測方案中方案II的預測結果。（2）勞動參與率數據：數據選取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和1995年、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的分性別、分年齡人口數和從業人員、失業人員數據①。

二、多方案下勞動力供給的預測

方案一：單純考察“人口老齡化”（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因素

為明顯突出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對未來勞動參與變動趨勢的影響，本文將對單純“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效應”對中國勞動參與率的影響進行分析，以作為預測模式下勞動參與率變動趨勢的對比。具體處理方式如下，本文中以5歲為單位將勞動年齡（l5-64歲）人口劃分成10個年齡組（i=1，2，…，10）。式（3）表示總勞動參與率的變化是分年齡的勞動參與率的變化或者分年齡人口占總勞動年齡人口份額的變化，即勞動力人口構成變化的結果。我們將后者的影響稱為“人口年齡結構影響”。許多社會、經濟和文化因素會影響分年齡、分性別的勞動參與率。在此暫時不考慮分年齡勞動參與率的變化，只分析人口構成影響。

假定2010-2050年間分年齡、分性別的勞動參與率維持在2010年水平保持不變，均為 RPt，2010，只考察人口年齡構成變化對總勞動參與率的影響。

指的是在分年齡、分性別勞動參與率保持在2010年水平不變的情況下，在t年可觀察到的總勞動參與率。的變化反映了勞動年齡人口構成變化（人口老齡化）對總勞動參與率的影響。

預測結果：根據方案一，有效勞動力數量變動趨勢如圖1所示，由于未來勞動年齡人口中25-44歲占的比重逐漸降低，而45-64歲的相對高齡勞動年齡人口占的比重又逐漸升高，即使未來各年齡組勞動參與率保持2010年的水平不變，人口年齡結構趨于老化也會引起總和勞動參與率出現下降趨勢。特別是在2020年以后，這種趨勢更加明顯。換言之，如果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即使保持不變，而年齡結構趨向老化，則未來的勞動力人口也會減少。

方案二：基于勞動參與率模型預測的勞動參與率數據，考慮延遲退休年齡政策。考慮健康水平的提高，假設男女退休年齡按照2014年國家關于漸進式退休政策的信息，自2016年起，男、女退休年齡每2年延遲1歲，直至退休年齡達到65歲為止；同時參考2000年日本該年齡組勞動參與率水平，對未來40年內中國該年齡組勞動參與率做出預測：當當年退休年齡未達到65歲時，每間隔10年各年齡段勞動參與率將延續上一年齡組勞動參與率水平，每間隔5年的勞動參與率水平根據間隔10年的勞動參與率采用插值法求出；當當年退休年齡達到65歲時，各年齡段勞動參與率直接延續上一年齡組勞動參與率水平但略有下降，下降幅度約為10%。

方案三：基于勞動參與率模型預測數據，保持現行退休年齡政策；預測結果對比分析：

2010-2050年中國勞動力供給量的變動趨勢如圖2所示。方案二、三中顯示的中國總勞動力供給在2010年之后都出現下降的趨勢，但方案二、方案三對比之下我們可以發現：其一在于盡管方案二、三勞動供給總量變動呈現相同的變動趨勢，但方案二勞動供給量在每一時點都高于方案三條件下，說明延遲退休年齡政策能夠從一定程度上緩解勞動力供給下行的效果；其二在于方案二中起始于2016年的延遲退休年齡政策效果于2030年后才逐步顯現出來，但效果比較有限，并且2040年之后延遲退休年齡政策效果逐漸減小。但同時也必須注意到，不管是方案二或者方案三，在2030年后勞動供給量的變動趨勢相似且總量差別不大，可見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并不能從根本上減緩勞動力總供給逐漸減少的趨勢。

三、結束語

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是研究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發展影響的重要方面。本文基于布拉斯相關生命表方法構建分年齡、性別的勞動參與率模型對未來勞動力勞動參與率進行預測，通過設計多種方案，將不同政策變量納入預測過程，并結合勞動年齡人口預測數據，探討了人口老齡化對中國勞動力供給的影響。結果表明，人口老齡化（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傾向于減少未來中國勞動力供給；漸進式的延遲退休年齡政策能夠從一定程度上緩解勞動力供給減少的趨勢。

未來幾十年，中國人口紅利進一步縮小，近年來勞動力市場出現的這一系列問題，都預示著未來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和制度安排面臨新的課題。從文中分析可以看出，通過提高勞動參與率可以延緩勞動人口數量的減少速度，從數據發現，目前我國勞動參與率較低的是50-64 歲年齡組的勞動年齡人口，本文也通過多方案對比，發現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對男性55-59歲、60-64歲勞動人口，女性50-54歲、55-59歲、60-64歲勞動人口的參與率產生明顯沖擊，并且隨著延遲退休政策執行時間愈久，政策效應越明顯。因此，延遲退休年齡對于挖掘勞動供給的潛力具有重要意義。

除著力于延緩勞動力數量減少趨勢的政策舉措，應重視對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投資，包括健康投資和教育投資；同時通過清除勞動力流動藩籬、完善勞動保障制度，進一步激發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性和靈活性。

注釋：

①數據來源：《全國1982年人口普查資料》、《全國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全國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全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1995年、2005年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199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

參考文獻：

[1]閻坤.人口老齡化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問題及其對策[Z].中國人口年鑒， 1997.

