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勞動力商品使用價值充分就業勞動力培養

勞動力商品學說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范疇，馬克思關于勞動力商品特殊性的論斷為剩余價值理論和勞動價值論奠定了科學的基礎。全面認識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問題，對于完整和準確的理解的經濟理論，正確認識和科學管理、使用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際價值。

馬克思關于勞動力商品特殊性的論述

長期以來，我國理論界對勞動力商品特殊性是這樣理解的，勞動力作為特殊商品，有一種特殊的使用價值，它的使用能夠創造出價值，并且能夠創造出比它自身價值更大的價值。我們認為，這種理解和表述存在兩個非常明顯的問題：

不準確、不科學

凡是商品都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作為商品的價值，都是人類一般勞動的凝結，都是人類抽象勞動的體現。正因為如此，他們才能在量上進行比較，使商品交換成為可能。而每一種具體商品的使用價值都是不同的，他們能夠滿足人們的不同需要，正因為如此，才使商品的交換成為必要。否則，作為交換的勞動產品――商品也就不存在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每一種商品都有其特殊的使用價值，如衣服的使用價值不同于大米，大米的使用價值不同于勞動力。衣服可以穿但是不能用于滿足人們充饑的需要；大米可以充饑但是不能用于滿足人們保暖或美觀的需要；勞動力可以進行勞動、能夠創造價值，但是既不能用于吃也不能用于穿。由此可見，特殊的使用價值是商品的共同屬性，勞動力商品和其他商品在這一點上并沒有什么不同。那么，勞動力的特殊性表現在什么地方呢？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在談到貨幣怎樣轉化為資本時寫道：“要從商品的使用上取得價值，我們的貨幣所有者必須幸運地在流通領域內即在市場上發現這樣一種商品（即勞動力商品，引者注），它的使用價值本身具有成為價值源泉的特殊屬性，因此，它的實際使用本身就是勞動的物化，從而是價值的創造”。在此，馬克思并沒有將勞動力這個特殊商品的特殊性簡單地歸結為其特殊的使用價值，而是把它的特殊性正確地表述為“使用價值本身具有成為價值源泉的特殊屬性”。對于勞動力商品的使用價值，馬克思是這樣論述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是這個商品獨特的使用價值，即它是價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價值的源泉”。“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具有獨特的使用價值，它能提供勞動，從而能創造價值”。這里，馬克思為什么用“獨特的使用價值”，而不用“特殊的使用價值”呢？“獨特”一詞才真正把勞動力這個特殊商品同其它商品從本質上區別開來了，勞動力之所以成為特殊商品，最重要的原因和理由就是它具有獨特的使用價值（相對于其它普通商品的使用價值而言），這種獨特的使用價值，在使用過程中有著特殊的屬性（相對于其它商品的使用價值在使用過程中的屬性而言），其他商品的使用過程是人們對商品的消費過程，而勞動力商品的使用過程是一個創造價值的過程，勞動力在使用過程中能夠創造出價值，并且能夠創造出大于它自身價值的價值。

以上分析告訴我們，將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歸結為勞動力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價值是不準確的、不科學的。這種歸結和表述將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其使用價值在使用過程當中的屬性這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等同起來，既引起了邏輯上的混亂，又增加了人們正確理解勞動力商品特殊性的困難。

對勞動力商品特殊性的全面理解

僅僅將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理解為勞動力商品具有獨特的使用價值，勞動力商品的使用價值在使用過程中具有特殊的屬性都是不全面的這種理解，并沒有充分揭示勞動力商品同其他商品的不同特點。實際上，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還從其他角度進行了研究。

勞動力商品價值具有特殊的結構 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有一個最低限度或者說最小限度，而其他商品則沒有這個限度。“勞動力價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指勞動力的承擔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它的生命過程的那個商品量的價值，也就是維持身體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一般地說，勞動力商品的價格在大多數情況下應該高于這個最低限度。

勞動力商品價值量具有特殊的構成 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構成不僅包括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且還包含著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由于一個國家的氣候和其他自然特點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另一方面，作為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多半取決于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決于自由工人階級是在什么條件下形成的，從而他有那些習慣和生活要求”。

勞動力商品價值具有特殊的交換形式 普通商品的交換必然會發生所有權的轉移，而勞動力商品的交換，并不發生所有權的轉移。勞動力所有者必須始終把勞動力只出賣一定的時間，如果他把勞動力一下子全部賣光，“他就出賣了自己，就從自由人變成奴隸，從商品所有者變成商品”，“他必須始終讓購買者只是在一定期限內暫時支配他的勞動力，使用他的勞動力，就是說，他在讓渡自己的勞動力時不放棄自己對它的所有權”。

勞動力商品能否順利交換有其特殊的意義 “勞動力不賣出去，對工人就毫無用處，不僅如此，工人就會感到一種殘酷的自然必然性：他的勞動能力的生產曾經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資料，它的再生產又不斷的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資料”。其他商品賣不出去，可以暫時從流通領域中退出，作為商品庫存，它的價值仍然存在。勞動力賣不出去，工人處于失業狀態，不僅它的價值等于零，而且對于他的所有者來說，就會面臨一種殘酷的生存壓迫。

勞動力商品特殊性理論對我們的啟示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也是商品，是重要的生產要素，加強對勞動力商品的研究，科學管理和使用勞動力，對于合理配置資源、提高經濟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們認為在對勞動力商品特殊性的認識上，以下幾個問題應該引起重視。

必須進一步提高對解決就業問題重要意義的認識

即使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從勞動力所有者的角度來看，失業也是工人的沉重災難。雖然將勞動力出賣出去，實現就業，工人就會遭到資本家的剝削；但是，既使如此，就業也比失業強得多，受剝削也比不受剝削強得多。因為不受剝削、不將勞動力出賣出去，“工人就會感到一種殘酷的自然必然性”。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失業則是對資源的巨大浪費，同其他商品不同，人的勞動能力不僅不宜儲存，而且不使用還可能會萎縮、消失。人在勞動過程中，必須使自己身上的自然力運動起來，“當他通過這種運動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它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著的潛力發揮出來”。一個人長期處于失業狀態，它自身沉睡著的潛力就可能萎縮、消失，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巨大的浪費。

我國解決就業問題同發達國家相比具有更多的困難，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人均占有的經濟資源數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資源相對貧乏。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又面臨著巨大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壓力，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實現充分就業的意義和困難都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在解決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上我們必須采用適合我國國情的特殊的對策和方法。我們認為，國家應將充分就業作為宏觀經濟的主要目標，最近一個時期，我國理論界和政府決策部門，有一種過分關注GDP增長速度的傾向，好象只要保持一個高的GDP增長率，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誠然，高的經濟增長率有助于充分就業的實現，但是，高的GDP增長率并不是解決就業問題的充分條件。如果能夠充分吸納勞動力的經濟部門大量萎縮，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僅不能增加就業，而且還可能使失業問題更加嚴重。近年來，我國經濟在保持高速增長的前提下，失業問題顯得越來越明顯，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經濟增長主要是資本密集型產業高速發展推動的，這種增長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十分有限。當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經濟效率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們也不能一味地強調效率而忽視就業問題，正確的思路應該是實現兩者的平衡和統一。從某種意義上看，充分就業和經濟效率并不矛盾，失業是資源的巨大浪費，是效率的巨大損失，只有建立在充分就業基礎上的效率，才是真正的效率，才是帕累托最優狀態的效率。為了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效率的統一，我們認為，國家在制定產業政策時，不僅應該大力鼓勵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而且也應該大力鼓勵能夠大量吸納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一個企業既使效率不是很高，只要能夠大量的吸納勞動力，我們就應該承認他的巨大貢獻和存在價值，就應該給予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保護。

必須進一步增加國家對勞動力培養、教育和訓練的投入

從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中，我們可以看出勞動力商品具有極大的外部效應和極高的培養效率。勞動力的使用和消費過程是一個創造價值的過程，勞動力在使用中所創造的價值的高低同勞動力的培養和訓練有極為密切的關系，對勞動力培養和訓練得越好，勞動力創造價值的能力就越大。從勞動力本身價值的構成來看，勞動力在使用過程中所創造的價值并不是全部歸勞動力的所有者所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下，勞動力所創造的剩余價值被資本家占有，構成了資本的利潤，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所創造的剩余價值，除了一部分被勞動力雇傭者占有以外，大部分形成國家收入變為社會財富。從這個角度來看，勞動力所創造的價值越大，他對社會的貢獻就越大，勞動力商品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效應。不僅如此，對勞動力的培養效率也是很高的。國外的一些經濟學家經過研究后發現，對勞動力的培養多花1美元，就可以提高產出5―8美元，這種回報率，是其他任何投資都不可比擬的。

我國是一個剛剛解決溫飽問題的發展中大國，國家很窮，需要辦的事情又很多，必須科學合理地安排有限的財力，但是，無論財力怎樣有限，都不能夠成為忽視對勞動力培養和教育投入的理由。近年來教育產業化的呼聲很高，特別是對高等教育產業化幾乎無人提出異議，有人認為，高等教育的收益歸學生所有，所以高等教育的成本也應該由受教育者承擔。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片面的。高等教育是培養高素質的勞動力，勞動力的素質越高，它所創造的價值就越大，對社會貢獻就越大，外部性就越強。從這個角度來看，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是社會而不是個人。不僅如此，如果我們讓學生來承擔高等教育的成本，必然會使那些具有良好潛質的人因貧困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將會造成對潛在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我們建議，在教育產業化易被誤解的情況下，最好不再提倡這個口號，國家應該采取明確的政策和措施，保證教育的經費投入，真正將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口號落到實處。

必須進一步加強對勞動力的法律保護

勞動力商品價值具有特殊的交換形式，勞動力商品與其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同其他普通商品不一樣。勞動力商品在出售過程中不發生所有權的轉移，商品的所有者出賣的只是自己的勞動能力，而不是自已本身。勞動力商品所有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只是一種契約關系，他們的人格應該是平等的，勞動力使用者對勞動者的管理必須符合法律的規定和一般的道德原則。雖然勞動力的交換過程是自愿的，但是事實上勞動力出售者和勞動力購買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由于勞動力出賣者除了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沒有其他的選擇，使得他們與購買者相比處于弱勢的地位，這更需要國家從法律上加強對勞動力所有者的保護，切實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現在看來，世界各國都日益重視對勞動力的法律保護問題，我們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更沒有理由不重視這一問題。

參考資料：

篇2

論文關鍵詞：劉易斯模型；回流性；半商品性

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本質上是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其中必然伴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大規模轉移的過程。阿瑟·劉易斯在20世紀50年表了《勞動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一文，雖然力圖說明的是勞動力在二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問題，但卻在客觀上解釋了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流動的原因，成為最具影響力的農村一城市人口流動模型之一，對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制訂相關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順暢轉移是提升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的關鍵，這些農村剩余勞動力如何流動，以及流動中的特殊性等問題都關系到勞動力的有效供給能否實現，因而結合我國實際，對劉易斯模型進行重新解釋和修改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劉易斯模型的簡要介紹和分析

為了簡化分析過程，劉易斯做了如下假定：(1)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并存著兩個部門：收入及生產率極低的農業部門和工資水平及勞動生產率都較高的城市現代部門，即存在著城鄉二元經濟；(2)農業部門存在著無限的勞動力供給，而資本是稀缺的；(3)城市現代部門只使用資本和勞動力兩種要素，且利潤全部用于投資。該模型認為，由于城市部門的工資水平高于農業部門的收入水平，農業人口若不受限制就會向城市流動。只要城市部門擴大生產，就可以按現行工資水平雇傭到任何數量的勞動力，直到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到城市。

圖1描述了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城市部門流動的過程。橫軸OL量度勞動量，縱軸量度勞動的邊際產品和工資。OA為農業部門的生存收入，OW為城市部門的現行工資水平。劉易斯認為，在這個稍高于農村收入的工資水平上，城市部門的勞動供給是無限的。因此，勞動供給曲線WS是一條水平線。根據假定3，按照西方經濟學的可變比例規律，對于一筆固定資本額Kn，總有一條特定的勞動邊際生產率曲線與之對應(圖1中的曲線部分)。現代工業部門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條件就是邊際生產率等于工資。當資本為K1時，勞動邊際生產率曲線為DIF，資本家將雇傭OL1數量的勞動力，此時利潤最大，城市部門所獲得的總產量為OL1FD1，其中OI1FW為工人的工資，WFD1為資本家獲得的利潤。若利潤全部用于投資，資本額將增加到K2，現代工業部門生產的組織就在第二條曲線上進行。在工資不變情況下，資本家獲得全部經濟增長的利潤，其資本由最初的K1積累到K3，如此循環，直到勞動力變得稀缺，工人工資才能得以增加，這時便進入了增長的第二階段，二元經濟也就變成一元經濟，發展中國家便進入工業化階段。

二、結合中國實際對劉易斯模型的修正

通過對模型的分析，可以發現，劉易斯認為城市就業工資高于農業收入，農民就會流向城市，不免過于籠統。事實上，農民也是經濟理性人，貧困的農民對每一個選擇行為都會精心算計。劉易斯認為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更多的基于農民收入上的考慮，而忽略了流人城市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成本，農民會仔細權衡利弊后再做出決定。筆者認為，農民決策的依據應該是農民工進城能得到的凈收益與在家務農的凈收益之差，用R來表示，即凈收益R=[城市就業收入一城市就業成本]一在家務農的凈收益≈{工資收入(w)一[工作不滿度(C2)+流動成本(C1)]}一在家務農的凈收益(A)