[2]趙喜順.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及發展老年產業分析[J].四川行政學院學報，2004（01）.

[3]彭秀建.低生育率、人口老齡化與勞動力供給[J].中國勞動經濟學，2006.

篇2

關鍵詞：日本；農業勞動力老齡化；過小規模；規模報酬；老齡化

一、日本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現狀

國內大多數學者在分析日本農業時，往往將日本農業視為“人多地少”情況下現代農業的典型模式。誠然，日本農業雖然相比許多國家來說是比較發達的，尤其是從技術上講是現代化農業的典范，但其中卻存在著諸多內在問題，最為突出的一點便是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

圖1是日本核心農業勞動力年齡分布的趨勢變化圖，從中可以直觀地看出，日本到2000年前后，核心農業勞動力絕大部分都是在60歲以上了。從表面上來看，老年人從事農業似乎有利于已過適齡年齡的勞動力發揮余熱，而且也能充分體現日本農業的高科技水平。但是這對于農業本身的持續的良性的發展卻極為不利。這會使得許多農作技術由此變得越來越后繼乏人，這會給日本農業的長遠發展蒙上一層陰影。

一些人將日本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與日本人口的老齡化混為一談，但分析發現即便日本沒有出現人口的老齡化，也必然會出現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那么出現這種畸形現象的根源又在何處呢？很直觀的感覺便是日本戶均耕地面積小，導致對勞動力的需求少，試想農家的耕地靠一個60多歲的老年人便可以打理，那么由青壯年及年輕人專職去打理的話自然是一種勞動力的浪費。筆者認為這種直觀的感覺沒有問題，但或許考慮的不夠完全，所以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試圖通過簡單的經濟學理論探討一下造成農業人口老齡化的原因。此外，上述的簡單邏輯似乎說明一個問題，日本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似乎不是由于年輕人不愿意選擇農業，倒更像是小面積的農田更加愿意選擇老年人，這便引出另外一個問題，為什么小面積的農田不會在市場的自發調解下變成大面積，反而是勞動力在市場的自發調解下變成老年人？對這個問題的探討即對日本農業生產規模難以擴大的原因的分析留待第三部分。

二、從生產規模角度的一種解釋

（一）關于規模報酬

從交易成本的角度進行分析，認為企業可以在內部組織交易，也可以在自由市場上組織交易，前者意味著企業規模增大，后者意味著企業規模減小，因此企業規模最終取決于內部組織成本與市場交易成本在邊際上的權衡，即企業將傾向于擴張直到在企業內部組織一筆額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過在公開市場上完成同一筆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個企業中組織同樣交易的成本為止。

由此我們大致可以做出這樣的推斷，在生產單位規模不斷擴大的過程中，規模報酬將是遞增的，隨著其不斷擴大，規模報酬遞增的幅度將會不斷地減小，直到減小到規模報酬不變，生產單位便不會再擴大生產規模。而對于農業來說，生產規模的擴大主要體現在其主要生產要素土地的面積擴大。

（二）日本農業的小規模生產

首先讓我們看一下日本農業老齡化與兼業化的發展趨勢。

如表1所示，日本的農業生產單位的生產規模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差距相當明顯。［1］被我國學者大力提倡的日本的“農業現代化”主要體現在單位農田上的大量投資以及農業的科技化，這使得日本土地生產率處于世界領先的地位，但是勞動生產率卻遠遠落后于歐美發達國家。在工資水平已經達到甚至超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日本，如果不降以小規模農戶為主的傳統農業結構改變稱能夠充分發揮先進的勞動節約性生產技術的大規模農業，農業將難以自立。

其實在日本農業中，與生產規模過小相關的還有一個問題，便是農戶耕地面積難以擴大。如果農戶擴大耕地面積，具有明顯的規模報酬遞增趨勢，理論上應該會鼓勵農戶盡量擴大耕地面積。但現實中的日本卻并不是這樣，相關數據顯示，戶均耕地面積在1970-1990年間并沒有大規模的上升。

生產規模過小與農戶耕地面積難以擴大這兩個問題其實完全是相互關聯的，因為之所以造成生產規模過小，就是因為農戶耕地面積難以擴大，所以在本文將二者合二為一來看待。

（三）生產規模過小與老齡化

如果從效率勞動的角度來講，老齡化問題可看成是農業所需效率勞動的減少，以至于對于許多農業生產單位來說，占用一個高素質的勞動者來說將不再成為合理的配置，而只需要一些效率低的勞動者即可。造成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即造成單個生產單位效率勞動過分減少的原因可源于農業生產規模過小。

第一，當單個農戶土地規模小時，自然所需與其配套的效率勞動也會很少。

第二，由于生產規模過小時，農業生產是規模報酬遞增的，這會造成單個生產單位所需配置的效率勞動進一步減少。這可通過簡單的函數來說明。假設單個生產單位生產函數為F（K，L，T），其中T為土地面積，L為效率勞動，K為資本，所有一階偏導均大于0，且各邊際生產率遞減，同時函數為λ次齊次。假設先將生產規模擴大到合適的水平，則λ=1，此時，由于勞動力市場的均衡，農業效率勞動的邊際生產率與非農部門相比是相同的，即，其中W為非農部門效率勞動的工資，而如果此時，縮小規模到λ＞1，即規模報酬遞增時，則意味著此時是λ＞1次齊次的，進而意味著從初始規模縮到此時規模時勢必是減少的，這意味著此時農業部門的效率勞動的邊際生產率低于均衡工資水平，這會造成農業效率勞動力進一步的減少。