從經濟學理論上講，這個差值應該有三種情況：

R>0選擇流人城市

R％0選擇留鄉務農

R=0以上兩種選擇均可

其中，工資收入W表示進城農民工的現金收入或者未進城農民工的預期收入。一般認為，若非生活所迫，人們更傾向于休閑而非工作，所以對工作必定存在不同程度的不滿傾向，所以將這種不滿也算作成本。工作不滿度C2包括農民工對工作環境、工作時間長短、工作保障等方面不滿意程度的貨幣表現，可以為正，也可以為負。流動成本C1包括很多方面，有因放棄在家務農和務工的機會成本、在外務工時產生的各種直接和間接費用，包括工資收入

的及時結算、人力資本投資、農民進城克服制度上、心理上障礙的心理成本，其中包括與親人分離的親情成本，后兩項之和應為城市就業成本。只有凈收益R為正時，未進城的農民才會決定進城，同理，已進城的農民工則會選擇該部門或企業。基于上述認識，劉易斯模型應該進行一定的修改和補充，具體參見圖2。

如圖2所示，曲線WW1表示城市現代部門的現行工資，即城市就業收入，近年來農民工的名義工資一直沒有明顯的提高，加上物價等因素的影響，其實際工資是呈下降趨勢的，因而曲線WW2是向下傾斜的；曲線AA為農業部門的凈收益曲線，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是逐漸提高的，因此曲線AA表現為緩慢上升的曲線；CC為城市就業成本曲線，我國農民工城市就業的現狀是就業成本不斷上升，直觀的表現為農民工工作非常辛苦，生活質量比較差。因此CC同樣表現為緩慢上升的曲線。曲線WW與CC相交于M點，M點之后，即城市就業的工資水平低于W時，由于在城市的就業成本大于就業收入，即城市就業凈收益為負，在理性選擇的驅使下，沒有農民工在城市就業，因此，在城市就業成本不斷上升的情況下，農民工工資再不提高將會造成勞動力的絕對短缺。M點之前一定會存在一個臨界點P，在該點上，城市就業的凈收益WPFC等于在家務農的凈收益AEI1 O.P點對應的工資水平為w在P點之前，即城市就業的收入高于Wp時，才有農民工進城務工，因為此時的城市就業的凈收益WPFC才會大于在家務農的凈收益AEIO。至于P點的具置，肯定是在M點之前，利用國民經濟的關于工資及各項成本的數據，通過量化分析可以確定出來，在此的定性分析僅僅是指出P點的存在，從而針對我國的勞動力供給的現狀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修改和補充。至于城市就業成本曲線CC的位置，可以根據具體的數據確定，但無論是在曲線AA之上，之下或是相交，都不影響分析的最終結果。P點是存在的，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是相對的，劉易斯模型在中國的應用是有條件的，我們應該探索有中國特色的劉易斯模型。

三、結合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特殊性對劉易斯模型的補充

(一)流向的部門分析

以上對劉易斯模型的新探索，主要分析解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如何流動的問題，至于流向哪些城市部門在我國也有一定特殊性。我國作為一個大的發展中國家，由于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存在諸多非正規部門，由于長期的戶籍歧視政策形成的文化意識，農民工成了在城市非正規部門就業的農民的特定稱謂。城市非正規部門界定為投資規模小、生產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低的以私營(個體或家庭經營)為基礎的部門，如小工廠、小家庭企業等，其余的有正規編制的政府及事業單位，以及規模大的公司企業等均屬于城市正規部門。由于流出的農民絕大部分在城市的非正規部門就業，從事一些簡單的體力勞動，造成農民工本人難以通過工作獲得知識、技能等的提高，雇用他們的部門也難以走上依靠技術進步發展的道路，容易形成低素質一低成本，低成本一低素質的惡性循環。劉易斯模型沒有對剩余勞動力的流向部門進行具體界定，在應用該模型時，也應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進行細化分析。

(二)由我國勞動力特殊性決定的回流性分析

勞動力要成為商品必須具備以下兩個條件：第一，勞動者必須具有人身自由，能夠自由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第二，勞動者必須一無所有，喪失了一切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維持生活。按照馬克思的這種說法，我國的勞動力又具有本國的特點，大部分的勞動者都能滿足擁有人身自由的條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都由人民所有，勞動者掌握一定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支配權，比如在農村，農民就擁有一部分土地的使用及收益權，目前的政策還不允許自由轉讓土地，與此同時，我國的一些用人單位也存在著市場化運作、非市場化及半市場化的運作方式，這就使得我國勞動力呈現出半商品性的特點，勞動力夾在商品和非商品之間，可以互相進行相對自由的轉換。這種半商品性決定了我國的農村勞動力與土地有著比較強的粘性或依附性，由于土地的巨大吸納性及我國特殊的土地政策，造成了流出的農民工很容易發生回流。

篇3

工資本質；活勞動；等量資本等量利潤；等價交換

工資理論是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一個重要補充，為了更深刻.更尖銳地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關系，馬克思獨樹一幟地將工資理論從傳統的“按勞計酬”模式中解脫出來，直接將雇傭工人的工資表現為雇傭工人本身的勞動力價值或價格，而不是傳統意義的雇傭工人提供的活勞動或勞動產品的價值或價格。這不僅在當時的理論界引起了軒然大波，至今仍然有著非常深遠的歷史和現實意義—歷史或今天有著社會主義淵源的國家如中國.越南.俄羅斯等都無一例外地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采用了馬克思的個人說法，就如英國、德國、日本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給予了足夠的重視。

可惜重視歸重視，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仍在英美法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理論界占據著統治地位，雖不能說他們已將馬克思的工資理論批駁得體無完膚，但憑心而論，要以馬克思的工資理論取代現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中的活勞動工資理論，已經成為了包括筆者在內的眾多“無產階級”經濟學者越來越遙遠的夢幻。這其中的原因也許真的很多，但工資理論中的根本錯誤可能是基本原因中的重要原因。

1.關于工資的本質

工資的本質歸根結底還是只能是活勞動或勞動產品，這在現行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中有了太多的證明，用“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論證，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論據：

這是工資概念本身的內涵決定的。就字面而言，工者，工作的意思，引申為工作成果，即工作者的勞動成果；資呢？就是工作者工作的報酬，也就是工作者在提供勞動產品或工作成果后應該得到的報酬。表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馬克思所說的雇傭工人在為資本家提供了活勞動或勞動產品后，資本家支付給雇傭工人的貨幣或其他形式的報酬。在這里，資本家是不是愿意支付雇傭工人勞動報酬，根本不會考慮該工人本身價值幾何—按馬克思勞動力工資論觀點，包括工人自身生活必需品價值。自我成就價值，子女撫養費用等，而只是考慮該工人是不是能勝任某項工作，最后為資本家提供了多少勞動產品。關于這一點，其實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工資本質理論里和薩伊及其政馬爾薩斯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里已經有過很多論述，有興趣的同行可以自行參考。需要強調的是，同樣是被稱為工資，為什么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是勞動或勞動產品的報酬，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就脫胎換骨地變成了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呢？如果一定要說資本主義社會的工資是勞動力的內涵，社會主義的工資是不是也可以做同樣的推斷呢？

這是工資的淵源造成的。工資起自封建社會，主要用于地主家的長工和短工，分別表現為計時工資和計件工資。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沿襲了這兩種工資形式，但本質含義與封建社會沒有什么區別。就資本家而言，如果愿意支付雇傭工人以計時工資，完全是因為他（她）本人認定自己的某個勞動部門或工作崗位必須有一個長期蹲守的人，在法定或認定時間內處理或等待處理自己必須或要求處理好的事物。在這里，支付工資的依據主要有勞動態度，勞動過程和勞動的后果，而不是馬克思所描述的勞動力價值。當然，雇傭工人在這里也會考慮自己的生活需要和子女的撫養費用，不能滿足這些基本需要，此處的雇傭關系將無法完成。也就談不上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和資本家榨取剩余價值問題。但歸根結底，資本家在這里考慮的是該崗位到底該值多少錢，雇傭工人考慮的是我在該崗位到底該拿多少錢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該崗位的活勞動值多少錢的問題。計件工資中的勞動價值特點更加明顯，由于工資只與勞動成果掛鉤，資本家僅僅參照工人的勞動數量和質量發放工資，根本不用考慮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享受需要.和勞動力再生產需要等問題。

這是工資計量行為的必然結果。工資的計量在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非常直觀而又簡單的資本家單方操作行為，資本家按照一定的標準，根據雇傭工人提供勞動產品的數量與質量，支付給雇傭工人一定數量的計時工資或計件工資—勞動產品增多，產品質量提高，雇傭工人獲得的工資數量相應也增多；反之，勞動產品減少，產品質量下降，雇傭工人獲得的工資數量相應也減少甚至沒有。而然雇傭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開支。成就需要開支和勞動力再生產需要開支等的變化都不能成為工資計量變化的依據或發放標準，既然工資是根據雇傭工人的活勞動或勞動產品的數量多少與質量好壞發放的，又何必別出心裁地說工資不是活勞動或勞動產品的體現呢？難道真要叫工資本質成為與自己不著邊際的勞動力價格的形而上學或法學的幻想不成？

這是工資給付期間的必然反映。資本主義社會里，無論是計時工資，還是計件工資。資本家都是在雇傭工人提供了活勞動—多數情況下是提供了勞動產品后，根據所提供活勞動或勞動產品的數量和質量，按照事先擬定的標準給雇傭工人發放工資的，而不是在雇傭工人提供活勞動前，先去考察所購買的雇傭工人需要多少的生活必需品，多少的自我成就費用，多少的子女撫養費用等等，然后將之加總，分期或一次性給付—如果如此，勞動力市場就會出現雇傭工人越老越值錢，家庭負擔越重越值錢，勞動能力強與不強無區別的不正常現象，這是資本家和雇傭工人都無法接受的非客觀事實！也是資本主義社會擴大再生產過程無法接受的非客觀事實！

這是工資所體現的剝削關系的直接結果：剩余價值理論和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告訴人們資本主義社會里有嚴重的剝削現實。說清楚了，就是在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資本被區分為了購買生產資料與原材料的不變成本和購買勞動力的可變資本，再生產過程也被區分成了必要勞動過程與剩余勞動過程，勞動時間也就有了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的不同說法。資本家的剝削最后也就落實為無償地占有了雇傭工人在剩余勞動時間里創造的價值，即剩余價值。這就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實際問題：剩余勞動過程不僅僅是勞動力，即可變資本的運作過程，同時也是機器和原材料等不變資本的耗費過程。作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雙重所有者，擁有勞動成果到底是一種合法權益還是真的對其中的部分資本（可變資本）進行了剝削？同樣是勞動使用，如果說對可變資本有剝削，是不是對不變資本也同樣存在剝削？如果對不變資本沒有剝削，對可變資本的剝削又從何談起？資本家根本不在意自己的預付資本是否要區分為不變和可變資本，但他知道整個勞動過程都是他全部預付資本的運作過程，他也就理所當然地應該擁有該勞動過程的全部成果—包括馬克思所提出的剩余價值！

所以，如果把工資理解為雇傭工人的勞動力價格，而不是活勞動的價格，不僅不能體現工資的真正內涵，同時也人為地增加了對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的透視難度，使資本主義真正的剝削關系隱藏于云山霧海中而無法感知了。

2.活勞動工資論更深刻直觀地揭示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

把工資本質確定為雇傭工人的活勞動后，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關系已非常直觀和簡便了，但在此之前，我們還有必要陪析一下現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里的幾個經濟學核心觀點：

關于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問題：按照政治經濟學的說法，勞動力是一種特殊商品，它不僅在再生產過程中創造出自身的價值，同時通過剩余勞動，創造出超過自己價值的剩余價值（被資本家剝削）。對此，筆者不能接受，在我看來，即便存在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的說法，則無論是必要勞動還是剩余勞動，都是勞動力與勞動資料有機結合的結果。說清楚點，就是在所謂的剩余價值生產過程中，既有勞動力活勞動的投入，同時也有機器和廠房設備等不變資本的投入，這一點與必要勞動過程沒有區別。如果我們執意強調剩余勞動過程中勞動力商品投入的特殊性，又如何否定該過程中機器和廠房設備等不變資本的特殊性呢？反過來，如果我們否定了該過程中不變資本的特殊性，則勞動力商品的這種特殊性不是以同樣的理由被否定了么？

換個角度考慮，把工人的活勞動看做是一種特殊商品，至少有兩點在理論上無法否定：和其他商品不同，活勞動看不見也摸不著，不好把握也不好計量；由于價值就是商品中的活勞動，再以價值的貨幣表現即價格問題來說明工人的活勞動當然無異于馬克思所說的“以一碗豆腐來說明豆腐一碗”，因此，活勞動商品的價格必須借助活勞動的成果來表現，即以社會必要勞動來衡量工人個別活勞動成果的價格。

關于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問題：依照現代政治經濟學的說法，資本家在再生產過程中的投資是要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其中不變資本是用于生產資料和勞動對象等以轉移形式存在的資本，而可變資本則是以創造形式存在的雇傭工人的工資。

這當然只是一種表象：資本本身就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如果不變，不帶來剩余價值，就只能稱之為資金而不是資本，所以，我們不能因為生產資料和勞動對象方面的投資有價值的轉移就生硬地將“不變”和“資本”兩個互相矛盾的概念聯結為一個非鹿非馬甚至無法把握的名詞！可變資本方面呢？由于一般情況下資本家都是在勞動過程完成后給工人發放工資的，而這部分資金（包括實物）的來源恰恰又是雇傭工人自己的活勞動。雇傭工人從資本家那里領取的其實就是自己活勞動成果的另一種轉換形式。這就很清楚地告訴我們：資本家根本不存在什么可變資本方面的投入。是工人的勞動給自己創造了收入，是工人的勞動創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財富，也使資本主義社會的擴大再生產得以維持與繼續。