第三，上面使用的簡單函數的分析其實是過于簡單的，主要是對其中的資本量K并沒有做出必要的區分，所以只能是在總體上的一種概述。而對于資本進行區分也是很有必要的。投入在農業上的資本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為了提高生產率，例如肥料等；另一類則是為了節約勞動力，例如一些機器設備。如果在農地面積不能增加的情況下，增加投放提高生產率的資本，那么完全可以利用上面的函數來分析，這意味著增加了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從而會增加效率勞動的投入。但反之，如果增加投放的資本是勞動替代型的，那么必然會減少效率勞動的投入。而在日本農業資本化過程，勞動替代型的資本確實占了總資本投放的不小比重，這進一步造成農業效率勞動力的減少。

三、影響農戶擴大生產規模的因素分析

對于影響農戶擴大生產規模的原因，本文將試圖從市場的角度來分析。

資本主義工業在其發展過程中經歷了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三個階段。這幾個階段是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和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過程，而生產率的提高一方面依托的是分工與合作的深化，另一方面則是依托資本品的升級，例如越來越先進的機器設備的使用。分工與合作的深化的前提便是生產規模的擴大，而資本品如機器設備等的投入使用也是需要建立在相對大規模的基礎上才有效率。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分工與合作的深化，資本品不斷的升級，工業品的產量越來越大，價格也隨之下跌，較大規模的生產單位逐漸在市場上擠掉了成本較高的小規模生產單位，從而資本主義工業一步步從小手工業者發展到機器大工業。

如果我們考察歐美農業發達國家的農業現代化過程，其實是與上述工業發展過程很類似的，這或許是經濟發展的一種規律。但日本的情況與美國是截然不同的，最大的區別便在于人多地少，它沒有那么多荒地去讓農戶可以肆意開發，因此規模的擴大便不像美國那樣容易，這也反過來影響了日本農業技術的進步。

如果我們假定日本的農業經濟是完全封閉的，那么由于技術進步有限，耕地面積有限，而人口卻是眾多，那么農產品總量一定不會像美國那樣出現過剩，從而出現價格大幅度下跌，這樣便使得日本的小規模生產者難以在市場中自動地被淘汰，從而造成了生產規模難以進一步的擴大。隨著現代部門的迅速發展，它與農業部門差距拉大，在封閉的情況下，貿易條件會變得不利于現代部門，并且由于農產品是必需品，現代部門的生產率的相對提高甚至會完全被貿易條件的不利所抵消，不但不影響農業生產者的收入及生活水平，甚至會提高農業生產者以現代部門產品表示的收入水平，從而不會形成自發的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使得農業生產者沒有追求提高生產率并繼而追求擴大生產規模的動力。

如果我們假定日本的農業經濟是完全開放的，那么將世界看成是一個大市場，根據比較優勢理論，日本這種地少人多的國家從資源稟賦上來看，其農業一定是不具備比較優勢的產業。日本農產品的產量與世界產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例如歐美這些農業發達的國家的農產品價格會決定世界市場的價格，這樣歐美國家農產品價格隨著產量的不斷增大而逐漸走低，或許日本的農業部門在完成農業現代化之前，便已在世界市場上被完全擠掉了。這也恰好使得日本集中資源去生產其具備比較優勢的產品，從而帶動經濟的高速增長。

現實中一定不會是這兩種極端情況，而是會處于兩者之間，也因此以上所說的兩種情況均會在不同程度上有所顯現。

1）農林水產業產品物價相對指數=農林水產業產品物價指數/國內產品總平均物價指數

2）原始數據來源：日本行局「物指數年「物指數月

從圖2可以看出，在日本高速增長的一段時間內，農業產品物價上漲幅度相對于國內產品總平均物價上漲幅度來說是顯著增加的。從圖3可以看出，在日本高速增長的一段時間內，日本谷物自給率是持續下降的。這基本上驗證了上述的兩種情況。

以上是從市場的角度分析影響農戶擴大生產規模的原因，但是市場的力量畢竟還是會向均衡的方向推進的，上述阻礙因素也僅僅是起到延緩的作用，真正造成阻礙的原因，還是要從政策扭曲的角度來考慮。關于政策扭曲以及改革方向，速水佑次郎與神門善佑從水稻面積調減、農地轉用、農協組織等方面做了詳盡的論述。筆者在總結其論述的基礎上，認為核心問題在于農地轉用政策的不完善以及過度的農業保護政策。不完善的農地轉用政策使得農民會由于抱有轉用做非農用地的期望，而不肯按照正常的土地邊際生產率進行轉讓，從而造成農業用地不能得到最有效率的配置；過度的農業保護政策阻礙了生產率低下的小農戶在競爭中被淘汰，使得他們因為得到補貼而使其收入水平與現代部門勞動力相同，這便阻礙了其徹底向現代部門的轉移，進而阻礙了農業規模擴大。［1］

四、結論

雖然從技術上講日本農業是現代化農業的典范，但卻遠未達到真正的良性發展階段，最突出的問題便是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本文從生產規模過小出發對此問題給予一種解釋。雖然阻礙生產規模擴大的根本原因在于政策的扭曲，但本文也還是力圖從市場的角度對有可能造成生產規模過小的因素進行了補充論證。

由上述可見，解決問題的根本對策是政策的調整，但這勢必會引發其他的一系列問題，甚至是政治問題。或者可以考慮合作經濟的形式，直接將農業耕作規模擴大到將規模報酬的利益完全發揮出來的規模，在現今的情況下，需要農協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而不僅僅發揮一個類似卡特爾的消極作用。

雖然對于日本來說，農業在其國民收入中的份額所占很小，但是，對于志在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日本來說，真正促進農業良性發展，實現自立農業的構想，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參考文獻：

［1］ 速水佑次郎，神門善久.農業經濟論（新版）［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3.