關于等價交換問題：這是價值規律的核心內容之一，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條基本規律。但本人認為：資本家正是利用了等價交換規律的表象，在活勞動交換中徹底違背了等價交換規律，從而完成了對勞動者的實際剝削的—這一點在后面的分析中我將系統說明，此處需要強調的是：等價交換規律確實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條重要規律，但它只適用于綿羊。斧子和機器。勞動力等一般商品，不適應活勞動購買這種特殊商品，要真正徹底地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關系，就必須首先找出活勞動買賣中的不等價交換！

關于等量資本等量利潤問題：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另一條基本規律，雖然實際操作中總會有很多的背離情況，但作為長期的競爭結果與發展趨勢，這一規律我們絕對不能輕視！就是說，無論是產業資本家，銀行資本家，還是商業資本家，投入再生產過程中的資本數量也許不一樣，每一次具體操作時獲得的利潤數量也許也不一樣。但無論如何，他們的利潤水平是追求相同的，同樣多的資本投入只能獲得同樣多的凈收益！如果違背了這一點，就肯定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包括馬克思所說的剝削問題！

下面我們聯系實際，對工資為活勞動價值時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進行直觀而簡單的揭示：

例證：產業資本家某期以2分的月息從銀行資本家手里借取500萬元投入再生產過程，一個月后生產過程完成，產業資本家從市場獲取總產值600萬元。按約定的利率歸還銀行資本家510萬元以后，產業資本家需支付雇傭工人多少工資才不存在對工人的剝削和豪奪呢？

根據前面提出的等量資本等量利潤原則，我們可以做一個這樣的推斷：既然銀行資本家的500萬在本次生產過程中已經從產業資本家手里賺取了10萬元，產業資本家也就必須在本次生產過程里賺取10萬元。而總產值在與銀行資本家了結后還有90萬元，產業資本家從中提取10萬元不僅很有必要，而且也成為現實的可能。也就是說，本次生產過程中，如果產業資本家與銀行資本家一樣只獲取了10萬元或低于10萬元，其余80萬元或更多都支付給工人做了工資或福利，產業資本家就沒有對工人進行任何剝削，資本家對工人活勞動的購買也不存在不等價交換情況；但如果是另外一種結果：產業資本家在本次生產過程中提取額超過10萬，發放給工人的工資福利低于80萬，這就出現了馬克思所說的剝削問題。從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和資本家投資的目的及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要求來看，剝削的嚴重存在應該說是資本主義社會財富分配的主流！但無論如何，這種剝削并非來自資本家對雇傭工人勞動力的“剩余”使用，而是來自流通領域的不等價交換—工人的活勞動和資本家支付價格的不等價交換！

為了更清楚深刻地揭示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筆者對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過程做一次系統的整理。

按馬克思的觀點，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過程可以表示為；G—W（A.Pm）....p....w’—G’

其中，G表示資本家的預付資本，W表示預付資本的實物形式，A表示生產資料和勞動對象等，Pm表示勞動力，...P...為生產過程，W’為生產完成后勞動產品的實物形式，一般說價值超過W，G’為其貨幣形式，G’=G+g，g為剩余價值。按照我們前面的分析，Pm部分資本家是沒有預付的，所以，調整后再生產過程可以表示為：G—W（A）...P...W’—G’。其中，W’=W+Pm+m，m表示增值部分剔除工資后的余額，包括平均利潤和剝削額，G’=G+g。但此時的g不能表現為剩余價值，只能稱為預付資本的增值價值，包括工資.平均利潤和剝削額。文字歸納可以表述為：資本家預付資本G購買了生產資料與勞動對象，在經過工人勞動后形成了包括工資。平均利潤和剝削額的新產品W’，投入市場后，完成實物到貨幣的轉換，實現了預付資本的貨幣增值，也一般完成了馬克思所說的對工人的“殘酷剝削”。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

篇4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勞動力；商品屬性

一、勞動力商品定理

（一）所謂勞動力商品定理，是指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必要而充分的條件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了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兩個前提條件：1.勞動者具有人身自由，具有獨立的人格，可以自由支配包括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也就是說，擁有個人勞動力的所有權；2.作為勞動力的所有者的勞動者個人不擁有實現自身勞動力所必需的生產資料，也沒有足以維持自身與家庭成員物質資料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因此只好靠出賣自己所擁有的勞動力來求得生存。

（二）勞動力成為商品是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關鍵條件，勞動力的使用過程也是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科學的反映了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產生發展的歷史

勞動力商品定理是由馬克思首先提出并證明，這一定理仍然是分析社會主義勞動力商品的基本理論框架。但是一些傳統的觀點還是把勞動力成為商品看作是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前提，所以在他們眼里勞動是不是商品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勞動力作為人類一般勞動過程的必要要素，是勞動力的自然屬性，為一切社會形態所共有。工人將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力的社會屬性。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勞動力商品的屬性

（一）勞動力成為商品是市場經濟的根本要求

1.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條件不充分

在國有經濟中，勞動者沒有擇業自由，即對自己的勞動力沒有所有權，因此不可能有勞動力商品。在公有制經濟中，作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的是共同擁有公共產權的勞動者整體，而不是任何單個的勞動者個體，勞動者個人沒有直接擁有使用自身勞動力所必需的生產資料，生產的人身條件與物質條件仍然以特殊形式相互分離。因此在國家占有幾乎全部社會生產資料，勞動者沒有擇業自由，全民所有制企業對職工有不得解雇的義務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勞動力資源配置不依賴于市場機制。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有完備的勞動市場體系

（1） 生產的人身條件所有者與物質條件所有者仍然處于分離狀態，即仍然是兩個不同的經濟主體，因此兩種生產要素的結合仍然需要通過勞動力商品的買賣。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者指的是一個群體，而不是單個某人，針對這一群體，個體勞動者是不能隨意處置或使用原本屬于群體所有的生產資料，而是處在一種與生產資料相分離的狀態。多數情況下企業勞動者集體只是本企業公有生產資料所有權主體的很小一部分，而且是不固定不穩定的一部分，因此無權自由處置企業的公有財產。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存在不同的利益主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在國有企業中，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是相互分離的，不一樣的企業與勞動者之間有很大的差別表現在經濟利益方面，并且在企業內部各個勞動者之間也有這種顯著的差別，企業取得勞動力資源越來越依賴于市場機制。

（3）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個體所有制以個體勞動為基礎，業主既是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又是勞動者，不存在兩種生產要素相分離的情況，因此也不存在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問題。私營經濟和“三資”企業的雇工情形和資本主義企業相類似，由于工人不占有企業的生產資料，只能把自己的勞動力當做商品出賣給私營企業主或者“三資”企業的老板，獲取高工資收入，勞動力仍然是商品。

（二） 勞動者在社會主義生產中的地位

1.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具有商品的條件主要是指被私營企業、外資企業所雇傭的勞動者付出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是一種商品；然而在公有制企業中，勞動力被當作一種生產要素，而不是商品。因此，為了讓這種生產要素的勞動力發揮重大作用，就需要通過市場來進行調節，優化組合，合理配置，合理流動。

2.社會主義生產條件下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國有經濟中勞動力成為商品和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不存在矛盾，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不取決于流通中的交換形式，而是取決于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生產資料的占有形式。

（2）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公有制企業中的勞動者生產出的產品是一種社會產品，勞動者都可以共享企業的經營成果，沒有工資和利潤的對立。企業勞動者的工資高低主要取決于企業經濟效益的狀況，勞動力市場的供求狀況對企業收入分配不能產生決定性影響，勞動力的價格不完全取決于勞動力的供求狀況。

（3） 雖然公有制經濟中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結合在市場經濟中也采取了雙向選擇的市場形式，但真正公有制經濟中，勞動者一旦進入企業就享有了作為公有生產資料所有者中的一員所應具有的權，如按勞分配、民主管理、利潤分享等，而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勞動者。

3.勞動力市場的存在和發展壯大已是不爭的事實，承認勞動力成為商品與社會主義并不矛盾，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要素實現市場基礎配置的必要條件。勞動力成為商品，是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的必然現象。

三、勞動力商品化的歷史意義

1.勞動力商品化意味著勞動力人格的獨立化。勞動者人格獨立化有利于培養大家的自由、民主、平等、競爭意識，消除過去的等級、特權和依附等不好思想；有利于成分發揮勞動者的才能，激發勞動者的創新意識，使勞動者傾其才，盡其能，服務社會；有利于為市場經濟的發展營造好環境。

2.勞動力商品化可以使國有集體企業在開放的人力資源市場上配置勞動要素，增強競爭，盡快融入市場經濟。（作者單位：遼寧大學）

參考文獻：

[1]《資本論》第一卷，中央馬列編譯局編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蔣學模 《社會主義經濟中的資本范疇和剩余價值》[M]1994年版

[4]李鐵映關于勞動價值論的讀書筆記[J]中國社會科學 2003年版

篇5

摘要：莉絲?沃格爾在《和女性受壓迫―邁向統一的理論》一書中嘗試為分析女性受壓迫問題構建一個穩定而恰當的理論體系。她認為女性受壓迫的基礎是她們在勞動力再生產中的獨特地位。具體到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女性受壓迫現象，她主張將這一問題置于社會再生產語境中，從家務勞動和平等權利兩方面來分析。

中圖分類號：D442.9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004-2563(2007)06-0073-06

莉絲?沃格爾(Lise Vogel)是當代西方女性主義的代表人物。她一直堅持用的立場去探討關于女性的問題，并以此深化理論。沃格爾認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婦女解放運動要深入發展，必須有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但傳統的社會主義運動和當時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沒能確立穩定的理論基礎，這使得解決女性解放問題的努力經常為不同觀點之間的論爭而困擾，而構建這樣一個理論基礎的關鍵在于將所謂的女性問題置于社會再生產語境中。在《和女性受壓迫――邁向統一的理論》(Marxism and theOppression of Women:Toward a Unitary Theory)一書中，沃格爾就作了這樣一個純粹理論上的嘗試。

一、源自于的幾個基本概念

在用社會再生產觀點去分析女性受壓迫問題之前，沃格爾首先明確了幾個源自于的基本概念：勞動力、勞動力再生產和必要勞動。

馬克思對勞動力概念有過明確的定義：“我們把勞動力或勞動能力，理解為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沃格爾引用了這一概念，指出勞動力是人類擁有的潛在能力，只有在勞動過程中被使用時，這種潛能才能實現。一旦進入勞動過程，勞動力擁有者就提供勞動。

沃格爾接著解釋勞動力再生產。勞動過程并不是獨立存在的，它們存在于特定的生產方式之中。而每一個社會生產過程，同時也就是再生產過程。社會再生產除了需要生產條件的再生產外，還需要有充足的勞動力，以保證勞動過程的運行。勞動力再生產因而成為生產的條件。勞動力再生產當然可以通過很多方式來實現，不過工人不可能永遠活著，那些因勞累和死亡而無法勞動的勞動力，必須要由新的勞動力來補充。沃格爾指出，補充勞動力的方式當然有很多種，在勞動力通過代際更替――也就是說，現存工人被下一代新工人代替――得以更新時，生物意義上的再生產就必須介入。人類開始分成兩種在生物上有區別的群體，女人和男人。

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女性受壓迫之前，沃格爾特別解釋了必要勞動這一概念。就像馬克思所說的，必要勞動是每天的工作中生產者維持自身再生產所需的部分，而每天工作的其余部分是被剝削階級占有的剩余勞動。沃格爾則進一步將資本主義社會的必要勞動分成了兩個部分，一個是社會部分，一個是家庭部分。必要勞動的社會部分與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剩余勞動緊密相連，像馬克思指出的，在工作日中，工人的必要勞動獲得報酬，而剩余勞動則是無酬的，但是從工人的角度說，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之間不存在區別，工資看起來也是為兩部分的時間而支付的。必要勞動的家庭部分是家務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領域之外實現。沃格爾特別強調，勞動力的再生產既需要必要勞動的社會部分，也需要必要勞動的家庭部分。因為，首先，工資可以允許工人去購買商品，但是在商品被消費之前，必須進行額外的勞動――家務勞動；其次，許多與勞動力代際更替相聯系的勞動也是家務勞動。因此，沃格爾總結道，在資本主義社會，剩余勞動與必要勞動之間的關系就有兩個方面：一方面，通過工資的支付，必要勞動的社會部分與剩余勞動之間的區分很是模糊；另一方面，“必要勞動的家庭部分，與實現剩余勞動的舞臺――雇傭勞動分離了開來。”

沃格爾對上述概念的界定和闡述基本都遵循馬恩的本意，這保證了她接下來對女性從屬地位的分析能在的框架內進行。

二、女性受壓迫的物質基礎

沃格爾構建理論框架的第二步是對所有階級社會中的女性受壓迫問題進行一般性考察，也就是說，解決女性受壓迫的物質基礎問題。“因為女性受壓迫的物質基礎自始至終都是焦點，所以此時我們必須先把問題的其他方面放置一旁。”在解釋過幾個基本概念之后，沃格爾開始分析階級社會中女性為什么會處于從屬地位。