［2］ 南亮進.日本的經濟發展［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2.

［3］ R.H.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a，New Series，1937，4（16）.

［4］ 精一.日本の展程，巖波店，1936.

［5］ 希林斯基.工業中資本主義發展的三個階段［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6.

［6］ 張準，徐臻，胡民.鍍金時代美國農業發展研究［J］.生產力研究，2010，（5）.

篇3

引言

中國糧食生產已取得“九連增”，但截止2008年，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約為世界平均值的47%，僅為美國和日本的1%左右，高產、低效的農業已成為中國農業現代化的“短板”。并且隨著農村人口老齡化，以及大規模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流失，傳統村落“空心化”、“凋敝化”問題日趨嚴重，農村留守勞動力的年齡斷層、老齡化問題越來越突出。盡管我國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問題出現較晚，但問題的嚴重性卻在增加，已成為事關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大問題[1]。農村勞動力老齡化不僅影響了農業生產進度，使得精耕細作的生產方式逐漸被“懶人農業”替代，更為嚴重的是還阻礙了農業生產新技術、新設備的推廣與應用，對農業技術效率的提高帶來不利影響[2]。因此，研究厘清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與農業生產技術效率之間的關系，解決提高農業技術效率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一些學者認為老齡化并未對農業生產造成負面影響[3～6]。如林本喜、鄧衡山[3]研究發現農戶主要勞動力的年齡對土地利用效率不存在顯著影響，認為擔心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帶來農業危機的必要性不大。然而，其研究的土地利用效率僅僅是耕地單產表現，無法衡量出老年農戶與年輕農戶對資源的綜合配置能力與利用效率差異。胡雪枝、鐘甫寧[4]則從生產決策和大田作業兩個方面考察了不同年齡結構農戶在糧食生產投入產出方面的差異，結果顯示老年農戶與年輕農戶相比并無明顯不同，認為生產決策的趨同和農業機械“外包”服務的普及，使得農村人口老齡化并未對中國糧食生產造成負面影響。

更多的研究則指出，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從不同方面對農業生產造成負面影響[7～9]。處于轉型期的中國農業生產對于勞動力人力資本要求越來越高，而老齡勞動力在采用新技術、接受新信息等方面均處于弱勢，特別是他們在農業生產中往往沿襲老經驗、老辦法，不利于先進技術與生產要素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10]。楊俊等[11]雖然未發現農戶勞動力年齡對耕地利用效率具有顯著負面影響，但他們的研究從側面證實了隨著農戶勞動力年齡的增加，耕地利用效率變化呈倒“U”型趨勢。

3結論與啟示

篇4

關鍵詞 草原牧區；可持續發展；勞動力；老齡化

中圖分類號 F323.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7）12-0280-04

1 典型牧區人口數量現狀

根據統計年鑒數據可知，福海縣土地面積為33 250.74 km2，阿克陶縣土地面積為24 539.86 km2，2015年福海縣人口戶數2.47萬戶，人口數為7.55萬人，平均每戶人口3.06人；而阿克陶縣人口戶數為5.83萬戶，人口數為22.15萬人，平均每戶人口為3.80人（表1）。

2015年福海縣人口死亡率較高，為6.09‰，阿克陶縣人口死亡率為5.88‰，福海縣人口自然增長率遠遠低于阿克陶縣（表2）。

2 牧區勞動力老齡化的特點

通過典型縣調研，了解典型縣牧區人口老齡化現狀及形成原因，總結出以下幾個特點。一是牧區人口老齡化出現早、發展快、程度較嚴重、絕對數量大。牧區已進入老齡化社會，早于新疆整體甚至我國整體，且老齡人口數量持續增長。二是牧區老齡人口高齡化。老齡化通常劃分為低齡老年人口（60～69歲）、中齡老年人口（70～79歲）、高齡老年人口（80歲及以上）。隨著人們生活水平及醫療保健條件的改善，人口平均壽命越來越高，高齡老人的數量也逐漸增多。三是牧區人口老齡化程度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匹配，呈現出人均收入偏低、老齡化程度偏高的特點。牧區在人均收入遠遠落后的狀況下提早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給牧區經濟和畜牧業的發展，甚至社會各方面都帶來了巨大的壓力[1-2]。

3 牧區勞動力老齡化對畜牧業發展的影響分析

將被調查牧戶分為老齡型牧戶（主要由60歲及以上家庭成員常年從事牧業生產的農戶）和非老齡型牧戶（主要由60歲以下的家庭成員常年從事牧業生產的牧戶）2個類型。同時，運用對比分析法比較2種類型牧戶對牧業活動的不同影響，以此來反映牧區勞動力老齡化給牧業生產帶來的影響。