對這個問題，沃格爾有一個明確的判斷，就像她在解釋勞動力再生產概念時所指出的，在采用代際更替方式補充勞動力時，女性具有特殊的作用，“正是這種在勞動力再生產中的獨特作用，構成了她們在階級社會中受壓迫的基礎。”

在生育期間，女性的勞動能力會降低，沃格爾認為，這對統治階級來說是一個潛在的矛盾。一方面，生育影響了統治階級對剩余勞動的占有。首先，懷孕和哺乳至少需要幾個月的時間，女性在此期間進行剩余勞動的能力當然降低了，即使她們仍然能夠參與剩余勞動生產，生育在某種程度上也妨礙了對其剩余勞動的立即占用；其次，女性的勞動通常是維持勞動力所必須的，所以懷孕和哺乳也可能降低了女性維持勞動力的能力；最后，在女性懷孕和哺乳期間，有部分必要勞動是為她提供的，否則這些勞動就可以成為被統治階級占有的剩余勞動，也就是說，為了給女性提供其生育期間所需的生活資料，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增加必要勞動，這就意味著剩余勞動的相應降低。而另一方面，生育對統治階級又是有益的，因為如果勞動力要通過代際更替而得到補充，就必須進行生育。所以，“從統治階級的觀點看，占有剩余勞動的即刻需要，與整個階級占有剩余勞動的長期需要之間，存在著潛在的矛盾”。

解決這一矛盾的方式除了階級斗爭之外，還有在歷史上形成的各種勞動力再生產形式。沃格爾指出，通常，其他的成年人，一般是父親和他的家族，或者分娩婦女自己的男性家屬，有責任保證婦女在分娩期間被供養。被統治階級男子因而在勞動力再生產的代際更替方面有著特殊的作用：他們保證為分娩的婦女提供生活資料。被統治階級家庭通常是維持必要勞動和進行代際更替的主要地點，而這正是性別分工的源泉之一，這種分工使男女在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方面發揮不同的作用。“一般而言，在與必要勞動相聯系的任務方面，特別是在與孩子相聯系的工作方面，婦女承擔了更大的責任。相應地，男人通常在提供物質生活資料方面承擔了更大的責任，這種責任通常伴隨著他們更多地從事剩余勞動。”地就是說，事實上在所有的勞動力再生產形式中，男性在提供物質生活資料方面承擔了更大的責任，而女性在必要勞動任務方面承擔了更大的責任，并形成了男性統治女性的制度化的形式。

為了供養家庭中的女性成員，男人會得到超出他們自身個人消費所需的生活資料，這個過程的確

切形式在不同社會中的表現差異很大，但就對女性的統治而言，這種形式通常是合法的，并因女性受壓迫的制度化結構而得到加強。也就是說，統治階級支持被剝削階級中的男子統治，原因是他們希望鞏固勞動力再生產，保持必要勞動的數量。如同帕迪?奎克(Paddy Quick)所分析的：“女性試圖占有超過維持其生存所需的生活資料，是統治階級占有剩余部分的一種間接需求。這樣，男性對女性的統治就得到了統治階級的支持甚至因此而強化。另一方面，在建立于男子統治基礎之上的社會制度中，任何逃避撫養女性的‘責任’的企圖也遭到了反對。男子控制超出日常自身再生產的生活資料，僅僅是為了讓他們能對自己階級的再生產做出貢獻。”沃格爾對此進一步總結道，“這樣的政策是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而實行的，而不管男子統治給男人帶來了什么直接的利益。”

上述分析都是針對被統治階級婦女的。至于統治階級婦女，沃格爾強調，在理論上，她們的地位與被統治階級婦女的地位有根本的區別。盡管在特定情況下，女性受壓迫的共同經歷，可能會使她們超越階級界線在一定程度上團結起來，盡管這種團結有強大的現實基礎和重要的政治含義，但這都不能抹殺統治階級女性與被統治階級女性地位的本質差別。因為，“只有從屬階級的女性才參與了維持和更替階級社會運行不可或缺的力量一可供剝削的勞動力”。統治階級中的女性對于本階級的男性來說也可能處于從屬地位。這種從屬地位的根源，是她們在統治階級個體成員的代際更替方面的特殊作用。沃格爾指出，這里的問題是財產。如果財產由男子來掌握并傳給孩子，那么女性受壓迫就是保證孩子的父系血統的一種便利方式。

經過這些分析之后，沃格爾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正是女性生育期間男性為其提供生活資料，而不是性別分工本身，構成了階級社會中女性從屬地位的物質基礎。”

三、資本主義社會中女性在勞動力再生產中的位置

在對階級社會中的婦女受壓迫進行過一般性的分析之后，沃格爾轉向資本主義社會的女性受壓迫問題。那么，在資本主義社會，女性受壓迫的境況有什么特殊性呢?沃格爾說：“女性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特殊位置包括兩個確定的方面：首先，像在所有階級社會中一樣，就身體方面而言，女性和男性在社會再生產中具有不同的重要性。第二，女性像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其他群體一樣，缺乏完全的民利。”

沃格爾對第一個方面的分析主要是經濟性的。她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再生產的特征和女性受壓迫的根源，都在于“資本主義積累自身的邏輯”。

沃格爾認為，早期階級社會中壓迫性的勞動分工使男女在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兩個組成部分中處于不同的位置，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雇傭勞動和家務勞動之間的區分強化了這種位置。在資本主義社會，必要勞動家庭部分的負擔大部分落在女性身上，而從事雇傭勞動提供商品則大部分是男性的責任。沃格爾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創造剩余勞動的領域和可以被準確地稱為家務勞動的領域之間，劃了一條清晰的分界線”。在資本主義積累過程中，雇傭勞動與家務勞動之間的對立日益尖銳。資本主義通過提高生產力、特別是通過工業化來增加剩余價值，這“使得家務勞動和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在空間、時間、制度方面形成了嚴格的區分”。資本家使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在雇傭時間內集中在工廠，處于他們的直接控制之下。“雇傭勞動因而與勞動者在工作之外的生活，包括他或她參與的必要勞動的家庭部分，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家務勞動日益發生在特定的社會單位之中，它在空間和時間上與雇傭勞動的隔離因男子統治而日益加強。這些，使得資本主義社會的家務勞動表現出了特殊性。

這種特殊性在意識形態層面上造就了女性從屬地位的基礎。首先，從事家務勞動的單位處于孤立狀態，使得男女之間產生了自然的分離，似乎婦女傳統的自然的位置就是“局限在與資本主義生產隔離的世界里”。其次，家務勞動的“特殊性對男女而言都造成了私人生活和某些公共領域之間的強烈對立”，在制度上，家務勞動與男子統治語境中的雇傭勞動之間有極大的不同，從而形成了女性從屬地位的一系列意識形態。第三，區分不同領域的意識形態深深扎根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運行之中，并因男子統治體系而加強，因此很難超越。