3.1 對牧區勞動力供給數量及質量的影響

近年來，牧區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向農區、城鎮等經濟較發達地區遷移，導致牧區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3]。牧區人口老齡化對牧業生產勞動力的影響是數量和質量上的雙重影響。一方面，牧區青壯年勞動力轉移直接影響畜牧業生產勞動力數量，留守老人再次參與畜牧業生產，但其在體力、體質、受教育水平、對事物的反映程度、先進技術使用水平等方面與青壯年有較大差距，而且中高齡老年人無法參與畜牧業生產，老年人主導的畜牧業生產遠不及青壯年。另一方面，牧區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質量的影響集中體現在勞動力素質方面。本文中勞動力素質主要指身體素質、文化素質等方面。牧區留守老年人口在體力、精力、反應速度上遠不及青壯年勞動力，致使牧區整體勞動力素質下降。

3.2 對牲畜擁有量的影響

因調研區牧戶的牧業生產來源結構不一，本文主要通過對比典型牧戶養殖羊、牛等牲畜的數量，并采用轉化比例，即“1頭2歲以上（包括2歲）的成年牛相當于5頭2歲以上（包括2歲）的成年羊”，分析選取的福海縣、阿克陶縣108戶牧戶的養殖情況，以60歲的勞動力年齡為區分老齡型與非老齡型牧戶的標準，統計不同類型牧戶的牲畜擁有量情況（表3）。

由表3可知，在牲畜占有量方面，老齡型牧戶均比非老齡型牧戶少。由此說明，非老齡型牧戶在牲畜產出方面表現出一定的優勢，牧業勞動力老齡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產。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身體生理方面原因，老齡勞動力難以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事牧業生產，導致農業生產要素勞動力投入不足，進而導致其牧業產出普遍低于非老齡型牧戶；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文化水平普遍較低、思想觀念保守、創新意識不強、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較弱，導致了“老年牧業”的低產量[4-5]。

3.3 對牧業生產投入情況的影響

牧區的牧業生產資本投入大致可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本文以機械租賃費用作為衡量牧業不變資本的指標，以飼料、草種、運輸支出總額等牧業物資費用作為衡量牧業可變資本的指標，對比2種類型牧戶生產資本投入情況（表4）。

老齡型牧戶在機械租賃費上投入比非老齡型牧戶略高，說明勞動力老齡化需要更多的資本要素替代勞動要素，但對牧業固定資本投入的影響力度有限，原因在于牧區活動區域主要在山地及部分平原，不利于大規模農牧業機械的使用，2種類型的牧戶在此方面投入差別不大。老齡型牧戶和非老齡型牧戶在牧業物資費用方面的投入基本相同，說明老齡化對牧業可變資本影響不大。原因在于近年來從事牧業生產收益較少，牧戶的生產積極性不高，即便是擁有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的牧戶也不愿意對土地進行大規模投資，與老齡型牧戶在對待土地上的偏好基本一致，即跟隨主流活動方向。

3.4 對畜牧業產值的影響

牧民年齡與生產率關系非常密切。與年輕勞動力相比，高齡勞動力技術熟練、養殖經驗豐富，但智力、體力、反應速度均隨年齡增長而下降，從而導致生產率下降。高齡勞動力一方面受自身條件限制，對新科技接受程度不高、對市場信息捕捉敏捷度不夠，使畜牧業生產始終處于依靠經驗生產的粗放式經營狀態，勞動生產率上升空間不大；另一方面，高齡勞動力身體素質下降，導致醫療需求增加、家庭經濟負擔加重，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畜牧業勞動生產率，影響畜牧業生產總值。

3.5 對牧區畜牧業生產方式的影響

隨著牧區老齡化程度的加大，牧區畜牧業的生產方式主要以散養為主，養殖規模有限，很難形成規模優勢效應。目前，牧區畜牧業的生產方式主要為放牧和放牧+舍飼2種，隨著草原保護政策的實施，畜牧業生產方式逐漸轉變為放牧+舍飼。因此，草業發展是畜牧業生產方式轉型升級的物質保障。福海縣近年來樹立“以農促牧、農牧結合、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發展理念，積極探索草業發展模式。2016年全縣擁有人工飼草料地19 126.67 hm2，2016年新增苜蓿2 386.67 hm2、青貯玉米4 633.33 hm2、飼料玉米3 773.33 hm2。同時探索并出臺飼草料獎補政策，逐步將草料交易市場發展成應急飼草料儲備點，更好地平抑飼草料交易價格，提高飼草料交易配送能力。這都需要先進的思想及觀念，否則牧區人口的老齡化將會制約牧區經濟的發展。

3.6 對畜牧業先進技術進步的影響

提高牧區生產力必須推廣使用現代科學技術，現代畜牧業是畜牧業的發展方向與標志，通過應用信息技術、防疫技術等各種高新技術，促使畜牧業成為技術密集型產業，提升現代畜牧業發展動力。長期來看，勞動力轉移帶來的牧區老齡化問題對提高畜牧業科技應用水平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牧區勞動力轉移增加了牧民的收入來源，提高了其風險承受能力。牧民從而更愿接受新技術并投入更多的資金到畜牧業生產中，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畜牧業科技的應用。

3.7 對加入組織化程度的影響

牧區人口老齡化必然帶來傳統的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生產模式的改變，使規模化生產成為可能。牧區勞動力的非牧轉移，減少了牧區有效勞動力供給，間接提高了老年勞動力從事畜牧業生產的比例[6]。但是老年勞動力由于自身各種因素而無法從事繁重的生產活動等，若繼續從事體力勞動，只能增加整個家庭的負擔。而對于外出務工的牧民家庭，宜將草場承包和牲畜入股給留在牧區的其他青壯年牧民勞動力，以入股分紅或定期收取租金的形式獲取收益。同時，牧區勞動力的轉移相對提高了牧民的人均草場占有面積，為畜牧業規模化生產提供可能。專業合作社、產業化經營龍頭企業等很多新的畜牧業經營主體印證了這一點。

4 牧區勞動力老齡化對畜牧業生產影響的計量分析

運用計量經濟學方法，綜合考慮自然資源、地理區位、政策制度環境等因素，進一步定量分析畜牧業勞動力老齡化對畜牧業生產的影響。通過比較老齡型牧戶和非老齡型牧戶的畜牧業生產行為模式，得出牧業勞動力老齡化對牧業生產的影響。本部分著重研究勞動力老齡化對土地耕種面積和種植結構行為選擇模式的影響。

4.1 研究方法的選擇和模型設定

畜牧業勞動力老齡化對草場的影響可以分為2種情況，一是會減少牧戶的草場擁有量；二是不會減少牧戶的草場擁有量。此因變量是一個分類變量而非連續變量，可以采用計量經濟學中Logit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此模型中因變量只取2個值，即草場面積減少的取值為1，草場面積不會減少的取值為0。模型的回歸方程：

4.3 數據來源

本研究的數據主要是實地調研所得，根據牧民定居的具體情況，按照地理位置及定居狀況的不同，選擇調查的縣（市）分別是北疆的福海縣、南疆的阿克陶縣。通過課題組人員的實地調研和調研數據共享，調查的定居牧民戶數為108戶，總人數467人；其中勞動力207人，勞動力人數占總人數的44.33%。采用面對面的訪談形式，隨機抽樣對108戶進行了現場調查問卷及訪談，收回有效問卷102份。

4.4 回歸結果與分析

建立牧戶草場面積模型后，必須對設定的模型進行檢驗。運用逐步篩選方法進行自變量的篩選，將相關性不強的自變量剔除。最終通過整體性檢驗，模型預測總體準確率達 92%，表明建立的模型整體性擬合良好，較適合用于分析牧戶草場面積的生產行為。在逐步回歸分析中，畜牧業勞動力總數、牲畜產仔量和土地等級3個自變量被剔除。最后，5 個自變量通過了回歸系數檢驗，進入了回歸方程，包括外出務工勞動力比重、家庭年畜牧業總收入、非畜牧業收入比重、勞動力性別結構和牧戶類型。基于設定的模型和調查數據，運用SPSS17.0軟件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6 所示。

（1）外出務工勞動力比重系數為-0.386，說明其與牧戶草場面積呈負相關關系，牧戶家庭中外出務工人員越多，草場擁有量越少，與本文假設吻合，資本要素對勞動要素的替代效應明顯。

（2）畜牧業總收入的回歸系數為0.003，說明牧戶年畜牧業總收入和草場面積呈正相關關系，牧戶年畜牧業總收入越多，其草場擁有面積越多，與本文假設一致，但是影響不顯著。分析認為，雖然牧戶年畜牧業收入越多，其從事牧業活動的積極性就越高，草場面積也會擴大越多。但是相比而言，通過外出務工獲得的工資性收入的比較收益要高于單純的牧業收入，牧戶認為開展牧業的機會成本很高，畜牧業總收入對牧戶草場面積擴大的影響不明顯。

（3）非畜牧業收入比重的系數為-0.123，說明其與牧戶草場面積呈負相關關系，牧戶非畜牧業收入越多，草場擁有面積越少，與本文假設相符。畜牧業收入在牧戶家庭總收入中作用不凸顯，非畜牧性收入（或工資性收入）重要性較大。牧戶非畜牧業收入比重越大，則畜牧業在家庭中的地位就越不重要，牧戶所擁有的草場面積就會越少。

篇5

關鍵詞：農業勞動力；老齡化

中圖分類號：F2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1-0-02

一、長沙縣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現況

研究中的農業勞動力是指參與了農業生產的所有或者主要環節的勞動力，包括兼業但在主要農忙時節回家完成農業生產的農民，并非一年內從業時間最長的行業是農業的勞動力。

（一）農業勞動力結構分布

隨著長沙縣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業勞動力的大量涌入城市或者轉向了非農領域，農業勞動力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短缺，所調查的76個農戶中專門從事農業生產的非兼業農民卻幾乎沒有，絕大部分勞動力都在外務工。有時候農忙的時候甚至某些兼業的農民不回家參與農活，而是家里雇請本地區的一些留守的老齡農業勞動力來維持基本的農業生產。

通過對樣本中的120位農業勞動力的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統計分析，發現我們所調查的這部分農業勞動力處于失衡狀態。

1.樣本的年齡結構分布

根據文獻，我們了解到國際上通常認為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表明這個國家或地區處于老齡化社會，我們調查的長沙縣2012年部分農業勞動力中60歲以上的人口占了13.33%，而65歲以上的高齡農業勞動力占了總農業勞動力的5%，這足以說明該地區農業勞動力已經是處于老齡化邊沿。