當然，作為必要勞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家務勞動可能減少了工人參與雇傭勞動所實現的剩余勞動，這客觀上與資本積累相悖，所以，資本主義積累的壓力使家務勞動的數量有下降的趨勢，也就是說，“必要勞動的家庭部分被極大地削減了”，其主要方式是家務勞動社會化。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家務勞動無法完全被社會化。沃格爾認為，障礙來自四個方面：首先是經濟因素，因為撫育孩子和維持家庭生活的費用都相當高。其次是意識形態因素，將以前在家中所做的工作社會化，可能會沖擊工人階級傳統的生活方式，而公共教育的引進則會遭到一些擔心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灌輸的工人階級激進分子的抵制。第三是政治因素，家務勞動的縮減可能會有助于激進工人組織行動，從而成為對統治階級的政治威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家務勞動社會化的最終障礙是生物因素，盡管可以將家務勞動縮減到最低程度，“但分娩這一基本的生理過程仍然是女性的職責”。

在這里，沃格爾又一次強調，資本主義社會中，女性和男性在社會再生產中的不同地位因階級不同而有很大差異。工人階級女性承擔了更多的必要勞動家庭部分的責任，也就是說，她們主要的任務是維持和更新勞動力；相應地，工人階級男性承擔了更多的必要勞動社會部分的責任，也就是說，他們必須從事雇傭勞動以提供商品形式的生活資料。而在資本家階級中，女性可能承擔了更多的個體階級成員代際更替過程的責任，男性則承擔了更多的維持資本主義積累過程的責任。

四、資本主義社會中女性在平等訴求中的位置

沃格爾對資本主義社會中女性從屬地位分析的第二個方面集中在政治權利上，即考察女性在平等訴求中的位置。她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平等有兩個方面對于分析女性受壓迫很有意義：第一，人人平等現象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經濟運行中的體現方式；第二，人人平等現象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變化。

首先，平等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積累的要求，但女性缺乏這種平等。在闡述這個觀點時，沃格爾開門見山地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運行中，存在著一個重要的政治現象一人人平等的趨勢。當然，沃格爾強調，這并不是說人人平等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必然產物。像馬克思所指出的，平等的理念在不同的社會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它才有了堅實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商品的特殊性。馬克思對此有過精辟而細致的分析。商品作為勞動的結果具有二重性，既擁有使用價值也擁有價值。商品可以交換，就是因為每種商品中都體現了同樣的一種東西：抽象的人類

勞動，即價值。價值的存在使我們可以不去理會各種勞動之間的區別。人類不同勞動之間的等同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基本特征，為價值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而且，沃格爾指出，“資本主義的擴張使勞動的等同化日益加強。積累要求人類勞動越來越采取沒有區別的抽象勞動形式。”

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勞動力也進入市場被買賣。在市場上，工人擁有勞動力這種商品，資本家擁有貨幣這種商品，二者都是商品所有者，都希望能買到凝結在商品中的抽象的人類勞動，他們的交易遵循商品交換規律，“他們是在市場上簽訂交換合同一工資契約一的平等的交易者”。所以，沃格爾認為，“人人平等正處于勞動力買賣的流通領域內”，在流通領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注定要求平等必須占據統治地位”。

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說，“只要我們考察的不是單個資本家和單個工人，而是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不是孤立的商品生產過程，而是在社會范圍內不斷進行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那情況就不同了”。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勞動力生產出了剩余價值，在這個領域，掌握控制權的不是政治平等，而是“剝削規則和經濟權力”。所以，沃格爾強調，“在流通領域中建立的人人平等趨勢背后，隱藏著階級壓迫的強大力量”。然而，人人平等并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政治原則或虛假的意識形態，而是一個“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有物質基礎的復雜現象”。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社會進程處于資本的控制之下，隨之而來的趨勢是人類勞動日益等同和個人在政治上日益平等。當然，這里的個人指的是所有的人，包括女性。

盡管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只有某些女性從事家務勞動――即工人階級婦女，她們要維持和更新可供剝削的勞動力――但所有女性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都缺乏平等，至少在原則上缺乏平等。“女性缺乏平等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女性受壓迫的一個具體特點。”以往階級社會流傳下來的歧視女性的傳統，因新的發達的資產階級政治歧視而得以補充和強化，“法律體系和一系列正式的社會實踐都對女性的受壓迫和不平等地位給予支持。”很明顯，資本主義承諾人人平等，而女性卻沒有被給予這種平等，她們強烈地感受到了這一點，而所有女性――工人階級女性和非工人階級女性――都缺乏平等，使得她們有可能聯合起來，建立超越階級陣線的女性團體，共同斗爭。

當然，女性在平等訴求方面是有特殊性的。沃格爾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各種不同成分和性質的團體都缺乏平等權利。一些團體像出生在美國的非洲人和土著美國人一樣，有著特殊的被壓迫歷史。另一些團體則由一些具有獨特性質的個人組成，比如同性戀者或老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女性與上述二者都不同，她們既不是有著特殊歷史的被壓迫者，也不是擁有獨特性質的個人團體。她們是有生育能力的人類中的一半，而生育可以補償資本的勞動力供應。換句話說，她們缺乏平等與其他群體缺乏民利具有不同的性質。“這種特殊的性質來源于女性在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中的不同地位。”相應地，阻礙女性獲得真正平等的因素也有自己的特性。

其次，平等訴求日益向細微差異宣戰，而女性在實質上缺乏平等權利的狀況日益突出。在資本主義社會早期，平等訴求是反對封建制度的財產束縛和人身束縛。工業資本主義開始兩百年后，明顯的公民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現象大部分都消失了，今天，平等訴求是要求消除“人們之間更加細微的差異”。女性對于平等的訴求也經歷了同樣的發展。過去，婦女運動的重點在于消除社會中明顯的不平等，特別是法律法規中的不平等。而今天，“女．『生在所謂的私人領域為平等而戰，這個領域過去被認為主要處于法律補償和社會補償之外”。比如，她們現在爭取的是家庭中的平等、性選擇的自由以及生育孩子和不生育孩子的權利，等等。

沃格爾指出，隨著女性在法律和形式上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平等，形式平等和實質平等之間潛在的緊張狀態也就愈發顯露了出來。在政治層面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平等范圍的擴展趨勢與女性缺乏權利的現狀之間形成了巨大反差，它們的矛盾也日益加大。隨著時間的發展，在大多數資本主義社會中，女性被孤立的程度日益降低，女性從事雇傭勞動的范圍和數量日益增加，但是，女性的地位依然獨特，有利于資本家的對女性的歧視依然存在。比如，眾所周知，為“女性的”工作而支付的工資仍然很低。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階級結構中的中間階層日益壯大，同質化消費主義生活方式不斷發展，家務勞動這一“女性領域”與雇傭勞動這一“男性領域”間依舊迥然有別，這些仍然為女性構建了“不平等的語境――男性幾乎成為多數女性生活中至關重要的社會性因素”。