2.樣本的性別分布

120個樣本的數據顯示，其中有64人是男勞動力，56人為女勞動力，從性別分布來看，男女的分布比例比較平衡，但是卻能發現這中男女的平衡所表現出來的是一種不良的現象，那就是農村的女勞動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生產的主力軍，而且從訪談的反饋來看，有超過50%的受訪者表示參與了家中農業生產全程的是家中的主婦，男性作為家中的主要經濟來源一般都是在外務工，成為兼業農民甚至專職工人。

3.樣本的受教育水平分布

樣本中體現的農業勞動力文化程度絕大部分是初中畢業，只有一個高齡男勞動力沒有接受過教育的情況存在，但是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而且家中受教育稍微高點的都離開了農業生產部門。具體的受教育程度情況如下表所示。

（二）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現狀分析

經過對樣本的統計推測，長沙縣所反映出的是整個勞動力老齡化邊緣狀態，由上面分析出的樣本的年齡分布看，隨著年齡的上升，農業勞動力比重逐步增大，受訪的76個農戶中，樣本年齡大于45歲的農業勞動力占調查樣本總體的54.16%，大于50的占50%，大于55歲的占29.167%，大于60歲的占13.33%，大于65歲的占5%，從這些數據與國際標準對比可以看出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的趨勢將越來越明顯。從兼業化的角度看，有79.17%的人屬于兼業的農業勞動力，而且完全從事農業生產的純農業勞動力基本上都是50歲以上，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的嚴重程度。從圖一中能看出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業勞動力的年齡結構不平衡問題將越來越嚴重，不僅是表現在人數上的增加，更是表現在老齡農業勞動力在整個農業勞動力比重部分的快速增長。

另一方面，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與女性化并存，并且加重了農業勞動力受教育水平低。我們在走訪調研中能夠看到，在家中從事農業生產的主要是留守家中的婦女，而且婦女處于農業生產主力軍的地位。從受教育程度看，75%的農業勞動力都是初中及以下水平，而且調查對象中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已經成為城市的一員，沒有進入城市的也沒有參加過多少農業生產，缺少農業生產的基本技能與經驗。

二、樣本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對耕地產出的影響

農業生產的三個基本生產要素是土地、資金、與勞動力，我們的分析也主要是從老齡化對這三個要素的影響去分析。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在我們的調查與訪談中所得到的不僅僅是一些消極影響，還有一些有利于農業現代化發展的積極作用。

（一）正面影響

1.促進土地流轉，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76個受訪人中有45個表示希望自己的子女以后在外打工不會回來務農，甚至有一大半人認為對于子女今后從事農業不能接受，而面對這一農業后繼無人的問題絕大部分農戶在訪談過程中明確表示與其放下手中的工具造成農用土地拋荒的困境還不如利用現行良好的政策將自己家的農地投入市場，參與土地流轉，從問卷回收的情況看，有41.33%的農戶表示如果子女以后不再在家進行農業生產，家里的土地也會找到適合的農業大戶轉讓出去。

而土地參與流轉的程度越高，就能促進以人力投入為主的農業生產模式向以土地密集型和科技帶動型的新型農業生產轉變，提高農業生產的規模和效率，特別是對土地資源的利用效率。當更多的土地參與流轉，就能將大片的土地集中起來連片進行整改，把丘陵地區不適合大型農業機械生產的土地變成可以使用大型農械的“標準”田，這對于提高土地利用與產出效率、發展規模農業是意義非凡的。

2.對于土地的保養也有積極的影響

當土地沒有參與流轉而得到整改時，農戶的田地每年是只種水稻且從不輪換種植，而且最重要的是每年大量化肥的使用使得農田土地板結情況加重。而當土地得以流轉后，大戶農戶可以運用大型機械和先進的農業機械設備來將各農戶家的綠色有機肥收集起來灑向農田，從而減少化肥的使用，通過大型耕作機械的使用也能有效的提高土地的質量，緩解土地板結的不利影響。而農田使用有機肥的做法也能夠有效的解決農村禽畜糞便污染問題，改善農村生態環境。

3.新生代農民接班，提高農民整體的受教育程度

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對與農村勞動力的影響主要是體現在參與農業生產的人數的減少上，而作為農業生產三大要素的勞動力是農業生產的決定性要素。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帶來影響除此之外也不可忽視新生代農民的誕生。當作為農業生產的主力軍步入老齡隊伍時，作為接班人的新生代農民就會成為農戶家中掌握農業生產的決策者與主力軍。新生代農民的最大特點就是所受的教育程度是要比老齡農戶高。

由上表可以看出來，新生代農民所受教育程度要高于老一輩農民。這也從勞動力方面改善了農村農業勞動力的質量，使得農村的勞動力結構發生了改變，而這種改變是促進農業生產的。新的思想和對現代科學技術的接收程度能夠從勞動力方面提高農村機械化水平，促進農村現代化進程。

4.生產性的資金投入增加，促進農業現代化進程

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在資金要素上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耕地生產性投入的增加。首先，外來資金的流入指的是在政策允許的條件下，非農產業的資金流入到農業生產中作為農業生產的一大要素參與新農村建設。特別是在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的情況下，老齡勞動力在經濟實力方面失去了地位，兼業農民對農戶的收入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農戶收入的增加使得農業生產性支出的投入也隨之增加，也使得外來資金的投入成為可能，當現代農業產業開始在農村發展時，非農產業的資金就開始有機會進入到農業產業中參與發展農業生產，其主要表現在外來資金的流入給農業生產的規模化、機械化、科技化、集約化等農業的現代化提供了經濟支持。農民的土地及其他財產有了資金的支持就能開展一系列新型農業生產，原本因為資金問題而無法去實施的一些生產計劃也有機會得以實施，能有效的促進農業現代化進程與水平。

（二）負面影響

1.勞動力供給不足，農業生產方式不合理

在所調查的長沙縣村，由于高齡農業勞動力體能和技能的制約，土地產出有限，而且由于年輕農村人口進入其他產業離開農業生產，造成了參與農業生產的勞動力主體總量的減少，其直接結果是造成農業生產陷入勞動力供給不足，農業生產方式粗放。

勞動力供給不足，農業經營粗放化，不利于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對“拋荒”現象的抑制和維持糧食產量的穩定，都只能是在一定的地理范圍、一定的時間內。在農業機械化程度較低、土地較為分散的丘陵地帶或山區，依然存在著大量的“拋荒”現象。農業勞動力老齡化不能掩蓋農業勞動力不足的事實，再加上與之相隨的女性化、文化水平低、創新能力低等特點，在一定時期內將成為制約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阻力。

2.糧食產量下降

老齡勞動力致使單戶農戶的農業生產的單一化、粗放化經營降低了農業耕地的利用率，從長遠來看會導致糧食產量的下降。老年人由于體力有限，大多只維持基本的農業生產，對于套種、復種等輔生產無暇顧及。本來可一年兩熟的耕地，由于年輕人的外出，老年人大多只耕種一季稻谷，無形中浪費了溫度、熱度等自然資源。這些都間接地減少了某些農作物的耕種面積，導致其產量降低，最終會影響到國家糧食安全及社會穩定。

綜上所述，勞動力的老齡化、女性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業生產在農戶家庭中的地位的下降。而從農業經營活動的承擔者由中青年男性變為大部分都是由家庭中較為弱勢的老人或婦女的現象可以看出，農民對農業重視度的下降，農業收入在農戶家庭收入來源中所占比例逐漸降低。更重要的是，農業老齡化所暗含的農業危機——后繼無人，農村的年輕人不愿意也不會對耕地產生感情，所以就不會想方設法去提高耕地的產出，嚴重影響了耕地的產出效率。

三、建議

（一）加大農業扶持，留住農業勞動力

隨著城鎮化、工業化進程中非農產業與農業收入差距的增大，農村勞動力中的青壯年勞動力大量轉移到非農產業，新一代農民逃離農村的棄農現象很是普遍。農民棄農從工，對農業缺乏積極性，其根本原因還是農業比較效益低。

解決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引起的農業后顧之憂問題，其核心還是解決人的問題，保證有足夠的勞動力服務于農業生產，這樣才能維持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留住農業勞動力是要提高農業收入，政府需要加大強農惠農政策扶持力度，扶持內容涉及糧食生產獎勵、良種補貼、新技術應用補貼、農機補貼、大戶種植補貼等，來提高農民在生產環節的收入，并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增加農民在農村的就業機會，有了各種增收的途徑，農民即便每年比在外務工少收入點，他也愿意留在農村。當農村有足夠的農業勞動力，農業生產就能得到保障，農村的各項建設就有人來操作，最關鍵的是保住農業生產，保證了糧食安全，維護了社會穩定。

（二）全力推進農業規模化、現代化、產業化

農業生產規模化的產業基地，是提高農業產出效率增加農業產業收入的先進平臺。長沙縣作為農業大縣，獨特的丘陵地貌導致土地的分散，各自為政的單戶生產造成各種生產要素的極大浪費。結合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的現狀與契機，需要充分發揮區位特點和資源優勢，政府積極引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著力促進特色農產品基地建設，推動土地流轉、促進農業機械化，同時需要因地制宜推進農業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集約化經營，將勞動力、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集中統籌，合理配置，盡快形成片區規模農業，加速形成糧油、水果、蔬菜、茶葉、牲畜等優勢農產品產業。

（三）加強農村城鎮化進程，縮小城鄉差距

要留住農業勞動力，需要增加農民的收入，需要加快農村城鎮化建設與新農村建設，大力發展中心鎮，加強交通連接以縮短與城市空間距離。繼續推進一鎮一特色的發展思路，形成各個地區的特色和支柱產業，大力推進生態觀光與休閑農業旅游發展，使得農村能夠在不破壞生態人居環境的前提下為農民增收，拉近城鄉距離。另一方面加大政府簡政放權，給鄉鎮更多的自主選擇，以促進本區域的資源整合和生產要素集聚，提高鄉村經濟活力，增加農民收入這樣農村得到發展，農民的收入才能增加，城鄉收入差距縮小，才能從根本上留住人，才能解決農業勞動力老齡化所帶來的問題。

四、結語

農業勞動力老齡化是全社會人口老齡化背景下被忽視的課題，農業勞動力老齡化不利于我國農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因此，積極采取措施，改善該地區農業勞動力結構，是維護農業、農村社會發展的當務之急。基于我們的入戶調查實情，我們認為，雖然技術、資金等要素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帶來的一些消極影響，但是在農業生產中人的作用永遠不可能被替代。我們需要采取措施引導新生代農民回歸土地，為農村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勞動力，維持農村的人氣才有農村的發展。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